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立法

㈠ 什麼是立法自治權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的制度。
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原則上是依據各自治地方的地域大小和人口多少決定的。自治區與省同級，自治州與地級市同級，自治縣與縣同級。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及其地位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的組成和工作，根據憲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或者單行條例規定。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行政地位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上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實行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負責制，分別主持本級人民政府的工作。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自治權
（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民族特色
1、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中，除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區內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也應有適當名額的代表，而且對人口較少的民族的代表名額和比例分配將依法給予適當的照顧。
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的組成人員以及政府所屬工作機構中，要盡量配備少數民族的幹部，對基本符合條件的少數民族幹部要優先配備。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1/2或以上的，其幹部構成應當與本民族人口比例大體相當；少於1/2或者更少的，一般應高於本民族人口比例。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自治權
1、民族立法權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自治條例規定有關本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問題；單行條例規定有關本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某一方面的具體
事項。
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可以對國家法律和政策作出變通性規定。
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
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須報省或者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並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2、變通執行權
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標，如果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自治機關可以報經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
3、財政經濟自主權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具有較大程度的財政經濟自主權，並可以享受國家的照顧和優待。
凡是依照國家規定屬於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都應當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安排使用。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項目，由國務院按照優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則規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預算支出，按照國家規定，設立機動資金，預備費在預算中所佔比例高於一般地區。
4、文化、語言文字自主權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享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權。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公務的時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
同時使用幾種通用的語言文字執行公務的，可以以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語言文字為主。
5、組織公安部隊權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和當地的實際需要，經國務院批准，可以組織本地方維護社會治安的公安部隊。
6、少數民族幹部具有任用優先權

