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非法學

1. 太平天國時期的主要法律有哪些

太平天國的法制指導思想

識記：平等、民主思想；宗教思想；封建思想；偏激思想。

二、《天朝田畝制度》

領會：《天朝田畝制度》的制定、基本內容、意義與不足。

三、《資政新篇》

領會：《資政新篇》的制定、基本內容、意義和特色。

四、太平天國的刑事法制

識記：太平天國刑事法制的制定、基本特點。

五、太平天國的婚姻家庭法制

識記：太平天國婚姻家庭法制的制定、基本原則。

六、太平天國的司法制度

識記：太平天國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太平天國（1851年～1864年），後期曾先後改稱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 是清朝後期的一次由農民起義創建的農民政權，也是清朝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組成的領導集團在廣西金田村發動反抗滿清朝廷的武裝起義，後建立「太平天囯」，並於1853年攻下金陵（今南京），定都於此，號稱天京。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被湘軍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貴福被俘。1872年，最後一支太平軍部隊，翼王石達開余部李文彩在貴州敗亡，太平天國終結。
太平天國歷時14年，達到了舊式農民戰爭的最高峰，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南方興起而波及全中國的農民戰爭，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農民戰爭，而且它在新的時代，有新的特點和水平還開創了中國農民戰爭不少先例，例如中國農民起義第一次遭到中外勢力共同鎮壓、利用西方宗教發動起義。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提出了一整套綱領、制度和政策等。

2. 為什麼法律人必須論證

對法律人來說，誰論證得充分而有說服力，誰的觀點當屬正確結論。

論證的涵義

是指通過一定的理由來支持某種主張、陳述、判斷的正確性。法律論證是指通過提出一定的根據和理由來證明某種立法意見、法律表述、法律陳述、法律學說和法律決定的正確性與正當性。一個法律論證總是以邏輯論證為基礎的，因而無論是邏輯論證或法律論證都須遵守邏輯法則，運用正確的論證方式來為其論題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但是法律論證又與邏輯論證有差別。如果說邏輯論證更關注論證中所使用的推理方式正確與否，那麼法律論證更需要對其理由的真實性和支持力度以及結論的正當性作出說明。

台灣著名學者王澤鑒先生在其《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中給出了這樣一則例子：

在某市公園入口處，懸有一告示：

「狗與豬不得攜入公園」。

某日，有一遊客攜一畫眉鳥入內，管理員微笑歡迎，未加盤問。隨後，有一遊客攜一老虎欲進公園，管理員大驚，即阻止之，因而展開如下的對話：

管理員：老虎不得入內。

遊客：請問，為何前面遊客攜鳥入內。

管理員：鳥非狗，亦非豬，不在禁止之列，自可入內。

遊客：誠如所雲，鳥非狗，亦非豬，不在禁止之列，故可進入。虎非狗，亦非豬，當亦不在禁止之列，何從不得進入，厚鳥而薄虎，殊失公平。

管理員：啊！（為之語塞）

管理員之女（肆業某大學法律系一年級），乃出面謂：鳥無害於公園的安全衛生，故可入內。虎有害遊客安全，尤勝於狗！自不可入內。

遊客深以為是，欣然攜虎離去。

3. 宋代理學代表人物很多，其中在法律思想上最有影響的是＿＿＿，他被稱為「＿＿＿＿＿＿之大成者」。

朱熹與法家之學
徐公喜

摘要：朱熹作為理學集大成者，其思想呈現儒法交融，對法家之學的批判、融合與折衷，使理學法律思想較之於法家更有補治道，成為引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幾百年政治活動的思想規范。朱熹是真正的儒法思想家。
關鍵詞： 朱熹 法家之學 批判 融合 折衷
Zhu Xi and Legalist School

Xu Gongxi
Shangr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uism;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 Jiangxi 334001

Abstract : Zhu Xi who epitomizes the confucianism. His thought reflects mixture between confucian and legalist, reflects criticism and mixture and compromise, turns legal thought of Neo-confucianism more helpful than legalists to running a state, becomes the idea standard to guide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several hundred years in the later stage of feudal society in China. Zhu Xi is a real thinker both with confucinism and legalists.

