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治的人性基礎分析

1. "人性惡"是法律，法治的人性基礎嗎

從西方法學家的角度看人性惡是正確的，我國而言是介於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的國家，所以法制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

2. 試分析表述法治法制的思想內涵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原則。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1.聯系: 「法治」和「法制」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聯系。一方面，要實行「法治」，必須以完備的「法制」為基礎；另一方面，在「法治」國家中，「法制」的運行要以「法治」原則為指導。此外，兩者都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都為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服務，都與民主相聯系。正確區分這兩個概念，正確認識二者的關系，對於我國健全法制、厲行法治的治國方略具有重要意義。
2.區別:
（1）「法治」與「法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本身的含義來說，「法治」是指嚴格遵法、守法、依法辦事的原則，這一原則有兩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義是:1法律完備；2法律正確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3法律體系協調、統一，無矛盾和抵觸；④法律的表述准確、簡潔，易於理解。二是遵法、守法、嚴格依法辦事，這一點又包含四層含義:1法律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嚴格依法辦事；④有效的法律監督。而「法制」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層建築系統。「法制」至少包括三種因素，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現行的法律規范體系，法律規范在實際中的運行和指導法律規范的制定和運行的法律意識三部分。可見，從本身的含義上說，「法治」指的是一種治國原則，「法制」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則與制度的區別。
（2）產生的歷史時期不同。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後，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與階級社會相伴始終的。而「法治」的出現，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產物。雖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國古代的韓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緣法而治」，但他們所說的都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3. 論法治社會和人治社會的區別

法治社會是和人治社會相對而言的；它是指國家權力和社會專關系按照明確的法律秩屬序運行，並且按照嚴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決社會糾紛。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執政者的個人喜好以及親疏關系來決定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具備精神和制度兩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簡約而言，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個社會對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認同和堅決的支持，養成了自覺遵守法律法規，並且通過法律或司法程序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和民事等方面的糾紛的習慣和意識。在法治民主的社會中，法律和行政法規等由規范的民主程序產生和制訂出來，並且其司法和執行過程通過規范的秩序受到全社會的公開監督。

4. 小論法治的基本原則和意義

一、法治理論的歷史演變
「法治」在《牛津法律大辭典》被看作「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能隨便就定義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權威機構、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機構都要服從於某些原則。這些原則一般被看作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性。如：正義的基礎原則、道德原則、公平和合理訴訟程序的觀念，它含有對個人的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和尊嚴的尊重。」「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內容是：對立法權的限制：反對濫用行政權力的保護措施：獲得法律的忠告、幫助和保護的大量的平等的機會；對個人和團體各種權利和自由的正當保護；以及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強調政府要維護和執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說政府本身要服從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顧法律或重新制定適應本身利益的法律。」
《布萊克法律辭典》對「法治」的解釋是：「法治是由最高權威認可頒布的並且通常以准則或邏輯命題形式表現出來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律原則。」「法治有時被稱為法律的最高原則，它要求法官制定判決（決定）時，只能依據現有的原則或法律而不得受隨意性的干擾或阻礙。」
德國《布洛克嚎斯網路全書》第15卷認為："法治國家的要素有如下內容：頒布在法律上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通過分權）的成文憲法；用基本法規來保障各種不容侵犯的民眾權利；法院從法律上保護公民的公共與私人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干涉；在因徵用、為公獻身及瀆職而造成損失的情況下，國家有賠償的義務：法院獨立，保障法官的法律地位，局長刑法有追溯效力，最後是行政機關的依法辦事原則。"
我們認為關於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強調平等，反對特權，注重公民權利的保障，反對政府濫用權利。由此，法治應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而且也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第二，法治作為特定社會人類的一種基本追求和嚮往，構成了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礎。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2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近代意義的法治理論是由英國的哈林頓、洛克、戴雪，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和德國的康德、黑格爾以及美國的潘恩、傑弗遜共同豐富發展的。這其中如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人都是從自然法的角度，明確或者隱含地論及法治的思想。但戴雪則是系統地提出並闡釋了法治的含義，這就是學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則：「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3 戴雪的法治三原則對於反對封建特權，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具有重要價值，因而對西方乃至非西方國家的法治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重大影響。4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2）法律應相對穩定；（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4）保障司法獨立；（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5富勒在論證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6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7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美國學者德沃金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法治問題，但從他關於權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形式法治的明確挑戰：他主張道德權利，強調個人可以"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國家不正義的法律；他反對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張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保護；他要求捍衛體現"公平、正義"要求的法律原則等等，都含有明顯的實質法治的精神。8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徑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答案補充 二、法治原則的憲法形式體現
不論是把法治界定為治國方法、法制的理想狀態、法律運行的原則，還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價值標准、社會結構狀態，那麼必須首先建構法律制度這個前提，理所當然地要以憲法作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說憲法存在本身就是實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志。
法治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傳統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憲法形式體現。
在資本主義國家成立前後，法治原則一般集中體現在政治宣言或者憲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內容體現在憲法正文裡面。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當時體現法治原則的內容規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經審判不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所未列舉的權利應為人民保留；（4）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職權；（5）司法獨立；（7）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8）國家機關之間應嚴格實行分權。

