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基層矛盾工作方案
㈠ 如何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 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一、基層社會矛盾糾紛趨向新變化
1、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趨向多樣化。基層社會矛盾糾紛從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關系、小額債務、輕微侵權等向拆遷安置、征地補償、勞資糾紛、環境保護、交通事故、醫患糾紛等社會熱點、難點擴展，且比例明顯擴大。
2、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表現形式趨向聚眾化。不少基層社會矛盾由過去的多為個人行為轉變為現在的聚集行為，各類社會矛盾糾紛涉及面更加寬泛、復雜。拆遷安置、征地補償、企業改制等涉及群體性利益產生的糾紛，使各類利益「抱團」群體不斷增多，極易由一般性糾紛演變為群體性矛盾。聚眾反復信訪乃至纏訪、鬧訪、越級訪現象不斷增多。
3、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誘發原因趨向復雜化。各類社會矛盾糾紛中，既有因執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發，如有些地方拆遷安置、征地補償方面政策保障前後不一致、區域不平衡，事業單位改革政策執行不一，企、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環保等公共設施建設帶來的民意紛爭而造成；還有因經濟利益沖突所引發，如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市場環境影響出現經營困難、資金鏈斷裂而導致拖欠職工工資、銀行貸款、民間借貸，部分群眾因參與非法集資造成經濟損失而將矛頭指向政府監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發性事件而引發，如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賠償、醫療事故糾紛和意外人身傷害等。
4、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發展過程趨向對抗化。一些群眾處在矛盾糾紛中往往極不理性，在涉拆涉遷、醫療事故等糾紛中脫離實際、盲目攀比、誤解強求，如達不到其訴求目標、滿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慾望，便對政府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和對抗行為。一些群眾由於貧富差距、觀念沖突、社會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產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個社會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糾紛時情緒容易失控，採取極端手段，使矛盾趨向激化。部分群眾法律意識淡薄，存在「大鬧大解決」心理，認為只有鬧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層解決問題。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結境內外敵對勢力或藉助網路將社會上發生的各類敏感事件和傳聞迅速見諸網路媒體，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傳謠生事混淆視聽，煽動不穩定情緒，製造不穩定事件。
二、確立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頭預防，實現社會管理從被動維穩向主動創穩轉變。堅持從治本的高度，著力構建源頭治理體系，前移社會管理關口，優化基層社會管理的宏觀環境，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健全科學民主合法的決策機制，最大限度地防止、減少和弱化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產生。
2、暢通訴求表達，實現社會治理從行政管制向民主協商轉變。堅持以保障各種利益主體的表達權為前提，建立利益表達和協調機制，不斷擴大群眾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務決策中的參與度，在暢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層民主和充分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全面落實群眾的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監督權，按照民主程序維護權益，化解利益沖突。
3、強化矛盾排查，實現社會矛盾從事後處置向事前防範轉變。堅持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爭取主動、防止激化，通過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社會矛盾排查機制和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把社會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維穩成本，實現社會管理的最高境界。
4、規范矛盾調處，實現維護權益從依靠信訪向依據法律轉變。切實樹立法律權威，把解決社會矛盾納入法治軌道，使法治成為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長效化、制度化手段。對各類社會矛盾糾紛，要引導群眾依法理性反映訴求，通過法律程序、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會環境。
5、著眼多元化解，實現矛盾化解從單一模式向綜合聯動轉變。著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主，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等手段為輔的「大調解」工作體系，通過創新設置調解組織、完善聯調聯解機制和加強建設應急管理體制，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鼓勵民眾合理選擇矛盾糾紛解決途徑，規范相關調解程序，實現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創建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機制
（一）堅持民生為先，創新建立源頭預防機制
1、建立群眾利益至上的公共決策機制。各級政府應逐步實現政策和決策目標取向的完全公開，以「群眾是不是願意、群眾是不是支持、群眾是不是得益」為決策目標，形成順應民意、科學民主的公共決策機制。要擴大公共決策的社會參與，讓不同利益群體在政策、決策出台前充分表達訴求，實現政府處理社會利益與社會良性互動，在博弈與妥協中達到平衡，形成開放性、社會化的利益表達機制。要積極推動社區、企業相關社會組織建設，發揮其反映訴求、規范行為和調節利益的作用，與政府進行充分溝通，表達不同群體意願，形成代表廣泛、規范有序的社會協商對話機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出台前提前釋放民意，並主動吸收採納群眾積極合理的意見建議；使政府出台的政策舉措和重大決策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可靠的群眾基礎，提高決策執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眾的認可度、接受度和滿意度。
