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前後

『壹』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貳』 證券法修改前後的區別

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證券法》也在第四章規定了「上市公司收購」，但與股票條例的有關規定相比較，可以看出，證券法以下兩方面表現出鮮明的特點：一方面它放寬了對收購的限制，提高了收購行為在技術上的可操作性，以此來鼓勵企業通過收購進行資產重組，從而為經營有方、管理科學的公司提供了資本擴張的廣闊空間；另一方面也對收購的程序有了更為明確和嚴格的規定，以避免收購雙方利用收購的內幕消息來操縱二級市場，從而有利於保護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切身利益，因此，《證券法》比股票條例有了改進，標志著立法者對收購行為認識更趨科學、合理和積極，對收購的積極意義有了客觀的評價和肯定。
在支持對上市公司進行收購方面，《證券法》有關規定的進步意義主要體現大以下幾點：
第一，放寬了對進行收購的行為主體的限制，按股票條例的規定，自然人是不允許通過收購來控股上市公司的。針對這一法律限制，某些自然人只能採取變通的辦法，即專門成立一家公司，再通過這家公司間接控股上市公司的目的。而證券法完全取消了股票條例中對法人和自然人的雙重標准，把參與收購的主體統一稱為「投資者」，使得自然人在上市公司的購並、控股方面取得與法人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為自然人直接控股上市公司掃清了障礙。此舉必將有利於提高個人投資者參與證券市場的積極性，促進二級市場的活躍程度，使上市公司大股東的構成更趨多樣性，同時也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
第二，放寬了對持股增減比例的限定，股票條例規定任何法人在持有一家上市公司5%以上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後，每增持或減持2%須作出書面報告並公告，而《證券法》將這一比例提高到了5%。這一方面減少了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的舉牌次數，加快了收購的進程，從而起到降低收購難度和收購成本的作用，提高了收購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減少收購對二級市場股價所造成的影響，避免被收購公司的股價出現大幅的飈升，以維護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
第三，允許對收購要約進行豁免。《證券法》第八十一條規定持股達到30%的股東，如要繼續進行收購，可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免除發出收購要約，而《股票條例》對「免除發出要約」並無專門的論述。從證券市場的實際操作來看，不少收購行為就是在免除發出要約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證券法》的規定為這一作法提供了法律依據，給收購者提供了較為靈活的選擇餘地，提高了收購成功的概率。
第四，取消了對要約收購價格的要求。股票條例中對要約收購價格有明確的規定，即要以「在收購要約發出前12個月內收購要約人購買該種股票所支付的最高價格」和「在收購要約發出前30個工作日內該種股票的平均市場價格」兩者中較高的那種定價作為收購價格，這就大大增加了要約收購方的收購成本，人為地阻礙了收購提順利進行。《證券法》中並沒有對要約收購的價格作特別的規定，使得收購者能比較主動地掌握收購價格，制定收購策略，從而確保收購工和的完成。
第五，取消了對收購失敗的界定。按《股票條例》規定，若收購要約期滿時收購方的持股數仍未達到50%，則視為收購失敗，並對其進一步增持股份作出了限制。而《證券法》根本沒對收購失敗進行定義，也就是說，萬一收購方通過要約收購沒有達到50%的絕對控股權，它仍能通過其他方式（如協議收購）來繼續完成其收購行為。這就為收購方營造了一個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使其在收購過程中有較大的迴旋餘地。
第六，明確將協議收購作為一種收購形式。雖然股票條例未對協議收購進行闡述，但事實上，在證券法實施前的幾年中，上市公司的股權轉化和大股東的更迭，絕大多數是通過協議收購來進行的。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國許多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是在二級市場不可流通 的國家股和法人股，若僅通過二級市場的收購是很難達到控股地位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國家股、法人股的轉讓價格要遠低於二級市場的階段，通過受讓國家股、法人股來完成控股所花的費用要大大少於在二級市場進行收購的花費。這也正是為什麼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上尚未發生過要約收購的根本原因。《證券法》給予協議收購以明確的法律地位，為收購行為提供一更多的操作工具，開辟了更大的制度空間。
第七，為協議收購雙方提供了中間媒介。由於協議收購從文件的草簽到審批直至正式公告，期間經歷的時間較長，為了防止收購一方中途變卦而導致收購的失敗，《證券法》規定協議雙方可以通過委託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臨時保管轉讓的股票並把資金存入指定銀行的方法來確保收購的最終完成。
此外，相對於要約收購而言，《證券法》對協議收購所涉及的內容都著墨不多，所作決定也較為原則和寬松。這就為通過協議轉讓收購上市公司的行為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想像的空間，從而起到促進國有股、法人股這些「相對固化」的股權流動的作用。
在規范收購行為方面，《證券法》有關規定的進步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對收購公告和收購要約的內容作了詳細的規定。此舉消除了收購方在公布收購消息時的隨意性，有利於廣大投資者及時、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的收購動態，充分體現了證券市場「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
第二，規定了收購要約的截止期限。在《股票條例》中，僅規定「收購要約的有效期不得少於30個工作日」，並未對收購要約的最後截止日期作出規定，而《證券法》則有收購要約「不得超過六十日」的規定。這不但彌補了股票條例中的法律漏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要約收購的進程。
第三，對收購要約期限內的收購行為作了嚴格限制，規定在此期間，收購方只能以要約方式進行收購。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超越要約條件進行股票買賣的行為，從而真正做到對全體股東一視同仁。
第四，規定收購方在收購完成後六個月內不得轉讓被收購公司的股票，此舉有利於保持上市公司生產經營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避免了收購方利用對上市公司的收購題材來哄抬股價、牟取暴利的可能。過去二級市場的許多股票在資產重級方案公布以前往往漲勢驚人，但當正式方案公布後，股價反而一路不跌。之所以出現這種「見光死」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少機構僅僅把收購兼並當做炒作股票的資本，而不是真心想通過資產重組來盤活國有資產存量，促進上市公司的長遠發展。《證券法》的規定可以說是對這種投機行為的有力抑制。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證券法》第四間對上市公司收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投機行為和黑箱操作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以此達到凈化市場交易環境的目的，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鼓勵收購的新措施。這種立法政策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於證券市場和現代瓮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與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有關上市公司收購的立法目前還很不完備，要完全科學地規范和制約上市公司收購行為，藉此發揮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我們在立法上仍有不少工作要做，如應盡快制訂《證券法》實施細則或專門的收購法規，以使證券法有關上市公司收購的規定更加具體和更加易於操作等，因為，公開收購規制本身的不完善會制約公開收購應有的功能，妨礙公開收購立法政策意圖的實現。

