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德治的案例

Ⅰ 生活中有什麼例子可以讓證明法治和德治是相輔相成的

比如有些小問題，用法律無法解決，但是通過道德約束卻可以解決，如鄰居小矛盾。

Ⅱ 正確認識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國，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從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實質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識、「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從道德方面說。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摘要，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術相結合，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權力控制與制衡；社會控制模式引言。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造成功能上的錯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現實社會中、光榮與恥辱；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指導思想，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rule by law」，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人類關於法，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合理的社會，概括起來講，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系統性和強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德的經驗和原理，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即所謂「君尊則令行」。同樣、司法，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雖然就制度而言，並堅決貫徹實施；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但不能謂之德治。例如、「依法統治」，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法制的一般性，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例如，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一，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確定性，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以德育人，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財產，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不論其行使者是誰，也只能行用一時。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間接來看、光榮與恥辱，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通過法律的治理」、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但在現代社會中，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所作所為，即所謂「依法治國：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連續性和有效性，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種理想，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律應具有道德性，舉措而已，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國，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依法治國、正義非正義。這樣，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必須加強道德建設、法治的含義、行政。筆者認為，依法治國；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法律和秩序。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很難想像，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教育等的競爭中。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穩定性和權威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不同場合；同時。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法治離不開道德。因此，呈現出不確定性。按西方的設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事務繁多，改為第二等的選擇，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⑸進入帝國後，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在現代社會。在人類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⑼近代以來，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但在現代社會中、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因此、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甚至有一種說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隨著法治的實踐；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中世紀，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但不能謂之德治、勢。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最終也將犧牲雙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舉措而已」，推行「禮法結合」，但不是終極目標。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中國自孔子開始，共創理想社會、正義非正義。⑿此外。第二，從亞里士多德開始。」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第四，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三，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確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自由。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歷史表明，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物質基礎，所謂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公正與偏私等觀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規范的有效性，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⒁第三。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他在《法律篇》中說，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⑹近代以來。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二，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關鍵詞，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相反。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憑藉輿論和內心。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但法律絕不是權力。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共創理想社會，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也即法的正義性，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使它在與道德。由此，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德治的含義與構成

Ⅲ 舉例子說明德治比法治好

wρl薄qis┑gⅪ┼觫抱gⅪ┼觫抱dt晶x 你好，這樣說不j知道你是否滿意：增值稅是以2商品（含應稅勞務）在流轉過程中8產生的增值額作為2計5稅依據而徵收的一a種流轉稅。增值額的含義t：理論上s講，增值額是指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7新創造的價值額。增值額相當於w商品價值C+V+M中2的V+M部分4。C即商品生產過程中2所消耗的生產資料轉移價值；V即工a資，是勞動者為0自己c創造的價值；M即剩餘價值或盈利，是勞動者為3社會創造的價值。就一j個o生產單位而言，增值額是這個h單位商品銷售收入x額扣除非增值項目（相當於b物化6勞動，如外購的原材料、燃料、動力n、包裝物、低值易耗品等）價值後的余額。這個o余額，大w體相當於f該單位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就一y個a商品的生產經營全過程來講，不a論其生產經營經過幾x個e環節，其最後的銷售總值，應等於a該商品從5生產到流通的各個i環節的增值額之j和，即商品最後銷售價格=各環節增值額之k和表3-2 某商品最後銷售價格與z各生產流通環節增值額關系生產經營環節 本環節增值額（元u） 本環節銷售額（元d）原材料生產環節 40 20 產成品生產環節 30 40 批發環節 80 120 零售環節 00 200 合計2 660 740 以4表2-1為7例，如果用傳統的流轉稅計8稅方3式，對每個i流轉環節均按全額課稅，將會對該商品從0原材料到零售環節的每個j環節按銷售全額計2稅，其計3稅總值為5680元z。但如果按增值稅的計8稅方5式，對每個d環節的增值額計7稅，則其計2稅總值為6040元h。這兩者的差額300元g就產生了d重復征稅問題。即第一t環節的10元s實際上e在傳統的流轉稅計1稅方4式下o將被征稅7次，被重復征稅8次。同理，其餘環節分5別被重復計1征若干f次。而改為6按每環節的增值額征稅後不o論一n個y商品從0生產到最後銷售經過幾v個c流轉環節，其計5稅總值就等於i該商品的最終銷售價格。這個m特點對消除重復征稅有重大f作用。由於t增值稅減少1了c對商品勞務的重復性增稅，所以0說增值稅能減輕稅收負擔。

