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典化

❶ 中國古代法典編纂技術是什麼

古代法典編纂技術就是古代法律法規的編纂方法和規律。下面我延伸一下相關知識點，講解一下中國古代法典編纂技術的發展歷程。
一、 戰國時期，魏國在李悝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法經》。《法經》共分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囚法》（亦作《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基本內容大體可歸納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主要是懲治盜賊犯罪的法律規定。第二部分即第五篇《雜法》，主要是懲治盜賊罪以外其他犯罪的法律規定。第三部分即第六篇《具法》，是關於定罪量刑原則的法律規定，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性質。《法經》的篇目、體例、結構、內容雖然還比較簡單，但其立法成就空前，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從法典結構看，《法經》以嚴懲盜賊罪為核心，根據罪名類型、囚捕程序、量刑標准等各項不同內容分立篇目，包含了總則與分則、實體法與程序法、刑事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等各方面的內容，首次創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體例結構，對後世各代的法典編纂與立法技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兩晉南朝時期制定的《泰始律》（也稱晉律），以漢律為基礎，參考魏律的篇章體例結構，編成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字。其中保留了《九章律》中的《盜律》、《賊律》、《捕律》、《雜律》、《戶律》、《廄律》、《擅興》七篇，新增或修改了十三篇，即改《具律》為《刑名》、《法例》兩篇，分《囚律》為《告劾》、《系訊》、《斷獄》三篇，從《盜律》中又分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四篇，新增《衛宮》、《違制》、《諸侯》、《關市》四篇。《泰始律》總結、借鑒《法經》以來的立法經驗，在法典的篇章體例結構與律文條目內容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立法成就。

三、北朝制定的北齊律，全面總結了自李悝《法經》以來歷代的立法經驗，在法典體例、篇章結構、律文內容等各方面均有所創新，使之成為代表當時最高立法水平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北齊律確定了十二篇的法典體例，為《名例》、《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共計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其後的隋唐《開皇律》、唐朝的《唐律疏議》、宋朝的《宋刑統》都採用了十二篇的體例結構。可見北齊律對後世法典編纂的影響之重要。北齊律首創了《名例律》的總則篇目，將晉律首創、進而為南北朝各代法典所相繼沿用的《刑名》和《法例》兩篇合為一篇，並把篇目名稱簡化為《名例律》，進一步突出了法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從而使法典的體例結構及其內容更加規范化。此後的隋唐直至明清各代，其法典的首篇均為《名例律》，可見北齊律對後世立法的深遠影響。

四、隋朝《開皇律》十二篇的篇名依次是：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這種體例主要是仿照北齊律，但又對北齊律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1.修改了北齊律的部分篇名，將「禁衛律」改為「衛禁律」，「婚戶律」改為「戶婚律」，「違制律」改為「職制律」，「廄牧律」改為「廄庫律」，突出了法律調整和保護的對象。2.刪除「毀損律」，把「捕斷律」分為「捕亡」和「斷獄」二篇，並置於律典的最後部分，使程序法與實體法有所區別。3.按照封建統治的需要，對涉及實體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五、唐朝的《唐律疏議》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條。它的篇目設置、體例安排基本仿照《開皇律》，法類似於現代刑法總則的名例律置於律首，有關具體犯罪及其懲罰的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十一篇類似於現代刑法的分則置於其後。

六、宋朝的《宋刑統》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條，沿用了唐末《大中刑律統類》和後周《顯德刑統》的編纂體例。這是宋開國以來的第一部法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朝廷刊版印行、發行全國的封建法典。

七、明朝的《大明律》共有七篇，三十卷，四百六十條。篇目有：名例一卷，內分五刑、十惡、八議；吏律二卷，分職制、公式；戶律七卷，分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二卷，分祭祀、儀制；兵律五卷，分宮衛、軍政、關津、廄牧、郵驛；刑律十一卷，分盜賊、人命、斗毆、罵詈、訴訟、受臟、詐偽、犯奸、雜犯、捕亡、斷獄；工律二卷，包括營造、河防。《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來律典依十二篇分編的傳統，首創按朝廷六部的政務范圍分目的新體例。

八、清朝的《大清律例》在結構形式上與《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門，律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條。
這就是我國古代發電編纂技術的由來以及發展歷程。

