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法修正案草案
「數額+情節」的模式，顯然更有彈性，也有利於提高貪腐成本。不斷修訂和完善法律，以 制度 托舉、以法律支撐，無疑才能讓反腐敗走得更穩、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為社會各界的焦點。此次人大審法，從嫖宿幼女罪的存廢，到暴力襲警罪的重罰，都引來關注。而貪污受賄罪的量刑標准，同樣是社會關注多時的問題。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對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劃分：不再具體列出貪污數額，而是分成貪污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量刑。而現行刑法中，是按照「10萬元以上」「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不滿5000元」四類貪污數額，分列出刑罰標准。相比之下，這樣的具體數額，不合理性顯而易見。
比如，河北秦皇島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億元現金，已經遠遠超出10萬元，但也只能按照10萬元以上來量刑。從公開報道看，因為貪腐5000元或者5萬元被處理的官員，也十分罕見。從這個角度看，這一 規定 顯然不合時宜甚至難以嚴格執行。所以，將貪污數額分成「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量刑，雖看起來比較原則，但無疑是實事求是之舉。
與改變具體數額的規定相比，另一個變化同樣重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不再簡單與貪污金額掛鉤，還同時兼顧考慮到「其他較重情節」「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前些年，內蒙古阿榮旗檢察院原檢察長劉麗潔，曾因「借豪車」被質疑。這樣的借款、借物，免費使用豪車、豪宅，在新的法條下，或許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認定了。「數額士情節」的模式，顯然更有彈性，也有利於提高貪腐成本。
不過，這樣的規定，也難免讓人產生一些擔心。有不少網民認為，刪除具體的標准後，自由裁量空間擴大，立案、量刑等環節，容易滋生腐敗問題。打消這樣的顧慮，需要具體的司法解釋跟進。其實，通過司法解釋甚至具體的司法實踐，來根據不同情況精確地調整具體的標准，也是更科學的選擇。
法律並非「死」的規定，而是應該有「活」的調整。只有通過與經濟、社會、政治乃至民意不斷對話，法律才能尋找到最好的切入點，真正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貪污受賄「5000元起步」的標准，形成於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價水平，就能對這個問題有更直觀的感受了。當然，法律也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是法律權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穩定性和變動性之間尋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題。
應該說，經過近三年強力的打虎拍蠅，反腐敗已經進入了一個攻堅期、深水區。國內外都有很多輿論，在看反腐敗「往哪裡走」。在這一階段，讓反腐敗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是必然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看，不斷修訂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舉、以法律支撐，無疑才能讓反腐敗走得更穩、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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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在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高峰論壇上， 北京大學 法學院教授陳興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開始起草，收受禮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關反腐而備受關注。
制定收受禮金罪的用意，在於彌補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與反腐要求的脫節。不僅如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經多處了解，刑法修正案(九)還將對受賄罪量刑進行規范化，受賄罪量刑標准將不再以5000元、5萬元、10萬元三個「尷尬」的數字為量刑標准。
擬增設收受禮金罪
「收受禮金罪將是獨立於受賄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賄罪的附屬罪名」，9月28日，刑法學權威、中國刑法學研究會顧問儲槐植告訴記者。
現行《刑法》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這意味著，「被告人構成受賄罪，必須在主觀上和客觀上為他人謀取利益」，儲槐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但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變相受賄行為，即官員慢慢被收買，卻無法證明其為他人謀利」。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腐敗分子的貪腐數額特別巨大，最後進入司法程序時，受賄數額卻只有幾千萬、幾百萬的原因，大量的貪腐金額與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找不到因果關系」，一名接近立法機關人士說。除此之外，缺少對因果關系的認定，還會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學者證實，收受禮金罪已寫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收受禮金達到一定數額，哪怕證明不了為他人謀利也可以定罪」，儲槐植說。
「當然，收受禮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賄罪輕一點」，他說。
在上述接近立法機關人士看來，增設收受禮金罪，是中國《刑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協調的問題。
我國已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但《公約》規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的行為是與其職務行為相關的，就足以構成受賄罪，並未包括「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
呼籲設立收受禮金罪最早出現在1997年，刑法學者周振曉當年在《杭州大學學報》的一篇文章中建議，在刑法中增設非法收受禮金罪。
