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法治思維
A.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簡政放權是什麼關系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推動簡政放權的直接關系。
《法治藍皮書》指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推動簡政放權的最直接要求,也是深化改革、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法治藍皮書》提出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不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唯一考核指標。
行政審批事項不削減、不清理不行,但「行政審批事項最少」不是考核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敗的最優指標。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既要把政府不該管、管不好的事項還給市場和社會,也要注意優化審批流程,降低辦事成本。
2、防止缺乏配套措施影響改革推進。
隨著行政審批事項自上而下進行層層取消、下放、轉移,大量事務會推向市場、社會乃至基層政府,但在法律修改遲緩、社會組織培育滯後、公眾依賴政府包打天下的慣性思維猶存、基層政府管理力量薄弱、政府監管手段落後、矛盾糾紛的司法救濟渠道還不暢等問題沒有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很可能遭遇到阻力。
3、行政審批事項清理、回潮、再清理、再回潮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怪圈,如何走出這個怪圈是決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敗的關鍵之一。
藍皮書還指出,政府職能整合仍需加大力度。雖然政府機構改革不斷深化,不少部門進行了職能調整,但多頭管理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容易出現誰都管、誰都不管、誰都管不了的尷尬局面。如何實現政府職能的無縫銜接、高效運轉,仍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問題。
B. 《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設主要任務有哪些
《綱要》主要有七大任務,為建設法治政府提供有力保障:
1、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
2、完善依法行政制度體系。
3、推進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
4、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
5、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6、依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
7、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員法治思維和依法行政能力。
(2)簡政放權法治思維擴展閱讀:
措施:
1.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最大程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的許可,最大限度縮小投資項目審批、核準的范圍,最大幅度減少對各類機構及其活動的認定。取消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資質資格准入許可,研究建立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管理制度。
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審批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加大取消和下放束縛企業生產經營、影響群眾就業創業行政許可事項的力度,做好已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落實和銜接,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加強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審查論證。對增加企業和公民負擔的證照進行清理規范。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探索目錄化、編碼化管理,全面推行一個窗口辦理、並聯辦理、限時辦理、規范辦理、透明辦理、網上辦理,提高行政效能,激發社會活力。
加快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台建設,實施在線監測並向社會公開,2015年實現部門間的橫向聯通及中央和地方的縱向貫通。加快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工作,支持地方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改革試點。
全面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中介服務實行清單管理並向社會公布,堅決整治「紅頂中介」,切斷行政機關與中介服務機構之間的利益鏈,推進中介服務行業公平競爭。
2.大力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並實行動態管理。在全面梳理、清理調整、審核確認、優化流程的基礎上,將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許可權、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以權力清單的形式向社會公開,逐一釐清與行政權力相對應的責任事項、責任主體、責任方式。
省級政府2015年年底前、市縣兩級政府2016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門、依法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權力清單的公布工作。開展編制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試點。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
建立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清單制度,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的收費基金項目,公布全國性、中央部門和單位及省級收費目錄清單,減輕企業和公民負擔。
2015年年底前,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且未按規定批准、越權設立的收費基金項目,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務或體現一般性管理職能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沒有法定依據的行政審批中介服務項目及收費,一律取消;擅自提高徵收標准、擴大徵收范圍的,一律停止執行。
C. 怎樣運用法治思維解決食品葯品監管中出現的問題
運用法治思維築牢法規基石
