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官責任的規定
㈠ 周朝法律規定的追究法官責任的「五過」包括哪些內容
「五過之疵」是指司法官審案時的五種敝病，即惟官(依仗權勢)、惟反(私報恩怨)、惟內(家屬牽制)、惟貨(勒索財賄)、惟來(貪贓枉法)。
㈡ 中國古代最早的司法官責任制度
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從夏朝至清朝，歷經了萌芽、發展乃至成熟的各個階段，形成了詳備、嚴格、體系化的法官違法責任追究制度。
㈢ 如何認識古代關於法官責任的規定
西周所創始的法官責任制度，經過秦漢時期的發展，到了隋唐時期基本定型，而後宋元明清逐步發展和完備，形成了獨特的法官責任制度，其內容之豐富，體系之完備，制度之詳細，影響之深遠，世之罕見。筆者將以唐律所規定的法官責任制度為主體，兼涉其他各朝代的法律規定，采現代司法制度中的偵查、審判和執行三階段的分類方式，對古代法官責任制度的內容進行解析。
一、偵查階段的法官責任
由於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現代的司法制度那樣分工明確、階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偵查階段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審前階段。筆者將這一階段的責任歸納為三種：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違法檢驗的責任和違法刑訊的責任。
（一）違法採取強制措施的責任
唐律關於採取強制措施的規定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審前逮捕，二是受理後羈押。審前逮捕與現代意義上的偵查中的緝拿歸案意義相仿。唐律既規定了逮捕違限的責任，如：各級官吏對所轄地區內發生的強盜、竊盜和殺人案件，必須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內捕獲，否則要追減三等處罰。又規定了逮捕遲緩的責任，《唐律·斗訟》規定：接到有人犯強盜、殺人及盜竊案件的告發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竊盜，各減二等。」第二種受理後羈押的責任，唐律分為應羈押而不羈押的責任和不應羈押而羈押的責任兩個方面。如《唐律·斷獄》規定「諸囚應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若不應禁而禁……杖六十。」同時還規定了類似於今日取保候審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應得為」和「故失論」受到處罰。
（二）違法勘驗檢查的責任
我國古代法律非常重視作為在偵查案件當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驗檢查，規定所有的勘驗檢查都必須依法進行，違者要負法律責任。《唐律·詐偽》中規定「諸有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而明律又將此責任分為失出入人罪與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規治由於過失而檢驗錯誤者致使錯判的情況，而後者則是針對受財後故意檢驗不實的情形。
（三）違法刑訊的責任
古代訴訟一般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為定罪的重要依據，允許以刑訊的手段獲得被告人口供，但法官必須依法刑訊，否則將反受刑罰。唐律制定了一套十分完備的刑訊制度，對從刑訊的條件、刑訊施行的要求、不準刑訊的對象到刑訊的工具都做了詳細的規定，並列出相應的法官責任。如《唐律·斷獄》規定：「……猶未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這里就是講對刑訊條件的違反的處罰。再如「諸婦人懷孕，犯罪應拷及決杖笞，若未產而拷、決者，杖一百。……」這就是講違反不準刑訊對象的規定所應承擔的責任。《宋刑統》中沿襲了唐律的規定，但大大加重了官吏掠死囚犯的責任，明清律也有相似之規定。
二、審判階段的法官責任
（一）違法管轄及受理的責任
唐律中的審判管轄兼有級別管轄和地區管轄，並作了嚴格的規定。《獄官令》載：「杖罪以下，縣決之。徒以上，縣斷定，送州覆審訖，徒罪及流應決杖、笞若應贖者，即決配征贖。」「諸鞫獄官，囚徒伴在他所者，聽移送先系處並論之。」唐律在規定這方面責任時，十分嚴格。《唐律·斷獄》中規定：「諸斷罪應言上而不言上，應待報而不待報，輒自決斷者，各減故失三等。」「諸鞫獄官，停囚待對問者，雖職不相管，皆聽直牒追攝。牒至不即遺者，笞五十；三日以上，杖一百。」
依法及時受理案件，是古代統治者為維護其專制統治而對各級司法官員的要求，對於那些應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官一般都規定予以嚴懲。唐律規定：「若應合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明律中也有「凡告謀反逆叛，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的規定。
（二）違法聽訟迴避的責任
為表公正，防止徇情枉法，同時也是為了遵守「親親尊尊」的原則，古代法律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聽訟迴避」的制度。唐律規定「：諸在外長官及使人於使處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即推，皆須申上聽裁。若犯當死罪，留身待報。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宋刑統》所規定的更為具體嚴密，范圍包括六個方面：1.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關系；2.鞫獄官與被鞫人有故舊關系；3.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讎隙；4.籍貫迴避；5.案發起訴人和通緝人須迴避；6.司法官內部迴避[1]。有上述六種情況的，不迴避者追究其刑事責任。到了元朝，聽訟迴避制度得以完善，據《元史·刑法志》記載：「諸職官聽訟者，事關有服之親並婚姻之家及曾受業之師與所仇嫌之人，應迴避而不迴避者，各以其所犯坐之。有輒以官法臨決尊長者，雖會赦，仍解職降敘。」明清律則專設「聽訟迴避」，將書吏也納入了迴避的范圍。
（三）狀外求罪的責任
「狀外求罪」是指不以告狀的請求審判，與「具狀斷罪」相反。古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必須嚴格遵循「具狀斷罪」的原則，不得超出告狀的范圍，隨意追究其他刑事責任，違者要受到懲罰。相當於現代法律制度中的「不告不理」。《唐律·斷獄》規定：「諸鞫獄官，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
（四）不以法律條文斷案的責任
《唐律·斷獄》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其意為審判犯罪都必須以律、令、格、式正文作為定案依據，這近似於現代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
（五）出入人罪的責任
出入人罪是指將有罪的人判為無罪，無罪的人判為有罪，重罪輕判和輕罪重判。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確立了法官審判的個人責任原則，而「出入人罪」罪名的形成大約是在南北朝時期：有罪判無罪、重罪判輕罪為「出人罪」，無罪判有罪、輕罪判重罪為「入人罪」；如果錯判是無意的就稱之為「失出人罪」或「失入人罪」，反之如果是故意的就構成「故出人罪」或「故入人罪」。唐律中對於此類犯罪的規定可以細分五個方面：1.故意出入人罪；2.過失出入人罪；3.錯判而未決放；4.違法判決徒流罪；5.違法判決死罪，並確立了「同職連坐」制度，即如果一個案件由於判決有誤，其卷宗所經過復核的幾個官員都必須連坐，承擔相應的責任。以後的宋元明清四朝繼承和發展了唐律中關於法官出入人罪的規定。
（六）法官受財的責任
法官受財分為兩種：一是受財枉法，二是受財不枉法。在唐律中，兩種都要受到刑事處罰。《唐律·職制》規定：「凡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
㈣ 法官終身責任制的起源
