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德治法治的論文

㈠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有什麼區別

昨天是人治，人比法大，封建統治。今天是法治，法比人大，社會主義。明天是德治，德比人大，共產主義。

㈡ 論述人治哦、德治與法治

人治：還是中國現在社會中方式，根據個人的經驗、情感來決定事情，最容易出現內不公平現象容了；
德治：應該是最高級的社會治理方式了，完全靠人的道德素質，不太可能實現！但是可以小范圍的使用；
法治：根據統一的標准來治理社會，即便是某項法律規定不公平，但是仍然具有廣泛性。比較成熟的社會治理方式

㈢ 對人治、法治、德治的理解

人治和德治基本是一個意思，就是依靠一個人或一小撮寡頭統治，這些統治者不是任何約回束，被統治答者只能寄希望於他們的道德。
法治所體現的一種依法辦事的良好社會狀態至少應包括這樣一些內容：一是這個國家要具備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這種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覺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備的使這種法得以正確適用與遵守的國家權力機構體系，而且這種權力體系是以權力的互相制約、監督為前提條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體制健全的情況下，在完全地服從於和體現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與群體意志的前提條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發揮個人的意志與行為的自由的一種社會狀態

㈣ 求一篇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文

所謂法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人們
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法制變成法治，就要以人們的
權利平等、權力制衡、司法、立法和執法相互獨立作為前提。不
然法治就難以產生社會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賴於法律制度與法治的本身
的成本與優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們的道德水準。不管多麼完
善的法律制度與法治，對野獸是沒有效果的，除非將其殺死。道
德水準極低的人們，其行為，其性質接近野獸，其法治成本其高
無比。 找出人治與法治最佳比重 所謂人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嚴格的道德制度去規范和約束人
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道德制度變為德治，必須以
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
的好壞除了依賴於人們的道德水準外，主要要看國家治理者的道
德水準。只有賢德完善的人作國君，才有上樑正而下樑不歪的效
果。社會秩序才會產生。若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道德水準極低，
形同野獸，弱肉強食，其人治成本就會極高，其人治也就無效。 一個沒有賢君的國家，人治是無效的；一個沒有清楚界定權
利的國家，法治是無效的。人治與法治各有優劣，各有不同的前
提。一個國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無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
好，也無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
同的適用范圍。 有兩個關鍵因素能用來決定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資
於教育與宣傳，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從而減少法治，減少投入
國家機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國家機器，投入法治的成
本，減少投入教育與宣傳、投入提高人們道德水準的成本。 在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投資於改善道德水準和投資於加
強國家機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達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
社會秩序水平所耗費的投資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資額達到最佳
的社會秩序水平。這就是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們的道德水準在家庭內部最高，在企業內部次之，
在人們與家庭，與企業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
在微觀組織中會比在宏觀組織中有效。法治則在宏觀組中更能節
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組合是以法治為主人治為輔治國、治理宏觀
組織秩序；以人治和德治為主以法治為輔治家、治理微觀組織如
公司企業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達最佳治理效果 一個國家是否治理得當，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適當根據國情、
人民的道德水準去構建人治與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適應范圍。在
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最佳的人治與法治結構使得在所定目標
社會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從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
治與人治並無好壞之分，好壞只在於他的比重結構和適用范圍如
何。 政治的本質就是發現人治與法治的最佳結構，用最低的成本
達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錯誤的，完全否定人治
也是錯誤的。以人性的不純，單一的法治和單一人人治都是浪費
性的。

㈤ 德治與法治的論文

摘要：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依法治國、舉措而已」、「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人類關於法、德的經驗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義與構成，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法治離不開道德。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必須加強道德建設。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關鍵詞：法治；德治；社會控制模式引言：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概括起來講，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一、法治的含義、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在英文中，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依法統治」、「通過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並堅決貫徹實施，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即所謂「依法治國，舉措而已。」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使法、勢、術相結合；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即所謂「君尊則令行」，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合理的社會，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在現代社會，所謂法的普遍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實質是法律至上；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也即法的正義性。隨著法治的實踐展開，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規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即權力控制與制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同時，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⑸進入帝國後，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中世紀，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⑹近代以來，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不論其行使者是誰。」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展開，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從而使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來，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中國自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在中國，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推行「禮法結合」，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改為第二等的選擇：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這樣，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第一、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但不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很難想像，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歷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時，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例如，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第二、法律應具有道德性，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事務繁多。按西方的設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意識、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確定性。再次，憑藉輿論和內心，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確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同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法律絕不是權力，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統性和強制力，使它在與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競爭中，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雖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但間接來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良法具有道德性，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從道德方面說，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同樣，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在物質基礎、指導思想、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錯位，最終也將犧牲雙方。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甚至有一種說法：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例如，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論法治與德治

