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路

① 何為法治之根

社會來是法治之母，「新民」自是法治之根。這是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的觀點。
梁啟超的《新民說》是在歷史大變局中呼喚法治啟蒙的重要文章。梁啟超發現，幾千年來中國只有「朝廷」而沒有「國家」的概念，根本原因在於國民的缺失。這一發現開創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啟蒙的先河。他的言辭充滿鋒芒，不乏刺激意味，體現了他塑造新國民的迫切心情。梁啟超堅信只有建造強固有力的政府、培育獨立人格之新國民，國家才有希望。梁啟超寄希望通過憲法法律的建立來推動政治的完善，這一思路構成了中國走向現代法治之路的重要思想資源。

② 當代中國為何要摒棄人治，而選擇法治之路

人治無任何公平、公正可言，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尤其在中國，只有法治才能體現公平、公正。

③ 行政法角度，中國的行政法治之路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與完善

首先、我國行政法律、法規以及現行規章多為實體之規定而少程序之規定，對公民義務性規定甚至於權利性規定不少卻缺少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的法律規定。由憲法到各具體法律規范，我國公民享有若干權利，但這些規定大多過於抽象，缺乏具體的法律依據。司法實踐中這些權利的救濟往往因為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權被侵犯後怎樣予以救濟，我國各部教育法規都沒有明確的司法或行政救濟條文，僅規定學生有權進行申訴，但是申訴之規定也沒有明確規定受理部門及程序，根本解決不了受教育權被侵犯的現實問題。近幾年來，大量受教育權訴訟案件的發生就是最好的明證。在該領域之內，一旦WTO成員方公民按照「國民待遇」原則在我國接受教育並發生受教育權被侵犯之時，我國政府該如何應對，畢竟我國受教育權行政救濟與司法救濟之規定與WTO規則之規定差距甚大啊。同時與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於保障個人受教育權的規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規特別是行政規章之間沖突嚴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法與法撞車我們該聽誰的』再一次講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請結婚登記』使婚姻登記機關無所適從的故事。涉及到國務院頒布的《婚姻登記條例》與《婚姻法》、《母嬰保健法》、《傳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間關於結婚登記必要條件之間的沖突；同年10月9日，重慶一名在校大學生申請登記在讓重慶教委尷尬為難之時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與《婚姻登記條例》、《婚姻法》之間的沖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規沖突特別是行政規章的沖突早在我國的《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五部分「與貿易有關的只是產權制度」第251條表A、表B，特別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時就廢止的四部部門規章，己說明我國目前的法規、規章沖突嚴重，急需清理。

④ 中國法治應該怎樣向前走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法制建設30年」；「法治之路不可逆轉」，「人治是死路一條」；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問題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中國的法治建設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需要認認真真地討論，把似是而非的東西搞清楚」；對中國的法治進程持謹慎樂觀態度；甚至「法律職業化不可逆轉」、「不能為了讓人民喜聞樂見，而把法律的語言的專業性去掉」等等，我都同意。

除了中國的法治是否應以中國實際為出發點外，我與賀的根本分歧在於：法律職業群是否應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對法律的理解、適用能否違背一個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離開了人民的參與，能否最終保證司法公正。簡言之，現代法治歸根結底應該是 「機械的規則之治」、「法學家之治」，還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識、常理、常情之治」。我認為，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錯誤回答，導致了較長時期內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與目標的漸行漸遠。

強調法律與社會基本倫理分離，主張「法律職業並不是要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是（至少長期以來曾經是）我國法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觀念。將「法律」凌駕於常識、常理、常情之上，凌駕於司法人員的良心之上，這種觀念不僅與「司法人員必須依照良心履行職責」這一世界各國憲法普遍規定的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相悖，更是在實踐中導致了法律職業群基本倫理迷失的惡果。記得在一次講座中，當我談到 「司法必須講良心」、「講法必須講理」時，一大批來自全國的一流的法學家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我：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常識、常理、常情？常識、常理、常情到哪裡去找？良心到哪裡去找？當這些法學權威們普遍不知良心為何物，不知常識、常理、常情為何物時，我們能夠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司法人員的犯罪率以大大超過司法人員的職業化進程速度增長，司法腐敗成為民眾最不滿意的社會現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員涉嫌犯罪率幾近普通民眾的5倍，難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們法律人的深思嗎？

認為對法律的理解可以偏離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強調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須依「法」辦，這種「講『法』不講理」的主張，可以說是傳統法學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體現，在實踐中必然導致人治、導致專制，必然結出「權大於法」，「有權就是法」。