㈡ 為了避免重復立法，一般在立法中怎麼表述

不必要重復立法的應對既包括對地方立法思維的塑造，同時也包括制度上的應對措施。鑒於應對不必要重復的制度機制比較復雜，本文將單獨列出，本部分主要解決立法思維的問題。
（一）樹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體系性立法思維
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要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必然要求體系內部具有統一性和邏輯性。統一性要求各組成部分之間要一致，不能互相沖突。而邏輯性則要求各部分之間互不相同、各具特點，否則就犯了同義反復的邏輯錯誤。因此，地方立法需要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樹立體系性的立法思維。而要找准這一位置關鍵要把握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根據《立法法》第64條的規定，無論是實施性立法還是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都必須立足於地方。實施性立法要求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自主性立法要根據「地方性事務」，先行性立法要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這些規定都明確了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如果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缺失了，也就喪失了地方立法的意義和功能。從這種意義上說，地方立法都應當具備「地方特色」，這一點無需過分強調。[25]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規已經規定得十分具體，適應地方的需要，地方就根本無需重復上位法，只要依照上位法即可。因此，地方在立法時必須樹立一種體系性的立法思維，將地方立法納入整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去考量立法的必要性。在實施性立法中，需要根據地方實際具體化上位法幾條就立幾條，破除那種整全性的立法思維，真正履行為地方服務的功能。（二）彰顯地方立法的應有空間[26]如果將地方立法空間視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空間，那麼立法不必要重復對地方立法空間的占據無疑會縮小地方立法空間的范圍。更為重要的是，不必要重復立法使得地方立法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為地方解決實際問題，而是徘徊在上位法同地方創新條款之間的邊緣。因此，防範立法不必要重復還需要彰顯地方立法的自主空間，使地方立法的注意力轉向發揮地方立法權的優勢，因為「對一些影響范圍僅限於特定地方的立法事務而言，地方立法有著中央立法所不可比擬的信息優勢和因地制宜條件」。[g]48 因此，地方立法要敢於對上位法規定的法律後果按照地方實際予以細化，敢於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新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然而，從地方立法現狀來看，往往規定的行為模式條款多，但規定法律後果條款少，排除那些僅重復上位法行為模式而沒有重復法律責任的立法不必要重復條款外，依然存在許多新的行為模式但沒有規定法律責任的情況。這就導致了本來屬於地方自己的立法空間，卻因為沒有規定法律後果而處於虛置的狀態。[27]我們以《南京市固廢條例》為例。該法在第7條規定了產生有害廢物單位的申報義務，在第16條中規定了企業堆放工業固體廢物建立台賬並定期檢查、監測的義務，在19條中規定了企業堆放、填埋工業固體廢物的場地停用或者關閉的監測、管理和安全防範義務，在24條中規定了禁止醫療廢物的回收利用，在29條中規定了從事利用、處置有害廢物的單位的備案義務，這些都是上位法並無規定的新的行為模式，但遺憾的是，南京市並無相應的法律責任與之對應，使自己的立法空間虛置。因此，地方立法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著廣闊的立法空間。當然，造成法律責任條款較少的原因主要是對違背「不抵觸」原則的擔心。對「不抵觸」原則的正確理解應當是地方性法規不得與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規定相抵觸，同時還不得與上位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相抵觸，也即既不能直接抵觸，也不能間接抵觸。[h]434-435 對上位法明文規定允許的行為，地方立法不能禁止，對上位法明文規定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不能允許。而對上位法既沒有允許也沒有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允許或禁止呢？其實這正是地方立法的空間所在。但是，這種情況存在限制，即必須遵循《立法法》第8條的法律保留事項、《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1條對設定行政處罰的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15條對行政許可設定的限制等相關法律的概括性條款。同時，對上位法既沒有允許也沒有禁止的行為，地方立法還應當符合上位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因此，地方立法在屬於自己的立法空間內，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就應當敢於為新的行為模式制定法律後果，敢於細化上位法規定的法律責任，從而排擠立法不必要重復占據的空間，彰顯地方立法的自主性。5應對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立法設計（一）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審查機制的立法設計要杜絕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問題，應當從制度上將立法重復的審查機制建立起來，使之與合法性審查一樣，成為地方立法的一項常規性和前置性工作。一旦在地方立法草案中發現立法的不必要重復，應當及時剔除，在地方立法公布之前豎起一道有效的屏障。要建立重復立法的審查機制，有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需要考慮。一是如何在立法中界定不必要重復，避免對某些重復的「誤傷」；二是這種審查機制究竟是採取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還是採取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方式；三是如果採取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必然涉及到對存在的不必要重復如何處理的問題，是直接撤銷或宣布無效，還是紆回建議；四是建立審查機制之後，對依然出現的立法不必要重復狀況，如何處理；五是如何選擇建立重復立法審查機制的立法時機，等等。為了較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應當把握三個原則。首先是科學性原則，應當通過立法明確界定不必要重復的核心特徵。其次是合法性原則，這種審查機制不能違背現有的立法體制，導致中央立法權和地方立法權的緊張關系。