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治建設成效

1. 新時期我國法制建設取得哪些重大成果

50年來，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全面發展
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
偉大成就。特別是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
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把
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全面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的同時，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推向了一個
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依法治國，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將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這一基本方略，庄嚴地
載入了憲法。這就為我們國家跨世紀的發展，為我國社會
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為國家興旺發
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證。
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
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後，終於推
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我
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
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任何
一個國家都有國體和政體。國體是指各個階級在國家中的
地位，它決定和體現國家的本質。同時，不論什麼性質的
國家都要採取一定的政體來實現統治階級對國家的管理。
世界上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國家，存在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政
體。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由這個
國家的國體決定的。不同性質的國家，採取的政治制度就
會不同。由於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的歷史
傳統及現實情況不同，因此，同一性質的國家所採取的政
治制度又有差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
掌握了國家的政權，成為國家的主人。我國各族人民在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把以
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
我們要建立的新的國家的政體，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政權組織形式。
這種政體的建立，經歷了長期實踐過程。在第二次國內革
命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工農
兵代表大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的需要，建立了參議會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權；在解放戰
爭時期，採取了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新中國成立後，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定我國實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議並由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建議，中央人民政府著手召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並開始起草
憲法草案和選舉法草案。1953年，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全國
開展了選民登記工作和進行普選。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
由人民選舉自己代表的活動在全國展開，中華人民共和國
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
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加投
票的選民共有2.7億人，選舉出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60
多萬名。到1954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召開了第
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並選出了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
表。1954年9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大會還通過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
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產生了中央國家機關，奠定了人民
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基本體制。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國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
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
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我
國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
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
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統一地行使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責，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地方國家權力
機關的職責。它們代表人民履行憲法賦予的權力，討論和
決定國家和地方的各項重大問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維護自己利益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的最可靠保證。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的
政治體制有本質的區別。西方國家實行的立法、司法、行
政三權分立制度，是反對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的需要和結果，其實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形式。
我國實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制度。我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的優越性在於：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集體決定國家的重大問題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是由作為權力機關的
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組成人員、審判
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負責人員實行監督並有權罷免，以保證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必須遵照
人民的意志，維護人民的利益。這種制度，使政府、法院
、檢察院必須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行政管理權、審判權和
檢察權。而資產階級議會是立法機關，總統不由議會產生
，而且對議會制定的法律有否決權，還可以解散議會。第
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對原選區或選民負責。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
法律規定的程序罷免本單位選出的代表。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罷
免由他們選出的代表。代表如果不按人民的意願辦事，原
選舉單位和選民可以撤換甚至罷免，這種制度就能保證代
表要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而西方議會議員選
出後，在任期內選民是不能撤換的。因此，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是人民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
人民真正掌握國家的、民族的和自己的命運。黨的十五大
再次強調，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的政體，是人民奮斗的成果和歷史的選擇，必須堅
持和完善這個根本制度。這對於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
制度、實現人民民主，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建立到現在，得到不斷
的發展和鞏固。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進一
步完善選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主要是
1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實行差額選舉
選舉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是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基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行使管
理國家權力的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來，對選舉制度作了許多改革和完善，先後四次對選舉法
進行了修改和補充。
首先，擴大了直接選舉的范圍。1979年修改選舉法時
，把直接選舉代表的范圍由鄉、鎮一級，擴大到在縣一級
的范圍內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在一個縣的范圍內，人民群
眾對本縣人員的情況比較熟悉和了解，實行直接選舉，有
利於發揚民主，能把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選為代表，也便於
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實行有效的監督。縣
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十分重要，它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的基礎，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
，是選舉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
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的另一個重大措施，是實行差額
選舉。1979年修改選舉法時，確立了差額選舉的原則。各
級人大代表候選人的名額應多於應選代表的名額。在直接
選舉中，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1/3至1倍；在間接選舉中
，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的1/5至1/2。差額選舉可以更好
、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保證人民群眾充分行使民主
權利，選出他們認為真正能夠代表他們意志和利益的人。

