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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新城

發布時間: 2021-02-03 20:02:30

㈠ 大連電視台幫忙記者電話

大連電視台(法制新天地) 88112345

大連電視台(生活直通車) 88118000

(1)法治新城擴展閱讀:

城市直通車

首播:周一至周版日權21:00 重播:次日7:35

新版《城市直通車》將充分運用微博、熱線電話、網路論壇、簡訊平台互動、熱心觀眾每日抽獎等各種直播手段,並結合線下營銷推廣活動,凸現觀眾互動、參與的現代傳媒特色,打造一檔集創新性、必視性、可視性於一體的民生新聞雜志類節目。紮根民生立場,堅持公益主張,展現新聞力量,逐漸形成獨特"說事兒"風格。

法治新天地(包括18:30法四方)

每晚18:30

無限迫近真實人生--《法治新天地》,2011年4月25日全新推出,節目每天直播。新節目力求"熱鬧背後有說道"。一,新的定位"法治民生";二,新的表達"記者行動";三,新的手段"3D互動";四,新的面孔"全新主持人"。 節目分為法四方與法治新天地兩個環節,每晚一個多小時大時段直播。節目通過在線包裝、跨媒體合作等方式實現與觀眾全方位互動。



㈡ 濱海新區人民法院功能審判區的具體位置,謝謝啦!

地址如下:

院機關現暫於天津市濱海新區塘沽河北路2929號(河北路與廣州道專交口)臨時辦屬公。
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下轄塘沽、漢沽、大港、功能區(原開發區)四個審判區;
塘沽審判區地址:天津市濱海新區塘沽大連道1265號。
漢沽審判區地址:天津濱海新區漢沽四緯路312號。
大港審判區地址: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育秀街74號。
功能區審判區地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大街11號(兆發新村)。

㈢ 三國時期的魏國的城池有哪些

魏國(公元220年-265年),始於魏文帝曹丕,魏元帝曹奐,曹丕之父曹操雖未稱帝,但曹丕稱帝後追封他為魏太祖,魏朝,計曹操共6帝。魏是三國時期最為強大的國家。

東漢末年,地方豪強勢力迅速增強,各地豪強紛紛起兵割據自立,一時間全國又陷入內戰混亂之中。曹操初據有兗州,復收編了青州黃巾軍三十萬,勢力漸強。他又將洛陽的獻帝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優勢。建安五年(200),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展開決戰,曹操大敗袁紹,成為北方最強的軍事集團。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軍南下,占荊州,與在長江中下游的孫權對壘。此時劉備也起兵欲興漢室,率荊州的殘余勢力與江東的孫權結合。孫、曹大軍在赤壁會戰。曹操大敗,退回北方,劉備得以占據荊州,後入成都。從此,曹、孫、劉三大勢力成鼎足之勢。

曹操封魏公,遷都鄴,後又進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操死,子曹丕取代漢獻帝,建國號魏。次年,劉備也在成都稱帝,國號漢(一般稱蜀或蜀漢)。公元229年,吳王孫權在建業稱帝,國號吳。三國分立時代正式開始。

三國初期,各國主要致力於整頓吏治,恢復社會秩序和發展經濟。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較突出。從曹操統一北方、開展屯田開始,生產逐漸恢復,曹操又改革了東漢以來的許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強的勢力,掃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專權,吸收中下層地主階級人物參加政權。魏文帝時,又實行九品中正法,承認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權利。蜀國丞相諸葛亮嚴格採用法治,紀律嚴明,賞罰分明,使蜀國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國力增強。特別是諸葛亮招撫西南夷,使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開發,加強了民族團結。吳國自公元211年孫權遷都建業後,東南地區很快得到開發,共得43郡313縣,比東漢時大大增強。吳國土地開辟,農業發展,政治穩定,航海業發達。

三國時期雖然仍有不斷的戰爭,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蜀、吳爭奪荊州的戰爭,蜀、魏爭奪漢中的戰爭,和魏滅蜀、晉滅吳的戰爭。三國的軍事實力以魏國最強,吳國次之,蜀國最弱。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晉滅吳。至此,三國時代宣告終結。

三國曹魏君主與年號 編輯 廟號 謚號 君主名 年號 年期

- 魏高帝(世祖追謚) 曹騰 - -

- 魏太帝(世祖追謚) 曹嵩 - -

太祖(世祖追謚) 魏武帝(世祖追謚) 曹操 - -

高祖(世祖) 魏文帝 曹丕 黃初 220年-226年

烈祖 魏明帝 曹睿 太和 227年-233年 青龍 233年-237年 景初 237年-239年

無 齊王(厲公)廢為「邵陵縣公」 曹芳 正始 240年-249年 嘉平 249年-254年

無 廢帝廢為「高貴鄉公」 曹髦 正元 254年-256年 甘露 256年-260年

無 魏元帝 曹奐 景元 260年-264年 咸熙 264年-265年

曹魏是三國時代的其中一方,始於公元220年曹丕篡漢。

曹丕之父曹操雖未稱帝,但曹丕稱帝後追封他為魏太祖,魏朝,計曹操共6帝。魏是三國時期最為強大的國家。
長安,許昌,洛陽,雍州,襄陽,袞州,幽州,豫州,汝南,揚州,淮南,南陽,青州,冀州,秦州,並州、涼州、徐州,遼東

