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釋依法治國
⑴ 為什麼說:「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中國夢的法治保障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雄厚的物質財富做基礎,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需要法治保障。
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創造出雄厚的物質財富,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為實現中國夢創造豐富的物質基礎。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需要法律法規的調節與約束。依法治國對市場經濟的保障作用主要體現在:能夠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真正尊重市場行為;有效維持市場主體公平的競爭秩序,確保市場有效有序運轉,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法治原則是:對於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於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對此有明確的規定。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更是進一步規范了政府的行政行為,強化了政府的市場思維,調節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將政府職能從聚焦於事前審批,轉換到依法建立健全積極有效的事中事後監管機制上來。政府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該干什麼、不該干什麼、該怎麼干,都只有一個依據,就是法律。
鄧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視察深圳時就曾發出感慨,「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定下法制基調。「法治」和「市場」,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大關鍵詞。據說這一年,北京新成立的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8月份即全數發光,北京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對社會的激活、法治對市場的促進,由此可見一斑。
如何按照「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既管住政府這只手,又用好政府這只手?關鍵詞有兩個:一是簡政放權,二是加強監管。事實上,很多對投資項目的前置審批都是不合理的。搞市場經濟,本來就是誰投資誰承擔風險,大部分投資決策就應該下放給市場主體。這樣的審批不取消不下放,不僅不能優化投資,徒做無用功,還會為權力尋租提供機會。另一方面,減少事前審批,事中事後的監管必須跟上。目前,我們的監管隨意性較大,一有問題就搞「突擊」監管,搞「大檢查」。這容易造成監管缺位失位和錯位越位並存,令選擇性監管大行其道,將直接影響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的建立。因此,法治規范下重規則、重機制的監管方式和手段非常重要。
法治是有效維持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秩序的保障。市場主體有效參與競爭和創新需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競爭能帶來繁榮,有法治保障的競爭才能帶來永續繁榮。現在,公平的市場秩序沒有完全形成,對侵犯知識產權、搞假冒偽劣或坑蒙拐騙懲治不力,這樣,守法誠信經營的企業,成本相對就高,這是不公平的,也必然會影響競爭的效率和市場的活力。
這其中,有前面提到的監管不到位不科學的原因,需要政府完善和創新監管,特別要建立健全科學的抽查機制、責任追溯制度,規范自由裁量權,堵塞縫隙和漏洞。同時,也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本身尚不完善,特別是產權歸屬不明晰,產權保護不得力和糾紛解決機制不固定,結果不確定等原因。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基本導向,就是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通過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同時,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以更多激發市場活力、更快釋放改革紅利、有效遏制權力尋租,有效抑制腐敗。
⑵ 論述依法治國與法治(只要有關這方面的知識都行)
十七大報告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科學論斷。從中可看出:「依法治國」與「法治」並不能劃等號,它們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
什麼是法治?作為一個復雜的概念,它既指一種治國的思想體系,又指一套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還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狀態。
一般認為,法治包含如下基本涵義:第一,是一種社會調控模式;第二,是指法律主治、法律至上的原則;第三,是指法律秩序。換言之,所謂「法治」,其實不僅僅是「以法治國」的意思,而且含有用以治國的法律所必須遵循的原則、規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則」、「平等原則」和「維護人的尊嚴的原則」,「法治的核心在於保護公民的權利,約束國家權力」。
而依法治國,則是強調以法治國的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的一種治國方式。在理解依法治國時,需要注意「法律工具論」的認識誤區。這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專制歷史的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眾所周知,在舊時代的中國,我們的祖先曾經締造過一部部法典,它們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曾經界碑般劃分著一代代輝煌,在縱橫數萬里的中國版圖上曾經鐫刻出典型的民族特色和風格。我們今天的一切共性和民族性,都可以從中找到根和源。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舊時代的中國始終未能真正實現法治。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無論法律制度多麼完備,它們都只是統治階級統治民眾、治理社會的「工具」,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統治權力本身並不受約束!
