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全國首部創制性立法

㈠ 山西隨地吐痰罰款500具體規定是怎麼樣的

5月15日，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山西省禁止公共場所隨地吐痰的規定》。規定在公共場所吐痰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管理行政部門或者其依法委託的單位責令清除痰漬，並可以予以警告；拒不清除的，可以按照規定予以處罰。

其中，在室外公共場所隨地吐痰的，處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款；在室內公共場所隨地吐痰的，處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罰款；在公共交通工具、電梯轎廂等公共密閉空間內隨地吐痰的，處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設區的市、縣（市、區）人民政府應當建立行政處罰記錄制度，依法將違法行為納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統，並可以公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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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定》是一部寓德於法、法德相容的規范，它將不文明行為的道德治理上升到法治層面，進行法律治理，不但充分回應了當前社會現實問題和社會關切，而且通過法治手段促進了社會道德和文明行為的傳播。」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成斌介紹說。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全國首部專門聚焦治理公共場所隨地吐痰問題的省級地方性法規，《規定》在制度設計方面進行了諸多積極探索，諸如城管部門可以依法與自治組織、企事業單位簽訂共建共治協議，共同治理本責任區內的隨地吐痰行為。

設立公益宣傳監督崗位，聘用低收入家庭成員協助宣傳監督；探索建立環衛工人、交通協管員參與隨地吐痰監管機制等不少制度都帶有創制性。

㈡ 法律基礎問題，快！

錯了！是A,肯定正確

依據不同的標准，可以對行政立法作不同的分類：
1．依據內行政立法權的來源不同，容行政立法可分為職權立法與授權立法。
2．依據行使行政立法權的主體不同，行政立法可分為中央行政立法與地方行政立法。
3．依據行政立法內容、目的和功能的不同，行政立法可分為執行性立法與創制性立法。

㈢ 結合材料，運用所學知識，說明怎樣才能提高人大的立法質量

去「行政化」，回歸到人大立法的主導地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我國的立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導型，原動力來自於政府及其部門，從某種情況來講，可以說是按長官意志在立法、修法、廢法，人大難以影響立法的實質性內容，導致了法律制定中的錯位。政府制定規則，借法固權、以法擴權、憑法爭權難以避免，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立法公正。要使法律准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更好協調利益關系，必須去立法上的行政化，要回歸到人大立法的主導地位上來。一是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不斷完善立法重大事項向黨委請示報告制度，立法規劃的編制和重要立法項目的制定報黨委討論決定；健全完善立項論證制度，尤其對立項的現實必要性、緊迫性和要解決的問題等逐項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討論，真正做到慎用立法資源。二是在立法許可權上處理好人大與政府的關系，進一步明晰法律與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與政府規章的界限，改變由政府主導決定立法的狀況。比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對那些授權立法的事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已經成熟的，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及時制定法律。三是要始終把民主立法貫穿於立法工作的全過程，把調查研究作為立法工作的第一切入點，深度整合資源充分發揮各方力量，除重視政府及部門對立法的基礎支撐作用外，要重點發揮好專家學者、基層人大在法律立項、論證、調研、起草等方面的參謀智囊作用，不斷增強立法的民主性、科學性，確保制定的法規符合國情省情民意，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並自覺遵守執行。

去「地方化」，始終堅持做到法制統一。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從立法體制角度來講需要地方立法。按照立法法規定，地方性法規不得與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但是由於主、客觀原因，中央與地方的立法沖突歷來存在，中央與地方的立法權劃分一直隨著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劃分狀況而變化，地方化現象較為普遍，地方立法之間差異較大，分散的地方保護的法規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小，為執法和公民守法帶來困難。法制統一是維護國家統一、政治安定、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基礎，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保障。要去立法上的地方化，始終做到既要突出地方特色，更要做到法制統一。一方面，堅持以憲法為依據，深入貫徹立法法，正視我國目前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經濟成分、利益主體等日趨多樣化的實際，按照法制統一的要求，在制定好實施性法規的同時，加強創制性立法，正確處理好堅持法制統一與突出地方特色的關系，切實做到所制定的法規符合實際,管用好用；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的「不抵觸原則」，使每一部法規既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的具體規定直接抵觸，也不與其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和法律制度間接抵觸。