㈣ 煙台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發展優勢

1984年,沐浴著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誕生了。20年的這個金秋時節,在煙台經濟技術開發區這片熱土上,它的建設者們正在收獲著累累碩果,播種著明天的輝煌。二十年風雨歷程,二十年春華秋實。二十年裡,煙台經濟技術開發區實際利用外資17.7億美元,先後吸納了26個「世界500強」企業落戶,經濟總量以兩年翻一番的速度快速增長…… 短短二十年,開發區已由一個人煙稀少的荒沙灘脫胎換骨成一座現代化的新城。開發區金沙灘那洶涌的濤聲正向世人宣告:開發區,這艘煙台精心打造的遠航巨艦,正揚起駛向更加廣闊發展空間的風帆。
開發區建區20年,是對外開放的20年,是招商引資的20年。建區伊始,開發區的決策者們就意識到,項目是開發區建設的生命線,項目引進的數量和質量,在很大管理方式上決定著開發區建設的速度和水平。20年來,煙台開發區圍繞招商引資工作,不斷拓寬發展新思路,大膽調整開放戰略,為開發區實現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煙台開發區在科學分析把握外商在華投資趨勢和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鞏固港台,強化日韓,拓展歐美」的招商引資思路。對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商,繼續發揮聯系多、基礎好的優勢,鼓勵外商擴大投資,吸引夥伴投資;對日、韓兩個一衣帶水的國家,緊緊抓住其產業轉移和建設膠東半島製造業基地的機遇,採取設立海外專業招商處、高層互訪等形式,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溝通;對歐美國家和地區,一改過去「漫天撒網」的做法,以美國、德國為突破口,逐漸拓展到北美、北歐、中歐、環太平洋的重點國家和地區,集中力量打攻堅戰。
為了提高項目引進的層次,開發區對世界500強企業、跨國大公司以及國內500強企業建立了招商檔案,選擇重點逐一研究,製作有針對性的招商專案。對於高新技術產業、能夠形成產業規模、輻射帶動力強及出口創匯能力高的項目,開辟「綠色通道」,促使它們早注冊、早建設、早受益。
20年來,先後有26家世界500強企業在開發區紮根發芽、開花結果。截至2004年9月底,開發區20年累計引進外商投資項目818個,投資總額46.4億美元。其中投資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2個。
作為一個位於地級城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敢於公開瞄準大城市開發區,叫板「國家級開發區十強」。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煙台開發區經過20年的努力拚搏,卻將這一目標變成了現實:2000年,煙台開發區經濟實力在49個國家級開發區中還排在13位,到2002年,一舉超過5個國家級開發區,躋身八強。據商務部最新公布的2003年49個國家級開發區綜合評價,煙台開發區列第七位。
近幾年尤為明顯。GDP在2000年實現45億元的基礎上,2003年達到140億元,三年累計完成300億元,是前16年的1.3倍;三年平均增長45.8%,比全國開發區高出16個百分點,比全市高出31個百分點。
煙台開發區經濟的快速提高得益於產業結構的調整。他們緊緊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和建設半島製造業基地的機遇,適時做出決策,由原來發展六大支柱產業調整為傾力發展機械汽車和電子信息兩大龍頭產業,把支柱產業做大做強,增強區域核心競爭力。 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煙台開發區重點加強了這兩個領域的招商引資力度。隨著通用汽車、LG手機等重量級項目的落戶,以及富士康、斗山機械、大宇造船、伊諾特、首鋼電裝、正海電子等區內原有企業的快速發展,開發區的產業優勢真正形成,出現了集聚、集群效應。
在抓招商引資的同時,煙台開發區加大了現有企業的培育力度。從抓核心企業規模擴張入手,重點圍繞整車及零部件、裝備機械及零部件、高技術電子信息產品加工等領域,從資金、人才、政策等各個方面給予重點傾斜。煙台開發區在全區企業中設立了「牡丹花獎」,年度產值達到50億元的,管委授予企業「金花獎」,一次性獎勵企業法人代表50萬元,獎給企業純金獎杯一座。年度產值超過20億元和5億元的分別授予「銀花獎」和「銅花獎」,並給予相應的物質獎勵。
2002年,投資2600萬美元的香港獨資企業瀛海電子公司從立項到注冊僅用了24小時。此事在港城引起不小的震動。如今,在開發區,一天時間注冊一個企業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外商為何鍾愛煙台開發區?投資商為何能在超乎想像的時間里拿到批准證書?這是煙台開發區實施「優化環境興區」戰略,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政務提速後出現的新氣象。 為建設「陽光政府」,開發區從2001年開始探索推行ISO9000國際政府貫標體系,著手規範文件的立、改、廢工作。連續幾年來轟轟烈烈的「環境建設年」系列活動,更對簡政提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經過前後二輪審批制度的改革,開發區建區以來的140多個規范性文件廢止80餘件,砍掉了64%的審批事項,清理或降低行政事業性收費75項。另外,開發區還設立「綠色通道」和「馬上辦」辦公室,為外來投資企業解決困難。「企業有困難,請找『馬上辦』」已經成為開發區的一句標志性口號。「企業優先」、「讓投資者滿意」等理念已在開發區生根發芽。 為了打造一流的投資環境,開發區還提出建設「生態型、園林式、現代化新城區」的目標。20年來,累計投入60億元,建成並投用了一批高檔次的基礎設施。基礎設施配套已由傳統的「七通一平」、「九通一平」向精準化、專業化發展,成為繼北京、上海之後全國第三家進行城市信息管線集約化的區域。在不斷提升硬體設施配套水平的同時,開發區更加註重人文、法治、生態等綜合投資環境的建設,將「科學規劃,合理開發,建設和諧高效生態城區」寫入環境方針,扎實推進生態工業園建設。開發區已成為「中國工業園區環境管理示範園區」,並榮獲「ISOI4000國家示範區」稱號,成為山東省首家獲此殊榮的區域。

