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立法技術
『壹』 如何看待《民法總則》與《民法通則》的差異
通則和總則是兩回事，前者不僅涵蓋了民法總則的部分，還規定了物權、合版同、侵權責任等大量原本屬權於民法分則的內容。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距今已有30年，限於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和立法技術，其中許多制度已經過時，比如「聯營」；而許多勃興於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內容又沒能規定在《民法通則》中，如環境權、公司股東權等。
拓展資料：
《民法總則(修訂第8版)》以明白淺顯之語言，介述與研討民法基礎理論，融法律條文釋義、典型案例評析、部院解釋與指令等為一體，並施先生具三十餘年法務公職經歷，於理論闡釋之際多有經驗體悟，較之一般學院派著作，更具知行合一之特點。施先生於書中尤重視對於民法基本理論之比較研究，而不囿於地方性實踐。
民法總則是將來可能實施的民法典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中國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民法通則是現行的民法名稱。
『貳』 中國古代立法技術是如何逐步完善的
中華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個分別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已經解體，現存的共三大法系。中華法系在歷史上不但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而且對古代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華法系開始形成於秦朝 (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 ，到隋唐時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秦朝的法律制度從現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來看，已經很完備，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各項法律的原則。
此後，經過西漢和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國古代法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法」這個字寫作「灋」，《說文解字》中對這個有專門解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音志），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傳說廌是堯時的法官皋陶審案時蹲坐一旁的獨角神獸，能辯曲直、斷疑案，如果誰有罪，就會用角去觸他。後來，廌又寫為獬豸，古代法官都戴一種獬豸冠，來表示自己執法公正。現在北京故宮太和殿房檐上的小獸中就有獬豸。
在夏、商、周的文獻中，「刑」就是法，春秋時期的一些成文法也稱《刑書》、《竹刑》。戰國時「法」才有了法律的含義，「律」也同時作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現，如商鞅的「改法為律」，表示法要有穩定性。在古代，刑、法和律經常通用，不過，歷代各朝的基本法典都以「律」為名，通稱為刑律。
八 議
八議是封建社會官員、貴族享受的一種特權法，是「刑不上大夫」具體體現。
具體內容是：議親，即皇帝的親戚；議故，即皇帝的故舊；議賢，即德行出眾的人；議能，即有大才乾的人；議功，即對國家有大功勞的人；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議勤，即特別勤於政務的人；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禮與刑
周公制禮後，禮在西周就具備了法的性質。禮從積極方面來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而刑則從消極方面來規定人違禮以後如何處罰。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系統的典章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國家活動等，二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和婚、喪、冠、祭等各種禮儀。刑則指《呂刑》，是西周中期穆王命司寇呂侯製作的，以論刑為主，強調執法慎重。
禮主要在貴族內部執行，所以一般都是用教化的方式推行，使人們自覺遵守，防止犯上作亂。如果違背了禮，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對兩者關系的概述。因為庶人忙於勞動，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按照禮的要求做事，但他們要受禮的約束，嚴重違禮的行為也要受處罰。另一方面，大夫以上犯罪，一般可以得到減免或寬恕，比如不用殘酷的肉刑，不公開處死等，但嚴重違禮也會受制裁，甚至被處死。
殺和戮
殺和戮都有殺死的意思，但二者又有一些區別。在古代，人們將戮刑視為奇恥大辱，所以，在這里戮又有了羞辱和恥辱的含義。戮可以分為兩種，即生戮和死戮。
生戮即先將犯人示眾，然後再殺死。死戮是先將人殺死，然後再陳屍示眾，如果沒有被殺就已經死的，就陳屍示眾，有時為了泄憤，還要鞭屍。或者將屍骨故意弄得到處都是，叫做鞭屍揚灰，這不但是對死者的侮辱，還是對他在世的親屬的羞辱。
戮刑是對要受刑的人的一種羞辱，所以，到近代以後，都注重人的尊嚴和榮譽，處死犯人時一般要秘密處死。
禹 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基本是夏啟以及後來的繼承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積累起來的習慣法，其具體內容已無法考證了。有的史籍中記載說「夏刑三千條」，實際並沒有那麼多，現在知道的包括墨、劓、刖、宮、大辟（具體參見「五刑和肉刑」）。
具體內容包括三種：昏、墨、賊。這三種罪名都要殺頭。其中的昏是指自己做了壞事卻竊取別人的美名。墨是指人貪得無厭，敗壞官
『叄』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
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一、認清民法典制定的目標。
民事立法的混亂會導致民事司法實踐的標准不統一，使民法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民法典的制定，可以消弭立法上的混亂，填補立法空白。這正是民法典的優越性所在。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統一的立法體系。
在接下來的立法工作中，我國民法的體系化要圍繞民法典制定而進行。制定民法典應適合我國國情、體現時代要求，更好地促進我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事司法的完善，保障與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加強民法理念研究。
民法的體系化是對民法典的體系、編纂技術、所採用的指導思想、法律原則甚至法律適用的總結。民法典不能涵蓋所有的民事生活，而不斷發展的民事法律關系也需要不斷進行規范調整。
因此，民法典的制定不單純是為立法而立法，而是為了調整民事生活。為了使民法更好地體系化，制定出合乎需要的民法典，應加強對民法典編章結構、立法技術、法律概念以及司法技術等方面的研究。
三、正確區分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關系。
制定民法典，有匯編式與編纂式兩種法典方案。就我國而言，編纂式法典具有一些匯編式法典不具備的優點。編纂式法典具有緊密的體系，能夠克服體系的漏洞，有利於制度之間的協調，更能彰顯民法典的形式理性，體現民法典的價值。
