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國情論

『壹』 布吉納法索基本國情

這是個短視的國家，同台灣建交了~~~附資料下。

國 名: 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
國名釋義: 莫雷語「布基納」意為「尊嚴的土地」。迪烏拉方言「法索」為「國家」
首 都: 瓦加杜古 Ouagadougou
面 積: 27.4萬平方公里
人 口: 1020萬人
語 言: 法語
民 族: 班巴拉族、富爾貝族等
宗 教: 伊斯蘭教
貨 幣: 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
國 慶 節: 8月4日
時 差: 比北京時間晚8小時
氣 候: 熱帶草原氣候
名 勝: 瓦加杜古的莫西皇宮
行政區劃: 全國原分為30個省,300個縣。1996年進行行政改革，將省增加到45個。首都瓦加杜古位於卡迪奧果省。
獨立日：8月5日（1960年）

民 俗: 中年以上的人有上下嘴唇穿孔插木和紋面的習慣。婦女喜金銀耳飾
工 業: 紡織、製糖、釀酒、採金、發電等
農 業: 小米、高粱、玉米等
礦 產: 錳、石灰石、金、磷酸鹽、鋁土等

國旗：呈長方形，長與寬之比為3∶2。由上紅下綠兩個平行相等的橫長方形組成，旗面中央有一顆金黃色的五角星。紅色象徵革命，綠色象徵農業、土地和希望；五角星象徵革命向導，金黃色象徵財富。

國徽：呈圓形，黃色圓面上交叉著一支槍和一把鋤頭，下有一本打開著的書。圓面上端鑲著一顆紅色五角星。圓形圖案周邊飾以象徵工業的輪齒，兩側各有一株象徵農業的穀子。底部的飾帶上用法文寫著「誓死為祖國，我們必勝」。1997年1月27日布人民議會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徽題詞改為「團結、進步、公正」。

同北京時差：-8.00

國際電話碼226

貨幣：非洲法郎

自然地理：面積27．4萬平方公里。位於非洲西部沃爾特河上游的內陸國。東鄰貝南、尼日，南與象牙海岸、迦納、多哥交界，西、北與馬里接壤。全境大部地區為內陸高原，地勢平坦，自北向南徐緩傾斜，平均海拔不到300米。北部接近撒哈拉沙漠，西南部奧羅達拉地區地勢較高。納庫魯峰海拔749米，為全國最高點。主要河流有穆溫河、納康伯河和納齊農河（原名黑、紅、白沃爾特河，1986年8月改為現名）。屬熱帶草原氣候。

人口：1050萬（1997年），共有60多個部族，分為沃爾特和芒戴兩大族系。沃爾特族系約佔全國人口的70％，主要有莫西族、古隆西族、博博族等；芒戴族系約佔全國人口的28％，主要有薩莫族、迪烏拉族和馬爾卡族等。官方語言為法語。主要民族語言有莫西語和迪烏拉語。65％的居民信奉原始宗教，20％信奉伊斯蘭教，10％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

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是布吉納法索首都和最大城市，卡焦戈省省會。位於國境中部莫西高原上，地勢平坦，海拔300多米。熱帶草原氣候，年平均氣溫26至28℃，年降水量890毫米，降水集中於5至9月。人口98萬（2002年），主要為莫西族。 瓦加杜古的城市公園

國家政要：總統布萊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e），1987年10月政變上台，1991年12月當選總統，1998年11月連任。

簡史：9世紀時建立了以莫西族為主體的王國。15世紀莫西人首領建立亞滕加和瓦加杜古王國。1904年淪為法國殖民地。1958年12月成為「法蘭西共同體」內的一個自治共和國。1960年8月5日宣告獨立，定國名為上沃爾特共和國。1984年8月4日，改國名為布吉納法索，在當地語言中意為「尊嚴的國家」。自獨立以來，軍隊巳發動過5次政變，接管政權。1987年10月15日，總統府負責司法的國務部長布萊斯·孔波雷上尉發動政變推翻桑卡拉總統（在政變中被打死）後，出任國家元首。1990年5月成立了制憲委員會，12月召開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和修改憲法草案。

政治：1991年6月2日，公民投票通過獨立以來的第四部憲法；11日，總統頒布關於憲法正式生效的法令。憲法規定，布吉納法索是一個民主、統一、非宗教的國家，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制度。共和國總統是國家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最高司法委員會主席，由全國直接選舉產生，任期七年，可連選連任一屆。總理由總統任命。1997年1月27日布吉納法索人民議會通過了憲法的修改案，規定布吉納法索總統任期七年，可多次連選連任。

外交：奉行和平、不結盟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帝、反殖、反對外來勢力干涉非洲事務。1973年9月15日，布吉納法索同中國建交。

與中國關系：1994年2月2日，布吉納法索政府置中布兩國關系於不顧，與台灣「恢復」所謂「外交關系」。同年2月4日，中國政府向布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並宣布從即日起中止同布吉納法索的外交關系。

『貳』 結合我國國情論述勞動法的基本原則

勞動法基本原則是指勞動法所包括的，並在調整勞動關系以及密切相關的社會關系時所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是整個勞動法部門的原則。
勞動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概括為：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保護勞動者的原則。（一）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我國憲法總綱第六條規定。這一原則體現生產和分配的統一，具有豐富的內涵。「各盡所能」是「按勞分配」的前提，調整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系。首先，具有勞動能力的公民可以「盡其所能」。對於尚未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來說，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用人單位，從而使勞動力與生產資料進行具體的結合；對已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來說，為本人、也為社會勞動，勞動既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其次，對用人單位來說，應該不斷改進勞動組織，調整和改善勞動者的分工和協作形式，使勞動者的「所能」盡量地發揮。最後，對國家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鼓勵和保障勞動者「盡其所能」。「按勞分配」是調整分配過程中社會關系的原則，它要求按照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工資制度的改革，將使國家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企業有了經營自主權，集中化決策向分散發展。由於經營情況、設備條件、自然環境等不同，造成企業間經濟效益不同，不可能實行按勞分配。企業間只能按價值規律的要求，通過市場聯系起來。按分配只能在企業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的實現要受價值規律的制約，按勞分配的量是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價值規律通過商品價值與價格的波動，決定著按勞分配的實現程度。如果市場上供求平衡，商品價格與價值相符，按勞分配就能正常地實現；如果供求不平衡，價格高於或低於價值，按勞分配就可能超額實現或者不能充分得到實現。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分配依據的勞動量，不能是個別勞動量，而應該是以企業實現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為依據，而且按勞分配是從整個社會的長期趨勢來說的。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是由勞動關系所具有財產關系屬性和平等關系的特徵所決定的。我國的勞動關系作為一種財產關系是一種等量勞動相交換，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相交換的關系。勞動力是勞動者賴以謀生的手段，也是其交換消費資料的財產。然而勞動力是一種蘊含在勞動者體內的非對象化的因素，它是不能計量的，因此也無法直接按勞動力分配。只有「各盡所能」，讓勞動者實際發揮，作為勞動表現出來，才成為可以計算的依據。「按勞分配」正是根據勞動力實際發揮的狀況進行分配。這種以勞動力的實現程度作為分配尺度，比較好的體現了勞動關系在建立時所具有的那種平等的特徵和財產的屬性。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可以說是勞動領域中的等量勞動相交換或等價有償原則。（二）保護勞動者原則「保護勞動者原則」是我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中一系列規定體現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開宗明義，在第一條中就明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在我國，「保護勞動者原則」主要是通過提供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或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健康和安全，防止過度勞動的傷害，在勞動者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時給予物質幫助來實現的。勞動立法既要維護用人單位的經營權，也要維護勞動力的所有權。而在維護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時，依據「保護勞動者原則」，有必要在立法時有所傾斜，把保護的重點放在勞動者這一方面。「保護勞動者原則」是由勞動關系所具有人身關系的屬性和隸屬關系的特徵所決定的。作為一種人身關系，勞動者是勞動力的物質載體，兩者不可須臾分開。然而兩者又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勞動力的過度使用會損害勞動者的健康；勞動力在不安全狀況下使用又可能危及勞動者的生命。當著勞動力由勞動者本人來支配時，矛盾並不突出，而當著勞動力的所有和勞動力的支配在一定條件下分離之後，由於用人單位掌握了勞動力的支配權，形成了帶有從屬性質的縱向關系，可能會導致權利、義務的失當，出現損害勞動者權益的情況，從而危及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可見，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地位並不完全相等，勞動者處在一個相對較弱的地位，因此勞動法應將保護的重心放在勞動者這一方面。「保護勞動者原則」也可以說是勞動領域中的保護弱者原則。