監管工作千絲萬縷、頭緒眾多,食品葯品產業的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不斷更新,過去我們一提到加強監管,往往注重關口前移,過分依賴行政審批手段,以為「批好」就是「管好」。新一屆中央集體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簡政放權的突破口,強調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許可迷戀、監管迷惘」成為一個亟待破解的問題。我們要積極探索監管規律,去偽存真、由粗到精、由表及裡、由此及彼,提高對食品葯品監管的理性認識。食品葯品監管工作的本質是執法活動,運用法治思維探索監管規律,要求我們由運動式監管走向常態化監管,更加重視法律在食品葯品安全治理中的基礎性和長遠性作用。做到這一點要著力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立法問題,二是規范問題。法治是規則之治,沒有法律就沒有法治,就僅僅是人治。小作坊、小攤販、小餐飲、小副食等「四小」的監管難、難監管一直困擾監管部門。「四小」問題既有共性問題,更有「個性」問題,我們要積極做好食品安全法配套立法工作,推動地方人大和政府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規規章,提高操作性和執行性。第二是梳理依據,過去食品安全按環節進行監管,執法依據散見於不同部委規章之中,機構整合後原有依據是否適用,一直困擾基層監管人員。從國家機關而言,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權力來源於法律,權力受制於法律,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力要尊重法律。因此,在依據梳理工作中,既要梳理規范生產經營者的依據,更要梳理規范監管者自身行為的依據。
運用法治思維鍛造制度體系
制度是食品葯品安全監管之綱,是監管最有效、成本最低廉的方式,也是監管執法的基礎,具有牽一發動全身的作用。近年來,省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先後出台了《湖北省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關於全省食品葯品監管事權劃分意見》、《湖北省葯品生產經營企業退市與責任人員禁入規則》、《制售假冒偽劣食品葯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管理辦法》、《湖北省食品葯品日常監督檢查工作指南》、《湖北省互聯網葯品交易及信息服務不良行為記分管理辦法》等一系列監管制度,織就了一張食品葯品監管制度之網。在制度建設中,我們深刻體會到:法治思維在制度的設計、執行、銜接和反饋的各個環節具有宏觀引領和精密導航作用,看問題、作決策,依法處理好當前和長遠、局部和全局、個別和一般的關系,對行政相對人而言,實行「權利推定」,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推定是公民的權利,而將制度的著力點放在制約和規范監管者自身行為上,完善執法程序,明確監管職責,規范和減少自由裁量權。
運用法治思維支撐道德教化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四中全會指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過去個別監管人員執法觀念偏位,職業道德欠佳,習慣於砸「攤子」、踹「爐子」、搬「櫃子」、收「票子」,方式簡單粗暴,群眾反映強烈。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新時期,經濟下行壓力大,監管部門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應當更加重視培育和引導市場主體守法經營,促進市場主體成長。「徒法不能自行」,紙上的條文要落地生根,不僅需要執法者鐵面執法,更需要執法者的一份人文關懷。因此,道德教化在監管執法中往往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重視道德教化,並不意味放縱違法。具體說,就是在監管執法中,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對黑窩點、黑工廠,屢教不改的要嚴厲懲處、堅決取締;對沒有主觀故意、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首次違法行為,可以不實施處罰,通過春風化雨般地宣傳教育,引導食品葯品生產經營者守法經營,指導幫助其提檔升級,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共同創造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和秩序。
運用法治思維保障群眾權益
四中全會指出:「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法律是人民群眾維護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是行為規范。食品葯品監管體制改革後,監管機構延伸到鄉鎮、街道辦事處,監管的「最後一公里」已經打通。但從調查情況看,一些監管機構一年投訴舉報數量沒有幾件,這正暴露了監管部門普法宣傳力度還不夠。要按照四中全會提出的「誰執法誰普法」要求,創新普法理念,將普法與維權緊密結合起來,把普法宣傳重點放在廣大農村和城鄉結合部,廣泛發動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食品葯品安全監管,動員群眾舉報反映案件線索,深入挖掘案源。同時,整合辦案機構,健全辦案機制,建立小額投訴舉報快速處理制度,加快建立與消費者協會等維權組織的聯動機制,引導群眾通過法律渠道維護自身權益。
運用法治思維提高執法水平
知法才會守法,懂法才會執法。只有認真學法,將法治精神、法治觀念和法律規定內化於心,堅定法治信仰,才能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下站穩腳跟,不逾規、不逾軌,守住執法為民的監管底線。首先,自覺學習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權威。當前,我們要認真領會「將每年十二月四日定為國家憲法日」的重大意義,健全領導幹部法治講座、中心組學法、專題培訓、定期考試等制度,弘揚憲法精神,維護憲法尊嚴。其次,加強案例指導。對食品葯品行政執法疑難案例進行分析、琢磨和解剖,從程序上實體上總結經驗,編輯案例匯編,指導基層辦案。其三,崗位練兵。法律的生命在於實踐。通過實戰練兵和技能比武競賽活動,達到互相學習,互相促進,共同提高的效果。其四,集體審議案件。發揮好案件審理委員會平台作用,集體審議重大復雜案件,杜絕人情案、關系案,將每一件案件辦成鐵案,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
運用法治思維推進依法治局
食品葯品監管體制改革後,部門的人員來自五湖四海,素質參差不齊。在機構整合、人員磨合、觀念融合、理念耦合的過程中,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和領導能力是關鍵。法治思維具有戰略性、宏觀性、規則性和程序性的思維特徵,領導者法治思維的強弱、依法治局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著部門風氣、管理水平和監管成效。依法治局首在一個「嚴」字。要深刻理解四中全會提出的「黨紀黨規要嚴於法律」,以身作則、以上率下,不僅要模範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在執法監管中,只要出現違法違紀問題都要嚴格處理。依法治局重在一個「法」字。在依法治局過程中,遇到政策性強、法律性強的專業問題,要充分發揮法制機構的參謀助手作用,由法制機構審核把關。食品葯品監管體製取消垂管後,地方保護主義有所抬頭,要妥善處理監管與服務的關系,積極爭取地方黨委政府對監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法治環境是最優的市場環境,法治城市是最好的金子招牌。食品葯品安全監管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創造良好的食品葯品市場經營秩序,促進健康產業提檔升級。通過加強監管,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淘汰落後產能,在經濟發展和安全監管中找到契合點。基層食品葯品監管部門負責人碰到的苦惱多,每查辦一件案件都會遇到說情客、求情人。在法與情的權衡中,天平要傾向法一邊。在加強監管的同時,要堅決切斷執法罰款與收費創收的利益鏈條,決不能把國家公器作為謀取部門利益、個人利益的工具,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敬畏法律、敬畏良知、敬畏人民。
