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主線

『壹』 ，立法沖突的解決機制，也就是辦法有哪些，如何完善。

行政強制執行模式，體現了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歸屬問題，是制定《行政強制執行法》必須首先考慮的要素。執行模式不同，整部《行政強制執行法》所體現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則、結構安排與體系都將隨之變化。因而它歷來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我國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模式屬於以法院為主導的模式，行政法學專家應松年教授將其概括為：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為例外。［1］主流觀點認為，我國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主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在總結各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形成的，因此，它既有利於防止行政專橫，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又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是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強制執行制度。［2］然而，從實踐中反饋回來的情況看，我國這種以法院為主導的強制執行模式的實際運轉效果不太理想，表現出該種強制執行模式的諸多缺陷。主要有：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與起訴不停止執行原則相矛盾；行政機關與人民法院的執行權劃分不清；法律責任不健全，追責機制不完善。［3］［4］
近幾年來,我國學者圍繞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並提出幾種不同的改革思路。［5］［6］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是在堅持現行司法主導型執行體制的前提下，適當擴大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權；二是在行政相對人拒絕履行具體行政行為所確定的義務時，通過行政公訴程序將其提交法院予以審判；三是在維持現行體制的基礎上，將審查和執行職能在法院和行政機關之間進行分配，即法院只負責對行政決定合法性等內容的審查，具體執行則完全由行政機關負責；四是主張將行政強制執行權回歸行政機關，建立行政機關自力執行的強制執行體制。筆者認為，前三種思路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現行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缺陷，只有第四種思路才是我國《行政強制執行法》的必然選擇。主要理由如下：
1.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是由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性質決定的
關於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屬性，我國學術界曾形成三種不同的觀點：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權；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司法權；行政強制執行權具有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雙重屬性。［7］（P114-115）筆者認為，判斷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屬性，不能僅以一國現行制度為依據，也不應讓執行中所實際滲透的其他屬性的權力干擾對執行權屬性的分析，判定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屬性應從執行依據作出時所體現的國家權力的性質及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語境出發。行政強制執行的依據是具體行政行為，而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權力是行政權力，那麼行政強制執行權同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權力一樣，屬於行政權。從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語境來看，從我國第一本行政法學統編教材到最近的行政法學論著，學者們都把行政強制執行作為行政行為的重要方式加以論述。既然行政強制執行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意味著行政強制執行權本身是行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從根本上講，行政權是執行權，司法權是判斷權。因而把行政強制執行權界定為行政權是符合行政法基本理論的。既然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權，那麼行政強制執行的主體就只能是行政機關，否則，必然造成行政強制執行性質認識上的矛盾與混亂。
堅持法院也應成為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學者在認定行政強制執行的性質問題上，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是法院依行政機關的申請所作的執法行為，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實質上是行政權中執行權能的體現，是行政機關強制執行權的延伸和繼續；［8］（P184-185）第二種觀點認為不能將行政強制執行僅稱為行政行為或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依法自行強制執行的，可以稱為行政行為，但在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經法院審查同意下令強制執行的，它就是司法強制，不應再稱為行政行為，應是司法行為；［9］第三種觀點認為，人民法院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應屬於司法行政強制執行，其主要性質為司法強制執行，次要性質為行政強制執行。［10］仔細分析，這三種觀點在理論上都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
第一種觀點並沒有直接點明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是行政性質還是司法性質。但從其論述來看，我們似乎從中可以推論出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也應屬於行政性質，因為它與行政機關的強制執行並沒有性質上的區別（是行政權的體現、延伸和繼續）。筆者認為，法院對義務人行政義務的強制執行只能是一種司法性質（非訴訟）的行為，不存在法院而為的具有行政性質的強制執行。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觀點相比確有他的高明之處，該觀點將兩類不同性質的國家機關所為的強制執行行為在性質上作了明確的區分，而且定性准確、到位。但是，這種觀點也明顯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既然將行政強制執行作為行政行為的一種方式來看待或論述，又如何能將行政強制行為劃分為行政性質的行政強制執行和司法性質的行政強制執行呢？可見，這一闡說盡管彌補了前種觀點的缺漏，卻又給行政強制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悖論。［11］第三種觀點從矛盾關系原理出發，把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定位為司法行政強制執行，克服了把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僅僅局限於行政強制執行或司法強制執行的局限，有一定的高明之處，但仔細分析，實際該觀點是第二種觀點的進一步翻版。既然人民法院強制執行行政決定的行為主要性質為司法強制執行，次要性質是行政強制執行，那麼該行為總體上應屬於司法行為。這又必然與行政強制執行作為行政行為的一種方式的基本語境相沖突。
2.行政強制執行權屬於行政機關也是由司法權的性質決定的
司法的內涵應當是司法機關依法對爭議所作的具有法的權威的裁判,其本質是權威裁判。［12］它具有事後性、消極性、最終性的特點。而我國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實際上是一種事前審查，即具體行政行為在被法院強制執行前，法院要對其進行合法性審查，我們姑且不談這種審查的必要性與否，單就這種審查行為的性質而言，它就違反了司法的事後性、消極性、最終性的特點。實際上，我國以法院為主導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不同於國外的司法主導型模式的，即形似而神不似。比如，在美國，行政機關雖擁有多種間接的執行手段，但當事人不執行行政決定，須強制剝奪當事人的自由與財產時，有關行政機關、檢察官等須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由法院審查行政決定是否合法以及行政相對人是否拒絕履行行政處理決定所確定的義務，裁判是否予以執行行政決定。當事人基於行政決定違法以抗辯時，法院才審查行政決定的合法性。這就是所謂的執行訴訟中的司法審查。而當法院裁定應當執行某一行政決定的情況下，其具體執行的任務最終是由司法部下設的一個專門部門來完成。因此，這種合法性審查可以說與一般司法行為一樣，都具有事後性、消極性和最終性的特點。從這個角度說，我國訴訟前審查制可以說獨具特色，［13］（P89）混淆了司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
3.行政實體法律關系的不對等決定了行政強制執行權應由行政機關實施
