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對當代中國法治的影響百度文庫
⑴ 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制的消極影響
（一）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歷程。
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運動由董仲舒等人發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兩漢時期，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是儒家打破法律領域的法家統治的第一步，作為一種盛行於漢、波及魏晉南北朝的司法現象，它開啟了中國法律以禮入律從而走向禮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決獄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掀起了引經注律的高潮。「後人生意
各為章句。叔孫宣、郭全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餘言。」[24]規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諸儒引經注律的熱情可見一斑。漢儒極力將儒家學說的精義貫注到法律的每一條，每一字上，力圖改法家之律為儒家之律。這樣的律文與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向縱深邁出了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步。三是隋唐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最後完成階段。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過程，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古代禮律關系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集之，輾轉嬗蛻，經由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統不祧之正宗。」[25]這一過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為中國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議》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從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另外，從兩漢至隋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是逐步深入到最後完成的過程。
（二）中國法律儒家化對中國法律的影響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國法律儒家化從開端到發展再到完成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也一步步深入，這種影響是全面的，主要表現為禮法合流、德禮並用、德主刑輔等法律思想的確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觀點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過程中對司法實踐領域的影響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導思想的確立。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禮刑並用的法律觀，即「道之以致，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逆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助格。」強調德治。漢儒董仲舒根據孔子的「仁學」與「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把仁、義、禮、智、信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永恆不變的准則，將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發展為「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經過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後，儒家學說被確立為官方的指導思想，禮法結合、德刑並用成為統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論依據與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傳治者總結了漢以來運用禮刑兩手進行統治的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體系。在德主刑輔思想指導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寬簡、穩定、劃一的原則，並且以綱常禮教為核心的倫理觀念成為法律的靈魂，立法中以「德禮」為本。《唐律》還將「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等封建倫理道德奉為信條，貫徹於法律中。
2、確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中國法律儒家化過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義注入法律中升華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八議」制度、「官當」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條」等。
（1）「八議」制度為《曹魏律》首創，是中國封建法律形成的維護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在訴訟中的法律特權的制度。所謂「八議」，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晉及南北朝各國修律，一直沿用魏之「八議」。北齊制律時，進一步完善「八議」的內容，規定凡犯有嚴重危實統治階級利益的「重罪十條」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2）「八議」入律之後，西晉統治者又規定了「官當」制度。晉律規定免官可當三歲刑。南朝《陳律》正式將「官當」入律，並創立了區分公罪與私罪的官當制度，規定：「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余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但因「公坐、過、誤，罰金。」[26]官當制度是「八議」制度的擴大與延伸，其目的在於維護不同等級的貴族官吏的法定特權。
（3）「晉律」首開以服制論罪的先例，明確提出「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則。中國古代以喪服為標志，來規定親屬的范圍、等級，亦即親屬關系的親疏遠近的制度，稱為「服制」。所謂「五服」就是將服制根據血緣關系的遠近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度級。親屬相犯是以服制的輕重來確定罪與非罪，或刑罪的輕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處置愈輕；以卑犯尊，
處置愈重。服制愈遠：以尊犯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北齊修律時，吸收晉律的立法原則，單修《五服制》一卷，作為刑律的附則，《隋書•經籍志》將其列於刑法部分。「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儒家綱常名教在刑法中的重要表現形式，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禮法合一的特點。法官判案，須先明服紀。從此，歷代法律均以此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標准。
