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道德經

A. 楊振寧和李政道有哪些矛盾

轉自知乎網友
李政道答記者問:
記者:李楊之爭是歷史，是現實。雖然，歷史上類似的爭論不乏其例，但終歸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鑒歷史，趁兩位當事人都還健在，使爭論有一個合理的結局？進一步想問一下，您曾為結束爭論、恢復和解作過什麼努力？效果如何？您認為應該怎樣結束這一爭論？
答： 在科學史上，一個重要貢獻的產生和確定往往要經過至少兩個階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後是系統性的「理論分析」或「實驗證明」。 如果是通過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後的回憶，尤其對「突破」的產生，可能會有差異。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場合討論， A的回憶覺得A先有這突破的思想，B可能覺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憶，其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觀事情，由於A和B不同的主觀立場，其回憶可以不一樣。 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認，對科學史研究者說來，這類爭論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楊之爭則很特別。楊振寧1982年發表的和我1986年發表的回憶，在對當初1956年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什麼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但是，對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如何產生的回憶上卻完全不同。兩個說法在時間上相差了約三個星期，地點和情況也完全不一樣。當時，這個思想突破， 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實驗物理學家的注意，他們並立刻做了實驗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結果寫成論文發表了。之後，當時做實驗的人又發表了回憶文章。 其中對事情發生的時間和經過均有細致、客觀的記錄。因此，很容易證明這兩個說法中哪一個是假的。這種情形是比較驚人的，在科學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從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獻和客觀事實，以及當時參與宇稱不守恆實驗的物理學家已發表的回憶和專文記載來看， 顯然楊振寧的說法與事實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後，宇稱不守恆的系統性分析是我和楊振寧兩人合作的，為此我們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獎，這榮譽是我們兩人平分的。難道這還不夠嗎？可是，幾十年來楊振寧對此一直不滿足，最近又借出版這本新的傳記的機會，再次不顧事實，一意要更大量地改變歷史，這是不能容許的。挑起這新一輪爭論的又是楊振寧。我有責任將事實真相披露出來，使大家明了，供歷史檢驗。我認為，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是解決爭論唯一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合理的結局。
這里，我還要補充一點楊振寧在對待我個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尋常的表現。江才健在他的《楊振寧傳》里敘述了當年我和楊振寧相識時的情形。可以看出，楊振寧在對我的看法上一開始就頗有矛盾。例如，書中說「楊振寧看到李政道以後，對他的印象很好」（見《楊振寧傳》201頁，下同），「李政道……個性十分的隨和」（200頁），但是，楊振寧又說了帶著侮辱性的話「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點像上海的小開」（207頁）。 一方面楊振寧在書中自稱為我的「兄長」（201頁）、「大哥」（118頁）、「長兄」（507頁），甚而至於自封為「長輩」（228頁）、「老師」（201頁）、「合作關系中……資深的一方」（236頁），而我則是「小弟」（207頁）、學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對象（236頁）；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稱他和我的「情誼比兄弟還要深得多」（226頁），我們「共有的經驗和感覺，是我們和我們的太太之間都沒有的」（224頁），兩人的關系「比我們和我們太太之間的關系還要密切」（241頁）等等，可是， 另一方面，卻又說「李政道這個人不值得……信任」（207頁），進而罵我「不誠實、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測」（222頁），「無知」（232頁），「不道德……及居心叵測」（233頁）等等；他一方面宣稱「不喜歡在排名先後上計較」[40]，可是事實上，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與我糾纏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稱「君子交惡，不出惡聲」（505頁），可是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惡聲不斷，而最近出版的《楊振寧傳》對我更是惡言滿頁。我完全不理解楊振寧為什麼會有這些很奇特，而也極矛盾的表現。《楊振寧傳》里說，楊振寧是「有分際的君子」、「心胸開闊」、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為人處世的原則（434頁），從上面他的這些表現，人們所看到的是什麼君子之風呢？
對我和楊振寧的合作分裂，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在他過世前，向我鄭重表示了他的看法。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經過。
1946年我離開祖國後，第一次回國是在1972年。當我和我夫人回到我們的出生地上海， 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見面。
武之先生是眾所仰望的數學大師。我在瑞士日內瓦曾和他見過面。1972年他已在醫院里。我和去拜訪時，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當重，說話發音均頗有困難。幸好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覺得事屬重要，每一句話，他說後，均由振玉女士重復。
武之先生請我去他病床旁，緊緊地將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忍痛地向我說，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復武之先生說的話。武之先生說：「很清楚振寧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經過，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
武之先生再次說：「你們（指楊振寧和我）是天下的奇才，為了中國下一代的學子，雖然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振寧。」然後他更緊地握著我的手，反反復復地、一遍又一遍地說這幾句話。
我極受感動，帶淚向武之先生說：「請您放心，我一定原諒楊振寧過去不應該做的事情，也一定盡力去忘記這些事情。」武之先生聽了，手握得更緊了一些。
後來武之先生累了。當和我告辭時，我們能夠覺得出武之先生顯現出的欣慰的笑容。 回到旅館後，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覺武之先生的為人正直和偉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後，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記得這如此令人感動的經過。
之後，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對武之先生的諾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沒有想到十年以後，1982年楊振寧竟發表了如此不真實的文章，做出了這樣新的不應該做的事情。這使我1986年不得不寫下《破缺的宇稱》[25] 和《往事回憶》[26] 。1986年後，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楊振寧通過江才健著的《楊振寧傳》，變本加厲地製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話，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楊的矛盾，對中國的學術界，無論怎麼說都不是一個好的榜樣。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時提出的要求：「為了中國下一代的學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頭。所以，多少年來，凡和楊振寧有關並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決不抱個人成見。如1999年楊振寧在清華大學創辦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樓落成，我親自參加它的慶祝典禮，以表祝賀。在1999年國慶前舉行的友誼獎頒發大會上，我也表示了對他的謙讓。2002年北京清華大學為楊振寧舉行80壽辰慶祝活動時，我也請人專程前往祝賀。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楊振寧卻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寫的《楊振寧傳》，製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話公開地攻擊我，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寫的《破缺的宇稱》的序：

