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過度

① 實行過限的立法舉例

（1）《唐律。盜賊律》第289條規定了盜竊罪共同正犯的實行過限，該條規定：「……其共盜，臨時有殺傷者，以強盜論；同行人不知殺傷情者，止依盜竊法」疏議對此解釋道：「謂共行盜竊，不謀強盜，臨時乃有殺傷人者，以強盜論。『同行人而不知殺傷情者，止依盜竊法』，謂同行元謀盜竊，不知殺傷之情，止依盜竊為首從」。
（2）1966年英國的「皇家訴安徒森和莫里斯」一案的批註：當兩人合謀從事一項犯罪時，彼此要對為促成這項犯罪的行為負責，包括要對由此產生的意外結果負責。至於這種行為屬於合謀的范圍還是超出這個范圍，要由每個案件的陪審團具體斷定。
（3）《羅馬尼亞刑法典》第28條規定：「（第一款）任何共同犯罪人單獨的犯罪事實不影響其他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第二款）與犯罪相關的事實雖與所有共同犯罪人有關，但只有共同犯罪人明知或預見到了該類犯罪事實時才負刑事責任」。
（4）1996年《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36條規定：「實行犯實施不屬於其他共同犯罪人故意之內的犯罪，是實行犯的過度行為。對實行犯的過度行為，其他共同犯罪人不負刑事責任」。
（5）《泰國刑法典》第87條規定「……但依犯罪之性質，犯罪人僅於其就犯罪結果之發生明知或有預見始負加重刑罰之責任，其教唆人、宣傳人、頒布人或從犯依加重刑罰之犯罪負責，亦以其就犯罪結果之發生明知或有預見為限」。
（6）《義大利刑法典》第116條第1款規定：「當實施犯罪不同於某個共同行為人所希望的犯罪時，如果結果是他的作為或不作為的結果，他也得對該犯罪負責」。

② 簡述勞動合同法立法路徑..