Key words: Zhu Xi; Legalist School ; Criticism; Mixture; Compromise

一、朱熹「陽儒陰法」地對法家之學的批判
朱熹是中國近古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宋人說他「尊德性」與「道問學」，明清學者論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 。他的學說與孔子前後輝映，成為影響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後半期統治階級思想最重要的理論。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朱熹不僅只是空談闊論的說教，而且也是一位富有實踐精神的致世治事者：「然朱子於政事治道之學，可謂於理學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用兼備，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南康軍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精其心果為，與夫強立不反之風，歷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贊佩，亦不過如此。」 [①] 他知南康軍時就曾被宋孝宗稱贊道：「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 ② ] 朱熹的理學核心就是政治哲學，他所倡導的「理」就是治國之理，其理學思想是與政事治道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恰是朱熹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治道性，才使之能夠成為引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幾百年政治活動的思想規范。
朱熹博大宏偉思想體系蘊涵了極為豐富的法律思想，與法家之學保持著千絲萬屢的聯系。從朱熹的言行，我們不難看到一個荀卿式儒法人物，對這一點早有學者已經認識到了。戴震明確地指出：『「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宋儒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 而 實同也。」 [③] 台灣學者 蔡仁厚 先生也在《孔孟荀哲學》中認為荀子的禮義「客觀而不內在」，朱熹的義理通於天道，「超越而不內在」。而王夫子更是直截了當地認為朱熹正是行申韓法家之政： 「君子所甚懼者， 以申韓之 酷 政，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 而 不得矣。」 [④] 「自宋以來，為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為言也。……宋 之 儒者……非申韓孰與任此。」 [⑤] 後條雖然沒有直接點朱熹之名，然而其列舉的則為朱熹之行。朱熹的思想學說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傳承「內聖外王」、「陽儒陰法」的傑出典範。
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朱熹對法家之學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朱熹對法家之學的批判主要圍繞二個方面：一是申韓淺陋，只見刑名。 「 葢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 ， 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 [⑥]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 [⑦] 。 在朱熹看來 申韓之學治道的途徑過於簡單化， 只見刑名是不足以治天下的， 有必要強化，因此也可見申韓之學的危害遠遠小於楊墨之害、佛老之害，更有可取之處；二是 冷冰不恤，慘核少恩。「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扵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 [ ⑧ ] ；「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 ⑨ ]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眀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於道徳之意，東坡言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 ⑩ ] 。在這點上只是承續了司馬遷《史記》之說而已，並沒有超過前人。
二 朱熹理學法律思想融合法家之學
綜朱子之思想，其思想淵源中有眾多源頭活水，在他的理學核心中不僅是吸取了儒家聖賢的思想精華，而且也是折衷融合了其它諸思想學說，其中就折衷融合法家之學。然而大多學者往往只是注意到了朱熹納取儒釋道的思想，而對於朱熹吸收法家之說避而不談，不敢正視朱熹及其它理學家所具有了「陽儒陰法」的理學本性。 何勤華 先生在《法家法治理論評析》一文中概括了法家實現法治的方法和途徑，也就是法律應當「布之於眾」、實施刑無等級、重刑、「壹法」「一尊」 [11] 。在全面梳理朱熹的思想過程中，我們就看到 朱熹理學法律思想融合了法家之學
1、 「以嚴為本，以寬濟之」， 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 法價值觀念
法家的法價值觀可以說就是極端法治主義，力求以刑去刑。為了使法律有效地實施 ,法家提倡「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被稱為「尊道之君子」的理學大師朱熹，在南宋社會現實面前，卻顯得十分推揚法治， 從實質上肯定了法家「辟以止辟」觀念的合理性，他說：「法家者流，往往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其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眾，雖仁之，適以害之。」 [12]
朱熹認為「為政以寬為本」，「以愛人為本」是聖人立法本意，但若在執法中「以寬為本」，「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13] 為了加強統治，朱熹提出了「以嚴為本，以寬濟之」的司法原則 ， 猛本寬濟，甚至極力主張恢復肉刑，他認為恢復宮 非刂 、 之刑，符合「先王之意」，適應「當世之宜」，對「強暴臟瞞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 非刂 、 之辟當之，雖殘其支體，而實全軀命，以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14] 甚至上章勸皇帝要「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在這一點上朱熹與其它理學家有較大的差異。他認為法律可以使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為惡，而輕刑「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眾，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15] 。
2、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融合了法家刑無等級
韓非從「公道」出發 ,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法律原則。他認為,國家官吏的根本任務就是「公道」地執行法律,不分貴賤等級,對任何人都平等對待。他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16] 而朱熹也倡導「公天下」，認為法是「天下之法」,不是皇帝「一人之法。」皇帝既為天下人立法,也應與天下人同守法。「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 [17] 「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國家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遺其子孫之計，但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 [18]
朱熹把法看成為「公天下持平之器」 ,是「立公棄私」的「天下之法」,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一方面要求統治階級內部成員必須守法，倡導「以法制民」,官吏秉公守法,不循私情; 「勿奪農時」；另一方面要求與規范普通民眾絕對服從法律,不得稍有違犯。做到「上下相安,各守其分」。「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之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為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為一人而私之。」 [19] 朱熹在法律意義上的「公」就是實行「刑無等級」、「法不阿貴」的原則,取消在法律適用中非「分」的特權。「公」的衡量標准就是義理，「循理而公天下」。 朱熹亦提出：「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 [20] 法律是截然不可犯的。 此外朱熹對於贖刑的不平等性的批評也反映了 朱熹的法律公平論，已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影子。
3、 「以法曉諭」， 融合了法家 「布之於眾」思想
荀子主張制定和公布成法，他認為成文法的公布可以 使「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禁之不可以為安也，……皆知夫為奸則雖隱竄逃亡，由不足以免也」，同時成文法的公布可以做到 「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 [21]
朱熹治道思想與荀子極為相似，對待法律上朱熹態度是明確的，就是要「以法曉諭、遍示鄉村」，他曾講述他「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所以在其任上所頒諭榜甚多，他又將「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仿《周禮》讀法，遍示鄉村裡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 認為 「立個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 [22] 同時 朱熹提出由「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 [23] 朱熹希望朝廷召集儒臣「博採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 [24]
4、「一理」與「政必出於一」替代法家 「 壹 法、一尊」 之學
法家強調,要厲行法治,必須統一立法權,統一法律的內容, ,並保持法的穩定性,即所謂「壹法」、「一尊」。而 朱熹則強調天下萬物一統於理，認為「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其理，而物物各位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25] 朱熹以理為法，明確指出「法者 ,天下之理」「法字、禮字,實理字」，承續了法家的「一法」。同時朱熹作為君主專制正統思想的集大成者，無疑肯定三綱五常所確定的規范，極力維護君權，要求天下治權一統於以皇權為代表的朝廷政治統治結構，以為「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26] ，只要「天下之政必出於一」，就能達到「體統正朝廷尊，而無多門之弊」目標。 [27] 他 強調 君「以制命為職」、「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但是並非說天下之事 都由 君主一人獨裁，作為君主是不能獨任其責， 在立法時，君主「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孰職，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 [28] 提倡君臣各盡其職。