第三是現實性原則，這種審查機制能夠適應當下地方立法的現狀，並對不必要重復的遏制能夠起到現實效果。對於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界定，貴陽市和浙江省在立法設計上並不成功。即使浙江省用「一般不重復上位法」的表述意識到了某些重復應當排除在不必要重復之外的情況，但在立法實踐中並無具體的指導標准。[28]我們認為，根據前面對不必要重復的定義，在立法設計中應當表述為「法律、法規對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有明確規定且符合地方實際的，地方立法機關不應當重復規定」。[29]這種表述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明確將不必要重復限制在法律規則的重復之內；第二，排除了那種因地方實際需要改變上位法的法律責任而對上位法行為模式重復的情況，因為它是將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結合起來一起評價，而非單獨將行為模式抽離出來評價；第三，從立法語言的邏輯性而言，也排除了那種不符合地方實際而存在立法不必要重復的情況。因為如果不符合地方實際，從邏輯上講，地方立法當然不應當出現重復的情況。界定好立法不必要重復之後，應當由誰來審查？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還是內部審查的方式？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審查方式。如果同合法性審查一樣，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對下位法的條款進行不必要重復的審查，那麼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發現了不必要重復的條款，全國人大常委會該如何處理？學術界有人提出「重復上位法無效」的觀點，[30]如果按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可以對不必要重復的條款予以撤銷。但是，重復立法並沒有「抵觸」上位法，將重復立法從上位法單獨剝離出來，本身屬於地方立法許可權范圍內的立法事項。它完全符合《立法法》規定的主體要件和程序要件，是合法的立法主體經過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來的，讓地方立法機關承擔「效力否認」的法律責任並無憲法和法律依據。[30]如果我們放棄「撤銷」這種方案，是否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建議廢止的紆回方式來作出處理？雖然這解決了立法許可權問題，但從現實來講也不可行，因為這不僅加劇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負擔，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有了一個要求地方性法規定期清理的常規機制，完全可以將「不重復」納入到地方性法規的清理指標體系中，無需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就某部法規的立法重復建議廢止。因此，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自上而下地審查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方案不可取。再來分析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方式。這種方式的關鍵在於內部審查是否能夠取得現實的效果。至少從《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規定實施來看，效果並不明顯。而原因同究竟由誰來立法建立這種審查機制有關。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來建立審查機制缺乏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在當下不必要重復得不到地方立法機關重視的情形下，這種方式對改變重復立法的慣性思維缺乏實質性的推動力。為了彰顯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我們應當在立法主體上予以更佳的選擇，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方式來設定地方立法機關內部審查的義務，比通過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來規定更為可行。此外，從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對中央立法權威的損害而言，由中央立法的方式來建立這種審查機制也彰顯了中央應對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立場和態度。如果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來建立這種內部審查的機制，這又涉及到了立法許可權問題，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有權要求地方立法機關承擔審查立法不必要重復的義務？是否有損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筆者認為，這並未損害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也不會導致中央立法權同地方立法權的緊張關系。由於不必要重復立法發生在實施性立法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實施性立法的功能本來就是對上位法進行細化和補充，重復立法顯然沒有達到這個要求。並且實施性立法本應當就是地方立法權從屬性的表現，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應當體現在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因此，規定地方立法機關負有審查不必要重復的義務並未損害地方立法權的自主性。從立法時機的選擇上，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成之後，建立這種審查機制的時機已經成熟。因為在我國基本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理清法律體系內部各組成部分的關系，加強這個體系的邏輯性、統一性和整體性，應當是今後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務。綜上，我們可以通過《立法法》修訂，單獨列出一條：「法律、法規對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有明確規定且符合地方實際的，地方立法機關不應當重復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應當在地方性法規公布之前對立法重復予以審查。」對於《立法法》修訂之前存在的不必要重復以及修訂之後依然可能存在的立法不必要重復，應當通過地方性法規的清理予以廢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2009年下達了《關於做好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的意見》，重點針對地方性法規的「不適應、不一致、不協調」進行清理。[31]之所以沒有加入「不重復」的清理指標，可能因為在這種審查機制並未建立的情況下，並無法律依據。