D. 簡政放權過程中遇到那些法律障礙
簡政放權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只有通過扎實有效地推進簡政放權,努力打通政府職能轉變的「最後一公里」,才能讓政府切實地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也才能真正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改革目標。當前,簡政放權要圍繞著增強市場活力這個著眼點,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切入點,實現整體發力和系統推進。省委十二屆七次全會指出,「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加強事中事後監管,提升公共服務水平」,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充分發揮事前審批「准入」功能的同時,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管網路,積極探索新型監管模式,進而通過對行政審批權的「減、轉、放、免」,有力發揮政府的事中事後監管職能。在此基礎上,將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強政府監管與發揮江蘇政府服務的優勢結合起來,努力把江蘇打造成行政效率最高、審批事項最少、發展環境最優和市場活力最強的地區之一。
簡政放權重在落實 轉變職能務求實效
要始終確立「善政必簡」的理念。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更好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把政府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通過循序漸進地「放權」,逐步交給市場和社會,讓政府的職能結構更加優化。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目標,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轉而履行好宏觀調控、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進一步發揮司法監督、維護和促進依法行政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要根據政府和市場的新定位,扎實推進簡政放權的各項工作,制定出詳細的權力目錄清單,以政府權力的「正面清單」規范政府行為,以市場准入的「負面清單」激發市場活力,繼續發揮好政府與市場兩個優勢創造有利條件。
要牢固樹立改革的全局觀,突破傳統思維的慣性和自身利益的藩籬。各級政府及部門要有「向自己開刀」的勇氣和擔當,確保簡政放權的各項改革真正到位、見效,不能各自揣著「小九九」,打自己的「小算盤」,更不允許在具體的推進過程中「走過場」和「變戲法」。同時,要集中解決簡政放權和轉變職能過程中存在的放權不對位、放權有水分和放權不徹底等「腸梗阻」現象。一方面,積極主動地向社會曬出權力清單,接受各方面的監督;另一方面,進一步明確權力「下放」和「外放」的時間節點和具體要求,讓簡政放權和轉變職能真正轉化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要堅決從高處布局,從實處落子,讓簡政放權和轉變政府職能真正落到實處。當前,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梳理清楚政府職權,並且明晰權責主體,確保權力清單真實准確完整。我們要看到,簡政不僅要關注政府職能「體量」的增減,也要注重對政府職能「結構」進行持續優化,實現「減量」與「增效」的協調發展。同時,「放權」不等於「不管」,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既要解決一些部門「權力不肯放、事情不願管」的問題,也要防止「放了審批的權,就不問監管的事」,既要做到「放的下」,還要確保「管的好」,切實做到「放管並重」。此外,推進簡政放權的同時,相應的配套措施也要及時跟進,努力消除「中梗阻」,避免截留改革紅利。一方面,要完善政務服務體系,打造陽光便捷的服務平台;另一方面,在建立和完善權力清單的同時,要積極探索建立責任清單,明確權力主體的職責許可權,努力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E. 簡政放權,行政體制改革體現了什麼哲學道理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推動簡政放權的直接關系。
《法治藍皮書》指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推動簡政放權的最直接要求,也是深化改革、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法治藍皮書》提出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不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唯一考核指標。
行政審批事項不削減、不清理不行,但「行政審批事項最少」不是考核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敗的最優指標。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既要把政府不該管、管不好的事項還給市場和社會,也要注意優化審批流程,降低辦事成本。
2、防止缺乏配套措施影響改革推進。
隨著行政審批事項自上而下進行層層取消、下放、轉移,大量事務會推向市場、社會乃至基層政府,但在法律修改遲緩、社會組織培育滯後、公眾依賴政府包打天下的慣性思維猶存、基層政府管理力量薄弱、政府監管手段落後、矛盾糾紛的司法救濟渠道還不暢等問題沒有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很可能遭遇到阻力。
3、行政審批事項清理、回潮、再清理、再回潮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怪圈,如何走出這個怪圈是決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敗的關鍵之一。
藍皮書還指出,政府職能整合仍需加大力度。雖然政府機構改革不斷深化,不少部門進行了職能調整,但多頭管理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容易出現誰都管、誰都不管、誰都管不了的尷尬局面。如何實現政府職能的無縫銜接、高效運轉,仍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問題。
F. 簡政放權,企業和群眾得到哪些實惠
縱覽全球,不僅諸多國家行進在大刀闊斧地改革調整之路上,而且一些國際組織也處於擇機而動地改革調整計劃中.事實上,改革已成世界大潮、人心所向.放眼中國,深化改革更是到了最緊要關頭.因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紅利都源於改革開放這一根本動力,如果沒有後續改革的不斷跟進,紅利將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日益枯竭,原有的也可能喪失殆盡.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是深化改革成為不可逆轉、不可停步的一條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正道,二是對於興於改革、成於改革的我國來說,什麼都不要養成路徑依賴,但唯有改革促發展這條路徑,必須永遠依賴.因此,改革甚至應當是我們的總路徑、總依賴.那麼,今日中國深化改革的總開關和牛鼻子是什麼呢?四個字:簡政放權.因此,必須自上而下地做好簡政放權的頂層設計,既贏得改革時空主動權,又獲得人民群眾廣泛支持.
