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圈子

『壹』 《道德經》是什麼時間流傳帶歐洲的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發行量僅次聖經。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制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贊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德，使康德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德，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採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贊，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於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裡，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瞭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飢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梁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家裡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葯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能、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鳥」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科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里，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贊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金點強)

『貳』 孔子與道德經

《論語》

『叄』 道德經：道德經說提倡柔弱不爭，那麼考試要不要考高分難道考得越差反而越好嗎

也不是這個意思，柔而不爭不是一味的不爭，那就是躲避了，是為自己懶惰找的借口，這里講的是不要和別人對比，一味的對比競爭。你只要正常按照你平時的水平考試就好，就是說你是考給自己的而不是為了和別人比。

『肆』 道德經中的那一句話形容要堅持不可以放棄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謂走一千里路，也是從邁第一步開始內的。走一千里路，是從邁第一步開始的。比喻事情容是從頭做起，逐步進行的。再艱難的事情，只要堅持不懈的行動必有所成。語出 老子《道德經》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易《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

『伍』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墨子、儒家、道家各代表什麼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較出名的代表作，論語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莊子等，比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經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講先天下之憂而憂、道家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儒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家政治渺小藝術永恆
儒家講究禮儀 尊孔孟之道
道家講求修身養性~有樸素唯物主義
儒道互補，這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是個老而又老的話題了，然而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面，我們又可以從這個古老的話題中不斷地引發出新的思考。從內在的、隱蔽的、發生學的意義上講，儒道互補有著兩性文化上的內涵；而從外在的、公開的、符號學的意義上講，儒道互補又有著美學上的功能。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國內學者根據由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現實主義的價值取向，將具有「興、觀、群、怨」傳統、主張用藝術來干預現實的儒家美學，看作中國古典藝術的主流；而將「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塞瞽曠之耳」的道家思想, 視為文化虛無主義和藝術取消主義的逆流。最近一個時期，作為庸俗社會學的一種反動，大陸學者則又與港台學界彼此呼應，在「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道家美學中發現了西方現代派藝術所夢寐以求的寫意的風格和自由的境界，認為這才代表了中國藝術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傳統，卻因急功近利而顯得過於狹隘了……。應該承認，以上這兩種觀點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則又相互齟齬、彼此沖突。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非此即彼的態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無法解釋這二者之間彼此「互補」的辯證關系，及其在中國美學史上的整體功能。
在我看來，盡管儒道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可以用不同的結構模式來加以分析，但從對華夏美學的貢獻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構」，即為中國人的審美活動提供某種秩序化、程式化、符號化的規則和習慣；道家的功能則主要在「解構」，即以解文飾、解規則、解符號的姿態而對儒家美學在建構過程中所出現的異化現象進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創造活力。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建構」和「解構」過程中，中國古典美學才得以健康而持續地發展，從而創造著人類藝術史上的奇跡。一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儒家在進行禮樂文化的重建過程中，為鑄造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習慣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我們知道，人與動物的不同，就在於人是一種文化的動物，而文化則是以符號為載體和傳媒的。在這個意義上，著名符號論美學家卡西爾曾經指出，人是一種符號的動物。而以「相禮」為職業的儒者，最初恰恰是這種文化符號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學者認為，『儒』的前身是古代專為貴族服務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動盪時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於他們熟悉貴族的禮儀，便以『相禮』為謀生的職業。」（《中國大網路全書·哲學》下卷，第73頁。）這種看法是有一定根據的，孔子所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論語·子罕》）便是最好的說明。