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治
『壹』 吐蕃王朝法治建設民事一騎絕塵，為何行政法律卻出現「斷層」
在近一千年前，如今的西藏還不叫作“西藏”，而是稱其為“吐蕃”。在吐蕃王朝的歷史中，由漢至唐，其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在高原上發展著屬於自己的文明。可是隨著歷史發展的機遇，這種“孤芳自賞”的局面被打破了。
在唐朝建立後，不久就受到了來自西南地區的威脅，一個叫吐蕃的勢力，威脅著唐朝對西南部及西域的統治。直到文成公主的出嫁，才緩和了這種民族國家矛盾。而使吐蕃走向歷史巔峰的領袖，名叫“松贊干布”。
吐蕃王朝法律在民族治理上的突出
通過對吐蕃歷史的了解，就會發現吐蕃王朝的法律起步還是相對較晚的。由於歷史的缺失，以及文化交流的隔斷，吐蕃難以避免的陷入了落後之中。雖然沒有規范化的法律實施，但是吐蕃人民在生活的探索中，早已通過生活歷史經驗，自己總結出了先進的民事法。
而特殊的社會構成及歷史發展，使吐蕃的歷史發生了轉機。松贊干布統一了青藏地區，並使吐蕃見識了世界的發展腳步。通過積極的交流，以及善於學習的智慧，使青藏地區獲得了發展與開化。由於青藏地區統一的腳步較晚，所以行政法的發展較緩。
但是無論緩慢，青藏地區的歷史最終與中國及世界一道，走向了光明的未來。
參考文獻：
《賢者喜宴》
《唐書》
《西藏王統記》
『貳』 佛教佛法 人為什麼得癌症
違反戒律很嚴來重的就會如源此
五惡是：（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兩舌、惡口、妄語、綺語，（五）飲酒。佛教中五戒所防的就是上述五惡。造此五惡，於現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難，稱為五痛；以此五惡，於未來世三途受報，稱為五燒。
五惡業所感的五臟五根病是：「若殺罪之業，是肝眼病；飲酒罪業，是心口病；淫罪業，是腎耳病，妄語罪業，是脾舌病；若盜罪業，是肺鼻病；毀五戒業，則有五藏五根病起。業謝乃差。」業謝乃差：謝，指滅其作用，落謝之義。差，就是痊癒的意思。
『叄』 文言文有度全文翻譯
原文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庄王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齊桓公並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趙，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庄、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也。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慶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托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仇法則可也。
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鏌鋣傳體，不敢弗搏戚，無私賢哲之臣，無私
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詐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候，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之。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峻法，所以凌過游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貳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斷，准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辟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名，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譯文
國家沒有永久的強、也沒有永久的弱。執法者強國家就強，執法者弱國家就弱。楚莊王並吞國家二十六個，開拓疆土三千里、庄王滅了他國，楚也就衰弱了。齊桓公吞並國家三十個，開辟疆土三千里；桓公滅了他國，齊也就衰弱了。燕昭襄王把黃河作為國界，把薊城作為國都，外圍有涿和方城，攻破齊國，平定中山，有燕國支持的就被人重視，無燕國支持的就被人看輕；昭襄王滅了他國，燕也就衰弱了。魏安厘王攻打燕國，救援趙國，奪取河東地，全部攻佔陶、衛領土；對齊用兵，佔領平陸；攻韓，拿下管地，一直打到淇水岸邊；眼陽交戰，楚軍疲敝而退；上蔡、召陵之戰，楚軍敗；魏軍遍布天下，威振於中原各國；安厘王死，魏隨即衰弱。所以有庄王、桓公在，楚、齊就可以稱霸；有昭襄王、安厘王在，燕、魏就可以強盛。如今這些國家都成了弱國，是因為它們的群臣官吏都專干亂國的事，而不幹治國的事。這些國家混亂衰弱了，又都丟掉國法去營私舞弊，這好比背著乾柴去救火，混亂衰弱只會加劇。
