漢朝的法院
首席大法官
王勝俊
一級大法官
沈德詠
二級大法官
張軍
萬鄂湘
江必新內
蘇澤林
奚曉明
熊選容國
李玉成
李克
劉家琛
王秀紅
黃爾梅
景漢朝
池強
張立勇
張忠厚
張文顯
康為民
周玉華
羅布頓珠
羅殿龍
鄭少三
李少平
趙祥娃
肉孜·司馬義
王維山
左世忠
公丕祥
應勇
周溯
南英
馬三剛
馬新嵐
王振華
劉玉順
孫華璞
安東
齊奇
許前飛
鄭鄂
錢鋒
高勇
董治良
梁明遠
劉曉陽
『貳』 古代的「最高法院」大理寺，為什麼叫「寺」
這里的「寺」不是寺廟的「寺」。
解釋：寺，si，廷也。有法度者也。凡府廷內所在皆謂之寺容。「寺」本來就有古代官署名。大理寺，官署名。相當於現代的最高法院。
歷史沿革：秦、漢時以廷尉主刑獄，審核各地刑獄重案。漢景帝、漢哀帝、東漢末漢獻帝、南朝梁武帝四次改為大理，均仍復舊。北齊定製，以大理寺為官署名，大理寺卿為官名。隋以後沿用。大理之意：古謂掌刑曰士，又曰理。漢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
『叄』 鄭州漢朝叫什麼
鄭州在漢朝叫滎陽。鄭州地處中國華中地區、黃河下游、中原腹地、河南中部偏北，位於黃河中下游和伏牛山脈東北翼向黃淮平原過渡的交接地帶，西部高，東部低，中部高，東北低或東南低；屬北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
鄭州是全國重要的鐵路、航空、電力、郵政、電信主樞紐城市，擁有亞洲作業量最大的貨車編組站。鄭州航空港區是中國唯一一個國家級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鄭州商品交易所是中國首家期貨交易所。鄭州是聯勤保障部隊鄭州聯勤保障中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迴法庭駐地，也是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核心組成部分。
『肆』 漢朝的錄囚制度
錄囚亦稱慮囚。中國封建時代由皇帝或有關官吏訊察囚犯並決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此制始於漢代。《漢書·何武傳》記載，何武有"行部錄囚徒。"顏師古日:"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漢書·雋不疑傳》注)《後漢書·寒朗傳》載，東漢明帝"車駕自章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魏、晉、隋、唐、宋等各有錄囚之制。《新唐書·刑法志》載:太宗於貞觀六年, "親錄囚徒，閡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宋史·刑法志》:"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錄囚也是主管長官的職責，並有嚴格的期限。唐代由大理寺掌。還有監察御史巡行地方錄囚。明清時皇帝一般不再親自錄囚。
『伍』 漢朝實行的三公九卿制度，是怎麼劃分政務的
漢朝實行的三公九卿制度，是怎麼劃分政務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夏朝就是三孔口徑(《禮記》:「夏侯氏官百，天子有三孔，口徑，27醫生，81院士。」「設置四個輔助和三個男性，不是必須的，而是他。可以用語言說。」)。銀島三孔口徑。周王朝時期，太史寺、教師、太浦、太浦為三公，小史、小夫、小寶、大冢、師徒、宗寶、司馬、沙丘、寺公為觀影。秦始皇建立秦朝後，以丞相、御史大夫、蚩尤為三公。那麼問題來了，在漢朝的這個歷史階段，「三孔口徑」中的「三孔」究竟是哪三個官職呢？
《三孔口徑》中的「三孔」是指漢朝哪三個官職？
四
最後，東漢時期，蚩尤、道士、司公成為「三公」，在這三公中仍然是掌握兵權的上尉，獲得了第一名。但是東漢中後期，特別是漢化後，大將的地位上升到了三公之上。特別是東漢末年，三公已經有名無實了。例如，董卓彼此面向國家，居住在三公之上。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階段，經常有病魔的將軍在三公之上，掌握著朝廷的大權。漢朝的「三公」最終被曹操中斷。戴著天子，在諸侯的背景下，曹操以三公復治丞相，即丞相的官位掌握了東漢朝廷的大權，使韓憲制遺協成為傀儡。
『陸』 漢朝中央最高的審判機關
漢承秦制，中央最高司法審判機關稱作廷尉.
