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法治

㈠ 法治的歷史演變

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強調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張：「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史記·商君列傳》）需要指出的是，儒法兩家在人性和治國理念的方法上表面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實質上兩家的觀點有著內在的相同之處，即法家的「性惡論」與儒家荀子的「性惡論」接近，法家的「法治論」與儒家的「人治論」在本質上都是「人治」。同西方的「性惡論」和「法治論」相比較，法家「性惡論」的適用范圍小於西方的「性惡論」，法家將君主和國家、以及高級別的官吏排除在「性惡」的范圍之外，而西方的「性惡論」則包括所有的社會成員；同理，法家的「法治」是「君權至上」、「國權至上」的法治，西方的「法治」是「憲法至上」的法治。 在傳統中國法人治精神的哲學基礎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性善論，一種是性惡論。前者的推論是，傳統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存亡取決於人心，其結果是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這種理論和實踐植根於中國古代哲學之中，這種哲學相信，人只要發掘內心，就可以找到善的源泉，從而達到道德上的完美境界，這種道德完善同時又是做一個稱職的統治者的先決條件，這與西方政治學傳統中的性惡論恰成對照。後者的推論一般是，先秦法家既不相信人性本善，更不相信禮教道德可以收到改善人性而天下大治的功效；法家以為人性是惡的，所以現實中的人總是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因此為維持社會秩序必須對人性加以利用，表現在政治態度上應該取法而排禮，具體到刑事政策上便是以惡制惡、以殺去殺、刑期無期的重刑主義，而刑只可由君主一人來制定和掌握，這就必然會導致絕對的專制主義和人治法律的產生。 事實上，傳統中國的專制政治和法中的人治精神，既不是建立在單純的性善論哲學基礎上，也不是以純粹的性惡論為其理論依據的，而是這兩者的結合。儒家兩家的理論本身就決定了，無論是從性善還是從性惡出發，最後在實踐上都必然要滑到專制和人治的行列。因為性善論的教化成果和內心的自省挖掘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於一兩位在位者的潛移默化之功，社會風氣依賴於他們的人格感召力。因此，所謂的德治和禮治便在不知不覺中滑向了人治，即以極少數人的言行為標准，要求全體臣民賦予這些人以示範性和絕對的權威性，最終導致以這些人的意志為全體臣民的意志，並通過制度和法律而強制推行，使專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而性惡論的法家由於將權力的至上性、唯一合法性賦予了君主，使君主成為國家的象徵，甚至可以是強制方本身，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因此，違法就是背叛皇帝、背叛國家，於是必施重罰。皇帝可對全體臣民施用法律，唯獨他自己可以免除法律的監督制約，這樣，皇權成了絕對的、不可替代的強制力，法權只是這種強制力的表現和延伸。 性善論與性惡論之所以殊途同歸，對立統一於人治之中，其奧秘即在於儒法兩家都不是從人本身來探討人性的。與其說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學術或哲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問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把人性政治化，並且塗上了濃厚的現實色彩。而當時最大的政治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建立一個穩定而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因此，有了這個前提，儒法兩家不管對人性怎麼探討，發表什麼高見，九九歸一都不免成為君主專制的理論依據。這也就是漢以後儒法合流（「人治」、「法治」融合）的真正基礎。雖然中西法哲學都得出了人性自私、性惡的相同結論，但是法律對此作出的反應卻有所不同。法家對人性自私的利用是通過賞罰機制來推動人民為君主、為國家服務，進而限制人民的權利；把法律視為治民之私心、治民之惡的工具。其實質是「國家主義」法治觀的體現，國家主義也是著眼於權力的運轉，但它主張國家的至高無上性，認為國家對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個人必須絕對服從國家。 2. 依據法律管理國家和民眾的各種事務的一種政治結構。與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建立在民主社會的基礎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兩點，一是有優良的法律，二是優良之法得到民眾普遍遵守 ，這個思想得到了後來者的發揚，並構成了當代法治思想的核心與精髓。
3.具體含義：法治即法的統治，強調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並且關切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目標。

㈡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出現的主張「法治」的思想家是誰這一思想出現的背景和哪一重大歷史事件有關

商鞅畫像商鞅（約前年—前338年），漢族，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庄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全名為衛鞅。因衛鞅本為衛國公族之後，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受到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其在秦執政二十餘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並使秦國長期凌駕於山東六國之上。但最後還是死於自己的法。
目錄[隱藏]