❷ 拿破崙法典的立法原則

這部法典可以用3項原則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則、所有權原則、契約自治原則。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則來說，該法典包括兩條基本的規定。第11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民事權利是指非政治性權利，包括關於個人的權利、親屬的權利和財產的權利。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1974年改為18歲），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這就是說，在原則上，每個人從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為能力，雖然關於這種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權原則來說，法典第544～546條給與動產和不動產所有人以充分廣泛的權利和保障。所有權的定義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國家徵收私人財產只能根據公益的理由，並以給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補償為條件。不論是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人，都有權得到該財產所生產以及添附於該財產的一切物。這一規定使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時農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該法典還規定了對他人財產的用益物權和地役權，這對小農經濟是重要的。
③契約自治，或稱契約自由原則，規定在第1134條中：「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非該契約違反了該法典第6條所說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於產生某種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將所有權從一人移轉於他人，或者產生某些債務，或者解除當事人先前締結的債務，或者只是改變已經存在的一些約定。該法典賦予兩個或兩個以上個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於法律的效力，來使他們以自己的行為產生相互間的權利義務，從而改變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約自治，也稱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必須按照約定，善意履行，非經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廢除。契約當事人的財產，甚至人身（該法典原來規定了對違約債務人的民事拘留），都作為履行契約的保證。基於這些觀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規定：契約義務的強制履行、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履行遲延、債務人的破產程序等等。
在《法國民法典》中用1000多條條文來規定契約之債，可見契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性。契約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義下實行的，並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則的邏輯結果。對於這個原則，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隨著100多年來法國政治、 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該法典也經過100多次修改，以不斷適應新的情況。其中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廢止了第726、912兩條，從而使外國人在繼承法上和法國人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廢止了第22～33條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條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記法》改進了關於抵押權的規定。
1871年開始的第三共和國得到鞏固以後，進行了范圍廣泛的法典改革運動。該運動主要針對婚姻法和親屬法，結果，關於結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修改，特別是放鬆了對於父母同意的要求，對當事人較為方便。離婚制度一度於1816年廢除，1884年得到恢復，但基於夫妻共同同意的離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復。關於親權的行使，發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並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遺棄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親權在一定條件下可予以剝奪或限制。由於戰爭的結果，1923年的法律曾對收養的規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進行了修改。關於夫妻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由於1891、 1917、 1925年的法律補充規定了對配偶遺產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權而有所擴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變更了在丈夫單獨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廢除了奩產制，並且許可妻子在不經其夫同意下開立銀行帳戶，並管理其個人財產。1970年的法律廢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長的原則。最後，1972年的法律廢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響該法典在不少資產階級國家裡有頗大的影響。
首先，在1804年原屬法國因而自該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屬於它的效力范圍的一些國家中適用，比利時和盧森堡仍然把它作為自己的法典。該法典在法國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現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該法典為基礎，部分以《巴黎習慣法》為基礎。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採用了該法典，不過作了若干修改和補充。
其次，有些國家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國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麥民法典》是依據該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臘民法典》也是以該法典為範本的 。最後，還有很多國家的民法典在編纂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該法典的影響，如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崙法典》是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則鮮明，編排合理，邏輯嚴謹，語言簡潔，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誕生於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為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制定的。而且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則也為後來許多歐洲國家借鑒和效仿。隨著拿破崙在歐洲的軍事擴張，《拿破崙法典》也被應用到法軍所到之處。由於該法典的系統性、完整性和規范性，因而對後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起到了立法規范的作用，從而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其內在的價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奪目。

❸ 「民法典時代」是什麼

中國民事法律制度從此開啟「民法典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黨中央決策部署，十二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編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總則作為立法工作的重點任務。民法典將由總則編和各分編組成，立法機關目前考慮分編為物權編、合同編、侵權責任編、婚姻家庭編和繼承編等。

民法總則就民法基本原則、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法律行為、民事責任和訴訟時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規定，構建了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為編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礎。

民法總則傳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信原則等;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3)立法法典化擴展閱讀：

2017年3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民法典的開篇之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誕生了。被譽為「社會生活網路全書」的民法典翻開了第一頁。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法典編纂工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這一重大立法任務。新中國幾代人孜孜以求的「中國民法典」夢想邁出堅實一步，必將為華律網建設築牢根基，為奮進中國提供不竭動力。