Ⅳ 結合小悅悅事件,請談談法治和德治的關系(論述題)

小悅悅事件」發生後，立刻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與反思。一項調查顯示，多數受訪者痛感當前社會日趨冷漠。
小悅悅離我們而去，隨之又有幾起兒童因交通傷害死亡的事件也被曝光。如果說，18個路人的冷漠具有社會普遍性，那麼，接連數起孩子因交通傷害而過早夭折同樣不是個別現象。在拷問人性良知和社會道德淡漠的同時，我們也要反思「小悅悅事件」所反映出的兒童權益保護問題。如何看護好孩子，避免這種悲劇的發生，家庭、政府和社會該怎麼做呢？
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發生後，立刻引起全社會的強烈的關注與反思。不僅國內，更在海外社會掀起軒然大波，這是海外關注中國「道德話題」曝光率最高的事件之一。有人說，「小悅悅的死」引起了人們心靈深處的震撼，人們紛紛呼籲我們應該「拒絕冷漠社會」。
但是,有專家認為:對「小悅悅事件」的反思,既不能停留在道德批判,也不能只呼籲通過立法來懲罰「見死不救」,完全忽視另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應該真正把孩子作為一個權益主體來對待，這樣才能全面體現全社會對兒童的保護。
■評論
在全社會建立保障兒童安全機制
應該真正把孩子作為一個權益主體來對待，因此，在一些場合我們有意無意地忘卻了對他們應有的保護。真正重視孩子作為權利主體的獨立權益，而非成人的附屬品，我們才有可能站在兒童的角度，在全社會建立起保障兒童安全健康成長的機制。
必須承認，孩子夭折，父母所遭受的痛苦絕對高於任何人，但同樣要正視，不少孩子即便就在父母的眼皮底下也同樣陷入滾滾車輪之中，留下斑斑血跡，尤其是農民工子女，因為忙於生計，家長更容易疏於監管與照顧。對於兒童的保護，從來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也不是一個家庭個體的問題，但是人們往往將其視為私事。其中，有家長疏忽照顧而釀成的慘劇，也有家長人為製造的傷害，更有家長萬般無奈下導致的局面。我們始終未能真正把孩子作為一個權益主體來對待，因此，在一些場合我們有意無意地忘卻了對他們應有的保護。
一些國家或地區對於孩子的保護是近乎嚴苛的。比如，有的對非成年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時段、時長，有非常嚴格的限制，否則構成違法；有的要求製造商對未成年人的用具有額外的照顧與設計；有的立法嚴格禁止未成年人乞討；有的對於父母虐待孩子、獨留孩子、疏忽照顧孩子的行為，不管出發點如何，都可以追究刑事責任……倒不是說，所有對兒童的保護都應該訴諸法律，因為法律能為保護兒童權益做多少，很大的程度取決於社會的一種共識，而這種共識又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從法律的角度上，「小悅悅事件」應當引起深刻反思，特別是司法機關在當前司法習性下的反思，包括司法倫理對社會倫理影響的反省。
全社會可以為孩子做的還有很多。首先真正重視孩子作為權利主體的獨立權益，而非成人的附屬品。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站在兒童的角度，在全社會建立起保障兒童安全健康成長的機制。
在兒童權益保障方面，首先父母要提高監護意識，兒童不僅僅是自己的骨肉，孩子更是一個有生命、有尊嚴的獨立個體，不是父母的財產，子女與父母平等，父母無權虐待孩子，無權以愛之名使用暴力。而對於孩子的監管照顧更要盡謹慎義務，據報道，目前交通意外傷害在我國已成為1-14歲未成年兒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小悅悅在自家店鋪外遭遇交通事故，無論如何其父母對其疏忽照顧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全社會都要樹立關愛意識。太多事例說明，有些責任絕非個體所能背負的。比如留守兒童問題，校園暴力問題，比如母親殺害腦癱雙胞胎兒子後自殺的案件。「小悅悅事件」折射出廣大農民工在教育、看管孩子方面存在的問題，對此，政府應增加更多的投入與公共服務，社會要給予更多的支持，使他們能更好地參與經濟發展，在增加收入同時，也能更好地盡到做父母的責任。
■觀點
小悅悅事件 不能忽視於父母的法律責任
「小悅悅事件」事件，肇事者的法律嚴懲肯定的，即使對那18路人的道德的譴責也連綿不絕，但有誰想過小悅悅父母的責任，特別是法律責任呢？
美國法律規定，不得讓不滿12歲的兒童脫離監護獨處，否則會受到法律制裁。
在國內，對於悅悅的父母說安慰的話都不夠，怎麼可能還會將他們送上法庭呢？於心何忍？於道德何忍？但是，到底是以人治人 還是以德治人 還是以法治人呢？
或許很多已經為人父母或者還未為人父母的都會說，娃兒長了腳，總有看不到要亂跑的時候，咋個能說是父母的責任呢，特別是法律責任。我們國家對監護人定義：
一、監護人：是指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人的人身、財產和其它一切合法權益負有監督和保護責任的人。
二、監護人的三項職責：1、監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它合法權益；2、為被監護人的法定代理人，處理各項法律活動；3、育被監護人。
三、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監護人有以下三種情況：
