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輿情

❶ 網評輿論能戰勝法律嗎。如果輿論被犯罪分子利用啦，怎麼辦

雙刃劍，首先得看發生的事情，有沒有觸及所謂精英的利益。至於輿論，也只能是沒專有涉及統治階級的屬輿論。
大多民眾只有朴實的道德觀，法律是相對陌生的東西，大多對其一知半解。而對新聞報道的看法，很大一部分就只看一個標題。所以，在依法治國的當下，常常被牽著鼻子走。
這邊就舉一個近期疑似操作輿論的例子：雲南90後女孩帶刀反殺案，幾個報道了這個案子的媒體，幾乎都用這個標題。這個標題里存在兩個暗示，1、90後女孩，女人本就容易讓人聯想到柔弱，先天就讓人產生同情心。2、反殺，一看就讓人聯想到，一定是生命受到威脅，奮起反抗殺死歹徒。
然而，事實是這樣？1、這個女人首先是個退伍軍人，2、這個女人在前一天，還跟死者打了一駕，3、這個女人在可以報警的情況下，選擇拿刀主動出門，4、死者在女人出門前，刀就被朋友奪下，在對女人沒有足夠生命威脅的情況下，被女人傷害致死。
這就是一個好勇鬥狠的女人，與醉酒無賴的斗毆！
然而網上的聲音卻是一邊倒的，固然有討厭酒後無德、無賴的影響，但真有那麼大嗎？這就是媒體的威力！
綜上，不難看出，想要讓輿論健康、不被壞人利用，首先就得整治媒體，提高媒體的道德修養、職業素養、以及社會責任感！

❷ 漢武帝儒表法里的本質對於現今輿論導向和構建法治社會的借鑒意義有哪些

德育良人，良人守法

❸ 從魏則西事件分析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誰都不曾料到，一個名叫魏則西的青年學生之死，會引發如此強烈、持久的輿情地震。從違規的醫院科室外包，到混亂的網路競價排名，各項議題的追問，都指向共同的公共利益目的。人們期待，道德與責任、理性與良知的呼喊，能夠換回醫者良知，重塑商家道德，激活政府監管。
然而，當道德批判的激情過後，我們更應反思，沸騰的輿情能否實現真實的改變？如果只是道義上的譴責，最多隻能喚起一時的良知。隨著生活歸於平淡，那些暗藏在事件肌理中的潛在邏輯，仍舊會故態復萌，支配著我們的生活規則。如果要想改變，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追問：魏則西之死暴露出哪些制度弊端？如何才能推動制度的進步？
魏則西事件透露出諸多社會亂象，但最根本的還是法律層面的問題。競價排名的搜索推廣是否屬於廣告？立法應當如何規制這種網路有償推廣行為？醫院科室違規外包應該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如何防止執法監管部門的不作為？這些都需要在個案中釐定清楚，以便為今後的普遍性生活確立必要的規則，防止悲劇的再次發生。
也因此，法律制度的缺失應當加以深刻檢討。以網路搜索推廣為例，或許魏則西事件的責任不應全部由網路承擔，但理性告訴我們，立法必須採取措施強化此種網路推廣的責任意識，以防範虛假信息的泛濫。自從網路搜索引擎競價排名誕生以來，這一模式是否屬於廣告、是否應當受到法律的規制，就一直存在爭議。早在2008年11月，央視就曝光了網路競價排名的黑幕，類似此種競價推廣更是很多虛假廣告的「推手」，實踐中有關「搜索推廣」的案件達數百起之多，社會因此呼籲，應當以周延的立法實現對變相廣告的有效監管。但遺憾的是，在廣告法修訂過程中，這一問題並未得到妥善的立法解決。
一般而言，將所有的搜索推廣都定性為商業廣告，可能會過於加重搜索引擎企業的審查責任，畢竟其並不直接提供內容服務，而僅僅充當檢索信息的便捷工具。基於工具的中立屬性，搜索引擎企業對於信息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一般無需審查。但是與普通的信息檢索不同，競價排名的推廣方式引入了商業利益，打破了搜索引擎的工具中立性，主動介入到被推廣主體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關系中，在謀利的動機下去積極影響、干預信息需求者的選擇。再將這種有償的搜索推廣僅僅定性為一般的信息檢索服務，便難免產生損害公共利益的風險。在金錢和利益的綁架下，大量虛假違法醫療廣告網站正是因此堂而皇之進入公眾的搜索視線。
不難看出，無論是新廣告法還是侵權責任法，都沒有對有償的搜索推廣作出特殊規制，而只是賦予搜索引擎企業「注意」的義務。其實，有償的搜索推廣無論是定性為信息檢索服務還是廣告服務，都必須考慮搜索引擎企業的趨利動機，而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一般中立性的信息檢索服務，以防止此類沒有廣告之名卻有廣告之實的網路推廣規避法律的監管。
當然，搜索推廣的法律規制問題，只是魏則西事件諸多法律問題中的一個，雖然帶有極強的普遍意義，但整個事件所反射出的法治弊端絕非立法如此簡單，而是多個環節的法治失守，既模糊了應有的責任，也混淆了合法性界限。就違法虛假廣告的整治而言，還存在著諸多責任主體和深層問題，比如，為何違規的科室外包這些年能夠暢通無阻？在令人震驚的「莆田系」背後，又存在怎樣的違規承包、違規運作的潛規則？相關執法監管部門在其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對這些問題進行深挖，從事件演變的完整邏輯鏈條上去徹查漏洞、深度追責、完善立法、恢復法治，才是魏則西事件討論的最終歸宿。