『叄』 我國為什麼要以立法的形式進一步確認計劃生育為國策

我國的基本國策（一）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確定了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即國家鼓勵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並依照法律、法規合理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對少數民族也實行計劃生育。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面上結合當地實際，制定了具體政策規定。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都與人口問題分不開，人口問題成了制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和首要問題。能否解決好人口問題，直接關繫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全民素質的提高和中華民族的興衰，也關繫到世界和平與發展。 中國人口與發展目標是，到2005年，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3。3億以內，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不超過千分之九；2010年，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4億以內，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到21世紀中葉，全國人口總量在達到峰值（接近16億）後緩慢下降。 （二）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保護和建設好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 環境保護是關系我國長遠發展和全局性的戰略問題。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短缺，科技水平不高，經濟技術基礎比較薄弱，保護生態環境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我們必須努力做到投資少、消耗資源少，而經濟效益高、環境保護好。保護環境實質就是保護生產力，環境意識和環境質量如何，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十五「規劃中指明環境保護的指導思想是：高舉鄧理論偉大旗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善環境質量、保護人民群眾健康為目標，堅持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和可持續發展戰略，貫徹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並重方針，提高全民環境意識，依法保護環境，依靠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科技進步，確保國家環境安全。向所有地球公民呼籲：珍惜生命，保護環境，結束戰爭，維護和平，全球一家，共同繁榮。 2001年——2015年環境保護目標是：到2005年，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環境保護政策法規和管理體系，力爭環境污染狀況有所減輕，生態環境惡化趨勢開始減緩，重點城市和地區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建成一批經濟快速發展、環境清潔優美、生態良性循環的城市和地區；到2015年，，環境污染得到控制，力爭使生態環境有所改善，城鄉環境質量基本適應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需要。 （三）耕地保護的基本國策 我國土地基本國策的內容是逐步發展完善的。1982年2月13日，國務院發布的《村鎮建房用地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我國人多地少，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是我們的國策。同年5月4日通過的《國家建設徵用土地條例》第三條規定：節約土地是我國的國策。1984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4次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我國人口多，耕地少，隨著人口增長，這個矛盾將會越來越尖銳。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應該是我國的國策。」1986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管理制止亂佔耕地的通知》中指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1991年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4次會議關於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中決定，將保護耕地、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共同列為我國的三項基本國策。1992年6月2日，李總理題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1998年8月29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4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首次以立法形式確認了土地基本國策的法律地位，這不僅表明土地管理在國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且還表明作為基本國策的土地管理方針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 （四）科教興國的基本國策 時下，在今天的中國大地上和人民群眾心目中影響最深遠、最廣泛，最能代表時代的最強音；出現頻率最高、最響亮，最振奮人心的「關鍵詞」，非「科教興國」莫屬。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以江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鄧科技教育思想，深刻分析世界科技革命發展進程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作出的重大決策。把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作為政府的最大任務，這是歷史的選擇，時代的呼喚，人民的願望。 （五）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當今世界范圍內的貿易往來、資金融通和技術轉移的規模日益擴大，新技術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只有把自身經濟發展同對外經濟技術革命交往活動的擴展密切聯系起來，才能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閉關鎖國是沒有出路的。 對外開放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引進來是為了走出去。這樣可以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更直接地投身國際市場競爭，更有效地參與國際分工與經濟合作，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潮流。走出去不僅到境外融資。而且要到境外投資，即發展具有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搞跨國經營，推動企業走向世界，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我們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國際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這對於增強我國經濟實力，推動科技進步，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以及抵制貿易保護主義都有重要意義。 《建議》指出，「十五」時期我國對外開放將進入新的階段，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趨利避害，不斷提高企業競爭能力。進一步推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促進我國現代化建設。

『肆』 求中國立法大事年表，急

牽一法，動全局——全面聚焦《電信法》

(2004-08-30 14:04:22)

隨著《電信法（草案）》提交國務院審議的時間日益臨近，業內外人士對於《電信法》的關注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電信業的飛速發展，在2000年頒布的《電信條例》已經日益體現出諸多不適應，在解決問題方面也開始捉襟見肘。另外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對參與國際競爭的需求也更為迫切。諸多因素都使得出台《電信法》的呼聲漸高。記者還了解到，現在《電信法（草案）》已經基本上到了定稿階段，不久就將提交國務院審議。所有一切都在預示著出台《電信法》的時間正一步步臨近。

鑒於目前《電信法》備受關注以及其對於中國電信業發展舉足輕重的影響，本期「新電信沙龍」特邀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李國斌、作為《電信法》起草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周漢華以及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等幾位權威人士，分別就電信立法的緊迫性、必要性、針對性以及特殊性等話題展開深入分析與探討。

主持人：郭小紅《中國電信業》主編
時 間：2004年7月

本期嘉賓：

李國斌 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
周漢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陳金橋 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

二十四年磨成一劍

通信產業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隨著電信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整個行業對依法經營、依法管制的需求日益增強。回顧我國電信立法也可以發現，早在1980年起草出台《電信法》就被提上立法日程。然而由於產業發展不成熟、缺乏必要市場環境、管制實踐存在欠缺等諸多因素，使得電信立法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從目前行業發展來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規范電信市場秩序，調整電信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已然成為國家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的、緊迫的任務。電信活動和電信監管中的社會關系迫切需要上升為法律關系，通過具有較高權威性的法律來規范。

李國斌：無論從產業發展、市場變化、政府管制還是國際發展趨勢來看，出台《電信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都日益突出。

首先，制訂出台《電信法》是電信業發展的需要。目前電信業已經實現了由小到大的轉變，現在需要逐步推進由大到強的轉變。回顧電信業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過去電信業發展更多的是依賴於需求、政策扶持等。目前電信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機製作支撐。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由大到強，電信立法的需求就顯得更為明顯和強烈。

其次，制訂出台《電信法》是在電信市場新格局形成後規范市場的需求。在原來電信業由國家統一經營的情況下，對電信立法的需求並不明顯。然而隨著通信技術尤其是信息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加速了整個產業的發展，同時也使得電信業的自然壟斷被打破，進而使得產業提供者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在主體多元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下，要規范市場單靠原有的行政手段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通過制訂法律來對其進行約束和規范。

再者，從政府管制來看，也需要強調電信立法。在政企合一的情況下，政府擁有很大的權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主張弱政府，政企也逐漸分離，政府管制將成為以必須和必要為前提的宏觀管理和間接管理。面臨角色轉換，如何進行有效的管理成為擺在政府眼前的重大課題。尤其是在目前提出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管理的大前提下，必須通過制訂規則明確政府的管制。對於電信業而言，因為其網路型經濟和規模產業的特性，使得政府管制更為必要，不能完全靠自由競爭來推動產業的發展，因而尤其需要通過立法明確政府的權責，以保證依法行政和依法監管。

最後，在中國加入WTO之後，要求我們通過立法來營造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電信發展環境，從而可以統一對待國內企業和國外投資者在電信市場上的競爭。通過制訂出台《電信法》，一方面要保障國外電信投資者在國內市場的投資利益，同時也要約束其經營行為。除此之外，電信業在新時期的發展中也在不斷出現新問題，這些不斷激化的新問題和新矛盾的解決有待於《電信法》的制訂出台。《電信法》可以說是解決這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新問題的有力措施。

周漢華：從目前電信業發展來看，制訂出台電信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從信息社會需求的角度來說，制訂《電信法》顯然是必須的。從目前的發展來看，信息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其增長率遠遠高出國民經濟平均增長水平。信息產業實際上已經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有力引擎。隨著社會向信息化進一步的轉變，作為提供基礎通信設施的信息產業，是信息社會發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實現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解決目前國內電信業發展中面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需要制訂《電信法》作為支撐。雖然在2000年制訂了《電信條例》，但是其在法律效力上還不夠高，而且也只能解決電信業發展中的某些問題。《電信條例》中沒有涉及到、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通過《電信法》來加以解決。比如電信市場准入問題，由於在中國加入WTO之後，電信業面臨全新的市場和競爭環境。在這種情況下，能否營造一個科學、有效、有利於充分競爭的電信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夠通過制訂《電信法》進一步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在互聯互通問題上，《電信條例》中雖然作了專門、詳盡的規定，但是在解決處罰力度上的規定還存在欠缺，還有待在《電信法》中進一步完善。另外在電信業未來的發展中，還要進一步推動電信、廣電、計算機網路三網融合，完善監管職能並有效促進監管機構建設。從這些方面來看，制訂電信法的必要性十分突出。