在行政實體法律關系中，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機關是管理者，行政相對人是被管理者。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的這種關系決定了當行政相對人不履行其義務時，行政機關無需藉助於法院的力量強制相對人履行義務，而完全可以依靠行政系統的內部力量。這不同於民事法律關系中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時，對方當事人必須藉助於法院強制執行的情形，這是因為，行政處理由於具有效力先定特權，它的執行方法和私人關系中義務不履行的執行方法不一樣。在私人關系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對方只能請求法院確認義務的存在，並強制他方履行義務。除通過法院外，私人不能有其他強制履行義務的方法。行政處理由於具有效力先定的特權，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規定，不需要通過法院確認，當事人不服時，只能通過法定的程序申訴。當事人不履行時，行政機關可以依職權執行，稱為強制執行。這是行政處理執行的特點。行政處理具有強制執行力量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絕執行，公務將無法實施，國家將成為無政府狀態。［14］（P167）但是，若為了進行強制執行而行政機關必須訴諸於司法審判的話，很明顯，將會導致......行政陷入訴訟的泥潭，無法保證其效率的後果。［15］（P481）日本學者鹽野宏在分析由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合理性時也指出，在進行行政強制執行時必須進行行政上的判斷，如果將此任務委託給法院的話，不但浪費時間，而且也存在給法院增加過重負擔的問題。因此，從理論上講，國家權力作為公共權力，其實施強制執行，不屬於私法上自力救濟的范疇。更重要的是，國家權力本身是為了保持社會秩序而由法律賦予的，在該限度內，權力的行使是基於維護社會秩序及增進社會福祉，因而有其正當性之根據。［16］（P161-162）正是在此意義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行政機關都享有程度不同、范圍不一的行政強制執行權，甚至有的國家連法院的行政判決也由行政機關執行。在德國，對於法院的判決，相對人不執行的，可由有關行政機關依據《行政執行法》實施直接的強制執行。因此，無論是從行政法制的理論，還是從世界法制發展的情況看，行政決定由行政機關執行，都是可行的。［17］
4.行政強制執行權應由行政機關來統一行使，並不意味著所有的行政機關都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也不意味著具有行政處理決定權的機關就一定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
誠然，執行權是行政機關的固有職權，但是，執行權並不是所有行政機關都具有的職權。在現代法治社會，行政管理領域出現了一種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相分離的趨勢。從權力分離的角度，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分離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行政權的外部分離，另一種是行政權的內部分離。堅持法院也應成為行政強制執行主體的學者只看到了行政權的外部分離，即行政決定權屬於行政機關，行政強制執行權可屬於法院，而忽視了行政權的內部分離，即在統一的行政權內部，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是可以由不同的行政機關來行使的。行政權的外部分離，違背了行政權的本質與運作要求。因為行政權是國家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要求具有完整性和統一性，而且要求獨立性。而行政權的內部分離，則體現了統一、獨立的行政權內部不同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與相互制約，是高效、公正實現行政權內容的必要形式，也適應了當今世界各國行政管理改革的最新發展趨勢。實際上，在現代行政法觀念中，行政決定權與執行權也已經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行政權力，前者，是行政機關對社會進行行政管理，維護社會秩序和狀態的主要方式和行政手段；後者則成為行政機關在一定條件下，即義務人在法定期滿後仍拒不履行義務時才能依法採取的一種特殊手段，或者說是在其他方法使行政義務難以實現時才能採取的『最後的行政手段'。［18（P32）
行政決定權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在統一行政權內部的分離則表明，並不是所有的行政機關都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也不是所有具有行政處理決定權的機關就一定具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因而它為我國在行政系統內部建立普通行政機關與專門行政機關相結合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提供了基本理論依據。既然行政決定權可以與行政強制執行權分離，那麼我們就可以在行政系統內部建立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來統一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同時，考慮到行政管理任務的專業性、技術性等因素，我們又可以通過法律法規授予具有行政決定權的某些行政機關自己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這樣，我們在行政系統內部就可以形成一個以專門行政機關執行為主，普通行政機關執行為輔的行政機關自力強制執行模式。考慮到與我國原有行政強制執行模式的銜接，在現階段，這種行政機關自力強制執行模式可以這要設置：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設立專門行政強制執行機關，負責執行現行行政強制執行中由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執行的案件；現有法律法規規定可由普通行政機關依法強制執行的案件，繼續由該行政機關執行。
在我國，建立專門行政機關與普通行政機關相結合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不僅有上述理論上的依據，更有現實立法經驗的支撐。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的規定，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全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既然行政處罰可以由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統一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當然也可以由一個專門的行政機關來統一行使。這樣採取專門行政機關與普通行政機關相結合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行政強制執行權被濫用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當然，要切實發揮該種模式的應有作用，還必須對行政機關的執行許可權及程序作出嚴格的規定。
5.我國現行以法院為主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當時民事強制執行制度影響的結果,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並非是理想的選擇
許多學者認為，由法院行使強制執行權可以防止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而損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實際上，我國現行以法院為主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當時民事強制執行制度影響的結果，它是強制執行權是司法權、法院應統一行使強制執行權這一觀念的產物，它既非出於保護公民權益免受行政執行權侵害的初衷，也不是基於對行政權加以控制的考慮，毋寧說，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已。［19］（P85）也就是說，有效扼制行政強制執行的濫用並不是我國事前審查性質的強制執行模式的初衷，如果該種模式卻有扼制行政強制執行權濫用作用的話，充其量這也只能是該種模式的副產品。
基於此，與其把行政強制執行權賦予法院，混淆行政權與司法權的界限，降低行政效率，增加控權成本，不如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對行政強制執行權的限制，以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1）制定統一的《行政強制執行法》，對專門行政機關與普通行政機關的行政強制執行許可權作出明確統一規定，從權力的來源上嚴格控制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也就是說，對於哪些行政機關有行政強制執行權，哪些沒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由法律作出嚴格的限定。一般情況下，法律明確規定由普通行政機關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普通行政機關行使行政強制執行權；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或法律規定由普通行政機關申請專門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由專門行政機關負責強制執行。（2）嚴格制定行政強制執行的基本程序，從權力行使過程上控制行政強制執行權的濫用。綜觀各國的行政執行法大多以強制措施的發動程序為標准進行分類建立起基本框架結構，中國將來制定的有關行政強制行為的統一法典亦是一部程序性的法律，應以行為程序為立法主線。對行政權的運作進行控制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行政程序。［20］因此，通過制定統一的《行政強制執行法》，授予行政機關行政強制執行權，設定科學合理的執行程序，規范行政強制執行權的行使。（3）建立對行政強制執行的監督與救濟制度。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行政賠償等方式加強對行政強制執行的事後監督，並給予行政相對人多樣的救濟途徑，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貳』 西方的「三權分力」制度的具體的內容是