5. 1.請結合實際，論述西方國家法治原則的基本內容。（200字以上）

西方現代法治是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產物。它以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價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關，成為西方現代治理社會、管理國家的主要治道。在世界性的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現代法治理論與實踐對非西方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世紀的西歐各國，除了英國以外，主要是奉行神治的社會。代表人物如德國神學家尼古拉斯（Nicolas}。但是，至中世紀後期，有人開始主張法治，當然，在這一時期，相反的論調也不絕於耳，許多人主張君王有無限制的立法權。
關於社會應服從何種權威的統治，一些人開始主張法律權威至上，其核心問題在於君王是否應服從法律的統治。法國的格爾森主張，未經正當程序，國王不得處死任何人；國王應服從最高法院的管轄；君王雖不受法律的羈束，但出於為其臣民樹立榜樣之故，也應依據他們自己所立的法律活動在德國，尼古拉斯認為一切權力源自人民，並以耶穌為例指出：「耶穌服從法律，他不是廢棄它，而是成就它」。義大利的馬基亞維里也認為，法國的幸福狀態在於人民確知國王在任何時候都不違法，那裡「依法生活」，「如必要則由法院更新法律」，「甚至最高法院針對君王的判決，該判決也足以使君王就範」。在這一時期，關於法律權威高於君王的思想不斷被提出，當然，君王無須服從法律的觀點也十分流行。進入17世紀後，法律權威至上的主張日益占據了上風，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1612年發生的一場爭論。在爭論中，英王詹姆斯一世宣稱自己是上帝之下的最高裁判者，有權對司法管轄權的沖突問題做出裁決。時任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的柯克（Coke）與國王的觀點針鋒相對，以「王居萬民之上，惟居神與法之下」 （quo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uma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古老名言回擊國王。如果說其他人關於法治的主張還不夠明確的的話，那麼，在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在實踐上已經提供了一個較明確的範例。經歷這個過程的洛克，在總結英國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法治的主張：「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准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成員所共同遵守，並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在洛克看來，法治就是「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可見，洛克明確主張一切人都應服從法律的統治，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雖然存有某種保留，認為國王享有某些特權，但同意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的講演中所表達的觀點：國王一旦不依照「法律來進行統治，就不再是一個國王，而墮落成為一個暴君了」
實際上，在16至19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雖然論證角度不同，例如有的從自然法出發，有的從歷史角度出發，有的從功利角度出發，有的從哲理角度出發，但是，他們幾乎都直接或間接、明確或隱含地主張實行法治。在他們看來，神治是現代理性主義所旨在攻破的傳統堡壘，自然在摒棄之列；德治缺乏明確性和具體操作性，難以收到預期效果；人治不過是專制的代名詞，啟蒙思想家所極力反對的恰是披著神聖外衣的專制主義的人治。他們主張，人類應建立這樣一種人間秩序：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既能享有自由又能實現群體合作，既能真實地表達民意又能進行有效的政府管理，既能享受增加的效率又能受到公平對待。為此，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於法治。
對於西方現代啟蒙運動各家各派的法治理論，難以一一盡述，以下擬以自然法學派的法治理論為重點闡述西方現代法治理論的形成，並分析它們對實踐的影響。

