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依法治國

3. 秦漢時期以上兩種治國方針的實際情況如何有何影響

孔子：以德治國；韓非子：以法治國。
秦朝以法治國，但法律過於嚴酷而發展為暴政，導致迅速敗亡；西漢推祟儒學家說，獨尊儒術，使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4. 漢朝變法

就我已知的，也是最有名的，是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當時，即後來的文化做了很大的鋪墊哦

5. 西漢是一個法治國家嗎

西漢當然是個法制的國家，當時法律是比較嚴格的，也是上至王子下至百姓都得遵守

6. 秦朝的「依法治國」和「郡縣制」如此先進的治國理念，為何到漢朝還退步成「以情治國」「王國分封」

秦法嚴苛，造成刑徒滿路的情況。雖然制度先進，但是過猶不及，酷烈的刑罰給當專時的人民造成了恐怖的心屬理影響。所以劉邦入關後，除約法三章外，盡廢秦法。當時戰亂後的國家最需要的是寬松的環境，於民休養生息。
至於郡縣制，也屬於先進的制度。但是當時還不夠完善。暫時對於國家的安定作用還比不上分封制。而且劉邦本人認為秦朝覆滅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分封絕對忠誠的王族子弟鎮守各地，造成戰亂起始，中央沒有外援。
但是隨著郡縣制度的完善，漢朝也開始消藩，漢景帝的消藩引起「七王之亂」，漢武帝的「推恩令」終於達成了目的。

7. 漢代治國方略的變化和意義

陸賈提出的「 文武並用」 的治國方略， 是對先秦和秦朝治國歷史經驗的總結， 也是漢代統治者對治國方略的改革與創新。

作者一再強調統治者必須文武兼備， 「 審於行文武之道， 則天下賓矣」 ， 就是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推行文武 之道 ， 那麼天下就安定了。文指「 文治」 ， 就是德治， 是由孔子創立的， 打著先王之道的旗幟， 重視禮樂制度建設 ， 崇尚禮義， 提倡「 三綱五常」 道德規范， 強調為政主體的內在修養和道德人格在政治實踐中的重要作用， 注重對人民進行倫理道德的教化， 教育人民安分守己， 主張對人民實行「 仁政」 ， 反對嚴刑峻法， 實行賢人政治， 建立和諧社會 ， 鞏固統治秩序。武指「 武功」 ， 就是法治， 規定明確的法律制度， 用權威、 暴力和刑罰治國， 強調依法治國， 一切由法裁斷， 獎勵耕戰， 嚴格執行賞罰制度， 反對儒家的道德政治教化， 在實踐上重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理論的研究和規劃， 強化君主專制和獨裁 ， 提出了制訂法律、 分官設職、 選官考課、 監督檢查、 獎罰分明的政治舉措 ， 獎勵耕戰， 加強武備 ， 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 但忽視思想文化建設。 春秋戰國時期 ， 諸子百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治國方略， 各國統治者從中選取有利於自己統治的政治學說 ， 支持自己的兼並戰爭。秦國採用法家「 武功」 的治國方略， 變法圖強， 獎勵耕戰， 成為實力最強的國家， 終於統一了全國， 全面建立了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但是， 秦王朝面對統 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仍然採用依靠暴力打天下的法家治國思想 ， 繼續窮兵黷武， 征戰四方， 過分強調嚴刑峻法 ， 沒有在「 治天下」 的新的形勢下採用新的治國方略， 致使這個煊赫一時的龐大帝國僅享柞 15年就土崩瓦解了。漢初吸取秦亡的教訓 ， 面對新建立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就如何治天下的治國方略進行了不懈地探索， 陸賈提出「 馬上」 得天下， 不能「 馬上」 治天下， 賈誼認為「 取與守不同術」 ， 於是採用 了「 清靜無為 」 的黃老思想 ， 重視禮樂教化， 讓農民休養生息， 這和先秦的儒家仁政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 成功地實現了由秦尚「 武功 」 重進取的「 革命」 理論向尚「 文治 」 重「 守成 」 的「 建設 」 理論的轉變， 的確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使農民安居樂業。 但是這種「 文治」 的治國思想仍有很多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 豪強大族橫行鄉里 ， 官吏貪污腐敗、 欺壓百姓 ， 皇權衰弱 ， 地方勢力尾大不掉 ， 北方匈奴民族不斷騷擾邊關， 內憂外患使漢王朝潛伏著極大的社會危機， 於是漢朝統治者又繼承了秦朝崇尚「 武功」 的統治思想， 最終確立了「 文武並用」 的治國思想。漢代「 文武並用」 的治國思想就是剛柔、 王霸並用， 正如漢宣帝所言： 「 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 」 ——《 元帝紀 》，把握文武之道的剛柔治術， 禮法並用， 德主刑輔 ， 「 民為邦本」 ， 義利統一 ， 分權制衡， 富國強兵， 是漢代「 文武並行」 治國方略的具體實踐。「 文武並行」 治國方略不僅為漢朝的許多皇帝所遵守， 促進了漢代社會的和諧和經濟的發展， 而且被後代的大多數王朝的統治者所繼承， 成為治國方略的最佳選擇 ， 也為我國當代建設方略的選擇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本文試圖對漢代「 文武並用」 治國方略的理論和具體實踐進行初步探討， 以求教於方家。