『柒』 古代的法院及官員怎麼稱呼
軍機 :清朝軍機處，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都是四品官以上。市局一級(所謂四品，是說四品以上的才能進軍機處)
封疆 ：有文武兩種可能，都不是官職。但一定是大官才能任。一般有封壃大吏，封疆大元帥。相當於省級
觀察 ：清代對道員的尊稱，縣級以上幹部
侍郎 ：六部的副職，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副部級，廳級
尚書 ：六部的主管，部級，副部級
察 ：明朝按察司是封疆大吏,相當於一個省的政法委書記.
方伯 ：等同於布政使，副省部級
中堂 ：唐、宋時指宰相，明清時成為對內閣大學士的稱呼，副國家級
郎署：不是官職， 指尚書郎的官衙
署郎 ：三國時期的庶子太子府屬官，第五品，也就是個縣級幹部
藩臬 ：清朝總督巡撫里的藩臬二司，省部級
臬憲 ：後明、清的提刑按察司,也稱臬司,俗稱臬台或廉訪);臬使(即按察使);臬府(即臬司。指肅政廉訪使);臬憲(舊時對按察使的敬稱)。省部級
總兵 ：無官職，但一般由高級武將擔任。清後期為正二品官。相當於省部級。或者大將、上將、中將級。
副將 ：副省部級或者中將、少將級
參將 ：東漢末曹操以丞相總攬軍政，其僚屬往往以參丞相軍事為名，即參謀軍務，廳局級或者少將、大校級
州牧 ：按現在級別是在省部級，甚至權力更大
鼎甲 ：科舉中一甲三人。不是官職
鼎右 ： 指重臣之職位.
極品 ：副國家級。元帥級，大將級，上將級
南宮 ：西漢皇帝禁衛軍分南北兩宮，北軍由執金吾領，掌京師的徼巡，南軍由衛尉統領，掌官門內屯兵，南宮並不是一個官職，是指一支部隊，相當於今天的首都戍衛隊。
黃堂 ：從四品。廳局級
琴堂 ：主管音律的官職，可能是五品官，不太清楚。廳局級，縣處級
司馬 ：司馬即太尉，為掌管軍政和軍賦的最高官職，即全國最高軍事長官，相當於今天的中央軍委主席。
甲傍 ：不是官職，指想依附有錢的人過下半生
青綬 ：指官印上的帶子的顏色，西漢時只有將作大匠使用銀印青綬，主管皇家宮室，副國家級，省部級
副尹 ：應該是尹的副職
飲鹿鳴，宴瓊林 ：負責宴會的官
能政 ：應該是日本的官名，也泛指有能力的官員，具體不詳。
黃甲 ：指近衛軍，也可指近臣
日舍 ：負責飲食起居的小吏
泮宮 ：不是官名，是指諸侯所上的最高學府，天子上的最高學府叫辟雍。
別駕 ：漢置,為州刺史的佐吏，副省部級
令尹 ：楚國的官名,相當於宰相，副國家級
佐貳 ：明朝知縣的副手，輔助知縣管理糧馬、巡捕等事，相當於一個縣的政法委書記。
廩貢：不是官職，是貢生的一個級別。
縣令 ：縣處級，副縣處級，也有可能是副廳局級，鄉科級主要視所轄區域不同而具體判定。
縣宰 ：同上
郡守 ：從省部級，至廳局級都有可能，視歷史時期及區域判定。
都司 ：副省部級，中將，少將級
少牧 ：輔佐牧的官職，相當於副部級。
提台 ：大將，上將級
中丞 ：副國家級，省部級。視歷史時期不同而定。
傳臚 ：不是官職，上傳語告下稱為臚，傳臚即唱名之意。
清要： 舊時稱地位尊貴，司職重要的官職。趙升《朝野類要》卷2：「職慢位顯謂之清，職緊位顯謂之要；兼此二者，謂之清要。」
太守。戰國稱郡守，漢改太守，為一郡的行政最高長官。秦分三十六郡，比縣大。相當於現在的省轄市市長。
2、刺史。漢武帝分全國為十三州，刺史掌管一州軍政大權。相當於省市長兼省市軍(分)區司令員。
3、京兆尹。西漢京畿地方行政長官。相當於北京市市長。
4、太尉。秦至漢均有設置，為全國軍政首腦。相當於國防部長。
5、越騎校尉。漢武帝時設置，禁軍長官。相當於衛戍區司令員。
6、廷尉。執掌法律、主審要案的大臣。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
7、史部尚書。掌管全國文武官吏考核賞罰。相當於人事部長。
8、光祿大夫。皇帝身邊顧問之臣。相當於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9、中書令。掌管皇帝命令發布。相當於「兩辦」秘書長。
10、尚書令。參議大政，綜管政務，百官之長。相當行政院長。
11、車騎大將軍。地位尊崇，多加重臣。相當於元帥軍衎。
12、行軍總管。統領軍隊出征的主將。相當於前沿總指揮。
13、都察院御史。古代最高監察機構。相當於監察部長。
14、知府。地方行政長官，總管州、縣事務。相當於省長(或省轄市長)。
15、知州。地方行政長官。相當於省轄市市長。
16、知縣。地方行政長官。相當於縣長。
17、通判。府之副職。相當於副省長,,或省轄市副市長,,。
『捌』 論漢朝的治獄思想
一、引言
「春秋決獄」是中國古代司法官根據儒家經典特別是孔子編撰的編年體史書《春秋》之義理作為決斷復雜、疑難案件依據的一種特殊審判方式，其應起源於漢以前，並盛行於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明確的法律制度，法律規定遇疑難案件應以儒家經義來決斷，實際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決獄」的明顯案例到唐代基本結束。中國法律人對「春秋決獄」多有詬病，但筆者認為其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斷案方式，在中國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佔中華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時間，「春秋決獄」的精神要義植根於中國法律的深層土壤，對整個中國法制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研究「春秋決獄」，對現代司法無疑有較大的借鑒價值。本文簡要闡述「春秋決獄」的基本理論，評價其積極作用，結合現代司法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行分析，尋求漢代春秋決獄與現代法制的淵源聯系，進而試圖思考中國現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決獄」的基本理論
（一）在孔孟時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備法律化的條件
儒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不能成為統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職、沒有實踐儒家政治抱負的條件有關系。孔子本人長期在多個國家間巡遊講學，同時也尋求做官機會，雖然孔子在魯國做過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個官職，但終不被重用，鬱郁不得志，游學生涯直到68歲，5年後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僅存在於民間，原因還可能是當時那麼一個戰亂紛爭的時代，儒家「仁、禮」等思想實際上不利於中國的大一統。確實，秦王贏政以韓非的「法、術、勢」法家思想縱橫天下，特別強調法律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為後來封建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之大一統奠定了理論依據。法家治國，誇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張用重典、輕罪重罰，這又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滅埋下了伏筆。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橫征暴斂，終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漢武帝獨尊儒術及「春秋決獄」的提出
