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背景

Ⅰ 我國依法治國方針提出的經濟背景是什麼

滿意答案好評率：25% 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

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1996年3月全國人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確定為治國方針；同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再次作出決議。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深刻影響世紀之交我國建設與發展的大事。從理論上弄清，在實踐中處理好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法治」是對「人治」而言的。由於我國歷史上法治傳統薄弱，解放後幾十年來我們又對法治重視不夠，為之付出了沉重代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人們法治意識逐漸提高，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客觀形勢進一步呼喚法治。十多年來，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和積累的問題說明，發展經濟和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能夠化解和緩和許多矛盾，但還有許多矛盾只有靠法治才能解決。這是由於法律具有規范化、制度化的效能，它通過規范各相關主體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能夠從根本上最終回答和落實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如何合理、有效和安全地解決社會矛盾問題。正因為法律具有如此效能，所以當中央提出「依法治國」方針後，很快就被廣大幹部和群眾所接受。但從全國看，發展並不平衡。「依法治國」尚須進一步強調。

「精神文明」是相對「物質文明」而言的。歷史上任何一種類型的社會，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否則物質文明就不可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更高形態的社會，當然更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內容很廣泛，它包括教育、科學、思想、道德和文化。其中最關鍵、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和道德。思想道德是與社會發展和要求密切關聯的，是分層次的，有的是少數人可以做到，有的則要求絕大多數人必須具備。少數人做得到的，國家可以提倡；要求多數人做到的，則要形成一定的大眾輿論壓力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形成規范。對於純屬道德領域的行為，不可要求過急，更不可施以法律強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思想道德以及黨風政風方面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特別是我們正處在體制轉軌過程之中，解決這些問題就顯得更加緊迫。社會主義思想不是自發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重在建設。當前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已作出的決議更具有操作性，真正變成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實際行動。

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息息相關、聯系密切。二者都是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改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下提出的；二者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並為之服務；二者在內容上相互滲透，密切關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依法治國的基礎，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保障；依法治國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指出二者的共同點，並不是抹煞依法治國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區別。依法治國主要靠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和執行法律；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則是思想道德。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法律貫徹靠他律，有剛性特點；而思想和道德則主要靠自律和社會輿論的壓力，特點屬柔性。在實踐中，二者應相輔相成，有機結合，不可偏廢，更不能相互貶低或排斥。不認識和處理好二者的辯證關系，理論上各執一理，實際中相互排斥，勢必陷入我國歷史上「法治」還是「德治」無休止的爭論之中。這是一切有識之士所不願看到的。

既然依法治國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建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那末，二者就必然會在體制改革和完善制度過程中相交匯，從而自然地提出制度文明建設問題。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問題。他指出：「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黨的十三大還專門為政治體制改革作了決定。但由於種種原因，這方面的改革滯後了。我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如某些行政機關執法不嚴，某些司法機關司法失衡，一些官員和公職人員貪污腐敗屢禁不止，對國家權力監督不嚴，人民群眾有一定程度的不滿等等，無不與此有關。現在，當黨和國家進一步提出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時，我們就應以此作為切入點和契機，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或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目標，響亮地提出建設制度文明，穩妥、安全地把政治體制改革向前推進，更好地實現振興中華的目的。

Ⅱ 道德與法治的創建背景

回顧我國法制建設的過程，其實就是由刀制到水治的演變。法製作為法律制度的簡稱版，權相對於法治是較低層次的，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要解決的是有法可依的問題；法治則包括立法、執法、守法、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全過程，是一個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統工程，相對法制處於較高層次，是一個由許多運動中的狀態聯系成的一個使法律從觀念走向現實、從精神走向物質的過程，無非是對法律制度的運用和實施，要解決的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因而，完全可以這樣說，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規定得好壞，關繫到法治能否真正實現，統治是否實現，也關繫到法制是否可以進一步得到發展和完備。
獲獎情況
2012年11月，反映青春期教育題材的自拍欄目劇《小棉襖》，榮獲第七屆全國欄目劇「金騏獎」三等獎。 2012年11月，在《中國廣播影視》雜志社主辦的TV地標（2012）全國電視欄目綜合實力大型調研成果發布會上，山東衛視《道德與法治》欄目榮獲年度上星頻道品牌欄目稱號，這是全國唯一一檔獲此殊榮的法制類欄目。

