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與破法

1. 破產的立法過程

從1994年開始，企業破產法就列入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之中。這部法律起草經歷了三屆中國人大任期，費時十二年之久，期間幾次擱淺。1994年3月， 根據八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開始組織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成立起草組，開始研究起草破產法草案。為了廣泛聽取意見，起草組組織若干調研組到各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同時委託遼寧、四川兩省人大財經委分別起草出一份草稿。並就《企業破產法(試行)》和《民事訴訟法》第十九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及國務院有關規定的實施經驗進行了總結。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起草組經過深入研究論證，廣泛徵求意見，擬訂出破產法草案初稿，經向有關部門、地方和國內外專家多次徵求意見，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草案)》，經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後，於1995年提交中國人大常委會。但是，由於對本法的出台時機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見，以及社會保險制度及其立法一時難以配套等原因，草案當時未能進入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程序。
九屆中國人大期間，起草組繼續進行這一工作，一方面對當時企業改革與破產現狀進行總結研究，同時著手繼續修改破產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組召開會議，就草案的修改問題進行了研究。大家認為，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將草案提交常委會審議的時機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內容經過反復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已基本可行，起草組應當抓緊工作，爭取早日提交常委會審議，會議還就草案修改的原則提出了具體意見，原擬於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報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後因個別地方出現了企業不穩定現象並引起人們對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分歧意見，這一工作又暫告一段落。
十屆中國人大成立後，企業破產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規劃，確定繼續由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負責組織起草。財經委員會於2003年8月調整起草機構，再次啟動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組根據中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的指示和立法指導思想，總結以往工作，結合中國國情和實踐經驗，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多次召開立法座談論證會，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不斷修改完善草案，並於2003年11月將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關部門徵求意見。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採取登門拜訪的形式，與有關方面多次進行協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見。2004年5月，起草組再次召開大規模座談會，徵求人民法院、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企業、職工和破產清算從業人員的意見，就一些重要問題進一步達成共識。5月28日，草案經中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正式徵求國務院意見。隨後，起草組逐條研究國務院等各方面反饋的意見，再次對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經中國人大財經委全體會議審議通過後，於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進行初審。
此後，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2004年10月對草案進行了第二次審議。本來是再經過一次修改審議以後，就可以通過了，但恰恰在這一關鍵時刻，在破產清算、債務清償順序問題上出現了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到底勞動債權優先，還是擔保債權優先？這一爭就是兩年。
兩個優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時到底把哪個放在優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難題，處在兩難之間，難以取捨。在中國人大和國務院領導的關注下，中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以及許多專家學者進行廣泛調研，做了大量工作，終於找到了結合點與突破點，提出了這一「新老劃斷」的方案。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決了歷史遺留難題，也和立法的指導思想統一起來，掃除了障礙，同時也凸顯出這部法律的中國特色。這一處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廣泛認同，在這次常委會審議修改之後，以157票贊成，2票反對，2票棄權獲得通過。
起草過程中爭議較大的問題
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在適用范圍、破產原因、重整制度、破產企業職工權益保護、金融機構的破產等問題上都曾有過爭論： 早先的草案對於企業破產原因規定為：「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清理債務」。這樣規定，簡單明了、易於操作。在徵求意見和審議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種擔心，即僅以這樣一個原因即允許債權人或債務人申請破產，會不會引發大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破產呢？會不會給一些惡意申請者以借口？也有意見認為，如今有一些國有企業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問題，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種原因作為破產原因也不利於這類國企的脫困。根據這一情況，立法機關將破產原因修改為，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
第三個問題，關於金融機構的破產。依據本法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破產從大的方面應適用本法。但由於這類企業比較特殊，對於這類企業的破產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過程中，曾有人建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破產不適用本法。但後來考慮到如不適用本法，就這類企業的破產專門制定破產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經濟性原則，而且本法規定的相關程序對這些企業也是適用的。故在最後通過的法律中，對金融機構的破產做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同時規定由國務院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製定實施辦法，即對這類企業破產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國務院依據企業破產法和商業銀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的實施辦法來辦理。

2. 法律與正義的關系

法律與正義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正義對法律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正義作為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標，是作為區別良法惡法的標准，始終是法律進化的精神驅動力。