秦滅後，由於法律的延續性及統治者認識上的局限性，漢代法律多抄襲秦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社會逐步趨於穩定，這樣的酷刑就不能再適應當時社會，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於社會和諧。隨著時間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在民間的影響力得到空前擴張，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禮的人逐漸進入到封建官僚隊伍中。漢朝初期的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曾宣布廢除秦朝嚴酷的法律，並採取「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等積極措施。漢武帝劉徹即位後，志在探索新的治國之策，在全國范圍內大量選拔人才，使越來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選拔到高層。董仲舒在參加人才選拔的「求賢良策問」中，以「《春秋》之義大一統」為題參加策問，取得漢武帝的贊賞後被提拔重用，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董仲舒過大中大夫、江都相、膠西相等職，就連辭官回鄉之後，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會去請教，使其有機會、有條件更多地參與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審判的實務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指導，還組織編輯《春秋決事比》（又稱《春秋決獄》），收錄232個以《春秋》決案的典型案例，在整個漢朝的司法審判中，《春秋決事比》實際上成為當時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為統治思想，必將以極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任何領域。既然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那它就必將成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進而實現統治思想法律化，使統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長期固定下來。好比現在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那麼我們的政治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法律也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因此，「春秋決獄」雖為董仲舒提出，可他無非就是順應了當時政治社會的發展，推動了儒家思想法律化進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統治需要。
（三）漢朝司法官對「春秋決獄」的運用
董仲舒倡導的「春秋決獄」，一般用在復雜、疑難案件的審理中，或者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案件適用儒家經典義理決斷，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規定時，如果某個案件的審判如果適用法律時與儒家經典義理相違背，那麼，儒家經典義理就有高於法律的權威。這些儒家經典著作主要有《易經》、《詩經》、《書經》、《儀禮》、《春秋經》等，其中放在特別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經》。為了後人決斷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選232個典型案例編輯《春秋決事比》，司法官以《春秋決事比》作為審判案件的標准，在《春秋決事比》中沒有類似案件時，再以儒家經典義理判決。
《春秋決事比》中的案例，現多以遺矢，但仍能從尚有記載的幾個案例中管窺漢朝司法官對「春秋決獄」的運用原則。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實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動機，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麼即使他的行為產生了社會危害，也可以減輕處罰；如果一個人的行為違背了儒家的仁義精神，即使造成的社會危害不大，仍然可以處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親和別人發生口角而斗毆，對方用刀刺殺父親，這時，兒子用棍子相救，本來要打對方，卻誤傷了自己的父親。在這件案件的審判中，司法官間產生了意見分歧，有司法官認為兒子犯了毆打父親的重罪，當時的法律規定毆打父親必須處死，因此這件案件中的兒子應判處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認為兒子的本意並不是要故意毆打父親，兒子不應該被判處死刑。這樣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會有「正當防衛」、「過失傷害」等思維，司法官們覺得很為難，因此把這個案件作為一個疑難案件報給董仲舒來處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為原則，認為兒子的動機不是打父親，相反是為了救父親，還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樣的案件發生在今天，當今的各國法官們的判決結果應該和董仲舒所處理的差別不大。二是「親親相首匿」，即近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其犯罪行為，除非是嚴重破壞了當時的封建統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權。《春秋決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沒有兒子，從路上揀了個嬰兒乙並把他養大，乙長大後殺了人，甲把乙藏匿起來。按照當時法律，藏匿殺人犯要受到重罰。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認為他們是父子關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確規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為不屬於犯罪。