為什麼主張法律可以偏離一個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常識、常理、常情，必然導致人治，必然導致專制？首先是因為這種理論的基礎是一個神話。幾千年來的法學家們都追求著這樣一個法治之夢：好的法學家與好的統治者一起制定出好的法律，然後讓普通民眾都知道法律的內容；當人們知道法律的內容後，就會按照法律的規定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一個良好的社會就會因此而建立。這個「法治夢」的實現，顯然必須以普通民眾都了解法律的具體規定，並按照法律的具體規定來規范自己的行為為前提。然而，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這個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會先學「交通法」再上街？又有多少人會先學有關銀行、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規再到銀行存款、取款？多少人可能先學「民法通則」、「合同法」或者「消費者保護法」再到商店買東西？我常說，如果真有一個人先學法，再按法律的具體規定來規范自己的日常生活，這個人一定是精神病！事實上，指導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只可能是買賣要公平、不能無故損害他人利益、做事要考慮對方的感受、敬慕英雄、鄙視小人等一個社會人與人相處、人與自然相處的基本常識、常理、常情。當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只可能按常識、常理、常情行為，常識、常理、常情就應該是人民利益最基本的要求，人民意志最基本的體現。主張法律可以偏離一個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常識、常理、常情，意味著什麼？難道不是意味著少數人可以將自己意志（少數人對法律的理解）強加到了民眾的身上嗎？這不是人治，不是專制，是什麼？

關於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的一貫主張是：（1）觀念上，對法律人的業務教育必須與良心教育相結合，良心教育優於業務教育，以良心教育來促進業務；（2）制度上，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民主化必須優於職業化，必須以民主化來促進職業化。為什麼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我只想說一個簡單的事實：中國古代幾千年，西方近代近200年，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法治發展史無一不在證明：一切沒有人民參與的司法，最終必然是走到人民對立面的司法；離開了人民的有序參與，要建立「一種權威的、公正的機制」來解決「誰的權力大誰說的就是『真理』」等社會問題，要保證「法律在法官之上」，保證「教皇、國王、法院院長、蘇丹」這「四種統治者都要在正義之下、在法律之下」，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都只可能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神話！

⑤ 日本國如何走上法治之路的又是怎樣走的

明治維新。學習西方道路。

⑥ 當代中國為何要摒棄人治,而選擇走法治之路

人治的成功必然要依賴於個人的品德和能力，估不論能力，個人的品德那可是個不可靠的內玩意。
而且，個人品德容也有不同的標准，對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標准，例如以公謀私，對大眾來說是一件很壞的事，可對於他的家人、家族卻是個好事。說白了，大公無私的人有，但絕對不多。再退一步來說，誰敢說自己在無監管的情況下一定會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不是一兩天的問題，而是很長一段時間，誰敢保證？？

⑦ 建立法治社會的根本途徑是什麼

法治的途徑

（一）法治形式的完善

法治有內容和形式之分。法治的內容，是指根據法治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各法律主體應然的權利義務和實然的權利義務。法治的形式，是指根據法治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各法律主體權利義務的實現形式和存在形式。對法治的內容和形式，我們在以往過分地強調了法治的內容，而忽視法治的形式，並認為西方國家所強調的法治形式只是騙取公眾合作和信任的工具。對法治的內容，我們又過分地強調了法治的本質，認為法治就是政治統治和階級斗爭。這種演繹的結果，卻是踐踏法治。

我們認為，法治的內容及其本質應得到正確的強調，但法治的形式應受同等重視。這是因為：第一，形式是內容的外在表現。沒有形式的內容是難以捉摸的，形式有欠缺的內容是容易引起誤解和爭執的。法治的存在，不能僅僅要求人們用思想去感受和體會，而且還要讓人們的眼睛看得見、雙手摸得著。法治不僅應當真正存在，而且還要讓人們相信它存在。然而，人們只有通過形式，才能看清或確認法治內容的客觀存在。第二，形式是內容的前提。法治的形式是對法治內容的一種規范。只有通過法治的形式，才能實現法治的內容。例如，迴避、聽證和表決只是法律公正的一種形式，但只有通過這些形式才能保障法律公正的實現。第三，形式比內容更具可行性。法治的形式是有限的、易行的和確定的，法治的內容是無限的、有難度的和模糊的。例如，人民當家作主的形式是容易做到的，而當家作主的內容卻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連容易做到的都沒有做到，那麼要做到難以做到的就值得懷疑或就是空談了。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實現法治的形式。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盡管法治的內容並不完備，但法治的形式更欠缺。例如，盡管政府在當時為公眾提供了許多服務，卻既沒有用貨幣來衡量也沒有用相應的形式來確認，因而既難以為公眾所感受也可隨時予以取消。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和完善與法治目標及法治內容相適應的法治形式。在當前，我們首先必須完善司法制度這一法治形式，因為這既是法律主體最後可獲得的、可信任的服務形式，也是法律主體間最後的合作機會。如果連這一服務形式都難以真正享受、不可信任，連這一合作機會也被錯過或剝奪，那麼將沒有什麼法治可言了。因此，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一切形式都必須得到完善和保障，任何障礙都應被清除。司法腐敗不論程度多大，性質上比其他腐敗更為嚴重和惡劣，必須盡快得到徹底消除。司法受黨的領導，但黨也必須服從法律。黨服從法律的形式標志，就是尊重司法審判。