去「部門化」，正確處理好公共利益與部門利益的關系。立法成為一些部門佔有權力資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通過行政立法，借法擴權，與民爭利，為本部門的行政行為尋求合法外衣，導致了立法行為部門化，部門立法利益化，部門利益合法化。去立法上的部門化，依法合理地規范部門行為，防止利用法規不適當地強化部門利益而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保證法規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一是人大要發揮統籌協調作用，主動介入，加強與政府的整體協調，推動政府加強對相關部門立法工作的統籌，界定好行政權的范圍，要從強化公民義務和政府權力向強化公民權利和政府職能轉變，既要考慮到執法部門應有的許可權和利益，更要考慮到涉及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二是要正確處理好權力與權利、權力與責任的關系，堅持職權法定、程序法定、監督有效，做到權力與部門的責任緊密掛鉤、權力與部門的利益徹底脫鉤。三是要處理好有關部門之間的職責劃分，凡涉及其他部門職權的，要進行充分協商，力求達成一致，防止「部門利益法制化」，維護立法的嚴肅性。

去「短期化」，正確處理好法規的現實性與前瞻性的關系。由於社會實踐的快速發展，立法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處於急速的變化之中，立法者更多考慮的是現實的格局，而考慮正義的原則、考慮法律的內在理性不夠，同時由於立法者不願意去觸及深層次的問題，導致立法的前瞻性和現實性兼顧不夠，立法中的戰略考量做得不好，立法中的定的功能體現不充分，修法過於頻繁，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要去立法中的短期化現象，必須正確處理好法規的現實性與前瞻性的關系，一方面要及時把改革發展中成功的經驗用法規形式固定下來，用以解決改革和建設中的現實問題，為改革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制保障；另一方面要增強法規的前瞻性，注意為深化改革留有空間和餘地，把法規的「定」和改革的「變」有機結合起來，使法規內容科學規范，相互協調。

㈣ 法律的重要性到底在中國有多大的意義

方立法是國家立法體系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多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我省有立法權的4個較大市和3個民族自治縣十分注重從本地實際出發，嚴格遵循《立法法》和《廣東省立法條例》，努力探索地方立法新途徑，大力推進地方立法工作，先後制定、修改、廢止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規，較好地從法律制度建設上解決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與此同時，我省地方立法工作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和問題。新形勢下，地方立法如何與時俱進，自覺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貢獻，實現與地方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良性互動，已越來越成為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緊迫問題。

在2005年12月27日召開的廣東省立法工作會議前夕，本刊記者就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在立法中所面臨的難與困，分別采訪了我省部分有立法權的較大市人大法委或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以及連南、連山、乳源3個民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負責人。

立法的舞台到底有多大？

如今，國家立法越來越多，地方立法的空間是否會越來越小？記者了解到，對該問題，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的情況不一，說法也不一。

汕頭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陳冬雷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地方立法的空間呈現逐漸縮小的趨勢，這與國家法制建設的進程密切相關。經過多年努力，目前我國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形成，我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無法可依的狀況。因此，地方在解決國家尚無明確規定而先行立法方面的空間會越來越小。這就要求地方立法必須與時俱進，把重點轉向解決地方特定問題和適應新形勢的創制性立法上來。但由於認識不足或觀念轉變滯後，地方立法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從另一個角度看，隨著國家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對地方立法的范圍、內容等所做出的規范或者說約束和限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嚴格。地方在認識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一些應立法的領域存在「等、靠、觀望」等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地方立法。

深圳市人大法委副主任委員劉曙光對此卻持相反意見。他認為，地方立法的空間非常大，原因有3個：首先，當前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體系是體系，基本框架是基本框架，二者有質的區別，需填充的具體法規還很多。其次，從政府承擔的職責來看，我國與外國也不太一樣，現在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還沒有將立法權完全放下去。他向記者作了一個測算：廣東省一級涉及有關法律的業務處室500個左右，除一部分處室不執法外，大部分處室至少執行一部至兩部法規，這還是最保守的演算法。大家想想，若所有執法職能都能法定化，立法空間該有多大？再次，以往立法是面的需求，一部法規往往分章分節，管一大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在一部法規里基本說完。現在不同了，人們對所立的法有新的要求了，即立的法不僅需要到面，也需要到點。也就是說，一件很小的事也許就需要一部法，需要一個專門機構。例如，對韶關市丹霞山風景區的管理，就十分必要制定《丹霞山風景區管理條例》，體現地方特色。