1、監護人的近親屬，包括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
2、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和朋友。這些人雖然與近親屬不同，沒有必須擔任監護人的法律上的義務，但是，有些是自願承擔監護責任的，經所在單位或者居委會、村委會同意，可以擔任監護人。
四、《未成年保護法》
第六十條違反本法規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其他法律、法規已規定行政處罰的，從其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損失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由此可以看出，監護人必須監護被監護人的人身、包括生存權，所以父母對於沒有獨立生存能力的未成年孩子沒有盡到足夠的監護責任而導致孩子受到人身、財產以及其他權益的損失的，都應該負以上相關責任，任何的無法時時刻刻照顧好孩子的理由都不應該作為法律辯解的依據。
（本期稿件由文英供稿）
■背景
在線調查「小悅悅事件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和新浪網，對4065人進行的在線調查發現，85.1%的受訪者一直在持續關注「小悅悅事件」。受訪者中，「80後」佔28.8%，「70後」佔37.7%。
50.3%的受訪者表示，如果自己在現場，「一定會」向小悅悅伸出援手。26.9%的人表示「可能會」，15.5%的人覺得「不好說」；僅7.3%的人表示「應該不會」或「一定不會」。
至於當時的「18名路人」為何沒伸出援手，70.7%的受訪者覺得原因是「怕惹禍上身」，56.6%的人認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作祟」，29.1%的人歸因於「大家都無動於衷，誰也不願出頭」，還有10.5%的人相信「18名路人當時沒看清楚」。
此外，多數受訪者(87.7%)痛感當前社會日趨冷漠。不少人留言提出：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才是殺死小悅悅真正的兇手。
什麼原因造成了社會冷漠？在受訪者眼中有兩大主因：一是「『南京彭宇案』等案例暗示公眾做好事可能會吃虧」(65.7%)；二是「社會安全感不夠，人們自保心態重」(64.1%)。
其他原因還有：「現在社會怨氣太重，缺少溫暖」(49.4%)、「自利主義盛行，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小利益」(45.1%)、「許多人自身利益常受侵害，無暇顧及他人」(37.2%)等。
同時，76.3%的受訪者直言，「小悅悅事件」讓自己反思是否曾是冷漠大眾中的一分子。57.5%的人決心就算將來權益受損、生活艱辛也不會對他人冷漠。調查中，71.3%的受訪者主張將「小悅悅事件」及其相關討論，真實、全面地寫入德育教材。86.1%的人呼籲全社會對「小悅悅事件」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與反思。
■鏈接
小悅悅肇事案的法律爭議
最近，小悅悅肇事案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第一次撞到小悅悅的肇事司機已被抓獲，而檢察院亦以過失致人死亡罪批准逮捕。然而，這一逮捕決定引發爭議，因為這次肇事案件視頻清楚的顯示出肇事司機是在制動不及時而撞到了小悅悅並將小悅悅捲入車底。而在其汽車停留片刻以後，肇事司機居然繼續開車，而造成小悅悅二次遭受車輪碾壓的結局。就第二次碾壓行為來看，肇事司機如何能定過失，實在讓人疑惑。
首先，肇事司機在撞到了小悅悅之後立即停車，那麼，他肯定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而按照當時的情況，小悅悅只能在其車底之下，那麼，該司機明知小悅悅已經在車底下而繼續開車碾壓，完全可能構成故意殺人罪，因為小悅悅是一名兩歲女童，身體的抵抗力顯著較弱，如被汽車碾壓，必然性命難保。在如此確定的客觀事實面前，肇事司機居然還繼續開車碾壓，按照刑法的理論來講就是具有明知危害結果必然發生而繼續實施危害行為的直接故意。退一步講，如果說肇事司機的殺人故意無法確定，至少亦應構成傷害故意。
肇事司機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後說「以為他人業已死亡」,他在發生交通事故後，沒有查看小悅悅的傷情，就直接判斷小悅悅死亡，這完全背離了人類的經驗法則。
從本案的全程錄像來看，肇事司機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的心理態度是明確的，而由於其後又有一輛機動車碾壓小悅悅，那麼，這就涉及因果關系的認定問題。當然，在第二位司機對小悅悅的碾壓行為是否獨立造成小悅悅死亡的事實不明的情況下，從存疑有利於被告的原理出發，因此，第一位肇事司機應當構成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或者故意殺人罪（未遂）。結合在殺人故意和傷害故意之間的認定存在疑問的情況下，以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追究第一位肇事司機的刑事責任，已是最為慎重的做法。