商鞅簡介
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試民
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商鞅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商鞅的歷史評價
商鞅廣場
變法結果

[編輯本段]商鞅簡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托不以為然，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復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商鞅三見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種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贊許，並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准備。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河西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
商鞅從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規模地推行過兩次變法。商鞅第一次變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楊寬《戰國史》185頁有這樣一段說明：「《史記秦本紀》說：秦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為左庶長。』據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衛鞅為左庶長。但是《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據此則下令變法，應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衛鞅任左庶長之後。兩說相較，當以後說為是。《戰國策·秦策》一說：『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韓非子和氏篇》又說：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王先謙《集解》認為『八』上脫『十』字，是對的。從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以後，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來計，正是18年。」據此，商鞅第一次變法應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衛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國，魏將公子昂原是衛鞅在魏國時的朋友，衛鞅就請公子昂和談，公子昂及友情毫不懷疑，結果衛鞅在會談後生擒魏將公子昂，趁機大破魏軍，迫使魏國交還過去奪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商洛鎮）15個邑，號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贏駟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絕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舉兵抵抗，結果失敗戰亡，而後被下令車裂其屍。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廢井田，開阡陌（阡陌就是田間的大路）。秦國把這些寬闊的阡陌鏟平，也種上莊稼，還把以前作為劃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樹林、溝地等，也開墾起來。誰開墾荒地，就歸誰所有。土地可以買賣。
二、建立縣的組織，把市鎮和鄉村合並起來，組織成縣，由國家派官吏直接管理。這樣，中央政權的權力更集中了。
三、遷都咸陽。為了便於向東發展，把國都從原來的櫟陽遷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陽（今陝西咸陽市東北）。
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斗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
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治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祭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一方諸侯的首領），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試民
商鞅是衛國人，姬姓，衛氏，名鞅，華夏族。他見衛國勢弱，就到魏國，求事於魏相國公叔痤，公叔痤見他是個賢才，推舉他為中庶子，一有大事，痤總要與商鞅一起謀劃，並總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薦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還是告訴魏惠王「衛鞅雖然年輕，但他是當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國，比我強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殺了，以免後患。」。公叔痤又對商鞅說「我先公後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趕快逃走，我已建議殺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聽痤的話用我，那他也不會聽他的話殺我的。他於是不走。果然，惠王認為商鞅沒什麼作為，這是公叔痤病重，在說糊塗話，因而，沒有用他，也沒有殺他。
商鞅聽說秦孝公四下招賢，於是來到秦國，求見秦孝公。孝公見商鞅高談闊論、泛泛而語、不著邊際，聽了一會兒就睡覺了，一連三次如此。商鞅沒有氣餒，最後以「伯術」為題展開話題，卻正中孝公下懷，兩人交談三日三夜，孝公不覺過癮。孝公大喜，封他為左庶長。於是，商鞅果斷頒布變法之道。他想測試一下民眾對變法的態度，更為了取信於民，以便新法能順利地貫徹、實施下去。
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放在鬧市中，下令說：「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獎賞十金」，老百姓紛紛來看，但都抱懷疑的態度，無人去搬；商鞅把賞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國可是從來沒有出這么重的獎賞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雖然沒有這么多的獎金，但總有一些吧。他扛起木頭，搬到北門，跟隨的觀眾很多。商鞅如數地兌現了獎金，大家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第二天，商鞅頒布新法，並使新法順利地實施了下去。秦國大治，其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得到飛速發展。但是，由於新法侵害了王親貴族等統治階層的切身利益，同時，商鞅在執行變法中過於嚴酷，當孝公去世、惠文公即位時，商鞅最後落得個「五馬分屍」的悲慘結局，實為可歌可泣、可悲可嘆。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正確的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於民。
四、商鞅不顧個人安危,敢於同舊勢力堅決斗爭。
[編輯本段]商鞅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幾點：
1．頒布法律，制定什伍連坐制度，輕罪用重刑。將李悝《法經》頒布實行，增加了連坐法。就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2．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秦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從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裊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長 11右庶長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駟車 18大庶長 19關內候 20徹候 。各級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規定斬敵甲士首級一顆賞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越大。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爵位高的還可以「稅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贖罪。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拏」（意思是盡力從事男耕女織的生產事業，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
4、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5、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
6、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
7、鼓勵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
9、強化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
10，統一度量衡。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兩點：
1．「開阡陌封疆」。破除過去每一畝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頃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來的「百步為畝」，開拓為240步為一畝，重新設置「阡陌」和「封疆」。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在法律上公開允許土地買賣。
2．普遍推行縣制。把秦國劃為41個縣，在未設縣的地方，把許多鄉、邑，聚合並成縣，共新建31縣。設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免。
[編輯本段]商鞅的歷史評價
由於獨尊儒術的緣故，歷史上對於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評價並不是很好，以至於千百年後的人們還蔑稱秦國為虎狼之國。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後人又說：「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國方略。」而資治通鑒中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葯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雖說商鞅刻薄，所謂「亂世用重典」本也無可厚非，反而說明商鞅之誠信品質。在現代，盡管有少數不同聲音，但大多數人承認商鞅是一個敢於觸動舊勢力、敢於改革的英雄。
[編輯本段]商鞅廣場
商洛古稱商，乃商鞅封地也。商鞅廣場位於商洛市市區西大門，是商洛市丹江公園國家水利風景區重要組成部分，上接仙鵝湖觀光度假區，下啟丹江生態文化旅遊長廊，廣場以春秋戰國時期著名改革家商鞅雕塑為主題，是集休閑、娛樂、集會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文化廣場，扮靚了商洛市的西大門。商鞅廣場之商鞅雕塑廣場栽植大小喬木、灌木4萬余株，主要植物包括百年銀杏、香樟、廣玉蘭、合歡、國槐、鸞樹、紫薇、紫荊、石楠、碧桃、櫻花等30餘種名貴苗木，特別是來自商洛六縣一區的十四棵景觀大樹，凸現了商洛生態園林城市的地域特色，同時還綠化綠地草坪1.2萬平方米。景觀工程以商洛曾為改革家商鞅封地的歷史題材為主題，建設商鞅雕像、商君功德柱及先秦文化元素的地景浮雕、小品等，以弘揚商鞅變法、發奮圖強的人文精神，打造了商洛市的城市文化品格。
[編輯本段]變法結果
商鞅雖然被害，但新法並未被廢除。新法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是秦惠文王不廢新法的原因。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不僅推動了秦國社會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型，為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後世有人說：「百年猶得秦政法。」
（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史記·商君列傳》

