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建設的具體進程

『壹』 新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三個階段是哪三個階段

新時代中國法制建設的三個階段是指：剛開始建國時期法制剛剛建立的階段、法制逐步完專善的階段、現在屬逐步走向法制化軌道的階段。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我國憲法明確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直接行使一定國家公權力。在治理現代化的條件下，執政和行使國家公權力必須以法治為基礎。

『貳』 如何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

胡錦濤總書記在昨天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為主題，重點闡述了為什麼要堅持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及怎樣完善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兩個根本性問題。講話通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和法學理論的光輝，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指導性文件，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和法學的歷史性文獻。它對於我們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進程，必將產生深遠而重大的歷史影響。通過對胡錦濤總書記講話的學習，我有如下三點體會。
一、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越性
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首先肯定了中國人民在歷經百餘年的政治斗爭之後選擇和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同時也指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重大勝利成果。它的最終確立，不僅表明了是人民的歷史選擇，同時也表明了是人民今天的需要，還表明是政治進步的重要成果和制度創新。其不可代替的、巨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表現在：
（一）它是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各種權利的實現，尤其是保證了人民決定國家大事和決定國家機構領導人兩項重要權利的實現。早在2000多年前，先哲亞里士多德就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權是一個人組成的，它就是專制政體，如果是由少數人組成的，它就是貴族政體，如果是由多數人組成的，它就是民主政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石，它在最廣泛的范圍內將人民組織到國家政權之中，進而使人民從形式到內容都成為國家的主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既可以說它是主權在民原則的制度載體，又可以說它是列寧在論民主時反復強調的國家制度，還可以說它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探索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體形式，因為它的本質就在於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二）它動員了全體人民以國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於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建設。從20世紀50年代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這三大改造奠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到20世紀70年代初四個現代化目標的確立--這個目標堅定了全體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到至今我們仍然堅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路線--它的成果使人們既看到也體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再到現在的「三個文明」協調發展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50年間，我國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無一不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定綱領、定目標、定國策，然後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動員全國各方面的力量，而以最高的效率實現的。人民代表大會表現出的動員、整合各方力量做大事的優越性是世界其他任何國家政治制度所無法比擬的。
（三）它保證了國家機關高效協調運轉。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組成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代表大會再產生其他國家機關，人民代表大會與其他國家機關形成產生與被產生、議決與執行、監督與被監督的三種基本關系，這三種關系表明我們所有國家機關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合作關系，不是分權關系而是分工關系，不是相互制約關系而是共同受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制約的關系，不是各自為政的並列關系，而是向人民共同負責的關系。概而言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國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向憲法和人民負責的政權運轉模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最具特色的地方，同時也是它的最顯著的效率特徵。
（四）它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國家統一的標志是國家主權的統一。在我國，人民享有包括主權在內的一切權力，但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根本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統一的保證。人民代表大會由各民族選出的代表組成，法律上保證每個民族都有代表參與國家政權，是民族團結的基礎所在。穩定是一種秩序化了的社會狀態，法治是最有效的設定和保持這種狀態的方法，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性而使社會得以穩定和發展，進而達到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所指出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受到破壞，人民當家作主就無法保證，黨和國家的事業就會遭受損失。這也從反面證明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對國家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巨大價值。
（五）它是實現黨對國家事務領導和保持執政地位的根本途徑。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黨的決策和決策貫徹執行的統一，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統一，惟一的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定程序，黨對國家機構的組織領導，最終的程序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或決定程序。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而實現對國家的政治、思想的組織領導，是我黨逐步探索的行之有效的執政方式。「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二者本質的一致性，決定了我黨只能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實現領導權和鞏固執政地位。
二、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起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作為黨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提出了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辯證命題，初步解決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問題。黨的十五大重申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基本方略。黨的十六大把依法治國作為我黨重要的執政經驗，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指出了20多年來我黨對治國理政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這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而使三者相統一的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也預示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迎來它半個世紀歷程的時候，也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階段。
（一）黨的領導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在戰爭時期，由於尚未取得政權，處於革命黨的地位，要實現對人民的發動和領導，只能靠政策；建國初期，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尚未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立法尚不完備，黨領導國家也只能主要依靠政策；計劃經濟體制下，法治的穩定性與資源配置因需而變的狀態是矛盾的，黨管理國家只好主要依靠政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隨著推進民主政治與法治國家進程的加快，黨作為執政黨在領導人民實現當家作主和管理國家方式上必須有所轉變，要從過去的主要依靠政策辦事轉變為主要依靠法律辦事，要從過去習慣於運用黨的方式處理國家和社會事務逐步向善於運用國家政權的方式處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轉變。並且，要適時地把反映人民意願、被事實證明是穩定、成熟和科學的政策，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以實現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又保證自己在法律范圍內活動，這是黨領導人民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關鍵。
（二）人民當家作主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在這個層面上，人民當家作主是目的，依法治國是手段。黨的領導的根本作用，就在於運用依法治國的手段，達到使人民當家作主的目的。政治文明及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即在於此。
（三）依法治國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法律程序和法制基礎。依法執政將是我黨執政的基本方式，提高執政能力，實際上就是提高全黨通過依靠國家政權和通過依靠法律這兩個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黨對依法治國工作的領導，最根本的是兩條，其一是依法執政、依法領導和率先守法，執政黨守法就是從根本上尊重和服從人民的意志，也就是從根本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其二是要保證法律的有效性，這應成為黨在建設法治國家時的當務之急。法律的有效性預示著人民意志的實現。要實現依法執政，就要解決法治的前提問題--有法可依，即有高質量的完善的立法；法治的關鍵問題--有法必依，即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和公正司法；法治的基礎問題--全社會法律意識的提高尤其是領導幹部法律素質的提高；法治的核心問題--嚴格規范和約束各級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的行為；法治的本質問題--切實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將以上三者有機統一起來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制度，也是使三者相統一的惟一途徑。
三、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
法治國家、憲政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是有著相同內涵、不同外延的相似概念，其基本構成要件是一致的。它在觀念上，要求使憲法和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或至高無上性。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治國的法律，必須是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符合客觀規律和理性的高質量的良法，因而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它在基本原則上，要形成公共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和諧狀態。公權源於法律，受制於法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須賠償，違法要追究，義務法定化，權利受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就是法治國家或曰憲政國家基本的制度特徵。法治的真諦是人權。實現人民的權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具體表現。因而，人民的權利是一切國家機關工作的目標和基礎。如果法治可以分為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幾個基本環節，那麼，立法的本質就是概括、提煉和表達人民的權利；執法的本質就是落實和尊重人民的權利；司法的本質就是當人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補償和救濟人民的權利；守法就是讓人民去實現和獲得權利。由此，正如胡錦濤總書記講話中所指出的，要堅持以人為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國家機關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把更好地實現人民的權利作為國家機關的根本任務。這就是我們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目的所在。
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把法治的工具價值和目標價值結合起來的命題。如果將二者割裂開來，無論強調哪一種價值，都會背離法治的本質。我國現行憲法在經過今年的第四次修改之後，以人為本即以人的權利為本的憲法理念進一步得到體現，法治國家的建設因之也被推進到了以依憲治國為重點和特徵的新階段。我們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胡錦濤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為指針，繼續堅持好、完善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繼續向前推進，以使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從法律上、制度上和根本上得到保障。