（4）《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儒家宣揚的綱常倫理道德，核心是維護君權和父權，隨後各朝封建法律都把損害君權和父權的犯罪行為列為主要打擊對象。《北齊律》將嚴重危害封建政權和封建禮教的十種罪名列為「重罪十條」，置於律首，進一步集中了封建法律的打擊目標。這十種罪名是：「一曰反逆（謀危社稷、企圖推翻皇帝的統治），二曰大逆（指毀壞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叛（叛國投敵），四曰降（投降敵人），五曰惡逆（指毆打、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等謀害尊親屬的行為），六曰不道（指殘忍酷毒，如殺非死罪家人、肢解人體等），七曰不敬（指對皇帝、家長的各種失禮行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為），九曰不義（指卑下侵犯非血緣尊長的行為），十曰內亂（指家族內的犯奸行為）犯此十種大罪者，不在八議、贖刑之列，通常是極刑處死。」「重罪十條」進一步把禮與法律結合起來，使法律成為推行禮治的工具。「重罪十條」是我國法律史上的一項重要制度，《開皇律》在此基礎上稍加損益，把其定為「十惡」大罪，並為以後歷朝法律所因襲。
除了上述基本原則之外，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還創制了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
3、在「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過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漸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
（1）「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指臣對君、子對父不允許有犯上作亂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亂的思想而無行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漢代其成為決斷觸犯皇權及皇帝尊嚴與安
全的犯罪的理論根據之一。這一法律觀點由儒家尊尊親親原則而引伸出來。
（2）罪止其身。指只應當懲罰犯罪者本人，不可懲罰因他人犯罪受牽連的無辜者。而漢武帝時期有族殊連坐，儒生桓寬提出反對意見。「《春秋》有雲，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聞惡惡及其人，未聞什伍之相坐。」這里根據《春秋》之義「惡惡及其身」而反對株連父子兄弟、親戚鄰里的法律觀點。
（3）「以功覆過」。此論點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漢代春秋決獄者常以此條經義為據，為有功於國者犯罪辯解，使他們免受法律追究。該觀點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權，為以後的法定「議功」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除上述具體法律觀點外，在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還形成了許多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如「親親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恕及婦孺」等觀點，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贅述。這些在引經決獄，以經注律過程中形成的儒家法律觀點，對歷代封建立法、司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封建法律的禮、法融合奠定了基礎，充實了內容。
4、中國法律的儒家化促進了司法隊伍的儒家化。春秋決獄這一審判方法的推廣，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經義素養的官吏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漢書•雋不疑傳記》記載：西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詔使公卿大臣們辨識，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有人說：「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逃，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於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大批儒家進入司法機關，並且，在司法隊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學習儒家經義以提高儒家素養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儒家化，司法隊伍也越來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實踐產生了實際效果。
⑵ 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做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雖然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但也只是諸子之一，與其它諸子一樣地位本無所謂主從關系。"儒"本是鄙稱，儒家這一稱號不是孔子自家封號，而應是墨家對孔子這一學派的稱呼。儒家在先秦時期和諸子地位平等，在秦始皇時"焚書坑儒"受到重創， 在漢武帝為維護專制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制後興起。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復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私人講學」，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的積極影響方面:
(1)重視教育,並且創造"因材施教"等教學方法,在教學上注意個性差異,善於啟發教學.可以說教學經驗很豐富.
(2)注重道德,禮教,仁義,要求自覺遵從真和善,這一方面比上歐洲西方國家的宗教和神論思想不知道進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義,以人為本,而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於辨證思維,重視自然的農業,重視經驗,認為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根源,而 人類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提倡"以農為本",是符合中國古代的實際資源情況的重農思想.
(4)提倡以"禮"治國,"倫理政治"思想.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麼我們中國文化就是"德"型文化,這一德型表現在政治上,也有積極的一面:忠於國家,抵禦外來侵略,刺殺暴君,直諫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統治有力,貫穿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時期,給社會歷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參考約束.
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
(1)不重視農業生產知識的傳授,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學習,強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傾向於參政的.
(2)不重邏輯,一味重視經驗,叫做"經驗理性",使邏輯推理和深刻解釋事物的規律的理論沒萌芽,不如西方人那麼追根問底,以至產生理論和學說.
(3)強調個人服從群體,壓抑了人的個性.漠視性格,思想大統一.造成國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責任標准壓制了人的創造性,這也和歷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
(4)倫理關系凝固化,絕對化,三綱五常,家長專制,成為人身壓迫,精神虐殺,制約著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歷史前進的阻力.
(5)倫理觀念,等級制度置高無上,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從而限制了自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歷代帝王也不重視科學技術,把一些科學成就說成"淫計小巧".