朱熹主張保持法律的穩定性、統一性，不能輕易地改變原有立法。指出「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 [29] 他堅持三綱五常原則「橫古至今不可易」、「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思想。同時朱熹並不保守，提倡的經世隨時因事制宜的思想。他認為「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 「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 [30] 因而朱熹提出對於不適時宜的祖宗之法就應當「變而通之」， 「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對於舊法只能是「興其滯補其弊」， 小變其法，舊法與現實並「無大利害」就「不必議更張」，應當「謹守常法」 [31] 。
朱熹融合法家之學還有很多方面，我們只是從「辟以止辟」 、「壹法一尊」等法家四個核心內容進行對比，不難看出朱熹對法家思想的承續，從這些方面似乎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法家人物形象，對於法家思想的批判遠遠不及他對法家思想的吸收。然而我們不能將其等同於法家，更應當認識到朱熹的集大成。
朱子之學對法家之學不遺餘力地批判，又融合法家之學，其實這正是他思想發展的高明之處，正如錢穆在《朱子學提綱》中所說朱子之學 有個非常獨特的內涵就是「只見其因襲，不見其創造」，這是朱熹思想形成與傳播過程中極具高明的地方。 錢穆 先生認為 朱子之學 「一一分別而觀，若其言必有本，並無創見立說之處。朱子乃渾化其一己思想於從來之大傳統中，使人不見其痕跡。換辭言之，朱子乃自從來大傳統中醞釀發展思想，而亦不自知其為創見與自立說。」 [32] 這使人們能夠所看到的是陽儒的一面。
三、朱熹理學對法家之學折衷與改造
朱熹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之精神，綜合了孔孟荀及張程等思想學說積極成果，創新而為，自成新體系。正是朱熹理學對包括法家之學等思想學說的折衷與改造後，可以極大滿足「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康熙皇帝認為朱子之學「見其窮天地陰陽之蘊，明性命仁義之旨，揭主敬存誠之要，微而律數之精意。顯而道統之源流，以至君德聖學，政教綱紀，靡不大小皆該，而表裡咸貫，洵道學之淵藪，致治之准繩也。」 [33] 而且朱子之學「體道親切，說理詳明，闡發聖賢之精微，可施諸政事，驗諸日用，實裨益於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書，駕乎諸家之上。」 [34] 。 而那些先秦以來的各種思想，「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辭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於王道之純」 [35] 。朱熹對法家思想等的綜合與改造而形成的義理法律思想更加有補治道。
1、朱熹理學科學理性有補治道
朱熹理學的科學理性首先得益於朱熹吸取、發揮、折衷了聖賢思想合體精華，其思想廣大精微，百納江溪，猶如薛瑄在論述《四書集注》時，說朱熹「萃眾賢之言，……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賢之殆無余蘊。」 [36] 朱熹作為學問淵博大家，在學術上涉獵范圍極廣，上至無極太極之廣大，下而至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對自然科學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通過將自然科學研究成果與理學思想貫通在一起，推動了理學思想的發展。朱熹豐富的科學知識，使其思想體系中不能不加進一些唯物客觀的因素，包含著科學思辨理性的意義。
《大學》最終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它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 ,有利於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是朱熹首先發現了《大學》這一政治功用,並對《大學》推崇備至。朱熹所倡導的「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根本」 [37] 思想旨在 強化 君主專制，同時朱熹政治上又主張採取「正君心」限制君權，反對君主絕對專制集權，對官吏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與限制，有利於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與封建法律的立法目的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合理願望與要求，具有初步批判封建特權和專制的積極作用，反映了其政治理性主義思想。從限制 和規范 君主行為角度講 ,理學法律文化優於法家法律文化。
2、 與時俱進創新有補治道
道德放在政治最重要的地位。這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傳統， 朱熹堅持認為道德教育是教化最重要的內容， 朱熹提出「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朱熹認為教化作用是高於刑罰的，通過教化可以實現「去其氣質之偏，物慾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 [38] ，「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 [39] 。因而朱熹尤其注重社會教化與調解，並以此消除積怨，減少訴訟， 朱熹的法律思想 克服了法家膚淺單一的刑法治道途徑。康熙將朱子「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 , 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的德教思想發揚實施，突出教化，在對待德教與刑罰問題上完全依從朱子之義，指出： 「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行，是舍本而務末。」 [40]
朱熹不僅深刻理會孔孟之言，而且有所發揮，將仁禮學說發展為理學。朱熹吸收孔孟之精華，納入其天理思想體系當中。朱熹認為「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41] 朱熹的理也與孔孟仁禮一樣具有道德原則的規范要求，是人們有目的行為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准則。朱熹的思想強調隨時順理。這種治道首先是以順理為核心內容的，法律的損益創新必須把握著天理維持的中心內核。對於如三綱五常等理的中心內容是不得隨意損益其詞的。「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個三綱五常而已。」就如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 [42] 對其它法律制度，更是應酌今。
法家認為法律起源於人的相爭相奪 ,為了定分止爭,強者才立禁製法, 物質節制說。朱熹的法律起源論是有別於它，客觀地應當說朱熹法律起源說是集大成性的理論框架，把天道說、人性論及物質節制說融為一體後更加廣大發揚。以聖人繼天立極解說天與人的溝通，承繼了先儒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的天人合一。這把哲理化的理論與社會現實生活加以對接，努力說明天之所以天、人之所以為人者，及法律與社會群體、社會文化的相互聯系，以造就法律起源的神秘嚴肅性與社會普遍性的統一。朱熹的與時俱進創新是多方面的，更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
3、經世致用社會性有補治道
朱熹法律思想屬於義理法律思想，最為直觀地體現在他所倡導的訴訟必須首先論證其尊卑長幼之分、然後再判斷其曲直的訴訟思想，以是否違反了三綱五常義理為准則，較前人更為直截了當地指出「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凡以訴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然後聽其曲直之辭。」 [43] 訴訟要確定原被告「分」的訴權地位，視義理而為權為八議。朱熹對「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與「八議」的肯定，看似與 刑無等級相矛盾，然而法家思想與其它思想一樣也是倡導封建等級、尊卑上下的，朱熹對此有所認識的。 朱熹指出「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 [44] 朱熹的義理法律觀是把義理、三綱五常確定為最根本的原則，使之逐漸成為日常事物行動准則，在法律角度上體現了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具有強制性的基本特徵。以三綱五常為內容的義理所具有的絕對性、不可侵犯性和訴訟上決獄作用的思想性，為以後封建階級統治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這也使朱熹的義理法律思想更具有現實性意義，擺脫了法家思想中那種冷冰少恩的機械性，使法、理、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易於上上下下的實施與接受。
朱熹注重社會基層法律的運用，具有治道的針對性與實用性。他努力實踐著從小學、家禮開始直至社會各方面的著述立說與立法，而且朱熹在談論治道時就提出「立個簡易之法」，「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45] ，倡導簡易、世俗、致用的思想。朱熹的《家禮》是對古制的大膽革新，顯示出「從俗、從眾、變通」的精神，所定禮儀與古之禮比較語言簡潔、簡約，禮儀安排實用，便於操作易行；而且因情循俗，使之適應不通等級身份的人，為社會民眾實際實施留下了較大的餘地朱熹以義理惟核心的思想體系對於宋以後基層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宋明之際，從官府到民間，尊從朱熹家禮。顯然，理學家新的思想體系較之於法家更具有經世致用社會性而有補治道。
結 語
朱熹以天理為出發點，發展了儒法釋道諸家的德禮政刑觀，強化了德禮政刑的政治地位與法律適用，確立了「平天下」的法律價值觀，在統治中推行著一整套的「陽儒陰法」措施，促成了理學的法典化。在實際的法律運用中，將人治與法治相結合，正君心，嚴吏治，舉賢才，公平慎刑，肯定了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與私人土地佔有制相結合的模式，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維護與鞏固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正統思想，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及其政治式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正因為如此，朱熹的思想成為影響與統治中國社會近八百年的宏大的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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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華博士王進文的文章太犀利了，說出了大家的呼聲。有法不依，那麼法律只是一張廢紙，希望能有更多的王進