㈥ 求一篇《人治與法治》的論文

人治與法治 王建國(1997) 所謂法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人們
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法制變成法治，就要以人們的
權利平等、權力制衡、司法、立法和執法相互獨立作為前提。不
然法治就難以產生社會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賴於法律制度與法治的本身
的成本與優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們的道德水準。不管多麼完
善的法律制度與法治，對野獸是沒有效果的，除非將其殺死。道
德水準極低的人們，其行為，其性質接近野獸，其法治成本其高
無比。 找出人治與法治最佳比重 所謂人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嚴格的道德制度去規范和約束人
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道德制度變為德治，必須以
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
的好壞除了依賴於人們的道德水準外，主要要看國家治理者的道
德水準。只有賢德完善的人作國君，才有上樑正而下樑不歪的效
果。社會秩序才會產生。若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道德水準極低，
形同野獸，弱肉強食，其人治成本就會極高，其人治也就無效。 一個沒有賢君的國家，人治是無效的；一個沒有清楚界定權
利的國家，法治是無效的。人治與法治各有優劣，各有不同的前
提。一個國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無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
好，也無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
同的適用范圍。 有兩個關鍵因素能用來決定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資
於教育與宣傳，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從而減少法治，減少投入
國家機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國家機器，投入法治的成
本，減少投入教育與宣傳、投入提高人們道德水準的成本。 在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投資於改善道德水準和投資於加
強國家機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達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
社會秩序水平所耗費的投資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資額達到最佳
的社會秩序水平。這就是人治與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們的道德水準在家庭內部最高，在企業內部次之，
在人們與家庭，與企業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
在微觀組織中會比在宏觀組織中有效。法治則在宏觀組中更能節
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組合是以法治為主人治為輔治國、治理宏觀
組織秩序；以人治和德治為主以法治為輔治家、治理微觀組織如
公司企業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達最佳治理效果 一個國家是否治理得當，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適當根據國情、
人民的道德水準去構建人治與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適應范圍。在
理論上，一定存在著一個最佳的人治與法治結構使得在所定目標
社會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從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
治與人治並無好壞之分，好壞只在於他的比重結構和適用范圍如
何。 政治的本質就是發現人治與法治的最佳結構，用最低的成本
達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錯誤的，完全否定人治
也是錯誤的。以人性的不純，單一的法治和單一人人治都是浪費
性的。

㈦ 思修論述題：試述你對人治、德治、法治的理解

人治：憑個人好惡進行統治，於國家而言，「遇明君則盛，遇常君則弱，遇昏回君則亡。」答
德治：在周文王時有「畫地為牢」的典故，講的就是德治，即用道德來治理國家，以高尚的品德、以公眾的道德為評判標准來衡量人的行為；
法治：體現公共訴求和統治階級意志的律例，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強制執行。嚴格的說，法不避親，只要與法有關，則依法辦事、違法必究。
從歷史客觀來說，「三治」的最高級是法治，其次為德治、再次是人治。以現在國情而論，由於我國法制的不健全，還必須堅持法治為主，輔以德治。

㈧ 寫一篇儒家理治、德治、人治與法治的讀後感

、"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㈨ 談對社會法治理念的認識,(要結合法治,法制,德治人治)的1000字作文