因此，在《立法法》修訂後，加入「不重復」的清理指標，並要求地方立法機關將清理結果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顯得有理有據。（二）立法規劃協調機制的立法設計對因搶先立法導致的立法重復現象應當通過制度機制加以避免，防止立法資源的浪費。有些地方已經通過制度化的形式對不同層級的立法規劃進行了規范。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第5條規定，「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已經或者正在就某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應當避免就同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對「正在」的理解，一般理解為已經啟動的立法項目，但包不包括已經列入立法規劃，還未正式啟動的立法項目呢？從立法實踐來看，立法規劃一般有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之分，這里應當以年度計劃為限。即凡是被上位立法機關列入年度立法計劃的立法項目，下位立法機關就不應當立法，而應當等待上位立法機關立法之後，還需要進一步細化的，再進行立法。從全國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來看，除了浙江省的規定外，普遍都是「閉門立法」，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之間在立法規劃上沒有一種溝通機制。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層面上，也還沒有建立協調機制，導致地方搶先中央立法現象時有存在。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可以通過修訂《立法法》，在其中加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正在或准備就某一事項制定法律法規的，地方立法機關應當避免就同一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至於省級地方立法和較大市地方立法的協調問題，可以通過各地的「地方立法條例」予以類似規定。注釋[1]筆者的查閱，最早提及地方立法重復上位法的弊病問題，可以追溯到王燦發：《地方立法將國家環保法具體化的技術方法》，《中國環境管理》1989年第5期。此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孝葵等主編：《地方立法比較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周旺生：《立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李林：《走向憲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力宇主編：《地方立法的民主化與科學化問題研究——以北京市為主要例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2]參見孫波：《試論地方立法「抄襲」》，《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頁。[3]關於立法體系和法律體系之間的關系，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法律體系應當是立法體系與部門法體系二者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李龍、范進學：《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科學建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5期，第45頁。因此，以下筆者論述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體系性當然包括作為立法體系一部分的地方性法規。[4]根據我們的查閱，在各地固廢條例（辦法）中，那種僅重復上位法的行為模式但未規定法律責任的情形占據絕對數量。這就意味著執法和司法機關必須去尋找這些行為模式的法律責任，這無疑增加了適用法律的成本。如《南京市固廢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禁止焚燒產生有毒有害煙塵和惡臭氣體的固體廢物」。該條實際上是《固廢法》20條和《大氣污染防治法》第41條的立法重復，但它在無意中卻擴大了上位法規定的義務范圍。因為上位法均規定只是在「人口集中地區和其他需要保護的地區」禁止該類行為，而本條無情節、無范圍的規定實際上擴大了公民的義務。當然，如果將南京市的規定理解為是一項更為嚴格的新的規定，它就應當有相應的新的法律責任相對應，但《南京市固廢條例》並無法律責任與之對應。可能的解釋是設計立法的人員為了使本條的各款在文字風格上保持統一，對上位法的規定進行了「簡化」地照搬。[5]雖然學術界對法律規則的要素有一些爭論，但目前前提條件（假定）、行為模式、法律後果三要素說已經成為學術界的通識。參見張文顯：《法哲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頁；公丕祥主編：《法理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頁。[6]類似的情況還包括立法的調整對象。比如浙江省和南京市將「有害廢物」納入到了固體廢物的種類中，而《固廢法》規定的固體廢物並無「有害廢物」。我們的理解是，地方立法當然可以規定更嚴格的標准，但是，對於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了的調整對象地方立法不能將其排除，否則就涉嫌合法性問題。[7]舉例說明。《固廢法》第57條規定，「禁止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危險廢物收集、貯存、利用、處置的經營活動。」第77條規定了法律責任，「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罰款。」《江蘇省固廢條例》第34條重復了《固廢法》第57條規定的行為模式，但在第50條中對上位法的法律責任進行了細化，規定「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在這種情況下，江蘇省的規定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法律規范，它對上位法行為模式的重復應當排除在不必要重復之外。[8]細化了上位法行為模式但重復了上位法的法律責任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因為法律責任是為行為模式而設，對上位法行為模式的細化就已經變成了新的行為模式，法律責任就不可能是重復。