（二）溝通渠道的拓展

「合作是一個過程」，[30]信任有賴於溝通。過程的法制化就是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具有可預測性。人們通過法律程序，可以預測他人的意志及其形成過程，從而作好合作的准備。現代法律程序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即雙方主體的交互作用程序。因此，程序意味著參與。通過參與，可以了解對方主體的內心活動和意志形成過程，並溝通雙方的內心活動，達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消除可能發生的磨擦和沖突，從而使最終結果具有可接受性、公正性、准確性和效率性。20世紀法治進步於19世紀法治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不僅重視法律行為的結果，而且關注該法律行為的形成過程；並不是強制或強迫對方來接受自己的單方面決定，而是要求對方來了解自己的決定過程和參與決定的作出。

根據傳統的私法自治原則，私法領域的合作程序和溝通機制並不需要法定主義。但在現代社會，人們的社會依賴性日益密切，傳統已不能適用於私法的一切領域。我們認為，員工與業主之間的和平合作、信任融洽，在員工的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等問題上，就必須有法定的溝通機制。在煤氣、電力、交通、教育、衛生、通訊、農產品收購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等壟斷領域，有關服務質量和價格調整等問題，僅僅依賴政府部門的監督似乎也是蒼白無力的，公眾往往被任意宰割，因而必須有公眾的參與機會和法定的溝通途徑。

在國家機關或政府部門之間的公法領域，溝通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因為，國家機關或政府部門之間只有相互溝通，才能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才能使所作的國家意志具有統一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才能得到公眾的信任。現在的溝通主要表現為會議和文件，盡管有文山會海之稱，效果卻有限。在立法上，法律規范之間的脫節和沖突並非個別現象，部門立法的壟斷主義和地方立法的保護主義嚴重影響了國家法律的權威性和統一性。在決策上，問題同樣存在。例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某某部門，並不是對依法治國精神的貫徹，而往往是對依法治國的肢解和歪曲。另外，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之間，也需要加強溝通。

與上述公法領域的溝通同樣重要的，是政府與公眾之間這一公法領域中的溝通。這一領域的溝通，近十幾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相繼建立了行政訴訟、行政復議機制和行政處罰程序。但是，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畢竟是一種事後的溝通，並且范圍有限、成本過大，事前的溝通途徑還很少。盡管事前的溝通途徑已在行政處罰領域建立，但還很不完善，個人的參與機會並不充分，作為溝通機制核心的聽證制度僅限於個別行政處罰案件。在其他領域，如行政許可和行政徵收等領域，事前的溝通機制尚未建立；在內部行政領域即政府與公職人員之間，甚至連事後的溝通機制也還是空白，就工資報酬、編制核定等問題的事前溝通機制似乎尚未列入議事日程。

總之，拓展溝通途徑是實現法治的途徑之一。

（三）價值取向的轉變

統一和對立都是利益關系的運動形式。但是，我們，作為已經取得統治權的人們，在意識形態上就不能只強調或過分強調利益關系的斗爭性而否認或輕視利益關系的統一性。否則，只能人為地動搖本政權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導致非法治的運動治國。在18世紀，處於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強調了利益關系的對抗性，提倡分權制衡、天賦人權和個人自由，並延續到取得統治權後的19世紀。於是，無產階級利用了這一武器，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工人運動，甚至最終奪取了政權。因此，以狄驥為代表的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為了鞏固本階級的統治，幾乎全面拋棄了啟蒙思想，只承認利益關系的一致性，提倡以階級合作為反動本質的全面合作，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要求國家轉變法治目標。列寧等社會主義者也給我們提供這樣的經驗。在俄國革命時，列寧強調了民族利益的對立性，提倡民族自決權，強調自決權中的分離權，號召各民族從資本主義陣營中分離出來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俄國革命勝利後，列寧又強調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提倡民族自決權中的聯合權，號召各民族加入社會主義陣營，成立統一的蘇維埃聯盟。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布哈林也及時提出了消除社會沖突，穩定社會秩序的「平衡論」。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依法治國這一治國方略的提出也表明，我們的價值取向已經發生轉變。因為，利益對抗和階級斗爭不需要任何法治。

然而，治國方略的根本轉變，依法治國觀念的確立，並不等於說人們的觀念都已經轉變到法治觀念上來。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和全面確立還需要艱苦努力。要使人們間社會聯系的觀念，從相互間的感情和友誼聯系轉變到法律聯繫上來；要把市場經濟的觀念，從爾虞我詐的競爭經濟轉變到互利互惠的合作經濟上來；要讓人們的訴訟觀念，從我勝你敗的法律對抗機制轉變到溝通與合作的法律和平機制上來；要將人們的國家權力運行觀念，從權力分立、相互牽制和保持平衡轉變到職責分工、相互尊重和團結合作上來；應將政府與公眾間關系的觀念，從命令與服從轉變到服務與合作、信任與一致上來。總之，我們的觀念，應當從找領導和組織全面轉變到找法律和法院上來。

法治之路是漫長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目前容易做到的和迫切需要做到的，恐怕還是以上三個方面。

五、後記

從認識論上說，人們的認識既有科學性認識的一面又有價值性認識的一面。價值性認識體現了主體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但科學性認識卻不涉及階級性，只有正確與錯誤之分

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發展之路是哪一年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