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宜粗不宜細

『壹』 我國立法中的「宜細不宜粗原則」是什麼

指法律要詳細具體。

『貳』 有個時候,突破法律的那些不合時宜的規定,是可以允許的做法嗎

A 正確理解「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探索

20年來的法律改革經驗表明，立法機關在推動制度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呈現出逐漸萎縮的發展趨勢。一方面，立法機關所頒行的基本法律，往往都是對那些已經富有成效的改革經驗的立法確認，甚至就連立法機關對憲法的修改也具有這種確認既有改革成果的性質。另一方面，一些制度變革的推動者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理念，在現有法律沒有發生修正的情況下，通過在部分司法機關開展試驗的方式，對一些制度設計進行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嘗試。這些改革試驗盡管在「合法性」上存在著爭議，有時被視為「背離了現行法律的框架」，卻對於中國諸多領域的制度變革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推動作用。在這一方面，中國的法院和檢察機關在制度變革的推動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對於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持續不斷的改革探索，使得一種「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道路得以形成。

例如，早在2000年前後，部分基層法院就開始試行「普通程序簡易審」的程序改革，最終推動那種「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得以確立。從2000年以來，一些基層檢察機關和基層法院對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探索，對於那些被害人與被告人雙方就民事賠償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採取「和解不起訴」或者從輕處罰的處理方式，這一制度逐漸被各地、各級司法機關所採納。早在2005年前後，最高法院就在若干個地方法院進行了量刑程序的改革試點。按照改革者的設想，量刑制度改革最終的目標是逐步實行適用於全國各級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和「量刑程序」。不僅如此，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少年司法改革走過了一條基層法院進行探索、最高法院吸收成熟經驗的改革道路，在諸如圓桌審理、法庭教育、延伸幫教、社會調查報告、合適成年人、量刑答辯等一系列方面取得了制度創新。甚至在較為敏感和復雜的少年罪犯的「前科消滅」方面，一些地方司法機關都在進行改革探索，並取得了初步的經驗。

2002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則更是對二十多年來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結果的立法總結。應當說，沒有這種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和探索，立法機關就不可能制定出這部法律。從時間順序上看，先有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後有這部土地承包法；從兩者的關繫上看，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所產生並不都是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法不過是將那些較為成熟、行之有效的改革經驗給予法律規范化罷了。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似乎發現了另一條推動制度變革的道路，那就是「相關制度改革試驗先行」、「立法機關將成熟的改革經驗總結成為法律規范」的變革之路。這一改革道路吸收了「立法推動主義」的有益經驗，那就是強調立法機關的中立性和利益無涉性，強調即便是改革試驗也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並保證這些改革試驗有效地得到總結和提煉。這一改革道路也吸收了「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強調制度變革的探索性、自下而上性和漸進性，發揮司法機關在發現和創制新制度方面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任何制度變革除了要考慮制度本身的內在正當性以外，還要關注制度實施的社會效果，使得那些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能夠化解矛盾的制度設計，最終被轉化為國家的法律規范。

但是，鑒於現行立法方式具有各種不可克服的缺陷，依靠這種立法方式來推進制度的變革，又是不合時宜的。從立法技術層面來看，立法機關應當拋棄那種「宜粗不宜細」的立法觀念，不再僅僅滿足於法律的頒布和法律體系的完善，而應將法律的可實施性視為立法的生命和靈魂。法律規范要得到有效的實施，不能過分依靠相關細則、行政法規、司法解釋甚至地方性法規，否則，立法機關頒布的基本法律就有可能被這些規范性文件所架空，而變成一紙空文。而從立法的指導准則來看，立法機關應當放棄那種動輒「為變法而修律」的想法，真正從「制度變革的推動者」變成「改革經驗的總結者」。立法機關應當保持謹慎的立法態度，盡量不在法律中確立那種未經任何試驗、也無從考察其實施效果的新制度，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虛置化和法律失靈的問題，使得立法機關所頒行的法律都是可實施的法律。與此同時，立法機關也應當保持一定的開放性，秉承對法律實施中的問題與改革試驗中的經驗同時兼顧的原則，及時而有效地將那些成熟的改革經驗上升為國家的法律規范，從而促進法律制度的健康發展。