㈤ 關於依法治國的案例

案例一:江西贛南某貧困縣,年財政收入不到一億元。十五年裡,換了四任書記縣長,新城開發的位置依次從北至南,再從南至北,改動了三次,光規劃費用就花費了兩千餘萬。至今南北兩處新城,都是半拉子工程,境內怨聲載道。
依法治國,首先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樹立法制觀念、學會法治思維,帶頭遵守法律。從漫長的封建社會各個王朝來看,比較繁榮的治世,諸如文景、貞觀、康乾等年代,都以皇帝和臣子們能夠儉約自愛、奉公守法為先決條件,才使得百姓安居樂業,天下較為太平;反過來,眾多干戈四起、生靈塗炭的亂世,又無不以統治者放縱私慾、踐踏法律、蔑視公理為濫觴。古今一理,建國60多年來,在各項建設欣欣向榮、穩健發展的五六十年代和近三十年來,靠得就是我們大多數領導幹部嚴於自律、模範守法。如今,在步入改革開放的攻堅期和深水期的關鍵時刻,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國作為一個重要議題,在中央全會上進行研究討論,並加以重大完善和改進,特別是提出依法決策五個程序,還有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就是為了有助於各級領導幹部在行政管理活動中樹立法治思維。而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也是為了有力地規范行政決策行為。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要切實自覺地學法守法用法,做遵紀守法的模範,在決策和施政當中,善於應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學會用法律的眼光看問題、置身法律的框架下做決策,堅決避免「領導批示就是法」、「領導拍板就是法」「領導支持就是法「的錯誤意識和違法行為。要始終以法律容許不容許、法律追究不追究來考量問題,最大限度杜絕「一個將軍一道令」「新官不理舊賬」等唯我獨尊、自行其是的法盲行徑,從源頭上避免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習慣於一任接著一任干,多做一些民生工程、基礎工程,從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案例二、山西呂梁某縣,2003年7月。青年劉某酒後闖到與其有情感糾葛的王某家鬧事。110趕到後,劉某不聽勸告,對穿便衣的副隊長,推搡了一下。110隊員當即劉某押回縣公安局,將其雙臂拷在暖氣管上,一頓暴打,導致劉某左眼失明,至今未做一聲道歉,賠償更無從談起。
依法治國,其次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和執法執紀部門要奉公守法、嚴格自律,模範執行法律。政法機關作為國家法律載體和具體執行部門,理應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行使職權。然而,當下的許多亂像表明,為數甚多的政法部門的工作人員,特別注重個人利益、團體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法不依執法不公執法不嚴以罰待法的案例時有發生,霸氣幹警糊塗法官和刁橫執法人員時有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法律部門的形象,滋長了黑惡社會的蔓延坐大。一些執法執紀部門,則是圍著當地主要領導和部門利益轉,利慾熏心,肆無忌憚,公然知法犯法,深為群眾所詬病。「打鐵必須本身硬」,要實現依法治國的宏偉目標,各級政法機關和執法執紀部門理應深懷對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覺學法、帶頭守法、嚴格執法,甘於淡泊、恪守原則,不搞潛規則,不越雷池一步,時時處處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自身的形象,讓法紀觀念蔚然風行。

案例三:2014年11月3日下午,安徽省含山縣孫某帶著妻子戴某到巢湖市康平婦產醫院做無痛人流手術後,闖進手術室,質問護士長:為什麼有男的(醫生)在?護士長解釋,「他是麻醉師,為了患者安全,麻醉師必須在場觀察。」孫某不由分說,對麻醉師拳腳相加,隨後拿出刀子刺到高醫生右側腰部,李強當場倒下,孫某立即逃離。(騰訊網)
依法治國,更主要的廣大人民群眾從我做起、學法守法,以遵紀守法為榮。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很大程度是老百姓的參與和自律。在過去,普法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與社會經濟事業的飛速發展和錯綜復雜的社會形態相比,普法工作依然空白很多,大有可為。社會上各種權大於法、拳頭大於法、家法大於法的不正常現象相當常見,遇事每每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意氣用事,盛怒之下,出言不遜,乃至拳腳交加、拔刀相向的場面,不止在深受網路暴力毒害的未成年人之間經常發生,在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之間,也多次上演著。依法治國,就是需要廣大公民,都有明確的法制觀念,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遵紀守法,規范自己的言行,恪守社會道德底線,不鑽制度的漏洞,既不做恃強凌弱、窮凶極惡的霸王,也不怕胡攪蠻纏、沒理強佔三分的賴皮,更要避免口無遮攔、動手動腳的粗野行徑,要相信法律,牢固樹立「任何事情只要是違法的,不管做成什麼效果,都是不可行的」法治意識,遇到問題首先從法律角度看一看,習慣於通過法律渠道來解決問題,學會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共同營造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大環境。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根本保證。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

參考:http://ke..com/view/50940.htm

㈥ 評一評諸葛亮和曹操

馬謖不聽諸葛亮的命令,失了街亭。諸葛亮斬了馬謖之後放聲痛哭,才想起來劉備說過,馬謖言過其實不可重用。

諸葛亮用兵是一把好手,但是用將確大有商榷之處。劉備用人是以情動人,所以有"劉備摔孩子,邀賣人心"之說,哄的關張趙雲都為他賣命。而諸葛亮則是對誰都耍心眼兒,一如孟達所說:人言孔明心多。

兵不厭詐,是對敵人而言。對自己部下應該是推心置腹,上下同心,如果對自己任也用詐,遲早有玩不轉的時候。

諸葛亮最愛用的辦法一就是軍令狀,軍令狀實際上就是對部下不信任,"空口無憑,立書為證",把人家的小辮子先抓在自己手裡再說。不但對馬謖,就是劉備的鐵桿兄弟張飛,趙雲,當他們去打武陵,桂陽時,諸葛亮也要人家先立軍令狀。更有意思的是諸葛亮在派關羽去華容道時,明明算計清楚了關羽要放曹操,也要關羽先立軍令狀。回來抓住吃軟不吃硬的關羽好好擠兌一下,還裝腔作施的要殺關羽。關羽是最好面子的人,想必對此也是耿耿於懷,有機會就要找回場子來。後來要求進川和馬超比武就是不服氣的表現。諸葛亮處理這件事更是小家子氣的很,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勇之夫,最多和張飛差不多,怎麼比得了你。關羽看了信高興了,還"遍示賓客"。既然在場所以人都看了那信,難免也要傳到馬超和張飛的耳朵里,那張馬二人也都狂的不行,聽了這話怎麼會高興。張飛看在劉大哥面子上也就算了,馬超怎麼能咽得下這口氣。馬超後來一直消極怠工,一個大仗也沒有為蜀國打過,八成就是為了這個原因。當曹操進攻漢中之時,曹洪殺了馬超的牙將,馬超吃個啞巴虧,連日緊守不出。哪裡還是那個殺得曹操割須斷袍的馬超。

