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歷史背景

❶ 時代背景下,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老師，為什麼你有政治家的思維
老師，我很仰慕您的才學。這是天賦，還專是努力的結果。
過獎了。屬
我們都是照本宣科，
年復一年地重復老一套。
都是抄襲、復制前人公開的文獻資料、教程、書籍。
我們都沒有啥子真正的發展，
不也就是剪刀加漿糊，
拼拼湊湊，
剪剪貼貼，
改頭換面，
糊弄你們罷了。
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博士導師，
一直到特級大師，
不都是如此嗎。

❷ 在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大學生應該如何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念,提高

當前大學生應該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念，提高自身素養，豐富知識，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❸ 四個全面的時代背景

最重要的背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已經近在咫尺，黨中央考慮怎麼樣才能夠把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答完成得更好。通過深入總結了2002年以來到現在十多年的時間，經歷了幾屆中央領導集體持續的努力，在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這個問題上所積累的經驗，同時結合本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十八大以後兩年多的實踐當中對這個問題的繼續探索和思考，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相繼提出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關於全面依法治國的歷史性決定，又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全面總結了反「四風」、反腐敗的最新經驗而得出的需要全面從嚴治黨，在這一系列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把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後來的十七大、十八大把它改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把這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幾代領導集體共同積累的經驗和規律加以整合，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❹ 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處理重要和地方的關系，也要按照法治的原則來進行。

❺ 我國依法治國方針提出的經濟背景是什麼

滿意答案好評率：25% 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

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1996年3月全國人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確定為治國方針；同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再次作出決議。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深刻影響世紀之交我國建設與發展的大事。從理論上弄清，在實踐中處理好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法治」是對「人治」而言的。由於我國歷史上法治傳統薄弱，解放後幾十年來我們又對法治重視不夠，為之付出了沉重代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人們法治意識逐漸提高，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客觀形勢進一步呼喚法治。十多年來，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和積累的問題說明，發展經濟和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能夠化解和緩和許多矛盾，但還有許多矛盾只有靠法治才能解決。這是由於法律具有規范化、制度化的效能，它通過規范各相關主體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能夠從根本上最終回答和落實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如何合理、有效和安全地解決社會矛盾問題。正因為法律具有如此效能，所以當中央提出「依法治國」方針後，很快就被廣大幹部和群眾所接受。但從全國看，發展並不平衡。「依法治國」尚須進一步強調。

「精神文明」是相對「物質文明」而言的。歷史上任何一種類型的社會，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否則物質文明就不可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更高形態的社會，當然更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內容很廣泛，它包括教育、科學、思想、道德和文化。其中最關鍵、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和道德。思想道德是與社會發展和要求密切關聯的，是分層次的，有的是少數人可以做到，有的則要求絕大多數人必須具備。少數人做得到的，國家可以提倡；要求多數人做到的，則要形成一定的大眾輿論壓力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形成規范。對於純屬道德領域的行為，不可要求過急，更不可施以法律強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思想道德以及黨風政風方面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特別是我們正處在體制轉軌過程之中，解決這些問題就顯得更加緊迫。社會主義思想不是自發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重在建設。當前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已作出的決議更具有操作性，真正變成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實際行動。

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息息相關、聯系密切。二者都是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改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下提出的；二者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並為之服務；二者在內容上相互滲透，密切關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依法治國的基礎，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保障；依法治國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指出二者的共同點，並不是抹煞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區別。依法治國主要靠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和執行法律；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則是思想道德。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法律貫徹靠他律，有剛性特點；而思想和道德則主要靠自律和社會輿論的壓力，特點屬柔性。在實踐中，二者應相輔相成，有機結合，不可偏廢，更不能相互貶低或排斥。不認識和處理好二者的辯證關系，理論上各執一理，實際中相互排斥，勢必陷入我國歷史上「法治」還是「德治」無休止的爭論之中。這是一切有識之士所不願看到的。

既然依法治國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建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那末，二者就必然會在體制改革和完善制度過程中相交匯，從而自然地提出制度文明建設問題。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問題。他指出：「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黨的十三大還專門為政治體制改革作了決定。但由於種種原因，這方面的改革滯後了。我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某些行政機關執法不嚴，某些司法機關司法失衡，一些官員和公職人員貪污腐敗屢禁不止，對國家權力監督不嚴，人民群眾有一定程度的不滿等等，無不與此有關。現在，當黨和國家進一步提出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時，我們就應以此作為切入點和契機，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或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目標，響亮地提出建設制度文明，穩妥、安全地把政治體制改革向前推進，更好地實現振興中華的目的。

❻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❼ 依法執政的時代背景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領導方式，在執政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執政方式，包括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歷史任務、黨自身的狀況等都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執政碰到的第一個新情況，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現代中國走向經濟繁榮的必然選擇，20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新情況對黨的執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它不僅促使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活動的主體、利益分配方式多樣化，而且對文化、人的價值觀念等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條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國內來看，體制改革造成利益關系的新變化，提出了許多緊迫的新任務。比如，如何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東西部差距，都是非常重要而十分艱巨的任務。從國際來看，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對中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特別是強權政治和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對中國的壓力，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是一個新的考驗。這些都需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三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比較直接，其中政策在執政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客觀上要求黨依法執政，把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執政方式的改變，使黨在執政問題上直接面對的問題是：黨的執政觀念能否及時改變，黨的執政能力能否 適應這一要求而提高。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是通過實踐探索，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中國共產黨提出要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進步、對國家發展的高度責任感。這不僅關繫到中國共產黨能否長期執政，而且關繫到能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關繫到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而依法執政能力建設正是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呼之而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總結過去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方面的經驗教訓，不斷改革、不斷創新、不斷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明確提出了堅持依法執政、不斷提高執政能力的思想。這反映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對黨的執政活動的內在要求。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正是基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方位所發生的變化，在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從完成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出發，明確提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