編纂民法典堅持黨的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推動華律網建設邁上新高度一部民法典，提升的是一個國家治理水平。

「民法」是法律體系這座「大廈」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民法典編纂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法律傳統、法治信仰和法治自信集大成者。編纂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法典，是中國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全體人民的夢想，更凝聚著國家民族崛起的雄心壯志。幾度滄海桑田。

❹ 試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在立法體例和內容上的重大變化

試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納禮入法」的刑法原則和刑罰制度。
刑法原則：
1）確立「八議」原則
最先確立「八議」原則的是三國時期的《魏律》。以《周禮》的「八辟」為依據，規定司法機關對八種人（即各種貴族及一定地位的官員）犯罪，必須奏請皇帝，由皇帝交有關大臣集議減免刑期罰。從此，直至清朝，各朝法典均規定了「八議」原則。
2）確立「減輕婦女從坐」的原則
秦、漢時期，婦女隨何親屬從坐，法律無明確規定。往往父家或夫家有人犯罪，婦女皆可能從坐。至三國曹魏，開始明確規定：未嫁之女，隨其父母從坐；已嫁之婦，隨其夫家從坐。這一規定雖然廢除了婦女的雙重從坐，但因族誅而從坐的婦女仍處死刑。至東晉，則進一步減輕對坐婦女的處罰。晉明帝太寧三年（公元325年），東晉明確規定，對因族誅而從坐的婦女不再處死刑。這一規定對後世的刑法原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確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則
最先確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則的是西晉時期的《晉律》，即《泰始律》。五服，原是中國古代標志親屬的喪服制度，西晉以前，曾用來確定人們的贍養、繼承等民事關系，自《晉律》規定「准五服以制罪」後，則又成為處理親屬相犯等刑事案件的原則。依據這一原則，服制若近，以尊犯處卑處刑則輕，以卑犯尊處刑則重;服制若遠,以尊犯卑處刑相對變輕。「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自《晉律》確立後，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律還附有喪服圖，以便司法機關量刑時參考。
4）確立「官當」原則
「官當」就是用官職折抵刑期罰。《魏律》和《晉律》規定的「雜抵罪」是「官當」之源。《北魏律》規定的犯官可用其官爵折抵徒刑的內容是「官當」之實。至南朝《陳律》則始有「官當」之名。《陳律》規定：官員可用其官當徒刑二年。「官當」原則是自南北朝時期確立後一直沿用到宋朝。
刑罰制度：
進一步朝著廢除肉刑時未彼廢除的宮刑，也基本上被廢除。另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期罰制度，亦逐漸趨於簡明和規范。為隋《開皇律》確立新五刑二十等奠定了基礎。

❺ 民法體系化的意義在何談談你對我國制定<<民法典>>的認識和看法.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 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然 啟動的情況下，學者與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應當如何建構與確立民法典的體系 。本文擬對此談幾點看法。
一、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致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的體系，從而 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 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 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 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之上。並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 化的理念，即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而首先確立居於民 法典的支柱與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體系可以發揮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民法典 層次分明、構造嚴謹。因此，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第二，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 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消除防止整個法典價值觀念彼 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法律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領域貫徹一種或多種民 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 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化的理念，即將涉及 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例如，現代民法不同於古代民法的一個 主要方面在於，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同時也注重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當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對所有權的保護發生沖突之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 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 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 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通過對民事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 的各種價值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 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 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為了適應改革的不同階段對法律調整 的需求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的目的或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由於在立法之初對嗣後所 進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動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沒有考慮到民法自身的體系化，這就使 得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經常存在著沖突與矛盾的現象。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 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 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在民 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邏輯結構，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這個體系構建之後，就可以形成一套嚴格的法 律適用規則，可以有效的為行為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為法官提供完整、和諧、 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
第四，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於判例法，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體系化的思維觀念，體系化要求我們去掌握體系化的民事法 律規范，例如關於債的請求權的確立之時，應當考慮債的請求權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才 能使我們用一種體系的觀念來適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 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然後才能考慮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 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體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註：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 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 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 」，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註：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 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 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 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的某項政策而隨意發生改變。
關於民法典體系的構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有所創 新，有所發展。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 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構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 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這樣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發揮出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並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民法典之理想與現實的世紀博弈 來自: 免費論文網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 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 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 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 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 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 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 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 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 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 、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 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 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 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 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 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四、關於人格權制度的獨立成編問題
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 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 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 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 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 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 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 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 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 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 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 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 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 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 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 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 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 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 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 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 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 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❻ 我國法典立法技術的發展