簡政放權:是什麼和為什麼
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那麼簡政放權就是這個核心的核心.而且,簡政放權應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關鍵.從字面上理解,簡政放權就是指精簡政府機構及人員、下放權力於社會和市場.
第一個問題,簡什麼政、放什麼權?說白了,就是政府必須精簡機構部門、下放由此派生出來的巨大權力.一般而言,機構和權力是相互孽生的,機構派生助長權力、權力做實擴張機構.這就意味著,雖然一方面,簡政放權必須雙管齊下,否則缺一而不可為繼.但是另一方面,機構為外在形式、權力才是實質內容,因而放權比簡政更重要、也更困難.唯有放權,才能做到「皮存毛附焉」.關於權力,有兩句傳播極廣的話,「官僚主義有自我膨脹的天性」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其含義十分深刻.有兩點必須強調,一是說明權力的自我約束是十分困難的,二是說明唯其困難更需迎難而上.因此,權力之道,一是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二是放回社會手掌中.具體來說,所謂放權就是減少對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的佔有權、控制權、審批權、決策權和分配權等,把相關的權力及其利益放還給企業、社會和市場.只作下述一個假設,就足見其意義之巨.如果真的放權到政府「無租被尋」的話,還會發生權力尋租腐敗嗎?理論上說,不會發生.可見,現在一些企業之所以熱衷「傍政府」、「搞定政府」,個中玄機無非就是沖著政府權力而已.反過來,那些拚命攬權不放的,遲早是自掘墳墓、葬身在權力這把雙刃利劍之下.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簡政放權?一句話,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資源,而這是由經濟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經濟學,簡單說就是研究有限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門科學.從斯密的市場「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的政府「看得見的手」,人類調節經濟或者配置資源就有了兩個可供選擇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選擇惹的禍,市場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占上風.政府稍占上風也可能無大礙,但是政府一旦無節制地干預市場經濟,陷入無窮無盡、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管理決策漩渦後,勢必瞎指揮、亂操控、窮折騰,無疑會給經濟生活的健康運行帶來極大危害,甚至讓整個國民經濟「攤上大事」.中外歷史上及現實中這方面的無數經驗教訓無不極其深刻慘痛地警示著這樣一條真理:唯有簡政並放權,才有生機與活力.
回顧這些年來的改革歷程,圍繞簡政放權這個中心,取得的成就無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還有更大的潛力與餘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過放權以鏟除腐敗滋生土壤來極大地減少權力尋租、從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達到杜絕腐敗的目標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換個角度看,差距就是潛力、機遇與希望,因此簡政放權大有可為.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時困難無以復加.
因此,真要在簡政放權上有實質性作為,就必須自頂層設計而為之,才會勢如破竹、功到自然成.而我們現在常講頂層設計,那麼,到底什麼是頂層設計呢?最簡單地說,就是自上而下、高屋建瓴進行的富有源頭性、全局性、治本性和前瞻性的總體改革發展規劃.
頂層設計第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
雖然說,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動靈魂更難,但是這絕對不是說不要觸動靈魂或者更新觀念,而是極言當前利益固化程度之冥頑.恩格斯曾說:「思維是世界花園中最美麗的一朵鮮花」.具體指,思維決定觀念,觀念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可見,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在簡政放權的頂層設計中同樣具有源頭性的特徵與地位,必須作為首選與第一步.
首先,必須鼓足勇氣.就是說,在思想觀念方面,要有自我改革、自我舍棄、自我加壓的勇氣.雖還說不上是壯士斷臂、自剪羽翼,但所需要的勇氣應該毫不亞於前者.當前,因政府公權不當引發的社會矛盾糾紛持續高發多發,觸點很多、燃點較低.如果缺乏規范行政、約束公權等簡政放權的真心誠意,思想的懶惰麻痹必然導致個別公權行動的放肆妄為,一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公權使用的事實性過失行為,就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爆發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因而,無論是出於天下為公為民的內省自願,還是出於時代潮流所迫的倒逼無奈,都是激發起簡政放權勇氣的合理源泉,從而激發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更大勇氣.
其次,必須善用智慧.如果有一個最簡單的詞可以概括我們黨的智慧,那就非「與時俱進」莫屬.這一智慧結晶同樣適用於簡政放權.如果時代已經呼喚簡政放權,卻繼續抱殘守缺、循規蹈矩、逆勢而為,即為不智.所以,如果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一種勇氣智慧的話,那麼,知其無可為而堅決不為之更是一種勇氣智慧,一種被稱之為捨得和放棄的「急轉彎」式勇氣智慧.在對待權力上,無疑更需要因時制宜、與時俱進而放權的大智慧.