而法典編纂存在的缺陷，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案來彌補。當前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在我國《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制定之後，應緊接著進行人格權法以及債法總則的制定。在此基礎上，對這些法律進行全面體系化，從而編纂出我們時代的民法典。
(3)民法立法技術擴展閱讀：
探究民法的體系化，根本目的在於形成一個法典化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系統性的民法典。我國民法的體系化，對我國民法典的制定及實施具有重大意義。
民法體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內在要求。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民法的體系化可以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既定原則的指導下進行通盤規劃，從而確立起民法典的支柱與骨架，發揮其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
民法體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保障。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確立民法體系，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法規中的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
民法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民法的體系化，就是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從而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便利。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和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
『肆』 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技術
德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方面的高超的成就，一直是膾炙人口的。這種成就表現在：在大的方面，整個法典的體系十分合理，邏輯性強；在規定方法上，採取適度的概括方法；在用語方面，名目做到精確一致。以下就這三點加以說明，然後指出其優越之處。 德國民法典的體系是五編制，前面已論述了五編分立的理論問題。現在說說邏輯方面的問題。這五編的排列是演繹式的，就是由抽象的概括的原則出發，逐步走向具體。先是總則，這裡面都是抽象的原則性的規定，而後債、物權、親屬、繼承，都是較為具體的法律關系。在編以下分章、由章而節，也是由一般到個別，由抽象到具體。譬如債編，先由債的普通原則（債的內容）起，最後到各種債務關系。物權編也是一樣，由各種物權都具有的佔有始，而後規定各種物權。親屬編由親屬關系的基礎，即婚姻始，繼之以親屬和監護。各節也是一樣。每節的第一條差不多都是該節所規定的法律關系的總說明，以下再分別規定各種具體事項。在「買賣及互易」（第2編第7章第1節）、「侵權行為」（同上第25節）各節里，這種規定方法最為典型。
這種規定方法不僅條理清楚，而且避免重復。例如關於契約的成立，在第2編第2章里規定了，到規定各種債務關系時，就不再逐一規定。
要在德國民法典中查找某一種事項的規定，只要掌握了這種體系的要領，就很方便。例如關於物的買賣的債的關系，我們應該按著買賣（第2編第7章第1節）、雙務契約（第2編第2章第2節）、契約的一般規定、債的一般規定的順序去查，最後直到總則編。看慣了德國民法典的人去看美國統一商法典，會感到不習慣，就是由於這兩個法典在立法技術上很不相同。 德國民法典在規定某種法律關系或某一事項時，用的是適度概括的方法，而不用羅列的方法。羅列的方法，可以法國民法典第524條、第533條、第534條為例，將法律所欲規定的事物逐一羅列。這樣做的好處是使人一看就明白，無待解釋，但其缺點是不易羅列齊全，有掛一漏萬之慮，又無法預見到將來可能發生的新事物，還有條文冗長等缺點．德國民法典沒有這樣的條文；德國民法典常常用「等」、「其他」字樣，例如第823條規定侵權行為的受害客體，在列舉了「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之後，接著規定「或其他權利」。這種規定為以後法官運用該條留下可以發展的餘地。
在英、美的法律中，常有很長的「定義條文」，德國民法典在這方面用了些巧妙的方式，如第83條中的「以身後處分（即因死亡而發生效力的處分）」，第194條中的「請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請求權）」實際上都是定義。又如第854條第1款的規定：「取得物之佔有，是由於取得對於物的事實上的支配力」，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定義。德國民法典用「適用」（第342條）、「准用」（第27條）、「不適用」（第173條），等字樣，以表明各個條文間的關系，避免條文的重復，而又盡量不使出現漏洞。 德國民法典以概念的細密精確，用語嚴格准確著稱。每個概念用一個詞去表達，反轉來，每個詞只表達一個概念，不同的詞所表達的概念不同。德國民法典不僅在一些很專門的用語上做到了這一點，就是一些普通的用語，也是如此。例如在條文中常常有「視為」（gilt als）、「有疑義時」（im Zweifel）、「但……不在此限」（es sei denn，dass……）等，也都用得很嚴格，不會讓人曲解，也不會使人誤解。
德國民法典有時也使用一些概括好、抽象的用語去表達一些無法確定的概念，例如「重大事由」（第626條）、「重大過失」（第521條）、「公平的方法」（第315、317條）、「不公平」（第319條）等，不過也都用得恰如其分。
總之，在立法技術方面，德國民法典是「可與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匹敵的。」[32] 當然，在立法技術方面，對德國民法典持批評態度的也不是沒有。一方面，法典的嚴格性使法律的硬性規定過多，僵硬的框框使法律失去靈活性；甚至陷於僵化。另一方面，法典的精確性使法律很深難懂。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聯系德國的法學水平與司法制度來看。德國在民事訴訟中採用強制律師主義，德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都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些都足以使德國人民不太重視這部民法典在這方面的缺點。正因如此，在《瑞士民法典》公布之後，這些缺點與瑞士民法典相比之下更形突出，有人甚至要廢除德國民法典[33]，但實際上，這種過分偏激的意見，並未能動搖德國民法典的地位。
德國民法典立法技術的優越性在今天看來已完全可以肯定。自1900年德國民法典施行以來，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期間，德國經歷了幾次極其深刻的社會震盪，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面目大改，而民法典，除親屬法經過大的修改外，其他幾編都沒有大的修改。為什麼一個保守的、守舊的法典，會適用百年之久，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呢?這就要從這部法典本身所固有的優越性去找原因，如果法典本身不具備一定的可以維持它的生命力的優點，它是無法長久延續下去的。有一些與德國民法典同時存在甚至在它之後的民法典在臨到社會變革時都不存在了。這種情況除了許多外部原因和條件外，只有法典本身可以解釋。