（一)法典化的淵源和法典化的興起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❼ 結合民法典的出台,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本身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科學，更是關涉國計民生的國家權力行使活動，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願，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的有機結合。從兩者的關繫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導，科學立法是關鍵。立法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行使人民賦予其的國家立法權的活動，立法活動本身及其結果必須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這是對立法主體性的首要要求，在此基礎上需要科學合理確定人民權利義務及其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分配關系。可見，沒有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就會成為空談，就無法真正體現公權力服務於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要求。
我們先談談民主立法。立法首先要秉持民主立法的要求。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我們的法律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所以立法的程序和結果都必須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回應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為此就必須要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民意、匯集民智，達成最廣泛的共識。應當說我們在民主立法方面已經有比較完善的立法程序設置。最典型的做法是將法律草案在媒體公布向全社會徵求意見，我們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就徵集了20多萬條意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草案徵集了30多萬條意見，實際上此種做法在國際上也是很先進的。我曾經和美國通用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法律部負責人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美國國會在制定法律時也從未將草案向全社會公開，而只是在國會進行辯論，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法律草案的基本內容，所以立法仍然是議員們的事情，他認為中國的做法值得美國學習。強調民主立法，就必須要使立法去行政化和利益集團化，因為無論是部門立法還是受利益集團影響的立法，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立法。在美國近幾十年來有關金融衍生產品的量化和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之所以能夠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華爾街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以至於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對我國立法也是一個教訓。再比如，美國槍支管理失控，槍擊案不斷，對民眾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但有關管理槍支的立法始終無法通過，除了憲法的障礙之外，最重要的還仍然是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部門立法的弊端，也應防止利益集團對立法的不當影響。使法律真正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匯集民智不斷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徵求民意的過程也是一個法律普及的過程，是對民眾參與民主生活的有益訓練，其對於法律的順利實施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在民主立法方面，《物權法》作了很好的示範，該法在通過以後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與其在制定過程中廣泛地吸取民眾的參與有很大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有幾點經驗尤其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充分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在物權法制定的前期，一般是立法機關委託專家提出草案建議稿，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由於專家建議稿裡面有立法理由書，這也為立法提供了一些前期准備。尤其是在立法過程中，針對物權立法中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立法機關委託專家進行專題研究，從而對這些問題有了充分的理論鋪墊。二是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使法律草案能夠反映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聲音。例如，關於小區車位車庫的歸屬問題，立法機關就充分聽取了業主、開發商、主管部門等的意見，盡管各方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對最終規則的形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是向全民公布草案、徵求意見。當草案比較成熟時，通過向全民公布，徵求意見。2005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布，短短一個月內，全國人大法工委就收到了群眾意見11500餘件，8月11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將7月27日至8月10日媒體以及群眾來信提出的主要意見進行了分類整理，在互聯網上進行了公布，作為立法中的重要參考，從而將討論引向深入。我覺得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物權法草案公布以後，有大量公民積極建言獻策，提出立法建議。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正在不斷推進民主立法的進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公民參與國家立法事務的熱情不斷高漲。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其中一位盲人通過盲文的形式提出了長達數萬字的建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我相信，物權法是我國民主立法的一個良好寫照，為今後立法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經驗。這些經驗實際上是立法機關開門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聽取民意的充分體現，這為我們未來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在強調民主立法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立法。