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國環境法治的理論與實踐

❶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❷ 環境保護法制的環境保護

中國綠化率提高
中國城市化率已從1995年的29.04%提高到2004年的41.76%。針對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綜合措施，使城市環境逐步改善，部分城市環境質量有明顯改善。與1996年相比，2005年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的城市比例增加了31個百分點，空氣質量劣於國家三級標準的城市比例下降了39個百分點。
從城市環境容量和資源保證能力出發
中國的許多城市制定和實施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環境質量按功能區全面達標規劃，測算大氣和水環境容量，合理確定城市規模和發展方向，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逐步優化城市的功能分區。許多大中城市在城區發展中實行「退二進三」的策略，即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關閉了一批污染嚴重的企業，利用地價杠桿把一些污染企業遷出城區，按照「工業入園、集中治污染」的原則，實行技術改造和污染集中控制。一些城市把舊城改造與調整城市布局相結合，解決老城區臟亂差的問題，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大力調整城市能源結構，積極推廣清潔能源和集中供熱，減輕燃煤污染。在城市建設工程中推行使用預拌混凝土，對直轄市、省轄市、部分大中城市、旅遊城市禁止在城市城區現場攪拌混凝土，減少建築工地的粉塵污染。
把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財政投資的重點
促進了城市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截至2004年底，城市污水處理率達46%，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52%，城區清潔能源使用率達40%。近年來，機動車排放標准從國家第Ⅰ階段標准提高到國家第Ⅱ階段標准，並制定了國家第Ⅲ階段標准。一些城市開展清潔汽車行動，積極推行低污染的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清潔燃料汽車。自2000年7月起，全國停止銷售、使用含鉛汽油，每年可減少排鉛1500噸。
全國500多個城市開展城市環境綜合整治
定量考核，對城市環境質量、污染防治工作和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進行量化，綜合評價城市政府的環保工作。從1997年起，按照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設施完善、環境改善的要求，開展創建環境保護模範城市活動。目前，全國共有100多個城市（區）在創建環保模範城市，其中56個城市和直轄市的5個城區已創建成功。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空氣質量達到二級或好於二級的天數均大於80%，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大於70%，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大於80%，城市綠化覆蓋率大於35%，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藍天、碧水、綠地、寧靜、和諧」已成為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環境的重要標志。
近年來，國家大力開展城市園林綠化工作，建設國家園林城市，改善人居環境。到2004年底，全國城市綠化覆蓋率為31.66%，綠地率為27.72%，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為7.39平方米，分別比2000年增長3.51%、4.05%和3.7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翻了一番。目前，全國已命名國家園林城市83個、園林城區4個，國家園林縣城10個，並有12個城市獲得了「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

❸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環評制度的發展歷程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這，無疑成為中國歷史的標志點，因為，是改革開放，是解放思想，實現了中國當代發展歷史性的轉折，中國命運由此改變，社會轉型也由此開始。
2008，我們迎來改革開放30周年。
中國於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激發了各行各業的活力，使中國的生產力不斷得到發展。一個個新興城市拔地而起。一項項重大科技成果得到製造和開發。一個個大型工程得到竣工。一個個超大型企業正在迅速成長。中國長得高了，長得壯了. 改革開放是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根本動力.
西方有的人認為，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似乎是實用主義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似乎沒有明確的理論指導，這是完全錯誤的。我們黨是一個重視理論思維，善於對實踐做出科學總結的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不是個一次完成的過程，而是要反復實踐、反復探索、不斷總結，尋找規律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科學發展觀作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就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發展歷程做出科學總結的產物。既是對已有科學理論的充分繼承，也包含著對中國發展最新實踐的科學總結，既有對未來發展各種可能性的充分預見，還包含了對人類，對世界各國發展經驗的吸收和借鑒。
在這30年內，中國人民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香港自秦起明確成為中原領土，直至19世紀中葉清朝對外戰敗，領域分批被割讓及租借予英國成為殖民地，香港從而開通港口發展。1980年，中英兩國落實香港前途問題，於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決定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位遠離母親懷抱的遊子終於感受到了母親懷抱的溫暖。
2001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00，萬眾矚目的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終於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中揭曉。薩馬蘭奇雄渾的宣告聲中只有一個名字：BEIJING! 中國北京憑借其過人的優勢，完美的陳述報告，在五個2008年奧運會申辦城市中脫穎而出，奪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中國人幾千年的飛天夢想終成現實。這次發射是人類探索太空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成就。繼俄羅斯和美國之後，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或現實存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概括地說，改革開放，我們「改」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直觀地考察我們的現實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確實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從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點看，早已由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看，已經由過去的「一大二公三純」、公有制一統天下，改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從經濟體制看，已經由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社會狀態看，已經由封閉和墨守陳規的社會轉變為對外開放、融入世界和全面進行改革、越來越活躍的社會；從出發點看，過去建設社會主義，強調為國家、為人類作貢獻，現在強調改善人民生活，以民為本。

