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冤假錯案立法

Ⅰ 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區別在哪裡

(一)從動機目的上區別。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1、行為人從簽訂合同時起就具有騙取的動機和目的。2、開始並無明顯的騙取故意，本身也非完全沒有履行能力，但合同簽訂後，抱著能履行則履行，履行不了就拉倒的放任心理，不做積極努力，致使對方遭受嚴重損失，而將較大數額財物歸自己一方非法所有或佔有。3、在簽訂合同時行為人並無詐騙故意，但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或因履行困難，或因其他方面的動機，行為人的主觀意念發生了變化，想無償地非法佔有或所有簽約對方的財物或其它標的。4、行為人在與對方簽訂合同時，內心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對於是否履行義務，是否非法所有或佔有他人財物，內心還沒有確定的意念，或者對自己最終無履行約能力還沒有明確的認識，主要指行為人實際上並非完全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二)從履約能力和履約行為上區別。衡量是合同糾紛還是合同詐騙，除從行為人的動機和目的上區別外，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或擔保，簽約後有無履約行為如何，是另一關鍵因素。判斷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意願的主要客觀根據是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三)從具體情節、後果上區別。正確認定是否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不僅要從行為人的動機目的、履約能力和履約行為方面考察，還要從具體情節、後果上進行對比分析上，這些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 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 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 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四) 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後逃匿的;(五) 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Ⅱ 民事冤假錯案怎麼辦

冤假錯案的申訴問題，實際上是指審判監督程序，又稱「再審程序」。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依職權提起再行審理的特殊訴訟程序。目的在於對已生效而確實有錯誤的判決和裁定，通過再次審理並作出裁判予以糾正。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那麼怎樣才能推翻冤假錯案呢?根據《刑訴法》規定，如果案件中存在：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或者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的;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等重大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如果經過審理確實能夠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撤銷原判決、裁定，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即推翻了冤假錯案。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五)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Ⅲ 冤假錯案法律上在幾年內可以平反

這個沒有年限的限制，只要能提供翻案的證據，法律都會開庭重新審理的。
一、人內民法院對於平反糾正的冤案容、假案、錯案，應當用判決改判，即撤銷原來有錯誤的判決而重新判決。
二、改判應製作判決書。判決書屬於法律文書，具有法律效力。平反釋放證明書只是證明人民法院對冤案、假案、錯案通過改判作了平反糾正，它本身不是改判的法律文書。因此，不能以平反釋放證明書代替改判的判決書。
三、改判的判決書，在判決書的種別上仍屬刑事判決書，無須寫「平反判決書」。在刑事判決書方面，再去分具體的種別，是沒有必要的。至於改判的判決書的觀點是否鮮明、正確，主要應看判決書的內容是否實事求是，是否符合政策、法律，單從判決書的名稱上是不足以體現出來的。

Ⅳ 國家採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慮什麼因素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Ⅳ 一起刑事冤案被高院駁回申訴,應該怎樣才能繼續申冤呢

還可向檢察院申訴或向最高法院申訴。
法律依據：
《刑事專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屬條： 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
第二百四十三條： 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對於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

Ⅵ 在刑事訴訟中刑辯律師如何進行非法證據排除

現行法律框架內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對非法證據進行了原則規定，請大家務必高度注意本法第50條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50條的規定將「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均納入了非法證據的范圍，不限於刑訊逼供所收集的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在證據一章第54條到58條對排除非法證據進行了規定；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在證據一章第67條、第68條對排除非法證據做出了專門規定；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65條到第75條對非法證據排除做出了詳細的規定，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內容，檢察院作為公訴案件的舉證義務主體，非法證據排除是檢察院行使職責的重要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章證據的第八節對非法證據排除進行詳細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8項規定：「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以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外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應當排除。」
我們辯護律師必須注意最高法院的《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中的疲勞審訊和非辦案場所訊問這兩個問題，尤其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這兩個問題最為常見。
以上就是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規定。
由法律規定可見，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規定有個漸進的軌跡，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細的完善過程。
由以上的法律規定可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貫穿於全部的司法程序之中。公安機關有權利和義務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檢察院有權利和義務啟動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法院有權利與義務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猶以檢察院和法院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最為重要。
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方法：
（一）、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主體
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主體可以分為兩類，私權利主體與公權力主體。第一類是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所確定的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審判機關，它們均具有法律義務去排除非法證據，排除非法證據是公權力機關的法律義務。第二類是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56條規定所確定的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排除非法證據是私權利主體的法律權利。
從當前司法實踐來看，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均為通過私權利主體的申請所啟動，可見，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是通過對私權利進行救濟從而保障司法公正的法律制度，側重於私權利的救濟。
（二）、可以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三個階段
1、非法證據排除可以分為偵查階段（包括審查批准逮捕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審查起訴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審判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2、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關於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主要集中在庭前會議這兩個程序之中，虛置了偵查階段、審查批准逮捕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弱化了審查起訴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強化了審判階段所出現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Ⅶ 國家賠償法的立法缺陷是什麼