再者,必須領導帶頭.有這樣兩句話印證這個觀點,一句是「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另一句是改革開放初期流行的「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來管就不難」.意思都很明確,只要領導動之於心、痛下決心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簡政放權就一定會「步步為贏」.
因此說,頂層設計的第一條應該就是把勇於自我改革、放權讓利於社會作為思想認識的基點和具體實踐的出發點.
頂層設計的第二步:科學定位、轉變職能
思想認識一旦能夠統一到願意自覺減少政府的資源權和干預權,應該說,就有了付之行動的一個重要基礎.但是光說而不練是不行的.因此,頂層設計接下來的第二步就是科學合理地界定政府職能.這實際上也是我們一直在說、一直在做的事情,即轉變政府職能.
從理論來說,政府職能定位問題實質上就是政府和市場孰輕孰重、孰強孰弱的問題,而這已經成了人們治理經濟的永恆性課題.這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其關鍵就在於如何把握好一個「度」.一般地,從微觀角度來說,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由一個個分散主體決策的經濟行為,只有「看不見的手」反而能加以自動調節;從宏觀角度來說,市場由於其分散性與復雜性所決定,個體難以或者甚至無法自動從總量即宏觀的角度予以調節,這就決定必須動用「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幹預.正是這兩手的適度運用,微觀層面的資源配置不僅高效而且簡約,宏觀層面的資源配置得以公平與均衡.問題在於,政府之手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插手到微觀層面,而違背其存在的初衷,從而添亂.而市場之手又總是會如脫韁的野馬毫無駕馭,無限放任的結果就是供求失衡,從而引發經濟危機.因此,只有科學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各自的職能邊界,特別是明確政府職能,才能相安無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從歷史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就十分注意研究解決政府職能定位的問題,特別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回顧一段經典歷史文獻中的真知灼見是非常有價值的.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針對過去及當時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的問題,已經十分深刻而鮮明地指出「沒有觸及賦予企業自主權這個要害問題,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進而強調「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的原則進行改革,是搞活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迫切需要.」並為此在緊接著的闡述中具體規定了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主要職能.說實話,我們既應為此而自豪,因為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們就已經認識到、提出來、並付之行動了;我們又應為此而慚愧,因為同樣將近三十年過去了,雖不能說完全沒有破題或者進步,但至少問題依然存在、個別甚至十分頑固.
從現實來說,我們黨對政府職能定位問題的理論探索和具體實踐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我們今後還將不斷探索完善下去.同時,根據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對於政府職能定位也已形成相對一致的共識.黨的十八大報告就對政府職能作了十分精闢的最新概括,即「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禁讓人拍案叫好!再一細想,更覺確實如此.如果政府能幹好這三條,不僅可以很好地解決好長期困擾我們的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等問題,而且已經相當不容易.因此,政府何苦再攬那些干不好、幹了也費力不討好的事呢?果如此,人民有福、國家有福、政府自身亦有福.
頂層設計的第三步:建章立制、依法行政
對於簡政放權,頂層設計有了思想觀念的認識到位,以及政府職能的切實轉變這兩步之後還是不夠的.因為相對於迷戀權力、戀棧職位等容易作祟的思想來說,僅依靠提高思想覺悟仍不夠牢靠;同樣,相對於搞不清楚什麼時候政府職能就走了回頭路的「怪圈」來說,僅依靠一時轉變也是不會長久的.
很自然地,第三步就是如何在做實方面加以深究.應該說,沒有比把對簡政放權形成的一切理論認識和實踐做法訴諸法律法規、以立法形式加以確定下來更穩妥、更權威、更長久的了.因為,唯有法律制度、白紙黑字才是最為可靠的.而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們稱市場經濟為法治經濟的最為根本的原因,正所謂有法可循、依法辦事.
從現實意義上講,簡政放權有關的不管是思想出發點、良好的意願,還是機構的設置、職能的設定、權力的劃分、責任的履行等,都立法明確下來.一句話,把簡政放權頂層設計有關的黨的意志和路線方針政策等統統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確,使之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可以凡事做到師出有名,所謂名正則言順;另一方面可以凡事做到從心所欲但不逾矩,所謂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惟其如此,頂層設計的良好願望才能化為現實,才能確保一切黨政機關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才能使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從實踐操作上講,就是必須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具體對於簡政放權而言,在內容上,簡什麼政、放什麼權,要立法;在時間上,什麼時候簡政放權,簡政放權到什麼時候,要立法;在保障上,簡政放權後賦予了企業、社會和市場的權利又怎樣保證落到實處,也要立法.只有以法律為依據,以法律為約束,以法律為監督從而把簡政放權納入法制化軌道,使之形成法治化網路,才能最終杜絕所謂的「二政府」、「影子行政」、「附加職能」等等現象.
從今後發展上講,將傳統的政策扶持為主的經濟治理模式轉變為法治制度為主的新經濟治理模式.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在資源配置上,還是在監督管理上,都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市場經濟法治體系,強調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加強經濟領域的立法工作,以立法來減少政府幹預特別要規避政策可能產生的隨意性,從而使中國經濟治理適用規范性、預期性、透明性更強的法治方式.