諸葛亮最愛用的辦法之二是"激將法",戰馬超之前要先激張飛,說誰也打不過馬超,要請關雲長來;打張頜前要激黃忠,說除了張飛誰也敵不過張頜;征孟獲時又激趙雲,魏延,要他們不聽將令,私自出兵。"激將法"玩到後來大家也膩煩了,在九十九回"諸葛亮大破魏兵,司馬懿入寇西蜀", 孔明曰:"今魏兵來追,......,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任他怎麼激,魏延就是裝沒看見。諸葛亮在這里碰了個橡皮釘子,想必惱火的很,也暗下了殺魏延的決心。

軍隊里本應該是將帥同心,令行禁止。可是諸葛亮對手下大將也玩弄玄虛,前面說了,征孟獲時諸葛亮激趙雲,魏延,要他們不聽將令,私自出兵。打了勝仗,諸葛亮哈哈一笑,說是我激你們去的。攻打陳倉時,一面說要姜維,魏延三天後出兵,一面自己帶著關興張苞連夜出發。手下的大將都不知道諸葛亮到底想要干什麼,被耍來耍去,雖然嘴上也說"丞相神算",但是心情肯定不會愉快。諸葛亮神秘兮兮的作風到後來也自食其果,五丈原禳星時只告訴了姜維一個人,結果被魏延稀里糊塗地闖進來把他的生命燈踩滅了。諸葛亮本來也沒有什麼大病,只是身體虛弱而已。如果禳星成功,心裡一高興,憑著精神安慰療法可能會多活幾年。生命燈一滅,精神支柱垮了,諸葛亮也馬上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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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門派:魏

論三國(一)

三國風流人物中,我唯獨欣賞曹操。他被稱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其實,曹操並不「奸詐」,這里的「奸詐」是智商高的代名詞罷了。如果,智商高就能稱「奸詐」,那麼,孔明和他一樣「奸詐」!

生於亂世的曹操自小有權謀,多機變,立下志向,為漢朝效力。不料東漢末年的君主無能,朝政腐敗,宦官弄權,民不聊生,導致由張角領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史稱「黃巾起義」。雖然黃巾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是也使東漢名存實亡,各路諸侯互相渾戰,割據領地。天下大勢,又進入「合久必分」的狀態。曹操見漢朝政權難以挽救,才自立門戶,南征北戰,破呂布,收張綉,北伐袁紹,西征張魯,平定馬超之亂。在政治上,挾天子以令諸侯;在軍事上,大敗袁紹,基本統一北方,怎能不說曹操是個偉大的英雄呢!?

論三國(二)
曹操心胸十分廣闊,破呂布後,活捉張遼。在白門樓上張遼辱罵曹操,曹有點怒氣,但知文遠有才能,不但不殺,反而以盛宴待之。伐袁紹後,發現了一些信,都是曹操一些部下與袁紹暗通的書信。有人為曹操出主意:凡與袁紹暗通者,都殺之。曹操卻說:「袁紹強大時,連我不能自保,何況他人乎?」小小的事,卻顯示出曹操廣闊胸襟和非凡的領袖風范。

曹操可是難得的天下天才,文武相傳,是出色的軍事家,政治家,還是三國時代的著名的詩人。就連毛澤東也十分崇拜他的軍事能力。而且他賞識人才,四海能人,皆盡投到曹操門下。劉備是遠遠比不上曹操的。劉備只會收買人心,偽君子一個。打江山都靠孔明。劉備決不能與曹操齊名。

但曹操一生中也做錯不少事。當年為報先父之仇而興兵洗盪除州,屠殺不計其數的無辜居民。間接使一代名將典韋死於張綉之手。伐袁紹後,殘殺二萬降兵。世界可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啊!曹操的失誤,也是情有可原的!

羅貫中卻妙筆一揮,把曹操寫成「奸詐」的象徵。一代英雄,可悲也!

㈦ 以權謀私和反腐倡廉自古均有,你能舉例說明嗎

以權謀私:

殷商王朝後期,由於昏君無道,政治腐敗,導致奸佞、貪官橫行,殷紂王在河北邯鄲、沙丘建立宮闕,「肉林酒池」[①],驕奢淫逸,靠的就是在這里的奸佞和貪官。
西周從一建立,就孕育著一批新的奸佞和貪官。周武王即位,封殷紂王之子武庚為殷侯,帶領殷商遺民居住在商民的發祥地――河北中南部,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監視武庚,史稱「三監」。而這三監,很快成為「三奸」,他們收受武庚賄賂,搜刮民財,與武庚聯合叛亂,最後被周武王消滅。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大夫,大多數都是貪官,他們為爭奪權利而征戰,不惜置民眾於水火。如晉國大夫趙鞅為了與邯鄲大夫趙午爭奪「衛貢五百家」(奴隸)[②],大開殺戒,導致趙午之子趙稷與范氏、中行氏聯合叛亂,在河北地區進行了八年戰爭。
趙鞅死後,其子趙襄子作為晉國正卿,為了與知氏爭奪河北北部的代國,不惜讓廚子在家宴上把自己的姐夫代王殺死,控制代國。一群殘暴、無德的權奸、貪官,構成了春秋、戰國河北地區殘酷的戰爭史和政治史。
戰國時期,出身邯鄲的呂不韋,更是一個大貪官。公元前257年,秦國圍邯鄲,他收受秦國人質異人的賄賂,放異人逃回秦國。後來靠行賄在秦國謀得高官,繼而大肆搜刮資財,家成巨富。
戰國後期最大的貪官和姦佞,要數趙王遷的寵臣郭開。公元前229年,秦國大舉進攻趙國,受到趙國名將李牧頑強抵抗,郭開接受秦國賄賂,在趙王遷面前誣陷李牧謀反,使趙王派人捕殺李牧,自毀長城[③]。隨後,秦兵攻破趙國防線,一舉滅趙。一代貪官斷送了一個國家,成為趙國永恆的恥辱。
西漢王朝,由於恢復分封制,使得各路諸侯,勢力逐漸擴大。一些諸侯王及其僚屬都成為聚斂民財的貪官。如漢景帝時封於河北的中山靖王劉勝、常山憲王劉舜、燕王劉旦等諸侯,雖然其志趣不同,但都在自己的封域內大量聚斂民財,驕奢淫逸。劉勝「樂酒好內,子枝百二十餘人。」[④]劉舜也是妻妾成群,子枝無德,引起內訌。燕王旦聚斂民財,擴建府第,自以為當為太子,最後因有僭偽異志被賜死。通過在滿城縣發掘的劉勝及其妻子竇綰墓、鹿泉市高庄發掘的劉舜墓,可以看出這些諸侯王通過聚斂民財而得到的大量金銀珠寶。他們的貪婪導致燕趙間先後爆發堅盧、范生等農民起義,反抗貪官和貴族統治。
兩漢貴族的聚斂之風,必然助長貪官的孳生。漢武帝時定州人李廣利、李延年兄弟,依仗胞妹李夫人得皇帝寵幸而封官。李廣利封「貳師將軍」,西征大宛,通過剋扣軍餉、聚斂民財,成為著名的大貪官奸佞。最後兵敗投降,不久被殺。
新莽時期河北邯鄲的偽天子王郎,可謂一個貪欲無度的流氓。他本是卜相盲流,在起義軍反抗王莽政權的背景下,自稱漢成帝私生子,改名劉子輿,自立天子,控制河北南部,圍剿劉秀軍隊,成為歷史上「王郎趕劉秀」的元兇,並且大肆聚斂民財,驕奢淫逸。最後,劉秀攻入邯鄲,他在逃亡時死於途中。
東漢末年,割據河北的袁紹,以及他的對頭公孫瓚,都可算作貪官行列。袁紹,雖是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但他在建安年間長期控制河北,先後與董卓、曹操對抗。在河北搜刮民財,廣徵兵夫,構築自己的割據勢力。令支(今河北遷西)人公孫瓚,曾經通過鎮壓黃巾軍發家,割據幽州(今北京市),與袁紹連年交戰。由於貪得無厭,搜刮民財,不僅大失民心,也使得曾經追隨他的真定名將趙雲,背他而去,投奔了劉備。
西晉河北最為臭名昭著的大貪官,應數渤海南皮縣的暴發戶石崇。他因諂媚賈後,官至太傅、征虜將軍。任荊州刺史時,攔路劫掠貢使、客商財產無數,成為巨富。晉武帝曾資助王愷與他鬥富,居然勝不過他。足見其貪欲無度。他曾在「八王之亂」中與齊王結黨,被趙王倫所殺。《世說新語》記載:他的府第「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野蠻而殘暴。他宴請大將軍王敦與丞相王索,令美人行酒。王敦堅決不喝,石崇就連殺美人三個,王敦卻面色如故,堅持不飲。王索勸王敦:「大將軍還是飲上幾杯吧!不然……」王敦卻無情的說:「他殺他家的人,關你什麼事?關我什麼事。」一對殘無人道的畜生,一朝毫無人性的狗官。真實反映了西晉後期貪官污吏的腐敗和殘暴。
西晉河北的諸侯王,大都貪欲十足。河間王司馬禺頁、趙王司馬倫等,都通過聚斂民財,擴充勢力。為了更多的私慾,發動「八王之亂」,對黃河流域造成巨大破壞。正是他們的貪婪,造就了象河間人張方這樣的一批無知而貪婪的武夫。張方年輕時因驍勇野蠻受司馬禺頁重用。「八王之亂」中充當司馬禺頁的先鋒,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佔領洛陽後,縱兵大掠。就這樣一個由司馬禺頁親手培養的匹夫加貪官,最後也因影響了主子的貪婪而被殺。
東晉十六國時期,最大貪官的代表,是後趙偽皇帝羯族石虎,字季龍,後趙創立者石勒的侄子。石勒死後,他殺太子石弘,自立為帝,遷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大興土木,廣征民夫,修建豪華宮殿。刑罰苛暴,稅負苛重,強圈民地,酷虐荒淫,搶劫民間婦女十萬人置後宮。據宋代竇革的《酒譜》載:「石虎於太極殿起樓,高四十丈。上有銅龍,腹空,著數百斛酒。使人於樓下漱灑。風至,望之如霧,名曰『粘台』,使之灑塵。」 用幾百斛酒潑灑庭台,其貪欲奢淫程度可見一斑。
以往的史學,往往過分美化古代農民起義頭領,這既不符合歷史真相,也有悖馬克思主義原理。其實古代農民起義頭領中,也有不少集貪官與流氓於一身的惡徒。如北魏末年農民出身的貪官惡吏、鮮卑人葛榮,乘河北「六鎮起義」而起家,招兵買馬。在526年的博野白牛邏(今屬蠡縣境)戰役中得勝,自稱天子,割據河北,擁兵數十萬,搶掠民財,拉攏豪強,欺凌漢族人民,民怨很深。後來為了滿足私慾,襲殺河北農民領袖杜洛周,最終被其他土匪武裝俘殺。
發生兵亂,朝廷派兵圍剿,並下令詔安。2000多名叛卒投降。朝廷除坑殺429名重犯外,其餘2000餘人分到各州。李昭亮身為成德軍(駐真定)留後、真定路都總管,與恆州(今正定)通判馮博文等人在奉命遣送保州叛卒過程中,乘人之危,強搶叛卒的女眷。當時正好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出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查明此事後,將馮博文革職逮捕,並上奏朝廷彈劾李昭亮。而昏庸的宋仁宗不顧大義,竟放縱外戚,使李昭亮逍遙法外。但在歐陽修的嚴正壓力下,李昭亮不得不將搶占的民女放出。
北宋後期的河北,是朝廷重兵控制的地區,也是貪官惡吏孳生的地區。權奸蔡京當政時在河北安置親信,重用童貫等貪官,搜刮民財,大興土木,揮霍無度。大觀二年,因強令百姓輸納免夫錢(役夫錢),激起河北民眾反抗。權奸童貫出任河北、河東宣撫使,不顧河北連年災荒,貪婪聚斂民財。導致飢民紛紛造反。其中有高托山,聚眾三十萬。童貫出兵瘋狂鎮壓民眾反抗。
北宋末年河北最大的貪官,當數賣國賊張邦昌,河北東光縣人,進士出身,歷任尚書右丞、左丞、中書侍郎、少宰、太宰兼門下侍郎等職。北宋末年把持朝政,賣官受賄。在金兵圍攻開封時,力主割地賠款議和。出任河北割地使,賣國求榮。金兵攻陷開封,立他為偽楚皇帝,在位32天,就在民憤中去皇帝號。宋高宗即位後,流放潭州(今長沙),處死。
與北宋同時並立的遼朝控制河北北部地區,在這個契丹貴族建立的王朝,河北也遭遇了一批貪官惡吏。首先是耶律重元,遼聖宗次子,封秦國王,興宗即位封為皇太帝,官歷北院樞密使、南京(今北京)留守,在河北北部瘋狂聚斂,擴充勢力。清寧九年(1063)企圖謀殺遼道宗,事泄,北逃大漠,自殺。在平滅重元叛亂中得勢的耶律仁先和耶律乙辛等契丹貴族,分別被封為宋王、魏王,官高權重,仗勢聚財,培植個人勢力,給幽州人民造成巨大災難。
金朝滅宋過程中,河北出了一批賣國求榮的貪官惡徒,其中臨漳人酈瓊、雄州人李成最為臭名昭著。酈瓊,原為宋朝統制官,北宋王朝南逃後,他乘機抄掠淮南地區,燒殺搶掠。後來背叛宋朝投降偽齊政權劉豫,為節度使,進一步搶掠民財,金朝廢掉偽齊後,他被任為防禦使,知亳州(今安徽亳縣),積極為金兵攻宋出謀劃策,借機從中抄掠資財,1153年病死。李成,原為弓箭手,宋室南遷,他割據江淮,燒殺搶掠。1131年被岳飛打敗,投降偽齊,1136年他隨劉豫攻打南宋,敗歸,金人廢掉劉豫後,他隨金兀術攻佔洛陽,再次燒殺搶掠,被金朝任為河南尹,後為真定尹,封濟國公。不僅拆毀真定潭園建築,砍伐林木,而且聚斂民財,成為巨富的貪官。
在金朝河北的貪官中,永年人張煒因貪贓和剋扣軍餉《金史》留名。他原名張景,大定進士,1200年為同知節度使,借主持修築漠南界牆,向商販強行征息,充任宣差西北路軍儲,後改任戶部郎中,曾利用聚斂手段使所掌管的財政增息14萬。在澮河堡(今懷安縣東南)兵敗,被軍士們指責剋扣軍餉。遷任按察轉運使、代行六部事。這樣贓官竟然能出任按察轉運使,可見金朝吏治之腐敗。