Ⅲ 晚清西方法治觀念傳入中國的背景和方式

方式：封建社會由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閉關鎖國,西方人用大炮轟開中國國門的同時,也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帶到中國（傳教士傳教的那種思想可不先進）,列強在華辦廠開礦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興辦教育,培養為西洋國家服務的人才等等,都不自覺地把西方文化傳入中國。
背景：明朝後期利瑪竇來中國傳教,第一次帶來了歐洲文明再加上後來鴉片戰爭中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以及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增多,西方近代文明也就隨之傳入了。

Ⅳ 依法治國、依法治企的背景是什麼是怎麼來的如何理解他們的關系。希望具體一點

建國後國家頒布第一部《憲法》為依法治國打下堅實基礎。凡是在中內國境內容的一切活動都要依法進行。之間的關系：依法治國為了企業更好生存，沒有法制國家就沒有好的企業。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Ⅳ 中國成立之初法制建設的背景

中國成立之初，有法治的思想和意識，1949年共同綱領就是新中國的指導思想，後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

Ⅵ 「依法治國」是在什麼的社會背景下提出的

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

「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6)法治中國背景擴展閱讀：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發展人民民主和建設法制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事實上，新中國在成立後至1957年夏反右斗爭擴大化之前的7年時間里，是比較注意法制建設的。

這期間，不僅制定了1954年《憲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規、命令，而且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實行憲法，依法辦事。這可以從當時一些領導人在講話中看得很清楚。1949年初，謝覺哉同志就說過，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法治，但我們確要我們的法治。

1954年9月17日，彭真同志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時，專門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發言，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

在改革開放以前，各種條件決定了我們黨和國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當然更不可能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在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沒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提出來。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不是一下子就輕而易舉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際上，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提出和發展

Ⅶ 大學生角度分析法治中國的意義

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目標以來，黨中央就法治建設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吹響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軍號，標志著我們黨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戰略高度。我們要深刻領會建設法治中國的新要求，切實增強法治建設的責任感，積極探索法治建設的基本規律，不斷提高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水平，為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探索、積累經驗。

一、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意義

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法治以維護公民權利為宗旨，以限制和規范國家權力為要義。法治不僅要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各項民事權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現實中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仍時有發生。只有有法必依，堅持公正司法、規范行政行為，讓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法律確定其地位，保障其權利；市場經濟的各種活動需要法律來規范，各種矛盾需要法律來解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需要法律保駕護航，離不開法律作用的充分發揮。沒有法律和法治，就沒有市場經濟。確立了法治國家的目標，有利於全社會名正言順地開展法制和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環境。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正處於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任務艱巨。在此背景下，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維護穩定，尤為緊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實踐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勞動者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權力產生的「暴利」、利用壟斷地位產生的「暴富」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規則的缺失或者是對現有規則的漠視。社會公平是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公平正義只有通過法治的途徑才能實現。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僅僅是GDP的提升並不等於民富國強，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力的富強，人權得到尊重，人民享受著良好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和健康的飲食的「中國夢」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是否把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

二、我們需要建設什麼樣的法治中國

建設法治中國，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法治中國。建設法治中國決不是一句時髦的口號，而是有著十分豐富內涵的真實目標。擇其要者，下列三個特徵構成了法治中國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憲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權威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典型的特徵。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全體公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堅實的根基。建設法治中國，應當讓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成為全社會奉行的基本准則，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嚴格落實，讓人權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我們要建設的法治中國，是政治清明、經濟富強、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的中國。這是法治中國最重要的使命。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強則國家強。建設法治國家就是要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支撐和保障，讓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讓經濟發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讓社會運行更加穩定和和諧，讓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讓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與法治中國相伴而行。