「一個陰暗有霧的日子,有兩個小孩在沙灘上玩耍，其中一個說:『喂,你看到那閃爍的光了嗎？』另一個回答說:『看到了，讓我們走近一點看。』兩個孩子十分好奇,他們肩並肩向著光跑去。有的時候一個在前面，有的時候另一個在前面。像競賽一樣，他們竭盡全力，跑得越來越快。他們的努力和速度使他們兩個非常激動，忘掉了一切。
「第一個到達門口的孩子說:『找到了！』他把門打開。另一個沖了進去。他被裡面異常的美麗弄得眼花繚亂，大聲地說:『多麼奇妙！多麼燦爛！』
「結果，他們發現了黃色帝國的寶庫。他們的這項 功績使他們獲得了重獎，深受人們的羨慕。他們名揚四海。多少年過去，他們老了，變得愛好爭吵。記憶模糊，生活單調。其中一個決定要用金子鐫刻自己的墓誌銘: 『這里長眠著的是那個首先發現寶藏的人。』另一個隨後說道:『可是，是我打開的門。』」

同文的結尾是：

「我和楊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結束了。它的價值， 不需要更多的說明，就如我們已發表的科學論文所表現出的那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可是，使我真正感到傷心的，是因為新近出版的《楊振寧1945-1980年論文選及注釋》一書使我不得不寫這篇文章。」
而現在，使我更為傷心的是，在我和楊振寧合作結束後的四十年， 楊振寧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楊振寧傳》，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問的這十幾個問題。
事實上，對楊振寧如此這般的行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引自 李政道答記者問

但是 楊振寧先生的學術研究是舉世無雙令人矚目的 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並不能作為抹滅其學術水平的證據 倘若通過對其人品的討論來抹殺其在學術上的成就 也是不對的

B. 貞觀大閑人里的李道正是什麼身份

李政道說李素的母親是功勛之後，按照當時的門當戶對的婚姻習慣，李政道或者李政道老子的身份至少也是大家族的出身，或者就是李政道是李素母親的護衛只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才成為父親的。

C. 楊振寧和李政道到底出了什麼事

「楊振寧和李政道分手原因是迷霧

在楊振寧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個舉足輕重不可迴避的人物，從1946年開始，兩個人的合作長達16年之久，並因「宇稱不守恆理論」同獲諾貝爾獎，被後世學者銘記，他倆的合作關系在近代物理科學歷史上，相當罕見。然而，從1962年以後，兩個人的關系徹底決裂，成為國際科學界以及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記者：歐本海默（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楊振寧跟李政道並肩走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後，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情形。

楊振寧：這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的根源非常復雜，不是一句話、兩句話所能夠解釋的，更不是我今天應該在攝影機的面前所討論的，我想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身後一定會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後，大家中國人、外國人會得到一個結論的。

記者：我們中國有句老話「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國人都希望看到你們倆和好。

楊振寧：對，這也是我現在決定，我公開地在生前不再在這方面討論這個問題的道理，是因為大家很顯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們和好，可是我們沒法再和好，所以在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討論。

記者：是合作出現問題？但是楊先生的經歷不是這樣。

楊振寧：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關系是非常非常復雜的，這個里頭有戲劇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異，有性格方面的差異，不是這么簡單的，我想我現在的決定是對的，這個事情我不要再公開討論。

（話外音）雖然眾說紛紜，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終是迷霧一團。然而值得回味的是，兩個人在各自的物理學研究中都有多次與他人合作的經歷。除了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恆理論」之外，楊振寧三大成就中的另外兩項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與人分享，但卻沒有重蹈楊李之爭的覆轍。」

實際上，楊振寧曾經借口1962年5月《紐約客》雜志上發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稱問題側記》、李政道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和1979年富蘭克林的文章《宇稱不守恆的發現與未發現》，就1962年為什麼會與李政道分裂，在1982年的《論文選及注釋》里把問題公之於眾，想把宇稱不守恆理論的功勞更多地攬到自己身上，詆毀李政道的為人和學術水平。

結果李政道被迫在1986年打破沉默，發表了《破缺的宇稱》和《往事回憶》，批駁了楊振寧的謊言。此後，楊又不吭聲了，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知道，他認為很關鍵的證人，他和李政道共同的導師吳大猷，以及其他許許多多重要的了解內情的知情證人，都還沒有死，辯下去必然真理越辯越明，他自己的形象必然越辯越差，會徹底暴露他陰暗的一面。

結果呢，他以為關鍵證人差不多死光了之後，楊振寧以為自己終於有機會發彪了，就借著出版《楊振寧傳》的機會，想藉此機會渾水摸魚，再一次發表了自吹自擂和貶低李政道的言論，以為這樣子可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沒想到李政道通過與《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的問答，把楊振寧的種種謊言，徹底揭穿，楊振寧的各種說法，都被李政道批駁得體無完膚，而且證據確鑿，非常有說服力，即使對物理學外行的我也可以看出誰的話更為可信，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參見《李政道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問》，網址http://tdlee.ccast.ac.cn/tdcv.html）。

楊振寧兩次主動出擊，都沒撈到什麼好處，反而被李政道揭穿了老底，又只好閉嘴了。要是真理真的在楊振寧這邊，我才不信楊振寧會閉嘴！他現在閉嘴是因為再跟李政道辯下去，只會讓人發現他貪婪無恥的真面目，在國人面前下不了台！

二、 楊振寧繼續誤導公眾

可是，楊振寧還是想誤導公眾。他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到跟李政道決裂的原因：「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關系是非常非常復雜的，這個里頭有戲劇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異，有性格方面的差異，不是這么簡單的，我想我現在的決定是對的，這個事情我不要再公開討論。」似乎顯得自己多麼的高尚，多麼的寬宏大量，還含沙射影說李政道的做人和性格有問題，這也難怪後來記者加旁白時說什麼楊跟其他人合作就沒不愉快的話。