政治學博士後、哲學博士王賈薄律師致清華大學王進文碩士的公開信
王碩士進文同學：
你好！
首先，請原諒我在你綁架了清華、綁架了博士、綁架了法律、綁架了民意、綁架了網路而展開維私權酣戰之時冒昧打擾。之所以沒有像你在致濰坊市長的公開信開頭那樣使用「尊敬的」敬語，是因為就學歷而言，你是碩士，我是博士；就閱歷言，我比你早10年入學吉林大學，吾之師弟顯忠、師妹張姝曾是你老師，我乃你師叔也，且你在清華讀碩士時，我曾以專家身份講學清華，與你似有師生之分；從年齡看，我已年近四旬，屬於你的叔伯輩，長幼尊卑宜有分別；就法學知識言，我是執業十餘年的律師，而你雖研習法律十餘年至今仍未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法學知識難說精湛。因此在無法對你的道德學識作出客觀公正准確的評價之前，出於文俗和禮節，我覺得「你好」二字是比較禮貌、貼切的。稱你為同學，亦非你的文盲崇拜者（前信中稱你同等學力，你的追星族認為吾跟你一樣寫別字，看看崇拜你的都是什麼文化層次）所理解的同學，是老師對學生的禮貌稱謂。
你在寫給濰坊市長以及山東省長乃至國務院總理的公開信開頭，有句話帶有明顯語病，連小學生都能看出，即「我也服務於政府工作部門過」，規范漢語應為「我也曾服務於政府工作部門」或「我也在政府部門工作（或服務）過」，出此低級錯誤似與你自稱的「博士」學歷不符。且你僅在法制出版社是一職員，此乃事業單位，非政府部門。雖然你對村民、親友多次吹噓自己在國務院工作，是處級幹部，說總理去清華選了三名學生其中就有你，最高法院肖揚院長也要你而你不想去，雖然你母親李玉敏多次對村幹部說「小文是處級幹部，你們要常找他請教問題、匯報工作」，可這畢竟是捕風捉影之事，是你的幻覺和臆想。從下文「也在接受博士階段的教育」，與信的題目《法學博士……》相矛盾，你今年9月才考取博士研究生，還有兩年才能畢業，而你卻以博士自居甚為不妥，你能否獲得博士學位，要看你在今後能否完成學業、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德智體諸方面表現是否符合學位條例及清華大學博士學位授予相關規定，如果你被除名或通不過答辯，就獲不了博士學位，你之言行可有違學位條例規定。接下，「『我們就是沒有素質！』事實上他們的表現也無愧於這句話，我覺得與您溝通會比較融洽。」此語缺乏過渡，前言與後語沒有必然聯系，既然你在開頭即說對市長毫不了解，而在此又覺得與其溝通會比較融洽，有自相矛盾之處。「我與您素不相識，從無瓜葛，就像我與國家主席雖屬校友，但關系如同你我」。此語有向市長、省長、總理等人炫耀與國家主席校友關系之嫌，不知你字後之意欲何為，能否告知，「有以教我」？你如果炫耀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是鄰國公民關系且名中有一字同，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同是地球村村民，興許能引起國際轟動，比綁架國家主席的影響更大。畢竟中國國家主席也得依法行事，不可能因與你是校友關系，就違背國法黨規拿市長、省長、總理是問！雖然你對村民說什麼「我岳父是中將，女朋友是農業部副廳級幹部；我家的房子是狀元樓，風水寶地，以後會成為名勝古跡！」可你也只是普通一民。你也坦承「我離家十年，求學京華，並非您治下的百姓」，雖然「父母與村裡的人生活在您所負責的行政區域之內」，但從行政管理及行政訴訟關系的角度，你不具備行政行為主體、訴訟主體資格，作為北京市民，為何用網路大 字 報發難濰坊市長？「我以及委託我的村民並非是在向您乞求，而是在要求——要求您運用選民授予您的權力去為他們的權利服務。」，請問哪些村民委託你了？全村527戶526戶已經拆遷，你接受誰的委託了？你是律師嗎？開展法律服務業務，沒有律師執業資格或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是違反律師法及相關規定的。自稱委託人，而沒有被委託人，似有綁架民意之嫌。「我無意於也無能力去做農運主席或工運領袖」，學弟此言似乎太高抬自己了，事實上你只代表你一家私利，怎麼能將此維私權行為與老一輩革命家領導工農群眾進行革命運動相比呢？比喻欠妥且乏自知之明，革命前輩出生入死發動工農運動，是為天下勞苦大眾得解放，而你是為了維護自家私權！「投身維權運動是非常崇高的事業」，此話過於絕對，要看你維的是什麼權。如果你像革命前輩那樣維護的是人民公權，那確實是崇高的；可你維的是你一家之私權，就難說是崇高了。「以這種方式向我表明了什麼是濰坊式的斯文掃地」，你一家能否代表整個濰坊市？而將個人之境遇冠以濰坊式，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你冠以「中國式」是否更能起到綁架民意、製造轟動效應的效果？「竟然還有鞭炮聲大作，某一群體正在慶祝勝利」，據媒體及諸多村民反映，所說的「某一群體」是全村527戶村民中的526戶！少數服從多數，群眾意見必須尊重，這是黨和政府一貫的政策。「從村民給我的電話中我可以聽出恐懼」，這個村民應該是你父親吧？怎麼不直接稱「家父」呢？當時就你一家還沒有簽訂拆遷協議，其他村民還沒有閑極無聊到給你這無關之人打電話的地步。「11月2日晚上，我家的玻璃全部被砸碎，無人負責。當然，我身在北京，沒有親眼見到，所聞可能異辭」，你字里行間全是「沒有親眼見到」「所聞」「聽說」，作為學法之人，要務求證據確鑿，言之有據。
「比起前不久復旦大學我的那位失去親人的博士來說」，你作為在讀博士生應該懂得復旦那位也跟你一樣，不是博士而是博士生，學歷是碩士或學士。「自知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不會造次」，作為學法之人如此說可有不實之處，因為地方政府拆遷行為依據的《土地管理法》和《房屋拆遷條例》以及省市相關法規性文件，你怎麼說沒有法律依據呢？「如果這一切是不明身份的人乾的，基於目前的行政責任及分工，那麼您守土有責」，地方治安應由公安部門負責，市長不可能事無巨細。「畢竟我的選票決定不了什麼」，進文同學又犯了錯誤，信開頭就說不是濰坊市長治下的百姓，你哪來的選舉權？又投的什麼票？「那麼濰坊市的治安與人居環境，與匪區何異？」請問你把禮儀之邦民風善良的濰坊說成匪區，1200餘萬濰坊人民答應嗎?「我及我的家人到目前為止，沒有見到拆遷協議書，沒有見到強制拆遷通知書，沒有見到開發商，沒有見到任何書面文件，沒有見到任何蓋有高於村級別的印章的書面公告。」此言太不實事求是，作為學法之人應懂得，拆遷協議一般由村集體代表村民與開發商及相關部門簽訂，不可能一一與村民簽訂，拆遷公告、通知在市政府網站上早已發布多時，你視而不見，就認為沒有，似乎與你的人品德行及自稱的博士學歷不符。「據聞，此間賬目之混亂多達億元。」你通篇充斥著「據說」「據聞」「聽說」，文風、作風太不嚴謹，學法之人應言之鑿鑿，而不是什麼「據說」「據聞」。「距離引起全國公憤的宜黃強拆自FEN不足一月」，此時你在做什麼呢？據有人親眼目睹，你正與一女（非那位「農業部副廳」）於自清亭前纏綿悱惻，為何沒有義憤填膺、揭網而起？因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此乃國人傳統價值理念，你雖自稱為「法學博士」，亦不能過高要求於你。
「2010年年內，濰坊的法官索賄丟過丑，濰坊有過殺童事件轟傳全國」，此事與你家被拆遷有何必然聯系？余愚鈍不解，望學生示其中奧妙於師長！「一概闕如」，你似有賣弄學問之嫌，作為今人，行文話語卻用此生僻古語，似彰顯不出你之學問，反而讓人感覺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倫不類如吞蒼蠅。「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這些都是應該主動公示公開的，是可以討論、討價還價的，是需要面對面談判的。」作為學法之人應懂得政府制定法律法規是抽象行政行為，有關部門依法執行行政行為，都不是可以討論、討價還價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有徵收土地的權利，拆遷條例賦予政府以行政強拆權利，違法抗拒拆遷徵收者要追究法律責任。
「我個人研習法律十年，且決心以法律為業，我無法說服自己接受這樣的拆遷決定。」前文剛剛提到未見到任何通知、文件，現在又說自己無法接受這樣的拆遷決定，那你是從哪裡看到、知道的拆遷決定？下文出現的「據說」又有待你調查核實，否則可有誹 謗之嫌。「請恕我無法對這番話予以舉證」，剛才還說誰主張誰舉證，結果半步不出就違背此法則，而對沒有證據和證人證實的傳言，你就公然作為論據，甚為不當。
「我們不想看到風箏會會場上的圍堵，令友邦驚詫；不想看到政府辦公大樓門前的圍攻，令行人駐足；不想看到高樓林立的城市但卻有成百成千成萬腳無立錐頂無片瓦的村民——他們沒有社保，沒有養老金，不是市民，而只是無地的農民。」你似乎要以此種方式煽 動你家人對抗政府了，這可有違治安管理處罰法及拆遷條例之嫌。學法之人不相信法律，不遵守法律，不通過法律，而是崇尚、醞釀、策劃使用暴力，似乎與你所受教育相悖，可以說你接受法學教育十餘年是徹底失敗了。「不知者或責有可逭」，此逭字你實有賣弄之嫌，在此運用實詞不達義，文不對題，勸你改為「責無旁貸」，你可能在寫信前剛查字典學會此字，即活學活用，精神可嘉，但不提倡。「參與者應明刑律典」，多有語病，甚不通順，你想表達什麼意思？是說參與者應按照公開的刑律進行懲治，還是參與者應明確刑法等其他法律？吾作為文學碩士竟看不懂你這法學碩士的自造詞語，他人可想而知，實為一種悲哀。建議你向江蘇省一位用文言文書寫高考作文的中學生學習，如果用文言文寫就此信，估計更會振聾發聵，一收奇效。「和光同塵」此成語用在此處，實與隨波逐流、同流合污語義大相徑庭，似顯不出你之學問。「如果拆遷是公平的，就不會有村民採取這種方式維權」，學弟只「據聞」一面，而沒有「聽說」另一面，一些刁民為多佔拆遷集體的一套房子而鬧假離婚，製造槍支彈葯與政府對抗，或星夜建房造牆多貪多佔，或成釘子戶抗拒拆遷，你以偏概全，非此即彼，這種絕對思維要不得。
