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法治
A. 鄉土中國無為政治核心觀點
《鄉土中國》之(10)：無為政治
作者：費孝通
論權力的人多少可以分成兩派，兩種看法：一派是偏重在社會沖突的一方面，另一派是偏重在社會合作的一方面；兩者各有偏重，所看到的不免也各有不同的地方。
從社會沖突一方面著眼的，權力表現在社會不同團體或階層間主從的形態里。在上的是握有權力的，他們利用權力去支配在下的，發施號令，以他們的意志去驅使被支配者的行動。權力，依這種觀點說，是沖突過程的持續，是一種休戰狀態中的臨時平衡。沖突的性質並沒有消弭，但是武力的階段過去了，被支配的一方面已認了輸，屈服了。但是他們並沒有甘心接受勝利者所規定下的條件，非心服也。於是兩方面的關系中發生了權力。權力是維持這關系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壓迫性質的，是上下之別。從這種觀點上看去，政府、甚至國家組織，如果握有這種權力的，是統治者的工具。跟下去還可以說，政府、甚至國家組織，只存在於階級斗爭的過程中。如果有一天「階級斗爭」的問題解決了，社會上不分階級了，政府、甚至國家組織，都會象秋風里的梧桐葉一般自己凋謝落地。——這種權力我們不妨稱之為橫暴權力。
從社會合作一方面著眼的，卻看到權力的另一性質。社會分工的結果每個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分工對於每個人都有利的，因為這是經濟的基礎，人可以較少勞力得到較多收獲；勞力是成本，是痛苦的，人靠了分工，減輕了生活擔子，增加了享受。享受固然是人所樂從的，但貪了這種便宜，每個人都不能自足了，不能獨善其身，不能不管「閑事」，因為如果別人不好好的安於其位的做他所分的工作，就會影響自己的生活。這時，為了自己，不能不幹涉人家了。同樣的，自己如果不盡其分，也會影響人家，受著人家的干涉。這樣發生了權利和義務，從干涉別人一方面說是權利，從自己接受人家的干涉一方面說是義務。各人有維持各人的工作、維持各人可以互相監督的責任。沒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著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可是這有什麼保障呢？如果有人不遵守怎麼辦呢？這里發生共同授予的權力了。這種權力的基礎是社會契約，是同意。社會分工愈復雜，這權力也愈擴大。如果不願意受這種權力的限制，只有回到「不求人」的境界里去做魯濱生，那時才真的頂天立地。不然，也得「小國寡民」以減少權力。再說得清楚些，得拋棄經濟利益，不講享受，象人猿泰山一般回到原始生活水準上去。不然的話，這種權力也總解脫不了。——這種權力我們不妨稱之為同意權力。
這兩種看法都有根據的，並不沖突的，因為在人類社會里這兩種權力都存在，而且在事實層里，統治者、所謂政府，總同時代表著這兩種權力，不過是配合的成分上有不同。原因是社會分化不容易，至少以已往的歷史說，只有合作而沒有沖突。這兩種過程常是互相交
B. 以提綱形式梳理《鄉土中國》
1、《鄉土本色》。該章大抵是全書的總論。「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這一章中，費孝通將中國社會的基層定義為鄉土性的。
2、《文字下鄉》與《再論文字下鄉》。這兩章說明了一個問題——鄉土社會不用文字絕不能說是「愚」的表現。
文字是人和人傳情達意的過程中受到阻隔的產物，但在鄉土社會中，「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為什麼舍比較完善的語言而采文字呢？」其實，還有更多的不需要聲音和文字參與的「特殊語言」可用來作象徵的原料，如表情、動作等，它們比語言更有效。
6、《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和《名實的分離》，講的是四種權力。關於鄉土中國的權力結構，該書在《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和《名實的分離》三篇中分別加以闡述。
C. 與法律基礎）《鄉土中國》的作者是誰
《鄉土中國》的作者是費孝通先生。
D. 鄉土中國中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概念是什麼與法律規則有什麼不同它們分別是哪一種秩序的產物
鄉土中國中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概念。與法律規律有所不同，中國是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回。
法律是由答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的規范體系。
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國家的統治工具。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
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為其法律的基礎。
法律通常是指由社會認可國家確認立法機關制定規范的行為規則，並由國家強制力（主要是 司法機關）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 約束力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社會規范）。
E. 「鄉土中國」的法學問題：為什麼嚴格按照法律會產生「法學問題」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物
有問題才有爭議
法律也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
法律將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法律也應當與時俱進，隨著社會的實際變化而變化
F. 鄉土中國禮治和法治的區別
費孝通老先生的《鄉土中國》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冊，讀起來卻極有味，費老先生對鄉土中國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滿字里行間。讀罷此書，受益無窮。
不過在該書關於《禮治》這一個章節，讀了後，還有稍許不同感受。
該章節首段摘錄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其實這個對稱的說法並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
由此費老先生推論出說：
這樣說來，人治和法治有什麼區別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對面，意思應當是「不依法律的統治」了。統治如果是指社會秩序的維持，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麼力量就可以維持，人和人的關系可以不根據什麼規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據法律，根據什麼呢？望文生義的說來，人治好象是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的意思。我很懷疑這種「人治」是可能發生的。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對於費老先生提出的禮治說法，我覺得頗有道理，以此來表述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也無不可。關鍵是，費老先生對於法治的理解，我認為有所偏頗了。
中國傳統社會有沒有法律？中國當代社會有沒有法律？都不能說沒有，但是中國的歷史上也好，現當代也好，能稱得上法治社會嗎？肯定不能。那麼假如承認費老先生所謂中國的傳統統治模式是禮治，那麼當代社會還是禮治可以概括么？顯然不再像費老先生所說：「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而能解釋了。