2、健全促進社會公平的公共服務機制。各級政府的行政行為應力求民生優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會公平的統一。要協調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切實抓好醫療衛生、公共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公共交通、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發展和管理，滿足群眾對公共服務產品的多樣化需求。要貫徹中央「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精神，發揮公共政策調節社會矛盾的功能，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加大教育、就業、社保、住房、醫療和反貧困等公共政策的創新力度，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開，從制度上保證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要積極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從分配格局上調節社會利益關系。
3、創新弘揚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引導機制。各級要創新運用各類有效媒體，教育引導群眾正確看待社會利益關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觀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廣泛開展普法教育，拓寬法制宣傳渠道，認真歸理解決常見矛盾糾紛的法律路徑，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加強宣傳，使法治維權理念普及大眾，深入人心。二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大力倡導和諧社會理念，弘揚「以和為貴，和氣生財」、「遠親不如近鄰」、「重義輕利、禮尚往來」等傳統文明禮儀,並一以貫之，長期宣傳。三是強化警示導向教育，將極個別胡攪蠻纏、以身試法受到處罰的典型當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懾和警示作用，糾正「有事就得鬧、大鬧大解決，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認識誤區。
4、強化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要嚴把「五道關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項要過「法治關」。各類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項實施前,必須審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的規定。二是評裁分離，實施要過「程序關」。改變原有「誰決策，誰評估」、「誰立項，誰評估」的做法，實行評估與決策相分離，由第三方進行系統化、專業化科學評估。三是互利共贏，評審要過「民意關」。凡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項，實施前須徵得大多數群眾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學合理，決策要過「分級關」。可將穩定風險分四級，風險較小的為四級，可實施；有一定風險但可控的為三級，分步實施；有較大風險可能引發群體性或個人極端事件、短期內難以控制的為二級，暫緩實施；有嚴重風險、可能引發重特大涉穩事件的為一級，不實施。五是明晰責任，後續要過「考核關」。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控制，既要有事前評估，還應有事中階段性評估和事後總結性評估，視情作出維穩干預，避免發生實施中止等被動局面。維穩部門應對重大事項風險評估工作跟蹤督導，並結合平安建設全員責任制落實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層化解，不斷完善依法調處機制
1、做實村（社區）級，實現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實基礎、源頭化解的要求，做實村（社區）級調解室。一要加強調解網路建設，將轄區內企業（單位）納入村（社區）調解室，確保企業內部矛盾自行解決、企業間矛盾社區調處、社區簡單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調解隊伍素質，把好調解幹部選聘關，將有基層工作經驗、熱愛調解工作的人員選聘進來；推行人民調解「以獎代補」制度，提升基層調解人員工作積極性。三要規范基層調解工作，加強村、社區、企業、市場調解室軟硬體建設，打造基層調解品牌，樹立基層調解形象，提升人民調解公信力。
2、做強鎮（街道）級，實現大事不出鎮。按照全面推進、規范運作的要求，做強鎮（街道）級大調解平台。一要加強組織領導，成立分管領導任組長，民政、城管、社保、安監等條線負責人為成員的鎮級大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二要強化資源整合，以集約資源、方便群眾、處置快捷為原則，依託各地綜治中心，成立相關專業調委會或專項調解小組，明確工作職責和工作流程，完善訴調、公調、政調、訪調和援調對接機制。三要完善工作機制，建立多部門、各條線參與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機制，各部門既分工負責、又相互銜接配合，形成本級政府部門及社會各方共同參與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格局。
3、做精區（市）級，實現難事不出區。按照整合資源、攻堅克難的要求，做精區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中心。一要統一協調，按實運作。由區委主要領導任調處中心領導小組組長，司法、信訪、公安、勞動和工會等相關部門為成員，實現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調解」在一個平台上運作。二要集中管理，統一受理。將醫患糾紛、交通事故、勞動爭議和土地流轉等專業調解納入「中心」，重點調處跨區域和牽涉多個部門的重大矛盾糾紛。三要明確責任，分類處理，分流辦理。按照接待、受理、調處、歸檔「四統一」標准，實現「一站式受理、一條龍服務、一攬子解決」，做到「難事不出區，矛盾不上交」。
4、三級聯動，實現矛盾不激化。按照屬地受理、聯動調處模式，實行區（市）、鎮（街道）、村（社區）聯合調處。對涉及人員較多、情況較復雜的矛盾糾紛，所在村（社區）受理後，商請鎮（街道）調解組織上門聯合調處；對情況特別復雜疑難的矛盾糾紛，由區、鎮、村三級聯合調處；對重大矛盾糾紛，落實區分管領導包案化解。要對征地拆遷等越級上訪的歷史積累性重點疑難矛盾進行梳理，建立「會診研判、綜合化解」機制，達到化解一個重點矛盾、築牢一方社會穩定的基礎，營造一片和諧的社會環境。