在全國那麼多暴力拆遷事件發生之時，如內蒙的子彈拆遷通知、自FEN抗爭、跳樓拒拆，此時，你在干什麼呢？有沒有出於一名法律人的良知，上書有關部門？有沒有在新聞媒體發過憤慨之言？據聞此間你正與人在紫光大廈觥籌交錯，在東門外某餐館對飲（非你的「中將」准岳父）。你既然有「作為知識分子，整個世界只要有一人不自由，自己便不是自由的。」胸懷天下之心，卻為何此時成了旁觀者、局外人？所以有清華人稱你為「清華敗類」，濰坊人稱你為「濰坊恥辱」，雖言之過激，亦不無道理。「口惠而實不至則有損國家名器」，請你給師叔解釋一下什麼是國家名器？古代漢語中指國家的鼎柱器具，現代漢語則無此詞。「伴隨著推土機與村民眼淚的震耳鞭炮聲」，你此時在京如何見過村民眼淚？想像的還是據說據聞的？526戶村民放鞭炮，眼淚何來？是喜極而悲，還是在你信中「被流淚」？「村民們選擇了上訪，選擇了訴訟，選擇了法律途徑，代表了對我們這個國家、政府和法律的信賴，這也是我作為一個法律研習者與工作者聊以自慰的地方」，連村民都能選擇了法律途徑，自稱法學博士的人怎麼不選擇法律途徑呢？「汽車炸彈與催淚瓦斯……伏屍兩具，血流五步」，你如此煽動暴力，在此和平與發展年代，似乎有不和諧之嫌，有違法犯罪之傾向。我黨的政治保衛工作甚為嚴密，你根本就沒有荊軻刺秦的丁點機會。「目前中國存在的問題，並不是您能解決的，但在您的轄區內發生的問題，卻是您能處理妥當的。」信的開頭就明言「可以理解為給山東省長甚至更高行政首長（總理）的信」，而這個您字就不僅僅是濰坊市長，而是山東省長、國務院總理了，如果省長、總理也解決不了，你大 字報反映的問題又如何解決？「應當故意打不準——不把人家打死，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你的所謂「一厘米主權」高論，學長實不敢苟同。軍人與警察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只要其服務的政治主體還沒有倒台，他執行的命令就是合法的，故意打不準是違法的。你之意圖是鼓動中國的軍警專政力量，要學德國警察故意違背黨和政府法令，縱容像你家人這樣的對抗政府行為？有違憲法及刑法相關規定之嫌。「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你把當今中國政府比作路易十四時的法國暴政，沒有可比性，似有不妥。「法律人非常敬重的江平先生對面當下法治的大環境，能做的只是吶喊」，你作為法律人，在全國各地那麼多因強制拆遷而造成的流血事件之時，卻沒能吶喊出一聲，只有在自身利益受損之時，才拍案而起，綁架民意，偽造頭銜，進行維護自家私權的殊死戰斗，引得眾多不明真相之網友起而應之，輿論矛頭直指黨和政府，成功地達到了維護你自己私利的根本目的。誠如眾多網友所言，你綁架網路、民意之舉不過是為從政府那裡多要點補償款，從你虛構的138萬元電話一事，可以看出你的要價不過如此，網友要求你公布此電話號碼，他們去查，可你提供不出。濰坊房價與北京房價沒有可比性，138萬在濰坊可買4套100平房子，但你在北京卻買不到像樣房子。於是，聽你小學同學在網上反映你向政府索要300萬，欲在北京買房，遭到了政府的嚴辭拒絕，如對你破此例，那已經拆遷的526戶村民也會不答應的，他們在街道幹部的帶頭下在你考上研究生後為你捐款萬余元，可沒想到你到頭來為了一己私利，就置他們的利益於不顧，讓他們回遷無期，還胡說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給你的獎學金。人之無恥，但沒想到你能到此地步！難怪村民和幹部說你忘恩負義。甚至你的二舅李玉順、村支書表哥李建華都因你為個人私利竟然胡說不認識他們，而氣得說「王進文如果再進北三里，就打斷你的腿！」所以，你現今是騎虎難下如坐針氈，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雖然你騙家鄉政府派去的工作人員說你把老屋已賣給總政同學了，並故意把自擬的協議中「接收人」寫成「接受人」，企圖誘導工作人員簽字以變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賠償協議，但均被工作人員揭穿、識破，連清華法學院領導也批評你出爾反爾、編造謊言。板橋先生的「衙齋卧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道出了濰坊自古以來的官民和諧之傳統，在歷史上濰坊就少有農民起義，唯唐朝唐賽兒女流揭桿而起，共產黨領導人民反抗腐敗的國民政府，抗擊萬惡的日寇侵略者。在全國那麼多的暴力拆遷事件中，山東省算是比較好的，幾乎沒有類似事件發生。可在你筆下卻成了血流成河、村民暴動的壯舉，如果讓你來書寫地方誌，可真糟糕，史貴求實，後人會罵死你的。
「磨坊只系傳聞，我沒有親見。」「北京三味書屋親見」，你要明白德國不同於中國，其公民素質要比你及你家人高出數倍，所以其中產階層處於絕對強勢。你家老屋也無法與三味書屋相比，你父親一農民工更與魯迅先生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你家的「房子當初建的很堅固，完全可以繼續使用五十年」，亦沒有成為文物古跡之必要，不能與德國磨坊相比，畢竟濰坊官員不是封建國王，他們可以進。「以法定方式正式提交的信息公開申請五個月以來，雖有市發改委等個別部門做肯定之回復，但其餘石沉大海」，發改委等部門已作答復，你還需要什麼信息？濰坊某些官員的態度「大大影響了您在我心目中預定的形象」，與濰坊市長有何直接關系？如果有關系的話，就理當與其上級山東省長、國務院總理亦有關聯。你怎麼不追根溯源，直指源頭，而揪住一個既不是法律法規制定簽署者，又不是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主體的市長不放呢？依師叔之見，進文同學應直接上書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因為法律法規都是他們簽署後公布施行的，全國的大小行政官員都受他們管轄的。
「作為一介布衣，恪盡公民責任，所做唯有發聲，唯有呼籲，使更多的人知道發生過的不公與不義；至於呼籲後的結果，或許更糟，或許好轉，或許難言；我所能做的只是盡我所學所能使之在盡可能多的媒體、網路及政府機關中知曉」，此話語病又犯，「在……中知曉」有明顯語病，應為「使之盡可能多地為媒體、網路及政府機關知曉。」你在吉大法學院時怎麼學的呀？雖然你是大專生，也不至於連如此簡單的漢語語法也不會運用。再有請教，你「恪盡公民責任，發聲，呼籲」是為了誰的利益？從你的字里行間和以往的所作所為，似乎只是維護你自家利益，此有自私自利之嫌，畢竟如你所言，中國社會目前是暴力、流血拆遷事件此起彼伏滋生蔓延，為何只為你自家呼籲、吶喊，而不顧及他人？古人還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胸襟，何況是今天的「法學博士」。你「所陳諸項，並無誇張或涉嫌構謗」，可許多都是捕風捉影誇大其詞，或道聽途說或人雲亦雲，沒有一句是證據確鑿，此言行怎會無誇張或涉嫌構謗？「研習法律近十年，希望並不斷呼籲以非暴力方式化解社會戾氣，推進國家漸進式民主之發展，落實法治理念，並對國家前途抱有審慎之樂觀態度。但您治下之行為恰恰與我之努力與預期相反，我甚至懷疑，您所治下之濰坊是不是要以製造一場辛亥革命的方式紀念辛亥革命」，你莫非要學做中山先生？可惜你的品德素養與中山先生相去萬里，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是為了解放天下受苦百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而你煽動不明真相網友欲發動暴亂，是為了維護一家之私。依吾之見，如果廣大網友知曉真相，是不會被你無理性地綁架於對抗政府以維護你自家私權的戰車上的。屆時，「當以叛國之名受審」者就不是濰坊市長、山東省長和國務院總理，而是學弟你了。「我可以選擇出國，可以移民，可以用腳投票，可以楚材晉用，可以獲得高薪，也可以隨波逐流」，你既然這么多選擇，可為何非揪住區區私利而不放呢？你曾向你表哥吹噓你一月工資好幾萬，可為何為了比其他村民多得不應多的補償款而不擇手段？甚至威脅說要在美國、台灣等國內外媒體上發抗議信？恐怕是外國也不會收留學弟這種反政府情緒如此濃厚者吧？也不會收留一個法學知識、文學知識如此貧乏低下，卻自以為是的人吧？也不會收留一個吃著中國政府的飯，拿著中國政府的助學金，而痛罵中國政府的學生吧？如果你繼續妄為一意孤行，那麼你的雙手肯定是沒資格投票了，至於腳能否投票，也要看你的行為是否觸犯刑律。「我決不放棄自己的家人、房子和權利。」這一句話道出了你的心聲，你應該把這句最核心最根本的話放在公開信的開頭，或讓其成為標題。你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信條，卻多次引述辛亥革命事例，「苟利自家生死以，不因禍福避趨之」，實在是愧對黃花崗72烈士的在天之靈。可別說你是吉大學士、清華碩士了，這兩所高校會因你而蒙羞！信尾用了古人的結束語，可格式不對，古人是豎書，即使今人仿古語，也應講究格式，文祺二字應在「即頌」下行後四字處。
此致（即頌）
祝安（文祺）
政治學博士後、哲學博士王賈薄律師
於2010年12月15日
時清華學堂失火後修復數日
上海大火妥善處置後數日
新中國鎮反後60年鎮壓動亂後21年