珠海市人大法工委主任邊玉峰則說，地方立法中的先行性立法的空間較寬闊。地方立法要創新，以填補國家立法的空白。地方立法，應更注重先行性立法。

3個民族自治縣的看法又如何呢？連南瑤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謝柏良的說法頗具代表性：「目前民族自治縣的地方立法空間還是較大的。現在，我們縣除了一部《連南瑤族自治縣自治條例》外，已基本上沒有其它仍在實施的自治縣地方性法規，這不利於自治縣經濟社會的有序和可持續發展，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

立法，重數量還是重質量？

現在，社會上流行這么一種說法：地方立法立得差不多了，現在主要應注重法的質量和怎麼執行好這些法規。對此，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又是如何看的呢？

一種意見認為，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其實立法數量和立法質量同樣重要。深圳市的劉曙光說，就深圳而言，現在所制定的法規只有100多部，這遠遠不能適應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地方立法的功能及定位，就是在國家立法的空隙中尋求空間，拾遺補缺，地方立法其實是國家立法的細化。也就是說，實施性立法、補充性立法是地方立法的重點。在我國，通常是應立法的卻少有立法或沒有立法，如道路交通處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都存在這方面問題。其實，有關這一方面，任何行業都可列舉很多。而國外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例如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地方立法的總量就非常大，每部法典內容都很詳細，基本上做到「只要公民覺得應有法律規范的地方就一定有法規范」。現在，我國國家法律200部左右，國務院行政法規900多部，乍看起來，所立的法律、法規好像是差不多了，其實不然，因為到了地方完完全全立法的很少，大部分需要進一步細化、規范，增加一些可操作性的內容。前不久深圳市人大徵集2006年地方立法意見時，發函至政府機關，竟有100多個項目100多條意見（不包括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希望市人大在2006年裡能夠制定、修改和調研。

另一種意見是，地方立法質量始終是第一位的，同時須兼顧一定的數量。珠海市的邊玉峰說，沒有一定的數量，就難以滿足依法規范社會管理的需要，就談不上發揮立法權的優勢，實現法治社會的目標。他表示，現在我們強調依法治國，但並不是說所有問題都需要立法來解決，何況法律不可能事無巨細都覆蓋得到、解決得了。當前和在今後的一段時期里，我們應集中力量優先選擇社會急需用立法來解決的問題來立法。其中，能用行業規范解決的，盡量用行業規范解決；能夠社會自律的，盡量依靠社會自律；能夠用一般行政管理解決的，不一定非要用法規設定處罰的形式來解決。這就決定著地方立法的數量不可太多。當前，限於地方立法力量不是很充裕，從事立法的工作人員不是很多，地方立法應結合地方實際，集中立法資源和力量，提高立法質量，使制定的地方法規具有更強的針對性、操作性。

立法的難與困究竟在哪？

通過采訪，記者發現，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在地方立法中普遍處在一種尷尬地位。其中，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主要有：

第一，一些人的認識存在偏差。汕頭市的陳冬雷對此感觸很深。他說，目前汕頭有兩個立法權，一個是特區立法權，一個是較大市立法權。對兩個立法權的性質、地位、許可權、作用等問題，在一定范圍內由於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導致一些人對地方立法工作講起來重要，但做起來往往不重要。有的人錯誤地認為，上有國家法律法規，又有政策規章，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沒有必要再搞地方法規。因此，對地方立法工作不熱心、不關心、不支持、不配合；有的人存在重經濟、輕法制的思想，他們遇到問題就強調立法，立法以後又忽視執法；有的人存在立法束縛改革開放手腳思想，主張少立法或不立法，在強調地方特色時，缺乏先進科學的立法意識，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成為一些人維護現實狀況甚至一些陳規陋習的理由。

