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法學化

『壹』 法律的儒家化過程

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運動由董仲舒等人發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兩回漢時期，這是儒家思想法答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決獄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端。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掀起了引經注律的高潮。這樣的律文與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向縱深邁出了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步。三是隋唐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最後完成階段。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過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為中國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議》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從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體系。另外，從兩漢至隋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是逐步深入到最後完成的過程。

『貳』 法制史中，中國法律儒家化有什麼表現比如有什麼法律制度。

主要表現在
1法條中體現儒家禮制思想,例如對於儒家封建道德的體現,對儒家等級觀念的體現.
2執法的過程體現人情,重視人治.應理解為這和儒家的治國思想有關：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自漢代春秋決獄開始，中國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謂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將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倫理法的性質，即以儒家思想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實踐中定罪、量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中國法律的儒家化從總體而言，就是通過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方式，將儒家思想貫徹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個法律實施過程中，使儒家思想成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訴訟的等各個法律部門的基本原則和靈魂，也就是說儒家倫理道德獲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權威。在中國法律儒家化從開端到發展再到完成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也一步步深入，這種影響是全面的，主要表現為禮法合流、德禮並用、德主刑輔等法律思想的確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觀點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過程中對司法實踐領域的影響等等，不一而足。1、儒家法律指導思想的確立。強調德治。2、確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中國法律儒家化過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義注入法律中升華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八議」制度、「官當」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條」等。3、在「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過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漸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4、中國法律的儒家化促進了司法隊伍的儒家化。春秋決獄這一審判方法的推廣，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經義素養的官吏越來越受到重視。

『叄』 中國法律儒家化表現在漢代法制的那些方面

中國法律儒家化起始於西漢。西漢初期，中國經歷了秦王朝多年的嚴刑峻法加之秦末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以及隨後的楚漢戰爭。可以說，這是中國的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遭到巨大的破壞。漢帝國統治者在一個凋敝的百廢待興的廢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吸收了秦朝統治者嚴刑峻法、實行暴政的二世而亡的教訓，採取了「與民休息」的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來治理國家。這實際上是用道家學說來彌補法家學說的不足。清凈無為繼而無為而無不為，漢朝也終於在這樣一個相對寬松的時期使帝國的的經濟力量得以恢復、階級矛盾得以緩和，於是便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
到了漢景帝御宇期間，形勢已經在逐步發生變化。在內部，文景之治為帝國的經濟復甦做出巨大的貢獻，但繁榮的背後也存在著許多棘手的問題。例如，西漢初期實行的國家結構和組織形式是一種「郡國並行制」。地方諸侯的勢力削弱了中央皇帝的權威。終於，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雖被平息，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不和諧直至武帝初期仍比較嚴重。在外部，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對大漢帝國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在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下，統治者急需一種更為穩定、更為有效的思想和制度來安邦定國，而中國法律儒家化也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順應時勢地展開。
西漢大儒董仲舒無疑是這運動的重要貢獻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再結合部分法家思想，創造了一種左右中國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觀的初級形態。在漢武帝的支持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帝國展開，進而產生了對中國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義的「德主刑輔」原則。「德主刑輔」的理論根源來源於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即「天人感應說」、「人性論」、「犯罪根源說」。他認為「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偱以為行也。」董仲舒有天道大者在陰陽進而認為天之任徳而不任刑，為「德主刑輔」找到了哲學上的依據；同時由「犯罪根源論」推出統治者應該寬緩刑罰、重視教化。
在漢代，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首先把儒家的倫理綱常樹立為立法的根本依據和原則。最具典型的就是確立了所謂的「三綱五常」的法律地位。三鋼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法律中規定了冒犯皇帝尊嚴的罪名有不敬、大不敬、誹謗、非所宜言、不道；還規定了危害皇帝安全的、權威以及危害封建統治的犯罪如矯制、僭越、大逆不道等均體現了「君為臣綱」。漢律中還規定了「不孝」罪以體現「父為子綱」。而「婚後女子若有不孝。無子、淫亂、嫉妒、多言、惡疾和盜竊行為中一種者，即可被其夫休棄」。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漢朝統治者將這些注入法律之中，視違反這些所謂倫理綱常之行為為犯罪。
法律儒家化還重點體現在適用原則上。具體說來，包括：尊老憐幼原則、親屬相隱原則、貴族官僚有罪先請原則。「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侏儒當鞠系者，頌系之」代表了統治者所謂的：「仁政」，體現了「尊老憐幼原則」。而法律允許親屬間互相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負刑事責任。這正符合孔子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至於犯了法的貴族官僚，必須先向皇帝報告，由皇帝決定刑罰的減免與否。如此維護貴族官僚之特權，明顯違背了法家「刑無等級」的原則。
漢朝法律的儒家化還體現在司法制度的儒家化。例如在許多訴訟制度如告劾、逮捕、鞫獄、覆案方面均可以體現司法程序上的儒家倫理規范的特點。而真正在司法制度的層面上的重要舉措在於「春秋決獄」、「秋冬行刑」和「錄囚制度」。董仲舒認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決獄，把儒家思想內容和精神作為定罪量刑的標准；把犯罪者的心理狀態和動機作為斷案的依據體現了儒家倫理道德對法律的滲透。漢代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起點，它為政治上早熟的中國粗略地穩定了內政外交的格局和模式。儒家的思想逐步與法律相結合是這一時期法律儒家化的典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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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法律儒家化的本質原因