一百年來，德國在民事法方面，主要通過兩種渠道去補充、修正、發展民法典，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是立法，包括修改民法典和在法典之外製定單行法。一是法院的判例。前一種辦法，通常只在後一種辦法無能為力時才採用。而在情況可能時或在問題初發生時，常常只採用後一種辦法。本文只討論後一種辦法。
通過判例以補充、發展甚至糾正、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已屢見不鮮。在大陸法國家，特別在德國，法官本來沒有「造法」的權力，德國民法典也沒有如同瑞士民法典第1條第2款那樣賦予法官在必要時「立法」的規定，因而德國法院的法官要這樣做，就必須在民法典中求得一點「基礎」。恰巧德國民法典就為法官備下了這種基礎。這就是德國民法典通過立法技術而備下的。
這種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德國民法典的概括性的規定。這種規定為「發展」留下了餘地。例如第823條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定中，判例利用「其他權利」，使工商經營權（Gewerbebetrieh）及一般人格權也得到保護。又如關於一般契約條款，民法典中並無規定，但隨著壟斷性企業的發達，法院認為有對之加以管制的必要。判例先是以民法第826條為判決基礎，後來改用第242條，後來改用第315條[34]。這些例說明德國民法典在其概括性規定中包含有法官可以據以發展這種規定的餘地。這就是立法技術的優越處。
另一種基礎是民法典中的一般條款，這是較之前一種更使法官馳騁餘地的一種規范。這里特別應提及第242條，即誠實與信用原則。德國有許多對民法典加以發展的判例都是以這一條為判決基礎的。最著名的是解決了第一次大戰後由於德國馬克貶值而引發的債務糾紛案件。此外，德國判例還利用這一條發展了一些新的原則，如「交易基礎消滅」、「濫用權利」等，「從而修正了民法典契約法中最初的個人主義的僵硬性。……第242條的一般條款已證明是契約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重要手段。」[35]
上述兩種基礎顯然是當初民法典的制定者所安排的。它們當時可能沒有想到，這種安排在後世發揮了這么大的作用。
由此可見，對於一個重大的法典，其立法精神當然重要，立法技術也是重要的。後者有時甚至可以對前者發揮很大的影響。德國民法典說明了這一點。
『伍』 想了解下，最新的民法總則和通則的區別有哪些
通則和總則是抄兩回事，前者不僅襲涵蓋了民法總則的部分，還規定了物權、合同、侵權責任等大量原本屬於民法分則的內容。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距今已有30年，限於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和立法技術，其中許多制度已經過時，比如「聯營」；而許多勃興於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內容又沒能規定在《民法通則》中，如環境權、公司股東權等。
民法總則是將來的民法典的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是中國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
民法總則雖已頒布實施，但民法通則並未廢止，只不過二者規定不一致的依據民法總則執行。
『陸』 民法解釋方法包括哪幾種
．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也稱字面解釋、字義解釋、文理解釋，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釋，它是按照民法規范條文所用的文字、詞句、用語使用方式等，闡釋民法規范的意義內容。如將「飼養的動物」解釋為由人工喂養而非處於自然狀態的動物，即屬此類。一般情況下，法律解釋僅靠文義解釋是不夠的，是很難確切地闡釋法條的真意的，還需藉助其他解釋方法。但文義解釋是其他解釋方法適用的前提，如果連法律規范使用的概念、術語等的字面意義都未解釋清楚，則不可能適用別的解釋方法。
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能夠保證法律規范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內涵和外延的統一性，進而保證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對同樣的語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釋的現象，進而避免同案異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員在解釋法律時的恣意。
但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不僅依賴於司法者的個人專業素養，更依賴於一國之內民法學的理論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學者的學理解釋。例如，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都規定了不可抗力，並在法律條文中對其含義進行了初步的說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法律規範本身未作列舉，其外延應當如何確定存在爭議，如政府行為、社會動亂、動植物疫情、技術風險等是否屬於不可抗力的范疇，需要首先在學理上闡述清楚，才便於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的具體方法有：
（1）依語言文字固有之義解釋。多數法律條文中的概念、術語及其他詞句直接淵源於社會生活，人們對其含義有通常之理解，應依此種通常之意義予以解釋。如欺詐、乘人之危、追認、催告等。
（2）依某一專業學科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法律條文中常借用其他學科或專業領域的概念或名詞術語，則須依該學科或專業領域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此類概念和名詞術語。例如，《民法通則》規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權利能力，因死亡喪失權利能力，但何為「出生」，何為「死亡」，乃醫學上之概念，須按照醫學的一般意義予以解釋，如現代醫學所稱出生是指嬰兒離開母體並能獨立呼吸，所謂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臟停止跳動和腦電圖消失。又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消費者」概念來自於消費經濟學，其含義是指為個人生活消費之目的而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的個體成員。
（3）依法律用語的特定含義解釋。日常生活之用語被使用於民法領域並被賦予特定含義時，則只能依此特定含義進行解釋，此種民法中之專業術語甚多，是理解民法規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稱「善意」，不能依其語詞意義解釋為「善良意願」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樣，民法中所稱「惡意」也非指「惡劣意願」或「罪惡意圖」，而是指「知情」。 [11]
2．體系解釋方法的運用
體系解釋是指以法律條文在該法律規范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關條文為依據，對條文內涵與外延進行解釋。
體系解釋的特點和意義在於：
（1）以法律規范的邏輯關聯為解釋起點。體系解釋著眼於法律條文在整個法律規范以至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該條文與其他相關條文的內在邏輯聯系，進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釋。例如，《擔保法》在關於保證人的資格的規定時明確了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此無疑義，但在抵押擔保中對國家機關使用的房屋、設備等能否設立抵押未作規定，此生疑竇，然根據前述關於禁止國家機關作為保證人的規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釋為此等財產不能設立抵押擔保，此即體系解釋的結果。