5. 請法律知識高手專家為我解答,速進!!!!

民事抄能力包括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襲行為能力

法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於法人成立,終於法人終止.
法人的民事行為能力也是始於法人成立,終於法人終止.

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分為三種情況: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無民事行為能力

宣告失蹤,是指下落不明達到2年.
宣告死亡,是指下落不明達到4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滿2年.

6. 結合行政法兩大基本原則,分析行政瑕疵有哪些表現

行政瑕疵表現有：
1．行政違法
2．行政失職
3．行政越權
4．行政濫用職權
5．事實依據錯誤
6．適法錯誤
7．程序違法
8．行政侵權
9．行政不當

一、行政違法形態界定

行政違法形態，即行政違法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是行政違法行為分類的具體化，如同民法上侵權行為形態一樣，主要具有法定性、客觀性和交叉性的特徵。（註：參見王利明主編《民法·侵權行為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0頁。）由於行政違法形態的復雜性，立法和理論上對其往往有著不同的歸類，各國也有不同的認識。例如，美國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形態主要有：（1 ）非法拒絕履行的或不當延誤的機關行為；（2）獨斷專橫、反復無常、 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其他不合法的行為；（3）同憲法規定的權利、權力、 特權與豁免權相抵觸；（4）超越法律規定的管轄范圍、權力和限度， 缺少法律規定的權利；（5）沒有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6）沒有可定案證據作依據；（7）沒有事實根據。（註：參見《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條，見行政立法研究組編譯《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行政訴訟法規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2頁。）而在英國，法院判例產生的行政違法（越權行為）形態主要有：（1）違反自然公正原則；（2）程序上的越權；（3）實質上的越權包括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的義務、權力濫用以及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註：王名揚著《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72頁。）在日本，將各種違法性或不當性的行政行為稱為行政行為的瑕疵，又將行政行為的瑕疵分為可撤銷的行政行為與無效的行政行為。（註：（日）室井力主編《日本現代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頁。）在德國，對有瑕疵的行政行為規定為：無效的行政行為、錯誤的行政行為、違法的行政行為。（註：參見《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2、44、45、46、47、48條，見《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行政訴訟法規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41頁。）在我國，理論上對行政違法的表現形式的概括也是不相同的，如有人將行政違法分為實體上的行政違法（其主要表現形式有行政失職、行政越權、濫用職權）和程序上的行政違法（其主要表現形式有手續瑕疵、形式瑕疵），還有人則提出行政違法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越權、濫用權力和侵權行為。（註：見張尚＠①主編《走出低谷的中國行政法學-中國行政法學綜述與評價》，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頁。）另外，在理論上還有行政瑕疵的提法。（註：朱進、陸春陽：《試論行政瑕疵的後果及其承受》，《安徽律師》1993年第3期，第33頁。 ）我國立法上有關於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行政訴訟法》第54條和《行政復議條例》第42條對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作了明確的列舉，但它們的規定是略有差異的：《行政訴訟法》規定的違法形態包括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履行法定職責等六種，而《行政復議條例》規定的行政違法或不當形態包括程序不足、違反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職責（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職責）、主要事實不清、適用法律（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錯誤、超越職權、濫用職權、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等。目前，人們大多以《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為准據來探討行政違法的形態即表現形式。我們認為，對行政違法（或不當）形態的探討，以這些規定為參照系還是可取的，但是又不宜完全局限於這些規定范圍，因為這些規定本身尚存在一些欠缺：如這些規定只是關於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概括而不包括行政規范性文件創制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的違法，區分行政違法的標准不一致（如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是相對於違反實體規范的行為而言的，但《行政訴訟法》以及《行政復議條例》並未規定實體違法的表現形式）。有鑒於此，我們結合現行《行政訴訟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並借鑒我國台灣學者洪家殷先生關於違法行政處分的具體形態劃分，（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 月版。在台灣，行政處分概念類似於大陸的具體行政行為概念。所謂行政處分是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台灣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這一界定與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解釋相當接近。大陸地區關於具體行政行為的司法解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將行政違法區分為行政錯誤、行政越權、濫用職權、程序違法、內容違法等幾種形態（或具體表現形式），當然每一形態中還可包括若干具體情形。

二、行政錯誤

關於行政錯誤，我們在此作一種擴大化的理解，即指行政行為在內容或形式上所表現出的錯誤。凡行政行為在事實認定上的錯誤、法律適用上的錯誤、文書記錄上的錯誤（意思表示方面的錯誤）、意思形成方面的錯誤，皆屬行政錯誤。行政錯誤又可分為下列具體情形：

（一）事實錯誤

行政行為的作出必須基於必要和適當的客觀事實，即在作出行政行為前應明確地認定相關的事實。事實的存在及其正確認定，是行政行為能夠成立的基本事實要件，是行政行為正確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事實不清，或者認定事實錯誤，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出某種行政行為的事實，或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事實，或者事實未經充分調查而確定，都應屬於行政行為在事實方面的錯誤，從而影響到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於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行政行為，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其為違法行為並否認其法律效力（《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都有明文規定）；而且《行政處罰法》第30條更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當然事實是否清楚，是通過證據來證明的。如果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證明相關事實的客觀存在以及准確性，即可認定行政行為不符合事實上的要求而構成行政違法。因此，《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對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被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在審判實踐中，對於被告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證據，或者雖提供證據卻缺乏主要證據，或者提供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的，都可歸屬於事實不符的情形。

事實錯誤的具體情形包括：第一，實際上不存在的事實或只是一種假想的事實；第二，未經調查取證或者未獲取充足證據的；第三，事實認定錯誤的。認定事實的常見錯誤有對象認定錯誤、事實性質認定錯誤、事實真偽判斷錯誤、事實的情節（如確定公民違法事實的程度）認定錯誤等。（註：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一書中關於行政處罰的事實認定錯誤部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年版， 第347—350頁。）

（二）法律適用錯誤

《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作具體行政行為。法律適用錯誤這種違法形式，只能適用於具體行政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的違法。關於法律適用錯誤，理論和實踐部門的專家學者多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認為「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是指行政主體作出行政行為時，適用了不應該適用的法律、法規規范，或者沒有適用應當適用的法律、法規規范。」（註：黃傑主編《行政訴訟法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另有人認為「實施具體行政行為違反了程序法規定，或者依據了不相適應的法律法規或條款，或者適用的法律法規或條款不是調整相應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律法規或條款。」（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頁。）還有人認為「行政主體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 沒有按法律、法規、規章的要求辦事，錯誤地援引了法律、法規、規章。」（註：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頁。）我們認為， 既然法律適用（行政管理活動中的法律適用而不包括法院的法律適用活動）是指行政主體將法律規定具體運用於各種特定的事件或者對象的活動，那麼法律適用錯誤就應是指在法律適用活動中的依據法律錯誤（包括不同的法律法規以及不同的條款）、理解法律錯誤、法律適用與具體的相應事實不相一致以及規避應適用的法律規范。至於所適用的法律范圍，人們大多認為（甚至《行政復議條例》也規定）不僅包括法律和法規，還包括規章以及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和命令（即其他規范性文件）。我們認為，在形式上仍應限定在《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法律、法規兩種形式上，不宜擴大。因為規章在行政訴訟中只能作為「參照」（並不能直接援引），對其他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則可以完全無視其規定，而且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本身必須符合法律或者法規，具體行政行為不可能完全離開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只適用行政規范性文件。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適用是否正確，判斷的依據也必須是法律、法規的規定。因此，行政機關在法律適用上應與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適用相一致。否則，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或合理公正就會有多個不同的標准，這樣必然引起行政違法認定的混亂。

關於法律適用錯誤的具體情形，人們也往往有不同的歸類，理論界眾說紛紜。如有人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適用法律法規性質錯誤；二是適用法律法規條款錯誤；三是適用法律法規對象錯誤。（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63頁。）另有人認為它主要表現為下列情形：（1 ）適用規范性文件錯誤；（2）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條文錯誤；（3）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款、項、目錯誤；（4）適用法律概念錯誤或錯誤解釋了法律概念。 （註：朱新力著《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 ）對此，根據實踐中的各種具體情形並借鑒有關學者的看法，（註：關於法律適用錯誤有人概括為十種形式，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第351—352頁。）我們將法律適用錯誤歸結為如下幾種具體情形：

其一，應適用甲法卻適用了乙法，如應適用《商標法》卻適用了《葯品管理法》；

其二，應適用效力層級高的法律規范卻適用了效力層級低的法律規范；

其三，應適用此條款卻適用了彼條款；

其四，應同時適用幾部法律或法規的規定、或者應同時適用幾項法律條款，卻只適用了其中一部法律或法規規定或者某一項條款；或者應適用一項條款，卻適用了幾項不應適用的條款；

其五，適用了尚未生效的法律規范；

其六，適用了無權適用的法律規范；

其七，適用了已經被廢止、撤銷的法律、法規及其條文；

其八，應適用特別法卻適用了一般法；

其九，規避應適用的法律條文；

其十，錯誤解釋或理解法律規定；

其十一，法律的依據與事實不相符合，如對不具備法定條件的行為人准許其從事一定的活動。

（三）文書記錄方面的錯誤

文書記錄方面的錯誤，往往是指一種明顯的錯誤，它是指行政主體主觀上所欲表達的意思與文書記錄實際表達的內容相沖突而且容易被明顯地辯識，例如誤寫、誤算、電腦錯誤等。因此，這類錯誤是意思表達方面的錯誤。對於這類錯誤行為，一般不將其作為行政違法看待，但它存在瑕疵，行政主體必須及時予以更正。如《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可隨時對行政行為中的書寫錯誤，計算錯誤以及類似的明顯錯誤進行更正。錯誤涉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得更正之；行政機關有權要求遞呈需更正之文書。」（註：行政立法研究組編譯《外國國家賠償。行政程序。 行政訴訟法規匯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頁。）

（四）意思形成錯誤

意思形成錯誤，是指行政主體及其人員在主觀意思（及其能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或者存在欠缺而影響其真實意思從而致使行政行為違法。我國台灣學者洪家殷先生認為，有關意思形成的瑕疵方面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合議制機關之組織及構成因未合乎法律上的規定，而影響其意思之決定並致使所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二是作出行政處分的公務員在意思形成上有瑕疵。（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 《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4頁。）借鑒此種分法， 我們將意思形成錯誤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組織）的意思構成錯誤；二類是行政公務人員的意思形成錯誤。