在全黨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後，通過改革開放形成和確立起來的以上五個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要素。

這樣一些重大的變化，給我們的社會和社會成員帶來什麼呢？

首先是經濟的快速發展。1980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是7100億元（見十二大報告），到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21.09萬億元，即使扣除價格上漲因素，也增長了幾十倍之多。我國的經濟發展之快，被國際輿論視為奇跡。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進入歷史新時期的時候，我國大約九億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竟有2.5億之多。現在，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還留下一個不小的尾巴），廣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顯改善。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實，不必一一列舉。

綜合國力大幅度增長。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明顯提高增強了。

人的精神面貌深刻變化。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了，青壯年文盲已基本掃除，九年制義務教育已基本普及，大學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二十。過去年代存在的那種個人迷信、思想僵化狀態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人們敢於獨立思考，參與意識大大增強。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以上這些，就是現實存在的、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當年，鄧小平曾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8頁）回過頭來看，確實是這樣。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強大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實踐和歷史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其意義決不亞於民主革命時期找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巨大進步。特別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標准。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是正確的，充分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體現

但是，國際國內都有人認為，改革開放搞了一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者說，中國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有人甚至想當然地列出幾條，作為標准，對照現實社會，指責改革開放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

這里涉及到一個老問題，就是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需要搞清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丟開老祖宗，隨心所欲地發議論。那麼，什麼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呢，老祖宗是怎麼說的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重在經濟方面講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從經濟上分析和判斷社會性質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基本的思想和要求是：

首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由社會佔有生產資料。恩格斯強調：社會主義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3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公有制」與「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兩個概念在同一意義上使用，但這兩個概念的包容性是很大的，其具體實現形式決不限於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

要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總量。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這個要求，以後他們又不斷地闡述這個思想。

「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33頁）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強調，他們的理論是活的行動理論，而不是必須機械照搬的教條，這些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完全取決於人們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就是說，要從各國的實際出發。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概括，同老祖宗講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完全一致，而且有所深化。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的思維方法，是列舉幾條特徵，來判斷社會主義，而不善於從基本思想的高度、從本質的高度理解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我們認定發展是硬道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我們強調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較好地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由於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特別要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用中國語言表達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應當提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

應當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比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更多更好地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和要求。

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從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來看，都屬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范疇。但是，由於在指導思想上對什麼是社會主義認識不完全清醒，思想僵化，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確有不少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東西，概括地說，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以階級斗爭為綱、高度集權。通過改革開放，這些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東西，有的相當徹底地改掉了，有的正在改變。總之，我們的改革開放，改掉的是不切合中國實際的東西，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東西，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任重道遠

但是，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還遠遠沒有完成，我們的改革開放任重道遠。

觀察我們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市場秩序還不夠規范，市場的發育程度還比較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還有殘存，舊體制的思想、觀念、習慣、活動方式、領導方法還存在，等等。還要看到，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還存在一些非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主要是指封建主義的殘余影響。鄧小平曾指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些弊端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最近揭露出來的山西黑磚窯，是比封建主義還要落後的東西，帶有奴隸制的色彩。以上這些，其性質都是非社會主義的，都在革除之列。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誤失衡。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關系，最基本的是經濟與政治、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關系，而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夠協調，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幾大步，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政治體制改革卻是碎步緩行，進展不大。「官本位」非但沒有削弱，還有增強之勢。目前存在的民生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拉大，為富不仁現象增多，丑惡現象陳渣泛起，社會風氣敗壞，腐敗嚴重等問題，都同政治體制改革不到位有關。

目前改革處在關鍵階段，問題很多，矛盾復雜，難度很大，各種議論紛起，我們要下最大決心，拿出民主革命時期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那樣的決心、氣概和魄力，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我們體會到，從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轉變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場革命。在改革進程中，困擾改革者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改革從起步時起，就有人指責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姓資姓社」的爭論。