所以當今之時，能除私慾趨國法的就會民安而國治；能除私行行國法的，就會兵強而敵
弱。所以明察得失有法律制度的，加在群臣頭上，君主就不會被狡詐虛偽所欺騙；明察得失有衡量標準的，用來判斷遠方事情，君主就不會被天下輕重不一所欺騙。現在若按聲譽選用人才，臣下就會背離君主而在下面聯絡勾結；若憑朋黨關系舉用官吏，臣民就會營求交結而不求依法辦事。所以官吏不稱職的，國家就會混亂。憑好名聲行賞，憑壞名聲處罰，那麼好賞惡罰的人，就會棄公務，行私術，緊密勾結來互相包庇利用。忘記君主在外搞私人交情，引進他的同黨，那麼這些人為君主出力就少了。交情廣，黨羽多，內外結成死黨，即使犯了大罪，為他掩飾的人卻很多。所以忠臣無罪卻遭難而死，奸臣無功卻安然得利。忠臣遭難而死，並不因為有罪，他們就會隱退；奸臣安然得利並不憑功，他們就會進用。這是國家衰亡的根源。像這樣下去，群臣就會廢棄法治而注重私利、輕視國法了。他們多次奔走奸臣門下，一次也不去君主朝廷；千方百計考慮私家的利益，一點也不為君主的國家著想。屬臣數目雖多，不能用來等奉君主；百官雖備，不能用來擔當國事。這樣，君主就徒有君主虛名，而實際上是依附，於群臣禮家的。所以我說：衰弱國家的朝廷有人在里邊。朝廷里邊沒有人，不是指朝廷里邊臣子少。私家致力於互謀私利，不致力於利國；大臣致力於互相推祟，不致力於尊奉君主；小臣拿俸祿供養私交，不把官職當回事。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於君主在上不依法斷事，而聽憑臣下任意去干。所以明君用法選人，不用己意推舉；用法定功，不用己意測度。能乾的人不可能埋沒，敗事的人不可能掩飾，徒有聲譽的人不可能陞官，僅受非議的人不可能斥退，那麼君主對臣下就辨得清楚而易於控制了，所以君主依法辦事就可以了。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北獻禮，效忠君主，沒有二心。在朝廷不敢推辭賤事，在軍隊不敢推辭難事；順從君主的行為，遵從君主的法令，虛心等待命令，不挑弄是非。所以有嘴不因私事而說，有眼不因私事而看，君主控制著他們的一切。做臣子的，如同雙手，上用來理頭，下用來理腳；冷暖寒暑，不能不管；刀劍近身，不敢不拼。不要因私使用賢明臣子，不要因私使用智能之士。所以百姓不離鄉私交，沒有遠道奔走的憂慮。貴賤不僧越，愚智各得其所，這是治的最高境界。對現今那種輕視爵祿，輕易流亡，去選擇他的主子的，我不認為是廉。謊言抗法，違背君主而強行進諫，我不認為是忠。施行恩惠，收買人心來抬高自己的聲望，我不認為是仁。避世隱居，而用謊言非議君主，我不認為是義。出使他國，損害祖國，候著祖國陷入危境，便恐嚇君主說，交往沒有他就不能親近，積怨沒有他就不能解除；而君主也便相信他，把國家託付給他；這樣，貶低君主名聲來抬高自己，損害國家利益來便利私家，我不認為是智。這幾種行為，是亂世君主喜歡的，先王法治看輕的。先王法令說：「臣下不要逞威，不要牟利，順從君主旨意；不要作惡，跟隨君主腳步。」古代太平社會的百姓，奉行公法，廢止私術，一心一意為君主辦事，准備條件來等待任用。
做君主的親自考察百官，就會時間不夠，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飾外表；君主用耳朵聽，臣子就修飾言辭；君主用腦子想，臣子就誇誇其談。先王認為這三種器官不夠，所以放棄自己的才能而依賴法術，嚴明賞罰。先王掌握著關鍵，所以法令簡明而君權不受侵害。獨自控制四海之內，聰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詐手段，陰險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語，姦邪的人就沒有什麼可依賴。臣子遠在千里之外，不敢改變說辭；地位處在郎中，不敢隱善飾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單獨的，不敢相互逾越職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時間有餘，是君主運用權勢所得來的。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時的地形一樣，由近及遠，地形漸變，使君主失去方向，東西方向改變了，自己卻不知道。所以先王設置指南儀器來判斷東西方向。所以明君不讓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亂打主意，在法令規定的范圍內謀求利益，舉動沒有不合法的。嚴峻的法令是用來禁止犯罪、排除私慾的，嚴厲的刑法是用來貫徹法令、懲辦臣下的。威勢不能分置，權力不能同享。威勢權力與別人同享，奸臣就會公然活動；法令不堅定，君主的行為就危險了；刑罰不果斷，就不能戰勝姦邪。所以說：巧匠目測合乎墨線，但必定先用規矩作標准；智商高者辦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作依據。所以墨線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測准器平了，高壇撻就要削平；稱具拎起，就要減重補輕；量具設好，就要減多補少。所以用法令治國，不過是制定出來、推行下去罷了。法令不偏袒權貴，墨繩不遷就彎曲。