三、我們應當怎樣建設法治中國

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針，堪稱新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指南針。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點有六：
（一）高層領導的政治決斷和信心
任何權力規范和約束都應該也只能是自上而下進行。政治家要有倡導和推行法治的決心和信念，運用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厲行法治、自我限權、帶頭守法。
（二）著眼科學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我們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切實堅持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於每一部法律法規制定的全過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願，完善科學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認真傾聽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廣泛集中民智、匯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觀實際，從改革發展穩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從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研究和決定該立哪些法、怎樣立，該制定哪些制度、怎樣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決實際問題，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切實增強每一部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著眼保障法律有效實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因此，我們要在繼續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一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二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國家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辦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的重要職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的重要職權，確保各國家機關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四是要改革現在的績效評價體系，建立一套以法治為重要指標體系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即「法治GDP」，保證法律的實施。地方政府領導幹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關鍵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識，是不是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為重要指標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法律的實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國建設才會更加順暢。

（四）著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反映社會的文明程度，關繫到國家長治久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保障。要實現司法公正，必須樹立現代司法理念，推進司法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1.樹立司法獨立理念
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現在如何認識我國的司法獨立，學術界爭論頗多。有的主張西化式獨立，有的主張逐步獨立等等。筆者認為，在當前不能離開我國的政治制度去談獨立，而要符合我國的國情。一是要正確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的關系。必須明確黨對司法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並非是具體業務和工作的代辦與干預。二是規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監督，高度重視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新聞媒體的監督。三是改革現有司法人事與財政制度。現行的司法管理體制是各級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受制於當地黨委政府。要從根本上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就必須進行司法體制改革。首先可考慮基層、中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任命，高級、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國人大任命，任命後即由最高法院統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須改變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財政權的現象。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是將法院的經費獨立出來，單獨列入國家預算。為此，有學者建議應當吸取歷史的教訓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重視司法經費獨立對於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四是正確處理好上、下級法院間關系，確保下級法院獨立辦案。上、下級法院並非行政領導關系，而是監督、審級關系，不同的審級設置是為確保當事人上訴權的實現，確保司法公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事先請示，都有違司法獨立原則，應予根除。
2.大力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尤其是法官隊伍建設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於司法公正。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了法官的素質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質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導。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養，提高法官的業務素養，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著眼用制度規范和約束公權力
當今，許多法律得不到真正執行，公權侵犯私權的情況屢屢發生。如果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就會是恣意妄為的猛獸，就會禍害社會。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籠子有哪些？第一個是民主的籠子，通過統一的程序規則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特別要通過立法和制度建設對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加以更加嚴格的硬約束。因此應當盡快制定《行政組織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規，為各種行政行為提供最基本的權力邊界和程序規則，防止決策機關規避程序法濫用決策權，確保每項權力都受到法律的嚴格約束。第二個是法治的籠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僅要求行政機關根據法律和法律的授權制定規范；不僅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必須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還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凡法律法規規定的職責，都必須積極履行，不能失職，不能不作為。同時，履行法定職責，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第三個是監督的籠子，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應當進一步擴大信息公開的范圍，將領導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權力的表現形式納入信息公開的范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黨務、政務、司法、公共事務的信息公開，通過公開約束規范公權力。要創造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條件，拓寬民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決策權的渠道，充分利用現代新興媒體監督的便利，實現對公權力行使的全時空監督，惟其如此，才能讓所有官員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權力濫用和失控。
（六）著眼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
法治中國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當法律成為國民必須信仰與敬畏的規則時，人們才可能在這條規則的底線上行走，道德才不會失守，底線才不會被擊穿，秩序才不會崩壞，公平正義才能讓人有所期許。也只有全社會都把法治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才會形成。因此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建設法治中國的重要目標。一是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培訓。讓各級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這無疑是對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引領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對群眾的法制宣傳教育。建設法治中國，人民群眾是基礎力量。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依法按程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矛盾糾紛，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望採納。謝謝您

Ⅷ 韓非子以法治國的背景和目的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韓國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Ⅸ 依法治國的背景原因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一、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二、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三、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國是一切國家機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五、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
六、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七、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總之，依法治國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的區別：依法治國是依據法律治理國家，法律就是一個尺子。以法治國，用法律治理國家，法律就是一部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