同時，法律也是實現正義的重要手段，正義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法律運用國家強制性，保護社會主體的合法利益，通過裁決糾紛，懲治非正義的違法行為，以實現社會正義。

正義觀對法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正義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但作為統治階級，他們不能背離大眾的，普遍的正義觀念去制定法律。背離正義的法律，有法律之名，無法律之實。無正義之精神的法律，社會成員對之失去信心，無人尊敬它，服從它。沒有正義的精神蘊含在其中，法律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正義是衡量法律優劣的重要尺度和標准。

衡量法律優劣的標準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義的要求是評價法律優劣的重要標准。如果一項法律在社會多數人看來是不正義的，不論立法者認為它多麼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數人的反對。

（二）法律對正義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保障分配正義。

每個社會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因而，要有一套體現大多數人的正義要求的原則來指導社會成員適當的分配資源、利益和負擔，以保證資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負擔的承擔有序化，這套原則就是社會的分配正義。

2、 分配的正義沒有實現的時候，矯正的正義發揮其作用。

矯正的正義指當分配的正義遭到破壞時，按照均等的原則予以重建或恢復。如果一個人侵犯另一個人的權利或財產，矯正的正義則要求侵害者賠償受害者的損失，或對侵害者施與其行為相對稱的刑罰。

法律與正義兩者之間的關系極其復雜，以上所論述的只是對正義與法，法與正義的關系的簡單理解。每個時代對正義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時代的立法者們對同一現象的理解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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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義的概念

正義是人類社會普遍認為的崇高的價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觀點、行為、活動、思想和制度等。正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正義觀。

衡量正義的客觀標準是這種正義的觀點、行為、思想是否促進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否滿足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最大利益的需要。

正義最低的內容是，正義要求分配社會利益和承擔社會義務不是任意的，要遵循一定的規范和標准；正義的普遍性是要求按照一定的標准進行平等或是量的均等、或是按人的貢獻平等或按身份平等，分配社會利益和義務；分配社會利益和義務者要保持一定的中立。

總而言之正義是彰顯符合事實、規律、道理或某種公認標準的行為。

（2）正義的分類

根據正義涉及的不同領域的標准，可以把正義可分為制度正義，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

制度正義指社會制度的正義，具體是指社會財富、資源、責任、義務分配是否公平和正當。

形式正義是對法律制度的公正一致的執行，它不管法律制度本身是否符合正義，它強調法律制度始終如一的實現。

程序正義是指保證實現制度正義和形式正義的具體步驟和方法。制定正義的法律，應有公正的立法程序，同樣，保證司法公正，也要有公正的司法程序。

3. 如何看待破產立法理念的歷史演變

破產法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法中的個別強制執行制度，當時的「屠殺分屍」，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可以當作是破產雛形中對債權人的公平受償。但破產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後，立法理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來說，早期的破產法是從保護債權人利益著眼來調整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其間隨著債務人地位的變化和提高，破產制度慢慢走向精細和完備。歸納起來，破產立法變遷帶來的理念變化和制度創新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破產法的立法本位發生了重大轉變 破產法最初產生的社會原因是為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解決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對全體債權人的公平清償。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從產生之初的奴隸制、封建制社會走向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階段，破產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經歷了從債權人本位到債務人與債權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會利益與債權人債務人利益並重的變化和發展過程。在現代社會中，債務清償關系有時可能影響到他人利益乃至社會整體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業、金融企業、超大型企業的破產，會影響到社會公眾的利益，產生嚴重的失業等社會問題。故當代各國在法律上十分重視如何對陷入債務危機的大型企業的挽救，以避免因破產可能產生的社會負面作用。因此，面對社會發展形式的變化，如果僅僅局限於從私法的角度考慮破產問題，難免會導致對國家介入調整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採取懷疑和否定態度。但是，僅僅依賴傳統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難以實現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目標的。因此，在我國新的破產立法中，應當在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對債務關系進行傳統的私法調整的同時，還需要運用經濟法的理念，從社會本位的立場，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確保法律的公平、正義、效率價值的實現。破產法立法本位變遷，對我國當今構建金融機構破產制度無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破產法的制度價值不斷變化和創新 破產立法本位的變遷必然會帶來破產法的制度價值的變化。在傳統彌補傳統民事救濟手段的不足，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價值基礎上，現代破產法還具有兩個新增價值：第一，給予債務人以重新開始的機會。傳統破產法以保護債權人為要而對破產人實行懲戒主義， 破產程序的目的僅僅是使各債權人獲得公平清償，但債務人在破產後不能獲得免除債務的優惠。這樣使得債務人沒有申請破產的積極性和原動力，其結果是即使出現了破產原因，債務人仍不申請破產，而使得財產繼續減少，最終不利於債權人。現代破產法既體現了對債權人的保護，也體現了對債務人的保護，其最大的特點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誠實的債務人進行免責，以使其擺脫債務，東山再起。第二，現代破產法還具有及時切斷債務膨脹，保障經濟秩序良好允許的功能。現代交易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鎖鏈，各交易主體均是這鏈條上的一環。一個主體的破產，往往會影響其他主體，而引起連環破產。而現代破產法恰恰可以及時有效地切斷該鏈條，進而保護經濟秩序的良性運轉。