記者不懂。楊振寧跟李政道都是中國人，而且他一直以長兄自居，所以他敢跟李政道提出來自己名字放前面的問題。而楊與其他的合作者，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可能確實論文基本上都是楊振寧做的貢獻占絕大多數，他們是後來加入的；另一個可能是他們當時只是一個無名小輩，跟已經成名的楊振寧的地位不是一個檔次的，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餘地，能跟楊振寧合作，從而混上個終身教職，可能已經要非常感謝楊振寧了，當然不會鬧矛盾。你們可以看看，楊振寧與其他人合作的成果，「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都是楊振寧的名字在前，說明發表論文時，論文的作者並沒有按照作者的姓的第一個字母排序！！而方舟子也提到，為什麼「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 沒有獲得諾獎，可能是由於米爾斯的水平不夠，跟楊振寧不是一個等級，成就也不高，不配獲諾獎。

請看楊振寧的央視面對面的視頻：
http://news3.xinhuanet.com/video/20...ent_2629202.htm

在訪談中，楊振寧提到，米爾斯在北大的一個會議回答別人的提問時，稱「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主要的東西都是楊振寧的，楊振寧說他是不必要的謙虛，不像有些人，只有30%的貢獻，他要說成有70%的貢獻（這當然是說李政道）。還說這篇文章比米爾斯所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全部文章加起來還要重要，所以應該所有的榮譽都應該給他，但是沒有給，所以物理學界對米爾斯的評價是不公正的。

其實，楊振寧的話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看名字就知道，米爾斯的名字會放在楊振寧的後面，沒有按照正常的按作者姓的第一個字母排列作者的順序，這就意味著，米爾斯的貢獻不足三分之一，主要的貢獻都是楊振寧的，當然無法獲得太多的榮譽，這是顯而易見的。米爾斯在回答別人的提問時，說那篇文章主要都是楊振寧的貢獻，楊振寧居然說這是米爾斯不必要的謙虛，不會像李政道那樣，明明只有30%的貢獻，非要說成是70%。可是，一個顯然的事實是，既然楊振寧的署名在米爾斯前，沒有按照字母排序，如果米爾斯真的是謙虛，那麼只能說明楊振寧在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又做了不道德的事，就是硬要把自己的名字不按字母序排列，搶了米爾斯的學術功勞，從而降低了米爾斯的學術地位。如果是這樣，米爾斯為什麼沒得諾獎，恰恰是他害的！

米爾斯相比楊振寧，可能確實不是一個檔次的，跟李政道也不是一個檔次的，在那篇最重要的文獻中的貢獻是很次要的，主要的貢獻都是楊振寧的，當然他沒有資格跟楊振寧來爭按字母序發表論文了。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更加能夠證明楊振寧這個人非常無恥了。

但是，與米爾斯不同，李政道是個真正的天才，他跟楊振寧是一個等級的，在合作時，很多重要的發現都是他先想到的，所以他不願意讓楊振寧違背字母序，讓別人誤以為文章基本上都是楊振寧的貢獻，這是天經地義的。楊振寧沒有資格以自己年歲大點，就要求自己的名字排前面，而楊振寧由於愛慕虛榮，特喜歡把自己名字排前面，當然會鬧矛盾。
參考資料：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7/77788.html

D. 科學與藝術李政道讀後感

科學與藝術國際作品展暨研討會在北京開幕了!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藝術作品展.展覽會上陳列的藝術品有相當一部份是科學家與藝術家合作的成果,它把人們帶進科學與藝術結合的殿堂,使人們在欣賞藝術品的同時領略科學世界的瑰麗多彩.在這些作品中,科學得到藝術的表達,藝術因有了科學的內容而更具活力、更加絢麗.這次展覽會上所展覽的科學與藝術結合的作品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予示著一個新的藝術天地,即科學與藝術結合的新天地的誕生.
從創造性思維的層面看來,文藝與科學是不可分割的,這的確「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李政道教授深入研究他的這一基本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認為科學和藝術「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並具體指出:「藝術,例如詩歌、繪畫、雕塑、音樂等,用創新的手法去喚起每個人的意識或潛意識中深藏著的已經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貴、喚起越強烈、反映越普遍,藝術就越優秀」。 顯然,這里已涉及到文藝創作的典型化法則.尤其從「意識或潛意識」層面來探討情感的作用及變化,作為認識藝術思維特徵的邏輯起點,這比單純的社會學方法和反映論的認識論觀點,更有說服力,也更加符合文藝創作的實際。由人類創造才能的共性本質所決定,這直接聯系於不斷發展、推陳出新的動態科學觀。同中存異,異中有同 李政道教授認為:科學是「對自然界的現象進行新的准確的抽象」,「科學家抽象的闡述越簡單、應用越廣泛,科學的創造就越深刻。……對自然現象的抽象和總結乃屬人類智慧的結晶,這和藝術家的創造是一樣的。」如果不考慮任何歷史價值和道德判斷的話,這種理性概括無疑是正確而「深刻」的,但似乎還不夠全面。

E. 李政道,楊振寧誰先提出宇稱不守恆

李政道先提出宇稱不守恆

李政道關於宇稱不守恆思想來源的說明

問： 李楊合分，症結所在，據一般人看來，是由於你們之間的下述爭論： 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們二人中誰第一個提出來的。 據楊振寧的說法，是他「在一個節骨眼上，我（指楊自己）想到了……」，還說你先是反對這種觀點， 經過他的說服後才同意的[1]。 您認為這種說法符合事實嗎？您能不能說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實真相？
(編者註：將滑鼠指到[1]的位置，注腳[1]即會彈出。下同。）