元代河北海運的貪官,是朱清和張王宣,他們原本是崇明(今上海)販鹽海盜和橫行鄉里的無賴。投降元朝後幫助元兵攻宋,押運宋朝庫藏圖籍到大都,後來受命造大船從江南運糧食到大都,任河北海運萬戶和海道運糧千戶。控制河北到大都的漕運。因瘋狂搜刮民財極多,被告發有叛逆之謀,一起被殺。
元代河北下場最慘的貪官奸臣是大名人盧世榮,一名盧懋。先靠行賄當上江西榷茶運使,不久因貪贓被廢。至元間,靠游說被任為中書右丞,主持財政,嚴治鈔法、鹽法,提出實行沽酒、鹽鐵官營措施。並起用有商賈經歷的官吏,受賄賣官,獨斷專權。「居中書僅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左司郎中周寅戈與他稍有不合,就被上奏殺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不久被御使陳天祥上奏彈劾,指責他理財「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15]。指責他不申報丞相,擅自支用國庫鈔20萬錠,升六部為二品官。擅自安置自己的黨羽,收受賄賂,中飽私囊。最終被處死,割其肉喂野禽猛獸。
河北由金朝士紳投降蒙古的漢族世族大地主很多,永清的史秉直、史天澤等史氏父子、藁城董俊、董文用等董氏父子,保州張柔、張弘范父子等等,在元朝都有很高地位。他們雖然都參與了攻伐南宋的戰爭,但史氏、董氏世族的官吏,多數為政清廉,為人仁厚,保護了大批漢族士民。唯有蒙古行軍千戶、保州都元帥張柔在保州借勢聚斂民財。《元史》褒獎他「立市井,置官廨」,引泉水入城,通商惠工,保州隨致殷富。他兒子張弘范是最後滅南宋的主帥。實際上他們在保州驕奢淫逸,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官邸園林。現存的保定古蓮池,原名「雪香園」,就是張氏的私家園林。
明朝是一個宦官得勢的朝代,甚至連最具有改革精神的丞相張居正,也要與宦官馮保勾結,才得以控制朝政。許多宦官依仗他們與皇帝、後妃的特殊關系,弄權玩政,聚斂財富,成為明朝最具代表性的貪官集團。而河北先後出現了王振、魏忠賢、馮保、曹吉祥等一批大宦官和大貪官、大奸佞。
王振,蔚州(今蔚縣)人,明英宗時得寵,掌司禮監,權勢日重,建造私第、佛寺,排斥異己,陷害忠良,安置黨羽,賣官鬻爵,名臣下獄者不絕,英宗呼為「先生」;公侯大臣呼為「翁父」。他為了得到瓦刺良馬,優待瓦刺貢使,用兵庫箭鏃換馬。正統十四年(1449)他挾持英宗親征瓦刺,在土木堡(今懷來東南)兵敗,英宗被俘,他被亂兵殺死。其黨羽全部被誅。最後,從他家中沒收的財富,金銀60多庫,玉盤數百,高達六七尺的珊瑚珍品20多件,珍玩珠寶不計其數。
河北灤州(今灤縣)宦官曹吉祥,依附王振,歷任七次監軍使,景泰中,分管京營,因帥兵迎英宗復辟有功,升司禮太監,總管三大營,子侄皆列爵,門下廝養冒官者達千百人,家財數萬,權勢傾朝,賣官鬻爵,無惡不作。最後貪婪至極,竟然與他的兒子曹欽擁兵在宮廷謀亂,結果被殺。
在劉謹閹黨橫行時,河北的太監谷大用、清苑的張永等人,成為深得武宗寵幸的「八虎」。雖然張永後來彈劾劉謹有功,但是他在九江監軍時,也是貪得無厭聚斂民財,中飽私囊。
明朝中期大權奸馮保,字永亭,深州人,嘉靖中入宮為中官,靠引誘皇帝夜遊別宮、進獻奇巧之物得到寵幸。隆慶中提舉東場兼管御馬監事。深結張居正,穆宗死後,既掌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專權朝政,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他依仗太後勢力,賞罰皆出其口。瘋狂借機聚斂資財,後來被彈劾,安置南京。他死後,籍沒他的家產,獲「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不計其數[16]。
彈劾馮保的宦官張鯨,河北新城人,初入宮,投張宏門下,後與馮保爭寵,依仗權勢,搜刮民財。萬曆十六年,御史何出光彈劾張鯨及其黨羽鴻臚序班尚智與錦衣衛都督劉守等人「相依為奸、專擅威福」。但因皇帝庇護沒能治罪,於是大理評事雒於仁給張鯨送了一幅「酒色財氣」的四扇屏,指責他收受賄賂、貪婪聚斂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魏忠賢,可謂河北明代最大的貪官奸佞。肅寧人,少年無賴,萬曆中自做宮刑改名換姓為李進忠入宮,借機與熹宗乳母客氏私通,熹宗即位,任司禮太監,以善於引誘皇帝倡優伎樂及狗馬射獵得寵幸,兼掌東廠,遂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以致於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走狗,陷害正直賢臣,將趙南星、楊漣、高攀龍等名臣下獄或殺害,無惡不作,遍置黨羽,瘋狂聚斂,媚事者竟然拜呼他「九千歲」,各地督撫竟為他建造生祠。思宗即位,將其逮治下獄,自縊而死。其黨羽先後被誅或罷黜。其中河北東光進士霍維華、清苑進士閻鳴泰等本來都是學有所長的文官,可為了攀附魏忠賢,不惜為虎作倀,阿諛諂媚,成為閹黨骨幹、民怨極深的貪官。閻鳴泰,依靠魏忠賢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師。「專事諂諛,每陳邊事,必頌功德,」[17]首先在薊遼為魏忠賢建生祠。在他影響下,各地給魏忠賢建造生祠,「多者耗資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幣,伐樹木。」僅開封一處,「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18]宛如皇帝宮闕。這種誤國害民的贓官惡吏,在河北貪官史上留下可恥的一頁。
列入《明史·佞幸傳》的有三個河北人,豐潤人門達、安平人杲和宣府(今宣化)人江彬。門達,正統中襲父職為錦衣衛百戶,天順初,參與英宗復辟有功,升指揮使。因英宗依靠錦衣衛為耳目,權勢益重,陷害忠良,重斂資財,賣官鬻爵,無所顧忌,文武官員多被冤死,無惡不作,十惡不赦。憲宗即位,遭到眾臣彈劾,分配廣西南丹衛充軍。杲,以錦衣衛校尉成為門達走狗,借著朝廷清理奸黨之機,清剿大臣家財。以皇帝名義稱:派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伎樂貨賄,」以祈免禍。甚至連親藩郡王,也紛紛給他行賄。不進賄賂者,他就羅織罪名,逮至錦衣衛。一時間,瘋狂至極。肆無忌憚。不僅引起極大民憤,也引起以前得寵的太監嫉恨。後來曹吉祥及其兒子造反,首先沖入他的宅第,割取他的首級。江彬,字文宜,正德時因鎮壓河北劉六、劉七有功,升大同鎮都指揮使。專事縱恿諂媚,鼓動武宗四處巡遊,到處搶掠民間婦女珍寶,倍受寵幸,封為平虜伯,提督十二團營,並且督管東廠和錦衣衛,權勢顯赫,為非作歹,瘋狂聚斂,無惡不作。世宗即位後被處死。
清代河北的貪官,震驚朝野的是乾隆年間因貪污被處死的井陘知縣周尚親。他在貧困的井陘縣為官,平時就橫征暴斂,敲詐民財,民憤很大。1778年,他以每石六錢的價格向各村派購穀子3000石,他從每石穀子中貪污三錢三分。百姓們得知,非常義憤,接連到縣衙與他交涉。而這個貪官,不僅不肯退臟,反辱罵百姓。井陘縣廩生梁綠野等人出面代表鄉民上告到正定府。正定知府方立經因為平時經常授受周尚親的賄賂,因此,不問案情,將梁綠野趕出府衙,並且以梁綠野等人「挾嫌肇釁,斂錢告官」的罪名,報告上司。梁綠野為了討回公正,便找到在正定主持重修隆興寺的欽差大臣、工部侍郎劉浩。而劉浩借主持修繕工程,不問民案為由推辭。梁綠野只好到保定,向直隸總督周元理申告。周元理不問實情,直接將知府的呈文上奏。並將幾位帶頭控告者逮捕入獄。梁綠野冒著被衙門巡捕的危險,叩宮上告御狀。乾隆皇帝聽了梁綠野控告之後,派要臣詳察。最後欽定:將周尚親處以絞刑,正定知府方立經等人革職發配新疆;直隸總督周元理革職;工部侍郎劉浩革職,保留三品官銜,與周元理一起在正定管理隆興寺修繕工程[19]。
清末河北最大的貪官,要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他不僅為人狡詐殘忍,而且賣國求榮、貪得無厭。早在清朝末年,他就是無恥的貪官。光緒三十年(1904年)井陘縣士紳張鳳起與德國人漢納根合資開辦井陘煤礦過程中,袁世凱依仗特權,為了向漢納根索賄受賄,一連五次駁回呈文。最後,指責張鳳是個「刁生劣監」,駁回張鳳起辦礦請求。暗地裡他與漢納根勾結,著手開辦煤礦。派津海關道梁敦彥收買張鳳起礦地,取消礦權,而與漢納根簽訂官商合辦合同,合辦「井陘礦務局」。另外,在1904-1906年,獲鹿縣石家莊村(今石家莊市區)民奮起驅逐為非作歹的義大利奸商事件中,袁世凱作為直隸總督,不顧中國人民和獲鹿縣、正定府、津海關道等愛國官吏的極大義憤,竟然採取媚外外交,對查處奸商一再拖延,而且一再對義大利領事館的無理要求採取妥協態度。最後,將奸商交給意方處理,放歸青島[20]。