（2）有利於克服法律條文之間的不協調和沖突。體系解釋的最主要功能在於當發生數個法律條文相互沖突或不協調而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時，可以通過體系解釋尋找最合理的判斷，以避免法律適用效果的抵銷，維持法律規范體系內部的和諧。例如，《合同法》第94條規定在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對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條規定應當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義務，若當事人一方發現對方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故認為其系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而提出依第94條解除合同，但對方提出此時只能依第68條之規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據這兩個條文在總則中的相互關系可以解釋為二者並不排斥，當事人既可根據第68條的規定行使不安抗辯權，也可以根據第94條行使解除權，法律賦予其選擇權，而對方不享有此選擇權。
3．目的解釋方法的運用
（1）目的解釋是法律解釋活動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國家活動，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任何立法活動均有其目的，這種立法目的最終體現和隱含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故法律條文均有其目的。當法律條文之含義發生岐義，則解釋該條文時如能探尋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則不惟體現了立法權中心主義的國家權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對立法的僭越，也恰當地通過創造性的司法釋法活動實現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並便於人們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價值取向，乃理想之結果。所謂目的解釋，就是以法律規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為根據闡釋法律疑義的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往往是在運用了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適用，其解釋難度與解釋風險均大於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的前提是司法者須理解立法和法律規范追求的一般價值，如公平、正義、安全、效益等，同時理解具體規范所對應的價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條規定對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但未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的，法院和仲裁機構能否變更，若當事人以顯失公平為由請求法院撤銷，未請求變更，法院經審理未支持撤銷的請求，但認為確屬顯失公平而予以變更，是否妥當？從立法目的解釋，第54條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系基於安全與效益的價值取向，不輕易否定已經形成的交易和權利義務關系，以此目的推論，應解釋為法院和仲裁機構可以予以變更。
目的解釋在學理上可以分為主觀目的解釋和客觀目的解釋，前者強調法律解釋應當以闡釋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的真實意圖為邊界，不能逾越此邊界，否則解釋法律就有可能嬗變為制定法律；客觀目的解釋強調法律解釋不僅需要探尋立法者的真實意圖，更需要探尋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當二者有所矛盾時應優先考慮法律規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客觀目的解釋的實質是法律規范的合憲性問題，即以憲法原則作為解釋法律規范效力的最高位階准則， [12]解釋的結果與憲法相沖突，則不能采此釋義。顯然，客觀目的解釋賦予司法者過大的自由釋法權，使法律解釋具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而主觀目的解釋又對司法者有過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惡法亦法」的泥沼。故將二者妥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條規定合同保全撤銷權的適用對象之一是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此處之「無償轉讓財產」是否包括所有的轉讓財產的行為，特別是是否包括債務人向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設若某債務人拖欠債權人巨額合同價款，卻向一慈善組織捐款，債務人能否請求撤銷？從客觀目的解釋的角度捐助行為屬於樂善好施的公益行為，符合公序良俗，應予保護，但從主觀目的解釋角度，該條的立法意圖乃防止債務人責任財產的不當減少而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捐助行為同樣屬於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債務人在拒絕履行其法定義務的前提下實施的施善行為有悖於公序良俗，此種行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勵，故該條所稱「無償轉讓財產」應當解釋為所有的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而不問其動機與目的。
（2）目的解釋之擴張與限縮
在運用目的解釋方法時，對法律規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擴張立法目的或限縮立法目的的選擇與判斷，前者稱之為目的性擴張或擴張解釋，後者稱之為目的性限縮或限縮解釋。擴張解釋是指當法律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狹窄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狹窄而不足以表達立法真意時，擴張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則》第63條規定「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如合夥、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團體等能否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則未予規定，此時即應作出擴張解釋，解釋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組織也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限縮解釋是指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寬泛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籠統而有違立法真意時，縮小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為無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規非強制性規定類型多樣，數目繁復，包括很多純粹屬於政府管理手段的強制性規定，此時必須對「強制性規定」作出限縮解釋，將其限縮在極少數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否則有違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見，擴張解釋和限縮解釋不是獨立的解釋方法或解釋規則，而只是目的解釋方法中的不同路徑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結論而已，正如學者指出的：「實際上，被擴張或縮小的是言詞，所依據的恰恰是被發現的精神，因為的法律的意志在於的精神而不是在於言詞。」 [13]在法律漏洞填補中的目的性擴張與目的性限縮的填補方法與此種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有所不同，盡管二者有異曲同工之理。
4．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
歷史解釋是指根據制定法律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背景等，和記載與反映這種歷史條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書等立法文件，對法律規范中的疑義進行解釋。亦稱為法意解釋或沿革解釋。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須注意以下諸方面：
（1）此處的「歷史」是狹義上的歷史概念，僅指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和法律條文制定時的歷史。換言之，它既非一國的歷史，亦非一國法律的歷史，甚至不是一國某一法律部門的歷史，而是制定具體法律的當時的歷史，屬於靜態的歷史而非動態的歷史。歷史解釋不是要從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去細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歷史的某一橫斷面，其切入點僅是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的制定時間。
（2）歷史解釋方法所需考察歷史的載體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記載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也包括抽象意義上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在我國，改革開放後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故考察抽象意義上的「歷史」更為必要。例如，《民法通則》在第二章第四節規定了「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但條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籠統，「兩戶」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權利、對外債務如何承擔、如何確定以個人財產經營抑或以家庭財產經營等，實務中常生疑義，此須考究《民法通則》制定當時的歷史背景即我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農村中剛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中剛剛允許居民自謀職業等基本情況，方能對疑義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
（3）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要求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盡可能採取民主立法程序，並規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術，闡釋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資料，以便於司法實務中出現法律條文的疑義時司法者採用歷史解釋方法得出合理的結論。說到底，歷史解釋方法就其本質仍屬目的解釋的范疇，解釋法律時考究法律制定當時的各種立法資料與背景信息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立法目的。
5．比較解釋方法的運用
比較解釋方法是指在解釋存有疑義的法律條文時借鑒學理、判例以及國外相關立法或判例，進行比較，以尋求法條之真意。此處之「比較」乃廣義之比較，即參酌諸種法律知識范圍內的資料與信息，包括學理、判例、慣例、域外立法例等，茲分述如下：
（1）關於參酌學理與學說進行解釋。若采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等仍存疑義時，或無法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或不需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可以參酌、借鑒關於爭議條文的學理、學說作出解釋。學理本為立法發展與完善之土壤，學理通說本應函括在法律條文中，但一則法律條文相對凝固而學理時在變新之中，二者立法時由於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學理通說，此時採納學理通說常有利於疑義之精析。正如學者指出：「法律制定後，在適用上遇有疑義時，多借學說理論加以闡釋。學說雖非屬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對於法律的發展及法院審判，甚屬重要，其主要理由系為成文法傳統，法律解釋適用有待學說的闡釋；法官多在大學受法律教育，長期受到學者見解的影響。」 [14]如，《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被認定無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該財產是否亦須負返還義務，法律未予明確，但關於此，學理通說皆認標的物為動產時應當適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關於參酌判例進行解釋。我國非判例法國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認，但此種情形並不妨礙在法律條文發生疑義難以適用而已有妥適之判例時借鑒該判例進行解釋。當然，理論上言，若不承認判例法，則第一個判例便無從產生，又談何適用判例進行解釋，但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根據立法精神、學理、域外立法例等對某些有爭議的法律條文的適用通過案例予以了解釋（如關於公司人格否認方面的案例、關於商標信託方面的案例等），此種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過並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應當賦予其先例的效力，至於將其參酌為法律解釋的淵源則更不應有疑義。