我國勞動法治建設的路徑
回顧近二十年來我國勞動爭議的立法，主要是針對個別勞動爭議的立法，這種針對個別勞資糾紛的立法已很難解決日益復雜的勞動關系。面對我國日趨勢增多的勞資糾紛，我國勞動法治建設的路徑在何方？是繼續加強政府幹預呢？還是通過集體談判實現勞資自治？我們認為勞動爭議的問題在於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之間的利益已經開始分化，勞資之間既有共同利益，也有沖突。由於勞資之間的力量不平衡，損害勞動者利益的情況仍十分頻繁，如何達到勞資之間的利益平衡，力量平衡才是解決勞資矛盾的關鍵。我們認為可以在如下兩方面著手，來完善我國的勞動法治建設。
(1)公權力適度介入，保持勞資力量的平衡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在現階段，由於我國的勞動者還沒有組織起來，和用人單位相比，單個的勞動者力量還無法和用人單位抗衡。在此情況下，政府仍有必要適度介入勞資領域，以維持勞資力量的平衡，但政府的介入必須是適度的，過度的干預也會破壞勞資領域的市場關系，扭曲勞資關系。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處在很初步的情況下，政府的干預一定慎重，勞資雙方能自行解決的，政府就不應界入。
國家介入的方式主要是勞動基準法的制定，即國家制定用人單位必須遵循的最低勞動標准，及對違反勞動基準法行為的監察和處罰。
由於國家的這種公共服務是有限的，勞動基準法應主要集中在保障勞動者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及最低的工資的保障，對於用人單位違反這些領域的行為應嚴厲處罰。如對於至今仍屢屢發生的煤礦安全事故，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人身安全，對於此種礦井的安全措施，政府部門應嚴厲監察，集中精力查處。
對於用人單位違反勞動合同的約定事項，應鼓勵勞動者通過調解、仲裁、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引導勞動者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畢竟行政部門的精力是有限的，勞動者的維權只能靠自己。勞動法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在這里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司法機構要堅持嚴格執行勞動法，維護法律的尊嚴，要使勞動者有信心通過司法的途徑來解決。也許個別案例的嚴格執法會損害用人單位的利益，但絕不可為了個別用人單位的利益而曲解法律，否則如果勞動者對司法途徑解決爭議喪失了信心，後果是很嚴重的，會導致惡性事件的發生。2005年在寧夏發生的王斌余因討薪而導致的殺人案就是一例。
另外對於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罷工事件，法律也應規定政府的介入權。如2002年發生的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美國政府就根據《塔夫脫-哈特利法》向法院申請要求雙方停止罷工80天進行協商。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利用這80天的「冷卻期」進行了協商達成一致，宣告這場令人矚目的勞資爭議終結[1]。這個事例也告訴我們，在罷工事件中政府是可以有作為的，但不是亂作為，而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作為。
（二）通過集體談判制度，實現勞資自治
單個的勞動者是弱小的，是無法和用人單位抗衡的。但組織起來的勞動者是強大的，是有能力和用人單位進行集體談判的。勞動者是有能力通過集體談判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因此，從長遠來看，我國勞動法治的建設不應是大力強化政府對勞資關系的干預，而是引導勞動者組織起來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勞動者權利保護的問題。
要實現集體談判，勞動者要組織起來成立工會，由工會代表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進行集體談判，在這里工會必須勞動者自發成立的，是真正能維護勞動者合法權利的。在我國《工會法》早已頒布，許多企業也早已成立工會，但問題是工會在維護勞動權益方面做的還不夠。
在最近的廣本罷工事件中，工會並沒有和勞動者站在一起，甚至工會還和罷工的工人發生沖突。這說明在這個事件中工會並沒有真正代表工人。由於我國現階段實行的一元化工會的制度，工會不存在競爭，容易脫離工人。我們認為有必要對工會制度進行改革，完善工會領導人的選舉制度，工會的領導人應由用人單位的勞動者直接選舉產生，使工會能真正代表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有了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工會，勞動者就有了和用人單位進行集體談判的基礎，如對於工資問題，勞動者的福利待遇等問題，勞動者完全可以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解決。有了工會，用人單位也不敢隨意侵害勞動者的合法利益，否則就有可能在工會的領導下導致勞動者的集體行動。
為加強勞動者集體談判的力量，應賦予勞動者罷工權，如用人單位拒絕集體談判，或不能滿足勞動者的合理訴求，勞動者有權通過罷工的方式來給用人單位壓力。當然這種罷工應是有序，是由工會組織的，而不是像廣本罷工那樣是突發性的，毫無徵兆的。
也許有人認為我國的勞動者還不成熟，還需要政府的強力介入。我們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已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已經很強烈，在此種情況下，完全可以引導勞動者組織起來，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如此，政府面臨勞資矛盾的壓力也將大大減輕，社會也將更加和諧。

③ 怎樣理解當前我國刑事立法滯後且法律條文過於原則

這說起來就不是幾句話可以表達的
還是建議你去看看有關這方面的論文
上論文網吧

④ 人的哪些行為，可以用「過度補償」來解釋

過度補償是種來很常見自的心理現象

《一個購物狂的自白》

一個電影叫《一個購物狂的自白》，講的就是女主因為小時候沒有流行的漂亮衣服穿，長大後無法自拔的購物的故事。

總結:因為以前缺的台嚴重了，導致了你現在對於這樣的東西有無限的需求

⑤ 人權的立法

人權通常是指普遍的人類權利,不論其管轄范圍內或其他因素,諸如種族、國籍或宗教。被多數國家認同的人權立法包含如下：
安全的權利：有關禁止犯罪行為，如謀殺、屠殺、酷刑和強奸。
自由的權利：有關自由的范疇，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政治的權利：有關人民的自由參政權,如抗議或入黨。
訴訟的權利：有關防止濫用法律制度，如監禁審訊、秘密審訊和過度懲罰。
平等的權利：有關公民的平等, 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福利（經濟）的權利：有關提供教育和免於遭受嚴重的貧窮和飢餓。
民族的權利：有關群體免受種族屠殺和其建立民族國家之權利。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憲政體制中，憲法一般都將人權明細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並不是憲法賦予的，憲法的作用僅僅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一種手段。在歷史上，也曾有用實證法否定人權的先例，比如法西斯政權為其種族滅絕提供合法的途徑。
馬里旦說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
自然法，為獨立於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對它的詮釋與使用在其歷史進程中千差萬別。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義包括道德理論與法學理論，盡管二者的本質在邏輯上互不相干。 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范，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准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准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西塞羅曾說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於所有的人並且是永恆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⑥ 中國法律中緩刑的意義何在緩刑是否被過度使用