5、法律至上，實現依法有序調處。解決矛盾糾紛的核心是維權，為確保群眾維權秩序，必須創新化解社會矛盾依法治理機制。要運用法律、法規向群眾做好宣傳、解釋和調處工作，對民眾釋法；通過訴訟、仲裁等法律手段解決糾紛，保證個案公平公正，引民眾信法；依法處理起鬨鬧事、惡意攻擊黨和政府、擾亂社會秩序者，令擾者畏法；規范地方立法，從法律法規中體現科學發展、執法為民，讓民眾愛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內運用行政、非訴訟調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決熱點、難點問題，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長效機制，開展村務法律體檢，為群眾答疑釋法，助基層用法。要強化法律救助工作，創新建立社會矛盾化解中困難人員（家庭）救助扶持機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檢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賠償救助等司法救助體系。
（三）強化系統管控，著力構建綜合治理機制
1、拓寬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級政府和部門要廣泛傾聽民聲，大力開展「進村入企達戶到點」走訪活動，不斷加強政府部門與群眾之間的溝通聯系。要及時疏導民意，認真落實窗口單位首問代辦責任制，對群眾的問題及時解答，對群眾的要求及時回應，對群眾的不滿及時安撫。要認真解決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強基層社會管理的同時，努力提升社區平台服務能力，為群眾提供全天候的生活類、咨詢類、事務類、電子商務類、企業服務類等多項服務。
2、推行柔性網格精細管理。各級應轉變社會管理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強調人文關懷，以善治為目標，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區扁平化管理的基礎上，深化完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在政府與基層自治組織之間形成積極有效的合作關系。要將市場、住宅、商鋪等全部納入服務管理范疇，為群眾提供政治參與、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關懷，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戶人家都有人貼心服務」。
3、落實維穩日常指導制度。維穩工作必須從日常指導做起，黨政領導幹部要利用互聯網、熱線電話、領導接訪日等民意反饋通道，經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眾訴求，與群眾面對面溝通。要堅持定期下訪制度，每月到聯系村居、企業上門走訪，察民情、解民憂、幫民困、辦實事、辦好事，變群眾上訪為幹部下訪。要做好維穩日常指導，結合矛盾糾紛排查，指導基層邊排查邊化解，將走訪中發現的問題，即時上報、及時化解；對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確定責任人限期辦理、限時答復。
4、形成社會各方參與合力。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工作，離不開社會各方的支持和參與。要充分發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介機構和各類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作用，代表相關群體反映訴求、與政府和有關部門協商調解矛盾糾紛。要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反映訴求、維護權益、提供服務的紐帶作用，按照「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多方參與」的方式，積極探索社會服務項目化運作。要支持和推動工青婦等群眾組織擴大服務對象，將非公企業單位、新市民列入重點服務和幫扶行列。
5、提高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領導能力。有效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必須加強各級黨政領導能力建設。一要著力提高為民執政能力。時刻心繫群眾，一切公共政策、公共決策和工作舉措應符合群眾的意願、法律法規的要求、有利於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群眾的長遠利益。二要著力提高系統管控能力。堅持從「前」抓起、以防為「本」， 從「底」抓起、以調為「堤」， 從「小」抓起、以暢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頭預防機制、夯實三級調解平台和暢通群眾訴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調解網路、加強基層社會管理、提高社區服務能力和關心困難群眾上出實招。三要著力提高群眾工作能力。充分認識群眾工作能力的提高，實際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切實提高調查研究、掌握實情的能力，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能力，提高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傳、組織和發動群眾的能力。
㈡ 如何推進基層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工作的重點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核心是處理好「權」與「法」、回「官」與「民」的關系答。為此，要堅持以普法教育為基礎和前提，以依法治理、落實和完善行政執法和錯案責任追究等制度為關鍵和根本，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政府及其執法部門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牢固確立立黨為公、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的意識，不斷完善和規范各類行政執法行為，努力克服部門利益傾向，解決好政府與市場、公權與私權、公平與效率以及政府管理與社會自律等各種關系，營造統一、健康、有序的執法環境。進一步強化行政執法監督，加大行政糾錯力度，認真辦理行政復議應訴案件，切實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基層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責任在政府，關鍵在領導。要及時研究基層普法和依法治理實際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切實解決好有關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經費投入等困難，確保基層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發揮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應有作用。
㈢ 依法治理,化解社會矛盾,政府和公民應該怎麼做
從政府與公民兩個方面來解決
依法治國，政府公平、公正、公開執法，依法辦事；公民遵紀守法，不違反法律，這樣就能夠化解社會矛盾。
㈣ 如何化解基層社會矛盾
面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地方政府的處理機制也在不斷調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習慣於採取封鎖消息、強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實踐表明，這種簡單生硬的做法不僅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還有可能成為下一輪社會沖突的導火線。近年來，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訓，開始採取承諾給予好處甚至「花錢消災」等「軟性」手段來回應群眾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訴求，希望通過強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會矛盾。