答： 楊振寧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事實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地做出的，與楊振寧無關。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1954、55年，θ-τ之謎已成為物理學界關注的焦點。這里我想先簡單地解釋一下當時的θ-τ之謎。 50年代初從宇宙線里觀察到兩種新的粒子，θ和τ。它們具有很不同的衰變模式。θ衰變為兩個π介子，τ衰變為三個π介子。 因為奇數個π介子的總宇稱是負的，而偶數個π介子的總宇稱是正的。所以從θ和τ的衰變模式可以決定θ的宇稱是正的（稱為標量）， 而τ的宇稱是負的（稱為贗標量）。奇怪的是到1954、55年，經過很精密的實驗測量，發現在實驗的精確度內θ和τ這兩個不同宇稱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樣的壽命和質量。

那時候，從θ、τ的衰變模式，不僅可以決定它們二者的宇稱不同，也已知道這類的衰變是通過弱作用力實現的，因而可用理論計算來估計它們的壽命。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壽命應該比θ的壽命長很多，約一百倍。可是實驗結果是τ和θ的壽命幾乎完全一樣。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 為什麼它們的質量也會幾乎完全一樣呢？如果認為它們是同一個粒子，它們怎麼會具有完全不一樣的宇稱呢？

為解決這一問題，物理學界曾提出過各種不同的想法，但都沒有成功。50年代時，粒子物理學領域，每年都舉行一次國際性的綜合學術會議， 地點在美國紐約州的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因而，這個很重要的會議就被稱為羅徹斯特會議。凡是要參加會議的，必須收到邀請才行。 在1956年4月3－7日的羅徹斯特會議上，也討論了θ-τ之謎這個問題。當時在會議上已經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楊振寧，是否在θ和τ的衰變中，宇稱可能不守恆？ 但是，會議上的這些討論都沒有達到任何結論。要了解這是為什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情況，我需要介紹一下當時宇稱守恆問題的背景。

宇稱守恆是當時公認的一個重要物理定律。宇稱守恆的基礎是「左右對稱」，而「左右對稱」一向被認為是物理的公理。 從經典物理學開始到近代物理學（包括力學、 電磁學、引力場、弱作用理論、原子、分子和核子構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論，在1956年4月以前，都是左右對稱的。因為每一門物理理論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實驗作證明， 所以物理學家們想當然地認為「左右對稱」在粒子物理學中也已經被充分證明了，是非常正確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稱守恆是天經地義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羅徹斯特會議上討論時，所有的物理學家都公認，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對稱的，是宇稱守恆的。這是毋需討論的。 在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是：在θ、τ衰變過程中，宇稱是否可能不守恆；在當時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為一個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點。

假使θ、τ是同一個粒子，在它衰變過程中，宇稱並不守恆，那會產生什麼結果呢？那結果就是，這同一個（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稱為正的θ模式衰變， 也可以按宇稱為負的τ模式衰變。可是這個結果與從一開始就已經知道的θ-τ之謎的現象完全相同。因此，雖然提出了θ-τ衰變宇稱可能不守恆的假設， 可是這種假設不產生任何新的物理結果。這種假設與一切其他物理無關。在這種假設提出以前， θ-τ之謎是孤立的一點；做了這種假設以後，θ-τ仍然還是孤立的一點。 因為這種假設並不能產生任何新結論，所以這種假設就不能看做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這一點物理學界是公認的。

當時我也正在重點研究這個問題，曾做過一些嘗試，但未成功。我記得，在1956年4月3－7日羅徹斯特會議結束後的一兩天， 即4月8日或9日，我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專程到我的辦公室訪問，討教問題。那時他正在進行不穩定的重粒子的產生和衰變的實驗。 他的問題是如何測定這類重粒子的自旋，與θ-τ之謎無關，和宇稱不守恆也無關。在談話的過程中，我忽生靈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決θ-τ之謎，必須先離開θ-τ系統， 必須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發生宇稱不守恆的新現象。我發現，用斯坦伯格實驗中重粒子產生和衰變的幾個動量，便能很簡單地去組織一個新的贗標量。用了這θ-τ以外的贗標量， 就可以試驗θ-τ以外的系統宇稱是否不守恆。而這些贗標量，很顯然的，沒有被以前任何實驗測量過。用了這些新的贗標量就可以系統地去研究宇稱是否不守恆那個大問題。 θ-τ之謎不再是一個孤立的點，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進行實驗的重粒子連起來，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體地連起來。要解開θ-τ之謎，就要去測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贗標量。 我猜想，宇稱不守恆很可能就是一個普遍性的基礎科學原理。這就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

當時，我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斯坦伯格，並請他轉告他的實驗組的人，要他們趕快按照我的建議去重新分析實驗數據。 斯坦伯格聽了也很興奮。他說，您需要的這些原始實驗數據，其實都已經有了，都記在他實驗組的Log book（實驗工作記錄本）里，可是因為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分析， 所以還沒有將這些數據放在一起分析。之後，他和他的實驗組馬上按照我建議的方法去分析了他們的實驗數據。雖然有跡象顯示出宇稱不守恆，但因數據不夠，不能得出定論。 1956年9月份的《物理評論》上發表了他們重粒子實驗的論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廷（M. Chretien）、 雷特奈爾（J. Leitner）、塞繆斯（N. P. Samios）、 史瓦茲（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 [2]。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討論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們的分析。 他們並在文章里對我「非常有幫助的討論」，即我提出的關於宇稱不守恆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謝意。這就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突破的來源 [3]。 對這件事，這項實驗的參加者之一，史瓦茲後來曾發表了回憶文章。

史瓦茲（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對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憶。他對我當時提出的建議和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經過， 都有明確的回憶和文字的記載。其經過和時間都和我1986年發表的回憶完全一致。史瓦茲說：

「無論如何，我記得十分清楚，在羅徹斯特會議(4月3－7日)之後， 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維斯（Nevis）實驗室，告訴我們，他剛才和 T. D. Lee（李政道）討論，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議斯坦伯格， 讓我們把數據從Φ＝0 到Φ=2π 進行劃分。……如果有非對稱性，那麼就會是……宇稱破壞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例證」 [4]。