（一） 社會契約論

這是西方現代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論證基礎。這種理論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一個自然狀態，那時，財產共有，沒有國家，沒有法律，存在的是一種自發秩序，人們在交往互動中，依據自然法行使自然權利。在洛克看來，那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是一種平等的狀態」，「沒有一個人享有多於別人的權力」。在盧梭的描述中，自然狀態是一種理想的黃金時代：人們享受著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如果說存在不平等，那是自然的不平等，而政治的「不平等在自然狀態中幾乎是人們感覺不到的」；人們遵照「你要人怎樣對你，你就怎樣對人」的「黃金規則」和樸素情感，維持一種自然的公平。那時，人們沒有善惡之分，所以那裡不存在惡行；沒有榮辱之念和「你的」、「我的」之別，所以「不易發生十分危險的爭執」[。霍布斯基於人性惡的前提，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受著慾望的驅使，自私自利，殘暴好鬥，「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出於競爭、猜疑和榮譽，人們便處在「戰爭狀態」，即「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按照霍布斯的思路，自然不難理解人們何以要擺脫自然狀態而進入社會狀態。因為在那種毫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下，人們在一種類似狼與狼的關系中，自然權利沒有保障，而是如同其他動物一樣，依照優勝劣汰的「叢林規則」生存或滅亡。於是，人們便達成社會契約，把自己的自然權利轉讓給國家，由國家負責保護人們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思想的意義在於：第一，它強調了人類聯合、協作的必要性，指出了人的社會屬性，即個人的自由只有通過群合才能實現。第二，它把社會的組成置於社會契約之上，認為政府以及國家的存在基礎是社會成員的契約，即人們的同意，而不是神意或強權，從而拒斥了神治和人治。這反映出一種理性精神。第三，它認為政府或國家存在的正當性源於人們的協議，而不是基於神聖的安排或「克里斯瑪」（charisma）的權威。這其中潛含著民主氣質。第四，這種理論設定了政府或國家存在的目的，即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的自然權利。這隱含著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第五，人們在達成這種社會契約時，每個人都處於平等的地位，即他們平等地轉讓了自己的自然權利，平等地參與了政府或國家的構建過程，那麼，在政府組成之後，每個人的自然權利都應得到同等保護。這為人人權利平等的觀念提供了邏輯前提。
二） 自然權利觀

按照社會契約理論，人們通過訂立協議進入社會狀態後，自然權利並未損失，而是在政府或國家的保護下能夠得到更好地實現。那麼，自然權利包括哪些內容呢？這需要對自然權利的基礎加以闡述，即，人們憑靠什麼享有自然權利？自然權利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不同學者持有不同觀點，格老秀斯認為，自然權利包括所有權、婚姻權、公平購買生活品權、父母照顧子女權、多數優於少數權、埋葬死者權等。在洛克看來，自然權利包括財產權、生命權、自由權、反抗權等，他尤其強調財產權利的重要性。傑斐遜認為，自然權利主要是指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種自然權利觀體現在他所起草的《獨立宣言》中。盧梭沒有明確列舉自然權利，但從他的論述中，自然權利至少包括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等，其中自由權具有優先的地位。霍布斯認為，自然權利「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願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這一定義中包括含了自由權、平等權和生命權。沃爾夫（Wolff）基於人性和人的自然平等，主張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安全和自衛的權利。從總體上講，自然權利主要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追求幸福權以及反抗權等。1787年的《美國憲法》並沒有直接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1791年的《人權法案》彌補了這一缺陷。作為《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即《人權法案》較為具體地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它們包括言論和出版自由、和平集會和請願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對於這些基本權利，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加以剝奪。此外，還規定了以下四種權利：一是不可侵犯的權利，包括保護身體、住所、文件、財產的權利；二是程序和訴訟權利，包括正當程序權、被告的受陪審審判權、辯護權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三是人道主義的處罰權，包括被告享有免受被課以過多保釋金、過重罰款或被施以酷刑之權；四是自衛的權利，如公民有備帶武器的權利；等等。在英國，基本權利和自由沒有在成文憲法中予以規定，主要是在訴訟中通過程序的機制予以保護。在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該宣言第2條明確規定：「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為了保護這些基本權利，這部宣言還確立了法治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當程序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等。1791年的《法國憲法》明確規定，「憲法保障下列的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受平等保護權、言論、出版和表達思想的自由、信仰自由、遷徙自由、和平集會自由、請願自由、財產權、正當程序權等。並規定，一般情況下，立法機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損害或妨害這些「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在其他西方現代國家的早期憲法中都直接或間接確認了某些基本權利，並由這些基本權利派生出許多其他重要的人權。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成為現代法治的主旨。
三） 主權在民思想