⑶ 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積極影響：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道德寶庫。版
2、沖破天命鬼神權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對人們思想的侵蝕。
3、「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廣闊的思想文化基礎。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為中國以德治國的一大特點和政治優勢。
6、「過猶不及」的辯證思維體現了高超的處世方法和領導藝術。
7、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教育傳統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
⑷ 孔子的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的影響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學的思考梁漱溟先生就東西文化的差異指出，歐洲從希臘時就關注認識宇宙萬物的問題，而中國人關注的則是生活本身。孔子學問的基本點就是講人生的道理，講生活。在我看來，孔子思想對於生活本身的重視，使得儒家思想能夠流傳兩千多年，同時又在中國人的生活經驗的更新中不斷得到修正。顯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氣質使中國人容易將其吸收並自然地貫徹在生活中。現在，盡管大多數人不一定閱讀四書五經，但在生活中卻潛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則。瓦爾特對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贊賞的。但他認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並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強調普世價值，而孔子不關心普遍統一的概念，只關注現實生活。中西提出問題的模式不在同一個套路上。西方人總是把人當作認知對象，試圖從形而上學和生物學的角度認識人，探索人在實際存在背後的「本質」，並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強調人的個體性。孔子講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決的是如何和諧有序、仁愛地生活在君王統治的社會中。-孔子的仁強調自身修養和愛人，有助於再建人類道德瓦爾特看到了孔子學說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可借鑒之處。的確，當人類進入21世紀時，大家面臨許多共同的問題。湯一介教授指出，當我們面臨「道德滑波、信仰危機、理想破滅」的趨勢之時，重新肯定和發揚孔子的思想是有益處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諸侯紛爭，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極力主張進行道德教育和倫理建設，克己復禮，實現和諧的社會生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論語》中有 105處談到「仁」，集中體現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強調自身的修身養性和對他人的愛。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顯然，克己和復禮是不可分割的：既要嚴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規范和倫理原則正確處理與他人的關系。這一切，主要是因為孔子把「仁」理解為「愛人」。「愛人」以「親親」為基礎，即從愛自己的雙親出發。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國人不但沒有否定孔子及傳統思想，反而更加重視它們，同時也試圖根據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來提升中國自己的文化。-孔子的「仁」兼顧親和性和艱難性，有利於人們建立樂觀的思想孔子在談「仁」時，既講它的可行性，又講它的艱難性。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關仁的簡易可為性，馮友蘭先生總結說：「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但人之為仁又很復雜。既要在現實生活中反復自省修身，又要在與人交往中自覺地恪守倫理原則；既要自然地順著自己的內在性情去貫徹執行，又要嚴格以道德原則克制自己的慾望和行為，時時處處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為此指出，「離了中，離開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謂違仁也。」正因為這樣，孔子感嘆：「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實，孔子之後歷代儒家在講解和發展「仁」說上，都試圖進一步把「仁」廣涉到對天地萬物的態度上。唐代的韓愈說：「博愛之為仁」，已經明確地把「仁」看作是對人和對萬物的態度。到了宋代，程顥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在全球化的時代，正當人們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倫理」重建當代社會的時候，正確理解「仁」的貫徹的「兩面性」(它既簡易，卻又艱難)，將有利於樹立人們的信心，有利於加強樂觀主義的生活態度。-孔子的「天」完全不同於「上帝」，是對規律的遵守和把握在與人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論語》和基督教的確有一定的契合之處。但《論語》所說的天和天命不同於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義。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中指出：「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之處，便在能把它們兩者和合為一。」所以，儒家講到「天」時，其重點是講天人合一，而不是講彼岸的、超脫人生現世的天國，更不是鼓勵人信仰宗教。《論語》所說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義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現代科學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驗的，它是人和大地萬物的創造者，又掌管著人的來世歸屬；而現代科學所說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間，是超乎於人的客觀物質存在。而瓦爾特先生的觀點和西方的人學觀念相關，在西方，探討人與神的關系，特別強調必須首先從宗教的角度探討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徹底認識人的本質，也由此把宗教當做人生最重要的問題。瓦爾特：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法國學者的視角 孔子智慧照耀東西世界兩年前，為讓法國人了解中國文明的概況，我寫了《中國史略》，其中有這樣一段：「即便20世紀的中國不斷試圖摒棄孔子，但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孔子又常駐心間。他提倡忠孝禮義，因為這有助於促進社會及宇宙的和諧。……無冕之王孔子，是對其人民的命運影響最深遠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卻往往最忽視他思想的深邃以及倫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經驗與學習之上的責任與關懷。」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學說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為「君子」。