其一，行政機關的意思構成錯誤

行政機關的意思形成不符合法定的要求，如應迴避的人仍參與作出行政決定、應由合議而決定的行為卻只由首長一人決定。例如，《行政處罰法》第38條關於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規定：對於一般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具體由行政機關負責人決定；但「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集體討論決定。」如果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非經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的，則屬於意思不符合法定條件而違法，這種處罰決定應無效或者撤銷。

其二，行政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

行政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即指公務人員作出行政行為時欠缺正常的意思能力，或者因受到詐欺、脅迫或收受賄賂而影響行政行為的作出，或者行政行為的作出是基於錯誤的意思（如重大疏忽）判斷。從各國的立法及判例實踐來看，對於這類因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而作出的行政行為，並非都確定為行政違法行為而是區分各種具體情況予以區別對待。有的意思形成錯誤被認為是違法，有的意思形成錯誤則並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公務人員意思形成錯誤主要有下列幾種具體情形：

（1）行政行為基於錯誤的意思而作出。 對於此種情形是否違法不能一概而論，如在德國，一般只要客觀上與現行法相一致即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在授益行政處分中，若其結果未違反強制規定，亦非為受益人或第三人所誤導，則該錯誤基於信賴利益之保護，應不構成瑕疵之要件；惟在負擔行政處分，因其同有損於公益及私益，所以應為得撤銷。日本之通說主張，民法上有關錯誤之規定不能適用於行政處分，行政處分不得以其本身有錯誤為由，而視為無效或得撤銷，只有於其內容系不可能或違法時，始以其內容為不可能或違法為理由，決定應為無效或得撤銷，但原則上，仍依其所表示者發生效力。」（註：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86頁。）

（2）受到惡意詐欺、脅迫或收受賄賂而作出行政行為的。對此種情形，一般認為構成違法。（註：參見《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8頁。）（3 ）公務人員喪失意思能力（如無意識或精神失常）而為行政行為的。對於此種情形，由於公務人員此時已不能代表所屬機關或組織的意思，應將其認定為無效行為。

三、行政越權

關於行政越權，國內大多依《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而稱之為「超越職權」。目前關於行政越權的認識，我們認為還存在如下欠缺：

其一，只將其視為一種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在行政越權的概念界定上，從目前學者們和實踐部門的專家的理解來看，大多將其限定於具體行政行為范圍內。這些具有典型性的觀點如：（1 ）行政越權是行政主體超越其法定行政職權（許可權和權能）的違法具體行政行為；（註：朱新力：《論行政越權》，《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6頁。）（2）超越職權，指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超出了法律、 法規規定的權力范圍；（註：黃傑主編《行政訴訟法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頁。）（3）超越職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或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超越了法律、法規規定的許可權范圍或授權、委託范圍。（註：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頁。 ）我們認為，將行政越權這種違法形態僅限定在具體行政行為中，是不完全的。不僅具體行政行為存在越權之情況，而且行政立法行為（行政法規、規章的制定）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創制行為也存在超越職權的情形，如超越法定的立法許可權范圍、事務范圍、超越授權范圍等。這些情形同樣屬於違法行為並且也為行政越權的具體表現。

其二，將程序越權也視為行政越權。人們一般認為，行政越權不僅包括實體或內容上的越權，還包括程序上的越權，違反了法律規定的方式、步驟、期限等情況即屬程序上的越權。（註：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 頁；羅豪才主編《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第392頁。）我們認為， 越權是對權力及其界限的超越，它應是對實體權力或管轄權的超越，而對未按法定的程序實施行政行為的，將其歸屬於程序違法或方式違法更為妥當。

其三，將行政越權的主體只限定在行政主體或行政機關。從目前對行政越權的界定來看，各種觀點都將其在主體方面作了限定，只限於行政主體或者行政機關。我們以為，無論何種組織或者人員，只要它們無權而行使或者行使超過法定的權力及其界限，皆應屬於行政越權之范圍。

鑒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行政越權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超越法定的權力及其限度而作出了不屬於自己行政職權范圍的行政行為，或者非行政機關的組織及其人員在無法定授權或委託（或者超越授權或委託的范圍）的情況下而越權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關於行政越權的具體表現，可概括為如下幾類：無許可權、層級越權、事務越權、地域越權、內容越權、內部越權。

（一）無許可權

無許可權，是行政越權中的最嚴重違法形式，它是指越權的主體實施了根本就不具有的職權的行為，該類越權行為是一種當然無效的行為。這類無許可權的越權行為可以形象地概括為「無權行使了有權」。在實踐中，無許可權的具體情形主要有：

其一，行政機關行使了非行政權力的行為。在行政機關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存在著國家權力的分工，行政機關不得行使司法權和立法機關及其他國家機關的權力，否則即表現為無許可權。如無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對於需要強制執行的案件應當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卻自己強制執行的，就屬於此種情形；又如對於刑事案件決定是否起訴或追究刑事責任的，屬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職權，而行政機關決定不予移送司法機關查處，則屬超越了行政權范圍而行使了司法權。

其二，其他國家機關越權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行政權的行為。如人民法院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也屬「無許可權」行為。

其三，內部行政機構行使了外部行政機關的職權。如行政機關的內部科、處、室及派出機構等直接以自己的名義（有法律、法規授權的除外）對外行使職權。

其四，行政機關以外的企業事業單位、社團體和其他組織或個人在無法律法規授權或行政機關依法委託的情況下行使了行政機關的職權。

其五，行政機關被撤銷或由於被分解、合並，其行政職權已喪失或轉移後，仍以原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原行政機關的職權。行政機關喪失作為行政主體的資格後，如仍以原行政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的，就造成了一種無許可權的越權行為。

其六，受委託人的行政委託許可權終了後，仍繼續以委託行政機關的名義實施行政行為。

其七，黨組織直接行使行政權或者與行政機關共同行使行政權。黨的各級組織應依照黨章的規定進行活動而無權對公民或組織行使國家行政管理權，否則即超越了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

其八，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在未任職前或免除職務後的時間內實施行政行為。

（二）層級越權

層級越權或稱縱向越權，是指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上級或下級行使了另一方的行政職權。實踐中，層級越權主要表現為兩種具體情形：

其一，下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上級行政機關的職權。此種情形可形象地概括為「小權行使了大權」，對此類行為屬於越權並被認為違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沒有異議的。

其二，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此種情形可形象地概括為「大權行使了小權」。對該類行為是否屬於越權或違法行為，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原則上，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下級行政機關的法定職權，也應屬於違法行為。從目前立法關於上下級行政機關職責許可權的劃分來看，表現為四種狀況：一是立法明確規定職權屬於上級行政機關；二是立法只規定職權屬於該行政機關系統行使，並未區分上下級行政機關之間的職責許可權范圍；三是上下級職責許可權劃分不清；四是立法明確規定某種職權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行使。我們認為，當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了第四種情形（即屬於下級行政機關行使的法定職權）的權力時，屬於越權。雖然上級行政機關享有對下級行政機關的監督權，但並不能以此認為上級行政機關可以直接代行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這是因為：上級監督權的存在旨在避免下級行政機關的違法或矯正其違法；下級行政機關並非上級行政機關的地域代表，其設置及其許可權並非出自上級行政機關，而是來源於法律的規定；如果允許上級行政機關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那麼下級行政機關也就沒有設置的必要；另外，將會妨礙到公民救濟權的行使（上級行政機關是復議機關，而上級行政機關直接代行會使復議失去意義或者變得更加復雜）。當然，上級行政機關直接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並非絕對排除。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可以承認它的合法性。例如在德國，依據下列理由上級行政機關可以行使下級行政機關的職權：（1）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 致下級行政機關難以行使許可權；（2）上級行政機關的指令無從到達時；（3）或因情況急迫有由上級行政機關介入的必要。（註：參見洪家殷：《論違法行政處分-以其概念、原因與法律效果為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995年3月，第29頁注釋。）

（三）事務越權

事務越權，即指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或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時，超越本機關的主管許可權范圍。在我國，法律按行政機關主管事項的不同性質來確定其行政職權范圍，不同的部門有著不同的事務主管許可權。如果一行政機關超越了本部門的主管范圍而行使了應由其他行政機關行使的職權，則屬於事務越權。事務越權又可稱為「橫向越權」。如吊銷食品衛生許可證屬於衛生部門的權力范圍，工商行政機關卻作出此種行為即屬越權。在行政執法活動實踐中，行政機關超越其主管許可權的情況時有發生。