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權思想由來已久，其源頭可遠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確提出分權思想的人之一是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洛克生活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年代，革命成功後，他在總結革命經驗並吸取前人混合政體思想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其分權思想，從而初步奠定了近現代西方國家組織形式的理論基礎。

分權的目的——保護私權。洛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人人都具有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但卻相互侵擾，為了克服這種缺陷，人們就以契約的形式，讓渡出自由懲罰他人的權力，交給一個中間人行使，這樣國家就產生了。與霍布斯不同，洛克特別指出，人們在相互訂立契約的時候，並沒有把所有的權利都交出去，而是保留了作為最基本權利的生命、自由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都是不可讓與和不可剝奪的。根據這種觀點，國家的目的應是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但是，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對個人權利造成最大傷害的卻往往是國家權力，他認為人們若把財產交給專制君主來保護，便是無異於為了防止狐狸的騷擾而甘願為獅子吞食，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體下政府的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對權力的制約，為了防範政府超出人們對它的授權，更好地保護人們的權利，分權便是必要的了。

分權的依據——社會契約。國家權力應如何劃分呢？洛克是依據社會契約這條主線從國家權力的起源上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的。他指出原始狀態的缺陷在於對人們的彼此侵害行為缺乏一個裁決的共同尺度，同時更缺少一個保證裁決的執行者。國家的作用就是彌補這兩個缺陷。據此，國家最基本的權力就是立法權和執行權。所謂立法權，就是指導如何運用國家的力量以保障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利，所謂執行權就是負責執行制定的和繼承有效的法律的權力。以上兩者都是國家對訂立契約的社會成員的內部權力，是最基本的權力。除此以外，在國家生活中，還有一種處理與國家無契約關系的個人和群體的權力，洛克稱之為外交權，它是決定戰爭與和平、聯合與結盟以及同國外進行交往的權力。至此，洛克依據契約論這條主線，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執行權與外交權三種。但出於權力實際運行的考慮，洛克又指出，如果執行權和外交權掌握在不同的各自行動的人手中，就會使公眾的力量處於不同的支配之下，遲早會導致紛亂和災禍。因此他把外交權作為執行權的一部分。這樣，國家權力實際上就是由立法權和執行權兩部分組成。

分權的關鍵——限制權力。在《政府論》中，洛克明確地指出分權與權力分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說分權不是簡單的在形式上將權力分散化，而是更有效地對權力加以限制。如果被分立的權力沒有得到應有的控制，權力的公共性同樣會受到扭曲並對私權造成更大的侵犯。為此洛克提出以下主張：第一，權力應是彼此分立的。他說，如果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掌握在同一個或一批人手裡，權力能夠帶來利益的屬性就會對人性的弱點造成極大的誘惑，使他們動輒就攫取權力以謀取私利。因此立法權和執行權應絕對分開，立法權歸屬於民選議會，執行權則屬於世襲的君主。第二，權力之間是不平等的。洛克強調立法權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僅僅是相對政府而言的。他解釋說：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權就是最高的權力，因為誰能對另一個人訂立法律就必須在他之上。第三，各種權力都是有限的。對立法權的限制是：議會只能以人民的福利為立法的宗旨，以人民的授權為存在的基礎，其權力不能濫用和轉讓並隨時可以被人民收回，立法機關僅在制定法律時才存在，其成員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對執行權的限制是，政府必須嚴格地按照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辦事，不得自行其是或者濫用權力。最後他指出，如果立法機關和君主任何一方違背人民的委託時，人民都有權利推翻他們。

洛克的分權制衡思想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同封建專制制度斗爭的產物。它的分權思想雖然不系統，但卻第一次為資產階級用民主形式組織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分權制衡的思想經過孟德斯鳩等人的發展成為了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項主要原則。
孟德斯鳩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權學說，主張必須建立三權分立的政體，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組成國家。他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他還根據英國的政治制度說明各種權力之間的制衡關系，指明立法機關由兩部分組成，可通過相互的反對權相互鉗制，立法機關的兩部分都受行政權的約束，而行政權亦受立法權的約束，彼此協調前進。
孟氏的分權理論與洛克的分權理論相比有重大的發展，孟氏的三權劃分比洛克更明確，且比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僅說明分權，而且進一步說明了權力行使過程中發生矛盾沖突時如何解決，不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資產階級革命的作用，而且對未來國家如何防止權力濫用，如何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提供了參考模式。
首先，從三權分立的目的看，無論對於該理論的創始人還是運用該理論的國家來講，三權分立就是為了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防止某一國家機關或者個人的獨裁和專制，從而保證國家政治上的穩定。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如果同一個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制裁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約權力的終極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因此，無論對於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權力的制約都是一種實在的需要，只是資本主義國家制約權力的本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而是社會主義國家制約權力的本質是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權利。
其次，從三權分立的內容看，在英國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分享政權的事實已成為歷史以後，按分權理論建立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都根據國家權力的表現形式將其分為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這三種國家機關分別行使不同的國家權力，並使之存在相互制約關系。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行使國家權力，很難說這三種權力是分立的，就連代表民意的代議機關實際上也是有產者的論壇和表決器，但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仍然是資產階級為維護其整體利益，為保證國家權力有效、正常運行而採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從三權分立的功能來看，在國家生活中，它大體發揮了以下幾種功能：1、區分功能。現代美國憲法學家柯爾文曾把三權分立總結為四個要點：<1>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固有的獨特的職能；<2>這些獨特的職能應由三個分別配備人員的政府部門各自行使；<3>三個部門在憲法上應該是平等、互相獨立的；<4>立法部門不能把權力委託給他人。此種說明為許多學者所接受，特別在美國這個說明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現代大多數國家在實踐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機關的設置（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使得國家職能得到合理的區分和實現，這的確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國家權力在區分的前提下，根據其職能配置不同的權力機制，使得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門因權力過大而導致權力運行失衡。3、制約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職能的差異，機構的分離，職權的劃分，相互間權力運行的牽制，使得三種權力能夠達到有效的制約。4、補救功能。當三種機關中的某一機關在行使權力不當招致社會不滿時，其他的機關可以行使權力，挽回影響和損失，從而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