當前，一場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教育，正在全國檢察機關深入開展。檢察官作為行使國家檢察權的群體，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踐者，深入進行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唯如此，才能全面理解依法治國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牢固樹立依法治國的理念，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才能努力實踐執法為民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的理念，依法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正確把握公平正義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切實維護和實現公平和正義；才能勇於擔負服務大局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牢固樹立服務大局的理念，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才能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通過這一階段的學習，我們有如下體會：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胡錦濤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是我們黨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驗，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法制建設的經驗，借鑒現代法治理論合理成份的基礎上形成的基本理念。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的特點和要求。我們只有全面把握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內涵。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
法治有兩項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訂得良好的法律，二是這種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所謂「良好的法律」，就是體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法律。所謂「普遍的服從」，就是法律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都得到全面的實現。現代法治既是公平正義的重要載體，也是保障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關系的多元化，社會公平問題日益凸顯出來。高度重視、科學分析、正確解決這些問題，對於保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減少社會風險和動盪，至關重要。解決公正問題要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堅持依法、及時、合理解決的原則，採用教育、協商、調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進程，逐步建立並從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機制、公平的規則、公平的環境、公平的條件和公平發展的機會。社會主義立法要體現全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和願望，使正義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實現正義的途徑程序化、公開化。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務就是要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由於我國封建傳統的影響，人們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實體公正、輕程序公正的觀念，特別是在執法環節，一些執法人員片面追求事實真相，重口供、輕證據，違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提倡和強調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並重的、全面的公正觀念。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
人權是人之作為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是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對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確認。人權來源於人的理性、尊嚴和價值。基本人權則是當代國際社會所確認的一切人所應當共同具備的權利。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確認為權利，不僅是因為它們經常面臨著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險，需要社會道德的支持和國家強制力量的保護，而且是因為人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和動力。現代法律就是保護人權的一種制度安排和強制力量。正是人權體現了現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權保障奠定了現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礎。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就是為了爭取和實現人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不斷完善，社會利益多元化和社會矛盾復雜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突破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高度重視和維護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問題，把工作重點從調整對立的階級關系轉移到承認和保護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等權利義務關繫上來，轉變重政權輕民權的觀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和依法執政的能力。當前，在刑事司法領域，一些執法人員還存在著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觀念，習慣於有罪推定，忽視刑事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提倡打擊與保護並重的觀念，增強以人為本、文明執法的意識。
法律權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會的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都要求有一定的權威，而法治社會的政府權威是置於法律權威之下的權威。憲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權威則是一個國家是否實現法治的關鍵。在現代法治國家，有的宣布憲法和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的宣布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樹立法律權威作為實現法治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法律權威要通過立法建立具有客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隨時隨需而改，因人因地而異，那就根本沒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權威要通過執法、司法和守法保證任何個人、組織和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嚴格依法辦事，違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組織享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實質內涵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我國憲法第五條對法律權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確的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當前，樹立法律權威的觀念，要特別強調維護法制統一、反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反對把個人或組織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義。
監督制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機制
法治的意義就在於，既能充分地利用國家權力促進和保障公民權利，又能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和腐敗，保證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正確行使權力，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社會主義法治防止權力濫用和保證權力正確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把決策、執行等環節的權力全部納入監督制約機制之中，保證權力沿著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運行。任何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實行法治就是要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國家權力的異化。在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並接受人民的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我們還要努力拓寬民主監督的渠道，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監督、黨組織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監督體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的方法和途徑是多樣的，最重要的是保證各個監督系統的整體協調和依法進行，必須實現監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監督法制。要樹立權力接受監督制約的觀念，必須全面貫徹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憲法原則，反對重配合、輕制約的做法，反對排斥監督的司法專橫主義。
自由平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從自然力和社會關系的束縛下獲得解放，人的內在尺度與客體的外在尺度相互轉化、相互統一的進步狀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創造實現和保障人類自由的社會前提。社會主義法治就是創造和保障這種不斷發展著的自由的社會控制系統。只有堅持以人為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才能保證人的尊嚴、價值和主體性得到尊重，保證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才能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於，普通公民沒有成為法治的主體，法治只是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國」演變為「依法治民」，難以跳出人治的范疇。現代法治的優勢和成功之處在於，國家不僅要依靠法律的強制力、規定性來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來限制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權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權利，使普通公民成為法治的主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把公民權利（個人自由的法律表達）作為構成社會關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權利的平等保護不僅是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的體現，而且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近二十多年來，每一項重大制度的改革實質上都可以歸結為重新認識和調整權利義務關系、加大平等保護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力度。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法治發展的進程就是公民權利要求和權利意識不斷增長的過程，是公民權利平等保護機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過程。因此，我們應當樹立權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增強平等地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的意識，擺正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關系，反對官本位和長官意志。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的、反映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現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進的法治理念的進步性，又有立足現實、強調歷史發展階段的具體性。忽略其進步性，容易導致遷就人治的現實傾向；忽略其具體性，則容易導致超越現實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亂。
今後，我們要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運用在實際工作中，用實踐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