一 禮法並用 ： 禮是法的內容 ， 法是禮的保障

禮和法都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指禮樂制度和倫理綱常。法就是法家的思想精髓 ， 指法律規范 。戰國時期各國君主為了富國強兵， 都傾向用法家的理論治國， 秦始皇就是採用商鞅 、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 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實際上自先秦開始， 儒家的禮治和法家的法治都是交 互為用的， 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孔子主張為政以德 ， 德是禮之本， 但不是一般地反對政令刑罰， 而是對暴 政的否定 ， 他認為「 禮樂不行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 就是主張施政要寬猛相濟， 恩威並用。儒家大師苟子說： 「 禮者， 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 就是說道德是法的根本 ，是法律的指導原則 。 他提出「 隆禮 而重法 」 ， 認為 「 治之經 ， 禮與刑 ， 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 ， 國家既治四海平 」 。而法家盡管「 不務德而務法」 ，倡導「 禁奸止過 ， 莫若重刑」 ，但沒有完全排斥禮治，商鞅認為禮與法都是強國、 利國的工具， 「 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 更法 》。韓非認為禮與法在治國中互相配合， 「 明主所以制其臣者， 二柄而已也。二柄者， 刑德也。殺戮之謂刑 ，慶賞之謂德」 。儒家的「 三綱」 理論也是韓非子提出的： 「 臣事君 ， 子事父， 妻事夫 ， 三者順則天下治 ， 三者逆則天下亂。看來法家也並不廢除倫理道德規范和社會秩序。