總之,依法治國是強調以法治國的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的一種治國方式。具體來說,根據黨的十五大報告精神,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可見,依法治國是法治的外在形式和實現過程,法治是依法治國的精神和原則。依法治國應當體現法治的精神和原則,而法治又必須通過依法治國來實現。
應當說,關於依法治國與法治二者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入、升華的認識過程。1997年9 月,黨的十五大首次明確提出:「發展民主必須同健全法制緊密結合,實行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但是,十五大報告並沒有進一步闡述依法治國與法治的關系。這樣一來,在實踐中就可能產生「法治」是「依法治國」的簡稱,「依法治國」與「法治」是一回事的誤解。現在,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指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可以說,這是對於「依法治國」與「法治」二者關系的准確詮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間關系的科學把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⑶ 有哪個知道 依法治國的名詞解釋是什麼嗎
依法治國就是來依照體現人民自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根本保證。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
⑷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和依法治疆的關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於2014年10月日至23日在京舉行。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中央全會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召開的會議。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為更好的緊密結合新疆實際,全面推進依法治疆;結合烏魯木齊實際,在全社會形成法治氛圍、提高法治意識、樹立法治觀念,激發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從今日起,本報特開設欄目「深入學習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五問」,邀請法學領域知名專家學者,從五方面以問答的形式,從不同角度深入闡釋全會精神,幫助各族幹部群眾准確理解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新觀點、新思想、新舉措。
受訪嘉賓:自治區黨校法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陳奇彪
早在今年5月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發表重要講話時就提出,要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如何理解「依法治疆」與「依法治國」的關系?
陳奇彪:簡單來講,依法治疆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是後者的地域性體現。從哲學角度來說,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依法治疆不僅是依法治國的一個要求,也是落實依法治國重大方針的具體舉措。新疆有著不同於其他省份的實際「區情」,因此,在具體踐行依法治國理念時,要重點考慮到新疆的實際情況。新疆發展的總目標是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所以我們在重點領域的立法等工作,就要緊緊圍繞這一目標進行。簡言之,就是要從新疆的實際來落實「依法治國」的理念。
1978年我國只有憲法和婚姻法等寥寥幾部法律,截至今年3月,現行有效法律已達242部。十八屆四中全會又提出建設「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是因為我們的法律數量不夠嗎?
陳奇彪:我所了解的數據可能比你掌握的還要多一些。從數量上講,我們的法律法規制定不算少,但這絕不是一個單純數量級的問題。應當說,目前,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已基本完成。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比較健全,但有些不夠完善。
其次,隨著我國的經濟形勢、穩定形勢、民生發展等方面的變化,一些潛在的問題和矛盾逐漸凸顯,有些方面的問題上升為法治問題。比如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到的環保問題。由此引申出來比如地方政府單純追求GDP問題、自然資源保護問題等等。還有反腐問題,都要通過形成一整套的法治體系來解決。可以這樣理解,憲法是根基,法律是主幹,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是對國家法律的細化和補充。
不是說簡單的就事論事,遇到哪個問題就出台一部相應的法律法規而了之,而是依靠全面的法治體系建設來解決。這就更科學也更嚴謹。
結合新疆的具體實際來看,怎樣依靠法治建設深入推進「去極端化」工作?
陳奇彪:自治區黨委八屆七次全委擴大會議提出,當前最突出的工作就是要深入推進「去極端化」,應當說,「去極端化」是自治區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重點。
當下,我們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工作可以簡單概況為「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扼制極端、打擊犯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也是導致暴恐案件發生的重要根源,就是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這一點在以往的案件中都得到了證實。
宗教和宗教極端思想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無論是國家還是自治區層面,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正常的宗教事務活動。尤其是自治區層面,目前已有三個不同的條例,分別對宗教活動、宗教場地和宗教人員的管理進行規范和保護。但經過多年的實際適用,這些條例或規定,已明顯暴露出不夠完善的弊端。比如,現行條例中提到「非法宗教活動」,至於哪些具體行為屬於「非法宗教活動」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明。這就使得具體的基層工作在認識上可能存在模糊。
再如,「宗教極端思想」的認定,在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中也沒有具體的說明和解釋。
因此,現在亟需制定一個統一的、明確的自治區級的宗教管理條例,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宗教管理事務需要。但做好「去極端化」工作,也是不能僅僅依靠某部法律法規就能實現的,仍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法律體系共同實現,比如就需要同時加強普法宣傳和推進教育發展,以及改善民生等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做支撐。
⑸ 依法治國是我國唯一的治國方式嗎
四大治國模式,指的是中國四個傳統治國模式,這四個傳統的治國模式是書寫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標志,中國歷朝歷代的封建社會皇帝,都逃不過是四大治國模式的范圍。