韓非簡介
韓非口吃(結巴），不善言談，而善於著述。韓非與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他博學多能，才學超人，思維敏捷，李斯自以為不如。他寫起文章來氣勢逼人，堪稱當時的大手筆。凡是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幾乎沒有不佩服他的才學的。
韓非師從荀卿，但思想觀念卻與荀卿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卻「喜刑名法術之學」（申不害主張君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論稱為「術」。商鞅的理論稱為「法」。這兩種理論統稱「刑名」，所以稱為「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指韓非的理論與黃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國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韓國公子，目睹韓國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
後來這些著作流傳到秦國，秦王政讀了《孤憤》、《五蠹》之後，大加贊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可謂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秦王政不知這兩篇文章是誰所寫，於是便問李斯，李斯告訴他是韓非的著作。秦始皇為了見到韓非，便馬上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安原本不重用韓非，但此時形勢緊迫，於是便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政見到韓非，非常高興，然而卻未被信任和重用。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詆毀地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政認可了他們的說法，下令將韓非入獄審訊。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葯，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始皇自陳心跡，卻又不能進見。秦王政在韓非入獄之後後悔了，便下令人赦免韓非，然而為時已晚。(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後，後人輯集而成的。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十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或以為劉向《七錄》)也說「《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可見今本並無殘缺。自漢而後，《韓非子》版本漸多，其中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尤為校注詳贍，考訂精確，取捨嚴謹；梁啟雄的《韓子淺解》尤為簡明扼要，深入淺出，功力深厚。
[編輯本段]韓非子與《韓非子》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著名的哲學家、法家代表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後，後人搜集其遺著，並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對於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佚」，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於民，才可「禁奸於為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非子·心度》）。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於君王統治。
對於君主，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
對於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
對於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非子·八奸》 《韓非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游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並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於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製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韓非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說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說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致，無以復加。
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顯學，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觀點是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根據當時的形勢情況，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後，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治國理念都頗受韓非子學說的影響。
[編輯本段]《韓非子》部分典故
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瓮而往沽，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2]宋國有個賣酒的，賣酒器具量得很公平，接待客人態度很恭敬，釀造的酒很香醇，（店鋪門前）酒旗懸掛得很高。積貯很多酒卻沒有人來買，（時間一久，）酒都變酸了。（賣酒的）感到奇怪，不解其中緣故。他向同住里巷且知道這事的老人楊倩打探。楊倩說：「你養的狗凶惡嗎？」 賣酒的說：「狗凶惡，那麼酒為什麼就賣不出去呢？」楊倩說：「人們害怕你的狗呀!有的人打發自己的小孩，揣上錢，拿著壺，前往打酒。但你的狗竄出來咬人，（誰還敢來買酒呢?）這就是你的酒賣不掉最終變酸的原因。」
國家也有這樣的惡狗。有才能的人懷著治國的本領想要稟陳（大國的君王），使大國的君王能夠明曉（治國的方略）。那些大臣像惡狗一樣竄出來咬人，這就使國君受到蒙蔽和挾制，因而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重用