中國法律中緩刑的意義及緩刑的使用現狀：

一、緩刑制度。我國刑法參考了世界各國緩刑制度的立法例，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採用了緩執行制度，也就是現今世界各國緩刑立法中比較普遍的狹義緩刑即刑罰暫緩執行制。我國刑法中的緩執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條件的暫緩執行刑罰或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

二、緩刑意義。緩刑制度是我國刑法的重要刑罰制度，它根據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這一基本的刑事政策而確立，是刑罰制度運用的具體化。緩刑的適用，既表明了國家對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行為的否定態度，同時又體現了對犯罪分子適當的寬大政策，在維持原判刑罰效力的基礎上給犯罪分子以改過自新的機會，有利於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體現我國刑法的人道主義精神。
1、緩刑制度可以克服短期自由刑的不足，使罪行較輕的罪犯不受監獄中惡習的感染。這有利於達到刑罰的特殊預防的目的。
2、緩刑可以使罪犯免遭關押，使其不脫離家庭和所從事的工作，從而避免了因執行刑罰而帶來的諸如名譽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影響，有利於社會的安定。
3、緩刑制度有利於促進罪犯的再社會化。監獄的封閉環境和正常社會生活環境相差甚遠。監獄行刑的最終目的是要將罪犯改造成為能適應正常社會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而實際上將罪犯監禁於一個脫離正常社會生活的環境中，同時卻希望他們將來出獄後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這是很難的。緩刑對罪犯不進行監禁，而是放在社會上，在不影響其正常社會生活的情況下，對他們進行一定的監督考察，這就不存在再社會化的阻礙，有利於實現刑罰的社會化。
4、緩刑符合刑罰經濟原則。緩刑制度可以減少監獄行刑的許多環節和投入，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可以充分利用監獄現有的資源，去監管改造那些必須在監獄中服刑改造的罪犯。

三、緩刑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1、職務經濟犯罪緩刑適用率偏高。據統計安徽省定遠縣法院2006年以來因職務犯罪被判處刑罰的總人數中，適用緩刑的比例超過55%，盜竊罪適用緩刑的比例僅9%，兩者相比，相差較為懸殊。盡管職務犯罪適用緩刑比例高存在一定的客觀原因，但如此高比例的緩刑適用率，難免在社會公眾心目中造成「官官相護」的印象，而且與民眾對貪官的痛狠之心相悖甚遠。
2、民事賠償或罰金執行程度的影響較明顯，緩刑適用具有一定功利性。在審判實踐中將附帶民事賠償部分是否履行以及罰金是否執行到位作為決定適用緩刑的條件之一的現象較為普遍，以金錢的付出作為犯罪分子悔罪表現的衡量依據之一，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這種做法極易誤導「錢可贖罪」、「以罰代刑」的觀念盛行，使緩刑成為有錢人的「護身符」，損害了法律的公平、平等和法院的威信。
3、不利於改造罪犯和罪犯再社會化。刑事審判中，對輕緩刑事案件，尤其是那些社會危害性已消除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通過撤案、取保侯審、不訴等方式予以從輕處理，而我們卻要予以逮捕、判刑，堅持走三道工序，其結果是導致加害人對社會失去信心，甚至產生報復情緒，有的在羈押期間又被交叉感染，為日後重新犯罪埋下隱患。
4、不利於被害人權益恢復和補償的最大化。絕大部分輕緩刑事案件由糾紛、爭執、一時沖動引起，一旦予以逮捕、判刑，致使被害人或因得不到賠償而陷入生活困難，或因害怕加害人出獄報復而終日提心吊膽。有的加害人因被羈押或入獄服刑而發生人格扭曲，其家人特別是子女也因此失去照顧，因而達不到被害人權益恢復和補償的最大化。此外，輕緩刑事案件大多侵犯的是個人利益，對社會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損害較輕，因此我們運用公權力的重點應放在促進被害人權益恢復和補償的最大化上，同時兼顧社會利益和公共秩序，而不是通過對加害人施實刑罰來恢復社會公共秩序。
5、判決宣告及執行緩刑公開宣告不到位，不利於對緩刑人員的監督管理。法院在宣判時只是簡單宣告對某犯罪分子適用緩刑及緩刑的考驗期限，但對緩刑的意義以及在緩刑考驗期間應遵守的行為規范沒有明確告知，以致有的被告人對於緩刑的實際含義並不十分清楚。此外根據刑法規定，執行緩刑和解除緩刑都應當向犯罪分子本人、其所在單位或居住地的有關群眾宣布，但實際上公安機關對此項工作大多無暇顧及，對這一規定的執行情況並不完全徹底，有的只是針對部分被告人所在的學校或者單位進行執行緩刑的宣告，對一些沒有單位的被告人沒有向居住地的基層組織或有關群眾公開宣告；有的雖然在執行緩刑時進行了公開宣告，但在緩刑考驗期滿時未進行「原判刑罰不再執行」宣告，也未向法院反饋有關執行情況。