在17世紀中葉，英國下議院就提出了主權在民的觀點，它宣稱：「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當權力的起源。」稍後，洛克在理論上系統表達了主權在民的思想。首先，洛克認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都是由人民委託或授權的國家權力，人民是委託者，有權收回委託或授權。其次，基於人民同意和授權的立法機關在國家權力中居於最高地位，「其餘一切權力都是而且必須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對於立法權的行使，也必須服從四種限制：以正式公布的法律來進行統治，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法律必須符合為人民造福的終極目標；未經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對人民的財產課稅；不得轉讓立法權。這樣，人民成為了終極權威。第三，他承認國王享有某些特權和豁免權，但是，國王也是受人民委託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如果濫用權力，濫施暴政，「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那麼，「有什麼辦法能阻止人民不來控訴他這個已經喪失其國王地位的人，如同對待與他們處於征戰狀態的其他任何人一樣呢？」甚至在國王與一部分人民發生了糾紛的場合，適當的裁判者也是「人民的集體」，而不是其他權威。最後，由誰來判定立法機關或國王是否辜負了人民的委託呢？洛克的回答是：「人民應該是裁判者」，因為人民是權力的委託者。主權在民思想通常具有以下含義：第一，人民享有的某些基本權利是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任何人不能剝奪；第二，人民轉讓自己的某些權利是為了更好地享有這些權利，這些權利並不因轉讓而消失或縮減，而應增值；第三，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保護人民的權利，政府必須按照這一宗旨行使權力，否則，人民有權抵制政府濫用權力，有權更換政府，甚至有權以暴力推翻壓迫人民的政府。

主權在民的思想對後來的法治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正當的權力源於民眾的同意，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如果政府違背民意，人民則有權改變乃至推翻政府。1791年的《人權法案》第10條規定：「本憲法所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皆保留於各州或人民。」 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了主權在民的原則。該宣言第3條明確規定，全部主權歸人民所有，「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第2條規定，人民享有反抗壓迫的權利；第4條和第5條規定，人民的自由只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不受其他限制，法律未禁止的行為均不得妨礙，不得強迫任何人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1993年的《法國憲法》專設「人民的主權」一章（第7—10條）。它規定，享有主權的主體是法國全體公民：人民直接選舉代表；人民委託選舉人選舉行政官員、公共仲裁人、審判人員；人民負責議定法律。在英國，法律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人民主權的原則，但議會主權的原則便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間接體現。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議會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權。此前，議會立法要受到國王的限制。同時，議會有權對大臣進行質詢和對政府的決策進行討論和辯論，實行內閣責任制後，議會有權對內閣投不信任票，迫其辭職，主權在民思想在現代法治實踐中通常以下列方式體現：一是在憲法中直接規定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轉讓的基本權利，對於這些權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縮減或限制；二是禁止政府制定侵害基本權利或妨礙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的法律，這類法律被認為是惡法；三是雖然憲法宣布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現代大型國家往往實行代議制，人民無法直接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只能將權力委託給選出的代表，由他們將人民的意志經過協調之後表達為法律，而法律至上和議會至上的原則間接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思想。