不僅如此，為避免司法機關的改革試驗各行其是的局面，立法機關有必要頒布專門的法律，對這種改革試驗活動加以引導和規范，確定這種改革試驗的時限、地域范圍、改革措施與現行法律的關系以及改革經驗的總結方式，為司法機關的改革試驗設置「特區」，並設定明確的限制性規范。而司法機關在進行特定改革試驗之前，也應當向立法機關進行呈報，並遵守相關的授權立法條款。另一方面，在相關改革試驗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司法機關應當對改革的經驗作出總結，並呈報立法機關作為立法的依據和參考。而在立法機關尚未就此確立為生效法律規范之前，司法機關在向本系統推行相關改革經驗之時，應當報請立法機關批准。這既體現了對改革試驗效果的慎重態度，又顯示出對立法機關以及國家現行法律的尊重。

從這一角度來看，司法機關所進行的諸多改革試驗，包括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程序、量刑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少年司法程序，都不應當停留在地方司法機關提供改革經驗、最高司法機關制定司法解釋的階段，立法機關進行全面的經驗總結，將其中較為成熟的部分上升為國家法律規范。這在新的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時已有所體現。

在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方面，立法機關一方面可以針對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研究相應的立法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改革動向，作出經驗的總結，從而設計出一種既能解決律師辯護難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例如，越來越多的地方法院開始在民事訴訟中實施調查令制度，對於律師調查取證遇到困難的，經過律師的申請，發布旨在強制被調查單位或個人接受調查的司法令狀。這一改革盡管在合法性上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卻對於解決刑事訴訟中的律師調查難問題具有相當大的啟發性。又如，一些地方為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對辯護律師的刑事追訴權，要求對那些辯護律師涉嫌妨害作證罪的案件，一律要經過省一級檢察機關批准，才能對律師採取強制措施。這種改革探索對於有效遏止個別檢察機關任意對律師採取刑事追訴行為的現象，維護辯護律師的法律安全，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再如，早在十多年前，一些地方就建立證據展示制度進行了改革試驗，確立了一種旨在激勵檢察機關保障律師閱卷權的互惠機制，也就是在檢察機關向律師全面展示案卷材料的前提下，要求律師也要向檢察官展示本方掌握的無罪證據材料和線索。這種互惠機制的設置要比那種單純強調檢察機關證據展示義務的制度設計，更有利於調動檢察官保障律師閱卷權的積極性。

很顯然，中國制度變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表明，立法推動主義不可能是中國制度變革的惟一道路，司法機關主導的改革試驗雖有其內在的局限和不足，卻不失為一條引導法律制度取得健康發展的道路。立法機關應當接受一種「立法改革探索先行」的思路，允許司法機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相關領域的制度變革試驗，並將其中富有成效的改革經驗上升為普遍適用的法律規范。立法機關應當放棄那種動輒從西方法律制度中進行移植和借鑒的立法思路，而更多地關注本土自生自發的改革經驗。對於那些經過試驗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改革經驗，立法機關應當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規范化的改造，經過立法技術的轉化使其轉變成為新的法律規范。換言之，立法機關應當在制度變革進程中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從改革的推動者轉變為改革的關注者、研究者和總結者。

「徒法不足以自行」。經驗表明，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通過立法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動，而只有首先在司法過程中展開相關的改革試驗，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對於那些經驗表明不具有切實可行性或者實施效果並不理想的改革措施，及時地予以拋棄，而對於那些具有良好社會效果的改革措施加以總結，並將其上升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制度。這才是法律制度得以穩步發展的正常道路，也是制度變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規律。

『叄』 我國立法領域的突出問題

我覺得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法律可能不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與願望。

『肆』 易粗不易細宜粗不宜細易粗不宜細

宜粗不宜細。
其中的宜，意思是應該。就是應該粗不應該細。

『伍』 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價為什麼宜粗不宜細

帶著問題學抄習革命領袖的教導，一定要學原著，這是大家早就懂得的。找來鄧小平著作一學習，就真相大白了。
僅就我所見，有關「宜粗不宜細」的原話，主要有四段。一是1978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會上，首次提出： 「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要以大局為重。