⑦ 請問，這是發展新行業嗎為什麼國家不立法呢

我想問一下這是發展新行業嗎？為什麼國家不立法呢？那這個可能還是沒晚上沒登完事兒之後國家自然會立法。

⑧ 我國法律如何體現以人為本的立法原則人民網

一般看來，法律總是與權威尊嚴聯系在一起的，決定生殺予奪，裁判是非曲直，體現著規范和約束、強制和服從，它是冷峻的、鐵面無私的。但這並不是法律的全部，法律不代表冷漠，它限制人，但本質是為了人、保護人，以維護人的根本權利為出發點。
為什麼在執法、司法活動中會出現「冷、硬、橫、推」現象？往往在於注重了法律的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另一個方面，要求公民履行義務多，主動保護公民權利少；講方便執法多，講方便群眾少；處罰制裁多，提供服務少；硬性管理多，說服疏導少，表面上看起來完成了執法任務，有時卻法了事不了，案平理難平。要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需要進一步加深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
法律體現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法律的精髓，就是以人的權利為本，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法律中表現為：主權在民，即充分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權保障，即切實保障公民的各項法定權利；權力制約，即對公民，法不禁止即自由，對管理者，法不授權不得為；法律平等，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至上，即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這就要求在執法、司法工作中始終樹立和堅持以人為本理念，增強群眾觀念，規范執法行為，做到執法與服務結合、懲罰與教育互濟、打擊與保護並重、結果與手段相當。要防止過度依賴強制手段，多運用說服教育、調解疏導等非強制手段，寓執法於服務之中，融處罰於教育之中，提高執法水平，消解執法沖突，克服執法的簡單化、粗糙化傾向。
法律彰顯公平正義。自古以來，人們都把法律看作公平正義。法律的公平正義包含：結構正義，每個人在邏輯起點上的平等性；分配正義，在社會成員之間公平地分配社會發展成果和社會合作所產生的負擔；救濟正義，就是司法公正。如果立法不公，就意味著社會正義計量器的定盤星錯位了；執法如果不公，就意味著社會正義計量器的刻度是因人而異的。執法、司法工作的本質就是守護正義，這就要求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理念，維護法制統一，堅持公正執法，面對事實要至尊，面對證據要求實，面對當事人要至善，面對法律要至愛，培養不屈從、不迎合、不偏袒、不昧心、正直善良、弘揚正義的道德情操。
法律促進社會和諧。法律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化解矛盾，維護和實現社會和諧。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糾紛，而是要有良好的矛盾解決機制，使之解決速度快，發生數量少，解決效果好。具體而完備的法律規范，是各種矛盾糾紛解決程序的制度設計。執法、司法工作者的責任，首先就是用法律引導人們的行為，減少矛盾發生。法律具有其它社會規范所不具有的最明確的指引功能，包括授權性規范、義務性規范和禁止性規范，通過這些規范告訴社會成員有權做什麼，必須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從而引導人們的行為；其次是用法律有效處置和消除矛盾糾紛，建立暢通的訴求表達機制、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安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有效的矛盾疏導機制、敏感的社會預警機制，在法制狀態下，通過調解、仲裁、審判等方式，依法解決糾紛，直接為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⑨ 美國選舉後過度政府還有哪些權力