（四）地域越權

地域越權，即行政機關超越了其行政職權行使的空間范圍。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往往有著一定的地域限制，即其空間界限，行政機關只有在其管轄的空間范圍內行使其行政職權才具有法律效力，否則即屬超越地域管轄范圍而應歸入無效。這種越權一般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兩個職責相同的行政主體之間，如甲地的稅務機關到乙地稅務機關的管轄地域徵收稅費。

（五）內容越權

內容越權，主要是指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權時，超越了法定的范圍、程度等內容。內容越權的具體情形主要有：（1 ）超越法定的時間范圍（並非指超越程序上的法定期限，此種情形屬於程序違法，在此不予涉及）。例如，《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對違反該條例的行為漁政漁港監督管理機關可以扣留船長職務證書，但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在此，六個月時間即為有效的時間的范圍，否則就構成越權。（2）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圍。 即行政機關不在其法定的裁量范圍內選擇或決定。超越法定的裁量范圍包括超越法定的行為的種類（如公安機關在治安處罰中作出拘留、罰款和警告以外的處罰）、法定的數額幅度和對象適用范圍等。（3）被授權組織超越法定的授權范圍。法律、 法規授權的組織必須在法定的授權范圍內行使，否則即為越權無效行為，這類越權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後果應由該被授權組織承受。（4 ）受委託組織超越許可權委託范圍。受委託組織應當在委託行政機關所依法委託的許可權范圍內以委託行政機關的名義行使職權，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也應屬於越權行為。在實踐中，受委託組織有三種情形：一是非屬於行政機關系統的其他組織；二是屬於委託行政機關系統的內部機構；三是其他行政機關（如在沒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縣或市公安局可以將五十元以下的罰款或者警告委託鄉政府行使）。人們一般認為，受委託組織自行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後果應由委託行政機關承受。我們認為，這種將該類越權情形都視為委託行政機關的越權行為是不適當的，而應區別不同的情形。對於行政機關的內部機構越權以其所屬行政機關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的，其法律後果應由行政機關承受；至於非屬於行政機關系統的受委託組織和其他行政機關的超越委託許可權范圍的行為應由它們自己承受。

（六）內部越權

內部越權，即行政機關（或被授權組織）的內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相互間逾越職權。人們一般忽視對此種越權行為的探討

7. 阿奎那的法律思想

阿奎那？ 沒聽說過

8. 法學上的追認是什麼意思

追認權（Right of ratification）是指法定代理人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超越其行為能力與他人訂立的合同加以承認，這個合同就從效力待定變為有效了的權利。

本人通過特定的法律行為，使無權代理人、無處分權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所為的行為成為有效法律行為的權利。

追認權法律特徵

法律特徵主要有兩點：

從性質上說，追認權是一種形成權，追認行為是一種單方法律行為，對效力待定行為的承認或拒絕均取決於本人單方意志，無需徵得行為人或第三人的同意。

從法律後果上說，追認權的行使結果是使效力待定的民事行為變成有效的民事法律行為，本人的追認具有溯及力，一經追認，其效力待定的行為自始有效，使未經授權的效力待定行為與效力確定行為具有相同的法律後果。從而使本人承擔民事責任。

(8)王亦非法學擴展閱讀：

追認的成立要件

1.行為人必須以本人的名義實施了民事行為

效力待定行為的本質就是行為人代表本人（以本人的名義）實施法律行為，若行為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進行民事活動，則不存在追認問題。

2.本人必須具備行為能力

對效力待定行為進行追認時，本人必須具備行為能力。這不僅指本人在追認時必須具備行為能力，而且本人在實施民事行為時，也必須具備行為能力。

3.被追認的行為必須具備合法性

被追認的效力待定行為必須是合法行為，如果承認對非法行為可以追認的話，無異於允許行為人可以實施非法的行為，而後由本人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有違於追認制度的基本原則，並且與我國的現行法律相抵觸。但是，對於完全無效的民事行為、可變更或可撤銷的民事行為以及部分無效的民事行為，應當加以區別對待。

參考資料:追認權網路

9. 古巴比倫王國的法律有什麼比較顯著的特點

古巴比倫王國國王漢謨拉比當政時制定的成文法典,旨在維護財產私有制,全面調整自由民之間的關系,鞏固現存秩序.法典制定的確切時間不清,大概在公元前1791年或前1790年始擬,完成於巴比倫尼亞統一之後.法典包括序言、正文、結尾三部分.序言充滿神化、美化漢謨拉比的言辭.正文包括282條法律,涉及現代意義上的訴訟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內容,意在調解自由民之間的財產佔有、繼承、轉讓、租賃、借貸、僱傭等多種經濟關系和社會、婚姻關系.法典表明古巴比倫社會存在奴隸主、奴隸、小生產者三個基本階級,此外與階級關系不盡一致的等級關系.自由民之間分為有權者阿維魯和半有權者穆什根努兩個等級.前者原意是「人」,享有一些特權；後者原意可能是「禮拜」,法律地位低下.法典對債務奴隸制和高利貸有所抑制,限制對小生產者過分的掠奪,以免動搖兵源和稅源.法典對奴隸制予以嚴格保護,體現了法典的性質.結尾部分除繼續對漢謨拉比歌功頌德外,還強調法典原則的不可改變性.法典的制定標志古西亞法律制度的進步,國家的成熟.
漢謨拉比法典由序言、條文（282條）和結語三部分組成,內容包括訴訟程序、盜竊處理、軍人份地、租佃、僱傭、商業高利貸、婚姻、繼承、傷害、債務、奴隸等等.法典的基本特點：首先,它明顯地維護奴隸主階級的利益,保護奴隸制的私有制；其次,法典還保存某些習慣法殘余,例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同態復仇原則（第196、200條）和神判習慣（第2、132條）等；再次,從現代意義上說,漢謨拉比法典並未區分公法、私法（民法）和刑法,諸法合一,法律條例既從民法角度也從刑法角度來確定.
漢謨拉比法典一方面是使阿摩利人的習慣法成文化,另一方面吸收了兩河流域固有的蘇美爾、阿卡德立法與伊新·拉爾沙時代城邦立法的成果.不過,它主要還是當時社會經濟制度的產物,反映出當時社會各方面的現實.
「漢謨拉比法典」石碑上,共包括282則條文.法典是建立在蘇美爾立法原則基礎上的,其中揉和了閃族人的新發明,但他們對什麼原則屬於蘇美爾人,什麼原則屬於閃族人說法各異,因而我們最好是把它們都簡單地歸結到最有名的記載「美索不達米亞法系」的文獻之列.
漢謨拉比法典的一些法律條例： 1.倘自由民宣誓揭發自由民之罪,控其殺人而不能證實,揭發者應處死；3.自由民在訴訟案件中提供罪證,而所訴無從證實,倘案關生命問題,應該處死；5.倘法官審理案件做出判決後又更改,則應揭發其罪行,並撤消法官席位,終身不再錄用.
在漢謨拉比法典中,奴隸毫無權利可言,稍有過失即受到斷肢的可怕懲罰.此外,法典中提到了兩個法律階層:一是「人」,顯然意指貴族；另是所有其他既非「人」亦非奴隸的人,他們的法律待遇很差,但擁有某些法律權利.
漢謨拉比法典建立在兩個最著名的原則基礎上,此即「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和「讓買方小心提防」.猛一看來這兩個原則都很原始,在規定對確定的傷害行為進行賠償時(「倘人毀他人之目,則毀其目」；「倘人斷他人之骨,則斷其骨」),法典從不考慮最初的傷害是否純屬意外,而是殘酷無情地堅持讓人受到皮肉之苦和受辱.「讓買方小心提防」原則不那麼殘酷無情,但看上去不像是法律.為什麼國家應在一部法典里宣布賣方行詐不會受到懲處呢?因為美索不達米亞人頒布法律主要是為了制止爭斗,他們以為這決非毫無理由——一個總想採取暴力手段的人,如果記住不論他怎樣加害於人,都會受到法律同樣的處罰,那麼他也許會不再施暴. 至於「讓買方小心提防」原則,同樣也是為了制止爭斗,因為買方知道自己沒有權利,如果他去取鬧,馬上就會受到懲罰.正是依靠這部法典,漢謨拉比時代的巴比倫社會,成為古代東方奴隸制國家中,統治最嚴密的國家.至今,這部刻在石柱上的法律條文仍是世界上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