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程序三審制

❶ 如何理解全國人大常委的三審制度

立法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三版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權審議後再交付表決。即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一般實行「三審制」。實行三審制可以使審議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有利於提高立法質量。

(1)立法程序三審制擴展閱讀：

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前，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法律案，大都是在當次會議上就交付表決。1983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提請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

由於對草案中的重大問題有不同意見，委員長會議決定該法律案不交付本次常委會會議表決，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研究修改後，再交付以後的常委會會議審議表決。該法後來於1983年9月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表決通過。

從這次會議開始，為了使常委會組成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審議法律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在當次會議上不表決，由法律委員會向下 一次常委會會議或者以後的常委會會議提出審議結果報告。

❷ 三審制的基本要求與程序是怎樣的

審稿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是國家進行出版行政管理時的審稿制度。根據1994年6月新聞出版署發布的《關於加強圖書審讀工作的通知》規定，凡是選題需要進行專項報批的，其稿件也必須按規定送交國家有關部門審讀，出版單位必須認真執行這一制度。另一種就是出版單位內部實行的通常簡稱「三審制」的審稿制度。這里所說的是後一種審稿制度。

一、三審制的基本要求

「三審制」是「三級審稿責任制度」的簡稱，有時又稱「三審責任制度」，指由初審、復審和終審三個審級組成的審稿制度。這是我國出版單位長期來一直實行的審稿制度。有關出版工作的規范性文件歷來對此有明確的規定。1997年6月新聞出版署發布的《圖書質量保障體系》第八條再一次規定：「堅持稿件三審責任制度」，「初審，應由具有編輯職稱或具備一定條件的助理編輯人員擔任」，「復審，應由具有正、副編審職稱的編輯室主任一級的人員擔任」，「終審，應由具有正、副編審職稱的社長、總編輯（副社長、副總編輯）或由社長、總編輯指定的具有正、副編審職稱的人員擔任（非社長、總編輯終審的書稿意見，要經過社長、總編輯審核）」，並規定，「三個環節缺一不可。三審環節中，任何兩個環節的審稿工作不能同時由一人擔任」。

二、三審制的程序

三審依照初審一復審一終審的次序循序遞進；下一審級對上一審級負責並以本審級的意見為上一審級的審稿提供基礎，上一審級對下一審級制約並以本審級的意見對下一審級的審稿結果作出評判與補充。只有三審通過以後，稿件才能正式進入加工整理階段。這是一般情況下的要求，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也可以根據不同情況作出一些靈活處置：如某些選題涉及重大原則問題或敏感問題，有些稿件內容過於復雜，一般過程的三審並不能夠妥善地解決所有的問題，就應該增加審次或審稿人數。需要強調的是，作為制度的分級審讀的三審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堅持，絕不容許開任何減少審級的「口子」；每個審級的職責，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隨便取代。、

三、三審制的作用

就程序而言，從編輯到編輯室主任到總編輯的三審制具有由初級到中級到高級的遞進特點，而這種遞進又同時兼具下一審級服從上一審級、上一審級制約下一審級的特點；就目標而言，因為三審制中每一審級的工作重點不同，所以也就具備了上一審級督察下一審級和不同審級相互補充的特點。這些同時具有的特點，也就體現了三審制的作用：以分級審讀制度力求保證對於稿件判斷、評價的客觀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由於某級審稿者的知識不足或責任心不強或工作疏漏而導致的偏差、失誤。

❸ 中國法律有三審嗎

中國實行兩審終結制度抄，一般來說只有兩審，二審就是終審判決。但是額外還規定有一個再審，你可以認為是三審。不過再審一般是由檢察院或者法院提出的，一般是用於糾正錯案等補救需要，案件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但是對於普通民眾的申請基本不可能開啟再審。

❹ 全國人大立法程序的變化

中國人大立法50年回眸

立法體制日臻完備 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重大改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年來，
新中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1954年，新中國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了第一部憲法，還制定了5部國家機構的組織法，標志著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當時，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立法體制，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大，人大常委會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賦予國務院和地方人大立法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康生介紹說，由於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大，無法適應繁重的立法任務的需要。因此，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依照憲法的精神，根據實際的需要，制定單行法規；1959年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進一步授權常委會在大會閉會期間，對現行法律中的一些已經不適用的條文適時加以修改。

說到我國的立法體制，很多法律專家和老「人大」都不約而同地提到1979年。因為從這一年開始，為了適應改革開放、加快立法步伐的需要，我國對立法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