『叄』 建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為什麼 立法先行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這一嶄新表述，是貫穿決定全篇的一條主線，為新時期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定了性質、指明了方向、明確了任務，具有綱舉目張的作用；這一嶄新表述是中國共產黨對
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是馬克思主義法律觀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法治國家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的重大貢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治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總抓手。
貫徹和落實這一要求，對於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義。一、准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含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指的是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集中體現中國人民意志和社會主義屬性的法治
諸要素、結構、功能、過程內在協調統一的有機綜合體。之所以要以體系化的方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本身就是一個要素眾多、結構復
雜、功能綜合、規模龐大的系統工程，各系統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當其協調一致時可以發揮最大功能，但當某一環節或系統出現了毛病，就會影響
整體的正常運行和功能的發揮。為此，必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體系特徵有一個客觀、准確的認識。

『肆』 任何法律都有總則嗎

法律不一定都有總來則

總則是源法律中開宗明義、統領全篇的部分。一般來講，凡是結構比較復雜，設有「章」這一層次的法律都有總則。總則的內容一般包括立法依據、立法任務、立法宗旨、基本原則、調整對象等，這些內容體現一部法律的立法精神，起到「綱」的作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是指導、規范、保障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法律，作為這部法律的總則，本章共有八條，規定了本法的立法目的和依據；實行計劃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與提高婦女素質和地位的關系；依法行政；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機關；政府有關部門在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中的職責分工；有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在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中的責任；獎勵等內容。本章中規定的上述內容，體現在整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其餘各章均以總則為主線，貫穿了總則的基本精神和原則。

『伍』 黨內監督條例的立法目的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問答

《 1、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立法目的是什麼？

答： 為加強黨內監督，發展黨內民主，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堅持黨的先進性，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黨內監督條例（試行）》。

黨內 2、監督的指導思想是什麼？

答： 黨內監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

黨 3、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有哪些？

答：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

黨 4、黨內監督的重點內容有哪些？

答：黨內監督的重點內容是：
（一）遵守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維護中央權威，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黨組織決議、決定及工作部署的情況；
（二）遵守憲法、法律，堅持依法執政的情況；
（三）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
（四）保障黨員權利的情況；
（五）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執行黨和國家有關規定的情況；
（六）密切聯系群眾，實現、維護、發展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情況；
（七）廉潔自律和抓黨風廉政建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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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共五章47條，全文約6600餘字。第一章總則規定了《黨內監督條例》的立法目的和黨內監督的指導思想，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和重點內容、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的關系等。第二章監督職責規定了各級黨委、黨委委員、各級紀委、紀委委員、黨員和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在黨內監督中的職責、責任和權利。第三章監督制度規定了規范黨內監督的10項制度，即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制度、述職述廉、民主生活會、信訪處理、巡視、談話和戒勉、輿論監督、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第四章監督保障規定了實施《黨內監督條例》的保障措施。第五章是附則。
《黨內監督條例》通篇貫穿了發展黨內民主、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這一主線，力求通過發展黨內民主，保持黨的活力和創造力；通過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維護中央權威，保證中央政令暢通，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規定黨內監督的重點對象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這是根據黨內監督的實踐和解決黨內監督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而提出的。加強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是黨內監督實踐中的難點和薄弱環節。這個問題如果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就可以帶動黨內監督其他工作的順利進行。
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關鍵是要把握住一條主線：加強黨內監督，既要發展黨內民主，又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二者不可偏廢，這是《條例》的主線。把握好這條主線，是我們學習《黨內監督條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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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人大主導地方立法的程序有哪些

一、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的認識

自1979年地方組織法賦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以來，地方立法為國家立法積累了有益經驗，為地方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對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有效實施，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30多年的地方立法實踐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社會管理事務的日益復雜和民眾需求的多元化，社會各方面對立法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行政部門主導立法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滿足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對立法的需求，但由此產生的部門利益法制化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地方立法質量的提高。為適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修改後的立法法從法律層面上對我國現有立法體制機制的完善作了頂層設計，強調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發揮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而言，充分發揮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用好、用足、用實立法權，既是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本質要求，也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應有之義，是立法工作與時俱進適應改革發展的迫切需要。

我們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的主導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層面：一是在立法總體思路上統籌考慮。在黨委的領導下對立法工作進行通盤考慮、總體設計，突出人大統領立法工作全局的作用，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來謀劃和組織立法工作，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及時性和系統性，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二是在立法具體環節上統籌協調。在立項、起草、審議、修改等各個環節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資源，牢牢把握立法進程，既充分調動政府、社會等有關各方的積極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又要防止部門利益干擾，樹立立法機關的權威性。三是在法律制度設計上的決策主導。對法規中涉及公民有關權利、義務的確定，執法主體權力、職責的設置，以及具體法律責任條款的設定等內容，在把握合法性、合理性原則和進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敢於決策，善於決策，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主導作用發揮的現狀及問題

（一）對地方立法工作統籌協調不夠。從當前地方立法實踐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無論是在立法的總體思路、頂層設計方面，還是在立項、起草、審議等立法具體環節方面，統籌協調作用發揮不夠。

1．對立法與改革關系的處理統籌考慮不夠。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法律法規數量較少，而改革發展的任務重、時間緊，因此這一時期的改革更多的是「先破後立」，往往是改革實踐走在前面，然後通過立法來確認、鞏固改革成果。這種「先改革、後立法」的總體思路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建設，推動了改革發展進程，但也存在嚴重弊端，比如，一些改革措施的「良性違法」得到認同並體現在法規具體條文中，出現了立法者「闖法律紅燈」的現象。現在，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常態下，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後，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很少有法律的空白領域，因此，如何統籌處理立法與改革的關系，實現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是地方人大面臨的重要課題。