這一切完全證明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做出的，和楊振寧無關。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實驗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結果。他告訴我，重粒子∧0的衰變， 從Φ=0到π有7個事例，從Φ=π到2π卻有15個事例， 多了約一倍。重粒子∑-的衰變，從Φ=0到π有13個事例，從Φ=π到2π只有3個事例，小了約四倍。當然這些數據不夠，還不能做出宇稱不守恆的斷定。 斯坦伯格又說，他估計一年之內，他們可以用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加速器再去產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0、∑-這類重粒子的衰變過程中， 宇稱是否守恆的決定性的實驗。（事實上，一年之後， 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確就完成了這個決定性的∧0，∑-宇稱不守恆實驗並發表在《物理評論》上。）

當時，我覺得很興奮。這個初步的宇稱不守恆的實驗，已充分證明了我的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正確的，是可行的。 宇稱是否守恆的問題不再停留在θ-τ之謎的孤立一點。 θ-τ以外的不穩定重粒子∧0和∑-也都已經被包括進來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 我努力於完成宇稱不守恆在θ-τ、∧0、∑-這類以及所有稱為「奇異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變領域的理論分析和論文寫作。 我並和斯坦伯格約好，我的理論分析文章和他實驗組當時的實驗分析文章，即後來1956年9月15日發表的布德、史瓦茲、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時發表。當然， 弱作用衰變，除了奇異粒子外，還有更大的領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歷史的β衰變。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備在1956年5月初， 寫完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恆的論文後，立刻開始對它們進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辦公室，說他剛在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學術報告會上報告了他們的實驗結果和分析， 也報告了我關於宇稱不守恆的建議。 楊振寧也在場聽報告。可是他卻在聽眾中強烈反對我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想法。在那段時期，我和楊振寧沒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羅徹斯特會議結束後，我回到紐約， 就沒有再和楊振寧見過面。我聽了斯坦伯格的話之後，就打了一個電話到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告訴楊振寧說，自從我和他在羅徹斯特會議分手後，我有一個理論上的突破， 請他在和我討論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對意見公之於眾。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楊振寧所說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楊振寧來我辦公室。談了不久，楊振寧說他是開汽車來的， 忘了紐約停車的困難，必須下去到街上移動他的汽車。

在哥倫比亞大學周圍的所有街道，因清潔街道的原因，規定每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不準停車。 因為楊振寧對紐約這些規則不熟，我就陪他離開校區，到北邊125街。 那邊清潔街道的規定是，每天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不準停車。在125街和百老匯大街交叉處有兩家中國飯館，是我常去的。因為那時候是早晨十一時，飯店尚未開門。 我們就在天津飯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館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關於宇稱不守恆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議所做的新實驗結果，統統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激烈反對。他說前兩天剛聽了斯坦伯格的報告。斯坦伯格測量的是「二面角」，對這方面，他（楊振寧）曾經研究過， 絕對不會出任何宇稱不守恆的新結果。在我們辯論時， 隔壁的天津飯店開門了。

我是天津飯店的老顧客，就向服務員借了紙和筆。我寫下方程式，畫了圖，再次向楊振寧全部重新解釋。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 不是楊振寧想像的二面角， 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贗標量。二面角是標量，只能從0到π，當然是宇稱守恆的。這新的Φ角度是贗標量，可以從0到π，然後也可以從π到2π。當Φ在0到π的區域時，Φ和二面角一樣， 可是在π到2π的區域就完全不一樣。用了這樣新的贗標量Φ，通過∧0和∑-的衰變過程，如果這兩個Φ區域的事例數不同，那就是明確的宇稱不守恆的證明， 據此就可以去測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稱不守恆。這是以前別人沒有想到的。這就是我的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實驗組依照我的建議，對∧0和∑-衰變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兩個范圍的事例的數量進行了分析。 這個分析在四月份已經完成了。結果這兩個數量相當不同, 已經可以看出宇稱不守恆的跡象。可惜，整個實驗的事例數目不夠，暫時還不能下定論，不過已經可以證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後，我又重復在紙上寫下， 剛才在咖啡館口述的斯坦伯格實驗組的初步分析細節。楊振寧慢慢地不再反對了。

午飯後，我們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我的辦公室時，楊振寧已被完全說服了。他也很興奮。在我的辦公桌上， 他看見我正在寫的關於在θ-τ、∧0、∑-和其他奇異粒子的衰變中， 宇稱可能不守恆的文章。我告訴他，這篇文章將與斯坦伯格的實驗文章同時發表。我也告訴他我正開始預備將這種分析應用推廣到β衰變的領域。

楊振寧說他很願意和我合作。同時，他勸我不要先發表我已差不多寫完的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恆的文章。他說，這是非常熱門的突破， 應該用最快的速度， 將整個弱作用領域一下子都佔領下來，這樣可以更加完整。

楊振寧具有高度批評性的眼光，他是一位優秀的物理學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稱不守恆將涉及物理學的各個領域。 我認為楊的參加無疑會使最後的成果更加豐碩。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並表示了歡迎。

我的決定是對的，我們這個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從經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對稱的物理。 1956年以後，大部分的物理現象都發現有不對稱。 不僅是宇稱不守恆和左右不對稱，電荷的正負也不對稱，時間反演也不對稱，真空也不對稱，因而誇克可被禁閉，不同的中微子間可以互相轉換變化， 連質子也可能不穩定……。當然，並不是1956年忽然改變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楊振寧發表的宇稱不守恆的文章， 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界以前在「對稱」觀念上的一切傳統的、 根深的、錯誤的、盲目的陳舊見解！

1956年我們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文章帶來了1957年的諾貝爾獎。對我來講，更大的意義，是我有這機會在人類的思想發展史上， 做出宇稱不守恆這一基礎性的、革命性的貢獻。 這使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幸運和能夠做出突破性貢獻的人生的巨大意義。