最後，在目前全球電信業的新一輪競爭和立法浪潮中，制訂出台《電信法》才能確保我們與全球同步而不落伍。從國際環境來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在內的各個國家紛紛制訂或者是修改各自的電信法。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適應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發展的趨勢，適應電信業進一步放開競爭的趨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明顯看出全球電信業又展開了新一輪的競爭，而且電信法也出現了新的立法浪潮，中國同樣不能在這個競爭當中落伍。通過制訂電信法，以進一步鞏固我國電信大國的地位。而且作為電信大國，除了在網路、業務總量等方面占據優勢外，在電信立法上打造優勢同樣必不可少。

陳金橋：在目前的競爭環境下，我們必須要出台一部權威性的、指導性的綱領性法律文件，來推動我們電信市場的有序競爭、依法監管。

雖然現在我們已有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從我國已經頒布的電信法律制度的名稱和內容來看，我國電信法律制度體系遠未形成，法律法規存在諸多缺陷。1. 數量少：面對幾千億元產值、佔GDP比例3%左右的基礎性產業，管理電信運營、電信建設和電信設備三大市場，過去6年中我國在電信法律法規制度建設領域只有上述成果令人憂慮；2. 覆蓋面窄：從法律制度的內容來看，雖然現有法律涵蓋了三大市場領域，但在針對性和有效性等方面還有待完善；3. 層級低：目前僅有一部針對互聯網安全的法律，由中央政府頒布的行政法規的數量也不多，而信息產業部以部令方式發布的部門規章和其餘內部司局下發的規範文件較多，造成法律適用性較小、權威不足，容易受到地方性法規的制約干擾；4. 體系弱：從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內容來看，各層級法律法規沒有形成相互依賴支持的體系。在電信業發展中，法律法規種類和數量偏少、層級和權威性不高、滯後性明顯、適應性不強，同時面臨目前我國多運營商的競爭環境，種種因素都使得我們對《電信法》的需求顯得非常迫切。

另外在電信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監管的重要性會日益突出。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通信市場，維護正常、有序的市場競爭必須要做到依法監管。但是如果法律法規不健全，管制機構沒有辦法管，依法監管也就無從談起。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僅制訂出台《電信法》具有相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時也要求我們要圍繞《電信法》為核心，制訂出台一些相應的操作性法規，建立一整套系統的、適應新時期要求的電信法律制度，這樣才為我們監管機構提高它的執法權和執法能力奠定一個基礎。制度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其含義比法律條文更加豐富。與此同時，《電信法》的出台也有助於維護電信運營商和消費者的權益，使得電信市場的競爭、經營和消費等真正能夠做到有法可依。

《電信法》：鋒出磨礪

從我國當前的電信立法體系來看，已出台的《電信條例》、《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極大地促進了我國電信事業的發展。由此不難看出，依法經營和依法監管在當前和今後電信業發展中相當重要，會對電信業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產業發展不斷成熟和法制實踐不斷積累的前提下，《電信法》的出台必將為中國電信業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全面維護電信廠商和用戶的合法權益，促進產業實現由大到強的轉變，盡快與國際發展接軌。

李國斌：我們要起草一個面向21世紀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電信法，以實現在保障市場化的情況下來進行電信業的發展與監管。

制訂出台《電信法》是與其出台的主客觀背景和條件息息相關的。從目前電信業發展來看，其對《電信法》的現實需求也更明顯，目前制訂出台《電信法》的時機相對比較成熟。一方面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已對出台的《電信條例》進行了總結；另一方面對一些新問題的認識也更加成熟。從目前來看，《電信法》應主要體現以下四大立法指導思想：

首先，《電信法》應該是國家基本電信政策的綜合性反映。一方面，《電信法》一定要對電信領域中最基本的、基礎性的和具有電信業基本特徵的問題進行規范，重在基本制度設計和安排，使電信法發揮電信業憲法的作用。

其次，在《電信法》具體規范的設計上，既要考慮其是否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和我國加入WTO的基本承諾以及WTO的相關規則。又要在保證整個產業發展趨於市場化的同時滿足必須的管制的需要。

再者，《電信法》要對整個通信行業最近幾年發展改革的實踐有所反映，對行業發展改革的成果要有所體現。與此同時，《電信法》還要體現出前瞻性的特點，能夠對行業發展、技術進步以及政府管制的趨勢具有較好的預判，為未來發展留有空間。

最後，《電信法》既要立足中國國情，同時又要做到與國際接軌。在電信立法當中，諸如普遍服務、互聯互通、市場准入等問題都帶有普遍性的特點，因此在這些問題上我國《電信法》可以吸收、借鑒國外電信法的相關內容，並賦予其中國特色。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的《電信法》既能解決中國特有的問題，同時又具有國際化的特點。

周漢華：《電信法》作為一個法律，它和電信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屬於法律和社會相互關系的范疇，兩者是一種互動的關系，我們應力求實現一個平衡。

制訂出台《電信法》必定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因為它涉及到太多技術問題、經濟利益問題、市場問題以及政府管制問題。而且從立法的指導思想來說，慎重一些，多聽一些不同的意見，才能把法律制訂得更完善一些。尤其面臨當前政資分離、政府職能轉換調整等新形勢，更應該慎之又慎。通過制訂《電信法》，一定要解決一些現實的根本性問題和制約我們電信業發展的問題，通過立法推動改革進行，提升法律的實際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在《電信法》制訂出台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比如在三網融合中體制方面的融合，如何保證電信監管機構獨立而有效地監管的問題，目前對於市場結構認識不統一的現狀，以及在反壟斷法上的欠缺等問題都使得制訂出台《電信法》成為一個重大的考驗。

因此在制訂出台《電信法》的實踐中，需要克服這些制約因素，力求實現與電信業發展的相互促進，實現對電信業發展的保障作用。通過制訂法律，有助於在電信市場上形成規范而有序的競爭，推進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在市場准入政策上，可以通過進一步放開而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在互聯互通問題上也能夠減少爭議；在網路融合方面，能夠充分發揮技術融合帶來的巨大效益和作用，推動社會信息化進程；在政府監管方面，可以促進監管能力的提升，間接推動反壟斷制度的出台。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電信法》的制訂顯然會對我國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和騰飛，實現電信強國的目標，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反之亦然，《電信法》要實現順利的實施，也有賴於社會的經濟基礎，有賴於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只有通過電信業的進一步發展，把矛盾和問題都暴露出來，才能為《電信法》的制訂提供條件。與法和社會的關系一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目前電信業的發展狀況決定了《電信法》的具體內容和未來走向，不可能脫離中國電信業實際情況而去照搬國外電信法。

陳金橋：《電信法》出台可為實現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

首先，有助於形成有序、規范的競爭。信息產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制度作保障。《電信法》一旦出台，將會迅速形成以其為核心的一整套比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這對眾多電信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和競爭行為能夠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企業該干什麼、能夠干什麼、不能幹什麼等都會變得十分明確。

其次，有助於培育良好的消費環境。沒有一個很好的市場消費環境，沒有很好的需求成長，信息產業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電信法》里通過規定對電信用戶的權益保護，以及對電信市場資源的配置，有助於促進電信市場需求的培養，刺激通信消費增長。

再者，有助於更好地進行資源配置。因為要實現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必然面臨人與自然資源協調發展的問題。《電信法》所強調的資源有償使用，對於引導包括電信資源在內的全社會的資源合理配置，能夠起到比較積極的促進作用，能夠有效促進行業增長模式的轉變。

最後，有助於推動企業自身的發展。落實到企業這一微觀主體層面上，如果有了《電信法》和一系列相關制度體系，電信企業就可以沿著正確的軌道，而不是依賴政府而發展。相對健全、穩定的制度有助於形成較好的政策環境和發展環境，能有效促進企業自身競爭能力的較快提升，企業做大做強的主動性也會大大提高，進而整個產業也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彈性法」力求自適應

面臨日新月異的電信業發展環境，同時隨著中國加入WTO後市場開放的逐步深入及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升，《電信法》也必須做到與時俱進。從最近國外許多國家紛紛修改電信法以適應電信業發展新格局的實例我們也可以看出，《電信法》在保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要做到及時更新，甚至是前瞻式的更新。要以電信業發展市場化、電信市場主體多元化、必須引入競爭和市場機制等為基本判斷點，持續確保其活力。

李國斌：《電信法》要實現現實性和前瞻性、穩定性和靈活性、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完美融合。