[9]《江蘇省固廢條例》第4、6、7、11、16、22、31、34、35、36、50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0]《浙江省固廢條例》第4、9、10、11、13、24、25、28、29、31、34、37、40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醫療廢物管理條例》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1]《廣東省固廢條例》第7、20、21、22、24、30、32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2]《山東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9、10、15、16、17、27、28、31、32、33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3]《河北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3、16、20、25、28、36、40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4]《安徽省實施〈固廢法〉辦法》第5、6、7、11、13、23、25、30、35、39、44條同《固廢法》（1996年4月1日實施）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5]《南京市固廢條例》第10、15、16、19、20、21、23、25、32、33、34、35條同《固廢法》（2005年4月1日實施）以及國務院《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的條款全部或部分重復。[16]參見李步雲、汪永清主編：《中國立法的基本理論和制度》，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17]在地方性法規中，實施性法規占據絕對的數量優勢。據初步了解，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等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約有50%以上屬於實施性立法。參見法言：《法律體系的主幹和重要組成部分——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中國人大》2011年第18期，第33頁。[18]關於電子廢物的規定，已經被2011年實施的國務院《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涵蓋，關於南京市對有害廢物的規定，已經被2010年實施的《江蘇省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條例》涵蓋。[19]在地方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這種整全性立法思路並無問題，這里指的地方實施性立法。[20]法律責任的承擔方式除了懲罰、補償和強制之外，還應當包括效力否認這種方式。參見孫笑俠主編：《法理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21]筆者不將立法後評估活動稱為「審查」方式，而僅稱為「評價」方式，主要因為立法後評估在當下並非一項法定的立法行為，在立法實踐中也並非一項常態性的工作。將立法重復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該書將立法重復表述為「上位法的援引性條文」。[22]我們以當下立法後評估研究的兩個典型文本為例。在俞榮根教授主編的《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將立法的必要性、法制統一、權力配置、地方特色、技術規范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沈國明教授等著的《在規則與現實之間——上海市地方立法後評估報告》中將合法性標准、適應性標准、操作性標准、績效性標准、特色性標准、參與性標准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第一個文本中的五項標准實際上都應當是在立法當時就做好的工作。第二個文本中的一些標准符合立法後評估的應有功能，如適應性標准、操作性標准、績效性標准。但合法性標准、特色性標准、參與性標准也應當是在立法當時就應當論證清楚的。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頁；沈國明、史建三、吳天昊等：《在規則與現實之間——上海市地方立法後評估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頁。[23]當下立法後評估工作一般是通過由制定機關委託某一主體進行，由於受到制定機關委託經費的支持，這種委託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受託主體的中立性。[24]當下立法後評估中將「地方特色」作為一項指標，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即似乎地方立法中只有部分條款是有「地方特色」的。實際上，按照地方立法權的功能，所有的地方立法條款在立法當時都應當從地方實際出發，都應當具備「地方特色」。關於「地方特色」作為立法後評估的指標，參見俞榮根主編：《地方立法後評估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
[25]有論者指出，在現行國家政治體制許可的范圍內，應當合理引進「影響范圍」來對中央和地方立法權進行界定，即中央對純粹地方性事務要「有所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地方真正「有所作為」，藉此彰顯地方立法空間。筆者認為，除了地方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之外，即使在實施性立法中地方依然有較大的自主性空間，但必須突破重復上位法的思維慣性。參見封麗霞：《中央與地方立法許可權的劃分標准：「重要程度」還是「影響范圍」？》，《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第47頁。
[26]此處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否定性法律後果和肯定性法律後果。那種認為地方立法中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的「規范」是一種「提倡性規范」的認識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即使我們承認「提倡性規范」這種規范形式的存在，它其中也必然包含明確的肯定性法律後果，否則就違反了法律規范的邏輯完整性。在地方立法中，排除了上位法已經規定了法律後果的行為模式之外，相當一部分行為模式既無肯定的法律後果，又無否定的法律後果，對於此類現象，只能理解為它是地方立法的一項「硬傷」，違背了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基本原理。[27]可能正是由於缺乏不必要重復的認定標准，導致了《浙江省固廢條例》不必要重復佔到所有條款的26.6%。這種狀況同時也說明了通過利用中央立法的方式來規制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復更為有效。[28]此處的「法規」，既包括行政法規，也包括省級地方性法規。這種表述將較大市地方性法規重復省級地方性法規的情形也包括在內。[29]參見李林：《走向憲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頁。[30]《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8款以及《立法法》第88條第2款均規定只有在「抵觸」的前提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能行使撤銷權。[31]全國人大法工委在2009年發布的《關於做好地方性法規清理工作的意見》（法工委發[2009]70號）中指出，「清理工作主要圍繞以下四類問題進行梳理和研究：一是地方性法規已經明顯不適應國家確定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二是地方性法規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省法規不一致的；三是地方性法規規定之間明顯不協調的；四是地方性法規操作性不強，需要也有條件加以細化的。」