上述兩種處理機制都可以納入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的范疇。所謂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會的剛性穩定為目標，以單方壓制或利益誘導等為手段，以矛盾的暫時消解為效果的處理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模式確實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這一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壓制性」或「收買型」處理模式，其對象不是群眾利益訴求所涉及的問題，而是表達利益訴求的群眾本身，且其注重處理忽視預防。在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利益訴求往往交織著復雜的利益糾葛，有的還是多年積累而成的情況下，這一方式治標不治本。此外，急風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無法保障對立雙方爭議的公正解決、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還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據導致並加劇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機。
因此，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精神，反思過往教訓，建立一種新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勢在必行。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導
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曾言：「通過沖突，社會能在面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沖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種沖突行為通過規范的改進和創造，保證了社會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下去。」由此可見，社會中存在沖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社會缺少有效解決沖突的機制。同時，和諧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無矛盾、無糾紛的社會，而應是一個存在矛盾糾紛卻能妥善迅速解決的社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指引社會通過完善治理機制，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而社會治理，是多方參與的治理，也是依法進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於主導地位，卻必須把自身權力運行納入法治化軌道，且注重社會矛盾的預防。因此，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須實現從行政主導型向依法治理型、從注重處理向注重預防的轉變。筆者將這種新型治理模式稱之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會的韌性穩定為目標，以社會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為手段，以矛盾糾紛的預防和實質性化解為效果。與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標的長遠性、手段的多樣性、效果的徹底性和觀念的前瞻性等優勢，且更加註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的處理就充分體現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對烏坎村民的訴求，當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選舉村委會，再依法處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財務審計、扶貧助學等問題，不僅有利於實質性化解矛盾，還有利於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與關鍵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關鍵正在於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維。法治思維不僅要求政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還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會治理中自覺維護法律權威，有效預防社會沖突的發生。
首先，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互動協商」的理念。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因此，社會治理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全體人民的權力。所以，在社會治理中，政府應改變以往單向度的治理體制和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模式，充分尊重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通過與民眾之間的上下互動、合作協商，達成社會治理的共識，從而減少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摩擦，有效預防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發生。
其次，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會治理中嚴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現因違規違法行為而引發的與民眾之間的沖突，還要求政府以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應急化的管理。
最後，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引導依法維權」的理念。面對維權方式的多元化趨勢，各級政府應當大力宣傳「依法維權」理念，並充分利用體制內的一切有利資源促使公民理性表達利益訴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關鍵是法治方式。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法律應對應當以「預防與治理並舉、重在預防」理念為指導，在預防和治理兩個層面進行建構。