❹ 為什麼輿論導向可以影響法律審批

法院的判決是嚴肅的事情，必須依法進行，絕對不能隨便。這一點不是輿論所能改變的！
但是法律規定本身就有一定的靈活性，法官是有一定自由裁量的空間的。
只有極罕見極特殊的個案，才有可能會上報最高人民法院申請特事特議。那也是因為法律的某個條款在此個案面前明顯不合理。

❺ 12·13山西討薪亡人事件的社會輿情

2014年12月13日事發，直到24日該事件才在網上引發網民關注，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從輿情趨勢圖上可以看出，自26日（當地警方發布通告）起，相關信息更新量明顯增加。28日，新華社「中國網事」發布調查文章《農民工命喪討薪路山西民警「腳踩頭發」粗暴執法事件調查》，推動該事件在輿論場進一步走熱，次日的信息更新量超過了1,250條。隨著當地官方逐步走向問題的前台以及處置措施的陸續公開，該事件的輿情熱度趨於降低 。
總體上看，截至2014年12月30日，共有相關輿情信息3,543條。在報道媒介上，新聞報道佔比最多，約佔49.4%。論壇次之，為32.3%，境外和貼吧報道均佔4.3%。從事件發酵的過程看，26日之前，論壇報道占優；26日之後，新聞報道的主導地位比較明顯 。 網民認為，涉事警察的行為「太惡劣」，嚴重損害了山西警方的整體形象；在嚴懲涉事責任人的同時，基層警察隊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也應反思。網民「lwwz2011」說，太惡劣了，知法犯罪，這樣的警察不配為警察，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山西不只是煤黑，公安更黑。網民「hezhengwen01」說，這種警察在中國大地到處可見，必須給個說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周邊那些警察也該抓去坐大牢。還有網民說，這警察會被判刑嗎？恐怕不會，就算判也是判1緩2,基層警員素質參差不齊，要好好大力整頓了 。
網民認為，在輿情處置方面，當地有關部門行動消極、辦法老套，進一步惡化了警民關系和官民關系，對各種細節和疑點有針對性地回應，才能贏得網民信任。媒體人阿曼認為，從這件事的處理上可以看出，當地應對輿論似乎還處在「學步孩童」的階段，幾乎每一步都是被輿論推著走，每一步都在被「打臉」。這種「嚴防死守」的消極態度，能躲則躲，躲不了再出來回應的輿論應對方式，早就過時了。而正是這樣的消極態度，使其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一個值班民警的否認，就掀起了輿論大波。官方回應中的「高度重視」應該體現在每一個微小的細節。網民「殷國安」認為，官方回應中的「舉一反三」已成為「官話忽悠」，建議分兩步走，當「一」的問題基本處理結束時，再進行「反三」的工作 。
網民認為，在全面建設法治中國的背景下，涉事警察以及當地警方的行為有悖職業道德和法治精神，消除濫用公權的「底氣」與「霸氣」，才能挽回公權公信。網民「圖八木」說，女工討薪命喪派出所，在全社會都在喊著建設法治國家的時刻，確實讓人感到震驚，難道依法治國的宣傳沒有宣傳到這里？這里的警察還能被稱為民警嗎？說他們是那些欠薪者的保護傘一點都不誇張吧？失人心容易得人心難，已經被拋棄的公信力還需要當地政府下更多的功夫去找回來。網民「鄭端仁」說，回顧整個事件，其中不僅有個別民警的囂張跋扈和冷漠無情，更少不了事後官方不敢擔當，試圖「捂蓋子」逃避責任。唯有消除「腳踩討薪女工頭」的霸氣和「否認這一不良行徑」的底氣，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復，才是修復公權公信的正途。網民「鐵拳雄獅」說，必須加大對公權力的監督，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否則，類似新聞還會被不斷地曝出來 。