這要從儒家的發展說起，儒家越往後發展越提倡尊卑有序，甚至還提出了滅人慾，如果你了解歷史就會發現在儒家思想下，人民更容易被統制，儒家的思想近似於小民思想，有利於社會安定發展，更迎和統制者。

『伍』 法律儒家化的過程

復儒 家 思 想
2004-1-31

儒家思制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陸』 以儒學學說為法律的指導思想的例子

1 、西周與漢朝時期的儒家思想在法律中的運用在前朝的教訓之下，西周的統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將道德的理念提到了統治的過程中，在刑事原則上第一次提出了「矜老恤幼」「罪疑從赦」等寬松的刑事制度。從統治者的角度，以道德的准則制定法律，使百姓從內心感受到這種仁德，希望他們心存感恩，規行矩步。儒法之爭時，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在理論上各佔有自己的理論，儒家思想強調發揮人的作用，也看到了法對國家統治的有效性，提出了「任法」和「任人」的結合。在運用法律的過程中，儒法之爭只是形式上的分歧，工具層面上的論爭，根本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可謂是殊途同歸。正因為如此，儒家思想的運用在春秋戰國之後有了更大的提升。漢代開始，儒家思想就慢慢的開始向封建法制化開始滲透，就制度層面開始，雖然漢承襲秦朝的體制，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這么說，秦朝的覆滅，在很大程度上提示著法家的重刑思想在實踐中是不成功的，人們在情感上與道德上的歸置，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先由精神層面開始，而不是光從條例上進行。百姓祈求休養生息，而這與孔子所提倡的「仁」「禮」是在一條水平線上的，重視仁與禮的培養，並不意味著否定法律的的作用，而是在冰冷的法制體系中加入更人性化的因素，仁德治國，賞罰分明，明其政伐，這種「放伐」思想以及「民貴君輕」的提出，不僅是對法家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迎頭抨擊，更是對儒家忠君思想的重大修正，使儒家思想更加靈活的運用到法律制定的過程中去。

漢朝時期，儒家思想和法律的結合運用已經非常廣泛，著名的思想家賈誼將這種禮法結合的思想制度，具體貫徹到實際的政治中去，禮法並重的思想開始得到統治者的重視，並在實際的立法中有所體現。西漢時期最著名的儒學家，在吸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全面論爭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恆性，創造了與先秦儒學不同的新儒學。在「五倫」關繫上提出了後來作為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則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說，為後來的封建法律的制定打下了一個總的基礎。因為有了這樣的指導思想作為基礎，在漢初時，漢高祖劉邦為爭取民心而設定了「約法三章」，目的就是為了廢除秦代苛刻的嚴刑，將儒法的思想貫穿於漢初的立法之中。在漢文帝和景帝時期，肉刑的減少體現了刑罰制度的進步，也體現了儒家學說的仁德。到漢武帝時期，在賢良之中就出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西漢後期，法律無大更張，統治者唯求寬平而已。