2．對人大與政府在立法中的角色定位統籌考慮不夠。地方人大對哪些事項必須由人大立法，哪些事項可以由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統籌考慮得不夠。立法實踐中有的時候存在一些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地方政府卻制定了規范性文件，規避了人大立法程序；有的不是必須制定地方性法規，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就可以滿足實際管理需要的事項，最後卻進入了人大立法程序，立法資源被過度使用導致「繁法擾民」。

3．對立法隊伍建設統籌考慮不夠。長期以來，人大及其常委會比較注重人大立法工作專門機構的建設，而對人大代表、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立法能力建設有所忽視。在抓立法隊伍建設的時候，往往更注重專門機構的設置和專業力量的配備，對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立法培訓不夠重視，直接影響了法規審議質量。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會、政府對本地區政府法制隊伍建設也統籌考慮不夠。一些由人大組織專題教育培訓、法制講座、立法研討會等活動，邀請政府法制部門參與的並不多；平時交流更多的是業務往來，人才互相交流的渠道不暢通，立法工作中的新動態、新要求、新思路等信息共享不夠，等等。

（二）對確定具體立法項目的主導不夠。從立項工作的實際情況看，人大被動「等米下鍋」的現象較為普遍。政府及其部門對一些工作中亟需或者涉及本部門切身利益的立法項目，爭先上報；而對一些涉及多部門且分歧較大或者復雜利益關系、社會矛盾集中的立法項目，往往積極性不高，無法立項。雖然在立項的程序上，要求擬列入年度立法計劃中的項目須是經過充分調研論證，具備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並經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討論通過後才能確定,
但由於在立項的前期環節，人大主動調研不夠充分，缺乏有效的工作機制和專門的信息渠道來全面系統地掌握社會立法需求，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府及其部門立法積極性的制約和影響，導致制定的立法規劃計劃往往更多是各部門立法建議項目的簡單拼盤匯總，或是平衡各部門意見後的妥協結果。

（三）對法規起草工作主導不夠。目前，大多數法規草案是由政府部門起草，人大自主起草的法規草案比重偏低，且多數是涉及人大履職、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立法項目，涉及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較少。雖然政府有關部門長期在一線從事相關具體工作，在其工作領域對相關業務更為熟悉，在法規起草上有一定優勢，但是行政機關受其許可權和視角的影響，往往將立法的注意力集中在強化行政管理職能上，而忽視全局利益和社會利益，存在部門利益傾向；一些綜合性較強、需要多個部門聯合起草，或者社會矛盾比較集中、各方意見分歧較大的項目，部門經常互相推脫，不願意牽頭起草，導致一些重要法規遲遲不能出台。

（四）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發揮不夠。從目前人大代表參與立法的現狀來看，代表作用發揮得仍然不夠理想。一是代表議案和意見建議及時轉化為立法規劃計劃的數量非常少。二是立法過程中代表參與立法的廣度和深度不夠。邀請代表參加立法調研、論證、聽證等活動不足，特別是基層人大代表表達意見的途徑有限，難以實質性參與立法活動；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的效果不夠理想，確定列席代表名單時沒有綜合考慮代表的專業特長、職業特點等，導致難以提出高質量、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存在「重意見收集、輕處理反饋」的問題，影響了代表參與的積極性。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主導作用發揮方面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對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認識不夠，立法制度的頂層設計還不完善，科學合理的立法工作機制有待健全，立法隊伍建設相對滯後等等，但其中一個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大主導立法能力不夠，與立法任務不相適，主要表現為：一是作為立法主體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在結構上需要進一步優化。兼職委員多、專職委員少，由於兼職委員一般都有繁重的本職工作，很難投入更多精力用於立法工作。其次，專業人才數量較少，尤其缺乏精通法律、財經等方面的人員。二是專門委員會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組成人員專業構成不合理，法律專業人員偏少；來源單一，大多是領導幹部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專家學者和基層人員偏少；兼職委員較多，不能保證經常參加立法調研和審議活動。三是當前地方立法工作隊伍建設存在一些問題。有的立法工作者對實際情況特別是基層情況和人民群眾意願了解不夠，不能擺脫部門利益的掣肘；立法工作隊伍建設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幹部知識結構單一、年齡結構偏大，幹部隊伍流動緩慢，進出通道不暢等等。

三、新形勢下發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主導作用的路徑和措施

在新起點上發揮好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要著力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根本，抓住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這個關鍵，突出立法工作機制的健全完善這條主線，強化立法隊伍建設這個根本保障。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

黨對法治的領導，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領導立法。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就是要確保黨的主張通過國家立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轉變為國家意志，使之成為全社會一體遵循的行為規范和准則。因此，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必須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主導作用；越是堅持黨的領導，就越能有效地發揮人大的主導作用，保證立法正確的政治方向。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不斷完善黨委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凡立法工作規劃、年度立法計劃、重要的立法項目以及立法隊伍建設等，都要及時通過常委會黨組向黨委請示匯報，積極爭取黨委的支持。凡立法中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決策權在黨委，必須由黨委討論決定，以確保重大立法決策體現黨的主張和人民的共同意願。有些問題雖不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但社會高度關注、各方面意見分歧較大、無法協調形成共識、利益博弈難以平衡的，也應當由常委會黨組向黨委報告，由黨委決策。

（二）抓好統籌協調是關鍵

一是統籌協調立法與改革相銜接的關系。對各方面提出的改革思路和措施，主動從立法上研究可行路徑和解決辦法，確保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同時，突出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對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時上升為地方性法規；對現行地方性法規規定與改革決策不一致的，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需要法規授權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改革的方向確定了，但具體怎麼改、制度怎麼設計還沒有成熟意見的，應當有一定的前瞻性，為將來的改革發展預留空間。