『叄』 關於司法解釋和立法解釋溯及力的問題

根據刑法總則的規定：新的刑法出台後，適用新的法律；但是：按照案發時的法律不是犯罪或者處罰較輕的除外。
也就是說，最高法司法解釋認為無罪，那麼就必須判處你無罪。

『肆』 立法法的具體內容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根據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
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 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 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第二章
法律
第一節 立法許可權

第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十）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第九條 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
第十條 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范圍、期限以及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
第十一條 授權立法事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及時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後，相應立法事項的授權終止。
第十二條 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決定行使被授予的權力。
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被授予的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第十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第二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程序
第十四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
第十五條 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
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十六條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常務委員會提出，經常務委員會會議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節規定的有關程序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由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全體會議作說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會全體會議作說明。
常務委員會依照前款規定審議法律案，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徵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意見，並將有關情況予以反饋；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立法調研，可以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
第十七條 常務委員會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應當在會議舉行的一個月前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
第十八條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大會全體會議聽取提案人的說明後，由各代表團進行審議。
各代表團審議法律案時，提案人應當派人聽取意見，回答詢問。
各代表團審議法律案時，根據代表團的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應當派人介紹情況。
第十九條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意見，並印發會議。
第二十條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應當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經主席團會議審議通過後，印發會議。
第二十一條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必要時，主席團常務主席可以召開各代表團團長會議，就法律案中的重大問題聽取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和意見向主席團報告。
主席團常務主席也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大的專門性問題，召集代表團推選的有關代表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和意見向主席團報告。
第二十二條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決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應當說明理由，經主席團同意，並向大會報告，對該法律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二十三條 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報告；也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審議決定。
第二十四條 法律草案修改稿經各代表團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第二十五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三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程序
第二十六條 委員長會議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務委員會提出。
第二十七條 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務委員會會議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
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二十八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況外，應當在會議舉行的七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
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列席會議。
第二十九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決。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一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的說明，由分組會議進行初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二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由分組會議進一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三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由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修改稿進行審議。
常務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根據需要，可以召開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對法律草案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
第三十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調整事項較為單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即交付表決。
第三十一條 常務委員會分組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提案人應當派人聽取意見，回答詢問。
常務委員會分組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根據小組的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應當派人介紹情況。
第三十二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印發常務委員會會議。
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可以邀請其他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十三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議，提出修改情況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應當在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對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沒有採納的，應當向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反饋。
法律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十四條 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召開全體會議審議，根據需要，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派有關負責人說明情況。
第三十五條 專門委員會之間對法律草案的重要問題意見不一致時，應當向委員長會議報告。
第三十六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將法律草案發送相關領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有關部門、組織和專家徵求意見。
第三十七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會議後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但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少於三十日。徵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第三十八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收集整理分組審議的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分送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並根據需要，印發常務委員會會議。
第三十九條 擬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員會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前，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規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時機、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和可能出現的問題等進行評估。評估情況由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