亦有刑法學者表示不同 意見 ，9月28日，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多名刑法學者表示不需設立收受禮金罪，「而只需對現有受賄罪構成要件進行重構」。
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法室主任劉仁文曾表示，可以對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則可能將一些正常人情往來也變成犯罪行為。
受賄罪量刑不再「唯數字論」?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對反腐敗的規制，還包括重構受賄罪的量刑標准。
現行《刑法》中，受賄罪量刑標准參照貪污罪，劃分為4個標准：受賄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受賄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受賄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賄數額不滿5000元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只受行政處分。
這在現實中造成了量刑標準的不統一，「比如有人受賄8萬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賄80萬元，卻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泗漢說。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時，希望像盜竊罪那樣，取消受賄罪量刑的具體數字標准」，張泗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儲槐植告訴記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時，有意見稱取消受賄罪量刑中五千元、五萬元和十萬元的具體數字標准，只使用較大、巨大、特別巨大等模糊概念，「具體數字標准用司法解釋確定」，他說。
「這種意見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時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前一個月，被取消了」，儲槐植說。
「司法實踐中，有很多人提出疑義。有人認為，受賄罪5000元的起刑點數額是在1997年提出的，現在應該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廣西政法幹部學院教授歐錦雄說。
還有觀點認為起刑點應該降低，原因是「貪污賄賂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應該大於盜竊罪，而盜竊罪的起刑點數額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紹，「還有第三種觀點認為，受賄罪應該『零容忍』，因此量刑起點不設數額」。
歐錦雄的觀點是，以最低工資倍數作為受賄罪的量刑標准，「由於最低工資是最弱勢職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體現出受賄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賄罪量刑標準的進一步明確，是量刑規范化制度推進的一部分。經過多年試點，2010年，最高法院印發《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范了15個罪名的具體量刑標准。
有知情人士稱，這15個罪名涵蓋了我國全部刑事案件總數的75%，但不包括受賄罪。上述知情人士稱，有關部門已計劃擴大量刑指導意見中的罪名數量至約30個。
受賄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於其並未設置管制刑和罰金刑，這在司法實踐中帶來的結果是，受賄犯罪大量應用緩刑，造成輕刑化嚴重，帶來對受賄罪犯打擊力度過輕的質疑。
B. 求聶樹斌案最新進展
新聞中心 > 社會新聞 > 最新要聞 > 世態萬象 六十餘名學者律師簽名呼籲再審「聶樹斌案」
來源：人民網 作者：李婧 2011年09月14日08:03我來說兩句 (8170) 復制鏈接列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人民網北京9月14日電（記者 李婧）「一案兩凶」的聶樹斌案過去多年卻仍沒有定論，承認自己強奸殺人的「真凶」王書金至今也沒有拿到他的終審判決書，案件已經嚴重超過了法律規定審理期限。9月11日，賀衛方、何兵等學者和六十位律師在石家莊召開研討會，在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正在徵求意見之際，再次就聶樹斌一案進行討論，並簽署呼籲書，要求法院盡快啟動聶樹斌案再審程序。
「真凶」王書金二審四年沒宣判
1994年9月23日下午，在石家莊市電化廠宿舍區，原鹿泉市綜合職業技校校辦工廠聶樹斌因被懷疑強奸殺害石家莊市液壓件廠女工康某而被抓。1995年3月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並判決聶樹斌死刑，不久聶樹斌被執行死刑。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滎陽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幹警抓獲河北省公安廳網上通緝逃犯王書金。王書金供述其曾經多次強奸、殺人，其中一起是1994年8月強奸殺害康某。2007年，被判處死刑的王書金上訴，其上訴理由之一是「檢察院未訴其強奸殺害康某的罪行，從而導致無辜者聶樹斌蒙冤。」
王書金的代理律師朱愛民律師13日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他已經為這起不收一分錢的法律援助案件奔波於河北、北京多年，令他想不通的是，此案二審已經整整四年了，居然沒有任何結果。「從2007年7月30日二審開庭至今，王書金強奸、殺人案件至今沒有結論和說法。已經嚴重超過了法律規定審理期限。」朱律師說，他多次與主審法官聯系，法官沒有任何解釋，「只是含蓄地表示，此案不是合議庭能夠決定判決結果的。」朱律師說，王書金還在押，但是他多次要求會見受阻，而且他確定王書金認罪態度堅決，「他不希望別人給自己背黑鍋。」
根據法律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四類案件（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一個月。」也就是說，二審審限最長不超過二個半月。
聶樹斌母親求告律師專家「幫幫我」
「我組織這次研討會，是希望此案有個說法。如果法院殺錯人就要糾正，如果沒有殺錯人，那也應該以正視聽。」李金星律師是此次研討會的組織者，他自掏腰包負擔起這次會議的食宿，與會律師也都是自己負擔交通費。「沒想到來了六十多位律師。聶樹斌的母親、此案的代理人和王書金的辯護人都來了。」研討會上，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成為了律師關注的焦點。參加會議的朱愛民律師、李金星律師都向記者描述了她在現場的悲痛與克制。
李金星律師說，他曾經擔心張煥枝會在會場慟哭，影響研討。沒想到老人很克制，但是說起多年來向法院討說法的辛酸仍潸然淚下。「老人說，她每個月去四五次河北省高院，但是法院沒有人給一個負責任的答復，從來沒有人說這個申訴程序啟動了，很多人對她說要相信法律，讓她回家等，一等就是四五年。她說，老百姓太難了，連法院門都進不去。我不理解，為什麼不能給老人家一個聽證的機會，正面的聽取意見。」
李金星律師的說法得到了朱愛民律師的證實，朱律師表示，張煥枝講述了多年來四處求告的難處，還在現場哭著要求學者和律師「幫幫我！」談起張煥枝，朱律師感到很心酸，「媒體和律師都不能讓案件就這樣沉寂。如果王書金被執行死刑，如果張煥枝老人也不幸身故，此案就要沒有結果了嗎？不能讓時間淡化正義和公道。」