頂層設計的第四步:講求方法、穩步推進
上述三步,思想認識的轉彎、政府職能的轉變、行政方式的轉型,單純從實現簡政放權目標來說,是完備的.但是,簡政放權作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關鍵方面,考慮到牽一發而動全身、固有格局的慣性阻力和盡量減少損失動盪的試錯等因素,最後必須在方式方法步驟等方面注意採取先行先試、逐步推廣的穩健型模式.
古今中外改革史都表明,改革能否最終成功的一個關鍵變數就是看是否注意方式方法.從成功的改革事例及其經驗來說,無論是商鞅變法、羅斯福新政,還是我國波瀾壯闊、奔流不息的改革開放.從大的方面看,其成功當然是順應歷史潮流、符合客觀實際、抓住問題關鍵、勇於開拓創新、把握發展機遇等根本原因所造就.但確實在方式方法上也都具有「啟發說服、反復比較、理論支撐、輿論造勢、廣泛宣傳、鼓勵探索、寬容失誤、局部試點、典型引導、經驗總結、逐步推廣、及時反饋、修正完善」等內容與特點.而從失敗的改革事例及其經驗來說,無論是王安石變法、俄羅斯「休克療法」,還是現如今由「阿拉伯之春」演變為「阿拉伯動盪之秋」的亂局,除了大的方面有重大失誤以外,在方式方法上也犯了「紙上談兵、強行實施、禁錮異見、打擊異己、強求一致、急躁冒進、急於求成、甚至一意孤行」等嚴重錯誤.歷史反復昭示,方式方法不可謂不重要、不可不講求.正所謂「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過於激進也不行」,一切盡在多做少說之中.
為此,在大原則、大方向確定的前提下,具體路線圖反而應該是遵循由簡入繁、由易而難、循序漸進的「讓利→放權→簡政」的過程.先從政府讓利開始,比如降低企業稅負、控制通貨膨脹、增加居民收入等等;再把已經因為讓利出來的相應權力在觸動較小的情況下、比較易於接受而順理成章地返還給市場與社會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下來;而後,權力一旦還給了社會,與之相應的機構及人員也就會比較自然並心悅誠服地逐步隨之精簡.這種兼顧各方、考慮承受、有理有序、減少震盪的方式方法就會使我們的簡政放權不斷迎來廣闊天地而不是阻力重重、困難重重,從而最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簡政放權之路.
最後,還是引用上面已經提到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句話作為簡政放權頂層設計的指針,「改革的進行,只應該促進而絕不能損害社會的安定、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國家財力的增強」,此言適用於今天,乃至於今後.
G. 政府與人大應該怎樣更好的實現簡政放權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需要處理好六個關系。
處理好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激發市場、社會的創造活力
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兩個方面。簡政放權,目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加強管理和服務,目的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處理好簡政放權與加強管理和服務的關系,既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推動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舉措。
為了增強市場和社會的活力、激發發展動力,政府就要把該放的權力堅決放開、放到位、放徹底,不能因為擔心放了容易亂就畏首畏尾、不敢作為。《決定》指出,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把該由企業決策的事交還給企業,把該由市場決定的事交還給市場,打破各種影響公平準入和公平競爭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保證各類市場主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處理好不同層級政府間的關系,發揮各個層面的積極性
轉變政府職能,需要整體構思、通盤考慮、上下貫通,把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維護中央的權威、上級的政令,也發揮地方、基層的積極性;既防止一統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亂;既堅持上下一盤棋,又充分考慮地區差異,注重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間。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職能配置,應根據實際需要,遵循權力和責任同步的原則,該上收的上收,該下放的下放,形成權責一致、事權與財力相匹配的政府間職能劃分體系,避免因事權下移、財權上移而產生權、責、利不對稱分布,強化下級地方政府履行職能、承擔相應責任的能力。
要「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這是因為宏觀調控具有全局性、戰略性,中央政府在發展趨勢研判,綜合運用多種政策手段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統籌當前與長遠、發展與改革、經濟與社會、各區域發展等方面具有優勢,必須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分級管理的體制。對中央轉變政府職能的決策部署,必須統一步調,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對已經下放的審批事項,不能撒手不管,應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督促地方、基層和社會組織切實接住、管好。
處理好「瘦身」與「強身」的關系,優化政府組織機構
《決定》指出,「轉變政府職能必須深化機構改革。」現在機構編制總量已經很大,疊床架屋,效率低下,結構不合理,機構編制資源沒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經弱化的領域沒有及時「瘦身」,閑職太多,人浮於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強身」,需要加強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的人手不夠,該管的管不過來,甚至沒人管。對這個問題,各級政府都應引起高度重視,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強身」。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有些機關上面很大、下面很細,成了鴕鳥。各級地方政府都應狠下決心,該加強的加強,該弱化的弱化,特別要加強基層、加強一線,將上級機關「瘦身」與基層一線「強身」統籌考慮,把編制結構調整好,為基層幹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實保障。適應政府管理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後監管的新要求,把市場監管重心下移,加強市縣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和人員力量,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管網路,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處理好合理賦權與有效制衡的關系,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權力配置是否科學、運轉是否協調、監督是否有效,是判斷一個國家和地區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現行權力結構,既有職能分散、「九龍治水」的問題,也有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傾向;既有程序繁瑣、效率不高的問題,也有公開透明程度不夠、監督不力的問題。《決定》指出,「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在促進權力運行的規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間找到平衡點,既避免權力因過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權力正當行使,防止束手束腳、裹足不前。