如果用時間來對《電信法》進行一下細分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大致將其分為對過去的總結、對現實的反映和對未來的安排三部分。《電信法》不但要能夠解決已經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的行業問題，還要對可以預見到的問題做好充分的提前量，部署出相應的對策。也就是說，《電信法》要在保障現實性的同時，還要能夠提出前瞻性、指導性的措施。

另外從電信立法本身而言，因為它所反映的都是電信行業最基礎性的問題，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由於整個電信行業的發展日新月異，因此《電信法》本身還要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以做到能夠積極、有效地應對一些新問題。同時在某些特定時候還需要及時進行修訂，做到與行業發展同步甚至超前。

與國外電信法相比，我國《電信法》將會體現出一些中國特色。例如國外電信法大都屬於管製法，而我國《電信法》則是以管製法為主同時兼有企業法的內容。而且在一些具體的制度方面，也充分體現了目前我國的國情。例如在市場准入方面，現在國外普遍對涉及資源和網路設施建設的領域採取許可制度，增值電信領域則完全放開。然而鑒於我國電信行業目前的發展特點，我國《電信法》中除了體現在涉及資源和網路設施建設領域的市場准入要採取嚴格條件的許可制度外，也對增值電信領域採取相對寬松條件的許可制度。

周漢華：實際上在每一個問題上，我國《電信法》都既要體現中國特色，又要體現電信法的時代特點，要實現兩者的完美融合。對於電信立法而言，要做到「宜粗則粗，宜細則細」。

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角度來看，《電信法》要考慮中國的國情，不能脫離電信業的發展現狀，不能脫離現有的管制機構，不能脫離我們的法律體制和政治現實等。因此我們的《電信法》一定要成為一部有中國特色的電信法。反過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也有反作用，《電信法》反過來也能夠推動電信業的發展，因此《電信法》又要體現國際發展的趨勢，體現世界各國法律文明的成果。通過《電信法》的制訂，要使我國電信業進一步規范化、國際化、市場化。

因此《電信法》一定要保持某種彈性和張力，它既要考慮到我國的現狀與國情，又要考慮到技術發展和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考慮政府監管市場競爭之間的互動關系。要做到跟國際接軌，符合電信業發展的時代潮流，《電信法》面臨巨大挑戰。尤其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國外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是遲早的事情。在技術發展、融合的趨勢下，傳統的電信業的特徵已經不再有了，整個電信業的競爭將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競爭，電信業的發展也必然要符合國際化的潮流。因而在市場准入、資費政策、普通服務機制、信息安全、互聯互通等問題上，都要實現在國際化和本地化之間的一個平衡。《電信法》還要確保相對穩定性和可操作性，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在制度設計當中要體現出穩定性和靈活性的融合。

而且《電信法》不同於實施細則，也不是操作規則、行業標准或技術標准等，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電信法》應該對大的制度性的問題和原則性的問題予以規范，為改革實踐提供指引。而不能陷入到過於細的技術規定當中，最後出現技術鎖定，反倒由於法律修改不及時而阻礙電信業的發展。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電信法》同樣要做到宜細則細，不能過於粗泛。過於強調宜粗不宜細，會使得《電信法》沒有可操作性，在實踐當中造成法律不確定性過大，很難給人一個合理的預期。因而《電信法》對一些應該細的問題也要細，比如對於資費問題，就要明確哪些可以市場調節，哪些屬於政府定價，否則對《電信法》的實施以及電信業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陳金橋：面對電信業日新月異的發展環境，《電信法》應該做到與時俱進。

首先，應立足於體系建設。應該以《電信法》為核心，針對電信市場的類型、主體和利益關系，分別制訂和完善系統的法律、法規、規章和管理辦法。《電信法》要做到與時俱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外圍的制度來補充根本制度。《電信法》不是網路全書，因此應該通過必要的授權性規定，允許監管機構根據市場情況對某些問題進行進一步處理，這可以保持《電信法》的生機和活力。

其次，要適應階段要求。隨著電信產業發展和市場競爭狀況的變化，不同時期的利益關系和矛盾要有所區別，電信法律制度應當適應這種變化，及時總結經驗，按照先試行、後完備的立法思路不斷推出各項制度規則，保障電信監管依法有序進行，促使電信競爭納入法律治理的軌道。《電信法》需要不斷修正與完善。在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的時候，例如NGN融合、監管機構調整、資費變化等，要適時地對《電信法》進行修訂。

再者，須加強監管協調。《電信法》能夠保持較好的彈性與監管機構的執法行為也有很大關系。監管部門在電信監管中要及時總結經驗，把電信改革和電信監管中的經驗和案例積累起來，特別是區域市場監管的特點，以作為《電信法》下一步調整的依據。

最後，重與國際接軌。我們要加強電信法的專項研究和跟蹤研究，要充分借鑒世界各國在電信立法和國際規則上面的進展和經驗，對中國的電信法律制度進行定期評估，把相應的有活力的內容以及適應中國國情的內容吸納進來，這樣才可以做到與國際接軌，保持其內容方面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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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一：中國電信立法大事年表

·1980年《電信法》被提上立法日程，開始最初起草《電信法》；

·1988年《電信法》開始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

·1993年《電信法》開始列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

·2000年9月《電信條例》出台，被業內稱為「小電信法」；

·1998年《電信法》被列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之中，為第一類

立法項目；

·2001年4月信息產業部成立《電信法》起草領導小組、工作小組以及專家

咨詢委員會，立法工作從程序上實質啟動；

·2003年《電信法》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之中，同樣為第一

類立法項目；

·2004年《電信法》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

相關二：聚焦國際電信立法熱潮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鑒於全球電信業的飛速發展和激烈競爭，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在內的各個國家紛紛制訂或者修改各自的電信法，掀起新一輪的電信立法熱潮，以全面適應日新月異的全球電信業的發展。

·美國1996年頒布新電信法，以鼓勵競爭，鼓勵各部門融合發展，進一步開放電信市場，放寬外資外商進入美國電信市場的限制，更鼓勵美國公司進入國際市場。其在互聯互通、本地市場的開放以及長途電話市場的開放等方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標志著美國電信與信息業進入全面競爭時代。隨後在2003年FCC對電信法規則又作出調整，以適應通信環境的新變化。

·作為日本最重要的電信法律，《電信事業法》自1984年出台後經歷了多次修改，以適應電信市場的需要。1997年增加互聯互通基本規則內容，同時取消外商投資限制。2001年的法律變更推進了國內倡導的信息技術革命。2002年通過提交新競爭框架，更充分體現了其以用戶利益最大化、促進公平競爭為管制原則從而轉變其管制思路。

·2003年7月17日，英國議會批准了通信法草案，從而產生了2003年通信法。該法共分為六大部分：OFCOM的職能、網路業務和無線頻率、電視和電台業務、電視接收的許可、通信市場的競爭、雜則。新法確立了OFCOM這個電信管制機構的法律地位，並依據歐盟的管制框架新指令對英國的電信監管體制進行了其它重大革新。

·在1996年頒布電信法之後，德國政府在2003年10月提出一份新的電信法草案，以促進以德國電信為主導運營商的電信市場向競爭者開放。新的法律旨在改善這個歐洲最大的電信市場的競爭環境，其目標是在電信業保持競爭，最終在不同的利益之間達到一個平衡。新的電信法在2004年提交國會，並於2004年頒布實施。
http://www.cnii.com.cn/20040423/ca257426.htm

『伍』 隋文帝法治「理想國」有何獨特魅力

據《隋書·文四子傳》記載，隋文帝三兒子楊俊恃功而傲，在封地奢靡成性，違法亂紀，屢教不改，隋文帝得知後對其依法論處。此間左武衛將軍劉升出面為楊俊求情，稱楊俊「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認為可以容忍。隋文帝堅持「法不可違」。左僕射楊素也為其開脫，隋文帝說：「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意思是我楊堅不僅是五個兒子的父親，而且是全天下百姓的父親，要對天下萬民負責，法是任何人不得違背的，我不能為袒護自己的兒子而毀壞法律。楊俊臨終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謝罪，仍被駁回：「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我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楊俊最終鬱郁而終。
隋文帝鐵面無私、嚴懲逆子的背後，體現了他對法治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講，隋文帝正是依靠自身先進的立法思想，堅定的依法治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治國理政方針，使國家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復甦，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他創造性地開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設，有效地打擊了門閥士族勢力，在很大程度上治理了當時的腐敗問題。他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體力行杜絕徇私舞弊的行為對當時家族式的腐敗起到了震懾與抑止的作用。隋文帝的法治思想有著獨特的魅力，在中國法律文化的長卷上熠熠生輝，值得後人關注並吸收、借鑒。
先進的立法思想——有決心、有創新、有人心、有方向
隋文帝十分重視法治建設，深知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