預防機制的關鍵在於通過公共決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專家論證等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實現「決策於未知之中」，將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發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鑒於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利益格局大調整的復雜性，完全預防此類事件的發生並不現實。為此，應當建立回應型法律治理機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糾紛解決體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
同時，還應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要求，發揮司法機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的作用，捍衛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唯有如此，社會轉型中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會運行的風險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㈤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治理基層工作
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要以嚴肅的法規制度體系規范黨組織和黨員幹部的行為。要堅持依章治理。緊緊圍繞黨章統籌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下力氣做好法規制度的廢改立，維護法規制度的協調統一，夯實基層治理的良法善治基礎。要堅持壓實責任。狠抓法規制度執行責任落實，對法規制度的執行進行責任分解，形成責任明確、全面覆蓋的工作體系。要堅持獎懲分明。完善幹部考核評價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評價幹部的重要依據，大力選拔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黨員幹部，同時對落實法治責任不到位的幹部進行嚴肅追責。要樹立黨規黨紀嚴於國法的意識，促使黨員幹部以模範行為為公民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作出表率。
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要把基層黨組織的工作重心切實轉移到服務群眾上來。要站在執政的高度統籌規劃工作。自覺審視我們的執政行為和服務方式，更好地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最反感的事改起，從群眾最需要的事做起，用群眾接受的方式做事。要促進群眾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將教育實踐活動中的零碎經驗做法系統化，從具體工作中抽出普遍規律以法規制度的形式固化，建立健全長效常態聯系服務群眾工作機制。要運用法治手段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服務能力。依法依規對基層黨組織賦權、增能、嚴管，建立「權隨責走、費隨事轉」的工作機制，下派任務的同時將相應的權力和資源下放給基層；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向基層傾斜，落實服務群眾專項經費，強化基層基礎保障；嚴格依法監督管理，堅持公開透明民主，為基層黨組織開展服務、推進治理提供有力支持和良好條件。
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要不斷加強基層黨組織的法治能力建設。基層黨組織要自覺樹立問題意識，直面社會深度轉型、矛盾多發易發、新老問題交織的新形勢，堅持以法治為核心，綜合運用經濟、文化、行政等多種手段，解決各種復雜矛盾和問題。要堅持開門抓基層治理，建立一套系統規范的民情民意收集、辦理、回應工作體系，把基層治理的決策實施過程轉化為爭取民心、集中民智的過程。要注重各類主體的協作，設計一套務實管用的體制機制，把各類主體的行為都置於法治框架下。要強化對黨政主體的制度約束，促使有序有度進行管理和調控；要積極培育各類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讓他們更加有位有為，更好發揮作用。同時，要通過法治方式規范社會個體行為，使遵紀守法成為每個公民的自覺行動。
㈥ 如何創新社會治理，化解基層社會矛盾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之反思
面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地方政府的處理機制也在不斷調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習慣於採取封鎖消息、強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實踐表明，這種簡單生硬的做法不僅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還有可能成為下一輪社會沖突的導火線。近年來，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訓，開始採取承諾給予好處甚至「花錢消災」等「軟性」手段來回應群眾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訴求，希望通過強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會矛盾。
上述兩種處理機制都可以納入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的范疇。所謂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會的剛性穩定為目標，以單方壓制或利益誘導等為手段，以矛盾的暫時消解為效果的處理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模式確實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這一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壓制性」或「收買型」處理模式，其對象不是群眾利益訴求所涉及的問題，而是表達利益訴求的群眾本身，且其注重處理忽視預防。在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利益訴求往往交織著復雜的利益糾葛，有的還是多年積累而成的情況下，這一方式治標不治本。此外，急風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無法保障對立雙方爭議的公正解決、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還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據導致並加劇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機。
因此，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精神，反思過往教訓，建立一種新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勢在必行。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導