其中老子所倡導的節儉模式最為歷代皇帝所推崇,劉邦、劉恆、劉啟、劉秀、蕭道成、楊堅、趙匡胤、朱元璋、道光帝等數位皇帝,都對老子提出的節儉治國情有獨鍾。
民本模式自古有之,民本治國是中國最古老的治國方式,從上古時期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再到夏商周時期的夏禹、少康、成湯、盤庚、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封建社會時期的劉邦、劉秀、楊堅等歷史上的數位皇帝都以民本思想為出發點而治理國家,就連老子的節儉模式、管仲的新政模式、商鞅的峻刑模式,都是有民本思想演變而來。
新政模式是中國最具進取性的治國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代時期的管仲,新政治國通常都是歷代帝王拯救國家命脈的良方,也是腐舊貴族最懼怕的毒葯,實行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腐舊勢力,因此中國歷代皇帝拯救王朝命脈的這劑良方,往往會被統治者自己湮滅。新政模式,實際上也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與那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他是由政權的統治者自己發動的革命,其宗旨就是延續政權的國祚。
峻刑模式是由歷代司刑之官提出的治國思想,所謂峻刑就是以殘酷的法律手段約束國家的官員和百姓,對於官員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貪贓枉法,對於百姓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觸犯國法,這種模式往往是暴君慣用的手段,但也是依法治國最有效的治國方式。
此四大治國模式,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幾乎是歷代君王慣用的治國方式,因此他們被當代學者認為是最典型的四大治國模式。
節儉治國編輯
節儉模式——「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代表人物——漢文帝
「節儉模式」,是古代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漢文帝劉恆。中國人素有「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管理國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觀》中專門論述了奢侈浪費與國家管理的關系,認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劉恆在位期間,禁擾民、禁送禮、禁浪費,甚至連顯示皇權威嚴的諸侯、屬國獻供禮等都廢止了。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劉恆就此下了「紅頭文件」,詔告天下「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求來獻」。
不建樓堂館所。劉恆在位23年竟無一項大型建築,連小建築也不搞,只要是勞民傷財的,一律不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劉恆曾想造個露台,召來工匠預算,要花費「百金」。這筆開支對皇家來說,連毛毛雨都不算,但劉恆覺得不妥,放棄了造台計劃,稱「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漢代流行厚葬之風,國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造帝王陵墓。劉恆移風異俗,奉行「薄葬」。甚至連自己平時的穿著也不講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漢書·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後宮嬪妃也都不穿高檔時裝,「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普普通通。
劉恆開創了封建帝王著「親民裝」的先河,漢代學者劉向曾評價劉恆是「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其「節儉治國」思想,體現出了封建時代「以孝治國天下」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劉恆死後蓋棺定論的謚號中,用了評價等級最高的一字「孝」,稱為「孝文皇帝」。
劉恆的治國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漢書》稱當時是「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隨後的景帝劉啟,繼承了劉恆的治國思想,合稱「文景之治」。[1]
民惟邦本編輯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代表人物——唐太宗
在古代,執政者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民惟邦本」,簡稱「民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執政為民」。以這種思想來治理國家,被稱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識」,他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李世民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他常提荀子的觀點:「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認真研究了朝代興迭規律。據《貞觀政要·仁義》,李世民稱,「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義為治」實現的,表現為「寬律令」,具體操作分為禮刑並用、簡約畫一、寬仁慎刑三個層面。《唐六典·尚書刑部》注記,李世民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臣僚重新審訂刑律條款,尤控死刑,他強調「死者不可復生」,要求「用法務在寬簡」,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為防錯殺,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報中央,再三復核。
最能說明李世民「寬刑」的,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發生的一件事。當年十二月,他在查閱死刑案件時,出於憐憫,下令將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過年,來年秋再回長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個不少回來了,李世民很感動,乾脆將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選賢任能、納諫如流、賞罰分明,其治國模式成效斐然。執政幾年後,便「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的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號為「貞觀」,故史家贊譽李世民的治國模式為「貞觀之治」。[1]
新政改革編輯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時成」
代表人物——宋仁宗
「五經」之《易經》中的第49卦即為「革卦」,古人釋注中有句話叫「天地革而四時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規律。從先秦到清末,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為國家治理手段,被史學家稱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趙禎。