與此同時，破產法的間接調整作用也日益為當今社會所認識。所謂間接調整作用是指破產法對調整債務關系的同時，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通過破產來優化資源的配置和使用，調整社會產業與產品結構。必須承認，破產法的間接調整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應當清醒地看到，這些作用都是通過破產法對債務關系的調整而間接實現的。不能將這些間接調整作用理解為我國制定破產法的根本動因，更不能以此來說明破產法存在和實施的必要性，否則便是本末倒置，必將產生危及破產破產法存在價值的種種錯誤認識。我國過去對破產法宣傳在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誤，一談到破產法，多從社會表現出發，片面、功利地強調其間接調整作用，而對其本質作用缺乏認識，宣傳不足。所以，當破產法的實施與改革中的舊體制發生矛盾，出現困難時，便自然冒出種種以其他制度取代破產法、乃至完全否認破產法的錯誤主張。 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我國1986年的《企業破產法(試行)》實際上自身早已「破產」。 在目前構建我國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呼聲日益高漲的時期，也存在過分渲染破產制度間接調整作用的輿論，立法機關對此應當確立正確的認識，正確對待現代破產法制度價值的變與不變。

現代破產法注重從廣義上理解破產概念，有機銜接和解、重組等相關制度 傳統觀念認為，破產概念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僅限於指處理經濟上破產時債務如何清償的一種法律制度，即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時，由法院主持強制清算其全部財產，公平清償全體債權人的法律制度。但這其實只是最為狹義的理解。而現代學者通常對破產法律制度作廣義的理解，將破產清算以外的各種以避免債務人破產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視為破產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僅將其狹義地理解為破產清算制度。

從英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分析可知，國外的金融機構破產也是採取廣義的理解，和解、重組等市場退出方式和破產清算制度有機結合，統一構成廣義上的金融機構破產退出機制。我國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其實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該法中規定了和解、整頓等制度。現行的《商業銀行法》、《保險法》也都將託管、接收等制度與破產清算規定在一起。鑒於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和現行制度基礎，我們構建新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必須充分考慮這一點，在立法中有機銜接託管、重組與破產清算之間的關系。

現代破產法充分意識到破產欺詐的危害，強調加重破產法律責任 一部法律如果沒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責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確實施的，破產法更是如此。目前，破產案件中的欺詐逃債行為十分嚴重。一些債務人利用破產程序終結後余債可免於清償的規定以及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優惠政策，策劃各種欺詐逃債行為，侵害債權人利益，損害職工利益，破壞經濟秩序，有些還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如不堅決打擊破產欺詐行為，破產法的實施將步入誤區。 為此，現代破產法都非常注重從法律責任上設計相應對策來解決此類問題。我國新破產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設置了較現行立法更為完善的撤銷權與無效行為制度。另一方面是從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責任規定上加重對破產企業負責人和破產欺詐行為的處罰力度。

在金融破產領域，由於金融機構破產必然要受到當局嚴格的金融監管，此類現象發生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也不能忽視。再者，對破產企業負責人規定嚴格的破產法律責任有助於督促經營者遵從法律規定，謹慎從事經營，起到一定的懲戒和威懾的作用。另外，在我國還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機構，利用破產欺詐損害國家利益，維護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難保不會發生。因此，構建我國金融機構破產制度時，必須注意現代破產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產法律責任的規則設計。

4. 美國立法流程急!懸100!