第四十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決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應當說明理由，經委員長會議同意，並向常務委員會報告，對該法律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四十一條 法律草案修改稿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前，委員長會議根據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情況，可以決定將個別意見分歧較大的重要條款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單獨表決。
單獨表決的條款經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後，委員長會議根據單獨表決的情況，可以決定將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表決，也可以決定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第四十二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問題存在較大意見分歧擱置審議滿兩年的，或者因暫不付表決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審議的，由委員長會議向常務委員會報告，該法律案終止審議。
第四十三條 對多部法律中涉及同類事項的個別條款進行修改，一並提出法律案的，經委員長會議決定，可以合並表決，也可以分別表決。
第四十四條 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節法律解釋
第四十五條 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第四十六條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
第四十七條 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研究擬訂法律解釋草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
第四十八條 法律解釋草案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審議、修改，提出法律解釋草案表決稿。
第四十九條 法律解釋草案表決稿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由常務委員會發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節其他規定
第五十一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發揮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第五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等形式，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編制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應當認真研究代表議案和建議，廣泛徵集意見，科學論證評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需要，確定立法項目，提高立法的及時性、針對性和系統性。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由委員長會議通過並向社會公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負責編制立法規劃和擬訂年度立法計劃，並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要求，督促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的落實。
第五十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提前參與有關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組織起草。
專業性較強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起草工作，或者委託有關專家、教學科研單位、社會組織起草。
第五十四條 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參閱資料。修改法律的，還應當提交修改前後的對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說明應當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內容，以及起草過程中對重大分歧意見的協調處理情況。
第五十五條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提出的法律案，在列入會議議程前，提案人有權撤回。
第五十六條 交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表決未獲得通過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認為必須制定該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團、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其中，未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案，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決定。
第五十七條 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八條 簽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載明該法律的制定機關、通過和施行日期。
法律簽署公布後，及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和中國人大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常務委員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文本。
第五十九條 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程序，適用本章的有關規定。
法律被修改的，應當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廢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規定廢止該法律的以外，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六十條 法律草案與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不一致的，提案人應當予以說明並提出處理意見，必要時應當同時提出修改或者廢止其他法律相關規定的議案。
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認為需要修改或者廢止其他法律相關規定的，應當提出處理意見。
第六十一條 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目。
編、章、節、條的序號用中文數字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序號用中文數字加括弧依次表述，目的序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
法律標題的題注應當載明制定機關、通過日期。經過修改的法律，應當依次載明修改機關、修改日期。
第六十二條 法律規定明確要求有關國家機關對專門事項作出配套的具體規定的，有關國家機關應當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作出規定，法律對配套的具體規定製定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有關國家機關未能在期限內作出配套的具體規定的，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說明情況。
第六十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組織對有關法律或者法律中有關規定進行立法後評估。評估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第六十四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有關具體問題的法律詢問進行研究予以答復，並報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三章
行政法規
第六十五條 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
（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
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規，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國務院應當及時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
第六十六條 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根據國家總體工作部署擬訂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報國務院審批。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中的法律項目應當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相銜接。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及時跟蹤了解國務院各部門落實立法計劃的情況，加強組織協調和督促指導。
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應當向國務院報請立項。
第六十七條 行政法規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國務院法制機構具體負責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草案由國務院法制機構組織起草。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公眾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行政法規草案應當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但是經國務院決定不公布的除外。
第六十八條 行政法規起草工作完成後，起草單位應當將草案及其說明、各方面對草案主要問題的不同意見和其他有關資料送國務院法制機構進行審查。
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向國務院提出審查報告和草案修改稿，審查報告應當對草案主要問題作出說明。
第六十九條 行政法規的決定程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的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十條 行政法規由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布。
有關國防建設的行政法規，可以由國務院總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共同簽署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令公布。
第七十一條 行政法規簽署公布後，及時在國務院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國務院公報上刊登的行政法規文本為標准文本。