漢代統治者在探討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中繼承並發揚光大了先秦儒法兩家的禮治與法治互為補充 、相互為用的思想，提出禮法並用的治國理念並付諸政治實踐。陸賈就主張禮法並用， 維持政權的長治久安，提出： 「 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 。」 賈誼認為 ，治理國家要先興禮義教化， 防患於未然， 然後使用法制刑罰，他在《治安策》中說： 「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賈誼傳》。桓譚提出治國的核心是王霸並用 ，以王道喻禮治，以霸道喻法治，二者缺一不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然後教以禮儀，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 ； 霸功之大者 ，尊君卑臣 ，權統由一，政不二門 ，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也」——《王霸》。王 充認為治國之道有二：「一日養德 ，二日養力。養德者，養明高之人 ，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 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 德力具足者 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德自備。」 ——《非韓》。養德就是禮治，養力就是法治，也是強調禮法並用。禮治強調的是人們內心的仁義修煉 ， 其具體政治實踐是禮樂制度建設和政治教化；法治強調的是外在實力的擴張，其具體政治實踐是法制建設和賞罰。在漢代「作為差別性行為規范的禮，逐漸與公允性行為規范的法交融滲透，以至合流」，形成了禮法並用的治國方略。漢代禮是法的主要內容，沒有禮就沒有法，法是禮的保障，沒有法也就沒有禮。據於振波《 秦漢法律與社會》的研究， 漢代引禮入法，法律中有大量的維護倫理綱常和禮樂等級制度的內容。漢代的禮樂制度建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制定 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規范。「 三綱」 是約束人們行為的規范和准則，它強調自上而下的等級秩序 ，保障等級秩序的和諧 ； 「五常」是漢代社會的價值標准和為人處世的道德准則， 它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事與事之間的橫向關系的處理原則，促進人際關系和群體關系的和諧。二是提出了修身正己的理論。漢代非常重視個人道德的修養，《大學》提出「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 把修身作為治國之本 ， 只有修身 ，才能創建偉業，實現人的政治道德價值。修身表現出內在和外在的和諧統一 ，思想和行為的和諧統一，個體與社會 的和諧統一。三是制定了節俗禮儀。西漢時期叔孫通制禮、董仲舒以《春秋》決獄、匡衡依據儒家《禮》 對國家祭祀禮儀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東漢光武帝提倡慶氏《 禮》學，為朝廷制定了封禪、七郊、辟雍、明堂、大射 、養老等禮儀，崔實《四民月令》、應劭的《風俗通義》都對漢代節俗禮儀有詳細記載。漢代節俗禮儀主要通過祭祀或慶典活動， 用樂舞等形式宣傳倫理綱常。漢代的法制建設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規，設官定責，分權指衡，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對行政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依法行政，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漢代的法律流傳下來的較少，但在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居延漢簡、江陵張家山漢簡等簡牘中保存了大量的法律條文， 有關行政法規的有《秦律十八種》、《為吏之道》、《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對官吏的選任、考課、 獎懲等行政制度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體現了「嚴治吏」 的立法原則。二是不斷強化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削弱地方割據勢辦，保證國家政令的貫徹執行。西漢武帝劉徹和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禮法並用的典型代表 ， 劉徹「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使民「仁行而從善，義立而俗移」 ——《武帝紀》，同時，他又推行嚴刑酷法，說：「刑罰所以防奸也。」 劉秀獎用儒生，興學教化，自稱用「 柔道」 治國，說白了，就是用禮樂仁義治國；還加強中央集權，嚴格選用和考核官吏，以法制刑名治馭群僚百官，范曄說劉秀「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 以政，齊之以刑』者乎！」——《馬武傳》這與劉徹的禮法並用的漢家制度一脈相承。