據《隋書·刑法志》記載，即登帝位，隋文帝就大刀闊斧地開展立法運動，開皇元年（581年）命高熲、鄭譯、楊素、公常明、韓浚、柳雄亮等人「更定新律」。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有四個特點：第一，有決心。視立法為治國之首要。第二，有創新。立法從國情實際出發，「沿革不同，取適於時」，法律為社會發展服務，「故有損益」。為改變北周「刑政苛酷，群心蹦駭，莫有固志」的狀況，隋文帝主張「以輕代重，化死為生」「雜格嚴科，並宜除削」。第三，有人心。立法內容上兼具法權與人權的維護。他廢除苛慘之法，「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開皇六年（586年），「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他慎用死刑，「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在頒布的新法中，明確廢除了宮刑；在實施刑法時，要求「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明確了直訴、申訴制度，「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第四，有方向。立法以維護皇權為核心。「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采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新法頒行後，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第二次制定律令，進行了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改革。據《隋書·裴政傳》，此次改革，「采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總結前朝經驗，修訂新法在執行中的問題，進而形成了著名的《開皇律》。《開皇律》不僅為隋朝的發展、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而且對《唐律》乃至後世律法的制定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陸』 談談依法治國的必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如何完成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理解，依法治國最重要的就是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一項戰略任務，我們要從必要性和艱巨性這兩方面來加深理解。了解必要性以增強自覺性，要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條必由之路，除此別無他途;了解艱巨性以增強堅定性，要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進行不懈奮斗、付出艱辛努力。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們黨作出的必然選擇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正確決策，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條客觀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首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的歷史使命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由之路。我們黨對自己歷史使命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新中國的建立，應當是我們黨從領導人民鬧革命的革命黨，轉變成為領導人民搞建設的執政黨的轉折點。1954
年憲法的頒布實施，為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法律基礎。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是黨領導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新起點，黨的八大對此進行了初步探索。遺憾的是，八大提出的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主張，沒有一以貫之地得到貫徹。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提出，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我們黨開始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真正轉變的偉大歷程，先後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大戰略方針。黨的十六大報告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奮斗，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二是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就從指導方針和理論上完成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成分、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利益結構的多樣化，國家與集體、個人，政府與社會、市場關系的深刻調整，客觀上要求執政黨堅持依法辦事，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善於通過國家機器、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國家和社會，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可以說，黨的歷史使命發生重大變化，必然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其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條件。從根本上說，執政黨的任務就是治國理政，通過總結實踐經驗、集中人民智慧，提出黨的主張，解決國家工作中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的問題。而法律是實踐證明的正確的、成熟的方針政策的制度化、定型化，正是解決現實生活中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問題的。因此，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決定，黨必須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全國上下一體遵循憲法和法律，有利於保證黨執政興國，保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長治久安;有利於持續推進各方面的改革，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各領域的建設與發展。

再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突出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各個領域，任務十分艱巨，必須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在根本上要依靠法治來保障，通過法治來推動。現在距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也就七八年，時間十分緊迫。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和戰略目標，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度動力和根本保障。特別是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凸顯，影響社會和諧的不穩定因素增多，人民群眾對保障自身權益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民主法治建設的期盼越來越高，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礎性和戰略性地位。

最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入推進各領域改革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深化改革的「深水區」和「瓶頸期」，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就業、環境、資源、收入分配、城鄉統籌等不少領域牽涉的利益格局十分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越來越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尋找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越來越需要從制度上進行系統謀劃、頂層設計和綜合配套。法治既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時也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重要方式，還是凝聚改革共識、分擔改革風險、推動改革深化的最佳途徑。從我國歷史看，很多重大改革都是從變法開始的;從國外情況看，法國推行養老制度改革，美國推行醫療制度改革，都是通過法治的途徑。因此，改革越是深入，越要強調法治，讓政府和人民共享法治紅利，以法治來引領改革方向、推動改革進程、保障改革成果。

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任務艱巨繁重

1997
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以來，黨領導人民實施依法治國，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諸領域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概括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依法治國作為國家基本方略載入憲法，成為全社會共識和當前最大公約數;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推進，立法質量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能力逐步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有所提高，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得到加強。其中突出的一項成就是，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部門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體上實現有法可依。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大黨，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據自己的國情，扎實推進立法工作，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立法路子，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了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法律體系，使我們站在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的歷史起點上，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依法治國是一項十分龐大和復雜的綜合性系統工程。要在較短時間內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戰略目標，任務艱巨而繁重。從歷史原因來看，中國有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的傳統，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可見，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封建專制傳統、人治文化根深蒂固、經濟社會發展又不平衡的國家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面對比其他國家更多復雜的問題。

從現實情況來看，有三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有法不依的情況仍然比較嚴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有法不依的「短板」效應愈發明顯。有的同志不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習慣於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與法律手段割裂開來，把法律制度視為障礙、絆腳石，甚至撇開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規定與權力行使「兩張皮」。特別是少數領導幹部人治思維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習慣於拍腦袋發號施令，甚至侵犯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損害黨的威信和法律權威，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因此，堅持有法必依，確保憲法法律得到有效實施，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任務和攻堅環節。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不僅可能成為依法治國的「瓶頸」和阻力，而且會影響科學發展觀的深入貫徹落實，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取得的成就受到削弱、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受到影響。二是，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比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亂作為，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為。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權力、金錢、人情、關系等因素屢屢影響法律的有效實施，經常出現「明規則」干不過「潛規則」的情況。究其原因，與一些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對憲法和法律缺少敬畏，不習慣在法治軌道上用權有密切的關系。比如，有的徇私枉法，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在執法上不作為，講人情，不講原則，造成「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比較普遍，結果是老實人吃虧，既放縱了違法行為，又打擊了守法的積極性。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只看眼前、忽視長遠，重經濟建設、輕法治建設，只顧政績、不顧群眾。這既損害了法律權威，又難免造成新的社會熱點問題。三是，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還不夠強。當前，全社會「不願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氛圍還沒有完全形成，法律權威還沒有從根本上樹立起來。「法不責眾」的心理比較普遍，一些人只想享受權利和利益，而不願承擔責任和義務;一些人信「訪」不信「法」，不習慣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熱衷於「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不理性、非法治效果。

總之，按照黨的十八大的要求，到2020
年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時間十分緊迫，任務艱巨繁重，需要我們以更強的決心、更大的勇氣、更高的智慧謀劃推進依法治國。

『柒』 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不是就意味著中國發展更需要德治

我個人認為不是。
什麼叫做依法治國，那麼以法律為准繩對國家進行治理，否則談何法治!
德治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人治，以德治國，以誰的德為具體的標准呢？這個在執行上是很難進行裁量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推行德治很明顯不可能會是大范圍的，最多隻能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立法的方式等方面進行考量。是，我承認我們國家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德治，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在中國，對司法的干擾，不僅來自「金錢」和「權力」，而且來自「人情」和「關系」，這種國情和現實，使中國的司法所面臨的干擾風險非常之大。因此，需要建立堅固的體制障礙和制度隔離，使任何干擾都無法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實質性的消極影響。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進一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和制度完善。
君不見各方官員貪腐，官商勾結，裸官現象等等一系列的，濫用自身權利去做不應該做的事情的人嗎？德治在現在來說，真的還不是時候。
依法治國並非單單就是依據枯燥的法律條文治理國家，要考慮很多現實的情況。所以我們要在依據法律條文的基礎上，擴大法律的范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充分的規范供給。恪守原有單一的法律淵源已無法滿足法治實踐的需求，有必要適當擴大法律淵源，甚至可以有限制地將司法判例、交易習慣、法律原則、國際慣例作為裁判根據，以彌補法律供給的不足，同時還應當建立對法律擴大或限縮解釋的規則，通過法律適用過程填補法律的積極或消極的漏洞。
為了保證法律規范的質量和提升立法科學化的水平，應當進一步改善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提高立法程序正當化水平，構建立法成本效益評估前置制度，建立辯論機制，優化協商制度，提升立法技術，規范立法形式，確定法律規范的實質與形式標准，設立法律規范的事前或事後的審查過濾機制，構建實施效果評估機制，完善法律修改和廢止制度等等。
綜上所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並不是就意味著中國發展更需要德治。而是德治與法治相互結合，從而促進法治建設的完善。