這個電影可以去網路搜索一下相關的資料或者去查找一些相關的書籍都是可以的

⑩ 人大主導地方立法的程序有哪些

一、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的認識

自1979年地方組織法賦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以來，地方立法為國家立法積累了有益經驗，為地方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對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有效實施，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30多年的地方立法實踐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社會管理事務的日益復雜和民眾需求的多元化，社會各方面對立法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行政部門主導立法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法效率，滿足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對立法的需求，但由此產生的部門利益法制化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地方立法質量的提高。為適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修改後的立法法從法律層面上對我國現有立法體制機制的完善作了頂層設計，強調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發揮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而言，充分發揮在地方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用好、用足、用實立法權，既是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本質要求，也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應有之義，是立法工作與時俱進適應改革發展的迫切需要。

我們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的主導作用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層面：一是在立法總體思路上統籌考慮。在黨委的領導下對立法工作進行通盤考慮、總體設計，突出人大統領立法工作全局的作用，緊緊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來謀劃和組織立法工作，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及時性和系統性，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二是在立法具體環節上統籌協調。在立項、起草、審議、修改等各個環節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資源，牢牢把握立法進程，既充分調動政府、社會等有關各方的積極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又要防止部門利益干擾，樹立立法機關的權威性。三是在法律制度設計上的決策主導。對法規中涉及公民有關權利、義務的確定，執法主體權力、職責的設置，以及具體法律責任條款的設定等內容，在把握合法性、合理性原則和進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敢於決策，善於決策，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主導作用發揮的現狀及問題

（一）對地方立法工作統籌協調不夠。從當前地方立法實踐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無論是在立法的總體思路、頂層設計方面，還是在立項、起草、審議等立法具體環節方面，統籌協調作用發揮不夠。

1．對立法與改革關系的處理統籌考慮不夠。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法律法規數量較少，而改革發展的任務重、時間緊，因此這一時期的改革更多的是「先破後立」，往往是改革實踐走在前面，然後通過立法來確認、鞏固改革成果。這種「先改革、後立法」的總體思路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建設，推動了改革發展進程，但也存在嚴重弊端，比如，一些改革措施的「良性違法」得到認同並體現在法規具體條文中，出現了立法者「闖法律紅燈」的現象。現在，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新常態下，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後，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很少有法律的空白領域，因此，如何統籌處理立法與改革的關系，實現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是地方人大面臨的重要課題。

2．對人大與政府在立法中的角色定位統籌考慮不夠。地方人大對哪些事項必須由人大立法，哪些事項可以由政府制定規范性文件，統籌考慮得不夠。立法實踐中有的時候存在一些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地方政府卻制定了規范性文件，規避了人大立法程序；有的不是必須制定地方性法規，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就可以滿足實際管理需要的事項，最後卻進入了人大立法程序，立法資源被過度使用導致「繁法擾民」。

3．對立法隊伍建設統籌考慮不夠。長期以來，人大及其常委會比較注重人大立法工作專門機構的建設，而對人大代表、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立法能力建設有所忽視。在抓立法隊伍建設的時候，往往更注重專門機構的設置和專業力量的配備，對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立法培訓不夠重視，直接影響了法規審議質量。另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會、政府對本地區政府法制隊伍建設也統籌考慮不夠。一些由人大組織專題教育培訓、法制講座、立法研討會等活動，邀請政府法制部門參與的並不多；平時交流更多的是業務往來，人才互相交流的渠道不暢通，立法工作中的新動態、新要求、新思路等信息共享不夠，等等。

（二）對確定具體立法項目的主導不夠。從立項工作的實際情況看，人大被動「等米下鍋」的現象較為普遍。政府及其部門對一些工作中亟需或者涉及本部門切身利益的立法項目，爭先上報；而對一些涉及多部門且分歧較大或者復雜利益關系、社會矛盾集中的立法項目，往往積極性不高，無法立項。雖然在立項的程序上，要求擬列入年度立法計劃中的項目須是經過充分調研論證，具備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並經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討論通過後才能確定,
但由於在立項的前期環節，人大主動調研不夠充分，缺乏有效的工作機制和專門的信息渠道來全面系統地掌握社會立法需求，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府及其部門立法積極性的制約和影響，導致制定的立法規劃計劃往往更多是各部門立法建議項目的簡單拼盤匯總，或是平衡各部門意見後的妥協結果。