2進一步健全和加強人大常委會的組織
我國是一個有12億多人口的大國，各民族、各地方、
各黨派、各階層、各方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都需要
有適當數量的代表，人數太少了不行，一般每年開一次會
，不便經常進行工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要求加強和發
揮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實質上成為代
表各方面的常務代表，人數較少，可以經常開會，討論決
定國家的重大問題。為此，1982年通過的新憲法進一步加
強了常委會的組織，主要是：
第一，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
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這樣就可以使絕大多數人大
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兼任其他職務，是專職的。這樣做的好
處是，從職責上講，人大常委會要監督政府、法院、檢察
院的工作，不宜兼職；從時間、精力上講，人大常委會的
工作十分繁重，可以集中精力把常委會的工作做好。
第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1979年以
前只有全國人大設立常務委員會，地方各級人大都沒有常
委會，而是由人民委員會也就是人民政府行使權力機關的
常設機關的職權。為了發揮地方各級人大作為地方權力機
關的作用，1979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規定了縣級以上地方
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新憲法肯定了這一點。縣級以上地
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有重要意義：(1)有利於地方各級人
大通過其設立的常委會開展經常性的工作，進一步發揮地
方權力機關的作用；(2)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在與憲法
、法律、行政法規不相抵觸的前題下，根據本地情況制定
地方性法規，有利於在法制統一的原則下發揮地方的積極
性；(3)由人大常委會任免法院副院長、審判員、檢察院副
檢察長、檢察員，改變過去由地方人民政府任免的辦法，
有利於保證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4)有利於加強對代表的監督，在大
會閉會期間，人大常委會可以撤換由它選出的上一級人大
代表。因此，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常委會，是完善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
第三，增設了常設的專門委員會。1982年通過新憲法
以前，全國人大的常設專門委員會只有兩個，即法案委員
會和民族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只在開大會時活動。為了加
強人大工作，按照新憲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陸續
增設了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現有民族委員會、法律委員會
、內務司法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
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員會、環境與資源委員會、
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等九個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在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研究、審議和擬定有關議
案。向大會或常委會提出的議案，一般先經專門委員會審
議，這樣做的好處很多。(1)由於專門委員會各有分工，便
於分門別類地專門討論問題；(2)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對有關
問題比較熟悉，研究有關的專門問題時，能夠更深入、更
周到；(3)提議案的單位和有關部門可以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有助於客觀、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經過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有助於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作出
的決定能夠更加符合實際。
為了使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在審議、決定問題時
，能夠充分發揚民主，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便
利代表、委員履行職權，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全
國人大議事規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規定了會議
次數、召開的日期和程序。為了使代表和委員在開會前，
能夠對會議審議的問題做好准備，以便更好地發揚民主，
進行審議，要求在一定期限前將會議討論的主要事項、法
律草案告訴代表和委員。常委會審議法律案一般實行三審
制，重要法律草案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大會和常委會
審議工作報告時，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法院、檢察院要派
人參加會議，聽取意見，回答詢問。常委會舉行會議時，
邀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主任或副主任列
席會議，以便反映各地的意見，等等。通過完善民主的程
序，更好地發揚民主，使人大和常委會通過的議案，可以
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
總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人民當家作主，行使管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權力的基本
形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通過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才能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議案的審議、研究，形成為法律，變為國家意志，變
成全體人民和全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和行為准則。通
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各級國家機構領導人的選舉
、任免以及對各類國家機構工作的監督，實現人民的民主
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各項議案的審議過程，就
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黨所選拔、推薦的幹部接受
人民群眾檢驗的過程，也就是實現黨對國家領導的過程。
因此，不斷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的歷史時
期黨帶領人民群眾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2. 關於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有哪些學者關於這一方面有些什麼著作）

《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研究》作者：袁達毅等
導 言

農村基層民主是基層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已走過了50多年的路程。在這50多年的時間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是圍繞著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進行的。基層民主建設是國家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與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50多年來，中國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與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一樣，走過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制度，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這一制度經1982年憲法確認後，成為國家憲政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後，經過80年代前期的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全國農村基層組織的組織形式和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和小隊的基礎上建立了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不再是行政機關的下屬機構，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廣泛深入地開展村民自治，已成為此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主要任務。

北京市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工作始於1981年，完成於1984年。自20個世紀80年代以來，北京市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與其它省市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情況，是本項目研究的重點。

本項目研究由基本情況研究和對策研究兩大部分組成。

（一） 基本情況研究部分

這一部分是對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歷史和現狀的描述和分析，共11章。各章的基本內容是：

第一章，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的沿革。從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以前，北京市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時期。本章的任務和目的是：考察這一歷史時段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情況，分析、研究不同時期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以便更好地認識和理解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現實，更好地把握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未來。本章將這一時間段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即解放初期（1949－1950）、互助組及合作社時期（1950－1958）、人民公社時期(1958－1983)。由於1983年以後的情況是本項目研究的重點，在後面的有關章節中要專門進行研究，因此，沒有列入本章討論的范圍。