還有網民認為，該事件折射的勞資緊張關系不容忽視，構建和諧勞資關系需反思四大政策問題，政府應善於調動其他資源和力量，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網民「碧翰烽」認為，勞資關系是當前社會關系當中的重中之重，直接關系著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挑戰著人們的安居樂業、威脅著社會和諧穩定。要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企業工會的獨立性、招商引資與唯GDP主義、「維穩」與「維權」的關系、社會分配體制改革等四大問題亟需反思。網民「馮文亮」說，政府應為農民工創造和優化生存環境，加強制度設計和監管落實，共同撐起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傘。在解決欠薪問題時，應該以法律為基本准則，確保「欠薪入刑」能發揮其應有的威力。網民「空山新雨」建議，政府須調動社會其他資源和力量共同破解「討薪」難題，通過扶持相應的社會組織以及讓各地存在的同鄉會等組織規范化、陽光化等方式，提高農民工在勞資關系中的博弈能力 。 長江日報：警察打死討薪者是一場正義危機
如果是一個包工頭或者地痞流氓打死討薪者，人們也會憤怒，卻仍會相信正義。被稱為正義守護者的警察，卻公然對正義尋求者實施肉體殘害，性質就完全不同，它會讓人們失去對正義的信仰，失去對國家機器維持正義功能的信心。公平正義是我們社會高度推崇的基本價值，作為國家合法暴力機器的執法者，竟然這樣赤裸裸地踐踏正義，人民絕無法忍受，不能原諒 。
南方都市報：願「討薪」不再成難題
在正常途徑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依靠上訪、跳樓、跳橋、群體性事件來「把事情鬧大」，成了近乎唯一的選擇，恰恰這樣的社會性討薪方式又能產生一定效果，因而產生了路徑依賴。討薪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欠薪易。資方欠薪違法成本低，外來務工者討薪成本高，讓欠薪更有恃無恐。純粹指責社會性討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將其拘留或入罪了事，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容易激化矛盾。更多的關注應放在產生如此路徑依賴的原因上，並尋求解決之道 。
新京報：討薪者命喪派出所「高度重視」別總遲到
可以說，當地警方一開始並不希望這件事情信息外露，更不希望被輿論關注。在這段時間里，雖然檢察機關已介入調查，但官方始終沒有公開、正面回應。直到事件見諸媒體後，太原市相關部門才在第一時間啟動響應，通過公開通報表達了對事件的「高度重視」和「處理決心」。不過，回過頭來看待案件的整個發展脈絡，仍然有太多的東西值得咀嚼。為什麼有關部門在事情發生後第一反應總是封鎖消息，直到遮蓋不住，被媒體披露、輿論聚焦後才「高度重視 」？
京華時報：腳踩女工頭發事件豈止「處置不當」