（3）關於參酌域外立法例進行解釋。這主要是我國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鑒國外立法例或進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於此情形，當某些從域外借鑒而來的法律條文出現疑義時，參酌相關國家的立法例和判例進行解釋順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規范、締約過錯責任規范、不安抗辯權規范、債的保全代位權規范等。當然，參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無疑應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不可削足適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釋的諸種方法或規則盡管理論上而言應有適用之先後順序，但司法實務中法官和仲裁員當依發生疑義的法律條文和法律規范之具體情形，選擇最為貼切、最為妥當、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種方法或同時適用數種方法，皆屬正常，均無不可。
『柒』 請問民法解釋的意義及方法
1．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也稱字面解釋、字義解釋、文理解釋，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釋，它是按照民法規范條文所用的文字、詞句、用語使用方式等，闡釋民法規范的意義內容。如將「飼養的動物」解釋為由人工喂養而非處於自然狀態的動物，即屬此類。一般情況下，法律解釋僅靠文義解釋是不夠的，是很難確切地闡釋法條的真意的，還需藉助其他解釋方法。但文義解釋是其他解釋方法適用的前提，如果連法律規范使用的概念、術語等的字面意義都未解釋清楚，則不可能適用別的解釋方法。
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能夠保證法律規范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內涵和外延的統一性，進而保證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對同樣的語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釋的現象，進而避免同案異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員在解釋法律時的恣意。
但准確、合理、嚴格的文義解釋不僅依賴於司法者的個人專業素養，更依賴於一國之內民法學的理論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學者的學理解釋。例如，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都規定了不可抗力，並在法律條文中對其含義進行了初步的說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法律規範本身未作列舉，其外延應當如何確定存在爭議，如政府行為、社會動亂、動植物疫情、技術風險等是否屬於不可抗力的范疇，需要首先在學理上闡述清楚，才便於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
文義解釋的具體方法有：
（1）依語言文字固有之義解釋。多數法律條文中的概念、術語及其他詞句直接淵源於社會生活，人們對其含義有通常之理解，應依此種通常之意義予以解釋。如欺詐、乘人之危、追認、催告等。
（2）依某一專業學科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法律條文中常借用其他學科或專業領域的概念或名詞術語，則須依該學科或專業領域的通行理論或學說解釋此類概念和名詞術語。例如，《民法通則》規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權利能力，因死亡喪失權利能力，但何為「出生」，何為「死亡」，乃醫學上之概念，須按照醫學的一般意義予以解釋，如現代醫學所稱出生是指嬰兒離開母體並能獨立呼吸，所謂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臟停止跳動和腦電圖消失。又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消費者」概念來自於消費經濟學，其含義是指為個人生活消費之目的而購買產品或接受服務的個體成員。
（3）依法律用語的特定含義解釋。日常生活之用語被使用於民法領域並被賦予特定含義時，則只能依此特定含義進行解釋，此種民法中之專業術語甚多，是理解民法規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稱「善意」，不能依其語詞意義解釋為「善良意願」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樣，民法中所稱「惡意」也非指「惡劣意願」或「罪惡意圖」，而是指「知情」。 [11]
2．體系解釋方法的運用
體系解釋是指以法律條文在該法律規范體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關條文為依據，對條文內涵與外延進行解釋。
體系解釋的特點和意義在於：
（1）以法律規范的邏輯關聯為解釋起點。體系解釋著眼於法律條文在整個法律規范以至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該條文與其他相關條文的內在邏輯聯系，進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釋。例如，《擔保法》在關於保證人的資格的規定時明確了國家機關不得作為保證人，此無疑義，但在抵押擔保中對國家機關使用的房屋、設備等能否設立抵押未作規定，此生疑竇，然根據前述關於禁止國家機關作為保證人的規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釋為此等財產不能設立抵押擔保，此即體系解釋的結果。
（2）有利於克服法律條文之間的不協調和沖突。體系解釋的最主要功能在於當發生數個法律條文相互沖突或不協調而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時，可以通過體系解釋尋找最合理的判斷，以避免法律適用效果的抵銷，維持法律規范體系內部的和諧。例如，《合同法》第94條規定在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時，對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條規定應當先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義務，若當事人一方發現對方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故認為其系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而提出依第94條解除合同，但對方提出此時只能依第68條之規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據這兩個條文在總則中的相互關系可以解釋為二者並不排斥，當事人既可根據第68條的規定行使不安抗辯權，也可以根據第94條行使解除權，法律賦予其選擇權，而對方不享有此選擇權。
3．目的解釋方法的運用
（1）目的解釋是法律解釋活動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國家活動，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任何立法活動均有其目的，這種立法目的最終體現和隱含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故法律條文均有其目的。當法律條文之含義發生岐義，則解釋該條文時如能探尋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則不惟體現了立法權中心主義的國家權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對立法的僭越，也恰當地通過創造性的司法釋法活動實現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並便於人們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價值取向，乃理想之結果。所謂目的解釋，就是以法律規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為根據闡釋法律疑義的解釋方法。