韓非子的人口理論
韓非用人口增長速度愧於生活資料增長速度的人口理論來說明「當今爭於力氣」，認為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的，即五子二十五孫論（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韓非子·五蠹》）
這比西方經濟學家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提前了約兩千年，韓非是人口幾何級數增長
論的先驅。

智子疑鄰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雲。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宋國有個富翁，因天下大雨，他的牆坍塌下來。他兒子說：「如果不趕緊修築它，一定有盜賊進來。」隔壁的老人也這么說。可富人不聽他們的話。這天晚上果然丟失了大量財物。這家人很贊賞兒子的聰明，卻懷疑偷盜的是隔壁的老人。
它告誡人們：在給人提正確的意見時，要考慮自己與聽者的關系，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或者：聽意見只應聽取正確的，而不要看這意見是什麼人提出的，對人不能持偏見。主旨：它告誡人們，如果不尊重事實，只用親疏和感情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就會主觀臆測，得出錯誤的結論, 說不定害了自己。 從鄰居家的老人這方面，告訴我們給別人提意見，要盡量用能讓別人欣然接受的方式。 同樣的事但發生在不同人身上卻不同對待，這是不正確的。做人做事要公平，實事求是。

㈢ <史記>摘錄

1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

2．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

3．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

4．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
5.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司馬遷《史記》）

6.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司馬遷《史記》）

7.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司馬遷《史記》）

8.良葯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司馬遷《史記》）

9.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司馬遷《史記》）

10.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司馬遷《史記》）
11.強弩之末，矢不能穿魯縞。（司馬遷《史記》）

12.項庄舞劍，意在沛公（今者項庄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司馬遷《史記》）

13.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司馬遷《史記》）

14.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司馬遷《史記》）

㈣ 「法治」概念最早由誰提出

法治最早應該源於夏商時期的理官。後形成法家學派。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內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容派，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㈤ 關於法治內容

第十三章法與社會
第一節法與社會的一般關系

一、法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會是法律的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

社會是法律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律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第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

法對社會的調整，首先是通過調和社會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而保證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和維護。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的調整手段主要有三種：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會關系領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說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號召民眾守法，更重要的還在於教育民眾用法。只有人人都善於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二、法與社會和諧

【當代中國法律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 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有關和諧社會的價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體現,其具體要求也 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施和保障。

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和保障。

首先，和諧社會的原則精神與基本目標和要求不僅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的利益關系，而且還關繫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們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體現,以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

其次，由於涉及上述復雜關系，和諧社會的原則、目標和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甚至破壞，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之，和諧社會離不開法，法也離不開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法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 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第二，法通過確認並保障正義標準的實現，協調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第三,法可以為誠信友愛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法為激發主體的活力創造制度條件

㈥ 《離騷》為什麼能和《史記》相提並論

《離騷》和《史記》相提並論是因為二者都是新創造的文學形式，都都文學產生了深回遠影響。
《史記》是西漢答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
《離騷》是中國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創作的詩篇，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全詩運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話傳說和豐富的想像，形成絢爛的文采和宏偉的結構，表現出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並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騷體」詩歌形式，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㈦ 史記，急！！！！！！！！！！！！！！！！！！！！！！！！！！！！！！！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
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
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
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
不可得而記聞雲--------封禪書第六

㈧ 什麼是法治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抄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8)史記與法治擴展閱讀

必要性——

在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設推進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會成倍放大。政法機關是黨領導下的執法司法力量，

行使的是國家權力，服務的是人民群眾，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進程中發揮著特殊重要作用。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