（四） 分權制衡理論
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生命有機體即主權的肢解。但是，其他一些啟蒙思想家則主張分權。他們認為，在難以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地方，人民授權政府以符合民意的方式行使權力，在許多情況下難以保障人民的授權得以實現。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濫用暴政，有效的方式是採取分權制衡的方式。洛克主張把政府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對外三種權力，其中立法權處於至上地位。孟德斯鳩則主張把政府的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

實際上，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孟德斯鳩的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盡可能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為此，他探討了法律與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的自由。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政治自由」只有在「國家的權力不被國家濫用的時候才存在」。他精闢地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第三，在他看來，「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他敏銳地觀察到：「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這時，暴政可能與惡法並駕齊驅。「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在這種場合，或者法官會隨意制定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司法專斷大行其道；或者立法者會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縱司法，使司法失去獨立、公正的氣質；或者司法權同行政權合一，行政機關會濫用司法權，使司法成為行政機關的玩物。當然，如果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三權合一，政治自由就更盪然無存了。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法律，行政機關負責執行法律，司法機關負責實施法律。它們各自保持獨立，彼此監督，互相制約，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雖然分權理論的故鄉在英國和法國，但是，它卻在美國的法治實踐中獲得了典型體現。1787年的《美國憲法》充分體現了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思想。在美國，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國會是聯邦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以總統為首的行政當局是最高行政機關；聯邦最高法院是聯邦最高司法機關。根據憲法，國會作為民意代表機關，由選舉產生，負責聯邦事務的立法。國會對行政機關行使監督和制約權：總統與外國締結條約和任命高級官吏，須經國會批准；對總統否決的議案，有反否決權；有權對行政行為進行調查並要求總統報告政務；有權對行政系統的高級官員涉及某些犯罪行為進行調查並彈劾他們。國會對司法機關也構成制約：對於國會的立法，只要不違背憲法，最高法院必須實施；有權對違法的法官進行彈劾；有權否決總統對聯邦法院法官的提名。

作為行政機關首腦的總統對國會也構成了制約：總統行使國家元首職權，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對國會的議案有擱置否決權；可以通過「國情咨文」影響國會立法；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也有制約的功能：總統有權提名聯邦系統的法官人選，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最高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1787年《美國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以制約國會的權力。後來，聯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通過「馬布利訴麥迪遜案」（Marbury v. Madison）確立了司法審查權，即聯邦最高法院對國會立法是否合憲行使審查權，對其認為違憲的法律，有權宣布無效。這種制約也適用於行政系統的授權立法。此外，對於行政系統的高級官員，如果受到國會彈劾，最高法院負責審判。這樣，司法機關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都構成了制約。

在法國，憲政中的分權體制雖然沒有美國那樣形成明確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體制，但是，分權原則也成為其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早在1789年《人權宣言》的第16條就明確宣布：「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1791年《法國憲法》確立了君主立憲制體制下的分權模式。但是，1793年的《法國憲法》根據盧梭主權不可分割的思想，採用了「議行合一」的原則，由國民議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執行會議行使行政職權，但不是獨立機關，而是從屬於國民議會。該憲法雖然規定了法院體制，但是，它們並沒有獨立的地位，審判人員均是由每年選舉產生，明顯帶有司法民主的特色。1814年以後的法國憲法都不同程度體現了分權的原則。在英國，憲法中的分權體制，與其說是由於法律的規定，不如說是歷史傳統的產物。在中世紀的英國，國王曾經一度獨攬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權。但是，由於議會逐漸發展壯大，王室法院也逐漸脫離了國王的直接控制而自成一體。於是，形成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資產階級革命後，王權受到了實質性削弱，議會成為最高權威，法院也更加獨立，這種獨立地位通過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獲得了確認。因此，在英國，盡管分權不嚴格，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以及最高司法機關之間存有交叉關系，王權在名義上仍然與三種權力都相聯，但是，根據傳統，政府不同權力機關仍然不會發生職權不清的問題，且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獨特的相互制約關系。

