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三老

『壹』 易中天：中國有法治傳統嗎

通過曾國藩、張之洞、楊度三個人物勾勒出風雲變幻之近代中國的唐浩明和擁有一眾鐵桿粉絲的國學名人易中天現身南國書香節，他們皆謙虛地稱是為了另一個人而來。這個人便是享譽海內外的魏晉文化史專家、書法家唐翼明。
昨天是唐翼明的《江海平生》及其恩師夏志清的《感時憂國》兩本新書同時發售的日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氣』——唐家兄弟和易中天帶你領略『兄弟情、朋友義』」的現場，唐翼明表示，此次是來講與恩師夏志清的師生情、與胞弟唐浩明的兄弟情以及與同窗易中天的朋友義。
唐翼明、唐浩明兩人在學界如今名聲不小，但唐翼明此次帶來的《江海平生》確是一本自傳性的散文集。「我的父親是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我的大舅是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唐翼明一開口，便引來全場驚嘆。由於父母隨蔣介石撤往台灣，唐家兄弟不足十歲卻被留在湖南老家，從此相依為命，身世飄零。因此，他們對情義二字有著格外的深解。
而吸引了眾多粉絲現場排隊等候的易中天則是唐翼明的大學同班同學，兩人有著一碗餛飩的「朋友義」。易中天回憶道：「唐翼明碩士論文答辯那天早上，我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給他買了一碗餛飩。這是我們的情義。」
易中天也在現場為讀者進行了一次國學教育。易中天也表示：「在五倫當中，我特別看重的也是朋友，甚至超過兄弟。因為前四倫在傳統社會中是沒得選的，唯獨可以自由選擇的就是朋友。」然而，易中天批評說，現在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是很少的，有的反而是把刀插到了朋友肋上。
易中天說：「中國未來還是要走法治的道路，還是要法治中國，我們的目標不能是義氣中國。」而法治的核心就是契約，要建立契約觀念。而唐翼明則從義理的角度來講。他認為，私人范疇的「義」和「情」應該與公共范疇的「理」是相輔相成的，然而，總是講「義理」的中國人卻總是將兩個范疇混淆和顛倒，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冷酷。
針對現今愈演愈烈的在路上碰到老人摔倒，該不該扶的話題，唐翼明說：「當然應該扶，這個都不需要講。但是現在我們的社會確實會有這樣的問題，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在任何正常的社會本來是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的。」

『貳』 三老四少是指哪三老,何四少

三老四少
①老少眾人。②方言。稱參加青幫的人。猶言老少爺們或兄弟專爺們
三老是指受人尊重的長者。中屬國上古時期就有三老的說法，執政者作出重大決策，一定要經三老同意才行。
四大公子是指出身貴族豪門，本人風流瀟灑。最早指的是戰國四公子。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青幫內的：
青幫，原名安清幫、清幫，又名安慶幫、三番子，創建於清朝雍正間。
創始人為翁雍、錢堅、潘清（有的野史寫為翁麟、錢保、潘安），青幫內部尊稱翁、錢、潘「三老」。
青幫內部尊稱翁、錢、潘「三老」。青幫設4個總堂口和6個職能部門，4個總堂口的首位頭領，被稱為「四少」（具體人名不詳）。

大概就是這樣吧。

『叄』 話說法治三老都哪三位啊和楊在明有什麼關系

分別指的是：李步雲、江平、郭道暉，法學界的泰斗。楊在明是位拆遷律師，最近辦的研討會法治三老也去了，聽說很厲害

『肆』 十大案件讓中國法制進程有哪些進步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伍』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陸』 被稱為我國古代議會的三老政治是怎麼回事

三老

古時掌教化的鄉官。戰國魏有三老，秦置鄉三老，有三老、有秩
、嗇夫、游徼。三老負責社會教育，凡有忠孝節義可為民效法者
，都旌表其門，以為倡導。漢增置縣三老，為了廣泛倡導道德忠
孝節義的教育，特別重視三老，並且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東
漢以後又有郡三老，並間置國三老。

秦之地方行政組織，主要是郡、縣、鄉、亭四級行政組織。

剛統一時，秦分天下為36郡，以後，隨著邊境的開發和郡治的調整，總郡數最多曾達46郡（也有50多郡之說）。郡置守、尉、監，守治民，尉掌兵，監御史則負責監督百姓及官吏，職務類似於中央的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監御史明確分職。

郡下為縣，縣的長官為縣令（長），屬官有丞。

縣以下為鄉、亭為單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鄉三老、嗇夫、游徼的職責大致與郡的守、尉、監相仿，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

鄉以下為亭，亭為秦時重要的地方基層組織。亭有亭長、亭父、求盜各一人，任務是平時練習五兵，接待往來官吏，兼管為政府輸送、采購、傳遞文書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進步，它不僅改變了世襲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規定了每一個官吏的俸祿，自丞相至下層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

『柒』 那啊三老是叫板中國

差不多是同一時期的解放發展的不如中國，還有邊界劃分問題摩擦，它是以中國為目標的比較，有句話叫：羨慕嫉妒恨

『捌』 中國法治現狀如何.

建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解決"人治"問題上採取了各種措施，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場，人治是中國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經濟現代化要求必須實行法治，徹底摒棄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動了西方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自由競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明確國家、企業和個人的責、權、利關系；必須實行商品的等價交換，保護企業之間的競爭；必須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譽；必須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經濟、企業、社會……所有這些，都必須實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至高無上的法律權威。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所要求的。
人治與法治，並不是簡單的領導制度的區別，而是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加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應當指出，我們至今對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義的認識都還不夠全面深刻，這也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和諧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和諧社會要求有秩序，要求穩定，要求公平和正義，因此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眾所周知，所謂法治社會，就是社會公民和社會組織把憲法和法律作為行為規范。其基本特徵是立法必公、執法必嚴。所謂「公」，就是公平正義，大多數公民贊成；所謂「嚴」，就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僅僅做到這兩點，社會就會太平、就會和諧了嗎？
秦朝推行商秧和韓非的法家思想，推行嚴刑峻法，當官的都是酷吏，執法嚴格，可謂「法治」社會了。但秦不行王道而行霸道，不遵周公所制的「周禮」，民不知禮、義、廉、恥、信，人無倫常，盜賊叢生，官府一味地鎮壓，最終區區幾十年秦就亡了，沒有建成太平盛世、和諧社會。
亂世用重典是句屁話，沒聽說過人心是可以殺服的。清朝初年，康熙帝從元朝短命的教訓中悟出人心不可以殺服，積極學習漢族文化，尊崇孔、孟，祭祀明太祖陵，重用漢族賢達，用禮、義、廉、恥、信教化萬民，才收服了人心，出現了唯一一個異族統治下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
所以，法治社會建設與社會文明建設必須同步推進，推行法治要有推行法治的社會土壤―――社會民眾推崇平等、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觀，禮、義、廉、恥、誠信等中國特色的貴族精神佔主流，大部分人積極追求真、善、美，自覺抵制假、丑、惡。
不信請看，南京「彭宇案」中，法官說：從常理看，如果彭宇沒有撞倒徐老太太，他就不會主動扶起徐老太太並送到醫院治療，彭宇這樣做了，就一定是他撞倒了徐老太太。在這樣的「常理」下，彭宇杯具了，美好的雷鋒精神也壽終正寢了。
可以看出，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會，還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