美國的立法程序
美國國會是美國政府的立法機構，故美國的立法程序,實際上就是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美國國會分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眾議院議員有435人，每一名議員代表一個國會選區，任期為兩年。眾議院里議員的席次是以每一個州的人口依比例計算，比方說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眾多，選區也多，所以在眾議院里就有53名眾議員代表加利福尼亞州；相反的，懷俄明州雖然面積廣大，但是人口稀少，所以整個州就算一個國會選區，在眾議院里只有一個席位。參議院則不同，不管州的面積和人口多少，每一個州都有兩名參議員，所以參議院里總共有100席位，每一名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大體如下：
1.立法提案
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從擬定立法草案開始。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擬定立法草案，但是任何新立法只有國會議員可以正式在國會里提出。在通常情況下，立法草案是由國會議員和其助理擬定的，這些議員會在其選區競選期間了解了選民對某些議題的想法，並向選民保證他如果選上將會在國會里提出其選民支持的立法草案。
參議員和眾議員被選民選入國會，其主要職責之一就是制定法律。另外，議員的選民，不管是個人或組織，也可以把擬定的立法草案轉交給代表當地選區的議員。與此同時，美國行政部門，包括美國總統和內閣成員等也可以向眾議院議長或參議院議長提出立法草案。這種立法來源叫做「行政溝通」(Executive Communications)。根據美國憲法，美國總統必須向國會報告「國家現況」，這就是為甚麼每年總統必須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的原因。總統通常趁這個時候向國會提出法案建議，在國情咨文發表過後，總統會正式把他的立法草案送交給國會有關委員會，委員會主席通常會立刻以原本的形式或修改過的版本向國會提出。
2.提案類型
提案的類型有四種。這四種形式包括法案(Bills)、聯合決議案(Joint Resolution)、共同決議案(Concurrent Resolution)和簡單決議案(Simple Resolution)。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里，大部份的立法都是以「法案」的形式提出。比方說，2001年到2002年期間，參眾兩院提出了8948 項法案和178項聯合決議案。在這些法案中，眾議院提出了5767項法案和125項聯合決議案。「聯合決議案」和「法案」兩者沒有很大的不同，兩者都需要經過同樣的立法程序，不過對美國憲法的修正案必須以聯合決議案的形式提出。這種決議案得到眾議院和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後將直接送到總務管理局局長，讓總務管理局局長送交到各州徵求各州批准，不需經過總統批准。聯合決議案成為法律的方式和法案相同。
至於共同決議案和簡單決議案的處理方式則和法案或聯合決議案的方式有所不同。這兩種類型的提案通常和制定美國法律無關，而是和兩院議事規則、運作和表達兩院對事情的看法有關。所以當兩院通過這種類型的決議案後，決議案不會遞交給總統，要求總統批准。
共同決議案無約束力。眾議院提出的共同決議案得到全院通過後將由眾議院議事員簽署後做為記錄，參議院通過的共同決議案將交給參議院秘書簽署，兩院通過的共同決議案都不會遞交給總統採取行動。在國會開會期間，任何議員都可以提出新的立法。眾議院有關單位在收到新的立法後會給這個立法草案一個編號，然後把這個立法提案送交和這個立法有關的委員會(Committee)或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讓小組成員對草案進行審議。
3. 委員會和聽證會
根據國會圖書館的介紹，美國立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可能就是委員會的行動。委員會或委員會小組成員在這個階段對提出的立法草案進行密集的考慮，仔細研究和辯論，如果立法議題有足夠的重要性，委員會會通過舉行公共聽證會，來了解正反兩方對這項立法的意見。接下來，委員會小組成員將對這項新的立法投票，來決定對這項立法採取甚麼行動。委員會成員可以對提出的立法進行修改，委員會成員再投票決定是否贊成這些修改。如果這項立法沒有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得到批准，這項立法的壽命就在這里結束了。
4. 全院表決到兩院協調
得到委員會多數贊成通過的立法將被送到眾議院全院，在眾議院院會中讓全體議員對立法進行審議，辯論和投票。這項立法通過適當議事程序在眾議院全院表決後，將送到參議院審議。如果參議院對眾議院的立法有修改，這整個修改後的立法必須再送回眾議院審議。眾議院和參議院有時會在同樣一個議題上有不同看法，像最近在美國炒得沸沸揚揚的移民法案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5. 總統簽署
當會議委員會的成員達成共識後，同一個版本的立法草案將會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表決，如果立法草案在兩院都得到通過，這項草案將送交給總統，請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這五個步驟就是美國的基本的立法程序。