（三）對法規起草工作主導不夠。目前，大多數法規草案是由政府部門起草，人大自主起草的法規草案比重偏低，且多數是涉及人大履職、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立法項目，涉及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較少。雖然政府有關部門長期在一線從事相關具體工作，在其工作領域對相關業務更為熟悉，在法規起草上有一定優勢，但是行政機關受其許可權和視角的影響，往往將立法的注意力集中在強化行政管理職能上，而忽視全局利益和社會利益，存在部門利益傾向；一些綜合性較強、需要多個部門聯合起草，或者社會矛盾比較集中、各方意見分歧較大的項目，部門經常互相推脫，不願意牽頭起草，導致一些重要法規遲遲不能出台。

（四）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發揮不夠。從目前人大代表參與立法的現狀來看，代表作用發揮得仍然不夠理想。一是代表議案和意見建議及時轉化為立法規劃計劃的數量非常少。二是立法過程中代表參與立法的廣度和深度不夠。邀請代表參加立法調研、論證、聽證等活動不足，特別是基層人大代表表達意見的途徑有限，難以實質性參與立法活動；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的效果不夠理想，確定列席代表名單時沒有綜合考慮代表的專業特長、職業特點等，導致難以提出高質量、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存在「重意見收集、輕處理反饋」的問題，影響了代表參與的積極性。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主導作用發揮方面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對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認識不夠，立法制度的頂層設計還不完善，科學合理的立法工作機制有待健全，立法隊伍建設相對滯後等等，但其中一個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大主導立法能力不夠，與立法任務不相適，主要表現為：一是作為立法主體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在結構上需要進一步優化。兼職委員多、專職委員少，由於兼職委員一般都有繁重的本職工作，很難投入更多精力用於立法工作。其次，專業人才數量較少，尤其缺乏精通法律、財經等方面的人員。二是專門委員會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組成人員專業構成不合理，法律專業人員偏少；來源單一，大多是領導幹部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專家學者和基層人員偏少；兼職委員較多，不能保證經常參加立法調研和審議活動。三是當前地方立法工作隊伍建設存在一些問題。有的立法工作者對實際情況特別是基層情況和人民群眾意願了解不夠，不能擺脫部門利益的掣肘；立法工作隊伍建設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幹部知識結構單一、年齡結構偏大，幹部隊伍流動緩慢，進出通道不暢等等。

三、新形勢下發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主導作用的路徑和措施

在新起點上發揮好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要著力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根本，抓住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這個關鍵，突出立法工作機制的健全完善這條主線，強化立法隊伍建設這個根本保障。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

黨對法治的領導，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領導立法。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就是要確保黨的主張通過國家立法機關，按照法定程序轉變為國家意志，使之成為全社會一體遵循的行為規范和准則。因此，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必須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主導作用；越是堅持黨的領導，就越能有效地發揮人大的主導作用，保證立法正確的政治方向。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需要不斷完善黨委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凡立法工作規劃、年度立法計劃、重要的立法項目以及立法隊伍建設等，都要及時通過常委會黨組向黨委請示匯報，積極爭取黨委的支持。凡立法中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決策權在黨委，必須由黨委討論決定，以確保重大立法決策體現黨的主張和人民的共同意願。有些問題雖不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但社會高度關注、各方面意見分歧較大、無法協調形成共識、利益博弈難以平衡的，也應當由常委會黨組向黨委報告，由黨委決策。

（二）抓好統籌協調是關鍵

一是統籌協調立法與改革相銜接的關系。對各方面提出的改革思路和措施，主動從立法上研究可行路徑和解決辦法，確保改革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同時，突出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對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時上升為地方性法規；對現行地方性法規規定與改革決策不一致的，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需要法規授權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改革的方向確定了，但具體怎麼改、制度怎麼設計還沒有成熟意見的，應當有一定的前瞻性，為將來的改革發展預留空間。