三、「春秋決獄」的影響與價值
董仲舒首先倡導的「春秋決獄」無疑是具有較大負面作用的，主要體現在：第一，導致了封建司法腐敗。由於當時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許多案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春秋》等儒家經典又有較大的解釋空間，還有許多前後矛盾的地方，且《春秋決事比》作為當時的判例法，僅200多個案例，更是不可能窮盡社會生活的全部，這就為封建司法官根據自己的好惡解釋儒家經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於封建法制的完善。筆者認為，漢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這本身並無壞處，可無論成文法還是判例法，均沒有以應該有的速度繼續完善、充實，如果說沒有「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那麼司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後，不按照儒家經典來決斷的話，雖然會暫時增加審判難度，可也會逼著司法官們去思考如何完善現有法律的問題，從而促進法律的修改、充實、完善。在遇到疑難案件時，司法官們可依據儒家經典決斷，這就給司法官們帶來了思想和實踐上的極大惰性。
任何事物均有兩面性，對「春秋決獄」同樣應以一分為二的觀點進行評價。實際上，「春秋決獄」的貢獻和價值遠遠超過其缺陷，它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同時，亦可為現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一般認為，「春秋決獄」對古代司法的貢獻和價值主要體現在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推動法律儒家化、糾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緩和社會矛盾、推動了古代犯罪構成理論的完善等方面，筆者則從促進了社會和諧、體現了樸素的人本思想、對現代司法的一些啟示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促進了社會和諧
從法律制度上來分析，漢朝初期法律由於在很大一部分范圍內抄襲秦朝的法律，即「漢承秦制」，致使當時的法律過於嚴酷，繼續使用黥、劓、宮、斬左右趾等肉刑，對勞役刑亦無明確固定的刑期規定。嚴刑酷法在戰亂紛爭的年代或許有其積極意義（當然，也肯定有其明顯弊端），有利於促進社會政治的穩定安寧。可隨著漢朝的大一統，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人們必然對其十分仇視，從而引發社會動亂。經過漢初二三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迅速恢復，政治形勢趨於穩定，犯罪現象大為減少。殘酷野蠻的刑罰制度，愈來愈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廢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為大勢所趨。在許多繁酷的法律應該廢除而沒有廢除之前，董仲舒適時提出「春秋決獄」的法律主張，適應了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於維護政治的穩定。儒家倡導的「仁、愛、孝」等思想，具有相當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嚴酷的法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糾紛。從「春秋決獄」的審判實踐上來看，以儒家經典義理審判的案件多以「從寬」為主，這也有利於社會的和諧，避免產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決事比》中記載的一個案例：甲把自己的親生兒子乙送給了別人，乙長大後，甲對乙說「你是我兒子」，乙一氣之下打了甲。按照當時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親生父親，應判決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麼，矛盾糾紛就「升級」了，乙的養父、妻兒等與甲就產生了較大的矛盾，同時也導致他們仇視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條文來決斷此案，董認為甲生了兒子不撫養，其父子關系已名存實亡，所以乙不應處以死刑。實際上，甲作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處死刑，因此，筆者認為該案是一個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典型案件。
從社會制度上來分析，漢初吸取秦朝苛捐雜稅繁多而逼民起義的深刻教訓，以老子無為思想為指導，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經過長期的休養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時，也培養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賈和地主，富裕商賈和地主的子弟多無法無天、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為非作歹、目無尊長，導致綱常敗壞，社會矛盾越發突出。漢王朝比較清醒地看到了這點，順勢「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比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等綱常理論在當時確實能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春秋決獄」以極快的速度推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統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發揮了司法對政治、社會應有的作用。因此，「春秋決獄」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的穩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貢獻。