5. 如何解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沖突

關鍵在於審核制度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備受關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從草案來看，我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將從49個增加到280餘個。

地方立法權成倍「擴容」用意何在，此舉將對地方的改革發展帶來幾多利好，各地能否順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賦權，放權、擴權同時如何防止地方「濫權」，這些都是各方高度關注、期望求解的重要問題。

緣何大幅擴容？

現行立法法規定，享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包括三類：「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總共49個。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類：235個「其他設區的市」。新舊相加，全國284個設區市將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權。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8日在做草案說明時建議，賦予不設區的廣東省東莞市、中山市和甘肅省嘉峪關市以地方立法權。

「多年的呼籲終於有了突破！」來自溫州的全國人大代表鄭雪君說。當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至今，每年兩會她都建議將溫州批准為「較大的市」，獲得地方立法權。

她說，溫州一直以來都是改革先行區，素有敢闖敢拼、勇於創新的基因。「溫州人一遇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但就是缺少那麼點陽光和雨露」。沒有地方立法權，導致很多改革探索無法開展，或沒辦法深入推進。

不單是溫州。許多城市在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等方面進展迅速，但各種問題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於缺乏立法權，它們往往只能以「紅頭文件」替代，但容易引發新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說，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強烈。「以城市管理為例，城管執法機構需要規范運行，中央沒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沒有許可權，不立法又解決不了管理難題。這就構成了矛盾。」

釋放幾多紅利？

在立法權方面，合肥無疑是讓溫州羨慕的。今年初實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條例》，因對廣場舞等集體健身行為作出規范，進入了公眾視野。

作為此前49個「嘗鮮」地方立法權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規章68件，提請市人大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45件。這些立法，涵蓋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公共資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個方面，為改革發展創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環境」。

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長張慶軍舉《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為例。這項合肥的「自選動作」，對依法治湖的行為進行了規范，劃分了幾級保護區，比如對
一級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圍內的，除在建項目外，對新建項目嚴格控制。「除此之外，這還有效避免了人事變動、政府換屆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對政府行政權力
形成了有效制約。」張慶軍說。

根據草案，享有立法權的地方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和歷史文化保護等3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對原有49個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
規，涉及上述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專家認為，賦予設區的市立法權意義重大，一些創新舉措、重大項目等都可以通過地方立法而加速推進。

可以發現，草案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時，其立法范圍縮減了。「法律、行政法規和省級地方性法規日益完備，對較大的市的立法許可權適當限制是必要的。這樣可以避免重復立法，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鷹說。

能力是否達標？

「當務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權承接准備工作。」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笑華說，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已成立立法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她坦言，溫州急需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導和培訓工作也亟待加強。

獲得許可權之後，立法質量是否夠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擺在各地立法部門面前的嚴峻考題。一些公眾還擔憂，地方會不會制定出差法、惡法、甚至「奇葩法」？

這並非杞人憂天。幾年前，某省制定實施母嬰保健條例，但這部地方法規違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關「取消強制婚檢」的內容，被一些專家質疑有「越權立
法」之嫌。還曾有地級市出台地方法規，要求當地所有房產開發企業在售房前必須繳納每部不低於25萬元的「首次電梯更新費」，不交錢就不發房屋預售證，引起
企業和公眾廣泛質疑。

專家認為，立法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需要很高的專業水平。地方在機構設置、人員能力等方面亟待補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賦權之後，地方立法進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規定，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
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如何防止濫權？

「沒有立法權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許多『紅頭文件』與民爭利；一旦有了立法權，豈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無忌憚了？」「如果說一次違法的執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麼一次違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個水源」……

針對地方立法權的擴容，網友們表達的擔憂指向一個關鍵問題：如何避免立法權被地方濫用？這么多城市都擁有立法權，如何對其進行有效及時的監督和審查？

根據草案，除了對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范圍進行限制外，還規定製定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此外，對行政法規，要求其在起草過程中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見。