東漢之後，儒學日益成為了法制的指導思想。這一點是漢朝法律的重大發展，將陰陽學、儒家的學說以及商周以來的「君權神授」說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應」理論，作為了維護君主專制的基礎。以「陰陽說」論證的三綱作為立法原則，德主刑輔的感念進一步的加深。

而在行刑方面，秋冬行刑的法律規范在漢代已經是非常嚴格的了。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漢代最為著名的「春秋決獄」制度。所謂的春秋決獄，是指在漢朝中期以後在司法實踐中開始以儒家經典《春秋》中的原則與精神作為判案根據的司法活動。可以看出，儒學對於法律的影響在漢代的發展是非常巨大的。就拿春秋決獄這個點來說好了，其一春秋決獄所宣揚的「罪只其身」、「以功覆過」原則，利於緩和社會的矛盾，穩定統治秩序。其二「論心定罪」，從中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文意深奧的經書，一邊更好的為統治者服務，同時對法制的不完備也是一種彌補。

魏晉南北朝的法律，是法學儒家化的漸進過程，在規范法律設立之後，法律內容的設置上也更注重人性化的設計，個人覺得在留養制度下的「存留養親」更注重了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中國法律的家族化和倫常化具體體現。這一內容也一直在我國古代法律中存續。

2 、儒家思想對法律進程的深層次影響自西漢中期開始的法律儒家化進程，經魏晉的發展至北魏，北齊，在內容上基本完成。正統儒家思想作為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也長期得到歷朝統治者的認可。就在隋初，統治者以恢復中原漢文化為己任。建國之初便確立了儒學在立法和司法中的指導地位。寬法輕刑的指導思想在隋唐有著進一步的發展。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歷了隋朝的動盪之後，嚴密的法網使民眾動輒犯禁，以至於手足無措；嚴酷的刑罰更使積怨加深，也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自漢代統治者確立了儒家思想作為治理國家，規范社會的基本方針以來，儒家思想已經深入人心，為整個社會所接受，並成為人們用以評價君主與政府的基本准則。所以在唐代提出了一個更加嚴密的概念，那就是「慎罰」，確立了「明德慎罰」的理念，其中太宗提出了「以寬嚴治天下，而於刑法尤甚」使整個儒學的發展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仁義治理國家的情況下，統治者仍然追求輕緩的刑罰政策，就其慎罰的指導思想而言，首推的是戰國時期形成的孔孟「德治」「仁治」的儒家思想，以及經西漢董仲舒修正後的正統儒學。但是在唐代的法律發展中，道家的思想在法律確定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宗多次強調，法律重在公平，法條應該簡單，執法需一體對待。這些都歸功於新加入的「無為之道」之理。正因為這樣，唐代法律經歷了一個趨於完備的過程，律學的進步為中華法系的發展貢獻了不小的力量。

到了明朝時期，明太祖雖然推行重典治國，但是禮制的儒家思想仍然對明朝確定法律制度起來很大的作用，為了保證明王朝的長治久安，需要進一步推行「禮法並用」的指導思想，而有一點更為新穎的是，明太祖將立法工作和法制宣傳工作放在同樣的位置上，將預防犯罪與懲治犯罪相結合，這在穩定明朝社會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對後世的治理有著很大的啟示。

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統治者，清朝的封建法制達到了中國法制的完備形態，雖然清朝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但是他們在「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上，形成了一套適宜當時環境的立法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它秉承了儒家正統的法律思想。因為自西漢以來，儒家思想已經成為官學，清朝統治者將「正人心，厚學風」作為法律的終極目的，把「禁奸止暴，安全良善」作為立法的直接目的，根據「稽往憲，合適宜」的思想來創立和完善清朝的法律制度。