同時期，波斯人正聆聽著索羅阿斯德的教誨；希臘人還處在前蘇格拉底時代；希伯來人正在了解最初流傳的預言故事；羅馬正形成它即將延續千年、深刻影響著西方精神及風俗的道德和社會秩序。就人類的認知而言，這是一個我們至今未能超越的時代。孔子對人類社會及個體的理解較之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更深刻繼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學，首先正是一種個體的倫理道德，它要求對己負責，關懷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長。長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經驗，因而，也更為「審慎」。《論語》有雲：「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儒學及其倫理道德懷有這樣的使命，它要賦予每個人確保自己從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顯然擁有一套形而上學。-關於信望愛等美德，都存在於孔子學說中對於我，一名身處拉丁文化，但又對中國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學當作一條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啟的正道，等於將孔師的智慧置於人對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細想想，這一判斷並不令人感到驚訝。辜鴻銘引導我不斷深入閱讀孔師之說，主要是《論語》——這些「批評之言」，論及個人在社會及宇宙和諧中所負責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嬰對孔子的評價是： 「久而敬之。」孔子所傳遞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聽其中幾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信、望、愛，對神的三種美德均在其中——孔子並未為其命名。為什麼呢？首先因為孔子擁有「心靈」，如同所有中國人一樣，「心靈」是其智識的中樞。孔子與最有名的希臘哲人們同處一個時代——在他去世 10年之後，蘇格拉底誕生；與他們相比，在對於宇宙、對於人類社會、對於每個個體的理解中，孔子占據了上風。實際上，他豐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寬厚更加接近於慈悲。-關於五德：仁在義前，忠誠為首，中西同理在中國的傳統中，權利並不存在，每個人只有對於他人的義務，義務意識只會偶爾缺失。中國傳統上將五德中的仁愛置於平等、「義」之前。當我將目光投向我所處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羅馬那裡，我發現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與孔子同時期：公元前509年，羅馬人推翻了國王，宣布成立國家(稱「共和國」，即眾人之事務)，那年，孔子42歲。羅馬共和國的基本構成單位是處於父親即「男性家主」權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誠：對於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實體——的忠誠，這種忠誠凝聚了構成城市的羅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漢族習俗的漢人生活之處便是中國。這種忠誠既是對其秩序心懷信任，也是對其所處之地忠心耿耿。人們在其中「遵照祖先習俗」；人們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靈魂」，正如所有的中國家庭尊崇祖先一樣。-關於五常：蘊含孔子對於「恆」和「天命」的理解孔子謙虛而自尊，信賴歷史與經驗，這位純經驗主義者自稱他什麼都沒有創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並非因此就成為懷古者或反對現今之人。孔子的言論暗含了五種關系：即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五德，即仁、義、禮、智、信，使這五種關系融洽和諧；五種關系與五種德行組成了「常」——一種必不可少之「綱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謂之「聖人」，一個賦予其絕對神聖性的詞語。他是完人，懂得每時每刻都必須接受的「氣」仍賴於天命。-中國批孔和學孔正是孔子對於人類道德能力限度認識的最好佐證孔子眼中的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看到了其中的變與恆,同時也看到了人類行為——無論集體或個人行為——進步的極限，這就是歷史循環往復的根源。對孔子的研究帶來了對於中國道德、中國社會學的反思，以及暗含對「天」的反思，儒家倫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棄了儒家學說，批判它因循守舊和獨斷專行；在他們看來，這種墨守成規和獨斷專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侵襲著中國社會。魯迅稱「在舊時文明支配下的等級制度使人們互不相識」，這種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們把孔子與這種「支配」、這種「人吃人」聯系了起來——大錯特錯！「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時代已變！不久前，《人民日報》報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僅限於圖書館之中，它會讓現代世界重獲精神力量。」還原孔子，他是中華之日月，孔子學說將對人類發展作出持續貢獻在孔子對天和天命的感知這方面，葛蘭言作了精準的論述：「在孔子的個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觀念既是一個中心概念，亦是一個具體的概念：它與一種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對應。孔子有著尊崇天意的沖動，他相信天意支持著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靈與天意相通。」葛蘭言或許有些倉促地概括道：「弟子們並未繼承孔子的信仰。」因此，正是他們，使得理性主義的西方人將孔子學說視為一種厚古且純粹流於表面的道德。人們由此忽視了這一點，即：對於尋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夠到達「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動」來決定的。孔子通過觀察與學習達到了對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經驗和謙恭使他不會利用這種感知來制定某種被視為通向崇高偉大、通向幸福的合理「體系」。-對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應予還原孔子認為，「君子」應促進世間的和諧。為此，他要行「仁」——「人類的德行，對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無私，人對上天之德的分享」。這只是簡單的道德嗎？連被視為信奉無神論的當代中國都在其中覺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們應將其所有的道德價值和精神價值歸還給儒學：道德上，它支配著與他人的關系；精神上，則支配著與宇宙的關系。智慧約束著孔子「窺探上天奧秘」的企圖。我們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麼造就了中華文明的璀璨精華。一直以來，中華文明僅強調義務、團結、習俗和禮教，而忽視了權利。這種權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辯：法律是習俗和經驗的產物，其原則和禮儀是由時間即經驗所決定的。這種經驗自身也在不斷變化，盡管變化有好也有壞。這是道德的教訓？不，是歷史的教訓！看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正是在歷史中，記錄下了要建設、或要經受的未來。-孔子思想的回歸是中國人對中國之道的再認識孔子在官方語言中的回歸、在許多中國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歸，即為「道」——忠於自身的中國之道——這種燦爛的文明，在其最光「華」奪目的時刻，「對人類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一旦它重新發現了 2500年以來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會持續為人類發展做出貢獻。《論語》有雲：「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華之「華」的源泉，只要藉助他，這道「光華」就將「永恆」！這道「光華」就能超越國家的疆界，肩負啟迪人類的神聖使命。儒家弟子們在中國通向未來的征途中已經注意到了孔子學說，希望他們能夠利用這一點，不斷從外界接受啟迪；在他們看來，這些啟迪為的是國富民強，它們不僅來自於思辯哲學，也來自於技術、法律和其領域；而他們更會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們，使它們適應中國！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倫理得以讓全世界的人們重新關注人的責任和尊嚴，這與西方的極端自由主義的主張恰恰相反；相應地，儒家倫理會從全世界吸收最為豐富的啟發，將它們中國化，再獻給中國同胞。