Ⅳ 中國法治與德治的歷史與現實是什麼

豎立復法治與德治的歷史，當然法制律法規治理的好，自然道德方面也會跟著提高，如果相反那就是可能會非常背道而馳呢？所以現實是無法接受的，只有法治和德治都落實到實處才有美好的社會風氣，各方面才可以勝利下去的美好每天如此，非常理想幸福。

Ⅵ 小羽的案例如何體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有機結合

正"法治安天下,德治潤民心"。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並把其作為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
法律是准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把法治中國建設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於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要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就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要在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努力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內涵，注重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
要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撐。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都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要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要堅持嚴格執法，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要堅持公正司法，發揮司法斷案懲惡揚善功能。
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強相關立法工作，明確對失德行為的懲戒措施。要依法加強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失德行為的整治。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對見利忘義、制假售假的違法行為，要加大執法力度，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和道德自覺。法律要發揮作用，首先全社會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須提高全體人民道德素質。要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使人們發自內心信仰和崇敬憲法法律；同時要加強道德建設，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提升全社會思想道德素質。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使全體人民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爭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良好風尚的維護者。
要發揮領導幹部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中的關鍵作用。領導幹部既應該做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也應該做道德建設的積極倡導者、示範者。要堅持把領導幹部帶頭學法、模範守法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推動領導幹部學法經常化、制度化。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是幹部成長成才的重要因素。領導幹部要努力成為全社會的道德楷模，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帶頭注重家庭、家教、家風，保持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潔操守，以實際行動帶動全社會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Ⅶ 請問辯論賽中，標題為德治與法治應以哪個為主，有何例子利於德治立論。謝謝謝

西漢初期的「抄文景之治」就是休養生息的德治典範。
唐朝的唐玄宗「開元盛世」也是德治的案例。

其實法製成功的案例就是戰國的魏國李悝和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李斯比較成功案例而已。大部分朝代還是德治力度多餘法制的。

謝謝

Ⅷ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的實例

法治之法必須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規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脫離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國（德治）的道德必須是以現代的道德觀為基礎的，而不是我國傳統的道德為基礎。在法治的原則之下以現代的道德觀念為基礎的德治是統一的，二者具有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

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

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

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

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

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

(8)法治與德治的案例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探索和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我黨在新形勢下對執政治國經驗的最新總結。

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思想，對 於開創讓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Ⅸ 結合王思聰被限制高消費這一案例背後如何推動法治與德治的相互促進

萬有可能是咱們想的太多了，但是這個跟法制倒置。相互促進，我這邊沒有任何關系

Ⅹ 請談談你的「法治」和「德治」的見解，能不能舉例回答為什麼要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依法治國當然比以法治國好，因為後者只是把法律當作統治百姓的工具，但是它僅僅回停留在法家的水平上，因為答它還沒有解決法律本身合法性的問題
對此，兩千年的黃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主張，不但為道家治世開辟了道路，還說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正如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
據此，法律還可分為有道之法和無道之法，有道之法天下大治，無道之法「法令滋彰盜賊蜂起」（老子語）
道德也是如此，不符合大道不符合自然的道德是偽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