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曾言：「通過沖突，社會能在面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沖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種沖突行為通過規范的改進和創造，保證了社會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下去。」由此可見，社會中存在沖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社會缺少有效解決沖突的機制。同時，和諧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無矛盾、無糾紛的社會，而應是一個存在矛盾糾紛卻能妥善迅速解決的社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指引社會通過完善治理機制，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而社會治理，是多方參與的治理，也是依法進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於主導地位，卻必須把自身權力運行納入法治化軌道，且注重社會矛盾的預防。因此，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須實現從行政主導型向依法治理型、從注重處理向注重預防的轉變。筆者將這種新型治理模式稱之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會的韌性穩定為目標，以社會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為手段，以矛盾糾紛的預防和實質性化解為效果。與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標的長遠性、手段的多樣性、效果的徹底性和觀念的前瞻性等優勢，且更加註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的處理就充分體現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對烏坎村民的訴求，當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選舉村委會，再依法處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財務審計、扶貧助學等問題，不僅有利於實質性化解矛盾，還有利於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與關鍵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關鍵正在於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維。法治思維不僅要求政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還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會治理中自覺維護法律權威，有效預防社會沖突的發生。
首先，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互動協商」的理念。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因此，社會治理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全體人民的權力。所以，在社會治理中，政府應改變以往單向度的治理體制和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模式，充分尊重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通過與民眾之間的上下互動、合作協商，達成社會治理的共識，從而減少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摩擦，有效預防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發生。
其次，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會治理中嚴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現因違規違法行為而引發的與民眾之間的沖突，還要求政府以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應急化的管理。
最後，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引導依法維權」的理念。面對維權方式的多元化趨勢，各級政府應當大力宣傳「依法維權」理念，並充分利用體制內的一切有利資源促使公民理性表達利益訴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關鍵是法治方式。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法律應對應當以「預防與治理並舉、重在預防」理念為指導，在預防和治理兩個層面進行建構。
預防機制的關鍵在於通過公共決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專家論證等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實現「決策於未知之中」，將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發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鑒於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利益格局大調整的復雜性，完全預防此類事件的發生並不現實。為此，應當建立回應型法律治理機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糾紛解決體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
同時，還應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要求，發揮司法機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的作用，捍衛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唯有如此，社會轉型中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會運行的風險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㈦ 如何開展部門、行業、基層的依法治理工作。
公安機關的職責是：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活動；防範、打擊恐怖活動；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行為；管理交通、消防、危險物品；管理戶口、居民身份證、國籍、出入境事務和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居留、旅行的有關事務；維護國（邊）境地區的治安秩序；警衛國家規定的特定人員、守衛重要場所和設施；管理集會、遊行和示威活動；監督管理公共信息網路的安全監察工作；指導和監督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重點建設工程的治安保衛工作，指導治安保衛委員會等群眾性治安保衛組織的治安防範工作。