在這一點上，深圳市的劉曙光也頗有感慨。他說，地方立法主要有3個作用，即：引領社會生活、改革開放、經濟建設；促進社會生活、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確認或鞏固社會生活、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當前，多數人的認識只停留在第三個作用，對第一、二個作用，尤其是對第一個作用認識不足，導致用法律手段規范社會管理不到位。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時機成熟了就立法，沒有了分歧才立法。然而，到底什麼是沒有分歧？什麼是成熟？根本沒有固定標准。一般來說，行政命令、紅頭文件的效力、約束力不夠，強行推行很困難，效果也比較差。大家希望所立的法具有科學性、民主性、合法性，而行政命令、紅頭文件的民主性卻往往不夠。

第二，地方立法與上位法存在矛盾，上位法的一些規定與地方實際不一致。深圳市的劉曙光表示，法律統一必須是以多樣性為基礎的，沒有多樣性就沒有統一性。一直以來，上級立法機關對下級立法機關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態度不明確，寬容、鼓勵措施不夠，認為給地方立法空間越小越好，原因是怕亂套。比如，國家所立的處罰條款中就不應定死處罰金額，把錢定死了，地方怎麼定？哪來的餘地？

第三，地方立法機制受到局限，立法效率較低。深圳市的劉曙光指出，其中一個客觀原因是，常委會每年對法規的審查時間較短，每年常委會會議審議時間只佔一年的1／20，而國外有的用整年或者是一年的1／3時間來審查，有些國家還專門設有個技術把關的部門，一般稱為立法改革委員會，該委員會專門在立法技術上把關，這樣提交審議時，大家就不需要考慮法規的技術問題，只需討論有爭議的核心之處。我們要提高立法效率，有必要借鑒國外的好做法。他以深圳為例，該市人大常委會每年召開6次會，每次會議一半時間審議法規，一次會議4天左右，一審、二審下來，一年立法充其量20至30部。市政府提議案，到市人大審議，不足4個月時間，滯留時間太長，運用時間太短。制定法規，包括修改在內，較匆忙、較倉促，這樣很難有什麼更新意見。再者，材料提供得也不夠，有的與會者到會場才看一看材料，根本沒有時間調查研究。至於反復辯論，更是做不到。

第四，公眾參與地方立法能力低，沒有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普遍反映，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參與立法的渠道比較單一，往往局限於書面徵求意見；聽取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意見的范圍也比較窄，特別是沒有充分發揮專業、行業的人大代表和法律專家的作用；一些人大代表和市民參與地方立法的積極性和業務水平也不夠高。

第五，當前我國的地方立法工作還不能完全適應國家法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需要。有的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之間、地方性法規之間存在著矛盾或者不協調，有的地方性法規「大而全」、「小而全」，重復立法比較多；有的地方性法規比較原則，操作性不強；有的地主性法規缺乏地方特色，針對性不強。

此外，地方立法的執行保障機制也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法規的起草沒有真正做到「領導落實、人員落實、責任落實、時間落實、經費落實」。

而對於3個自治縣來說，當前地方立法存在的最嚴重問題和困難則是，立法經費、法制人才和各類專業人才嚴重不足。

今後的努力方向及解決對策

2005年12月23日,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廣東省農業機械管理條例》新聞發布會，圖為發布現場。

「當前，地方立法在某些方面還存在著許多立法空白或缺口，一些法規需全面修訂。」這是我省有立法權的較大市和民族自治縣的共同心聲。他們提出的解決對策是：

一是要進一步統一認識，充分認識地方立法的重要性和現實迫切性，真正把立法工作擺上位置，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二是要進一步提高編制地方立法計劃的科學性，進一步抓好地方立法計劃的落實，切實完善地方立法工作責任制，保證當地重大方針政策貫徹實施和保障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立法事項優先立項，對於單純調整政府部門內部關系的項目原則上不立項。

三是要積極發揮人大主導作用，把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進一步拓寬人大代表了解、參與立法工作渠道，加強人大代表對法規起草、調研、修改、審議各個階段的參與，高度重視與立法工作相關的人大代表議案、建議的辦理等工作。

四是要不斷拓寬立法思路，大膽借鑒國外立法的好經驗，堅持立、改、廢並重，切實防止立法中的「利益部門化」和「部門利益法制化」傾向，努力挖掘地方立法先行性、針對性的特點，通過創制性立法，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建立在法制的軌道上。

五是要建立、健全提高立法質量的長效機制。進一步探索立法的形式、立法的程序，規范提前介入制度，完善法規草案指引、服務制度，切實提高法規草案起草質量，把好法規案的審議關，努力提高立法審議質量，不斷提高立法工作水平，使地方立法更具科學性、民主性、實用性。