『捌』 中國近代制憲史的啟示

從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至今,中國憲政走過了百年風雨歷程.百年憲政一路走來,確實是峰迴路轉、跌宕起伏.由於從傳統體制到憲政的進化必須經過制度和文化上的雙重變遷,中國憲政之路的曲折和艱辛其實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在這個過程中,憲政制度屢建屢廢；一次次令人激動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喪地破滅.在紛亂不定的權力格局中,不同派別的政治斗爭與妥協也曾產生過類似西方的憲法制度,但是都因為欠缺憲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為過眼雲煙.對於許多知識分子來說,西方憲政制度和理想或許是令人嚮往的,但是距離中國現實卻總是如此遙遠.
中國百年歷史昭示了憲政改革的難度,而改革困難的最終原因在於制度和文化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一般來說,憲政改革必須在制度和文化兩個層次上同步推進.沒有制度實踐,憲政文化很難推廣；沒有文化的支持,憲法制度再先進也只能停留在條文層次,很難得到落實,最後或者名存實亡或者索性倒退到舊體制.這就決定了憲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間獲得成功,而必然是一個十分漫長和曲折的漸進過程.在理想情況下,要從傳統體制和平進化到憲政狀態,致力改革的知識分子必須首先從國外引進或創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獲得開明政府官員的認同和支持,並開始制度實踐；老百姓從制度實踐中獲得了實在的好處,例如通過行政訴訟保護了自己的權益,因而普遍擁護一開始可能極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託的新理念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共識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訴訟實施十年之後,「依法行政」和「法治國家」被作為普遍擁護的理念進入中國憲法；在這個基礎上,政府、學者和民眾開始新一輪的互動,逐步將憲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達各方都認為滿意的憲政狀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中國基本上是按照這種漸進路線走過來的.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制度和文化交替進化過程中,中國從傳統專制逐步走向當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憲政 .現代各憲政國家採取的具體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個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權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權；它們構成了現代憲政的核心價值,也是各憲政國家普遍踐行的基本制度.我們可以設想,民主、法治、人權和(縱向)分權共同構成一個四維坐標系,任何國家可按其在這四個方面的成就,在這個四維空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憲政的漫長過程中,中國借鑒和吸收上述四項憲政價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盡相同.
本文從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發,探討中國憲政在民主、法治、人權和分權四個維度上的百年進化歷程.百年憲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國憲政要取得進步,必須首先克服「國情論」和「本土論」的誤區,虛心吸取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制度經驗.只有人民自覺起來維護憲政理念並主動產生制度建設的訴求,中國憲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並成為世界憲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員.
一、民主：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
毫無疑問的是,民主是憲政的第一要素.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便有憲政,也只能是恩賜的,因而必然極不可靠；更何況除了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對人民負責的統治者是不會如此「慈悲」的.英國憲政傳統的源頭——《大憲章》——是英國貴族和國王斗爭得來的成果,約翰王是在屢戰屢敗後實在無奈的處境下才在《大憲章》上簽了字.以後的國王仍不甘心失敗,屢次翻悔,而英國的憲政總是在民主戰勝專制之後才取得進步.1689年的「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標志著議會對國王的最終勝利,英國憲政才以其獨特的方式沒有間斷、沒有懸念地發展至今.美國憲政則是在民主基礎上對民主的反制,以防發生「多數人的暴政」.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民主不僅是憲政的基礎,也是憲政的制約對象；沒有民主與法治,美國聯邦憲政就會無的放矢.由此可見,憲政從來離不開民主,兩者從來是同步發展的,在某些國家(例如英國)甚至是一回事.
(一)新民主意識的萌發及其局限
(二)西式民主———文化沙灘上的制度大廈
二、法治———阻力最小的「西化」?
在今天看來顯而易見的是,法治是憲政的基礎.依法治國的最高階段就是依憲治國,而沒有法治,憲政反而成了無本之末.因此,憲政和法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至今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在人治的環境下率先實行憲政,所有國家的憲政都是民主和法治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水到渠成的結果.當然,沒有民主的法治可能是相當可怕的,先秦及其以後的中國歷史上法家當政時期之所以民怨沸騰,主要是因為那些鐵面無情的酷吏可以為所欲為而不需要對社會負責,而儒家卻誤以為這是法治本身惹的禍.長期以來,儒家雖然並非絕對否定法治,但是重視德治、輕視法治(「德主刑輔」)的傳統卻是不爭的事實,以至中國法治和西方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雖然中國法家早在戰國時期就發展了相當發達的法治理論,但中國現代法治仍然是西方「舶來品」.
尤其重要的是,政府法治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分權 ,因而分權成為憲政與法治國家的一項共同原則.雖然法治國家不見得非要採取美國或法國或任何特定國家的「三權分立」,但至少是某種形式的分權.這是因為和德治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強調的不是官員對自己的道德約束,而是人民對官員的控制與官員之間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內部建立相對分散與獨立的權力中心,以實現不同部門之間的相互制衡.人員、財政、權力等各方面的獨立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不獨立,有效的制衡就無法實現：如果議員就是執行官,那就至少不能指望這個議員能有效監督自己的行政活動；如果法官的命運和福利掌握在行政官員手中,那也不能期望他們能有效地保證行政法治.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論證了分權對保障自由的作用,其實同樣的論點也完全適用於分權對法治的保障.由於任何政府都具有立法、執法與司法三大主要職能,因而把這三個機構分開並保證其相應的獨立地位,是法治的一個基本前提.這就是為什麼早在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16條就宣稱：「只要沒有保障權利並規定三權分立,那麼社會就缺乏一部憲法.」如果沒有分權,就不能保障法治,當然也就談不上憲政；這樣即便有一部「憲法」,也必然只是充數的「門面憲法」而已.
然而,在集權傳統濃厚的中國,不僅中央和地方沒有分權,而且政府內部不同職能也沒有分權.集地方決策權、行政權與司法權於一身的縣官升堂判案,早已成了中國傳統法治狀態的一副「標准像」.可想而知,這種高度集權狀態下的「法治」和現代法治的差距是何其之大.
(一)法治理念的確立
(二)法治實踐的有限成就
三、人權———從手段成為目的?
在以義務為主導的儒家傳統中,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顯然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當然,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儒家倫理和現代人權觀念格格不入；在某種意義上,我對你的義務就是你的權利.況且儒家從來高揚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因而可以被認為是「集體權利」的捍衛者.盡管如此,不爭的事實是,現代人權觀念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的,「集體權利」最終也要落實到個人身上.雖然儒家不僅強調「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而且也主張「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但是臣不「敬」、「子不孝」的後果很嚴重,而如果君不「仁」、父不「慈」,似乎除了道德說教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辦法.相比之下,現代憲法權利在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化」的權利———也就是說,是具有實實在在的法律救濟的,而這一切對儒家傳統來說無疑是很陌生的.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中國對個人權利的「本土資源」實在不多,而似乎可以預料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傳播和其他領域相比將遭遇更大的阻力.
