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立法觀念

Ⅰ 商鞅變法的基本概念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專，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屬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為左庶長，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為主要內容的變法。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

Ⅱ 商鞅法制與法治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與「法治」是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兩個詞，人們有時甚至不加區分地使用。實際上，「法制」與「法治」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Ⅲ 商鞅變法的治國思想

商鞅堅信通過法治才能強國
戰國初期，秦國國力貧弱，時常受到魏國、楚國等強國的欺辱。同時，秦國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秦國需要變法以實現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商鞅受當時法學名家「吳起、李悝」的影響，堅信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強國，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之後的秦國一統天下打下基礎。盡管商鞅推行的「法治」與當今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語，但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仍然是一筆寶貴的傳統法律文化財富，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首先，「唯法論」的法治思想，樹立法律權威。商鞅對「依法治國」的力量是極力推崇的，主要表現是「不貴義而貴法」，「任法而治」、「法任而國治」、「不可須臾忘法」。法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官員們能推行法治，國家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發展。執法者必須要尊重法律的權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職權。在其「唯法論」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一方面利用法律打擊傳統的領主勢力，另一方面利用法律保護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維護秦國社會的穩定，這從根本上促進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農戰論」的法治思想，構建經濟基礎。主要內容是：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獎勵軍功、禁止私鬥；廢除舊時的貴族分封制。「農戰論」思想打擊了保守的領主貴族勢力，廢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井田制度，保護了新興的地主階級，促進了當時秦國的強盛。「農戰論」思想的缺陷主要在於阻礙了秦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而商品經濟不利於秦國的繁榮富強。因此，商鞅對商品經濟採取了限制和打擊。
再次，「刑賞論」的法治思想，規范人的行為。商鞅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提倡重刑主義。《商君書·去強》中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行刑重輕，刑去事成；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商君書·靳令》中說：「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罰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商鞅主張將刑賞規定在成文法中，把人們的行為納入法律規范，減少社會矛盾，定紛止爭。通過這種途徑樹立的法律權威，可以使全社會形成守法遵法的局面。

Ⅳ 商鞅的治國理念依據是什麼

商鞅（公元前390—338）衛國國君的後裔，本名公孫鞅，又稱衛鞅，後因封地商，故而世稱商鞅。在主持變法的過程中，制定的一些具體政策措施，全面貫徹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這一總的管理思想。

第一，「教民耕戰」的基本國策。商鞅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只有農民由於朴實可信，安土重遷，故而最便於聽從朝廷的驅使，平日在家務農，戰時應徵人伍。他們既是糧襪、戰馬和運輸工具的可靠供應者，又是兵力持續補充的重要來源，從而，以農養戰，平戰結合，「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第二，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商鞅對於如何管理國家這個問題，堅持不法古，不循禮，反對以「仁義」說教的儒家思想。他說，惟有「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這樣，才能達到「以刑去刑」，「以戰去戰」（《畫策》），因此，非以「法治」無以治國平天下。

第三，論功封爵的吏治准則。廢除世卿世祿舊制，除了從事農戰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以農戰，則無官爵。」（《農戰》）商鞅明令獎勵耕織，獎勵軍功，規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強》），即允許人們納粟換爵，按軍功大小授予二十級的不同爵位。此項改革，是與當時普遍推行的縣制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旨在加強中央集權。

第四，綜合治理的管理手段。為了強化國家統治，商鞅善於運用行政、法律、稅收、價格等多重管理手段。為了控制商業人口，運用行政、法律手段做出了一些相應規定：根據商人家庭的人口，攤派搖役。他們的一切大小奴僕，均須在官府中注冊登記，由官府輪番安排，承擔搖役；通過管制糧食貿易，不讓商人買賣糧食，他們無利可圖，就會想著要棄商務農。為了促使農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他還運用稅收、價格等經濟手段進行調控管理：諸如根據單位面積的實際糧食產量，按畝納稅，國家對任何人一視同仁，以示負擔公平；通過提高糧食價格，鼓勵務農；統一度量衡制，為國家賦稅徵收提供基礎。

Ⅳ 以史為鑒，「商鞅變法」能給依法治國帶來哪些啟示

「商鞅變法」給抄依法治國帶襲來的啟示：

要樹立法律至上權威，確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公平正義，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開展法律宣傳，促使現代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注重製度創新，同時保障新制度法制化；堅持法德相濟，促使法治與德治有機統一。

(5)商鞅立法觀念擴展閱讀：

商鞅變法的進步性與局限性：

1、進步性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局限性

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並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

Ⅵ 商鞅變法與治國的基本理念是什麼

治國理念：用嚴峻的法律約束、管制人民.
措施：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制定連坐法；輕罪重罰；燔詩書而明法令.

Ⅶ 簡答商鞅對法律制度改革的要點

商鞅十分重視對法律制度的改革，他根據李悝的《法經》，制訂了秦律。改專「法」為「律」的做法，促屬進了古代中國法律觀念的進步。變法過程中，商鞅全面貫徹法家「以法治國」和「明法重刑」思想，動用嚴刑重法，鼓吹輕罪重罰。
（1）制定二十等爵制，廢除世卿世祿制，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制定連坐法，強化統治；制定秦律，用法律形式固定各項改革制度。
（2）積極：體現中國古代法律觀念的進步；有利於打擊舊勢力，穩定改革成果。
局限：法律嚴苛細密，鼓吹輕罪重罰，加重人民負擔。

Ⅷ 1.你知道商鞅提出了哪些法觀念

商鞅獨立的思想來的影響主要表源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
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
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

Ⅸ 商鞅變法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商鞅變法是中國古代一次成功的變革記為新發，他讓秦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為以後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且確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

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變法對此後秦國以及秦代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雲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秦律》也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

(9)商鞅立法觀念擴展閱讀：

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後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他進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擴大了畝制，重農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鼓勵墾荒，這就促進了秦國小農經濟的發展。

他普遍推行了縣制，制定了法律，統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他禁止私鬥，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於加強軍隊戰鬥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並且「燔《詩》《書》而明法令」，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行。由於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後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

但是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並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

Ⅹ 法家學派商鞅主張的觀點是什麼

經濟改革：廢除井抄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為重點。這是戰國時期各國中唯一用國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國范圍內改變土地所有制的事例。同時他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廢井田、開阡陌，統一度量衡
政治改革：徹底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為重點。他提出「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爭，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燔詩書而明法令」，排除復古思想的干擾。 商鞅變法以法律形式廢除奴隸制的土地制度，開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隸主世襲貴族的特權，確定了封建等級制度，發展和壯大了地主階級政治勢力；中央集權的實行，鞏固了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統治；發展了封建經濟，壯大了地主階級經濟力量；方便了稅收和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