反腐倡廉:
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總結了元朝敗亡的教訓,認為綱紀廢弛,官吏放縱,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了農民大起義,這是元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為此,他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他曾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基於這樣的認識,「重典治吏」成為明代特別是明初為政、立法的指導思想。

朱元璋認為吏治腐敗是嚴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點在於懲治貪官污吏。「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大明律》沿用了唐律「六贓」的規定而略有改動。「明六贓」為:監守盜、常人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竊盜和坐贓。以「監守盜」取代唐律「受所監臨財物」而正式列人「六贓」,說明明律加強了對主守官吏憑借職權侵吞國家各項錢糧之類貪污犯罪的懲罰。其他如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坐贓也是為懲治贓官而設置的罪名。《刑律》為《大明律》的主體部分。其中專設了「受贓」門,規定犯「枉法贓」,官「八十貫,紋」,吏「一百二十貫,絞」。犯「不枉法贓」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時規定:「凡監臨官吏挾勢求索借貸所部內財物者,並計贓准不枉法論,強取者准枉法論,財物給主」。若是執法御史及督撫這類的「風憲官吏」犯贓,加二等治罪。犯贓官吏,官除名,吏罷役,永不敘用。至於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的貪污行為,明律規定「並贓論罪」,並於犯官右小臂刺「盜官錢(糧)」字樣,恥辱終身,贓四十貫處斬。明律對官吏索賄也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明律還規定了對負有監察之責的都察院、監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貪贓枉法的,要加重處罰。