『陸』 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和要求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 要求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就是要求國家生活、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都納入法律的軌道，接受法律的調控和處理。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和進步，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關系日趨復雜化，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越來越需要運用法律手段進行組織和調控。法律不再是單純的解決糾紛和維護社會治安的手段，而成為組織和改革社會的重要工具。法治國家的形成過程，其實就是法律功能日益擴展，並且大規模地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和層次滲透的過程。具體說來，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應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立法工作，完備法律體系 完備法律體系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首要環節。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首先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國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發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立法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首先，法律體系尚不完備，許多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如《政黨法》、《監督法》、《新聞法》等尚未制定出來。其次，已有法律普遍存在著嚴重「老化」情況，急需修改完善。再次，有些法律的質量低，漏洞多，缺乏超前性，修改頻繁，法律壽命短。最後，同一層次不同層次的法律法規之間還存在相互沖突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戰略目標，就必須切實轉變立法思想，大力加強立法工作。 （1）正確認識法律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從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數量轉變到提高法律質量來完善法制的軌道上來。過去，人們常常認為，在立法方面，「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其實，這種觀點並不正確。「法律泛濫不僅會貶低法律的價值，而且還敗壞法律的質量」 。關鍵並不在於法律的數量，而在於法律的質量。 （2）要轉變「立法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思想，堅持立法力求嚴密細致的原則，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 （3）要轉變「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立法思想，從全局出發，有步驟．有規劃．有預見地開展立法工作，使法律體系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相適應。 二、嚴格依法辦事，樹立憲法和法律極大的權威 有了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並不會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實現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憲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實有效的遵行，無異於一紙空文。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關鍵就在於樹立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 1、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政黨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徵。在西方競爭性政黨體制下，執政黨若有法不依、濫用權力、專橫腐敗，必然會招致選民的拋棄。政黨之間的競爭迫使執政黨奉公守法，兢兢業業，忠誠地為百姓謀福利。在中國，共產黨處於長期執政的地位，其執政地位幾乎不受任何外來的挑戰和影響。黨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領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項工作。黨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黨的領導是實現依法治國根本保證。黨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就能夠極大地推動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反之，黨不遵守憲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和司法機關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國最終不能實現。 2、各級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國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在人治國家中，民眾必須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國家中，民眾應當守法，但政府必須首先守法。從西方國家法治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來看，法治一開始是作為政府的對立物而出現的。法治「首先是指和專斷權力的影響相反的正規法律的絕對的無上的或超越一切的權力，它防止政府方面的專斷權、特權甚至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依法行政要求， （1）行政機關應當嚴格依照法定的許可權來從事行政行為，「無法律即無行政」，嚴禁超越法律行使職權。 （2）行政機關在行使法定職權，從事行政活動時，必須嚴格依法辦事。這里的「依法」，既包括依實體法，也包括依程序法。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星鑒於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強調行政行為應當遵守法定程序在今天乃至今後顯得尤為重要。 3）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 3、司法機關必須嚴格、公正司法 司法是匡扶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在現代社會，法治的實踐狀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司法上。立法只不過是將紛繁復雜的人類行為歸納抽象為一般的、普遍的、非人格化的規范，而司法則是將這些抽象的規范運用於具體的案件中，賦予具體的個案真正實體化的規范效果。因此，司法對法律的適用是最為有效的，也是最為關鍵的。相當多的社會公眾，甚至把司法理解為法治的全部內容。美國學者范德比特指出，「在法院而不在立法部門，我們的公民最初接觸到冷峻的法律邊緣……如果他們失去了對法院工作的尊重，則他們對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將會消失，從而會對社會構成極大的危害。」 公正，是對司法的基本要求。惟有司法公正，國家法制才有權威，社會才能安寧穩定，人民才有最後的依靠；司法不公，則必然導致冤無處伸，理無處訴的情況，社會將完全喪失對法律的信任，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將成為一句空話。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二者相互依賴，缺一不可。實體公正以程序公正為前提，程序公正以實體公正為依歸。沒有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就會毫無價值，而沒有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就會成為泡影。 三、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法治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不僅意味著法律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和層次的擴張和滲透，而且意味著法律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備知識和技能，是人們用於創造新型社會的重要手段。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一項基礎性工程。美國著名法哲學家和法律史家伯爾曼指出，「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歸屬感，遠比強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並且因而並不要求強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仰賴警察。……總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植根於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現代法律觀念，沒有公民對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圍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實現。而要增強全體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就必須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傳，使人人知法，懂法，樹立正確的法律價值觀，「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不犯法，而且能積極維護法律。」

『柒』 依法治國出自哪本書

「復依法治國」的出制現：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

【拓展延伸】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根本保證。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

『捌』 口袋罪的立法原則

1979年刑法的起草歷經25年，共有35稿。1954年憲法通過後，第一屆全國人大就回決定製定刑法，當時是由答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屬的法律室負責組織起草。1960年參與起草的，1963年出來了第33稿，但是不久就開始了「四清」、「文革」，起草工作被迫中斷。一直到1978年憲法制定後，刑法起草工作才重新啟動，最明顯的就是我們這些起草人員缺乏經驗，不知道制定的這些條文實施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另外，當時正值社會變革時期，很多人存在害怕有立法疏漏造成打擊犯罪不力的想法，主要考慮如何滿足懲治犯罪的需要，而很少考慮副作用，因此起草條文時提出「宜粗不宜細」等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