二是統籌協調人大與政府在立法中角色定位的關系。進一步完善與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立法工作聯系溝通機制，對立法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重大事項，加強與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協調溝通，特別是對法規草案涉及的管理體制、職責分工、機構編制、預算安排等存在重大分歧的，要認真研究、協調，有的問題可以讓政府先行協調，提出方案；或者引入第三方評估，向黨委請示報告，由黨委決策。

三是統籌協調人大法工（制）委與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作用發揮的關系。加強法工（制）委與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的協調配合，發揮「統」與「專」兩個優勢，做到1+1＞2。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開展立法調研活動，應當有針對性地邀請法工（制）委參與，以便於提前了解法規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法工（制）委在法規草案進入常委會一審之後，應當邀請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參與對法規草案的修改和調研活動；審議法規草案時，邀請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成員列席會議。

（三）完善工作機制是主線

1．完善立法選項機制，牢牢抓住法規立項的主動權

一是拓寬立法項目來源。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人民群眾立法需求以及上位法制定修改情況，及時收集相關立法信息，加強立法調研，梳理、研究提出計劃建議項目。廣泛向社會公開徵求立法項目，更多地向常委會組成人員、人大代表、下一級人大常委會、基層立法聯系點、社會組織等徵集立法項目。

二是加強立法項目的評估論證。建立完善立法選項評估論證制度，加強與有關方面的溝通聯系，科學確定立法項目。在聽取項目提出單位關於項目調研論證情況的報告後，組織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常委會立法顧問及有關專家學者等，對建議項目的立法依據、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法規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社會效果等進行評估論證。

三是重視人大代表提出的立法議案和建議。不斷完善代表議案、建議與立法規劃計劃編制相銜接的機制，將關系本地發展大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條件相對成熟的立法建議項目優先列入立法計劃。同時，建立完善相關機制，為人大代表參與立法創造條件。

2．完善法規起草機制，把握法規起草的主導權

一是逐步提高人大自主起草法規的比重。進一步充實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的立法力量，拓寬人大自主起草法規的范圍，逐步提高自主起草法規比重。建立由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規草案制度，對法律關系復雜、涉及面廣、協調難度大的立法項目，還可以吸收人大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團體等參與起草。同時，也應注重藉助外力，對法規中涉及管理體制、機構編制、部門職責、經費保障、執法隊伍等方面的內容，要充分聽取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意見；對法規中專業性較強、需要調研論證的內容，可以委託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等研究，為立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完善委託第三方起草法規機制。對部分專業性、技術性較強或者涉及多個執法主體和不同利益群體、立法難度大的立法項目，可以採取委託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社會團體起草的形式，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工作中的智囊作用。同時，為確保委託起草的質量，人大要全程參與委託起草過程，向受託單位明確立法宗旨、基本思路和原則，並及時就起草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加強指導。

三是完善人大提前介入法規起草機制。現階段，考慮到人大立法力量有限，政府在立法工作中仍將發揮重要的基礎和支撐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立法項目，多數法規草案的起草工作還是應當由政府法制機構及相關部門承擔。在這種情況下，相關專門委員會、法制工作機構要提前介入到法規的起草工作中，對法規草案內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及時進行指導。同時，及時掌握立法進展情況，對起草中涉及的重點、焦點、難點問題進行指導和協調，把在起草過程中發現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在法規草案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之前。

3．完善法規草案審議機制，提高審議質量

一是加強專門委員會審議。有關專門（工作）委員會應發揮「專」的優勢，把握好法規草案審議的第一道關口，對立法的必要性、成熟性、可行性進行充分調查、論證和研究，解決立不立法、能不能立法的問題；同時對法規草案涉及的重要制度、工作機制等問題，特別是起草階段各方意見不一致的問題進行研究並提出意見。法制委要注重發揮「統」的作用，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意見進行統一審議，重點調研、審議法規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規范性問題，並在審議結果的報告中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見以及意見吸收情況。