對於解放初期的情況，主要介紹和分析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村基層政權的建立，介紹了摧毀偽保甲制度的基本做法以及建立鄉、鎮、行政村人民政府的具體過程，同時簡要敘述了自然村組織、農民協會、婦女聯合會的建立和它們的歷史作用。二是土地改革運動，介紹了北京市土改前的土地、階級狀況，土改政策的制定，土改運動的步驟、做法及成果，闡述了京郊土改的基本經驗和意義。

對於互助組及合作社時期的情況，主要介紹並分析了這一時期北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概況、農村基層組織體制、農村基層民主選舉、農村經濟組織的民主建設與民主管理、黨組織與農村基層民主的關系等。著重描述了農村經濟組織在民主建設、民主管理方面不斷探索、積累經驗、糾正偏差和逐步發育成熟的過程，總結了互助合作運動中農村經濟組織在民主建設、民主管理方面取得的有益經驗，並對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合作化實現後在京郊農村普遍出現的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

對於人民公社時期的情況，主要介紹並分析了以下幾方面內容：一是人民公社產生的歷史背景，對北京農村的「大躍進」運動作了客觀描述；二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態，包括公社的規模、體制、所有制形式、分配製度、農民群眾生產生活的狀態；三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後果，即浮誇風、瞎指揮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及其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影響；四是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和穩定；五是人民公社體制的特徵和弊端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解體的歷史必然性。

第二章，農村基層組織。這一章的主要任務是，介紹北京市農村基層組織的設置情況和職責任務。北京市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即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

關於村級黨組織。北京市村級黨組織的建制形式主要有村黨委、村黨總支和村黨支部。在村級黨組織介紹中，介紹了全市村級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設置情況，村級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的人員設置、職責任務及其下設機構的情況。由於黨的文件和國家法律對村級基層黨組職責任務的規定，沒根據組織的建制形式分別進行規定，因此，在介紹村級黨組織職責任務時，也沒有分開進行介紹。從實際情況看，不管村級黨組織的建制形式如何，其職責任務基本相同。

關於村民自治組織。北京市村民自治組織的機構設置主要有：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委員會、民主監督理財小組和村民小組。在介紹村民自治組織時，對各種自治機構的設置和職責任務分別進行了介紹。

關於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村合作社。北京市和其它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村合作社是村級組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村合作社主任一般由書記兼任，在村務決策和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介紹村合作社的情況時，主要介紹了村合作社的性質、社員的權利義務、合作社的集體資產、職能和任務、機構設置及職責等方面的情況。

第三章，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本章討論的問題，部分與第四章的內容相同，但討論問題的角度不同。此外，不能納入第四章討論的制度建設問題，都將在本章予以討論，因此，討論問題的范圍也要寬些。本章對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討論，分中央、地方和基層3個層面進行。之所以叫「中央層面」而不叫「國家層面」，主要考慮是，在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黨的中央組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把黨的中央組織納入國家范圍之內，似有不合理之處。

在介紹和討論中央層面進行的制度建設時，對中央層面制度建設的歷史進程、基本特徵和主要作用等進行了研究分析。在歷史進程的介紹中，對每一階段的主要做法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項目研究涉及的地方層面情況，是北京市的情況。對於北京市的情況，又分市和區縣兩級進行介紹和討論，主要內容是，市和區縣兩級制度建設的基本進程、與中央層面制度建設的關系、特點和作用等。同地方層面一樣，基層層面涉及的情況，都是北京市的情況。基層層面的情況分為鄉級和村級進行討論。其主要內容是，鄉村兩級進行制度建設的主要過程、制度建設的主要內容和作用等。

第四章，法律法規與農村基層民主。本章主要探討國家和地方立法在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的作用、存在的問題和完善立法的措施等。本章分為3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國家法律法規、北京市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等。第二部分總結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中的經驗與成就。第三部分指出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對策建議。

第五章，村級規約與農村基層民主。本章對村級規約的涵義和基本特徵，北京市村級規約的制定、基本內容與功能，以及村級規約建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提出了加強村級規約建設的建議。

第六章，民主選舉。本章介紹了村民委員會選舉在全國發展和改革開放後北京市村委會選舉的情況，並根據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情況，介紹了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基本做法，總結了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主要經驗，對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進工作的建議。為了進一步探討選舉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本章還介紹和分析了一些典型案例。