龍城派出所的民警，不但將討薪農民工打倒在地，更將其頭發踩腳下，顯示出對生命缺乏起碼的尊重。民警劉金潤將「民警腳踩女農民工頭發」照片說成是利用視覺誤差「誤導網民」，對照家屬提供的視頻，到底是誰想誤導人，不言自明。此外，還有幾點值得追問：民警究竟有沒有打人？民警為什麼要打人？處警民警面對5名手無寸鐵的農民工，在處理這起小糾紛時，偏袒如此明顯，出手如此之重，很難說這是在維護社會治安、保障社會公平，而其中透露出的執法之失、暴戾之氣尤其值得警惕 。
紅網：查清女工討薪喪命真相迴避機制不可缺位
面對討薪女在派出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涉事公安部門理應啟動迴避機制，讓第三方介入查出事件真相，給死者家屬一個合法交代，給社會一個公開透明的說法。對於周口討薪女工在派出所死亡事件來說，之所以持續發酵，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涉事的公安機關，沒有理清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與權責義務都發生了變化，已處於涉案方，不再具有立案管轄權和查處權，一味參與其中，只會引發社會對案件處理不公的持續質疑 。 本是一起勞資糾紛，然而，因為當地警方的不當介入，該事件卻以警民矛盾甚至官民矛盾的形式呈現在網民面前。當媒體把這件事曝光後，涉事警察的跋扈與傲慢、事後當地警方躲閃與遮掩，隨之成為網民吐槽的重要輿情點，而事件起始的討薪問題反而有些「冷落」。顯然，這不是輿論失焦。討薪問題固然顯失社會公平，但對官員（警察）、公權力的批評更能釋放快感 。
在當前持續的反腐高壓態勢下，山西「後來居上」，成為十八大之後反腐風暴中「最大的重災區」。而與此事相涉的太原警方，此前的諸多亂象也時而被媒體聚焦。2014年9月11日，南方周末曾刊文《太原警界之亂三任公安局長連續下馬》。報道稱，「多名公安系統人士透露，三任問題局長在任期間，太原公安隊伍士氣低迷，紀律鬆懈」。「更嚴重的，在部分山西高層官員與不法煤商形成利益共同體的政治生態下，部分太原警察淪為煤商違法後的保護傘」。由此觀之，此次事件從勞資糾紛到官民矛盾，可能並非僅僅因個別警察素質低下而偶然發生，網民對涉事警察、當地警方的尖銳質疑和批評，也並非無端發泄，而是其來有自 。
媒體在該事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體的曝光引發了廣大網民對該事件的關注，在推動網民對這一涉及勞資關系和官民關系進行深入反思的同時，客觀上也增強了受害方的博弈能力。與此同時，當地警方在事件處置上的不足與短板也明白無疑地暴露在網民面前。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對受害人家屬的「限制」、「賠錢私了」等就事論事式的維穩思維突出，與該事件本身的公共性相去甚遠，與民意的期待也是背道而馳，事件曝光引發民意反彈自在情理之中 。
當然，該事件引發輿情聚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地警方信息公布過於遲緩，沒有及時通報事件處置情況的進展。26日晚太原市警方才第一次在其官網上發布通報，距事發已有13天。在「以秒為計時單位」的新媒體時代，如此遲緩勢必滋生不必要的想像空間，進而增加事件處置難度。而從當地一些警察的言論也可以看出，除警察隊伍建設方面存在問題外，媒介素養之差也不容忽視 。
警察作為執法者，執法犯法，影響之惡劣不言自明。加強政法隊伍建設是新時期政法領域「三個建設」之一。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各地公安機關應引以為戒，加強對警察隊伍特別是基層警察隊伍的教育和管理；就警察個人而言，也應自覺以法律法規約束自己的行為，切實做到執法為民 。