㈢ 什麼叫管理自主權

先聲明下：你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請不要站在企業經營者的角度去閱讀。而要站在一個管理者的立場閱讀下文。
什麼是經營自主權
所謂經營自主權，是指相對人(主要是企業)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基礎上所擁有的調配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自行組織生產經營的權利。經營自主權的權利主體是很廣泛的，它包括各種不同性質的企業、經濟組織、個體工商戶、專業戶等，而且各種不同的經營自主權主體所享有的經營自主權內容是不同的，且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如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參照《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為例，就具體包括生產經營決策權、物資采購權、投資決策權、勞動用工權等十四項權利；至於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則享有更廣泛的經營自主權。盡管不同性質企業享有的經營自主權的內容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是在行政訴訟中，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只要行政機關實施了干預、截留、取消、限製法律賦予相對人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中，對其財產佔有、使用、處分及其人財物等方面的自主權，相對人便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經營自主權的特徵

(1)經營自主權是指企業享有的權利。

(2)經營自主權是依法享有的權利。這里所說的依法既包括法律的規定，也包括行政法規的規定，如《個人獨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公司法》、《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對私營企業的權利都作了具體明確的規定。私營企業行使經營自主權也要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行使，不能非法使用或者濫用其經營自主權。

(3)經營自主權不容侵犯。經營自主權是私營企業依法享有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對其經營自主權非法干涉，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

(4)經營自主權的核心是私營企業獨立自主決定其經營事務的權利。

根據《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4章的規定，私營企業享有下列權利：

(1)財產所有權。私營企業投資者對於其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財產可以依法繼承。

(2)名稱專用權。私營企業對核准登記的名稱在規定的范圍內享有專用權。核准登記的名稱是指私營企業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的名稱或者字型大小，這是一個私營企業區別於其他企業的重要標志。私營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其名稱有專用權，其他任何單位或個人不經其同意，不得非法使用。

(3)依法經營權。私營企業在核准登記的范圍內自主經營，不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非法干涉。(4)機構設置權。私營企業根據經營需要，有權自主決定企業內部的機構設置。除法律規定外，任何單位不得強迫私營企業設置歸口、配套機構，如設置計劃生育、消防、衛生、社會治安等機構。

(5)勞動用工權。私營企業有權按照勞動法規定招工或者辭退職工。企業在行使這些勞動用工權時，不得違反勞動法中關於職工權益保護的規定。

(6)工資及利潤分配權。私營企業有權決定企業的工資制度和利潤分配形式。比如企業應在不低於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的要求下向職工發放工資。私營企業的稅後利潤留作生產發展基金的部分不得低於50％，由於特殊原因，提取比例少於50％的，須經稅務機關批准。

(7)勞務定價權。私營企業有權按照國家價格管理規定，制定企業的商品價格和收費標准。

(8)訂立合同權。合同是私營企業對外對內進行經濟經營活動的重要的法律形式。企業對外對內進行經濟活動在很多情況下要通過合同體現出來。企業對外可以簽訂合同來確定企業在經濟交易中的權利和義務，企業對內可以簽訂勞動合同，以確定企業和職工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對於合同的權利和義務，合同的當事人應認真遵守，否則應承擔違約的法律責任。

(9)知識產權。私營企業有權將自己的發明創造及商標申請專有權，依法取得專利權和商標權。對於他人對自己的專利權及商標權的侵權行為，可以提請有關部門並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什，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10)外貿權。私營企業根據國家法律法規規定，可以同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舉辦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可以承攬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從事補償貿易；經過批准，還可以取得進出口權。

(11)融資權。私營企業應當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開立帳戶，符合條件的可以申請貸款。

(12)拒絕攤派權。除國家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任何單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企業提供財力、物力、人力。對於違法違規的攤派，私營企業有權拒絕提供。

經營自主權的相關法律

《個人獨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公司法》等法律規范主要是關於不同企業組織形式的設立、組織管理、組織形式變化和社會責任等內容的規范。由於私營企業依法可以採取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種組織形式，因此，這些法律規范中關於企業自主經營權的內容，也屬於私營企業自主經營權的內容。

《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4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可以依法申請貸款、取得土地使用權，並享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這里突出了個人獨資企業的信貸權、土地使用權。第25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以任何方式強制個人獨資企業提供財力、物力、人力；對於違法強制提供財力、物力、人力的行為，個人獨資企業有權拒絕」。這是關於拒絕攤派權的規定。