民意將對地方立法權形成有效制約。草案要求，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開展立法協商，完善立法論證、聽證、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制度。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說，全國人大和省級人大應建立專門的法規、規章監督審查機構，人大的其他專門委員會和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可配合其監督審查；立
法法應明確規定審查機構受理機關、團體、組織和公民申請審查的時限、實施審查的時限，向審查申請人反饋審查結果的時限等。只有這樣，審查制度才能真正發揮
作用。

6. 歐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破產制度對比

各國關於破產原因的立法大致可歸結為列舉主義和抽象主義（又稱概括主義）兩種體例。

前者是對債務人應受破產宣告的事實一一列舉，並稱之為「破產行為」，只要債務人具有這些行為之一，即可據以提出破產申請，開始破產程序；後者是將債務人應受破產宣告的事實抽象為一個或幾個法學范疇，並稱之為「破產原因」，對它們的具體表現行為則不作一列舉。

英美法系立法慣常採用列舉主義，大陸法系則歷來採用抽象主義。

正如有些學者所言，列舉主義與概括主義的分野，實際上反映著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前者是對歸納思維模式的運用，後者則是對演繹思維模式的運用。如同兩種思維模式各有優勢和局限一樣，兩種立法體例也是利弊並出，長短互見。

列舉主義明確、具體，易為法院和當事人掌握，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但缺乏彈性，涵蓋面較窄，難免掛一漏萬，不易列舉窮盡。而概括主義涵蓋面較為廣泛，它賦予法官較多的自由裁量權和當事人較大的判斷空間，但因抽象、概括，不易為當事人和法官掌握和運用，從而易生判斷失真和司法偏頗之弊。

近年來，兩大法系不斷通過立法和判例互相吸收對方之長，彌補和克服自身短處，倒也各自不失嚴整，以至於出現如法國等國家開始採取列舉和概括並用的折衷主義立法模式。（註：法國現行破產法第1條規定，停止支付的債務人要到法院申報，並提交會計報表如資產負債表等，然後據此申請實行整理程序，即可進行破產預防（類似於和解先試主義），但債務人有下列行為之一時，無權申報整理而應破產程序：（1 ）違反法律規定而經營某種事業（違法經營）；（2 ）製作虛假的會計報表（作假帳）、隱匿財產之一部或全部；（3 ）不按企業規模實行相應的會計制度。顯然這是抽象主義加列舉主義的折中主義。）

希望有所幫助！！

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jjfpochan/2006102654461.html

7. 破產立法的意義是什麼

企業破產法是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法律, 它的順利通過, 在三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 從完善整個市場經濟規則的角度來說, 新企業破產法彌補了市場退出的法律空白。與市場經濟運行最密切的有三方面的法律, 市場主體法、市場交易法和市場退出法。前兩種法律我國已經陸續出台多部, 但有關市場退出的法律, 卻一直較弱。此次企業破產法的出台, 是經濟主體的重要救濟手段, 為市場經濟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法律保障。
其次, 新企業破產法有助於改善整個社會的信用狀況。企業破產法是一部規范市場主體的基礎性法律,只有破產法的出台實施才能有效實現市場的優勝劣汰, 才能促進在公平基礎上的自由競爭, 才會讓參加市場之游戲主體都有一個穩定的預期, 市場才會更有效率, 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沒有這部法律, 債權人不知道市場風險在什麼地方, 債務人也就難以強化責任意識, 從而影響到市場經濟信用體系的建設「。優勝劣汰」是市場競爭的重要法則, 如果「劣」不能淘汰的話,它就會囂張, 社會信用也難以建立。企業破產法可以發揮驅逐「劣幣」的效應, 促進社會的信用、商業交易中的信用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的建立。
第三, 新企業破產法讓中國真正「入市」。近些年來, 我國對外開放步伐加快, 並加入了WTO, 但國際上有一種觀點認為, 中國雖然已經「入世」, 但並沒有真正「入市」, 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沒有一部真正市場經濟的破產法。這次企業破產法的成功通過, 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國在WTO中的際形象, 建立起一個有信用、有效率、有保障、有預期的法律機制和市場環境, 打消外資進入中國的顧慮。多數學者期待制定一部市場經濟取向的、和國際接軌的、同時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有操作性的破產法,從已通過的法律來看, 這三大預定目標基本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