二 、 「德主刑輔」：教化為主。懲罰為輔

漢代確立的「 德主刑輔」 的治國思想， 其中的「德」 是指德教，也就是教化，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政治思想教育」 ；「刑」是指刑罰，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依法懲治不法行為」。把德治教化和刑暴懲惡作為治國不可或缺的兩手， 標本兼治，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預防為主、懲罰為輔，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他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精華》「刑者，德之輔也 ；陰者，陽之助也。」 ——《夭辯在人》。 他吸收了申不害、商鞅、韓非子學說中的治國思想 ，把刑說成是為了德，是德的補充，無刑就達不到德教的目的。《白虎通》在講到治國的思想時說：「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 ——《五刑》說明強調的也是德主刑輔。教化政策是漢代總結秦滅亡於嚴 刑重法的暴政而首創的政治舉措，它通過灌輸和熏陶等手段把統治階級的政治倫理道德融人民俗之中，逐漸被民眾所仿效，既而成為人民的行為方式、情感依託、價值根基。「教」需明示，「化」需熏陶；「教」是外部灌輸 ， 「化」 是潛移默化。教化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興辦學校，灌輸封建倫理道德。董仲舒在給漢武帝對策中說：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 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興而習俗美也。」 ——《董仲舒傳》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和公孫弘的建議，選用儒學之士，在中央設立太學，立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形成仁義道德宣化中心。地方郡國也普遍設學，到漢平帝時正式建立地方學校系統，郡國一級稱學，縣、道、邑一級稱校，各置經師一人；鄉一級稱庠，聚一級稱序，各置《 孝經》師一人。到東漢由五經博士發展到十四經博士，太學生人數也不斷增 加 ，最多時達到3萬多人。地方郡國守相也以興辦學校為務，據《後漢書》記載，丹陽太守李忠「為起學校， 習禮容」，山陽太守秦彭「崇好儒雅，敦明庠序」。由於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對學校的重視，私人辦學也迅速發展， 西漢後期，經學大師韋賢、 疏廣等人都家居教授。到了東漢私人教授的學生多的達到萬人以上，王充 、馬融教授的學生也「常有千數」。漢朝政府通過學校教育系統有意識地、連續地灌輸儒家政治價值觀，用儒家經典培育人，使 「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百官志》，提高了漢代社會成員的素質。二是表彰忠孝，示範引導，激勵人們爭做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漢代各級政府都把教化工作當做頭等大事來抓，中央的司徒掌教化，「凡教民孝弟、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百官志》， 郡守推舉孝廉， 縣令長「顯善勸義，禁奸罰惡」，鄉三老負責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夫，讓財救患， 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漢代主要通過圖畫肖像、陞官加爵、封妻蔭子、賜物賞金等物質和精神激勵形式引導人們踐履封建倫理道德。漢代為古代聖賢、當時勛臣、孝子烈女繪畫肖像，樹碑立傳。例如《後漢書· 陳紀傳》載陳紀以孝父「至行」被豫州刺史「表上尚書，圖像百城」；《後漢書 · 烈女傳》載皇甫規妻不為董卓所辱，死於董卓車下，「後人圖畫，好為禮宗」。漢代察舉徵辟必采名譽， 「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舉孝廉就是選拔孝子廉吏，任以官職，讓其取得功名利祿，獲得榮華富貴。黃霸以「賢良」 「行義」、卓茂以「執節淳固」，皆封官加爵，蔭及子孫，並享受極高的禮遇。「三老」是鄉里推舉的德高望重 的人，「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都是政府樹立的典型，政府可以免除他們的徭役和算賦， 而且還賞賜一定的帛、米等用品。東漢毛義以孝行著名，章帝下詔褒獎， 「賜谷千斛」 ， 「加賜羊酒」 。漢代政府用利祿的實惠、光宗耀祖的榮譽、豐厚的物質賞賜、減免賦稅徭役的待遇，吸引人們傾慕仿效這些榜樣的道德行為。漢代的刑罰主要是依法懲治貪官污吏，以刑罰的力量促使官吏依法行政，保證倫理綱常的貫徹執行。漢代法律規定， 嚴禁違法行政，「令日勿為而為之」 就構成「 犯令罪」，「令日為之，弗為」，就構成「 廢令罪」。漢代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了官吏職務犯罪的類型及懲治方法，對官吏的行政處罰主要有三種：(1)誶；(2)貲；(3)免、 廢。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主要有以下職務犯罪：(1)貪贓枉法罪；(2)玩忽職守罪。對行賄受賄罪規定：「通一錢，黥為城旦。」即行賄一錢就處以黥城旦罪，漢文帝十三年曾頒詔規定：「吏坐受贓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按當時律條，「凡贓至十金，則至重罪」 ——《薛宣傳 》。對於私 自挪用公家金錢，以盜竊罪論。傳送公文應立 即送達， 擱壓者依法論處。

任用官吏不依程序， 不應任用而任用或不符合規定先就任行使職權及私下謀劃派出就任者均依法論處。《 除吏律》 規定：「任法(廢)官者為吏，貲二甲。」 就是任用被撤職並宣告永不敘用的人做吏，要罰二甲。「除士吏、 發弩嗇夫不如律⋯⋯尉貲二甲。」就是任用士吏或發弩的嗇夫，如不合法律規定也要罰縣尉二甲。官吏判案「不直」，以「縱囚」罪和「失刑」罪論處。官吏詐稱君命擅 自行事，「律，矯詔大害，要斬」，就是要判處死刑。漢代對官吏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而損害統治階級整體利益，法律加以禁止甚至給予非常嚴厲的懲罰，保證了官吏能夠執政為民，協調了官民關系。