第四章
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

第一節 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第七十二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報請批準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准。
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報請批準的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進行審查時，發現其同本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的規章相抵觸的，應當作出處理決定。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依照本條第二款規定行使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職權。自治州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依照前款規定確定。
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本條第二款規定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
第七十三條 地方性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
（二）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
除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

『伍』 法律法規中句子之間逗號或頓號前後所表達的意思如何理解

1.逗號和頓號在法律規范中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語法意義外，尤為重要和普遍存在問題的地方在於逗號和頓號是現代漢語里最具靈活性的標點符號，使用中存在語意誤解的可能性，它們具有分割句子的功能。不同的人對逗號和頓號的分割力度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人會理解為底分割了整句話。 2.在此我舉例說明下，在修憲過程中對一個逗號的爭議： 憲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相關表述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在審議時，點在「並給予補償」前面的一個逗號引起了有些代表的疑慮。有代表提出，以上兩處規定中的「依照法律規定」，是只規范徵收、徵用行為，還是也規范補償行為，應予明確。由於對此有不同理解，有些代表建議將「補償」明確為「公正補償」、「合理補償」、「充分補償」、「相應補償」，等等。 大會主席團經研究認為，憲法修正案草案上述兩處規定的本意是：「依照法律規定」既規范徵收、徵用行為，包括徵收、徵用的主體和程序，也規范補償行為，包括補償的項目和標准。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義，建議在最終的定稿中將上述兩處規定中「並給予補償」前面的逗號刪去，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這不是一個單純語法上的問題，而是強調要清晰地表達立法原意。一個逗號之差，直接關繫到公民、集體財產能否得到有力保護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指出。 徐顯明說，憲法修正案里這兩條的立法本意，是宣布國家對合法私有財產加以保護的態度和原則。要實現這一原則，就需要建立包括補償在內的相應法律制度。只有依靠法律建立起來的制度，才能使規則得到遵守、公民權利得到保障。

『陸』 清朝的立法活動包括哪些

滿族人關前曾頒布了一系列軍政法令，但總體來說仍處於由習慣法向成文法過渡的階段，法律制度比較簡單。人關以後，面對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原有的簡單舊律已經不能適應清朝統治全國的新形勢，很快便開始了法律的創制工作。

（一）大清律的制定

1．《大清律集解附例》

順治元年，在遵行「故明律令」的基礎上參酌時益，進行立法，至順治四年（1647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頒行全國，這是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這部法典「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實際上無異於明律的翻版、不少條文雖然與當時社會實際狀況不符，仍照錄，有些規定與清初的社會現象完全脫節。此外，對滿官沒有法律條文規定，該法典對於滿官更無約束力，這都使得大清律頒布以後並沒有完全認真執行。

2．《大清律例》

康熙繼位以後，重新修訂律令，並於康熙十九年完成《現行則例》，載入大清律中，刪去重復參差的條款。此後，經雍正朝、乾隆朝數次修訂，至乾隆五年最後完成《大清律例》，簡稱《大清律》，「刊布中外，永遠遵行」。這樣，清初由簡單地襲用明律，幾經修訂終於編成一部比較完整的封建法典。