證明弱作用宇稱不守恆的決定性的實驗是吳健雄和她的合作者們在1957年1月完成的。關於我是如何做出宇稱不守恆思想這一突破的， 以及她們那項決定性實驗是如何由我起的頭， 吳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憶文章 [5]， 發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來到普平物理實驗室第十三層樓我的辦公室。他先向我解釋了τ-θ之謎。 他繼續說，如果τ-θ之謎的答案是宇稱不守恆， 那麼這種破壞在極化核的β衰變的空間分布中也應該觀察到：我們必須去測量贗標量<σ·p >，這里p是電子的動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訪問之後，我把事情從頭到尾想了一遍。對於一個從事β衰變物理的學者來說，去做這種至關重要的實驗，真是一個寶貴的機會， 我怎麼能放棄這個機會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騮和我打算去日內瓦參加一個會議，然後到遠東去。我們兩個都是在1936年離開中國的， 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們已經預訂了伊麗莎白王後號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識到，我必須立刻去做這個實驗，在物理學界的其他人意識到這個實驗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 於是我請求家騮讓我留下，由他一個人去。……五月底，春季學期結束之後，我於是認真地開始准備這個實驗。……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 宣布物理學一個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這一新聞在公眾中爆開， 迅速傳遍全世界。 正如劍橋大學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時的一次講話中描述的那樣：『宇稱是不守恆的』這一難懂的語句，像一個新的福音傳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楊振寧1982年寫的關於1956年宇稱不守恆的回憶 [6]：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的春季學期於4月初結束， 我和家人於1956年4月17日到布魯克海文去度暑假。 李政道和我繼續保持每周兩次的互訪。這段時間里，我們是在哥倫比亞和布魯克海文見面。同過去一樣，我們對各種問題都感興趣，但當時我們最關注的自然是 θ-τ之謎。 我們對下述反應鏈中的角分布尤其有興趣：

π-＋ p → ∧0＋θ0 （1）

∧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爾克）等人研究過這些反應。他們曾在羅徹斯特會議上報告過研究的結果， 會上對這三組物理學家所使用的『二面角』變數的准確范圍有爭議。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驅車前往哥倫比亞作每周例行的拜訪。我把李政道從他的辦公室接出來，上了車。我們很難找到泊車的空位。 後來，我把車泊在百老匯大街和125街的轉角處。 那是午飯時分，但附近的飯館尚未開門營業。於是我們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館，在那裡繼續討論。稍後，我們在「上海餐館」（據我回憶，是這間餐館， 但李政道說他記得是「天津餐館」）吃午飯。我們的討論集中在θ-τ之謎上面。在一個節骨眼上，我想到了，應該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離開來。於是， 如果人們假設宇稱只在強作用中守恆，在弱作用中則不然，那麼，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稱為0-（這一點是由強作用推斷出的）的結論就不會遇到困難。 這種分離對反應鏈（1）、（2）有特別的意義。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因為這種想法可以通過（1）、（2）兩個反應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對稱性而加以檢驗， 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那時，李政道還不大熟悉β衰變現象。他有點按捺不住了，主張把關於反應（1）、（2）的研究寫成短文，先行發表。 我不同意這樣做，因為我要把β衰變的計算做完。」

楊振寧回憶中的反應鏈（1）和（2）就是那時候斯坦伯格實驗組正在研究的。楊振寧對什麼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憶是同一個思想， 也正是前面史瓦茲1986年發表的回憶文章里所敘述的我的那個想法，也就是史瓦茲說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議斯坦伯格，讓我們把數據從Ф=0到Ф=2π進行劃分」的分析。 所以，楊振寧1982年發表的回憶和我1986年發表的回憶，在對當初1956年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什麼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可是， 楊振寧和我對宇稱不守恆思想突破是如何產生的回憶卻完全不同。兩個說法在時間上相差了約三個星期，地點和情況也完全不一樣。

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0和∑-重粒子的反應過程上。 這個思想的可行性必須對∧0和∑-的產生和衰變進行分析才可以決定。 任何一位理論物理學家，如果忽然有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會立即去找做∧0和∑-實驗的小組，去說服他們， 請他們趕快按照這個思想突破的建議去重新分析他們的數據。可是楊振寧1982年的回憶文章，和他以後的傳記，完全沒有任何這樣的回憶和敘述。 可見楊振寧的上述回憶是不合常理的。為什麼？因為1956年5月初，楊振寧來紐約看我的時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實驗組已經按照我的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 做過了分析。所以楊振寧的回憶中是不能提這個實驗分析的。

斯坦伯格（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和我及楊振寧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正教授。 我們的辦公室離得很近，僅差上下一層樓。當時，整個物理學界絕大部分的∧0和∑-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實驗組手中，有約四十個，不是個小數目。 這些情況在1956年4月初羅徹斯特會議時， 楊振寧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楊振寧都是被邀請參加羅徹斯特會議的。假使真的如楊振寧所說，在1956年5月初， 他午飯時忽然在一個節骨眼上想到了∧0的產生和衰變反應鏈， 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飯後我們回到哥倫比亞大學，他不去找離我辦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 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這個重要的、∧0和∑-衰變可能是宇稱不守恆的想法告訴斯坦伯格。 同時，他也不可能不急著去請斯坦伯格盡快地做一個實驗， 看看他的這個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楊振寧不去找斯坦伯格，是為什麼呢？因為楊振寧完全清楚，在那個時候，斯坦伯格不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這個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時， 楊振寧也知道前兩天他剛剛聽了斯坦伯格的報告，而且他還反對。當楊振寧1956年5月初在天津飯店吃午飯時，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實驗組的分析結果已有宇稱不守恆的跡象， 雖然不能定論，但是完全可以證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羅徹斯特會議後的三個星期中，已經發生的這些極重要的事實，在楊振寧的回憶里，其敘述卻完全是一片空白。 為什麼？因為楊振寧1982年的回憶中，關於宇稱不守恆思想突破的敘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將我的思想突破變成他的，將他的反對變成我的反對。 在楊振寧1982年的回憶里還有其它相當多的情節也不符合事實。舉兩個例子吧。1956年5月初，當他在我辦公室里看見了我正在寫的， 關於θ-τ、∧0、∑-等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恆的文章的時候，是他要求參加進來和我一起做β衰變領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發表奇異粒子的文章的。 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憶中竟然說：「他（指李）有點按捺不住，主張把關於反應（1），（2）的研究寫成短文，先行發表，我不同意這樣做」 [6]。 楊振寧關於我「按捺不住」的說法和事實不合，完全是喧賓奪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們合作寫出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楊振寧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時期發表的論文中的一小部分。 1956年我們發表了關於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之後， 我和楊振寧才開始密切合作。從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們共合寫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楊振寧沒有任何合作項目，也沒有楊振寧1982年回憶中所謂的每周兩次的見面。當他1956年5月初來我辦公室時， 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哥倫比亞大學。 否則，他不會在上午十一時左右開汽車來，因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時左右哥校附近停車的困難。1956年4月3－7日羅徹斯特會議後的整個4月份我和楊振寧沒有見過面。 事實上楊振寧1982年回憶中所謂的每周兩次的見面是在1956年10月我們發表了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之後才開始的。 楊振寧1982年回憶中所說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兩次互訪也是與事實不合的。