科學立法要求立法反映客觀規律，符合實際的需要。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曾經有一種理論認為，有關市場的法律規則應當根據市場自身自發的法律秩序來構建，純粹應當根據所謂「試錯」的規則來不斷調試，而不能完全依賴於立法者的理性，因為立法者的預見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是常常會犯錯的。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美國近幾十年來，在資產證券方面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不斷放鬆監管，鼓勵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自由交易，以至於形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但是，德國很早就頒布了資產證券法，該法案還是嚴格按照市場的規律對金融產品的交易進行了干預，從而避免了危機的發生。這就說明完全否認立法者的理性而將立法完全交給市場，也是不妥當的。因為立法者雖然不能預見到未來的一切，但是立法本身是一門科學，立法者能夠按照科學的要求，准確把握社會經濟的規律、對未來的發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預見，並且能夠引導市場秩序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給市場這個無形的手去控制。我國近幾年在科學立法方面，立法機關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對立法立項的科學評估，即哪些立法議案應當獲得立項，必須經過科學分析。同時在立法過程中也要進行科學評估，確定客觀情況是否已經發生變化，該法在通過後是否會滯後。二是在執法檢查中對立法進行評估，發現現有法律在適用中的問題，為以後的立法提供建議。三是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甚至將一些法律事先委託專家學者擬定建議稿。四是加強立法的前期調研工作，在立法過程中通過前期調研能夠充分發現立法的需求。這些做法其實都是為了准確把握立法的客觀規律，然後將之反映到立法過程中去。
從整體上說，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之間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沖突。例如，在破產立法中，勞動債權是否可以優先於抵押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如果要徵求民意，大多數民眾可能要求，勞動債權要優先於抵押權。而從科學立法的角度來看，抵押權優先於勞動債權，不僅符合法學原理，而且，有利於鼓勵交易，最終有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所以，我認為，對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來說，兩者不可偏廢，前者強調立法要反映民意，但民意不一定都符合客觀規律的，所以又要通過科學立法來准確把握這些規律，努力提高立法的質量。
科學立法是確保立法質量的關鍵，當然，在科學立法過程中我們還存在很多不足，我認為要注重科學立法，還應該注意如下幾個問題：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適度抽象，又要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差異很大，法律如果規定的過於具體化就有可能影響其在一些地區的實際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細」的做法，法律就會缺乏可操作性，不能發揮其實際的效果。二是在矛盾沖突中作出決斷。現在立法普遍會存在一種「擱置爭議」的做法，凡是爭議較大的問題，就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規范時機尚不成熟，在立法中避而不談。我認為立法不能迴避社會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點上「打杠杠」。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時代，立法機關要勇於和善於對社會生活中的利益沖突作出妥當的決斷。三是要解決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穩定性的問題。立法既要注重時效，不能脫離現實，總結現實的經驗，同時，立法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們強調，法律必須是經驗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對實踐的經驗總結，而不能完全等同於實踐做法。在我國的轉型階段，立法沒有前瞻性，就容易導致法律的滯後性，這必然要求不斷進行法律的廢、改工作，從而有損法律的權威。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國際性。立法應當總結人類社會的規律，吸收國外的先進立法經驗。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有關經濟領域的法律規則，我們不可能游離於國際通行規則之外，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立法並努力爭取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同時，我們對經濟領域中的一些先進規則應大膽借鑒。當然，對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領域的規則，仍需保持我們的優良傳統和生活習慣做法。五是應當注重對立法之後的實效評估。法律的出台並不意味著立法工作的結束，還要關注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效。要充分關注有些法律沒有發揮實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律出台後就很快被束之高閣，沒法有效發揮對社會生活的規范作用，這就需要我們認真評估並找出問題所在。同時，這也為以後的立法積累經驗、總結教訓。
法治的重要內容是良法之治。立法工作應該是一項非常嚴肅的、科學理性的工作，同時又是一個廣泛吸納民意的民主過程。只有將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保證立法的質量、實現良法之治。

❽ 在規范性法律文件系統化的方法中，不具有立法性質的方法是（ ） A法律清理 B法律匯編 C法律編纂 D法典編纂

在規范性法律文件系統化的方法中，不具有立法性質的方法是法律匯編。

我國版規范性權法律文件系統化的方法主要有:
1、法律清理
2、法律匯編
3、法律編纂
規范性法律文件是表現法的內容的形式或者載體，它是普遍、多次和反復適用的法律文件，即通常所謂的法律，有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等淵源形式。
我國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級及其審查體制大體可分為五個等級，分別為憲法、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省級法規和市級法規）、地方規章（省級規章和市級規章）。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我國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分類為法律及法律解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或者單行條例、司法解釋。

❾ 通過民法典是立法權嗎

你指的是前一陣全國人大通過了民法典嗎？這當然就是立法權了，立法權歸全國人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