二是統籌協調人大與政府在立法中角色定位的關系。進一步完善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立法工作聯系溝通機制，對立法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重大事項，加強與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協調溝通，特別是對法規草案涉及的管理體制、職責分工、機構編制、預算安排等存在重大分歧的，要認真研究、協調，有的問題可以讓政府先行協調，提出方案；或者引入第三方評估，向黨委請示報告，由黨委決策。

三是統籌協調人大法工（制）委與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作用發揮的關系。加強法工（制）委與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的協調配合，發揮「統」與「專」兩個優勢，做到1+1＞2。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開展立法調研活動，應當有針對性地邀請法工（制）委參與，以便於提前了解法規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法工（制）委在法規草案進入常委會一審之後，應當邀請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參與對法規草案的修改和調研活動；審議法規草案時，邀請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成員列席會議。

（三）完善工作機制是主線

1．完善立法選項機制，牢牢抓住法規立項的主動權

一是拓寬立法項目來源。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人民群眾立法需求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情況，及時收集相關立法信息，加強立法調研，梳理、研究提出計劃建議項目。廣泛向社會公開徵求立法項目，更多地向常委會組成人員、人大代表、下一級人大常委會、基層立法聯系點、社會組織等徵集立法項目。

二是加強立法項目的評估論證。建立完善立法選項評估論證制度，加強與有關方面的溝通聯系，科學確定立法項目。在聽取項目提出單位關於項目調研論證情況的報告後，組織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常委會立法顧問及有關專家學者等，對建議項目的立法依據、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規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社會效果等進行評估論證。

三是重視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議案和建議。不斷完善代表議案、建議與立法規劃計劃編制相銜接的機制，將關系本地發展大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條件相對成熟的立法建議項目優先列入立法計劃。同時，建立完善相關機制，為人大代表參與立法創造條件。

2．完善法規起草機制，把握法規起草的主導權

一是逐步提高人大自主起草法規的比重。進一步充實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的立法力量，拓寬人大自主起草法規的范圍，逐步提高自主起草法規比重。建立由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規草案制度，對法律關系復雜、涉及面廣、協調難度大的立法項目，還可以吸收人大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團體等參與起草。同時，也應注重藉助外力，對法規中涉及管理體制、機構編制、部門職責、經費保障、執法隊伍等方面的內容，要充分聽取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意見；對法規中專業性較強、需要調研論證的內容，可以委託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等研究，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完善委託第三方起草法規機制。對部分專業性、技術性較強或者涉及多個執法主體和不同利益群體、立法難度大的立法項目，可以採取委託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社會團體起草的形式，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工作中的智囊作用。同時，為確保委託起草的質量，人大要全程參與委託起草過程，向受託單位明確立法宗旨、基本思路和原則，並及時就起草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加強指導。

三是完善人大提前介入法規起草機制。現階段，考慮到人大立法力量有限，政府在立法工作中仍將發揮重要的基礎和支撐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立法項目，多數法規草案的起草工作還是應當由政府法制機構及相關部門承擔。在這種情況下，相關專門委員會、法制工作機構要提前介入到法規的起草工作中，對法規草案內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及時進行指導。同時，及時掌握立法進展情況，對起草中涉及的重點、焦點、難點問題進行指導和協調，把在起草過程中發現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在法規草案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之前。

3．完善法規草案審議機制，提高審議質量

一是加強專門委員會審議。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應發揮「專」的優勢，把握好法規草案審議的第一道關口，對立法的必要性、成熟性、可行性進行充分調查、論證和研究，解決立不立法、能不能立法的問題；同時對法規草案涉及的重要制度、工作機制等問題，特別是起草階段各方意見不一致的問題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法制委要注重發揮「統」的作用，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意見進行統一審議，重點調研、審議法規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問題，並在審議結果的報告中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見以及意見吸收情況。

二是改進常委會審議。首先，合理劃分常委會會議一、二審的重點內容。一審應側重審議立法必要性、可行性，重要制度設計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與上位法相抵觸等問題；二審應側重審議法規草案的修改情況，包括意見的吸納情況、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各方面的協調共識等問題。其次，改進審議程序。綜合考慮法規草案的社會關注度、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意見等因素，增加「隔次審議」，保障有充足的時間開展調研論證和對法規草案進行修改完善。同時，在審議的形式方面，除了採取分組審議外，還應選擇社會關注度高、利益關系復雜的法規，對其中主要問題召開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進行審議，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充分發表見解。

三是探索開展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重視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職能，可以每屆選擇一兩件關系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法規，在常委會審議後適時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4．完善人大代表參與立法機制，拓寬人大代表參與立法渠道

在編制立法規劃計劃時，充分聽取和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見。確定年度立法計劃時，將代表議案和建議、批評、意見中相對集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重要依據。組織開展立法調研、聽證、論證、修改、評估等活動，邀請相關專業領域的人大代表參加，增加一線代表、基層代表參加活動的數量。設立人大代表法制專業小組，結合代表的職業和自身興趣、專長，圍繞常委會年度立法計劃，有針對性地組織代表參與地方立法工作。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專門（工作）委員會會議制度，增加列席人數，擴大列席范圍。

5．完善公眾參與立法機制，擴大公民有序參與立法

一是完善公民參與立法的制度措施。完善公民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拓展旁聽人員范圍，增加旁聽人員名額；探索實行立法聽證的簡易程序，根據實際情況，務實、靈活、多樣地進行立法聽證，可以請進來，可以走出去，可以一對一地聽、一對一地反饋，也可以集中聽取、集中匯總通報；完善立法基層聯系點工作機制，在下級人大常委會、高等院校、社區等設立立法基層聯系點，更直接、更便捷地了解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對地方立法的需求。

二是改進法規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的方式方法。在公開徵求法規草案意見建議時，一並公布法規的立法背景、法規中擬解決的重點問題、擬採取的立法措施等內容，增強針對性。在徵求意見的形式上，廣泛通過報刊、電台、電視、網路、手機簡訊和立法官方微博等媒體和現代通信手段發布公告、消息和公益廣告，公布法規草案，引導社會公眾關注和討論。此外，還要探索建立社會公眾意見吸納情況反饋機制，及時向社會公布意見吸納情況，並實行獎勵制度，激發公眾參與立法的熱情。