由於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當時（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廷、雷特奈爾、塞繆斯、史瓦茲和斯坦伯格在他們的實驗文章中做了宇稱不守恆的分析。 因此，他們在他們的論文中對我表示感謝 [3] 。他們沒有提楊振寧，因為這與楊振寧無關。

上面已經提到，這項實驗的參加者之一史瓦茲，在他1986年的回憶中關於1956年4月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講得很清楚， 這個思想是我提出來的，根本沒有提到楊振寧 [4]，因為這是與楊振寧無關的。

由此可見，這一切完全證明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獨立做出的，和楊振寧無關。

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以後，到5月份楊振寧才參加進來和我一起對宇稱不守恆做了系統性的理論分析工作， 一起寫出了獲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 上面的敘述並沒有減少楊振寧在與我合作中的貢獻，也沒有否定他應獲諾貝爾獎的資格，當然也沒有降低他因此而獲得的榮譽。

雖然我們是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獎，但是關於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獨立做出的這一點，是有文獻記載的，同行們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觀的事實。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強調這一點。也從來沒有因此去損傷楊振寧，去貶低他在與我合作完成宇稱不守恆論文上的貢獻。但問題的關鍵是，楊振寧從1982年至今， 總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獨立地做出了宇稱不守恆這一突破的事實。他關於這一問題的敘述，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F. 世界名人如何評價《道德經》

《道德經》在國外：
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出版第一多的是聖經、第二多的是道德經，被譯成多國文字廣為流傳！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巨大精神財富！20世紀，人類在科學技術和物質財富上雖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也造成了環境破壞、價值迷惘和心靈污染三大危機。面對這些社會危機，西方人開始從東方道學中尋求哲學智慧，以解決現實問題。
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在評述老子《道德經》時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到六千字，卻包含著許多精神食糧。」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施舟人肯定道學「對西方文化來說，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動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高認為《道德經》「是一本有價值的關於人類行為的教科書。」德國人尤利斯噶爾指出：「老子，他是推動未來的能動力量，他比任何現代的都更加具有現代意義，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美國科學家威爾杜蘭認為《道德經》「是最迷人的一部奇書」。德國哲學家尼采認為老子的《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美國學者蒲克明預言未來「《道德經》將是一本家傳戶誦的書。」它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視、如此高的評價，因為它是人類最古老的最系統的第一部「大成智慧學」。
在政治上，不少國家的領導人都指出，要想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必須善於從老子《道德經》中去尋找政治智慧。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大聲呼籲：每個德國家庭買一本中國的《道德經》，以幫助解決人們思想上的困惑。美國前總統里根援引《道德經》中「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治國名言，以尋求其治國理念和方略。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建議全世界「遵循中國古代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誨，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極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經》，援引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的名言，努力將這種不朽的哲學智慧應用到聯合國工作中。
在經濟上，要解決現代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也需要從《道德經》中尋找發展經濟的哲學智慧。英國哲學家克拉克認為「現代經濟自由市場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無為而治。」在世界范圍內，已悄然地出現了一個經濟文化群體「道商」。所謂「道商」，就是以道學的辯證思維和哲學智慧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的商人。法國阿爾斯通總裁安南·博格先生聲稱：「在中國做生意，要懂《老子》。」曾擔任財富五百強公司高級執行官的詹姆斯把《道德經》尊為新世紀的商業理論。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道家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的觀點，就是他的自發秩序理論的經典表述。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根據老子的「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的思想，從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美國GE公司前總裁傑克·韋爾奇依據老子的「為道日損」的思想，提倡「無為式」的「簡單的管理」。
在科技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可以從老子的《道德經》中汲取靈感。英國科學家霍金在老子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思想啟示下，提出了「宇宙創生於無」的理論。美國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提出的「質朴性原理」，與老子所謂「道」的質朴性是不謀而合的。美籍華人李政道發現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與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吻合之處。日本農學家福岡正信提出「自然農法」，並稱自己「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這一偉大命題的啟發下提出來的。