第七章，民主決策。充分發揮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決策主體作用，積極發揮農村兩委聯席會議制度的主導作用，同時大力倡導村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開展民主（議政）日活動，促進決策活動的科學化、民主化，是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決策活動的主要特色。本章主要對民主決策基本形式、主要程序、主要做法與經驗、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介紹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策建議。並選擇了祖村、常屯村、漁兒溝村、北庄村等村民主議事的案例，說明了北京市農村村級民主決策正在逐步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第八章，民主管理。村級民主管理是現階段村民群眾依法行使自治權的具體體現，體現了現代民主和法治精神。本章主要介紹了北京市農村民主管理的主要做法與經驗，重點探討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的制定與實施。通過萬泉寺村民主管理、以章治村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以制度治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要是按照制度辦事，無論誰來具體辦理，都可以說是全體村民在行使管理權。

在研究中，我們將村級民主管理、村級財務管理、村級政務管理、村級事務管理以及印章管理、村級幹部管理分別進行了介紹和探討，既總結了這些民主管理活動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完善民主管理的一些建議。

第九章，民主監督。北京市村級民主監督的主要做法就是通過形式多樣的村務公開、民主評議和村委會報告制度來實現廣大村民群眾的監督權。本章主要介紹了北京市開展村級民主監督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並以柏崖廠村的公開辦事制度、南海村的亮相制度以及新房村的民主評定幹部報酬制度為例，考察了北京市農村在村務公開、民主評議方面的制度創新。最後，指出了民主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若干對策。

第十章，城市化與村民自治。本章討論的問題是，城鄉社會變遷與村民自治的興起和發展，村民自治主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城市化與村民自治中「兩委」關系的建設，城市化對村民委員會和鄉鎮行政關系的影響，城市化進程中村民自治的變遷對立法的訴求，城市化發展與村民自治價值的實現。

第十一章，經濟全球化、北京城市功能建設與村民自治。這一章，考察和分析了3個問題。一是描述和分析了北京市由封建帝都轉變為人民首都後，首都北京城鄉功能的形成與變遷。二是從政治安全與城鄉社會穩定、「首都經濟」的發展與鄉村經濟的功能、文化多元化與首都文化建設3個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對首都北京城鄉功能建設的影響。三是分析了國際化首都城市建設與村民自治的發展關系。

這樣安排上述各章的內容，與本項目研究的定位密切相關。在結構上的考慮是，從歷史到現實，先介紹和分析歷史過程，然後再進行現狀描述和現狀分析。在進行現狀描述和分析時，先介紹農村基層組織設置情況，然後再描述和分析制度建設和實施情況。第九章是村民自治中的特殊問題，第十章是北京專有的問題，這兩章在一定意義上講，屬於專題性研究，因此放在最後討論。

（二） 對策研究部分

這部分由4篇調查（研究）報告組成。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篇，完善村民自治立法，發展農村基層民主——關於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自治法」的建議與思考。這篇研究報告於2000年下半年完成，並提交給了民政部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司，後被收入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村民自治論叢》一書。該研究報告對制定「村民自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村民自治法的內容和結構進行了探討，同時，對村民自治及立法中的有關問題，諸如立法的思路、村民委員會同其它村民自治機構的關系、村民自治中的基層黨組織民主建設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分析，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第二篇，村民委員會選舉：經驗、價值、問題與對策—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調查與思考。這篇調查報告於2001年下半年完成，並提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2001年上半年，應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辦公室邀請，參加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調研工作。這篇調查報告就是根據調查的情況寫出來的。該報告描述了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基本情況，介紹了換屆選舉的基本做法，總結了這次換屆選舉取得的經驗，分析了選舉的成就、價值和存在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進工作的建議。

第三篇，規范村民自治，發展農村基層民主——關於北京市村民自治情況的調查。這篇調查報告於2002年初完成。2001年下半年，參加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組織的調查研究工作。2002年初，完成了這篇研究報告，並提交給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有關部門。該報告總結了北京市在開展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做法與經驗，指出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第四篇，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的情況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完成於2002年下半年，並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政權處。2002年上半年，是新一屆村委會工作的第一年。應北京市民政局政權處的邀請，參加了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的情況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就是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該報告從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制度建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對新一屆村委會的工作成效進行了總結。對當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存在的基層組織建設薄弱、民主程序建設相對滯後、村務公開不夠規范、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進行了描述和分析，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3. 如何評價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取得的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主席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專局出發,對推進社屬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各級政法機關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立足職能、忠誠履職,大力推進法治中國、平安中國、過硬隊伍建設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取得了顯著成績,全國政法系統呈現出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依法辦事的新常態。

4. 如何評價將法治建設成效納入政績考核體系

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