鄧小平針對「姓資姓社」的爭論，明確指出：「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就是有名的「三個有利於」標准。「三個有利於」標准不僅是實踐標準的發展，更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三個有利於」標準是鄧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

「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廓清「姓社姓資」迷霧的有效武器。正如有的領導幹部所說，這些年，我們就是靠「三個有利於」標准壯了膽。

堅持改革開放，就要堅持以「三個有利於」為判斷標准。我們看到，有的文章談論改革，洋洋萬言，引了不少鄧小平的話，但就是不講「三個有利於」標准，真是咄咄怪事！不贊成「三個有利於」為判斷標准，必然要另立判斷標准，這是挑起「姓社姓資」爭論的習慣做法。實踐已經證明，離開「三個有利於」標准談改革開放，很可能南轅而北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頭腦要保持清醒。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原理。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完全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要求，也適應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和進步。

❹ 三十年來中國的環境變化怎樣

環境包括人文環境,地理環境.
事物的變化都有兩個方面效應:好和壞.
環境的變化有版好也有壞.
人文:國民的綜合權素質提高,但是人口增多,問題也增多.
地理:人的居住環境擴大,更加優化;但是環境的破壞問題也厄待解決!!!

❺ 從什麼時候起，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基本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新任務

是在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原文如下：
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內小康社會的容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一階段目標實現，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

❻ 改革開放三十年，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都有什麼成果

本答案全部原創，轉載請註明出處 國家先後啟動了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戰略、西回部大開發戰略、東北等答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中部地區崛起戰略，激發了各大經濟區域的發展活力，從2000年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到2004年底，陸續開工60多個重大工程，投資規模達8500多億元。
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推動下，國家創新體系、科技基礎設施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得到加強。全國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超過95%，高等教育穩步推進。
從20世紀80年代的正負電子對撞機、秈型雜交水稻、億次銀河巨型計算機，90年代的低溫核反應堆、納米技術、單核克隆抗體技術，到21世紀初的載人航天飛船成功返回和繞月探測衛星成功發射等，標志著中國在科技研究的一些「高、精、尖」領域，已經跨入世界陷阱行列。
全方位對外開放取得了新的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加快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2003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3.8%。
希望這些實例和成果能對你有所幫助，你可以再針對每件實例把內容豐富一下

❼ 求主題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展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范疇內的課程論文選題！

改革開放四十

❽ 跪求李步雲「改革開放30年與中國法治建設」的演講稿

李步雲:「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受到南京深情的邀請，趕來。講一下世界城市法理法制化的幾個問題，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法治是全人類的價值追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法律不是來於階級斗爭的產物，是植根於人類社會始終存在的三大矛盾，自由、權利與服從、利益彼此之間的沖突。而法律的產生和發展同城市的產生和發展密切相關。十一世紀以來，西方城市制訂的城市法，直接催生了近代法治的產生。人類全球化以來，法治更是成為世界城市的常規治理方式。法治已經成為衡量世界城市諸多指標中的核心內容。例如政府作用、管理績效、經濟增長、生活質量、吸引外資能力、安全和秩序等，與世界城市法治狀態密切相關。」(14:43:41)

李步雲:「1978年12月，執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也開始走上了法治的道路。1997年，執政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正式將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基本方略和奮斗目標確定下來。1999年，第四次修改憲法，全國人大已將這一治國基本方略、奮斗目標庄嚴地規定在憲法中。30年來我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且現代法治的法治民主，民主、人權保障、司法獨立、程序公正等原則，在法律制度中開始得到體現。法律的權威也越來越得到執政黨和廣大機關的維護和尊重。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市場經濟，實行對外開放，構建和諧社會等發展戰略，所取得的成功，我們在發展經濟上所取得的飛速進步，都是同中國法治的進步離不開的。西方有人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能適應競爭的成就，不是因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是因為有法可依、無法必依。這句話不是事實。現在進行的經濟、社會活動的文化交往，在法律上他們是對。世界500強絕大多數都進入中國就是個例證。世界型城市的治理法制化的經驗都表明，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方式是總的歷史走向。這種特點要求法治作為世界城市最普遍、最經常、最重要的治理手法。」(14:46:31)