新刑訴法草案能否遏制「冤案」
研討會的主持人周澤律師將研討會和正在徵求意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聯系起來。他認為，除了呼籲盡快啟動聶樹斌案再審程序，還要從法律程序上遏制刑訊逼供和冤案的發生。「通過個案，我們應了解到在刑訴法本身，以及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刑訴修改之時，我們應如何面對這些問題，如何回應這些問題呢？比如，刑訊逼供、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監督流於形式、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片面地遷就公訴方等，這些都是導致冤案發生的原因，而刑訴法修正案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C. 刑法修正案八對醉駕入刑是如何規定的
《中華來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源(八)》草案，將醉駕、飆車，情節惡劣的，定為犯罪。根據刑法修正案草案，凡醉酒駕駛，即便不發生嚴重後果，也可能會被判處刑罰。
草案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或者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處拘役，並處罰金。危險駕駛罪將醉酒駕車、在城鎮高速飆車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其中。
(3)法官法修正案草案擴展閱讀
酒駕國際處罰
1、美國部分州：醉酒駕車即便是沒有發生人身傷害交通事故，一旦被警察查出駕駛人酒精含量高於法律標准，就會被拘留關押，然後由刑事法官宣判，最低的可判1周監禁，重的可以判1年監禁。司機酒精濃度超過6mg/100ml，將被無條件吊銷駕駛證。
2、新加坡：酒後駕駛，初犯者將受到1000至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長達6個月監禁；重犯者強制監禁1年，並且處罰金3000至10000新元；累犯者的罰金為30000新元及最長10年的監禁。
D. 程序違法的法律後果
行政機關在執法時有違法之處，如果被訴到法院並被撤銷違法的行政行為，那麼這個被撤銷的行為還能不能「復活」?也就是，行政機關能不能糾正錯誤後以相同事實和理由對相同的對象再作一個相同的行政行為?相信很多法律人會毫不猶豫地回答，那要看行政機關錯在哪裡:如果是實體違法(例如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越權或者濫用職權)，當然是撤銷後不得以相同事實和理由再作出相同的行為;而如果是程序違法，那就要區別對待了——畢竟只是程序瑕疵(請注意，程序違法經常會變成「程序瑕疵」，多麼文雅的修飾)嘛!特別是在相對人違法事實無爭議的情況下，對違法行為還是要處理的——那麼，相同事實、相同理由的決定肯定是無法避免的，只要程序對了就行。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二項第3目的規定，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導致被判決撤銷;但同時又規定，法院作出撤銷判決的同時，「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第55條規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實和理由作出與原具體行政行為基本相同的具體行政行為。」由於第54條涉及的撤銷判決還包括因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超越職權和濫用職權等實體違法的情形，行政機關程序違法和實體違法實際上要承擔同樣的不利後果，這本是多好的一條規定!
但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4條第二款給了程序違法的行政行為以「復活」的機會:「人民法院以違反法定程序為由，判決撤銷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受行政訴訟法第55條規定的限制。」根據這條司法解釋，程序違法對於行政機關而言，不利後果已經降到最低了——除了一個字面上敗訴的判決書外，也許只對本機關以及具體辦案人員的業績考核有一點影響。撤銷有爭議的行政行為，又同時責令被告重做，並且重做的可以是一個一模一樣的行為——只要糾正了違法的程序即可——這樣的判決是如此古怪，以至於宣判後，面對原告「我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以及「被告是否可以重作個完全相同的決定」的追問，法官費盡了口舌，原告還是一臉茫然。
《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擬將原第54條第二項第3目(修正後第73條第三項)修改為:「(三)違反法定程序，且可能對原告權利產生實際影響的」，即對此類行為法院可以責令重做，但原告不得以相同事實和理由做出與之前相同的行為。這好像是要做個折中的修正，卻把程序違法又分為「可能對原告權利產生實際影響」和「可能不對原告權利產生實際影響」兩類，特別是又引入了一個含義不確定的詞——「實際影響」。那麼，程序違法對原告到底有什麼影響?原告(相對人)要求被告(行政機關)以公正的程序作出決定的權利(正當程序權)受到影響，是不是「實際影響」?如果「實際影響」僅僅指結果(例如行政處罰決定)，這樣的制度是否在鼓勵行政機關為了證明沒有「實際影響」而再作一個內容一模一樣的決定?對實踐中因程序違法而引起眾多行政爭議的「升級」或者「擴大」的現象，立法者是否給予了充分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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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察官需要什麼學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擬將法官、檢察官任職的最低學歷條件由大專提升為專本科（含非法律專屬業）。這是肖揚院長、韓杼濱檢察長7月3日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作法官法、檢察官法修正案草案說明時講到的。 1995年7月施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分別將法官、檢察官任職的最低學歷條件確定為大專（含非法律專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隨著依法治國的深入，對法官、檢察官專業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現有對「兩官」學歷條件的要求明顯偏低，適當提高勢在必行。 據了解，修正案草案還將本科畢業擔任法官、檢察官的專業經歷條件由一年改為兩年。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官、檢察官，在特殊情況下，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可以具有法律專業大專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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