構建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應深入把握權力運行基本規律,以科學的制度設計為支撐,以分權制約為核心,以公開問責為保障,促進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科學配置權力,按照職責、權力、責任相對應的原則,優化上下級之間、同級部門之間、事前事中事後各環節之間的權力配置,該強化的強化,該分解的分解,該限制的限制,該下放的下放,明確權力運行的方式、范圍、責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防止攬權、爭權、讓權、越權等問題發生。規范權力運行程序,堅持科學、民主決策,建立健全重大決策集體討論、聽證咨詢、實施效果評估制度,藉助網路技術手段,規范運行流程,提升執行剛性。推進政務公開,認真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健全行政監督體系和問責制度,自覺接受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和司法機關依法實施的監督,保障和支持審計、監察等部門依法獨立行使監督權。加強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重視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暢通群眾監督渠道,建立「權利制約權力」的倒逼機制。
處理好直接管理與間接管理的關系,創新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
《決定》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進行政管理和服務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現代化,實現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慣性影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較多,有效宏觀調節較少;運用行政手段直接調控較多,利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的間接調節較少;各項職能大包大攬的多,轉移外包出去的少。這不僅影響了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發揮,也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須切實予以糾正和改變。
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變革的方向,是從權力導向向規則導向轉變,從政府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從注重權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導轉變。健全宏觀調控體系,著重運用經濟、法律手段進行調節,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過各種手段的協同配合,不斷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推進社會共同治理,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的基礎上,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鼓勵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推廣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按照《決定》要求,將適合市場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務事項,「通過合同、委託等方式向社會購買」,有效解決一些領域公共服務短缺、質量和效率不高等問題,給群眾提供更多便利和實惠。
處理好改革創新與依法行政的關系,建設法治政府
轉變政府職能是政府在職能和運行機制上的根本轉型,一方面需要以創新的思路、改革的辦法、革故鼎新的勇氣,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習慣模式,清除體制機制和部門利益的障礙,探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機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則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之一,任何改革創新都必須在憲法法律框架范圍內進行,在制度約束下進行,才不會跑偏、出位。
改革創新是法治進步的實踐基礎,法治是推進改革進程、鞏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並非非此即彼、不可調和,可以相互依託、相互促進。這就要求我們摒棄簡單對立的零和思維,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創新,確保改革創新與法治建設齊頭並進、相得益彰。應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現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內部空間,盤活存量資源,為改革創新提供支持,確保行政決策依法作出、行政權力依法行使、行政過錯和違法行為依法得到追究。對在法律框架和職權范圍內可以自主決定的改革事項,應精心謀劃、積極推進;對法律法規不允許、工作中又確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國家事權的,要申請國家授權試點,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積累經驗。實踐證明,有益可行的,應修改完善有關法律在全國推行,通過行政改革推動法律變革。應出台制度辦法,在法律框架內為改革「試錯」護航,保障改革者披荊棘、闖雷陣、涉險灘,營造支持改革、鼓勵創新的濃厚氛圍。
H. 從政治生活角度 說明政府以敬民之心 行簡政之道的依據 考試 題目
怎樣理解「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
「以敬民之心」,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公務人員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進簡政放權時,心裡要牽掛百姓、做事要從群眾利益出發,對人民懷有敬意之情、敬畏之心,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大力提升政府服務水平。只有胸懷敬意,才能積極謀事、主動作為、善於作為,依靠百姓,創新治理,不斷提升政府效率;只有心懷敬畏,才會肩扛責任、嚴肅法紀、秉持公正、把控風險,才會既不懶政當甩手掌櫃,又不亂作為瞎折騰。
「以敬民之心」,就是以民為先,心中裝有百姓,行簡政之道,辦實干之事。為政者持有敬民之心,才會勤政廉潔,當好人民公僕;才會不推諉扯皮,提高工作效率;才會用權不任性,便民而不擾民;才會讓居民和企業少跑腿、不添堵、好辦事;才會科學施政,高效運轉,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更平等的機會、更大的空間、更好的生活。簡政之道,民生為本。各級政府部門及為官者要處處為民著想、方便百姓、服務人民、為民謀利,將簡政放權與改善民生有機結合起來,使人民得實惠,百姓獲幸福。