二是改進常委會審議。首先，合理劃分常委會會議一、二審的重點內容。一審應側重審議立法必要性、可行性，重要制度設計的合理性，以及是否與上位法相抵觸等問題；二審應側重審議法規草案的修改情況，包括意見的吸納情況、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分歧、各方面的協調共識等問題。其次，改進審議程序。綜合考慮法規草案的社會關注度、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意見等因素，增加「隔次審議」，保障有充足的時間開展調研論證和對法規草案進行修改完善。同時，在審議的形式方面，除了採取分組審議外，還應選擇社會關注度高、利益關系復雜的法規，對其中主要問題召開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進行審議，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充分發表見解。

三是探索開展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重視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職能，可以每屆選擇一兩件關系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法規，在常委會審議後適時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4．完善人大代表參與立法機制，拓寬人大代表參與立法渠道

在編制立法規劃計劃時，充分聽取和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見。確定年度立法計劃時，將代表議案和建議、批評、意見中相對集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重要依據。組織開展立法調研、聽證、論證、修改、評估等活動，邀請相關專業領域的人大代表參加，增加一線代表、基層代表參加活動的數量。設立人大代表法制專業小組，結合代表的職業和自身興趣、專長，圍繞常委會年度立法計劃，有針對性地組織代表參與地方立法工作。完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專門（工作）委員會會議制度，增加列席人數，擴大列席范圍。

5．完善公眾參與立法機制，擴大公民有序參與立法

一是完善公民參與立法的制度措施。完善公民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制度，拓展旁聽人員范圍，增加旁聽人員名額；探索實行立法聽證的簡易程序，根據實際情況，務實、靈活、多樣地進行立法聽證，可以請進來，可以走出去，可以一對一地聽、一對一地反饋，也可以集中聽取、集中匯總通報；完善立法基層聯系點工作機制，在下級人大常委會、高等院校、社區等設立立法基層聯系點，更直接、更便捷地了解基層組織和人民群眾對地方立法的需求。

二是改進法規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的方式方法。在公開徵求法規草案意見建議時，一並公布法規的立法背景、法規中擬解決的重點問題、擬採取的立法措施等內容，增強針對性。在徵求意見的形式上，廣泛通過報刊、電台、電視、網路、手機簡訊和立法官方微博等媒體和現代通信手段發布公告、消息和公益廣告，公布法規草案，引導社會公眾關注和討論。此外，還要探索建立社會公眾意見吸納情況反饋機制，及時向社會公布意見吸納情況，並實行獎勵制度，激發公眾參與立法的熱情。

三是重視發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在立法中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完善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參與立法的相關機制，拓寬參與主體，擴寬參與途徑，增加參與實效。在參與主體方面，綜合考慮可行性、代表性和時效性等方面因素，把自願報名、隨機抽樣和指定參與等方式結合起來，拓寬參與主體的覆蓋面，增強參與主體的代表性和均衡性。在參與途徑方面，除了發送書面徵求意見函，還可以組織召開立法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說明會和立法評估等活動，使參與主體能充分表達其意見主張。在成果的運用方面，對意見建議原汁原味整理並形成書面報告，逐條逐項加以研究，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對能吸收的意見充分吸收，並及時予以反饋。

（四）加強隊伍建設是保障

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導地位的實現，還有賴於建設一支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立法隊伍。適應新常態下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必須全方位、多途徑、多渠道加強立法工作隊伍建設，為人大發揮立法主導作用提供人才保障。

一是強化立法力量配備。首先，增加具有法律理論水平和法治實踐經驗的常委會組成人員比例和法制委委員比例，逐步提高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比例，充實各專門（工作）委員會中經濟、法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專業人員，注重從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負責人中優先考慮組成人員人選。其次，加強立法工作機構建設，充實立法工作人員，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基層幹部、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專家中選調、招錄既懂法律又了解基層情況的立法工作者制度。

二是強化立法工作人才培養機制。強化立法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通過培訓進修、掛職鍛煉、出國（境）研修、理論研討等多種形式培養立法工作人才。鼓勵立法工作者多到基層調研，拓寬立法工作者基層鍛煉渠道，除到其他黨政機關掛職鍛煉外，也可以選派立法工作者到院校、企業、社區等見習、掛職。

三是強化立法工作人才交流機制。建立完善幹部輪崗交流機制，形成立法、執法、司法三支幹部隊伍交流方案和舉措，暢通立法機關與黨委政府及其部門的幹部交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