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早在1995年的《法官法》中就可以找到依內據，2001年修訂後的《法官法》規定，對於玩忽職容守造成錯案的，應當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
之後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也將錯案列入違反辦案紀律的情形。自治區高院也出台《關於違法及差錯審判執行責任追究辦法》，確立了由審判委員會研究確定是否錯案、責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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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誰辦案誰負責」最終要落實於審判工作、司法工作的每個環節，但要想讓其切實發揮作用，顯然不是一兩條規定就能夠解決的，還需要有良好的、科學的制度設計。令人欣慰的是，四中全會決定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設計。
法官責任制度制定和出台的目的不是懲罰，是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件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所以，還要有相應的機制保障維護公平正義的法官。
如果沒有科學的遴選機制，業務精通、公平正直的法官就不能走上審判台；如果審判中不能去除行政指揮的陰影，法官還要服從領導意志；如果法官的職業保障不能落實，那麼由審判者負責終將是一句口號。
㈤ 古代的法官斷案，判錯了怎麼辦，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1.判罰不公，罪過與犯人相同
案子都是由人來辦的，客觀上很難保證一點不錯，若有人徇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就意識到這一點，開始防範審判不公和司法腐敗。
《尚書·周書·呂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審判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勢、挾私報復、暗中做手腳(一說聽信女人枕邊風)、索受賄賂、謁請說情。若法官在這五方面有失檢點，判罰不公，“其罪惟均”，其罪過與犯人相同。
如果非工作失誤，採取虛構事實、增減案情的辦法，將案子錯判，有罪者判無罪，無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即所謂“出入人罪”，懲罰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處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誤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減”。
“反坐制度”繼承了先秦判罰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漢代即施行，漢順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劉康，因為“坐殺無辜，下獄死。”
法官依法審案，“援法斷罪”，否則問題也嚴重。據《商君書·賞刑》，先秦時如果法官不執行君主法令，將被判處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著他倒霉。這一點進入封建時代後，有所減輕，但也要領“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規定，“違者笞三十”。
㈥ 哪部法律規定了法官的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可惜沒幾個照做的！
第二章 職責
第五條 法官回的職責：
(一答)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或者獨任審判案件；
(二)法律規定的其他職責。
第六條 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除履行審判職責外，還應當履行與其職務相適應的職責。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1995年7月1日起施行。(完）
㈦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時期
在距今兩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時期，就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裡，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就已有了類似現在治安管理的職能分工。當時，國家設有司民（戶籍）、司稽（捕盜）、司寇（刑獄與糾察事務）等相應的官職。
戰國時期
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魯國則設有大司寇一職。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擔任過魯國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統治，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在縣鄉兩級，則創設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門基層治安機構——亭。亭是秦漢時代政府的末端組織之一，遍布全國，主要設置於交通要道處，大致每十里(相當於3公里)設置一亭。亭本來是為軍事交通設置的機構，後來逐漸演變為兼具軍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層政府機構，兼司緝捕盜賊和維護治安之職。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漢朝對於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三國兩晉南北朝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隋唐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清
清末中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國亮相，是在租界內。在此之後，中國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㈧ 古代的「法官」是怎樣處理刑事案件的
古代的科學技術並不發達，人們處理刑事案件依靠的都是一些簡單的方法，如巫師推斷，化學法，以及搜尋證據等方法處理日常所見的刑事案件。
最後除了仵作的證據收集，古代處理刑事案件還會將嫌疑人和受害人集中在公堂之上，雙方對簿公堂，通過雙方的言語行為，以及各自給出的證據結合仵作驗屍結果，最終決定案件的結果如何。
以上就是古代“法官”對刑事案件的處理，現代刑事案件的偵破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的。
㈨ 我國古代法制史上關於法官責任的規定最早見於哪裡
中國古代法制史上關於官員責任的表述，最早見於先秦時期。西周已有對西周總理回級或省部級高官的答問責規定。《周禮·地官》：司徒之職在保息萬民。《朝詩外傳》：群臣不正，人性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尚書大傳》：溝瀆擁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蠻夷猾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
㈩ 關於古代的司法制度的問題
歷代抄的司法制度都不同，但一般的民事糾紛都是縣太爺審理（縣太爺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還有師爺啊，押司啊，主簿啊一票人呢）
刑事案件一般歸刑部，核定死刑犯要皇帝親自畫紅圈
行政案件由監察機構審理（如明代的監察院，清代的大理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