「這些改革主要體現在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制定的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1982年12月制定的現行憲法以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有關授權決定之中。」胡康生進一步解釋說，「第一，擴大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第二，國務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規；第三，賦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第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和行政法規作變通規定；第五，授權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制定特區法規。」

立法體制的改革催生了累累碩果。從1979年到2004年6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審議通過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323件（現行有效的法律212件），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138件，法律解釋10件；國務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規（現行有效的650件）；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上萬件地方性法規（現行有效的7500多件）；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經過不懈努力，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

立法程序日漸成熟 普通百姓走進立法「大廳」

與行人發生交通事故，機動車是否應該負全責？騎自行車能否載人？這些與人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話題，成為9月3日北京市人大舉行的立法聽證會上的辯論焦點。

這次就《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徵求意見稿舉行的聽證會，僅來采訪的記者就有好幾十人。

除了關注聽證會的內容之外，人們對立法聽證這一形式也備感新奇。

其實，放眼全國，人們發現，立法聽證會已經在許多地方舉辦過。比如，8月底，山東省人大舉行立法聽證會，就《山東省海洋環境保護條例（草案）》中的有關條款聽取意見，普通漁民參加了聽證會。5月13日，遼寧省人大首次舉行立法聽證會，內容是與廣大消費者利益關系密切的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定，20名陳述人中普通消費者代表就有11人。

「立法聽證」不是各地今年的創新。早在2000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立法法》就將立法聽證引入立法程序。可以預見，全國各地今後還將舉行更多的立法聽證會。

近年來，各級人大常委會廣泛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向全民公布法律草案等多種形式徵求各方面意見。公眾參與立法，已經從具體法律的探討，延伸到了法律規劃的制定。對此，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普通百姓走進立法「大廳」。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50年來，我國立法程序的變化和進步還有許多。

在采訪中，不少專家提到一個立法術語———「三審」，也就是三次審議。在全國人大成立初期，一部法律草案一般一審二審就通過了，隨著我國立法程序的日益完善，現在一般改為三審，爭議較大時甚至進行四審、五審。

回首人大50年法制之路，「立法聽證」、「三審」等變化，無不在告訴我們：我國的立法程序日漸成熟。

立法質量日益提高 修改法律數量近年來大幅度增加

進入新世紀，我國立法突出強調「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

隨著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大，民主的發展等形勢的變化，我國立法工作中不再是單純重視制定新的法律法規，也開始重視修改修訂原有的法律法規，同時對不符合形勢需要的法律法規進行廢止和清理。九屆全國人大期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修改修訂法律的數量第一次超過了制定法律的數量。有關專家指出：「這是我國立法工作努力適應形勢的發展，注重立法質量的一個明顯體現。」

根據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關於加強立法工作的精神，在前幾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的基礎上，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了「實現一個目標，突出一個重點」的立法工作思路。「一個目標」就是爭取在本屆任期內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一個重點」就是提高立法質量。

多年來，為了提高立法質量，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比如，用立法法的形式把立法程序完善起來，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堅持立法、修改法律和適時廢止法律並重，等等。堅持舉辦法制講座也是一項有效舉措。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每次會議閉幕後都要舉行法制講座,講座緊緊圍繞人大常委會正在或將要審議的重要法律案進行，以增加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相關法律知識，提高審議質量。

面對每一部法律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總是反復研究推敲，多次審議，保證了立法質量。「有些新制定的法律，與提請初審的法律草案相比，新增加的條文佔1/3左右，內容有修改的條文佔1/2以上。」有關部門提供的這一數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待立法嚴謹態度的有力佐證。

❺ 發稿程序的三審制

多數出版機構均采抄取三審制。報刊社的最高領導（社長或總編）若對稿件有不同意見，一般會直接指示三審編輯進行修改或作出發表或不發表的決定。若三審編輯不予採納，社長、總編可直接對稿件進行處理。
編輯程序的每一步都要有書面記錄。在多數出版機構，都有格式化的稿件審讀單（也叫「稿簽」）。