G. 《鄉土中國》這本書誰看過
同一本書對不同人的幫助、啟發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有不同的評價也很正常。我回不是學社會學的， 不能從專業角度去分析這本書的價值，只能談自己的主觀感受。
H. 《鄉土中國》中禮治和法治的區別與聯系
禮治，被混同抄於舊禮教，在上世襲紀初倡導新文化而同舊禮教決裂時被一並拋棄，差不多已經一個世紀了。在謀求建立近代法治國家時，德治、禮治都曾被當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東西，而遭到全盤否定。
其實，這既是對德治與禮治的誤解，也是對法治的誤解。要了解禮治的當代意義，必須正確認識禮與禮治的根本性質，禮治與德治、禮治與法治的內在聯系，以及禮和禮治在維系當代各倫理性實體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倫理與道德、倫理與法理、法理與道德之間的歧義乃至沖突，現今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就要求禮與禮治必須進行再創造。而革新及再創造，則應當從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從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間習俗中，吸取豐富的營養。
要對現今既有的各種禮儀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和總結，在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提升，並使之更加系統化、完善化。讓禮和禮治成為現代國家德治與法治的得力輔弼，是當代中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I. 誰有《鄉土中國》和中國法治的文章
正好前段時間寫了一篇，發給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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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馬瀟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提到：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俗即是從心。換一句話說，社會和個人在這里通了家」。「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么？」——這一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
筆者在學校學習中國法制史時，一直被告知：中國古代是一個「禮法結合」的社會——似乎「法」就是「法」，「禮」就是「禮」，二者完全被割裂，沒有一點關系。
但實際上，考察「法」的本質屬性，最重要的就是「規則性」。而「禮」完全具備「規則性」這個要素。所以，說「法是法、禮是禮」，二者完全沒關系，是不合適的。關於這一點，張晉藩教授的在相關論著中已有提及。
所以，與其說禮不是法，不如說禮就是一種習慣法。
法就是禮，禮就是俗，俗就是心。
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也就是鄉土中國——最基層、最基礎的法律運行模式。我們姑且稱這種模式為「鄉土中國法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禮出自心——只要「一準乎禮」，就是合法的，同樣更是合心的。在這種模式下，法（禮）的正當性發自民眾內心，民眾人人都認可。
所以，在這種模式下，就形成了民眾對於「違法」、「違禮」之人「人人得而誅之」的思維習慣。因為在「鄉土中國法律模式」下，人人都是立法者，人人都是法官。在這種思維習慣下，只要是某個人覺得自己的行為是道德的，那麼他就是合乎禮制的，進而就是合法的。與此相對的，凡是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都是違法的，都是應該受到懲罰的。
這種思維模式在民族、國家處於危難之時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在和平時代，則往往弊大於利。因為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是非完全沒有標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眼中也有一千種道德觀。你的道德觀未必符合我的，難道不符合你的道德觀，你就能說我不道德？誰賦予你權利說我不道德了？你憑什麼譴責我？
我們的古人也早看出了這種「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弊端，所以才要在「禮」之外製定成文的「法」。因為只有成文法才能有一個相對明確和固定的判斷標准，才不會亂套。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國家和民間爭奪司法權的一個過程。
隨著近代法制進程的開啟，鄉土中國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尤其是文革之後，鄉土中國本身所依賴的家庭基礎、宗族基礎被徹底摧毀。國家明確了自己獨享司法權的權力。成文法徹底取代了禮，絕大多數不符合國家成文法立法精神的民間習慣法被認定為非法。
但是這個認定過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由國家來推動，而不是發自普通民眾的內心。所以，普通的民眾的思維中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著「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思維慣性。普通民眾在潛意識中仍然固執地認為俗應當隨心，禮應當隨俗，法應當隨禮。凡是不隨俗、不隨心的法，就缺乏正當性。
大部分普通民眾對自己的這個觀念都沒有明確的認識，但在行為中確屢有表現。比如對於葯家鑫案的「集體審判」，再比如去年的反日遊行。做出這些事的人都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何不妥，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正當的——只要他們自認為自己是正當的，他們就覺得法律也應當認為他們是正當的。如果這時候法律認為他們是不正當的，那麼就是法律有問題，就是「沒有法律」，或者「法律都是騙人的」。
這種思維傳統已經嚴重阻礙了現代法治的發展。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眾對於立法的參與不夠，導致民眾的認識不能及時更新；另一方面是因為鄉土中國的基礎被推翻，卻沒有及時補充相應的思想內涵，導致了這個思維傳統一直占據著民眾的頭腦。
中國要建設現代法治社會，就必須讓民眾產生現代法治的理念；而這首先要做的，就是趕走民眾腦中「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思維定勢。一方面，應當加強民眾的立法、司法參與程度；另一方面，也應該加強立法、司法、執法的細致性、可操作性。只有民眾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都能體會到國家成文法的存在，才能逐漸潛移默化地驅走他們腦中「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思維定勢，才能為實現現代法治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