司法部也是行政機關
司法行政機關的職能和任務主要有12項：監督和指導全國監獄執行刑罰、改造罪犯的工作，監督和指導全國勞動教養工作；制定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和普及法律常識規劃並組織實施，指導和檢查各地區、各行業的依法治理工作，指導對外法制宣傳工作，管理法制報刊；監督和指導全國的律師工作和法律顧問工作，管理社會法律服務機構和在華設立的外國（境外）律師機構；監督和指導全國公證機構和公證業務活動，負責委託港澳地區律師辦理在內地使用的公證事務；指導全國的人民調解和司法助理員工作；管理部直屬的高等政法院校，指導全國的中等、高等法學教育工作和法學理論研究工作；組織參加聯合國有關預防犯罪領域的會議和活動，承辦聯合國有關對口部門的往來業務，組織參加國際有關人權問題的法律研討和交流活動、開展政府間的法律交流與合作；參加與外國簽訂司法協助協定的談判，負責國際司法協助協定執行的有關事宜；參與國家立法工作，組織司法領域人權問題研究；監督大型監獄、勞動教養場所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管理直屬單位的國有資產；指導全國司法行政系統的隊伍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協助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司法廳（局）領導幹部。
法院是司法(審判)機關,是負責審理案件,解決糾紛的
市法院職責
（一）審判法律規定、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由市法院管轄和市法院認為依法應當由自己審判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審案件。
（二）審判法律規定由市法院審判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二審案件。
（三）審查處理不服市法院和下級法院判決、裁定的各類申訴和申請再審案件。
（四）審判由檢察機關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的案件。
（五）對下級人民法院管轄不明的案件指定管轄。
（六）監督和指導基層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七）依法行使司法執行權和司法決定權。
（八）依法決定國家賠償。
（九）管理、協調全市法院執行工作。
（十）研究、徵集對法律、法規、規章草案的意見；對案件審理中發現的問題提出司法建議。
（十一）負責指導全市法院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培訓工作；按照許可權管理法官及其他人員；協助管理全市法院機構、人員編制工作；主管全市法院監察工作。
（十二）結合審判工作宣傳法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
（十三）承辦其他應由市法院負責的工作。
檢察院是檢察機關
人民檢察院的職權和職能部門主要職責
（一）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1、對於叛國案、分裂國家案以及嚴懲破壞國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統一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檢察權。
2、對於直接受理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犯罪案件，進行偵查。
3、對於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等偵查機關偵查的案件進行審查，決定對是否逮捕、起訴或者不起訴。並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4、對於刑事案件提起公訴，支持公訴；對於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裁定是否正確和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5、對於監獄看守所等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地點實行監督。
6、對於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依法提出抗訴。
7、對於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依法提出抗訴。
（二）人民檢察院按照法律規定筆業務分工設置內部機構，分別偵查、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業務。
1、控告申訴檢察部門、舉報中心：承辦受理、接待報案、控告和舉報，接受犯罪人的自首；受理不服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訴、撤銷案件及其他處理決定的申訴；受理不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受理人民檢察院負有賠償義務的刑事賠償案件等工作。
2、反貪污賄賂部門：承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進行立案偵查等工作。
3、法紀檢察部門：承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證、破壞選舉等犯罪進行立案偵查等工作。
4、審查逮捕部門：承辦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提請批准逮捕的案件審查決定是否逮捕，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提請處長偵查羈押期限的案件審查決定是否處延長，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等工作。
5、審查起訴部門：承辦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移送起訴或不起訴的案件審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或不起訴，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實行監督，對確有錯誤的刑事判決、裁定提出抗訴等工作。
6、監所檢察部門：承辦對刑事判決、裁定的執行和監管活動進行監督，直接立案偵查虐待被監管人罪、私放在押人員罪、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和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於監外執行罪案，對監外執行的罪犯和勞教人員又犯罪案件審查批捕、起訴等工作。
7、民事行政檢察部門：承辦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或者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依法提出抗訴等工作。
8、檢察技術部門：承辦對有關案件的現場進行勘驗、收集、固定和提取與案件有關的痕跡物證並進行科學鑒定，對有關業務部門辦理案件中的涉及技術性問題的證據進行審查或鑒定等工作。
9、紀檢監察部門：承辦受理群眾和社會各界對檢察人員利用職權進行違法辦案、越權辦案、刑訊逼供、吃請受賄等違法違紀行為的舉報和控告，並進行查處等工作。
它們之間互不隸屬,各自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