綜上所述，在西方現代早期，啟蒙思想家反對神權政治，批判了君主專制的人治體制，探求了能夠確保人民基本權利的秩序模式。最終，他們大都理性地選擇了法治秩序。在他們構想的法治藍圖中，通常包括以下幾個要素：其一，這種法治社會應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形成；其二，人生而自由、平等，所有人在訂立社會契約時是自由、平等的，這種契約應是人們真實意志的體現；其三，人們所以同意訂立社會契約轉讓或限制自己的自然權利，目的是為了在公民社會中獲得可靠的權利保障和自由回報，政府作為人民的受託者代行管理權，必須以這一目標為歸宿；其四，國家的法律必須把人們的自然權利作為基本權利加以確認和保護，只有這樣的法律才是良法，只有這樣的法治才具有正當性；其五，人民向整個社會而不是向政府或君王轉讓自然權利，政府或君王等管理者不過是人民的受託人，人民始終是主權的持有者，如果政府背棄社會契約，違背民意，人民有權收回授權，更換乃至推翻政府；其六，在小國寡民的國度，可採取直接民主制；在實行代議制的大型社會，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在政府內部採取分權制衡的體制。這些要素在西方現代早期的法治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6. 論述荀子天人關系論及其人性論的基本內容，並分析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天人來關系」是先秦時期自諸子百家論爭的主題之一。與思孟學派「物我不分」、「天人不二」的思想有所不同，荀子提出要「明於天人之分」（《荀子·天論》，以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在物我之間、天人之間劃分出一條界限來，區分物我，嚴別天人，把「天」當成一個存在於人倫社會之外的客觀對象。荀子的「天人關系」論是以「分」為前提的，由「分」而和，由「分」而合，由分而「參」。

荀子說：「列星隨旋，日月遞

7. 梁實秋人性論基本觀點

正從二十年代後期開始,梁實秋作為新月派的主要理論家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專系列重大的文屬學論爭,在這些論爭中,梁實秋的文藝思想作為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代表受到批判,後來一直沿用這種提法。仔細考察梁實秋的文藝觀,我們發現,梁實秋的思想觀點用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即自然人性論)來解釋,有許多矛盾之處。比如,他一再宣揚人性論,但對以資產階級人性論為基礎的近代人道主義卻極力抨擊,認為人道主義不合乎人性,聲稱「吾人反對人道主義」。

8. 我想解讀人性和透徹分析人性的書籍，讀完後可以讓我對人性了解透徹。不要人性的弱點和優點。

有一本很老的書《讀心術》 是日本人寫的， 如果的有反日情節就看老美的《基礎心理學》吧

9. 淺談人性分析

人性的本質抄是追求存在並壯襲大存在，有其他的一些說法，比如性本善，性本惡，趨利避害，追求價值等等，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存在並壯大它。

人性之復雜，更多來自於人類對追求存在和壯大存在的認知機制。比如說，人類如何確認存在呢？需要認知。如何認知呢？需要反饋。這好比照鏡子，人類必須照鏡子，才能確認自己的存在。

照鏡子，就會出現偏差，認知反饋會放大偏差，使人性復雜化。比如羊群效應，文化大革命，斯德哥爾默綜合症等。這些復雜人性案例用人類的文化，道德，法律等鏡子來照，就更復雜啦。