目的解釋往往是在運用了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適用，其解釋難度與解釋風險均大於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的前提是司法者須理解立法和法律規范追求的一般價值，如公平、正義、安全、效益等，同時理解具體規范所對應的價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條規定對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但未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的，法院和仲裁機構能否變更，若當事人以顯失公平為由請求法院撤銷，未請求變更，法院經審理未支持撤銷的請求，但認為確屬顯失公平而予以變更，是否妥當？從立法目的解釋，第54條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的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得撤銷，系基於安全與效益的價值取向，不輕易否定已經形成的交易和權利義務關系，以此目的推論，應解釋為法院和仲裁機構可以予以變更。
目的解釋在學理上可以分為主觀目的解釋和客觀目的解釋，前者強調法律解釋應當以闡釋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的真實意圖為邊界，不能逾越此邊界，否則解釋法律就有可能嬗變為制定法律；客觀目的解釋強調法律解釋不僅需要探尋立法者的真實意圖，更需要探尋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當二者有所矛盾時應優先考慮法律規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會功能。客觀目的解釋的實質是法律規范的合憲性問題，即以憲法原則作為解釋法律規范效力的最高位階准則， [12]解釋的結果與憲法相沖突，則不能采此釋義。顯然，客觀目的解釋賦予司法者過大的自由釋法權，使法律解釋具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而主觀目的解釋又對司法者有過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惡法亦法」的泥沼。故將二者妥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條規定合同保全撤銷權的適用對象之一是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此處之「無償轉讓財產」是否包括所有的轉讓財產的行為，特別是是否包括債務人向公益事業的捐贈行為，設若某債務人拖欠債權人巨額合同價款，卻向一慈善組織捐款，債務人能否請求撤銷？從客觀目的解釋的角度捐助行為屬於樂善好施的公益行為，符合公序良俗，應予保護，但從主觀目的解釋角度，該條的立法意圖乃防止債務人責任財產的不當減少而給債權人造成損害，捐助行為同樣屬於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債務人在拒絕履行其法定義務的前提下實施的施善行為有悖於公序良俗，此種行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勵，故該條所稱「無償轉讓財產」應當解釋為所有的無償轉讓財產的行為，而不問其動機與目的。
（2）目的解釋之擴張與限縮
在運用目的解釋方法時，對法律規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擴張立法目的或限縮立法目的的選擇與判斷，前者稱之為目的性擴張或擴張解釋，後者稱之為目的性限縮或限縮解釋。擴張解釋是指當法律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狹窄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狹窄而不足以表達立法真意時，擴張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則》第63條規定「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如合夥、個人獨資企業、非法人團體等能否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則未予規定，此時即應作出擴張解釋，解釋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組織也可以通過代理人實施法律行為。限縮解釋是指條文所使用的詞句的意義過於寬泛或規定的事項過於籠統而有違立法真意時，縮小其文義，以實現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為無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規非強制性規定類型多樣，數目繁復，包括很多純粹屬於政府管理手段的強制性規定，此時必須對「強制性規定」作出限縮解釋，將其限縮在極少數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否則有違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見，擴張解釋和限縮解釋不是獨立的解釋方法或解釋規則，而只是目的解釋方法中的不同路徑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結論而已，正如學者指出的：「實際上，被擴張或縮小的是言詞，所依據的恰恰是被發現的精神，因為的法律的意志在於的精神而不是在於言詞。」 [13]在法律漏洞填補中的目的性擴張與目的性限縮的填補方法與此種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有所不同，盡管二者有異曲同工之理。
4．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
歷史解釋是指根據制定法律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背景等，和記載與反映這種歷史條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書等立法文件，對法律規范中的疑義進行解釋。亦稱為法意解釋或沿革解釋。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須注意以下諸方面：
（1）此處的「歷史」是狹義上的歷史概念，僅指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和法律條文制定時的歷史。換言之，它既非一國的歷史，亦非一國法律的歷史，甚至不是一國某一法律部門的歷史，而是制定具體法律的當時的歷史，屬於靜態的歷史而非動態的歷史。歷史解釋不是要從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去細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歷史的某一橫斷面，其切入點僅是存有疑義的法律規范的制定時間。
（2）歷史解釋方法所需考察歷史的載體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記載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也包括抽象意義上的制定法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背景。在我國，改革開放後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書等，故考察抽象意義上的「歷史」更為必要。例如，《民法通則》在第二章第四節規定了「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但條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籠統，「兩戶」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權利、對外債務如何承擔、如何確定以個人財產經營抑或以家庭財產經營等，實務中常生疑義，此須考究《民法通則》制定當時的歷史背景即我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農村中剛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中剛剛允許居民自謀職業等基本情況，方能對疑義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