1.《國家賠償法》規定了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兩方面的內容,且僅限於對人身和財產所造成的損害引起的國家賠償。從目前我國司法審判工作實踐來看,由於目前《國家賠償法》所規定的國家賠償范圍過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造成了侵權損害,由於《國家賠償法》未將有些侵權行為列入國家賠償的范圍,被侵權人無法通過國家賠償這一法律途徑和方式獲得賠償,即損害造成的後果大大超過被侵權人獲得的國家賠償額。
由於目前我國的《國家賠償法》所規定的國家賠償范圍不包括精神賠償、間接賠償、期待的損害賠償等方面的內容,雖然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遭到了不法侵害,他們卻不能通過法律途徑獲得國家賠償。
因此,建議對《國家賠償法》關於國家賠償范圍進行修改,把所有行政、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都納入國家賠償范圍是非常必要的。在目前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國家賠償的適用范圍,應當將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各種合法權益遭受損失的情形都包括進國家賠償法的范圍。
2.根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的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權依據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也就是說,從國家賠償角度來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獲得國家賠償的前提條件是行政、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
使職權,才有國家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如果國家機關的行為不違法,即使給當人造成了損失,也不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但就目前的侵權情況來看,有時難以區別違法與過失、重大過失與一般過失、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的法律界線。
3.《國家賠償法》第25條規定:「國家賠償以支付賠償金為主要方式」,即該法規定了國家賠償的方式。該法第26條規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即該法規定了國家賠償的計算辦法。然後在上述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再根據被侵權人受損害的程度計算出最高額,顯然此
賠償標准過低。
我認為,由於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經濟發展極不平衡,若僅以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作為一個基數作為賠償的標准進行國家賠償,在經濟發達地區、高收入人群中顯然過低。顯然,我國國家損害賠償的標准,主要是撫慰性賠償。因此,建議將《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標准予以修改,明確規定各地區應當結合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實際制定不同的國家賠償標准。
4.國家賠償審判工作是一個新的審判領域,尤其人民法院在審理國家賠償案件時,一般都採取不公開審理的方式進行。此種做法,就使被侵權人覺得「賠與不賠、賠多少都是法院說了算」,懷疑人民法院進行「暗箱」操作。因此,必須對國家賠償審理程序進行大膽改革,將公開聽證程序引入國家賠償案件審理之中,以確
保國家賠償案件審理公開、公正和透明。
5.我國目前的《國家賠償法》未在追償程序方面作出明確具體的法律規定,這必然造成國家追償權無法行使或者行使起來十分困難的被動局面。
我認為,目前的《國家賠償法》應盡快補充和完善關於國家追償權方面的法律制度。建立該項法律制度的益處在於,一方面通過國家賠償方式來追究行政、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侵權責任,使追償權有嚴格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在國家行使追償權時,確保不侵害被追償人的合法權益。
6.從《國家賠償法》的規定來看,除了存在上述幾個問題和不足以外,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需要解決,即國家賠償管理體制問題。根據《國家賠償法》第37條的規定,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設立賠償委員會,由人民法院3 - 7名審判員組成。賠償委員會作出賠償決定,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決定,必須無條件執行。由此可見,《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管理體制在人民法院,即法律規定的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設立賠償委員會,具體審理賠償案件,進行國家賠償等事宜。
我認為,在人民法院設立賠償委員會存在以下不足和問題,突出的表現在:一是賠償機關設在人民法院有自行審理涉己案件之嫌,從而影響國家賠償審理的公開性和公正性。根據《國家賠償法》第19條的規定,「行使國家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
權益造成損害的,該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顯然,人民法院在成為賠償義務機關後,賠償案件仍由自己進行審理和進行國家賠償,賠償請求人必然對人民法院審理賠償案件的公正性產生質疑,影響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的外在形象。
二是到目前為止,國家法律對國家賠償機關尚未建立起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公、檢、法三機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互相監督和互相制約的關系。但從實際情況來看,許多冤假錯案造成國家賠償案件的產生,都與公、檢、法三機關之間不能履行法律的監督職能有關。因此,必須對目前我國的有關法律、法規進行修改,盡快建立健全法律監督制約機制,盡量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三是國家已提出依法治國、建立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目前的國家賠償管理體制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為了有效地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確保司法公正,建議應當將國家賠償工作盡快從人民法院剝離出來,應單獨設立一個法律委員會來具體負責處理國家賠償事宜。

Ⅷ 在犯罪的案件里 是不是有很多案件是破不了的 還有很多冤假錯案

很多案件沒有足夠的證據，無法偵破；因為法律事實與事實並不一致、內刑訊逼供、枉法容裁判也會導致冤假錯案。
我國法律規定，定罪量刑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刑事案件量刑必須有充分的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排除合理懷疑才能認定法律事實，才能定罪量刑。司法實踐中，部分案件會因為證據不充分，導致無法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另外一些案件中，因為定罪所依據的是由證據證明的法律事實，會存在法律事實與真實發生的事實並不一致，導致裁判結果與真實的事實不符，也有部分案件中存在刑訊逼供、枉法裁判的情形導致的冤假錯案。

目前，我國正在建立完善司法體制，並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等制度，對防止原價錯案的發生將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Ⅸ 法律的朋友，司法人員失職導致冤假錯案發生，依照那條刑法判刑，麻煩張貼出來，謝謝。

刑法
第三百九十九條

【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執行判版決、裁權定失職罪;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枉法仲裁罪】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不依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執行職責,或者違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Ⅹ 退役軍人刑事冤案能否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需要滿足援助的條件，一是符合法律規定應當給與援助的情況，二是家庭經濟確實困難，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