法令該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爭。懲罰罪過不迴避大臣，獎賞功勞不漏掉平民。所以矯正上面的過失，追究下面的姦邪，治理紛亂，判斷謬誤，削減多餘，糾正錯誤，統一民眾的規范，沒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懾民眾，除去淫亂怠惰，禁止欺詐虛偽，沒有比得上刑的。刑罰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輕視地位低的；法令嚴明，君主就尊貴不受侵害。尊貴不受侵害，君主就強勁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並傳授下來。君主棄法用私，君臣之間就沒有區別了。
『肆』 一切因果均不能自證
這句不對
從現象可以驗證因果的存在
五惡所感的五臟五根病
佛教所說的業病，就是指由宿業而感的疾病，又作業障病。
《灌頂經》卷十雲：「種惡得其殃，合家悉疾病。」
因以前的惡業，受報應而得病，痿困於床，苦楚萬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此乃罪過所招，咎由自取，非葯石所能治癒，也就是老百姓所說的報應病。《灌頂經》卷十二記載，救脫菩薩告訴阿難說：「其世間人痿黃之病，困篤著床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考楚萬端。此病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惡業，罪過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
智者大師，將病分為三種：一者四大增損病；二者鬼神所作病；三者業報所得病。在《摩訶止觀》卷八單列「業病」一條，與四大不順、飲食病、禪病、鬼病、魔病並列。「業病者，或專是先世業，或今世破戒動先世業。」文中還細數了五惡所感的五臟五根病。
五惡是：（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兩舌、惡口、妄語、綺語，（五）飲酒。佛教中五戒所防的就是上述五惡。造此五惡，於現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難，稱為五痛；以此五惡，於未來世三途受報，稱為五燒。
五惡業所感的五臟五根病是：「若殺罪之業，是肝眼病；飲酒罪業，是心口病；淫罪業，是腎耳病，妄語罪業，是脾舌病；若盜罪業，是肺鼻病；毀五戒業，則有五藏五根病起。業謝乃差。」業謝乃差：謝，指滅其作用，落謝之義。差，就是痊癒的意思。
『伍』 佛教五戒的盜戒到底在戒啥
教五戒的盜戒，又稱為不與取。不是你的東西，沒有得到主人允許，是不內能取用的。盜戒主要容是戒除眾生貪心，不勞而獲的貪取心。殺盜淫，都是戒除眾生貪心的，是從不同方面制戒的。貪、嗔、痴是眾生得解脫的極大障礙，戒行不清凈，是不能解脫煩惱痛苦的。
『陸』 按佛教來說，害人害命的電信詐騙犯有什麼嚴重的報應
妄語罪業，來是脾舌病··源················
五惡是：（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兩舌、惡口、妄語、綺語，（五）飲酒。佛教中五戒所防的就是上述五惡。造此五惡，於現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難，稱為五痛；以此五惡，於未來世三途受報，稱為五燒。
五惡業所感的五臟五根病是：「若殺罪之業，是肝眼病；飲酒罪業，是心口病；淫罪業，是腎耳病，妄語罪業，是脾舌病；若盜罪業，是肺鼻病；毀五戒業，則有五藏五根病起。業謝乃差。」業謝乃差：謝，指滅其作用，落謝之義。差，就是痊癒的意思。
『柒』 關於法治的成語
關於法律法制的成語 【法律 紀律 規矩 遵法守法】 約法三章 明正典刑 言出法隨 舞文弄法 現身說法 以身試法 金科玉律 一定之法 一卒之令 令行禁止 循規蹈矩 偭規越矩
『捌』 漢代民族法制的意義
漢代在立國時用無抄為而治之法，文景時期，又用道家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簡，務在安民。而從漢武帝之後，統治者又確立儒家思想成為了正統思想，並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輔」，即先用德禮教化，教化無效再施之以刑罰。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大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常識制度篇。
『玖』 中國古代法制的三大時期
奴隸社會時期
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封建社會初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
封建社會後期
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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