❻ 輿論監督具有的功能及如何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黨外監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必要環節。我們黨歷來十分重視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積極作用，不斷推動黨內監督和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有機結合、協調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應當認真對待、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推動黨務公開、拓寬監督渠道，虛心接受群眾批評。新聞媒體應當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堅持正確導向，加強輿論監督，對典型案例進行剖析，發揮警示作用。」這為充分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作用、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一，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應當認真對待、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讓群眾滿意是我們黨做好一切工作的價值取向和根本標准，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開門接受監督要做到真開門、開大門，讓群眾參與，讓群眾監督，讓群眾評判，正確對待、虛心接受群眾的批評和建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能不願接受監督，甚至千方百計迴避監督、抵觸監督。要繼續推動黨務公開，增強黨組織工作透明度。凡作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決策都應當向社會公開，對黨員群眾關注的重要事項，要更加公開透明。要擴大黨務信息的普及面，為黨員群眾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使黨務公開真正成為增進群眾了解黨組織的好形式，讓社會監督有的放矢。要暢通人民群眾舉報和監督渠道，認真做好信訪監督工作，及時檢查處理問題，有的還應及時將處理情況反饋給反映意見的群眾。

第二，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輿論監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其他監督形式無法比擬的優勢，在推動改革發展，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維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發揮輿論監督包括互聯網監督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只有站在全黨的立場上、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才能真正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根本是堅持講政治，把握正確方向，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新聞媒體要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宣傳中央關於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要堅持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堅持政治家辦報、辦刊、辦台、辦新聞網站，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新聞媒體要堅持人民性，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依靠人民群眾開展輿論監督。
二是開展輿論監督要直面問題。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們黨肩負著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同時也面臨著「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全面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僅僅依靠黨內監督還不夠，必須強化輿論監督，堅持問題導向，傾聽人民呼聲。新聞媒體應當肩負起社會哨兵的使命，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強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情況、黨規黨紀執行情況的監督，加大對違紀違法行為、對侵害群眾利益行為的曝光力度；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敢於揭露批評不道德行為和不良風氣，激濁揚清、針砭時弊，將落腳點放在解決矛盾、改進工作上。開展輿論監督工作要樹立大局觀，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講究方式方法，把握好時、度、效，以社會效益為最高原則，發揮輿論監督的積極作用。
三是輿論監督要注重成果運用，注重對比宣傳，既發揮先進典型示範引領作用，又發揮反面典型警示震懾作用。對典型案例進行剖析，深刻揭示違紀違法行為產生的深層原因，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舉一反三、懲前毖後，提出改進工作、完善制度的建議，推動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障礙和制度漏洞，切實取得輿論監督的實效。

❼ 太魔幻了吧，為什麼所謂的公正法制還需要輿論參與啊

法律是規范，輿論起監督作用。
公正即社會公平和正義，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專由平等權利的獲得為前提屬，是國家、社會應然的根本價值理念。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它通過法制建設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保證。

❽ 立法部門如何加強立法輿情建設

法者，天下之准繩也。」依法維護網路信息安全，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也是專建設網屬絡強國的有力保障。抓緊制定立法規劃，完善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法律法規，依法治理網路空間，維護公民合法權益。

從法律角度上講，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已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均以網路運營運行管理為主。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又先後頒布和實施了《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等法律法規。

隨著互聯網應用向縱深方向發展，網路問題也日益凸顯，現有的法律法規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存在定義界定不清、認定過於籠統、法條使用困難、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

面對新的形勢，依法治網要用法制思維來引導，用法制方式來加以規制，要加快我國網路安全與信息化法制建設的步伐，建立一套標准化、規范化、社會化的管理方式，才能促進依法管網、依法上網、依法用網，才能確保網路治理事半功倍，維護國家安全，建設網路強國。