三是重視發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在立法中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完善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參與立法的相關機制，拓寬參與主體，擴寬參與途徑，增加參與實效。在參與主體方面，綜合考慮可行性、代表性和時效性等方面因素，把自願報名、隨機抽樣和指定參與等方式結合起來，拓寬參與主體的覆蓋面，增強參與主體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參與途徑方面，除了發送書面徵求意見函，還可以組織召開立法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說明會和立法評估等活動，使參與主體能充分表達其意見主張。在成果的運用方面，對意見建議原汁原味整理並形成書面報告，逐條逐項加以研究，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對能吸收的意見充分吸收，並及時予以反饋。

（四）加強隊伍建設是保障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導地位的實現，還有賴於建設一支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立法隊伍。適應新常態下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必須全方位、多途徑、多渠道加強立法工作隊伍建設，為人大發揮立法主導作用提供人才保障。

一是強化立法力量配備。首先，增加具有法律理論水平和法治實踐經驗的常委會組成人員比例和法制委委員比例，逐步提高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比例，充實各專門（工作）委員會中經濟、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專業人員，注重從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負責人中優先考慮組成人員人選。其次，加強立法工作機構建設，充實立法工作人員，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基層幹部、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專家中選調、招錄既懂法律又了解基層情況的立法工作者制度。

二是強化立法工作人才培養機制。強化立法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通過培訓進修、掛職鍛煉、出國（境）研修、理論研討等多種形式培養立法工作人才。鼓勵立法工作者多到基層調研，拓寬立法工作者基層鍛煉渠道，除到其他黨政機關掛職鍛煉外，也可以選派立法工作者到院校、企業、社區等見習、掛職。

三是強化立法工作人才交流機制。建立完善幹部輪崗交流機制，形成立法、執法、司法三支幹部隊伍交流方案和舉措，暢通立法機關與黨委政府及其部門的幹部交流渠道。

『柒』 怎樣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主題、主線以及主要目標、主要任務和重大措施

黨的十五大鄭重地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
基本方略，這標志著我們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
應當認識到，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整個
過程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是一條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
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之間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

從外部聯系來看，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的統一性表現
在兩個方面：第一，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都是我國人民的歷史
性選擇。黨的領導是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
實踐中得出的必然結論，也是億萬人民群眾的必然要求。事實
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今天所取得的光
輝成就。改革開放特別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
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過去在計劃經濟
體制下實行的管理模式已不適用。於是，我國人民選擇了與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管理模式：依法治國。可以說，
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內在
規律性的反映。第二，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價值目標是一致
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著她不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沒有
特殊的利益需要保護。她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實施依法治國
方略的目的，正是把人民群眾的意願和要求，通過立法渠道上
升為「法」，並通過執法、司法活動加以實現。從維護人民根
本利益而言，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兩者的目的都是把
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使人民過
上自由、民主、富裕的生活。

從內部聯系來看，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的統一性還表
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必須實行依
法治國方略。黨的領導是通過方針政策、思想工作、組織工作
等渠道實現的。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下，形成了主要依
靠政策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是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
物。在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需要普遍有效而穩定的行為規范，需要切實保護公民個人或法
人的合法權利，需要與國際經濟貿易慣例相協調，這就必然要
求社會生活程序化、法制化。依法治國方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必然選擇，是實現和保障黨的領導
的最好途徑。第二，實行依法治國離不開黨的領導。在法律實
踐活動的全過程中，黨的領導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黨帶領
人民制定法律並遵守法律，黨的政策不斷上升為國家政策並經
立法程序被賦予法的形式。黨還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
教育廣大幹部自覺依法辦事，並協調各司法機關的關系，使法
律得到認真的執行。

在認識和分析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時，應當注意避
免兩種偏向。一種偏向是堅持「人治」，以言代法，一言堂，
無視法制。其實質是封建主義特權思想作祟。另一種偏向是以
西方三權分立的「法治」為標准，把依法治國方略同黨的領導
對立起來，甚至主張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這兩種偏向在理論
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極其有害的。

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統一性，不是寫在教科書上的抽象
原則，而是需要通過自覺的實踐活動來加以實現的。比如，黨
的領導常常是通過制定和推行政策來實現的。在這里，一方面
要注意將黨的政策上升為國家法律；另一方面黨制定新的政策
時，還要注意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從而維護黨的政策和國
家法律的統一性。

『捌』 正當防衛與刑法修正案的相關規定有哪些

我國刑法第20條的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理論上幾乎一致認為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是密切相連的，沒有正當防衛的前提就沒有防衛過當的存在。防衛過當是防衛行為的正當性和損害結果的非正當性的統一。防衛行為的正當性是指，實施防衛行為時明確有不法侵害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防衛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防衛行為是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施。損害結果的非正當性是指，防衛行為的強度和力度明顯超過了不法侵害的強度和力度，對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損害，從而使合法的防衛行為變成了不法的侵害行為，也是正當性的行為轉化成非正當性的行為。 應該說此種觀點是完全符合立法意圖的，並且從刑法對防衛過當的刑事處罰的規定看--「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也是對防衛行為正當性的特點的肯定，從而鼓勵公民見義勇為，維護公共秩序、保護社會。

海口律師網頁鏈接

當我們在概念上弄明白正當防衛的時候，我們的頭腦中就有了一條清晰的主線，但要想弄明白新刑法中正當防衛的界限，必須從正當防衛構成的要件入手，從我國刑法第20條對正當防衛的規定，可以把正當防衛的要件歸為以下幾點：一是實施正當防衛時，必須有不法行為的侵害性;二是實施正當防衛時，不法侵害的行為必須是正在進行著的，具有非常強的時間性;三是實施正當防衛時，不法侵害必須具有現實性，不能想當然;四是實施正當防衛時，公民必須具有防衛意識。從正當防衛構成的要件來說，也就界定了正當防衛的許可權。

『玖』 歷史題！！！！！！！！！高分

簡單來說抄，西方的代議制由英國創建，17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結束後，英國貴 族等階級為了自己的權力和限制王權，頒布了《權力法案》，確立了代議制。之後英國的工業革命把這一制度推廣了。
起到的共同作用，就是民主。可以從三權分立的作用說，確保了人民的民主權力什麼的。緩和了社會矛盾啊，有利於集中民智啊等等。不利的作用就是效率低。