為了對貪官形成更大的威懾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濫用律外重刑,刑罰手段令人發指。他下令各州縣設立「皮場廟」,在眾人圍觀之下活剝貪官的皮,然後實之以草,製成人皮草袋懸掛在官府門前,以示替戒。有人統計,僅《明大浩》載有案例的156個條目中,治吏者有128個,其中懲治貪贓官吏者佔43個;多屬於「株連人數多,且道殺最厲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編》規定,官吏「賄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雖笞亦坐死」,《大浩三編》規定,官吏受贓而縱囚徒者,「本身處以極刑,絡沒家產,人口遷於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還允許人民對「巧立名目,害民取財」的省、府、州、縣官吏,「連名赴京狀奏』,力圖借民眾力監戒和懲治貪官。洪武年間,僅貪污秋糧一案,貪官「系死者,數萬人」。為加強監察杜絕貪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把御史台改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負責糾察百官並隨時檢舉彈劾。朱元璋還設立巡檢司和錦衣衛,遍布全國各地,廣布耳目,訪察貪廉,要求百姓舉報,從而使一大批貪官受懲。朱元璋嚴懲貪官污吏不分親疏,他下令凡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寬待。明初有人檢舉他的侄兒朱文正違法亂紀,朱元璋立即罷他的官。他的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出使辦事時私販茶葉,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處死。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對肅整吏治、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發展經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盡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依託王權與專制制度,嚴法整治貪官贓吏,只可收一時之效,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明代雖有完備的廉政法制,還有系統的監察制度,但是,推動整個政治體制運作的最高權力(皇權)卻不受任何制約。所以,廉政建設往往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腐敗的滋生蔓延也就成為必然的事情。清代學者趙翼對宋代懲治贓吏的總結同樣適用於明朝。趙冀說:宋太祖的嚴法治贓吏,到太宗時,「法令猶未弛」,但已出現「骶法(枉法)曲縱」的現象;真宗時,則「比國初已鬆弛矣!」到了理宗時,「已為具文,而官吏之睃削如故也。」總之,越是到後期,越是不能貫徹反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懲治貪官污吏,社會也就越黑暗,這就是封建社會歷代王朝的通病,無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會在一時起到一定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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