立法部門在進行立法輿情管理時，可以藉助蟻坊軟體類的網路輿情監測系統，實時獲知網友對立法的建議和反饋，以便更好的管理立法輿情

❾ 如何實現依法治國，以聶樹斌案為例

一、聶樹斌案改判無罪具有重大意義，堪稱我國刑事司法歷史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聶樹斌案改判無罪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中實現的。案件從2005年王書金出現、聶樹斌母親張煥枝不斷申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聽證、決定再審到最終宣判，雖然步履艱難，但始終在向正確的方向推進。冤錯案件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嚴重影響法律尊嚴。中央政法委於2013年7月出台《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2014年10月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要求完善再審制度，解決再審啟動難、改判難問題。沒有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聶樹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聶樹斌案再審無罪，彰顯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重塑司法公信力、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定決心，以及敢於直面錯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負責復查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案件承辦人多次表示，聶樹斌案件的復查、再審要經得起真相與歷史的檢驗。正義也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改判體現了一種審慎的司法觀念。雖然聶樹斌已無法復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對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聶樹斌案再一次為「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作了有力的背書。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近三十餘件重大冤假錯案得到糾正，許多案件是按「疑案從無」的原則改判的。「疑罪從無」是人權保障理念的內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遵循司法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範冤錯案件的唯一選擇。聶樹斌案案發時間長、證據滅失多，查清事實和證據的難度極大。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存在多種不同意見與觀點。從公布的現有證據來看，既不能證明王書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機關認定聶樹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堅持「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為未來的司法活動提供了准則和標桿。
第四，聶樹斌的復審、改判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堅定立場。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以審判為中心，人民法院堅守司法中立，樹立司法權威。聶樹斌案長期以來受到社會、媒體和法律學術界的關注，輿情復雜多變。無論輿論如何，審判活動關注的核心始終是證據和事實。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異地復查、再審過程嚴謹、審慎，堅持證據裁判，對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觀的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聶樹斌案改判過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義的各項制度探索，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是使案件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提審作為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的一種方式，法律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已經二審終審的刑事案件為數不多,足見其對提審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本案，是對此案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也是對民聲民意、社會關切的有效回應。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錯自糾和久拖不決。因聶樹斌案在河北省一審、二審，被告人家屬多年申訴無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歷史上非常罕見。聶樹斌案被異地復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復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聶樹斌案開啟了疑案異地復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錯案糾偏的示範路徑。
再次，復查、再審環節充分保障當事人參與權、閱卷權和公眾知情權，召開聽證會等有益形式，為處理社會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師閱卷權，確保其能夠完整復印、拍攝聶樹斌案及與之緊密相關的王書金案卷宗。舉行聶樹斌復查工作聽證會也是一種有益的制度創新。聽證會邀請了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法院監督員、婦女代表和基層群眾代表等廣泛參與，檢察院派員監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圖文直播,聽證人員填寫不記名意見表等做法，都體現了處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法治思維和法治精神，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三、總結聶樹斌無罪案的沉重教訓，完善刑事冤錯案件預防與糾錯制度
刑事誤判、錯案的後果極為嚴重，不僅會對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嚴重傷害，也會對司法公信力乃至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對錯殺、冤殺的情況，其代價是無法挽回的。聶樹斌案無罪案，再一次警示嚴格規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堅持從司法規律出發貫徹落實刑事訴訟制度，消除冤錯案件發生的土壤。
聶樹斌案的出現，固然有著上世紀90年代辦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執法規范化建設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時期發生冤錯案件，都同樣是一個悲劇。查辦該案過程中存在的不當、錯誤的執法理念、執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對聶樹斌案定罪主要依據是聶樹斌本人口供，凸顯了口供為中心的辦案思路和「筆錄中心主義」的證據審查模式。以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和「兩個證據規定」的出台為標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確立了保障人權、疑罪從無、證據裁判、從嚴掌握死刑案件證據標准等原則和制度。但是，在當前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著過於重視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訊逼供、變相刑訊逼供等不當理念和行為，應當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不再制訂「命案必破」等可能導致司法不公，違反司法規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標，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辦案效率而造成冤錯案件。
其次，以聶樹斌案的平反為契機，推進完善刑事案件糾錯機制，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和證明標准體系。
聶樹斌案雖然平反了，但是應該看到，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書金這個「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網、招供，並進入輿論視野後才成為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而無論是此案「真凶落網」還是其他案件「死者復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錯案的糾正不能依賴「偶然」。要明確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證據標准。從「有錯才糾」走向「有疑即糾」。「有錯才糾」是目前我國司法在再審程序上的基本觀點，其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極高。而「有疑即糾」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顯然降低。聶樹斌案成為多年的「疑案」，在復審、聽證階段控辯雙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證據的證明標准問題，應當明確「疑罪從無」的「疑點」需要證明到何種程度即可作為無罪處理。為確保有錯必糾，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查閱聶樹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為困擾該案代理律師的最大難題，當事人、辯護人依法享有的閱卷權等程序性權利要充分保障。對於重大、有社會影響力的案件，要將聽證程序進一步規范化、常態化，保障公眾知情權。

再次，正視和正確認識冤錯案件的存在，特別是疑罪從無案件，要「權責統一」明晰錯案責任，完善司法責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但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完全避免冤錯案件幾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國，根據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統計，1989年到2013年之間，至少有1188名曾經被判處有罪者因出現新證據被改判無罪，每年約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無罪，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對於保留死刑的我國和美國等，都存在著錯殺的可能。而兇殺、強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佔有相當比例。對於冤錯案件，追責程序是督促和預防冤錯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時「權責統一」是現代法治的重要標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對冤假錯案的追責,要公開透明,主動回應社會關注。冤假錯案的追責同樣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明晰責任。

望採納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