此外，我省有立法權的3個民族自治縣還提出了以下建議：一是加強對民族立法工作的指導，把民族立法納入省人大的立法總體規劃。二是加強對民族立法人員的培訓，提高立法水平，保證立法質量。三是請求省人大幫助解決地方民族立法經費問題，以促進民族立法工作不斷發展。

相關鏈接

一、一組數據

1．20多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00多件法律，國務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規。

2．2004年9月至2005年9月，4個較大的市報請省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地方性法規19項，其中廣州5項、深圳7項、珠海3項、汕頭4項（均不含特區立法）。

二、4個較大市的地方立法情況（2000年-2005年）

廣州市：立法43項，其中城建口11項、財經9項、教科文4項、農村農業2項、內司1項、其他4項。

深圳市：特區法規133個，較大市法規23個。

珠海市：法規43件，廢止2件，其中特區立法26件，較大市立法15件。

汕頭市：制定、修訂、廢止法規34件，其中特區立法18件、較大市立法13件，法規性文件3件。

㈤ 行政訴訟法的行政訴訟的起訴條件和行政賠償訴訟的起訴條件有哪些區別

您好，1，行政賠償訴訟首先要求確定的是行政行為違法，才能得到國家賠償，而行政訴訟僅僅確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撤銷具體行政行為，不涉及賠償問題。
2，行政賠償訴訟可以進行調解，但是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
3，行政賠償訴訟強調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對自己提出的主張，各自提供證據，但是行政訴訟強調行政機關自證其行為合法。
4，依據的法律不一樣。前者主要依據國家賠償法(新的)，後者主要依據行政訴訟法。
5，行政訴訟的監督對象是行政主體。司法機關只能監督行政機關而不是公務員個人。行政賠償訴訟的規范對象是公務員個人。這是因為，國家雖然可以以其財產承擔金錢責任，但國家作為抽象的主體卻不可能「具體」地犯錯，侵權行為終歸只能是由具有意志能力的具體的公務員做出的，所以只有以公務員為監督對象，對其進行規范才可能促其踐行法治，實現其職務行為的理性化、法理化。
6，行政訴訟的審查對象是行政行為。行政賠償訴訟的審查對象是公務員的公職行為。 7，行政訴訟奉行合法性原則，以公法規范為主要法律淵源。行政賠償訴訟奉行違法性（過錯）審查原則
8，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非常廣泛。行政訴訟是客觀合法性監督之訴，所以在原則上一切法律主體都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賠償訴訟的原告資格相對狹窄，當事人只有在主觀權利受損時才能提起賠償訴訟，但在行政訴訟中，只要利益受損就可以起訴。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㈥ 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的行政處罰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一條規定：

第十一條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
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地方性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

即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行政處罰的種類有：警告；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除企業營業執照外的其他執照；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的行政處罰，但不能夠設定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

公民的人身權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人身權未經法律規定的程序，不受侵犯。只有違反了法律規定，同時依照法律明確規定的程序，公民的人身權利才受到限制。地方性法規不能對公民的人身權利作出限制性或者懲罰性規定。

拓展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以來，對於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持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行政處罰法是為了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規定製定的法律。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㈦ 廣州通過的中國首部地方性的母乳法具體講的是什麼

10月29日舉行的廣州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二十八次會議上，《廣州市母乳喂養促進條例》獲表決通過。該《條例》為全國首部促進母乳喂養的地方性法規，按立法程序，將在提交省人大常委會議進行審查後擇期實施。本次表決通過的《條例》提出，任何單位、個人不得干涉和歧視母親進行母乳喂養；政府應設立母嬰室和哺乳室建設補助資金。

禁止醫療機構向孕產婦宣傳、推薦母乳代用品

醫療機構對於母乳喂養的態度與專業支持，也是母乳媽媽們關注的焦點，《條例》對醫療機構的相關工作作出規定：從事助產技術服務的醫療機構，應制定促進母乳喂養的工作制度；每年定期對全體醫護人員開展母乳喂養知識和技能培訓，將母乳喂養知識和技能培訓納入新入職工作人員的崗前培訓；設立母乳喂養咨詢門診，等等。