《大清律》這部以明律為藍本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集歷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所謂「隱合古義」，「矯正前失」。由於清朝統治的歷史特點，決定了大清律中廣泛增加了確認滿族特權的條款。

清初定律的過程中，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是「清承明制」的具體表現。清朝人關以後，為了要長久地統治下去，無論政權與法制建設，都適應先進的廣大漢族地區的社會實際，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和改革。清初，在治國理民的方針上大都本著「清承明制」的精神，隨著形勢的發展，進而強調「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在保留人關的政權機構與法制的同時，進一步沿襲明朝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權體制和法律制度。《大清律》已經修改，但始終以明律為藍本，很好地貫徹了清初的立法思想。

（二）例的制定與編例

1．例與《大清律集解附例》

大清律後附之「例」，源於唐時的「敕」和五代至宋的「指揮」。從明朝起，例始附於律後，律例並行。

雍正三年，頒行了遵循舊稱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後附例八百二十四條。凡屬累朝舊例稱為「原例」，康熙年間增人的例稱為「增例」，經皇帝特旨及內外臣奏準的例稱為「欽定例」，統稱為「條例」。

由於清朝比附審判已經制度化，因此條例不斷增加，乾隆二十六年已達一千四百五十六條，至晚清同治九年，例已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條。清例不僅數量增多，而且起著特殊的作用，效力大於律，甚至可以以例為律。清朝統治者總結歷史和現實的統治經驗，認識到「例」是一種靈活的法律形式，可以隨時把統治意志提升為法律，而且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廣泛推行以例斷獄，以至律之間「前後抵觸，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

2．編例

為了消除律例之間的矛盾，乾隆十一年確定「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此後成為定製。各朝設修訂專館修例，使例制度化。然而清朝後期國勢衰微，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定期編例的制度也陷入廢弛。例仍然是困撓「法治」的一大弊端，成為官吏循私曲法的途徑，律也漸漸成為具文。

（三）《清會典》

為了總結國家行政管理的經驗，提高官吏的統治效能，從康熙時起便仿照明會典制定《清會典》。其後屢經續修，先後有《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事例》、《光緒會典》。正文一百多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從會典的內容看，康熙、雍正兩朝以官統事，以事隸官。乾隆以後始以事別錄，典例分編，成為固定的體系。大清會典中詳列清代從開國至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職掌與事例，是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資料。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行政法大全，也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行政法之集大成者。

（四）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單行法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疆域遼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大清律外，清代還注意少數民族單行法規的修訂，先後制定了適用於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苗例》等單行法。其中有的條例開始帶有臨時性質，因在實行中有利於清朝的統治，遂成為常制。例如，雍正十一年制定的適用於寧夏、青海、甘肅等地少數民族的《西寧番子治罪條例》，原擬實行五年後改用大清律，但一再展期。至乾隆十三年，確定今後番民案件依照此條例規定辦理。

『柒』 如何開展立法後評估

科學、客觀、具有可操作性的評估標准，是評估工作的有力保證，回直接決定著評估的方向答和評估結論是否科學、符合實際。下面著重從法規實施情況的績效評估和法規文本質量量化評估兩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是對法規執行情況進行績效評估。通過專題調研、問卷調查等方式，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法規實施前後總體情況進行對比和陳述。