一般認為,嚴復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將西方自由主義學說引進中國的第一人.他在《原強》中主張「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且西方之所以強於中國,正是因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但是,事實上,嚴復並不是一位嚴格意義的自由主義者.在骨子裡,他仍然擺脫不了以集體為本位的儒家文化影響,因而他的主張實際上更接近社會功利主義者( utilitarian) .當然,社會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並不發生必然的矛盾；集體利益是個體利益之和,因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不僅沒有沖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畢竟是兩種不同的學說,個體或少數人的利益和多數人的利益確實是可能發生沖突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嚴復毫無疑問主張「兩害相權：己輕,群重」；如果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發生沖突,則每個人都有義務「舍己為群」.既然連中國自由主義的「鼻祖」都這么認為,權利觀念在中國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適應乃至吸收西方人權觀念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雖然清政府顯然對「臣民」的權利不感興趣,但是《欽定憲法大綱》還是「附」上了9條「臣民權利義務」,其中有6條是關於「臣民」的權利,包括擔任公職的權利、表達自由、罪行法定、獲得法官審判的權利、財產權和居住權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則專門規定14條「人民」的權利,第5條和第6條還十分科學地區分了平等權和自由權.以後的「天壇憲草」、「袁記約法」、「賄選憲法」也都在國家結構條款之前規定了人民或國民的權利, 1936年的「五五憲草」和1946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則在「總綱」之後就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到民國時期,人權在中國似乎已經從功利主義的手段轉變成自身值得追求的目的.
當然,憲法規定是一回事,權利保障的具體實施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因為缺乏司法審查制度,侵犯人權的事例自然是屢見不鮮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保障人權命令.胡適等人藉此在自由主義雜志《新月》上發表文章,列舉了許多國民黨政府侵犯人權的例子,公開提出保障人權、制定約法、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進而發動了一場人權運動.胡適本人因此受到當局警告,甚至被迫辭了校長職務；雜志總編羅隆基則受到拘捕,《新月》也不斷遭到查禁而無法按時出版.由此可見,民主、法治尤其是司法審查保障機制的環境下,保障人權的憲法或法令是完全空洞的.
但是,即便如此,這些事件仍然表明中國當時對自由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例如,羅隆基曾精闢地指出：「壓迫言論自由的危險,比言論自由的危險更危險.」或許可以不誇張地說,中國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言論自由重要性的把握基本達到了同時期美國最高法院的少數傑出法官的水平,而且和美國相對寬松的言論環境相比,中國少數知識分子在政治高壓下仍然針鋒相對、直言不諱的精神尤其難能可貴.胡適曾將矛頭直指國民黨的最高領袖,其對國民黨鞭辟入裡的批判可以說超越了當代學者的境界：一黨專制「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主義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但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同時,他准確地預見到：「現在的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
國民黨政府漠視人權、彈壓言論的行為,使其喪失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支持,最終喪失了政權.一個政府可以壓制人民對它的批評,卻不可能強行獲得人民的擁戴.當然,這些尖刻的言論當時仍能公諸於世,確實表明言論自由並非完全喪失了公共空間,只是發表政治言論將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由於國民黨政權對外面臨日本侵略,對內受到共產黨的制衡,黨內也各路派系林立,因而無暇顧及所有對其不利的言論.但是,正像沒有制度化的地方割據不是「聯邦制」一樣,沒有制度保障的言論自由或其他任何權利也配不上「權利」的稱號.如同民主與法治一樣,民國憲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權利只是不能兌現的「口惠」( lip service) .事實上,在欠缺民主和法治的非常環境下,權利也不可能受到切實保障.
四、中央與地方分權———難以擺脫的集權傳統
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專制.和其他憲政要素相比,中央集權可以說是中國最為根深蒂固的傳統.固然,由於中國地域巨大、地方差異顯著,在交通和交流技術不發達的時代,中央集權必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從而為地方自治留下了有限的空間,但是,這種有限的自治只是中央恩賜或疏漏的結果,當然談不上任何意義上的「制度」.雖然中國古代思想家也曾提倡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分工,例如,乾隆年間秦蕙田提出：「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體統相制」,但是,只有到近代才真正認識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也只有到近代,有關中央和地方分權的討論才真正展開.
(一)聯邦作為制度博弈的工具
(二)聯邦試驗的興衰與啟示
五、代結論：中國「國情」與普世價值
余英時教授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激進的,「進步」代表著整個近代史上壓倒一切的主旋律.但從「中體西用」等不同版本的「國情論」來看,中國對西方理念的接受和吸收顯然不是無條件的.事實上,不僅傳統衛道士抵制現代西方的憲政理念和制度,即便民國時期造訪中國的外國法律專家同樣認為先進的西方理念不合乎落後的中國現實,因而屢屢建議中國採取更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因此,雖然日本憲法學家有賀長雄明知「超然內閣」在法國以至其本國試驗失敗,卻仍然建議中國研究這項制度.美國行政法學權威古德諾先是認為英國內閣制不如大總統制更適用於中國, 後來又主張民選總統制不如立憲君主制,結果直接為袁世凱恢復帝制所利用.哈佛法學院的龐德院長則更明確主張中國憲法「本土論」：「中國需要一種具有中國性格,合乎中國國情之中國憲法,不必抄襲外國.制定憲法時最應注意之點,乃使憲法之內容配合一國之歷史與文化背景及社會環境.?立憲政府必須出一國之人民原有之文化制度及傳統之理想中逐步形成發展,決非一種長成後可任意由一國移諸他國之物.」
根據這種理論,中國既不需要採取分權制度,也不應採取聯邦制；至於是否應該像美國那樣實行司法審查制度,對違憲的法律提供司法救濟,還得「視中國之環境而定」.問題在於,形形色色的「國情論」並沒有為中國的社會發展提供任何建設性方案,反而往往成為阻礙改革的借口.至於究竟什麼才符合中國「國情」,國情論者一般也是自說自話,凡是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便統統斥之為「不合國情」.這種主張在今天聽起來何其熟悉,對於社會進步的作用又何其渺小.其實審視百年來中國法治的歷程,幾乎沒有哪一項成就不是在克服「國情論」或「本土論」的保守和惰性之後才取得的.保守理論固然有助於避免盲目照抄外國經驗,但是更容易助長夜郎自大並成為既得利益阻礙社會變革的工具.正是在超越「國情論」的封閉和狹隘的基礎上,中國憲政不斷走向世界並逐漸融入世界憲政的大家庭中.
中國憲政已經走過百年,最終要到達什麼狀態? 雖然中國憲政和西方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中國顯然是不需要照搬西方憲政的.毫無疑問的是,每個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及其所對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論西方憲政制度和理念對中國產生了什麼程度的影響,中國和任何國家一樣都註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完全可以採用不同的憲法制度,各國憲法制度最終也確實是各國在特定政治與文化環境下自我決定的產物.但另一方面,百年憲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國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員,和其他民族與人種分享同樣的人性需要和追求.這就決定了中國憲政必然具有世界各國憲政的某些共同特點,並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價值理念和統治規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的歷程尤其表明,中國憲政並不是世界憲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入世界憲政大家庭並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在經過2004年修憲之後,中國憲法所表達的理念和西方乃至世界各國憲法是相當接近的,而且中國憲政對西方憲政的借鑒和吸收過程仍在繼續並還將繼續下去.和百年前截然不同的是,很難想像今日中國還有任何人反對民主、法治或人權,而這些也正是世界各國普遍擁護的基本憲法價值.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盲目樂觀地相信,中國憲政必然會通過漸進改革自動達到理想狀態.在改革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不排除統治集團和社會的利益發生根本的沖突,以至難以達成雙贏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統治集團患得患失,那麼很容易致使改革半途而廢；和平漸進的制度改革是否能夠持續進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政者的覺悟、意願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更普遍、更自覺、更強烈地擁護憲政理念並主動產生制度建設的訴求.只有這樣,中國憲政才能融入世界並為世界憲政文明貢獻獨特的「中國經驗」.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玖』 從中國近現代憲政的結局可以得到哪些啟示