（二）體現了樸素的人本思想
「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從多個方面均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別強調親人之間的關系，認為為了親人而做的某些雖然不合法的事情也應該體諒，即「親親相隱」等。在前面提到的養子殺了人，養父把養子藏匿了起來，按照當時法律，藏匿殺人犯應處以重刑，但董仲舒考慮到父子之間的親情，在任何遇到這樣的事情，也是非常難以選擇的，因此他認為養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應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詩經》中說：「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為最自然不過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決事比》中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不依據法律規定，而可能是根據這句話來決斷的。有個年輕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時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屍體安葬。四個月後，這個女子的父母做主將女子改嫁。按照當時法律，在丈夫的屍體未安葬前改嫁應判處死刑，當時就有司法官這樣認為。法律的原意是懲罰女子的淫盪和為了財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為，但董仲舒認為女子改嫁不屬於淫盪，也不是為了私利，所以無罪。董仲舒判女子無罪，可能是從如下三個方面考慮：1、該女子的丈夫屍體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屍體很顯然是永遠找不到了，那麼，該女子就得永遠守寡，不得再改嫁嗎？很顯然，這樣的結論是荒唐的，所以該女子無罪。2、該女子改嫁是遵從父母之命，儒家強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反而說明該女子遵從孝道，顯然不是為了私利。3、「食色，性也」，這也應該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這個案例顯著的反映了「春秋決獄」的尊重客觀實際和樸素的「以人為本」的理念。
（三）結合現代司法的一些思考
從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決定在全國政法系統廣泛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黨的領導」，就是說全國政法工作必須服從服務於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我們的提法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這話本來是不錯的，但中國現階段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層出不窮、新情況新問題迅息變化，法官在審判中往往遇到根據法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加強黨的領導、依靠黨的領導來處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依靠黨來處理社會矛盾糾紛，而不僅僅依靠法律。當前，通過全國政法系統正在開展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大學習」活動，各級政法部門特別是司法機關深刻認識到：不能僅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尋求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統一。例如在許霆惡意取款案中，許霆在自動取款機程序出錯的情況下，惡意取款17.5萬元，廣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盜竊金融機構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案件在全國影響了許多思考、轟動，在媒體及廣大法律人和群眾的關注下，此案二審廣東省高院判處許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廣東省高院的判決，許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審中不得不機械適用法律，但廣東省高院順應民意，判處許霆法定刑以下刑罰，最終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結合「春秋決獄」來思考現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難理解。建國初期，我們強調的是「嚴打」，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嚴打」制度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中央適時倡導「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意思是「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但在實際操作中注重「寬」的一面，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死刑執行方式由槍決改為注射及緩減免訴訟費用、實行新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等制度，則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中，全國各級政法官員和司法機關負責人反復強調不要死搬法律條文，要注重案件的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這總體是好的，有利於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同時，我們也要借鑒因「春秋決獄」而導致司法腐敗的教訓，盡量避免主觀辦案現象的發生。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董仲舒傳》
2、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Z]。
4、趙曉耕，《春秋》與「春秋決獄」，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