北宋是中國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為積極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紀中葉後,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趙禎推行的「慶歷新政」即出現在這一時期。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對西夏戰爭慘敗,直接促使皇帝趙禎「欲更天下弊事」。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識,形成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慶歷三年九月,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當場賜給紙筆,要求他們針對當前急務當場呈奏。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這輪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趙禎接受了這些改革建議,漸次實施,頒行全國,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就此揭開了後來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遺憾的是,一年多後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慶歷新政的失敗,與趙禎「寬仁少斷」、保守派勢力強大有直接關系,但與倉促上馬、預熱不夠、力度過猛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宋仁宗不急於求成,「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進入涉及利益集團的深水區,改革若能穩一點,或許就是另外的結果。
盡管如此,歷史仍給在位長達42年的趙禎以高度評價,其治國模式被譽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認為超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1]
嚴刑峻法編輯
峻刑模式——「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代表人物——明太祖
所謂「峻刑」,即嚴刑。唐宋以前治理國家講究「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即所謂「輕刑」思想,屬於「仁術」。宋元以後,執政者奉行「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輕刑律,晉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觀點為執政者認同。「峻刑模式」又被稱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積極實踐者,他在明綱常的同時,重法度,嚴吏治。他聲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後人簡稱「亂世用重典」。
一直以來,朱元璋都「以重典為整頓之術」,實施「猛烈之治」。雖然《大明律》條款已相當成熟、完備,但朱元璋覺得仍不夠「嚇人」,又編定了《大誥》,實行「法外用刑」予以「嚴打」。如政府部門隨便增加編制人手等「有司濫設吏卒」行為,依律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誅」,不僅部門領導倒霉,當事「臨時工」也要處死。至於「吃空餉」等,在明朝一旦敗露,當事人必死無疑。朱元璋最恨貪官,對貪官大多是「剝皮實草」。只要貪污60兩以上者,先要「梟首」,示眾後再剝皮,皮內充填乾草,懸掛在衙門兩旁,以警告官吏。類似這樣的施峻刑嚴懲事例,不絕於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國模式,史稱「洪武之治」。雖然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效果明顯,明朝官場「干凈了一百年」。《明史·循吏傳》記載,峻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1]
⑹ 新常態下提出依法治國的依據是什麼
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其主要特徵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建設呈現出新常態。其實施的步驟是依法治國。
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人類有意識地通過憲法和法律來約束限制自己的權力,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現。通過規范約束政府行為從而建立廉潔、高效、自律、法治和民主政府。
如何給權力劃界?最好的方法還是「立字為據」,即用憲法的形式把國家應該享有的權力明確列舉出來,形成「權力清單」。讓官員上任時向全民宣誓,遵守憲法確定的權力界限,不得越雷池一步。依法治國主要是依憲治國,憲法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依據。
要實現經濟社會「新常態」,必須用制度理性遏制「權力任性」,這是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真正內核與意蘊。當我們對「任性」有了進一步解讀的時候,法治社會對各種非法治行為「任性」的限制與遏制就是中國當今乃至今後的時段里必須採取的理性思維與行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就是我國全力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其目標明確、任務明晰、實施要求確定。這種與「新常態」社會要求相一致的法治理念,反映出我國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宏願大圖,其意義之深遠、理念之先進、願景之宏大,彰顯了我國當今政府全面建設法治經濟、法治社會的氣魄。在要求上,通過建立權力清單和相應責任清單制度,進一步明確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職責許可權,推動簡政放權,形成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的政府職能體系和權力監督、制約和協調機制,達到依法行政的目標。所以,在「新常態」遠大目標下的政府要成為陽光政府,公眾會知道政府的權力邊界到底在哪裡。通過編制「權力運行流程圖」來亮相權力的運行程序、環節、期限等,通過各級政府「清權、減權、制權、曬權」等環節接受社會監督,讓權力有用、使用和管用。這樣,事皆出於法、依於法、治於法,使「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常態」的經濟社會,就是要依法限制權力,依法保障權利,依法保護自由,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進一步減少政府幹預,給市場和企業松綁、減負,使中國的經濟提質增效,釋放出更多的改革紅利。於是,我們的政府也將從全能全管政府向著有限政府轉變,簡政確權和放權的實質就是在明確權力清單的同時,也在明確責任清單,政府把該管的該做的事管好、做好,從源頭上限制或消除權力尋租的空間,切斷腐敗鏈條,用制度規范權力,用法律確定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新常態下權力清單的實施,在《指導意見》中很明確,主要通過五個方面加以實施:加強組織領導、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因地制宜和統籌協調推進。換言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充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必須達到權力來源於法律規定,行使權力必須依法依規,監督權力依法依規,讓「權力清單」真正地落實在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具體實踐中,增強簡政放權的含金量。當「權力清單」公諸於眾時,它所跟進的「責任清單」使權責一致時才能真正用權。「責任清單」也就需要明確的「權力清單」所包括的主要責任、實施細則、承辦部門和追究機制等內容必須公之於眾,曬在陽光下。