李步雲:「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要求政府職能發生重大轉變，放棄國家包攬所有社會事務的做法，因而學者普遍認為要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但是近年來，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置疑，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社會是歷史的必然，社會應該強大，但是小政府的提法和概念可能會導致政府無所作為，在經濟活動以及信息萬變的國內國際事務中放任自流。我個人比較同意這一看法。對世界性城市來說，尤其需要一個權能廣泛、人力財力投入大的強政府，以應對經濟發達、交往頻繁、人口眾多又過程復雜、事務廣泛又多變的世界城市的現實狀況和需要。」(14:48:00)

李步雲:「然而強政府又面臨保障市民權利和制約政府權力、以及社會安全和政府誠信等嚴峻課題。這就要求這樣的強政府不僅要高效、而且要合法。因此，建設一個法制政府尤為必要。市場可能失靈，政府也可能失靈，政府萬能的信仰是靠不住的。加強培育社會力量、完善市民社會建設，近些年來已經成為了世界性的潮流。中國的情況同樣如此，包括各種社會團體、非贏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各類社區，這些民間組織，在架設個人和政府的橋梁，在緩和矛盾過程中間，所體現的作用，已經日益顯示其重要性。並且城市中的各個功能領域，顯示了政府和社會齊抓共管的局面。」(14:48:59)

李步雲:「對市民社會的培育，可以通過廣大公民對公眾事務的各種參與，將其培養成為世界城市所需要的自主、自治、自律的市民。也實現了公民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民主精神。市民社會可以促進政府治理的法制化，治理社會的一切組織和活動，自然都應當依賴法制的規劃。世界城市治理的法制化，政府依法行政，是關鍵性地位。政府應當是法治型政府，由世界城市的性質、特徵、地位和功能所決定。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世界城市行政權力日益強化，是國際上的一個普遍的現象和趨勢。中國的情況同樣如此。中國國務院2004年頒布《關於全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實施綱要》提出幾個方面的任務，要求在10年內建立法制社會的目標，中國國際關系密切的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正在貫徹這一綱要成效顯著。在行政權力日益強化的今天，如何更好更有力的加強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和公民權利的保護，也日益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中國的行政權力的國務院監督制度正在完善，其內部監督，包括檢察審計等專門機關的監督，和行政服務、行政法制的監督，包括權力機關、審查機關的監督和各種社會的監督等信息公開制度，公眾舉報制度等等，日益和社會相適應。這一力量正在逐步加強。」(14:51:49)

李步雲:「中國目前的形勢，和世界城市在改革開放上所處的戰略地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國際性大都市在權力制約和研究保障方面，都為全國起了示範和帶頭作用。所有這些制度也都已經納入法制的軌道。依靠法制進行推進和保障。中國在世界城市政府治理上的另一個觀念和制度的轉變和變革就是，創設服務型政府這也是先進的世界潮流。」(14:52:16)

李步雲:「2007年黨的執政黨十七大明確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要求健全政府職責體系，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行電子政務，強化社會和公共服務。加快推進政績分開、政務分開，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重要區別是，在法律表現形式上，權利是第一位的。政府權力和職責和職權是不分的，憲法和法律賦予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某項職權也賦予某項職責，責任是第一位的。政府公務人員他享有某種職權首先要承擔某種職責。他昭示國家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國家的權力是手段，公民的權利是目的。政府存在的意義、目的和價值就是為實現公民的權利而服務。由於世界城市人口眾多，事務繁雜，行政權利強大，容易產生只重視管理、忽視服務的風格，這就要求強調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為市民提供服務，需要樹立法治理念和弘揚法治精神。」(14:54:17)

李步雲:「廣州市最近幾年，個別的法院一年審判的案件才300件以上，解決這些事物的辦法，除了加強人力財力的投入，強化違法犯罪預防機制，如中國式行之有效的治理，另一個根本性的出路是發展非訴訟的解決機制。調解本來是東方的傳統，非訴訟的解決機制稱為ADR（音），二戰以後在西方流行起來，在紐約這種方式已經相當發達。我國司法制度中，開始強調簡易程序、訴訟調解等制度的重要性，各種形式的非訴訟解決機制，得到進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大城市，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效也十分顯著，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好處在於，有利於緩解司法資源緊張的壓力，降低社會成本、擴大民主參與，促進社會和諧，適合法治可持續發展的需要。」(14:56:48)