（3）歷史解釋方法的運用要求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時盡可能採取民主立法程序，並規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術，闡釋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資料，以便於司法實務中出現法律條文的疑義時司法者採用歷史解釋方法得出合理的結論。說到底，歷史解釋方法就其本質仍屬目的解釋的范疇，解釋法律時考究法律制定當時的各種立法資料與背景信息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立法目的。
5．比較解釋方法的運用
比較解釋方法是指在解釋存有疑義的法律條文時借鑒學理、判例以及國外相關立法或判例，進行比較，以尋求法條之真意。此處之「比較」乃廣義之比較，即參酌諸種法律知識范圍內的資料與信息，包括學理、判例、慣例、域外立法例等，茲分述如下：
（1）關於參酌學理與學說進行解釋。若采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等仍存疑義時，或無法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或不需采上述諸種解釋方法時，可以參酌、借鑒關於爭議條文的學理、學說作出解釋。學理本為立法發展與完善之土壤，學理通說本應函括在法律條文中，但一則法律條文相對凝固而學理時在變新之中，二者立法時由於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學理通說，此時採納學理通說常有利於疑義之精析。正如學者指出：「法律制定後，在適用上遇有疑義時，多借學說理論加以闡釋。學說雖非屬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對於法律的發展及法院審判，甚屬重要，其主要理由系為成文法傳統，法律解釋適用有待學說的闡釋；法官多在大學受法律教育，長期受到學者見解的影響。」 [14]如，《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被認定無效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該財產是否亦須負返還義務，法律未予明確，但關於此，學理通說皆認標的物為動產時應當適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關於參酌判例進行解釋。我國非判例法國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認，但此種情形並不妨礙在法律條文發生疑義難以適用而已有妥適之判例時借鑒該判例進行解釋。當然，理論上言，若不承認判例法，則第一個判例便無從產生，又談何適用判例進行解釋，但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根據立法精神、學理、域外立法例等對某些有爭議的法律條文的適用通過案例予以了解釋（如關於公司人格否認方面的案例、關於商標信託方面的案例等），此種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過並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應當賦予其先例的效力，至於將其參酌為法律解釋的淵源則更不應有疑義。
（3）關於參酌域外立法例進行解釋。這主要是我國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鑒國外立法例或進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於此情形，當某些從域外借鑒而來的法律條文出現疑義時，參酌相關國家的立法例和判例進行解釋順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預期違約規范、締約過錯責任規范、不安抗辯權規范、債的保全代位權規范等。當然，參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無疑應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不可削足適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釋的諸種方法或規則盡管理論上而言應有適用之先後順序，但司法實務中法官和仲裁員當依發生疑義的法律條文和法律規范之具體情形，選擇最為貼切、最為妥當、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種方法或同時適用數種方法，皆屬正常，均無不可。
『捌』 羅馬法的立法技術及對後世的影響
對於羅馬對後世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羅馬法的頒布.羅馬法是羅馬奴隸國家法內律的總稱容.它不僅包括從羅馬國家產生至西羅馬帝國滅亡時期的法律,也包括公元6世紀中葉以前東羅馬帝國的法律.
雖然羅馬法是羅馬奴隸制社會發展的產物,但是對後世法律制度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對歐洲大陸的法律影響更為直接.正是在全面繼承羅馬法的基礎上,形成了當今世界兩大法系之一的大陸法系,也稱作為羅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羅馬法的有關私法體系,被西歐大陸資產階級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鑒與發展.羅馬法中許多原則和制度,也被近代以來的法制所採用.羅馬法的立法技術已具有相當的水平,它所確定的概念、術語、措詞確切,結構嚴謹,立論清晰,言簡意賅,學理精深.
羅馬法產生的歷史影響包括對現代歐洲大陸法律體系的基礎.為資產階級革命准備了思想理論基礎,為歐美各國立法提供了依據
『玖』 民法（廣義民法,狹義民法）， 民法通則, 民法典, 區別聯系。還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含義.
（1）廣義的民法與傳統上的私法的范圍相似，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以及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包括民法總則、物權法、債與合同法、知識產權法、親屬法、繼承法以及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票據法、破產法等商事法律。
（2）狹義的民法，指僅僅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不包括廣義民法里的親屬法和傳統商法范疇的法律。
（3）民法與我國的《民法通則》：民法通則並不是民法，而只是民法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在外國有民法典的國家中，我國的民法通則相當於人家的總則部分，民法通則只是對其他民事法律的一個概括性，對其他民事法律沒有規定或規定不詳的就採用民法通則進行原則性規范。實際上，我國也一直在准備著弄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民法典》出來，也就是包括總則（先民法通則部分）和分則（即物權法、債與合同法、知識產權法、親屬法等等）。
（4）民法典與《民法通則》：這個問題，這里的解釋應該足夠你理解了：http://..com/question/430180.html
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