『叄』 中國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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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國法治化進程大概

個人認為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國法制化的時間比較短。了解中國的法制化進程的人應該知道，我國開始法制化的真正開始時間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我國才正式的開始法制化的進程。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1979年才編修成典的。而建國到1979年之間這段時間我國沒有一部完成的刑法典，大多是各個條例約束人民的行為。而且我國的封建社會是全球來講最為強大的和對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直到1912年我國剛開始擺脫封建社會的，而我國的封建社會講求的是儒家的以禮治國的思想，所以法律，法典大都圍繞著鞏固皇權而編修的，並非現在意義上的以法治國。而西方，尤其是美國是以個殖民國家，原住民是印第安人。美國受到封建社會思想的影響非常非常少，美國的建立是1776年，而且他們從成立那天就開始了他們的法制化進程，足足比我們早了200多年。所以從一定意義上我國的法制化建設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伍』 如何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法制改革與建設的模式性特徵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就這八個模式特徵自身而言,乃是一種優勢與缺陷同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情形。我們既能從中看見中國法治建設的卓越成就和巧妙經驗,又能發現其與生俱來的危機與困難。
一、共產黨領導下各機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協商型法治。在黨的領導下,人大、政協、行政機關、法院、檢察院等分工負責、相互協作,共同促進法治國家建設。
二、自上而下推進的權力主導型法治。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自上而下的權力主導體制,使得各種改革措施易推行,比較少地受到傳統價值觀念、社會多元力量、現實復雜利益的牽絆鉗制,能夠快速實現改革目標,及時獲取改革成果。
三、吸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有益成分,借鑒人類法治文明成果,但以我們自主創造為主的內生演進式法治。
四、「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開放型法治。中國是法律全球化的天然「實驗室」,舉凡立法體制、司法體制、監督體制、反腐肅貪體制、警察體制以及各種法律規范設計、機制運轉和案件審理等各個層面,「兩制度三法系四法域」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相互借鑒學習。
五、強調理性主義目標規劃的建構型法治。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看,中國屬於後發現代化國家,與許多已經完成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相比,在各個方面皆有「趕英超美」的遠大理想,並具體表現在經濟建設和法治建設中的理性主義建構態度。
六、先易後難小步快跑的漸進型法治。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法治變革當中,中國政府和民眾恰當地發揮了傳統的實踐理性精神。這種政策推動型的改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發揮了積極作用。
七、注重試驗總結經驗的學習型法治。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制定政策和法治改革的實際過程是: 反復試驗、不斷學習、抓住機遇、持續調整。體現出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實事求是精神。
八、追求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我國的法治和依法治國,是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文化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

『陸』 中國法制化進程

解中國的法制化進程的人應該知道，我國開始法制化的真正開始時間是我國改革開回放以後，答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我國才正式的開始法制化的進程。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1979年才編修成典的。而建國到1979年之間這段時間我國沒有一部完成的刑法典，大多是各個條例約束人民的行為。而且我國的封建社會是全球來講最為強大的和對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直到1912年我國剛開始擺脫封建社會的，而我國的封建社會講求的是儒家的以禮治國的思想，所以法律，法典大都圍繞著鞏固皇權而編修的，並非現在意義上的以法治國。而西方，尤其是美國是以個殖民國家，原住民是印第安人。美國受到封建社會思想的影響非常非常少，美國的建立是1776年，而且他們從成立那天就開始了他們的法制化進程，足足比我們早了200多年。所以從一定意義上我國的法制化建設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柒』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捌』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玖』 中國自建國後，法治建設進程共計經歷了哪些階段

1、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

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勸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

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3、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4、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9)中國法治建設的具體進程擴展閱讀

在立法過程中，堅持發揚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規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時，通過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增強立法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

關系公眾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需要設立普遍的公民義務的法律、法規草案，還要在新聞媒體上全文公布，徵求全體人民的意見。法律、法規通過後，及時在各級人大及政府公報、政府網站、公眾媒體上公開刊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分別將物權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物業管理條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規草案向社會公布，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還就修改文物保護法、個人所得稅法等，召開論證會和聽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