二是對法規的文本質量採取量化打分的辦法進行評估。

『捌』 法的三個基本原則是怎樣說的呢』

我國立法基本原則 2000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立法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了我國立法基本原則，概括起來有：合憲性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科學原則。 （一）合憲性原則 《立法法》第3條規定：「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這就是立法的合憲性原則。這是立法工作的靈魂也是衡量和檢驗制定法律的質量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准繩，其目的在於維護憲法的權威。 （二）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最先由亞里士多德提出，他認為其應包括兩個基本層面：一是法律應為「良法」，一是法律應得到公眾普遍地服從。雖然近代意義上的法治不同於古希臘人祈求的法治，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原則對後世影響很大，在今天仍是世界各國進行法律創制的基本原則。 在中國，法治原則被賦予了中國特色。我國《立法法》第4條規定：「立法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這就是我國立法的法治原則。國家機關應當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職權，國家機關的立法活動也不例外。 （三）民主原則 《立法法》第5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這就是立法的民主原則。 在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很多。許多規范性文件沒有反映和體現人民意志，正如李步雲所言，不少立法不是「國之法」、「全局之法」，而是立「家之法」、「部門之法」 。立法考慮的不是老百姓的合法利益，而是局部的、少數人的利益。有些部門把立法看成是劃分勢力范圍、搶佔地盤、鞏固既得利益的手段。爭搶法規的起草權，爭罰款權、許可權乃司空見慣，有權必爭、有利必奪。更具有諷刺性的是某項立法得以「順利」出台往往是部門利益均沾的結果，而不是保護人民利益上達成一致。 此時，立法的民主原則顯得尤為重要。堅持民主原則就要體現人民意志，限制公權尊重私權。列寧曾說，民主組織原則，「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都能選舉自己的代表和執行國家的法律。」 可見，保證公眾對立法的參與也是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 （四）科學原則 《立法法》第6條規定：「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這就是立法的科學原則。 立法的科學性原則可以從下面幾方面去理解和把握： 第一，立法要體現理性化。法律本身是人類理性化的產物，理性化是立法的基礎性和根本性要素，是科學性原則的具體體現。 第二，要體現合理化。既要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做到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又要科學、合理地規定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做到權力與責任相一致。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法律、法規、規章的質量和效能。 第三，就是要主觀符合客觀。在立法中要堅持從實際出發與注重理論指導相結合，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穩定性、連續性、與適時變動性相結合，總結借鑒與科學預見相結合，中國特色與國際大勢相結合。 三．立法的形式原則 立法的形式原則是立法者在形式上應當遵循的原則，其功能在於使立法更科學、規范可行。較之《立法法》規定的立法基本原則，立法的形式原則易被忽視，筆者認為，形式原則對於指導立法活動有重要意義，值得一提。 一是明確性原則。即立法的內容應該肯定、明確而不能含混或模稜兩可。這就要求立法的概念應當情書，規則表達應清晰，語言無歧義，規范的邏輯關系應嚴密。如果明確性原則能夠切實得以遵循，那麼對於法律規定的諸多困惑必將減少。 二是穩定性原則。立法不宜頻繁變動，朝令夕改，應在變化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這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充分了解社會需求，掌握時代變化制定出與社會情勢相適應的、有較高技術水平的法律。

『玖』 新憲法產生前後美國有什麼變化

1787年憲法強調加強國家權利,又在權利結構中突出「分權與制衡」的原則,以避免權力過於集中,體現了一定的民主精神。其內容是：立法、司法與行政權三權分立。分權制衡的核心精神在於權力平衡。其學說來自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美國人把思想、理論轉變為行動、實踐。政府結構必須能使各部門之間有適當的控制和平衡。使權力為公眾福利和正義目的有效行使其管理職能，同時又保持對權力的優良控制，實現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管理與控權的動態平衡，是分權和制約的歸宿。通過分權、制約最終達到平衡，是憲政的最終目標。

1787年憲法不僅對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有促進作用，而且對當今世界其他很多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建設都有借鑒意義。

1787年憲法規定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聯邦權力高於各州權力，採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則,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這部憲法由序言和7條正文組成。第1條包括10節，規定美國國會的組成及其職權。第2條包括4節,規定總統的職權和產生辦法。第3條包括3節，規定美國聯邦法院的組成及其職權。第4條包括4節，主要內容是規定各州的權利。第5條主要是規定憲法修正案提出和通過的程序。第6條主要是規定聯邦憲法和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為全國最高法律，各州法官均必須遵守。第7條規定憲法經9個州批准後生效。根據這部憲法，美國成為一個擁有統一的中央政權的聯邦，以代替過去鬆散的邦聯。雖然各州仍保有相當廣泛的自主權，但新憲法使聯邦政府的權力大為加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有利於鞏固北美獨立戰爭的成果，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