G. 楊振寧和李政道誰在物理領域的學術上貢獻更大

楊的不守恆理論，是排第二位的。排在他前面的是李政道。

H. 外國人怎麼看《道德經》

土豆系列0420 ：你好。
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出版第一多的是聖經第二多的是道德經，被譯成多國文字廣為流傳！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巨大精神財富！20世紀，人類在科學技術和物質財富上雖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也造成了環境破壞、價值迷惘和心靈污染三大危機。面對這些社會危機，西方人開始從東方道學中尋求哲學智慧，以解決現實問題。
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在評述老子《道德經》時指出：「這本書雖然不到六千字，卻包含著許多精神食糧。」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施舟人肯定道學「對西方文化來說，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能使西方文化得以更新的動力和活力的源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高認為《道德經》「是一本有價值的關於人類行為的教科書。」德國人尤利斯噶爾指出：「老子，他是推動未來的能動力量，他比任何現代的都更加具有現代意義，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美國科學家威爾杜蘭認為《道德經》「是最迷人的一部奇書」。德國哲學家尼采認為老子的《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美國學者蒲克明預言未來「《道德經》將是一本家傳戶誦的書。」它之所以受到世人如此重視、如此高的評價，因為它是人類最古老的最系統的第一部「大成智慧學」。
在政治上，不少國家的領導人都指出，要想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必須善於從老子《道德經》中去尋找政治智慧。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大聲呼籲：每個德國家庭買一本中國的《道德經》，以幫助解決人們思想上的困惑。美國前總統里根援引《道德經》中「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治國名言，以尋求其治國理念和方略。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建議全世界「遵循中國古代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老子的教誨，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極力推崇老子的《道德經》，援引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的名言，努力將這種不朽的哲學智慧應用到聯合國工作中。
在經濟上，要解決現代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也需要從《道德經》中尋找發展經濟的哲學智慧。英國哲學家克拉克認為「現代經濟自由市場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無為而治。」在世界范圍內，已悄然地出現了一個經濟文化群體「道商」。所謂「道商」，就是以道學的辯證思維和哲學智慧從事企業經營管理的商人。法國阿爾斯通總裁安南·博格先生聲稱：「在中國做生意，要懂《老子》。」曾擔任財富五百強公司高級執行官的詹姆斯把《道德經》尊為新世紀的商業理論。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道家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的觀點，就是他的自發秩序理論的經典表述。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根據老子的「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的思想，從事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美國GE公司前總裁傑克·韋爾奇依據老子的「為道日損」的思想，提倡「無為式」的「簡單的管理」。
在科技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可以從老子的《道德經》中汲取靈感。英國科學家霍金在老子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思想啟示下，提出了「宇宙創生於無」的理論。美國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提出的「質朴性原理」，與老子所謂「道」的質朴性是不謀而合的。美籍華人李政道發現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與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也有吻合之處。日本農學家福岡正信提出「自然農法」，並稱自己「就是在老子『道法自然』這一偉大命題的啟發下提出來的。」

I. 世界那麼黑，老子該信誰

〝信自己〞有時也會誤事的，默守成規，一意孤行，往往都是誤信自己的結果。凡事都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世事都不能盲目相信的。楊振寧和李政道如果相信〝宇稱守恆〞是真理，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功。

J. 楊振寧，李政道 有什麼成就，後來他們是怎麼公開決裂的

楊振寧：一生最大的兩個成就就是提出楊-米爾斯場和與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稱不守恆定律」從而獲得諾貝爾獎。注意，他的成就都是跟別人合作的。

李政道：美籍華裔物理學家，出生於中國上海。1957年，他31歲時與楊振寧一起，因發現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的這項發現，由吳健雄的實驗證實。李政道和楊振寧是最早獲諾貝爾獎的華人。

因為名字排序之爭。

在第一篇論文投稿時，楊振寧以自己年歲大為由，要求署名在前。由於事出突然，李政道當時雖感到很窘，但勉強答應了。稍後，李政道看了文獻，察覺這樣做是不對的。在寫第二篇論文時，李政道把一些文獻給他看，以說明年歲大並不是排名的考慮因素。

而且，李政道又解釋，第一篇文章里的兩個定理，主要是他證明的，可是他的名字卻排在了後面這樣不合理。楊振寧被李政道說服，同意他的意見，於是第二篇論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過來了，在第二篇論文中只有一個定理，只有最後的一步是楊振寧想出來的。由於有這樣不愉快的經歷，李政道後來中止了與楊振寧的合作。

善良的李政道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楊振寧竟親自找來了記者說是自己「在一個節骨眼上，想到了證明『宇稱不守恆定律』的思路，而李博士先是反對這種觀點，經過我的說服後才同意的」雲雲。1962年6月，李政道與楊振寧徹底決裂，斷絕一切往來。

拓展資料：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生於上海，江蘇蘇州人，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因在宇稱不守恆、李模型、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撲孤立子場論等領域的貢獻聞名。

1957年，與楊振寧一起，因發現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內，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並得到美方資助。1985年，他又倡導成立了中國博士後流動站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並擔任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顧問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名譽理事長。

1986年，他爭取到義大利的經費，在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創立了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CCAST)並擔任主任。其後，成立了在浙江大學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復旦大學的李政道實驗物理中心。 2018年4月7日，擔任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研究所名譽所長。

2004年任RIKEN-BNL研究中心名譽主任。2006年至今任北京大學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獲得"2015中華文化人物"榮譽。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將其畢生積蓄30萬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義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資助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蘇州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新增)的本科生從事科研輔助工作。李政道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為科學事業後繼有人，實乃用心良苦，竭盡全力。

李政道的研究領域很寬，在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頗有建樹。

1949年與羅森布拉斯和楊振寧合作提出普適費米弱作用和中間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提出水力學中二維空間沒有湍流。1952年與派尼斯合作研究固體物理中極化子的構造。1954年發表了量子場論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論。

1957年與奧赫梅和楊振寧合作提出電荷共軛不守恆和時間不反演的可能性。1959年與楊振寧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氣體的分子動理論，對研究氦Ⅱ的超流動性作出了貢獻。1962年與楊振寧合作，研究了帶電矢量介子電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與瑙恩伯合作，研究了無(靜止)質量的粒子所參與的過程中，紅外發散可以全部抵銷問題，這項工作又稱李-瑙恩伯定理。

20世紀60年代後期提出了場代數理論。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發破缺的問題，又發現和研究了非拓撲性孤立子，並建立了強子結構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論。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繼續在路徑積分問題、格點規范問題和時間為動力學變數等方面開展工作;後來又建立了離散力學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