同時，《條例》禁止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向孕產婦及其家庭成員宣傳、推薦母乳代用品，或者在不符合醫學指征的情況下，建議產婦及其家庭成員使用母乳代用品。若違反，由衛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處以警告。

禁止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接受母乳代用品生產經營者免費提供的母乳代用品，或者接受母乳代用品生產經營者以推銷為目的有條件提供的設備、資金和資料。若違反，由衛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處以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款。

系全國首部促進母乳喂養的地方性法規

據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介紹，該條例是全國首部促進母乳喂養的地方性法規，在全球應對人口老齡化等突出問題的當下，制定條例無疑是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舉措，對保障母嬰身心健康、提升本市文明水平和城市形象等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法規案由74名市人大代表於今年1月召開的市第十五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聯名提出，經市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後，表決通過。

《廣州市母乳喂養促進條例》的立法議案是「自下而上」，這在地方立法進程中並不多見。立法議案在今年市兩會上亮相後，引發了不小的關注。

29日該《條例》表決通過後，領銜提出該立法議案的廣州市人大代表雷建威感慨，這次立法，從正式提出立法議案到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用了九個半月的時間，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只有廣州這座開放包容的城市，才有這樣開門立法、銳意創新的勇氣和行動力」。

(來源:南方都市報)

㈧ 地方法律法規包括哪些

地方性來法規是有立法源權的地方國家機關依法制定與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其制定者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相當於是各地方的最高權力機構。地方性法規大部分稱作條例，有的為法律在地方的實施細則，部分為具有法規屬性的文件，如決議、決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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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地方規章、部門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以及對於該等法律法規的不時修改和補充。

㈨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練習試題

1989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三條 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設行政審判庭，審理行政案件。
第四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第五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第六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法實行會議、迴避、公開審判和兩審終審制度。
第七條 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八條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行政訴訟的權利。
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審理和發布法律文書。
人民法院應當對不通曉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提供翻譯。
第九條 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有權進行辯論。
第十條 人民檢議院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第二章 受案范圍
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
（一）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等行政處罰不服的；
（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
（三）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
（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
（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
（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
（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
（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
第三章 管 轄
第十三條 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
第十四條 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確認發明專利權的案件、海關處理的案件；
（二）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
（三）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案件。
第十五條 高級人民法院管轄本轄區內重大、復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
第十六條 最高人民法院管轄全國范圍內重大、復雜的第一審行政案件。
第十七條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也可以由復議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十八條 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十九條 因不動產提起的行政訴訟，由不動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條 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案件，原告可以選擇其中一個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由最先收到起訴狀的人民法院管轄。
第二十一條 人民法院發現受理的案件不屬於自己管轄時，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自行移送。
第二十二條 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由於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轄權的，由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
人民法院對管轄權發生爭議，由爭議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報它們的共同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
第二十三條 上級人民法院有權審判下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移交下級人民法院審判。
下級人民法院對其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認為需要由上級人民法院審判的，可以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決定。
第四章 訴訟參加人
第二十四條 依照本法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是原告，
有權提起訴訟的公民死亡，其近親屬可以提起訴訟。
有權提起訴訟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承受其權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提起訴訟。
第二十五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復議機關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復議機關是被告。
兩個以上行政機關作出同一具體行政行為的，共同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共同被告。
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由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委託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行政機關被撤銷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第二十六條 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樣的具體行政行為發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並審理的，為共同訴訟。
第二十七條 同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
第二十八條 沒有訴訟行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法定代理人互相推諉代理責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為訴訟。
第二十九條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代為訴訟。
律師、社會團體、提起訴訟的公民的近親屬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以及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託為訴訟代理人。
第三十條 代理訴訟的律師，可以依照規定查閱本案有關材料，可以向有關組織和公民調查，收集證據。對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材料，應當依照法律規定保密。
經人民法院許可，當事人和其他訴訟代理人可以查閱本案庭審材料，但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除外。
第五章 證 據
第三十一條 證據有以下幾種：
（一）書證；
（二）物證；
（三）視聽資料；
（四）證人證言；
（五）當事人的陳述；
（六）鑒定結論；
（七）勘驗筆錄、現場筆錄。
以上證據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十二條 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第三十三條 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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