3、結論經過幾代的變更，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日漸走上正軌，各朝各代在司法立法的制度上都有所變化與創新，對於民事經濟不斷作出調整。也正因為有了正統思想的指導，法律更規范化，更具新穎性。儒家指導思想融合了道家、法家的理論知識，推動中國傳統法律的制定過程更加完備與生動，使大中華法系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著不一樣的意義，也成為其他鄰國相繼學習的對象。

『柒』 漢代法律儒家化的過程

漢代司法儒家化過程中，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決獄」。「春秋決獄」指司法官在遇到律無正文或雖有條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子時，據《春秋》經義斷案，實際賦予《春秋》經義極高的法律效力。它的觸角首先伸向司法領域，後又通過「決事比」方式滲入立法領域。經皇帝認可，《春秋決獄》成為司法實踐的依據，起到一種「判例法」的作用，而體現在該書中的儒家道德原則變成了法律原則。春秋決獄成為漢代一種司法制度，實質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導司法審判。實際上是漢代儒家依憑皇權力量在法制領域進行的一場扭轉乾坤的變革。

事實上，漢代儒家士大夫不僅據《春秋》之經義斷獄，還擴大范圍，據其它儒家經典斷獄，故史家又稱「引經斷獄」。在引經斷獄過程中，遇到經義與律典有矛盾時，需作出解釋，在當時修改律典是不太容易的，因此一些儒生乾脆撰寫一些用儒家經典解釋律典的著作，使律典中的條文符合儒家的經義。這樣，當他的法律著作得到皇帝批准時，法律也就儒家化了。當時的《大杜律》、《小杜律》成為了司法實踐的依據。

從漢代法律儒家化的過程看，無論是引經決獄還是引經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驟。為後世的「納禮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納入封建法典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從此儒家思想開始全面登上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的舞台。

『捌』 論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歷程

漢代司法儒家化過程中，作用最大的是董仲舒及其「春秋決獄」。「春秋決獄」指司法官在遇到律無正文或雖有條文但不符合儒家道德的案子時，據《春秋》經義斷案，實際賦予《春秋》經義極高的法律效力。它的觸角首先伸向司法領域，後又通過「決事比」方式滲入立法領域。經皇帝認可，《春秋決獄》成為司法實踐的依據，起到一種「判例法」的作用，而體現在該書中的儒家道德原則變成了法律原則。春秋決獄成為漢代一種司法制度，實質是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導司法審判。實際上是漢代儒家依憑皇權力量在法制領域進行的一場扭轉乾坤的變革。
事實上，漢代儒家士大夫不僅據《春秋》之經義斷獄，還擴大范圍，據其它儒家經典斷獄，故史家又稱「引經斷獄」。在引經斷獄過程中，遇到經義與律典有矛盾時，需作出解釋，在當時修改律典是不太容易的，因此一些儒生乾脆撰寫一些用儒家經典解釋律典的著作，使律典中的條文符合儒家的經義。這樣，當他的法律著作得到皇帝批准時，法律也就儒家化了。當時的《大杜律》、《小杜律》成為了司法實踐的依據。
從漢代法律儒家化的過程看，無論是引經決獄還是引經注律都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步驟。為後世的「納禮入律」即直接把儒家道德納入封建法典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從此儒家思想開始全面登上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的舞台。

『玖』 法律儒家化的影響

在中國法律儒家化從開端到發展再到完成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專也一步步深入屬，這種影響是全面的，主要表現為禮法合流、德禮並用、德主刑輔等法律思想的確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觀點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過程中對司法實踐領域的影響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導思想的確立。強調德治。
2、確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中國法律儒家化過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義注入法律中升華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八議」制度、「官當」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條」等。
3、在「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過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漸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
4、中國法律的儒家化促進了司法隊伍的儒家化。春秋決獄這一審判方法的推廣，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經義素養的官吏越來越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