⑺ 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怎麼理解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深入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的關系,著力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維護憲法權威,是我們必須清晰認識的重大問題。
憲法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是主權在民原則最直接的體現,是依法治國的本質要求。憲法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是國家的根本法、母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憲法的內容主要包括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公民的基本權利等,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依據。在我國,依法治國當然必須首先依憲治國,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因為只有這樣,憲法所承載的人民意志才能體現,所體現的主權在民原則才能得到保障,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本質要求才能實現。
維護憲法尊嚴、實現憲法權威,是落實依憲治國的首要問題。 《決定》指出,「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因此,必須廣泛宣傳、強化培訓,進一步營造尊重憲法、維護憲法的良好氛圍。憲法蘊含的內容博大精深,意義深刻。要通過廣泛宣傳,使廣大公民理解和掌握憲法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領會依憲治國的重大價值和深遠意義,從而在社會上形成尊重憲法、貫徹憲法實施的良好氛圍。《決定》中明確提出 「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把憲法法律列入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提出 「將每年十二月四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 」為此,各級承擔宣傳、培訓憲法法律任務的國家機關、培訓機構及社會團體,應貫徹落實《決定》要求,完善宣傳、培訓的體制、機制,創新宣傳、培訓方式方法,拓展宣傳、培訓形式,狠抓宣傳、培訓落實,確保宣傳、培訓真正獲得實效,從而在全社會形成尊重憲法、維護憲法的良好氛圍。
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是確保實現依憲治國的關健。我國「八二憲法」對憲法實施和監督做出了一些規定,如第五條第三款、第四款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第六十二條第二款、六十七條第一款均明確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但是,由於相關的實施細則沒有出台,憲法實施和監督體制、機制尚未完全健全,現實中違反憲法的規范性文件、政策和命令一定程度上存在,嚴重破壞了憲法的權威,違反了依憲治國的要求。針對此類問題,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當前需要根據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盡快制定出台憲法實施和監督相關的法律文件,盡快細化憲法實施和監督的體制、機制,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的程序和方法,真正確保憲法的內容和精神在現實中得到落實,實現依憲治國。
完善違憲責任設定和違憲責任追究程序及機制,更好形成尊重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責任意識。完善和強化違憲責任是確保依憲治國實現的重要組成部分。眾所周知,紙面的法律規范變為現實中的法律行為,單有禁止性和宣示性條款是不夠的,因為如果沒有責任追究,法律就會失去應有拘束力。法律後果——法律責任機制是保證法律有效的基本機制,只有完善這一機制,才能保證法律真正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乃至自覺意識。有學者曾經指出,目前之所以存在憲法權威不高、人們遵守憲法意識不強的現象,與違反憲法的責任設定和責任追究制度安排不完善有很大關系。法律責任一般包括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違憲責任,但在較長時間里,人們更多強調的是前三類責任的設定和追究,而對違憲責任的設定及追究卻重視不夠。在已有的法律中,關於違憲責任的規定主要集中在《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條款中。 《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七款和第八款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中規定:「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立法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從整體上看,不管是責任形式的設定還是違憲責任的追究上,都略顯粗糙和簡單。按照國際公認的違憲責任形式,一般應該包括彈劾、罷免、撤消、宣告無效、拒絕使用、取締政治組織等。所以,應該盡快修改完善憲法及相關法,完善憲法責任形式,細化違憲責任追究程序和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形成尊重憲法、維護憲法權威的責任意識,真正落實依憲治國。
⑻ 什麼是依法治國它包括哪些具體內容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 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 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內意志、主 張治理容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 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 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 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簡 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 來治理國家。它是黨領導人民治 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 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 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哈哈,政治課學的!
⑼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內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容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它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但是我們也應該現實點兒,從古至今,那又不徇私枉法的官民呀!能怎麼做,那就是要麼有耐心有錢把那些違法犯罪的人依法處理,要麼就是和電視演的一樣,到處去告,一直到告到他們為止。
文科生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