三 、 「民為邦本」：愛民利民，執政為民

漢代的民本觀念是相對於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指明君、賢臣為維護和鞏固其政治統治，而提出的一種 「以民為國家之本，以民為政權之基」的治國理念，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現為重民、貴民、愛民、仁民、安民、保民、富民、便民等，並要求統治者順民之意、從民之欲、恤民之苦、惜民之力，從而博民之心，取民之信，進而求得政權之穩固，謀國家之安寧。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早在殷商至西周就提出了「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敬德保民」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了「以仁治國」、「足食足民，民信之矣」 的思想，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其民者，得天下——《離婁上》」。苟子提出：「天之生 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大略》，漢朝建立以後，總結秦亡的歷史教訓是「內興功作，外攘夷狄， 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終於導致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 ，而後秦朝很快被推翻，得出了「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過秦論》的結論，人民的力量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民本思想進一步發展， 執政為民成為治國的基本方略。統治者推行「仁政」而為民父母，應該把民眾的福利作為決策的參考；君主的責任是保障民生，設官分職、政策法令都應該為民謀利， 應該對社會太平和民眾負責。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天之立王 ， 以為民也 。 」 賈誼提出：「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 ， 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 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 ——《大政上》 班固在《白虎通德論》中說：「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封公侯》 王符提 出國家君主 、各級官吏以及一切政策法令，其好壞要由是否為民來決定，他說「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 ——《本論》 」。漢朝統治者把民視為邦國之本，甚至把自己和民眾的關系比做舟和水的關系，目的在於通過整合民意，以維護、鞏固和強化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漢代的「民為邦本」 、執政為民的理念，不僅表現在思想家的宣傳與著作中，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漢代的實際政治。「民為邦本」 思想在漢代政治實踐上主要表現在 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富民， 就是人民物質財富的滿足 。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 就必須讓民有吃有穿，滿足民的基本生存要求，民富則安，民貧則亂。所以「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按照民的要求和意志施政，君才能得到民的支持和擁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二是愛民，就是愛惜民力，輕徭薄賦，給民一個比較安定的生產環境。民常常面臨破產流亡的危險，其主要原因是頻繁的自然災害、繁重的賦稅徭役和地主的土地兼並，民困則國危，因此必須採取「均平」 政策。這就是董仲舒在《限民名田疏》中提出的： 「限民名田， 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 三是教民， 就是對民眾教化。一方面就是君主要身正，身正才能教育百姓，否則教化就無從談起，先正己後正人； 另一方面就是更多地使用德教，教化民眾盡量減少刑罰的使用，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董仲舒傳》。漢代的「民本」思想蘊涵著豐富的治國謀略和政治智慧，揭示了普遍的執政規律，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其一，順應了民意，約束了專制權力。一方面統治者主動以「 民本思想」 自律， 謹慎運用權力；另一方面眾多思想家及民眾要求統治者從民欲、重民意，以「民本」 約束「君本」 和「官本」。其二，維護了社會秩序，保持了國家穩定。漢代統治者憑借「 禮法」 來維系「 以民為本」 的統治觀並通過政治社會化 的路徑強化「民本 」理念。從而緩沖了民與君、民與官之間的利益沖突和政治矛盾，這有利於整合民意 、減少民怨 。

8. 漢朝法律制度比秦朝法律制度有什麼區別

區別：1，二者的主旨思想不同，秦律是法家思想下的產物，而漢典是儒家思想專下的結晶。
2，秦律屬講究依法治國，發不阿正，律法殘酷，但皇帝有特權。而漢典則比較輕一點。
3，二者針對的對象不同，秦律主要是中下層人民，而漢典基本上所有人。（出皇帝特赦的） 4，產生的效果不同，秦律造成民變而迅速亡國，而漢典則維持了社會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