《合夥企業法》第7條規定：「合夥企業及其合夥人的財產和合法權益受到保護」。《公司法》第5條規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公司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需求自主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這是對經營自主權的概括表達。

㈣ 自主的行政管理法規可以創造新的規則。為什麼是對的。

自主性行政法規。這類行政法規是最高行政機構在許可權范圍內依法獨立行使行政內權而制定的行政法容規。自主性行政法規的法律根據是憲法和制定機構的組織法。最高行政機構只要在制定機構組織法規定的范圍內不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就不需要特別授權。這是行政體系內最高行政機構獨立行使職能的體現，是行政立法功能的重要方面。自主性行政法規的通常名稱有：條例、決議、命令、規則、規定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庫券條例》、《關於稅收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等等。此外，制定自主的行政法規也可根據授權方式進行。如1981年11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有關的法律和政策的原則，按照各該省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這兩省依據這一授權就可以制定自主的行政法規了。

㈤ 什麼是主動立法

指行政抄機關根據行政需要在自己襲職權范圍內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我國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行政決議和命令；省自治區、直轄市、省會市的人民政府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行政規章，《立法法》進一步明確了行政機關在職權事項內的主動立法權（國務院）和本行政區域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的主動立法權（地方政府）。
主動立法是行政立法主體以自己的意志獨立行使行政立法權，也就是說，在不與效力層級高的法律、法規所限定的內容相沖突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地制定行政法律規范。正是由於這一點，決定了在現實行政立法實踐中，行政立法主體的主動立法積極性相對最高，由於缺乏必要的權力監控制度和明確的法律約束規則，主動立法權濫用的現象屢屢發生。

㈥ 法律選擇權與自主權有什麼不一樣

選擇權是為或者不為某些法律規定的行為。
自主權是指自由決定為或不為某種行為，不一定是合法的。

㈦ 香港不是高度自治嗎而且還有自主的立法權，為什麼全國人大能修改香港的法律

一國兩制的法律依據就是基本法，然後基本法是中國的法律，不是香港地方法律

㈧ 法律上年滿18周歲有自主權嗎自由權定義呢

自主權按年齡來劃分，18周歲是民法上定義成年的概念，滿了就要為自己行為付專責任，（所有責任）屬你想出去打工從法律上來講你父母無權干涉，但如果出了什麼問題需要打官司，你父母有權拒絕為你承擔民事責任主要是經濟上

㈨ 自主權和自由權的區別是什麼

區別一、自主權和自由權兩者的定義不相同

自主權是相對人(主要是企業)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基礎上所擁有的調配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自行組織生產經營的權利。而自由權是人權的一個基本權利，所以兩者的定義就不相同。

區別二、自主權和自由權兩者的特徵不相同

經營自主權是指企業享有的權利。經營自主權是私營企業依法享有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對其經營自主權非法干涉，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自由權是人權的一個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區別三、自主權和自由權兩者權利的廣泛性不同

經營自主權的權利主體是很廣泛的，它包括各種不同性質的企業、經濟組織、個體工商戶、專業戶等，而且各種不同的經營自主權主體所享有的經營自主權內容是不同的，且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

(9)自主性立法擴展閱讀：

(1)經營自主權是指企業享有的權利。

(2)經營自主權是依法享有的權利。這里所說的依法既包括法律的規定，也包括行政法規的規定，如《個人獨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公司法》、《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對私營企業的權利都作了具體明確的規定。

私營企業行使經營自主權也要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行使，不能非法使用或者濫用其經營自主權。

(3)經營自主權不容侵犯。經營自主權是私營企業依法享有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對其經營自主權非法干涉，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

(4)經營自主權的核心是私營企業獨立自主決定其經營事務的權利。

㈩ 國務院批准18個較大城市具有立法權,是哪幾個

唐山、大同、包頭、大連、鞍山、撫順、吉林、齊齊哈爾、青島、無錫、淮南、洛陽、重慶、寧波、淄博、邯鄲、本溪、蘇州、徐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