❻ 三審終審制的規則限制

第三審程序存在以犧牲訴訟的效率作為代價，並且其核心的機能在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為體現第三審程序的法律審性質，提高第三審程序的訴訟效率，有必要使第三審程序的具體規則與一、二審程序的有所區別。根據各國的理論與實踐，至少應包括以下兩點：
1.實行律師強制代理制
律師強制代理制，與當事人本人訴訟制相對，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必須委託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這種制度的優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有利於當事人組織攻擊與防禦方法。在現代社會里，社會分工引起了法律活動的專門化，司法活動也因之成為一個程序復雜、高度專業化的活動。「司法場域是一個圍繞直接利害相關人的直接沖突轉化為由法律規制的法律職業者通過代理行為進行的辯論而組織起來的社會空間。」由於在這種司法場域中，律師的知識和經驗起一定的甚至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於當事人而言，比起第一、二審，在純粹涉及法律適用的第三審更加依賴律師的專業知識，更有聘請律師的必要。二是有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這種效果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與本人訴訟制相比較，實行律師強制代理制也存在增加當事人訴訟費用、妨礙當事人接近司法以及違背「私法自治」精神的缺點。[19]為彌補因實行律師強制代理制而致當事人訴訟費用增加的缺陷，可考慮由民訴法明確規定對第三審代理律師酬金實行最高限額。
2.以書面審理為原則
所謂書面審理，與開庭審理相對，指第三審法院在審查下級法院的判決時只以該判決及當事人在原審提出的各種證據作為依據，而不要求當事人出庭進行口頭辯論，也不允許提出新的證據。第三審採用書面審理的理由是，第三審與第二審的關系為事後審的關系，因為第一審和第二審均為事實審，第三審則為法律審，在這個階段已沒有考慮新事實、新證據或新請求的必要。從法院的角度看，采書面審有助於減輕第三審法院的負擔；從當事人的角度出發，則可使當事人無須為第三審花費過多的時間與精力，並可防止當事人利用第三審進行證據的突然襲擊。

❼ 三審終審制的范圍限制

在各級法院之間實現職能的分層，控制終審法院審理上訴案件的數量，排除最高法院審理事實問題的可能性，是各國和地區實行三審終審制的一個普遍趨勢，其主要目的在於緩解三審終審與訴訟經濟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是為了讓終審法院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維護司法的統一性上。以德國近年民事上訴制度的改革為例，為實現上訴程序功能的分化，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聯邦法院的工作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問題的釐清、發展法律以及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性上。事實上，如果說上訴制度的功能包括公共目的與私人目的兩個層面，那麼從第三審的功能就應當側重(甚至是局限於)於公共目的，也就是法律適用的統一與法制權威的維護。
在美國，1988年以前，涉及聯邦法律問題的民事案件，當事人都可以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而且只要當事人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就必須受理。但在1988年以後，這種做法被廢止了。當事人的上訴能否啟動最高法院的復審程序，主要取決於最高法院對該案件的認識。這種從「權利」向「權力」的轉向，除了「減負增效」的考慮之外，也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最高法院職能定位及其司法理念的變化。在我國現行的柱形結構的審級制度下，各級法院都以追求案件的實體公正為目標，全面審查案件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而在英美法系國家(如美國)，由於上訴法院對於審理法院所決定的法律問題予以重新考慮的絕對權力與其對於事實問題極為有限的權力之間的反差，因此「事實」與「法律」的區分在上訴中至關重要。
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一國兩制」原則，終審法院是最高上訴法院。終審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有兩類：(1)當然權利上訴。因不服上訴法庭的最終判決而提出的上訴，如果爭議事項涉及的金額超過港幣100萬元，即屬於當然權利上訴。(2)酌情上訴。任何其他民事事項，如果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認為上訴所涉及的問題影響廣泛，或對公眾關系重大，必須酌情決定應否交由終審法院裁決。向終審法院上訴必須取得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的上訴許可，否則不予受理。凡按當然權利提出的上訴，法院不得拒絕給予上訴許可。上訴許可的申請由上訴委員會決定。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任何人不得對該決定提出上訴。
如前所述，現行上訴審程序存在諸多弊端，在某些方面與現代審級制度的原理背道而馳。就建構民事第三審程序而言，其首要問題是嚴格限制第三審審理的范圍，規定當事人只能就原審判決中的法律問題提起第三審上訴。這里所謂的「法律問題」，既可以指原審判決不適用實體法或適用實體法的錯誤，也可以指訴訟過程中存在的嚴重的程序違法，例如違反管轄、迴避的規定等。
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區分，被廣泛地運用於界定不同審級的功能。例如，當陪審團是事實審理者時，對事實問題的上訴將剝奪陪審團決定事實問題的權力，所以只有針對法官就法律問題所作的判決才能提出質疑。在實行判例法的國家，只有那些針對法律問題的判決才能構成對此後的案件有拘束力的先例。
那麼，如何區分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呢?在一般情況下，「事實」相對於「法律」而言。事實是指實際發生的事情、事件及通常存在的有形物體或外觀，具有確實的絕對的真實性，而非僅僅是一種推測或見解。事實必須是實情，而非虛構或謬誤的。法律是原則，事實是已發生的事。法律是設想的，事實是現實的。法律是關於責任的規則，事實則用來說明規則是如何被遵守或被違反的。在訴訟中，「事實」需要通過證據加以證明。一般而言，某一行為或事實是否存在屬於事實問題，某一行為或事實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一定價值意義則為法律問題。前者是一種客觀上的認識判斷，後者是一種法律上的價值評判。例如，某特定之契約存在或不存在之問題為事實問題，至於該特定之契約在法律上應評判為買賣契約抑或承攬契約，則為法律問題。又如，被告之加害行為存在或不存在之問題為事實問題，至於將該加害行為在法律上應評判為過失行為抑或故意行為，則為法律問題。
實際上，由於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之間具有某種流動性，因而很難找到一個明確的標准予以嚴格區分。例如，對於經驗法則的性質，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如「誠實信用」)，對於法律行為的解釋(如意思表示是否真實)，究竟是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各國之間甚至一國之內都有不同的見解。法學的發展常常增加區分的難度。這一發展更多地來自於司法政策上對問題分類的考量，即考慮哪類問題應當或不應當屬於上級法院權力范圍之內，而非來自於對區分的周密分析。該現象的顯著例子是陪審制的運作。普通法的歷史顯示出可以通過操縱事實和法律的區分，來擴大(或偶爾縮小)上訴審法院的控制范圍。法國關於事實的定性則顯示同一問題在不同法律傳統下可以被歸入不同的類。在法國，對某一事實的定性是一個法律問題。由此，經過事實審法官評定的事實，便具有了「法律上的性質」。而在英國，行為的定性傳統上屬於典型的陪審團決定的問題，並已實際上當作事實問題。
又如，對於在訴訟中所涉及的外國法的性質，究竟它是一個事實問題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各國的認識並不一致。如果把外國法看作法律，根據「法官應當知道法律」的原則，不需要當事人舉證，而應當由法院依職權去主動查明和適用；反之，如果把外國法看作「事實」，則應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英國司法實踐採取「事實說」的觀點，認為依本國沖突規范而適用的外國法相對於內國而言，只是一個單純的事實，而非法律。不過目前的觀點有所改變。根據《1981年最高法院法》規定，過去由陪審團決定外國法這一「事實」問題，現在由法官單獨決定。因此，英國學者莫里斯說：「外國法雖是一個事實問題，但它是『一個特殊類型的事實問題』」。而在義大利、法國等國家，則主張「法律說」的理論，認為內外國法律是完全平等的，法官適用外國法與適用本國法一樣，沒有什麼區別。由此產生了如下的問題:外國法由誰提出和證明?當外國法的內容不能查明時應如何處理?對外國法的錯誤適用能否成為上訴的理由?