實際，人性從未復雜過，復雜的是人類如何照鏡子，以及鏡子內和鏡子外世界的互為因果和循環加強。

10. 就法治思維的內容分析人治思想的內在特徵

所謂「法治思維」，是指按照法治的邏輯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 方式，它是將法律規定、法律知識、法治理念付諸實施的認識過程。法治思維首 先表現為根據法律來進行思維。 如果說， 政治思維方式的重心在於利與弊的權衡， 經濟思維方式的重心在於成本和收益的比較， 道德思維方式的重心在於善與惡的 評價，那麼，法治思維方式的重心則在於依據法律來進行合法與非法的預判，即 把合法性當作思考問題的前提。運用法治思維解決問題，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特 別是領導幹部，在行使國家公權力時，無論是決策，還是執行，都應始終關注五 個方面的內容，即目的是否合法、許可權是否合法、內容是否合法、手段是否合法 以及程序是否合法。其次，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要求法治思維方式應當具有 優先的位次， 意味著包括治國者在內的一切人都應首先按照法律的指引來行動和 思考。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言，即使它被認為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經 濟上是有收益的、在道德上是善的，只要它不具備合法性基礎，就必須將其排除 在選擇范圍之外。可以說，法治思維優先和合法性優先，是依法治國和法治原則 所必然要求的一種思維方式。 法治思維的培育，不僅是觀念養成，而且需要實踐制度的保障。法治理念是 培育法治思維的基礎和前提。法治理念根植於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諸 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靈魂，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實質和價值追求。在 法治國家裡，法治思維的主要特徵就是要用法律至上、權力制約、公平正義和以 人為本的理念去思考和評判一切涉法性社會爭議問題。 法律至上體現了對法律的 信仰。盧梭說：「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 在公民們的內心裡。」伯爾曼也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 沒有對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礎， 任何社會都不能邁進法治社會的門檻。建設法治社 會必須建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人們的信仰。對於領導幹部而言， 依法辦事，公正執法不僅需要知識、觀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僅是領導幹部法 律素質中內在素質的重要內容，也是領導幹部法律知識、意識、觀念表現為外顯 素質的橋梁。 法治思維的培育和確立， 離不開良好法治環境的保障。法治環境包括民主政 治、市場經濟、理性文化等各種要素以及法律運行環境。法治環境與法治思維是 辯證的和互動的關系。法治思維增強了，自然會改善法治環境，而法治環境改善 了，又會反過來影響和促進公權力執
掌者的法治思維。這正是法治的良性循環。 但現實社會中， 由於缺乏法治的歷史傳統， 民主政治建設相對滯後， 一言堂做法、 家長制派頭、官本位思想等人治的陰影和殘余依然揮之不去，權大於法、以權壓
法和權錢交易等不良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違法行為得不到追究，這不僅褻 瀆了法律的尊嚴， 而且也對法律信仰和法治思維的形成產生極為消極的影響。調 查顯示，不少領導幹部對建設法治國家的信心不足，因而對於法律往往是「講起 來重要，做起來次要，遇到問題乾脆不要」，依然固守「領導的看法是最大的法」 這樣一種人治論的觀念。改善法治環境，就要從胡錦濤同志 2011 年 3 月 28 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組織的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四個「更加註重」著手，即 更加註重製度建設， 更加註重行政執法和推進政府管理方式創新，更加註重行政 監督和問責，更加註重依法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只有建立 起良好法治環境，才有助於領導幹部在實踐工作中形成和運用法治思維。 培育法治思維， 必須建立科學的幹部政績考核和選拔任用機制，將法治指標 納入政績考核體系。 現行政績考核體系多重視經濟、 社會、 人文、 環境等諸方面， 唯獨缺少法治考核標準的指引。 各級政府和官員為了謀求政績，考慮較多的是經 濟指標的增長，缺少對法治建設的關注。更嚴重的是，法治被視為阻礙經濟發展 的力量，不少領導幹部認為在現行體制、機制和制度下強調法治思維，本地區、 本部門就會吃虧。一部分不符合產業政策、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企業屢封不閉、屢 關不停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違法行政。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謀求財政收入， 對野蠻暴力拆遷視而不見，土地違法屢禁不止，引發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究其內 在根源， 很大程度上與當前對領導幹部的評價激勵機制密切相關。衡量各項工作 的優劣、成敗都是圍繞著各種硬性的、具體的發展指標、任務，很少審視幹部的 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及其所領導的地區、部門的法治生態和法治環境。今後，應 探討建立適應科學發展觀和法治內在要求的幹部績效考核評價機制， 只有綜合法 治、經濟、人文、社會、環境等多個指標的評價體系，才能成為一個科學、完善 的政績評價體系， 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只有重視提拔使用依法行政 意識強，善於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優秀幹部，才能促使法治思維成 為領導幹部主動、自覺的慣性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