「以敬民之心」,就是要堅決遏制行政權力的任性,積極回應社會和群眾的合理關切,切實解決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問題,實現放管有效結合,保證權力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行簡政之道」在於「行簡」。「大道至簡」「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這就要求政府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通過進一步簡政放權改革更好地為市場主體清障搭台,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明晰政府權力與責任邊界,提升政府效率。
「行簡」並不意味「無為」和懶政,也不是指單純的「少」,而是休養生息、蓄勢待發的主動作為或「有為」,它源於孔子《論語·雍也》里的「居敬而行簡」這句話。「行簡」是在明晰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邊界基礎上,不糊弄百姓、不做官樣文章、不求繁文縟節,不用太繁多的程序和環節來擾民、煩民。
簡政之道與敬民之心同根同源,體現了人民政府施政之道。
「行簡政之道」的「道」有三:一則敬民;二則守法;三則科學。
簡政放權必須恪守敬民原則,自覺服從、服務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簡政放權到不到位、成不成功、效果好不好,要由人民來評價,其衡量標准與砝碼在人民手中。
簡政放權必須守法。偏離法治軌道,不僅無法讓簡政放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而且還會使改革變成一些領導弄權獨斷、恃權專橫的「遮羞布」,淪為人治的借口。
簡政放權必須科學。簡政放權必須釐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邊界:市場能做的,盡早放給市場;社會可做的,及時還給社會;市場與社會都難以做到的,則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政府之「簡」是否科學有效,要以能否充分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為檢驗准繩。
怎樣踐行「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
一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樹立服務意識、宗旨意識、法治意識。
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就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樹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牢記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是人民政府的天職。這是簡政放權是否成功的關鍵。因此,要自覺服從改革發展大局,堅決破除怕丟權、恐失利的思想,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工作。同時,積極探索,勇於創新,優化服務,從根本上擺脫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羈絆,真正做到思想上放膽、政策上放寬,最大限度激發市場與社會發展活力,實現政府向市場放權、為企業松綁、給群眾方便。
人民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只有在思想上把人民當主人看,才能在實踐中當好人民的勤務員,才能時刻慎用權力、克服權力任性。實際上,行簡政之道就是政府自身削權、放權,是一場十分痛苦的自我革命。政府自我調整、觸動自身既得利益,往往比觸及個人靈魂還難。所以需要壯士斷腕的精神與勇氣,需要提高思想認識。同時,從全能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之後,還要讓習慣於審批的公務人員承擔更多使命,努力補齊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當好監管者與服務員。
簡政之道,在於法治。「行簡政之道」還需要在思想上牢固樹立法治思維與法治意識。簡政在法律層面上就是修改、完善、廢止有礙社會運行、經濟發展、企業生產、個人生活的陳舊、過時、僵化的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簡政放權,一方面不能不「簡」、不「放」,另一方面也不能太「簡」、太「放」,要堅持於法周延、放管結合,使改革始終在法治軌道上。
任何改革措施和服務舉措,不能單憑政府部門的一廂情願或某些領導的個人意志,必須增強法治意識,維護社會公平,注重實體性規范和保障性規范的結合和配套。
二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優化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
黨的十八大要求要把政府職能轉變為「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此,首先要進一步明確、細化、落實簡政放權的目標與任務,繼續清理行政審批事項,調整行政審批管理方式,減少行政審批項目,著力解決部門權界不清晰、職能配置不科學、審批流程不規范、審批行為不透明、監督管理不到位等問題,進一步提高行政審批質量。
其次,進一步規范行政審批行為。凡是政府公布取消的行政審批事項,要一律取消,不得變相保留;制定監管措施,防止監管缺位,加快形成權界清晰、權責統一、運轉高效的權力運行體系。
再其次,優化行政審批流程,對保留實施的審批事項要編制、修訂行政審批事項操作規范和流程圖,簡化申請材料,減少辦事環節,壓縮辦事時限,提高審批效率。
最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與效率。要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營造更加寬松的環境;要增加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圍繞補「短板」,帶動有效投資,讓群眾享受到便捷公平可及的服務;要開門搞簡政,從政府部門「端菜」變為人民群眾「點菜」,以群眾需求為導向,建立科學有效的公共服務網路,打造「一站式」政務服務平台、「貼近式」社區服務平台,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
三是切實加強簡政放權的全程監管與考核。
簡政放權不能一簡了之,要對放權情況進行反饋和評估。對基層接不住、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等問題要研究提出解決方案,提供指導幫助,防止出現「中梗阻」現象。
創新簡政放權的事中事後監管方式。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政務服務」等手段創新監管模式,建立統一監管平台,推進綜合執法,做到公開透明,壓縮權力尋租空間;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隨機抽取檢查對象、隨機選派執法檢查人員、及時公布查處結果)方式;實施企業信用信息統一歸集、依法公示、聯合懲戒、社會監督。
簡政不等於放棄責任。要進一步明確責任,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依法及時向社會公布,接受群眾監督,讓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正確處理簡政放權與加強監管之間的關系,變重審批輕監管為寬准入嚴監管。建立長效考核機制,形成以制度管人、流程管事的監管與考核機制,建設人民滿意的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
I. 運用政治生活知識 談談政府為什麼要簡政放權
政府是行來政機關,在市場經源濟中負有重要的經濟職能,主要進行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因此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強調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打造有限的服務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減政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