⑸ 儒家思想對中國現代政治的影響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其中包括學習的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規范如「五達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達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從根本上講，儒家思想認為，社會治亂的根本在於人心，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應當從人心的治理入手。這一點是有其深刻的意義的。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歸根到底，都是由於人心缺乏治理而導致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後，統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歷代統治者沿用了兩千多年之久，為維持傳統社會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范疇。「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可以說追求社會的普遍和諧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現代文明的主要價值目標。儒家「和」的思想具有豐富的哲學基礎。今天，領悟儒家和諧之道，對建構現代和諧社會，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⑹ 儒家思想對當今中國現代社會的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1、「禮治」主義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
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2、「德治」主義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3、「人治」主義
「人治」主義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
「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於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義)、誠(信)、弟(悌)、智(知)、忠、禮、勇、恕、廉、溫、恭、寬、良、恥、讓、敏、惠等項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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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思想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1、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全面民族復興，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2、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
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
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⑺ 儒家思想對現代中國有哪些影響
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的積極影響方面:
(1)重視教育,並且創造"因材施教"等教學方法,在教學上注意個性差異,善於啟發教學.可以說教學經驗很豐富 。
(2)注重道德,禮教,仁義,要求自覺遵從真和善,這一方面比上歐洲西方國家的宗教和神論思想不知道進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義,以人為本,而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於辨證思維,重視自然的農業,重視經驗,認為自然秩序是人類理性的根源,而 人類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權利的依據.提倡"以農為本",是符合中國古代的實際資源情況的重農思想。
(4)提倡以"禮"治國,"倫理政治"思想.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麼我們中國文化就是"德"型文化,這一德型表現在政治上,也有積極的一面:忠於國家,抵禦外來侵略,刺殺暴君,直諫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統治有力,貫穿了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時期,給社會歷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參考約束.
儒家思想的消極方面:
(1)不重視農業生產知識的傳授,不重視科學知識的學習,強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傾向於參政的。
(2)不重邏輯,一味重視經驗,叫做"經驗理性",使邏輯推理和深刻解釋事物的規律的理論沒萌芽,不如西方人那麼追根問底,以至產生理論和學說。
(3)強調個人服從群體,壓抑了人的個性.漠視性格,思想大統一.造成國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責任標准壓制了人的創造性,這也和歷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
(4)倫理關系凝固化,絕對化,三綱五常,家長專制,成為人身壓迫,精神虐殺,制約著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歷史前進的阻力。
(5)倫理觀念,等級制度置高無上,達到排他性的程度,從而限制了自然科學和科技的發展.歷代帝王也不重視科學技術,把一些科學成就說成"淫計小巧"。
⑻ 儒家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第一，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
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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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⑼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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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