希望對你有用哦。

『拾』 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得是哪三種權力的分力制度

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分權思想由來已久，其源頭可遠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確提出分權思想的人之一是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洛克生活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年代，革命成功後，他在總結革命經驗並吸取前人混合政體思想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其分權思想，從而初步奠定了近現代西方國家組織形式的理論基礎。 分權的目的——保護私權。洛克認為在自然狀態中，人人都具有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但卻相互侵擾，為了克服這種缺陷，人們就以契約的形式，讓渡出自由懲罰他人的權力，交給一個中間人行使，這樣國家就產生了。與霍布斯不同，洛克特別指出，人們在相互訂立契約的時候，並沒有把所有的權利都交出去，而是保留了作為最基本權利的生命、自由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都是不可讓與和不可剝奪的。根據這種觀點，國家的目的應是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但是，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對個人權利造成最大傷害的卻往往是國家權力，他認為人們若把財產交給專制君主來保護，便是無異於為了防止狐狸的騷擾而甘願為獅子吞食，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體下政府的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對權力的制約，為了防範政府超出人們對它的授權，更好地保護人們的權利，分權便是必要的了。 分權的依據——社會契約。國家權力應如何劃分呢？洛克是依據社會契約這條主線從國家權力的起源上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的。他指出原始狀態的缺陷在於對人們的彼此侵害行為缺乏一個裁決的共同尺度，同時更缺少一個保證裁決的執行者。國家的作用就是彌補這兩個缺陷。據此，國家最基本的權力就是立法權和執行權。所謂立法權，就是指導如何運用國家的力量以保障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利，所謂執行權就是負責執行制定的和繼承有效的法律的權力。以上兩者都是國家對訂立契約的社會成員的內部權力，是最基本的權力。除此以外，在國家生活中，還有一種處理與國家無契約關系的個人和群體的權力，洛克稱之為外交權，它是決定戰爭與和平、聯合與結盟以及同國外進行交往的權力。至此，洛克依據契約論這條主線，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執行權與外交權三種。但出於權力實際運行的考慮，洛克又指出，如果執行權和外交權掌握在不同的各自行動的人手中，就會使公眾的力量處於不同的支配之下，遲早會導致紛亂和災禍。因此他把外交權作為執行權的一部分。這樣，國家權力實際上就是由立法權和執行權兩部分組成。 分權的關鍵——限制權力。在《政府論》中，洛克明確地指出分權與權力分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說分權不是簡單的在形式上將權力分散化，而是更有效地對權力加以限制。如果被分立的權力沒有得到應有的控制，權力的公共性同樣會受到扭曲並對私權造成更大的侵犯。為此洛克提出以下主張：第一，權力應是彼此分立的。他說，如果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掌握在同一個或一批人手裡，權力能夠帶來利益的屬性就會對人性的弱點造成極大的誘惑，使他們動輒就攫取權力以謀取私利。因此立法權和執行權應絕對分開，立法權歸屬於民選議會，執行權則屬於世襲的君主。第二，權力之間是不平等的。洛克強調立法權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僅僅是相對政府而言的。他解釋說：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權就是最高的權力，因為誰能對另一個人訂立法律就必須在他之上。第三，各種權力都是有限的。對立法權的限制是：議會只能以人民的福利為立法的宗旨，以人民的授權為存在的基礎，其權力不能濫用和轉讓並隨時可以被人民收回，立法機關僅在制定法律時才存在，其成員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對執行權的限制是，政府必須嚴格地按照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辦事，不得自行其是或者濫用權力。最後他指出，如果立法機關和君主任何一方違背人民的委託時，人民都有權利推翻他們。 洛克的分權制衡思想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同封建專制制度斗爭的產物。它的分權思想雖然不系統，但卻第一次為資產階級用民主形式組織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分權制衡的思想經過孟德斯鳩等人的發展成為了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項主要原則。 孟德斯鳩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權學說，主張必須建立三權分立的政體，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組成國家。他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他還根據英國的政治制度說明各種權力之間的制衡關系，指明立法機關由兩部分組成，可通過相互的反對權相互鉗制，立法機關的兩部分都受行政權的約束，而行政權亦受立法權的約束，彼此協調前進。 首先，從三權分立的目的看，無論對於該理論的創始人還是運用該理論的國家來講，三權分立就是為了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防止某一國家機關或者個人的獨裁和專制，從而保證國家政治上的穩定。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如果同一個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制裁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約權力的終極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因此，無論對於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權力的制約都是一種實在的需要，只是資本主義國家制約權力的本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而是社會主義國家制約權力的本質是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權利。 其次，從三權分立的內容看，在英國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分享政權的事實已成為歷史以後，按分權理論建立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都根據國家權力的表現形式將其分為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這三種國家機關分別行使不同的國家權力，並使之存在相互制約關系。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行使國家權力，很難說這三種權力是分立的，就連代表民意的代議機關實際上也是有產者的論壇和表決器，但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仍然是資產階級為維護其整體利益，為保證國家權力有效、正常運行而採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 再次，從三權分立的功能來看，在國家生活中，它大體發揮了以下幾種功能：1、區分功能。現代美國憲法學家柯爾文曾把三權分立總結為四個要點：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固有的獨特的職能；這些獨特的職能應由三個分別配備人員的政府部門各自行使；三個部門在憲法上應該是平等、互相獨立的；立法部門不能把權力委託給他人。此種說明為許多學者所接受，特別在美國這個說明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現代大多數國家在實踐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機關的設置（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使得國家職能得到合理的區分和實現，這的確是有目共睹的。2、平衡功能。國家權力在區分的前提下，根據其職能配置不同的權力機制，使得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門因權力過大而導致權力運行失衡。3、制約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職能的差異，機構的分離，職權的劃分，相互間權力運行的牽制，使得三種權力能夠達到有效的制約。4、補救功能。當三種機關中的某一機關在行使權力不當招致社會不滿時，其他的機關可以行使權力，挽回影響和損失，從而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