近代中國憲政經驗的啟示
憲政改革要成功須依賴廣大人民的參與和支持。
1908年，中國清政府出台了第一部憲法性的文件———《欽定憲法大綱》。這部大綱是
一部很糟糕的憲法，但它畢竟標志了中國憲政的起步，代表了從1840年以來半個多世紀思想的積累。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不斷求索著民族的命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中國被小小的日本國打敗，這對知識分子的震動尤其大。知識分子經過很簡單的比較之後，馬上得出一個結論—因為日本的憲政和法治遠遠走在中國前面。果然十年之後，日本不僅把中國打敗，把俄羅斯也打敗，這更加說明憲政對於國家富強的重要性。中國的朝野，知識分子、社會精英達成了一個共識———中國要進步，一定要制憲。到1908年，中國政府終於發現原來缺乏一部憲法，一套現代國家的制度。 1908年，中國終於出台了這部憲法，但是這部憲法並沒有得到實施。大綱中規定了很多制度，議會、人權、民主，當然是在君主控制之下的民主，但紙上的制度和實踐的制度相差很遠。為什麼憲法從文本到制度實施那麼困難？簡單地講，因為大眾一直沒有動力去參與憲政的過程，沒有大眾的參與，種種改革最後都歸結為失敗，缺乏這種憲政的文化，而制度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兩者之間有比較好的結合，才能夠同時進步，憲政文化的缺位，導致歷次改革的失敗。從1894年開始，立憲就成為中國精英的共識。甲午戰爭之後康有為等進行了公車上書，經光緒皇帝的支持，實施了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有希望的時期。但很可惜百日維新很快就失敗了。戊戌變法的希望覆滅向人們昭示著以後所有憲法改革的困難所在，改革遲早會觸動既得利益，在沒有人民的支持的情況下，最後必然走向失敗。自鴉片戰爭之後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憲政被認定為一連串的失敗。為什麼會失敗？首先，中國一直是富強為體，憲政為用，中國不是為了追求憲政而追求憲政，而是為了中國的富強，為了民族的救亡追求憲政。這樣一來註定了中國對憲政的追求是半信半疑的。
憲政只是追求富強的一種手段，當人們發現憲政對富強並沒有那麼大的作用，就會拋棄憲政。對憲政採用了一種急功近利的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憲政畢竟是舶來品，國民首先考慮的當然是民族救亡。其次，中國立憲失敗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制度，並不在文化上。一旦要改革，要改變這種權力格局，就必然意味著他要失去對社會資源的控制，也就必然意味著官員個人的利益要將受到損害，很自然會抵制改革。這個障礙在戊戌變法時體現得非常清楚，阻礙中國憲政發展的就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改革要成功有一個很根本的前提，就是要獲得既得利益集團的合作。從1840年到1911年，經過了多次改革，都是想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之下推動政治和法治的進步，但最終失敗了。既得利益的障礙使得改革進行不下去。那麼改革究竟依靠誰呢？執政集團是非常多元的，其中有很短視的，就像當年的滿清一 樣，拚命維護眼前的既得利益，最後適得其反。也有比較進取的改革官員，單依靠這些官員行不行？不行。因為他們在整個體制當中必然是少數，而且必然處於弱勢，即使他們成為最高領導人。所以光是依靠少數改革者是不可能成功的。為什麼？因為憲政最後是想通過一種比較均衡的權力分配來得到比較均衡的社會資源分配，憲政是要讓大家得到好處，大家都是憲政的得益者，憲政的事業必須要由人民一起來推廣，而不能依靠少數的官員。憲政的進步是制度和文化之間的交替。
人民如何去支持憲政呢？首先要熟悉。比如清朝進行某些制度改革，但人們對這種東西很陌生，並沒有看到這種制度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好處，就不會參與，這項改革也必然是胎死腹中。這種參與的文化不是通過道德說教可以實現的，只有當制度真正為老百姓做一點事情，老百姓能夠看到他所投的一票是有意義的，才會去參與。這是兩方面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制度不能沒有文化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文化要普及，必須要依靠制度的實踐，沒有制度的實踐，只是學者的宣傳，或者少數社會公益人士的宣傳，最後沒有太多人會去響應。
憲政的四個方面：民主、法治、自由權利、中央和地方關系總結百年憲政的經驗，我們發現，憲政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民主，法治，自由權利，中央和地方關系。
首先，民主是憲政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同時也是憲政的前提，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可以在不實行民主的前提下走向憲政。中國沒有民主的傳統，因為中國傳統不是由民作主，而是替民作主，《尚書》有民主一詞，但是意思顯然不是由人民來選擇湯王，而是讓湯王成為人民的「主」。因為沒有人民的參與，包括戊戌變法、晚清新政等在內的改良努力都失敗了。這些失敗向人們昭示，即使在執政集團當中有最高的領導人在推動改革，最後都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利益集團的巨大的慣性。後來辛亥革命催生了共和憲法，其最大貢獻就是讓中國在一夜之間從專制君主政體走向共和政體。辛亥革命不僅在憲法文本的制定上取得了成就，同時在民主實踐當中也有一定的成就，盡管范圍比較有限，但選民數量增長得非常快，有些地方的選民投票非常活躍，東北、江蘇投票率達到60～70%，這對於以前一直缺乏民主的中國來說，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當時的民主有很多欠缺，這在今天看來是十分正常的，即便在很成熟的民主國家，像美國，負面競選、相互抹黑的現象也非常普通。但是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中國的
知識分子，因為長期缺乏民主，對民主沒有感性的認識，同時期望過高，所以當民主出現了一些差錯，就過分悲觀。在實施了幾年民主之後，整個社會都開始懷疑民主政治的價值。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國只是一個假民主、假共和，知識分子過分理想化，認為民主是一個很崇高、很廉潔、很高效的東西，只要實現民主以後，所有的社會弊端都會消除，在這個希望破滅以後，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中國的傳統也缺乏法治觀念，當社會爭議和訴訟涉及到利益集團時，就通過權力和司法
來影響法治。法治的前提是分權，尤其是要保證司法不受其他外在力量的干擾，否則不可能實現法治。但是在傳統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權力都高度集中，這就意味著傳統中國不可能有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清末民初改革當中，法治的進步非常快，無論是理念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到了20世紀20年代，法治國家已經成為中國很多上層精英分子的共識。當時的進步非常了不起，比如最早的民國臨時約法，規定法官在任職當中不得減俸，不得轉職，這些都是對個人法治的保障如果可以這樣發展下去，中國成為法治國家，乃至憲政國家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當然民國的法治有些局限性，尤其是司法審查制度幾乎沒有提到。這體現了人們對司法審查制度認識上的不足，但是這種不足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為首先司法審查是針對民主而言的，沒有民主，司法審查就失去了目的。當時中國整個憲政框架都沒有建立，所以沒有重視司法審查並不奇怪。人權當然也是中國傳統所缺乏的，儒家的傳統是義務導向的傳統，權利對人們來說一直是很陌生的詞，清末民初引入之後，受到很多的阻力。嚴復把自由主義引入中國，並且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但是嚴復的自由主義似乎是一種社會功利主義。民國之後幾部憲法都規定了權利，但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中國社會的自由度並不大，然而國民黨統治力量相對薄弱，胡適、羅隆基等人正是在這種夾縫中發起了爭取保障人民權利的人權運動，可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命運。
最後一點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權，這當然也是中國傳統所沒有的。自秦朝以後，中國2000
多年的中央集權根深蒂固，地方沒有分權的空間。所有的憲法也都沒有一部被稱之為聯邦憲法的。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成為各大利益集團之間相互較量和妥協的話題。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掌握了種種權力，所以主張中央集權，而國民黨大多數主張地方自治和聯邦制，各大軍閥都希望通過地方自治甚至是制定審憲來維護自己對當地的統治。憲法的能力正是各方利益集團通過博弈產生一種制度。憲政不是某一個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先知給大家所規定的一套制度。清末民初，國家似乎也體現出各大利益集團通過利益的博弈來產生制度，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一個中央集權國家是沒有這種能力的。但中國不是這樣，直有一個最高權力，下面利益集團之間達成的協議對這個最高權力是沒有用的，沒有經過最高權力認定，這個協定是作廢的。所以斗爭模式都是去爭取最高統治者的同情、支持。
但是民國的憲法卻一再推倒重來。本來中國1923年的憲法是相對好一些的一部憲法，但很可惜，這部憲法是在曹錕的主持下通過的，所以也帶上了賄選的惡名，隨著曹錕的垮台消失了。1922年、1923年，國民黨開始反對聯省自治，最後北伐革命成功，中央集權又得到加強。1927年，國民黨北伐快成功時，出現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正是北伐的成功才導致了國共的破裂，才導致國民黨大規模的迫害共產黨。北伐革命成功對中國憲政有推動嗎？答案是沒有推動，相反建立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其實，談判、妥協的前提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地位平等，不是任何一種力量有正當性去消滅其他力量。中國沒有談判的傳統，不具備這種文化和心理。
中國國情到底是什麼
美國法學家龐德曾說，中國需要一種具有中國性格，合乎中國國情的中國憲法，不必抄襲外國。這句話比很多國情論者和本土論者講得都更加精闢。問題是，中國國情到底是什麼？這是所有的國情論者都說不清楚的。
龐德的言論發表以後，1946年大公報就刊登了一篇社論批評他的論點。「用他的話來看，
中國當時所實行的所有東西都是不合國情的，中華民國不合國情，地方分權不合國情，少數民族自治不合國情。中國一直是華夏民族，文明至上，男女平等更顯然不合國情。國情論說不出到底什麼才算國情，什麼不是國情。 國情論至少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字面意義上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價值觀。而且任何民族都有權利去維護這種價值，只要國家不是殖民地、不是亡國奴，沒有誰能夠強迫你去接受別人的東西。在這層意義上，任何民族都有權力決定本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國家制度。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人民決定接受了就是國情，所以被接受的東西，已經在實施的東西就必然是符合國情的。在這個意義上，國情論不是一個問題。但有時，國情論主要用來指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政治上沒有可行性。但是任何一項改革，只有在進行試驗以後，或者至少在充分的討論之後，才有可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符合國情的。改革開放30年證明，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依法行政、法治國家，這些東西原先都沒有，都是舶來品，一開始肯定也是不符合國情的，但如果回到1978以前，人民公社那就是國情，為什麼要搞市場經濟呢，為什麼要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呢？是絕大多數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選擇走這條路。國情論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跟一百年以前的任何時期相比，我認為中國現階段已經為更好地落實憲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首先國內、國際環境比較穩定，這與以前常年戰爭、被動挨打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我們的憲政意識得到根本的提高，這是戊戌變法的時候所沒有的。改革開放為我們准備了足夠的文化支持，我們有理由保持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