❽ 全國人大立法程序大致包括哪幾個環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一般要經過四個階段：

1、提出立法議案。

2、審議立法議案。

3、表決和通過立法議案。

4、公布法律。

(8)立法程序三審制擴展閱讀

地方性法規的制定程序是：享有立法提案權的有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時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本級人民政府和代表（3人以上附議），由主席團提請大會討論，並經全體代表過半數通過。

通過的地方性法規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立法原則的指導和規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立法工作，是一項規模巨大的社會工程。

如何保證不同種類、不同立法部門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在目標方面具有一致性，在調整范圍方面互相配合協調，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法規系統，充分發揮其系統的整體功能。

如何避免各級各部門的立法機構或參與立法的機構為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利益而爭奪權利，逃避義務，如何保證立法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具有預測性和相對的穩定性，有一些指導思想和普遍遵循的原則是必要的。

一些學者曾從理論上對此進行過探討和研究。

例如有人認為中國的立法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五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有利於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有利於發揮各立法主體的積極性；有利於法律的貫徹實施；有利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

有的學者認為，立法的原則應包括民主、公開、公正、權力義務相一致等。

也有的學者認為，立法原則還應包括中央和地方分工負責、配合協調、新法優於舊法、上級法優於下級法、立法監督等。

但是目前這些討論還限於研究階段，到作為普遍遵循的原則還有相當的距離，還需要作大量的工作。

❾ 全國人大常委在立法中為什麼實行三審制

您好！全國人大常委在立法中之所以實行三審制是因為我國國家機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活動原則。謝謝閱讀！

❿ 如何理解全國人大常委在立法中的三審制

立法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列人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 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務專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屬決。即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一般實行「三審制」。實行三審制可以使審議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有利於提高立法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