李步雲:「中國的法制建設雖然已經走過了30年的歷程，但是離法制國家的理想狀態還需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雖然中國的發展水平在整體上同西方一些先進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國在實行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前提下，採取了經濟體制改革領先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採取了以法制促民主，以法制保人權的路徑。因此，在法制發展的某些方面，中國已經同國際接軌。已經同西方、法制先進國家縮短了距離，並且具有自己一定的特色。中國的若干國際大都市，由於一些經濟政策文化上的優勢，和所處的戰略性的地位，他們的法制發展水平正在朝國際上靠近。中華民族有著謙虛好學的傳統和品格，中國學者正在驗證、研究這一領域的問題。上海法律研究院張之民教授（音）等編著的《世界城市的法制化治理》，以紐約市、東京市為參照物，就是這方面的成果。」(14:58:01)

李步雲:「我這些發言講的比較原則一點、概括一點，我們的成就不要誇大，也不要估計過高。本著是這樣意思。今天老外不多，主要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大家一聽，意思就容易明白。我 還有5分鍾，我再補充一點意見。」(14:58:59)

李步雲:「昨天晚上我來了以後，就看了一些論文，也看了劉小斌（音）教授搞的綜述，我感覺到這些論文，我感覺到今天這個主題講的非常之細，研究的非常之深，這裡面涉及到我們今天，有兩個，我們的書記和我們的主題發言，提到的兩個概念我用簡單的幾分鍾補充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是什麼區別？」(15:00:09)

李步雲:「我發現，多次發言中央文件使用這兩個詞，搞錯了。而且我們很多人搞不清楚權力和權利的分別。他們把國家公權力的權利職權放在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模式裡面。這樣一來，我們中國的法理學教科書一直沒有職權和職責這一章，公法裡面的職權和職責沒有，都是講的權利和義務。這里我願意提供我個人的一些思考。我從8個方面來區別這兩個概念。對於這兩個概念的理解，樹立正確的權利觀，正確的人權觀，我認為是重要的。」(15:01:17)

李步雲:「第一，在法律上，職權和職責是一個東西。而權利和義務，權利是權利，義務是義務。」(15:01:45)

李步雲:「二、國家的權力不能放棄、不能轉讓，放棄和轉讓實質是違法。公民的權利可以放棄可以轉讓，我不去投票，我把財產讓給人家。」(15:03:01)

李步雲:「三、國家的權力，本質上是一種支配力，力量的力，它和相對行政人，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公民的權利，彼此之間，地位是平等的。」(15:03:42)

李步雲:「四、國家的權力本質上不是利益，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恩格斯講的權威。有人權的地方就要有權威和服從，是那個權威。但是公民的權利它本質上是一種利益。」(15:04:13)

李步雲:「五、政府的職權和職責，職責是本位第一，是第一位的。你掌握一種權，憲法給你一種權力，你首先應該意識到這是我的一種責任，一種職責。我們的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就是根據這樣一個理論，現在這個理念來的。」(15:04:52)

李步雲:「六、法律對公民，不禁止即自由。」(15:05:47)

李步雲:「七、權利，公民的權利，產生政府的權力，而不是相反，公民的人權，是人依據人的本性、所應當享有的，不是任何國家給他的。」(15:06:09)

李步雲:「八、國家權力是手段，公民權利是目的。」(15:06:23)

李步雲:「前面我已經講過了。我把這八條，作為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所區別的一個界限。對不對，供大家參考。」(15:06:51)

李步雲:「再用兩分鍾念一下。剛才好幾位領導提到以人為本，是我們治理城市，最和諧的價值，是個靈魂。我今天講一下，我對十七大，做一點發揮。把以人為本概括為十句話。十個核心內涵。」(15:07:52)

李步雲:「1、人的價值高於一切，我們是人本主義，不能搞物本主義。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一樣，運動群眾，不能搞所謂的政績工程。3、崇尚和彰顯人性。現在人性化管理就是以這個理念，普遍全面推開。4、人是發展的中心，也是我們十七大講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所共享。5、要做到人的全面發展。6、堅持人的獨立自主，也是尊重人的自由。我把我們30年以來所有的改革措施，概括為：松綁、擴大地方企事業單位和勞動者的自由度，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7、尊重人們的首創精神，小崗村18戶農民在這方面做了一個典範。8、權利優先於義務。9、公民的權利優先於國家的權力。10、歸根到底要尊重和保證人權。尊重人權就是為了人的幸福，為了人的一切追求。實現人的一切價值。我今天的講話就到完了，謝謝大家。」(15: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