當然了，孔子所開辟的儒學事業，絕不僅限於這種外在符號的掌管與操作，他要使職業的「儒」成為思想的「家」，就必須通過以「仁」釋「禮」的方式，而為外在的行為規范（符號形式）找到內在的倫理准則（價值觀念）的支持，從而克服文化符號混亂無序的歷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謂「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論語·陽貨》）即表明，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里，禮樂的復興在孔子那裡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物質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標志著人與非人的界限。從政治的意義上講，只有遵循禮樂本身所規范的行為法則和等級制度，才能使人與人在進退俯仰之間保持一種行而有等、愛而有差的和諧而有度的社會秩序，即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顏淵》）從文化的意義上講，只有掌握了禮樂本身所具備的有意味的符號形式，才能使人與人在溫、良、恭、儉、讓的社會交往中保持一種高於蒙昧和野蠻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盡管在孔子那裡，文化的建構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質的保障為前提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然而這種「庶」——「富」——「教」的漸進過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構才是使人最終成其為人的關鍵。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一向強調忠孝安邦、禮義治國的孔子，何以會發出「吾與點也！」（《論語·先進》）之類的喟嘆。
顯然，在這種文化符號系統的建構過程中，人們產生了一種藝術的經驗和美的享受。因為說到底，「藝術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符號語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質上是一種符號」，這類包含著藝術和美的「符號體系」，「在對可見、可觸、可聽的外觀中給予我們以秩序」，「使我們看到的是人的靈魂最深沉和最多樣化的運動」（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頁。）。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前人在《樂記·樂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領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者，通倫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在這里，聲、音、樂三者的區別，標志著禽獸與人、野蠻的人與文明的人之重要區別。所謂「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是說由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當這種情感的自然流露還沒有進入符號系統，還只是一種無法通約的聲響時，它便等同於野獸的嚎叫：雖然也表達了一定的情緒，卻無法加以辨別，也沒人可以聽懂。只有當這種聲響進入了符號的系統，它才是一種主觀情感的「人的」表達方式，即「聲成文，謂之音」。這里的「聲成文」，既可以理解為聲響通過交織、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為聲響進入表義的符號網路而具有文意。事實上，只有當自然的聲響進入了表義的符號系統，才可能具有無限豐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動物可以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響，但是由於這些聲響既無法在符號的意義上加以區分，更無法在區分的基礎上加以組織並重構，因而總歸是單調的。說到底，而無論文彩還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這正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所在，「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進一步講，聲音一旦進入了符號系統，便不僅具有了通約的可能，而且具有了倫理的意義，即「人的靈魂最深沉和最多樣化的運動」。因此，如果人們只知道聲音可以傳達情感而看不到這種情感背後所潛伏的只有人才具備的倫理內涵的話，那麼他充其量也還只是個野蠻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所謂「惟君子為能知樂」一句，拋開儒家的階級偏見來看，它指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人對於美的多樣形式和多層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礎上所奠定的這一套「鬱郁乎文哉」的倫理規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僅會變得雜亂無章，而且會顯得單調無趣。甚至還可以這樣講，如果沒有孔子及其儒家為建構禮樂文化所進行的歷史性努力，以「禮儀之邦」而著稱的中華民族，將會在很長時間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蠻的狀態之中。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誇張的話：「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
從「符號系統」的角度來講，孔子所重建的這套禮樂文化囊括了詩、樂、舞三個相互聯系的組成部分。關於「禮」和「樂」之間的關系，《樂記·樂論篇》中有一段言簡意賅的分析：「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這就是說，「樂」可以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禮」可以辨別長幼尊卑之界限。光有「樂」而沒有「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就會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級觀念；光有「禮」而沒有「樂」，不同地位的人就會離心離德，缺乏溝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以「樂」助「禮」，以「禮」節「樂」，從而達到一種和而不同、愛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見，「禮」、「樂」之間的辯證關系，就是「仁」、「禮」之間的矛盾運動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直接表現。而作為這一表現的情感符號，廣義的「樂」又是由語言（詩歌）、旋律（音樂）、動作（舞蹈）三個要素組成的。合而言之，當這些要素共同伴隨著禮儀而溝通著人們心靈的時候，它便會引起一種情感的共鳴和美的享受。所以《論語·學而》才會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的論述。分而言之，當這些要素得到獨立發展的時候，它們便會成為不同的藝術形式並各自發揮其美的功能。所以，對於詩，孔子才會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的訓導；對於樂和舞，孔子才會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之類的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古代詩、樂、舞等表現藝術相對發達的歷史特徵便可以在儒家以禮樂來建構文化的獨特方式中找到根據。
儒家建構禮樂文化的這種歷史性努力，對中華民族審美心理習慣的形成和藝術價值觀念的確立是影響巨大的、深遠的，甚至誇張地說，是從無到有的。但是，這種由倫理的觀念符號而衍生出來的藝術的情感符號又有其先天的弱點和局限。在形式上，由於後儒並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復禮」的深刻含義，因而不斷地在「禮」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從而在《周禮》、《儀禮》、《禮記》等著作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套舉世罕見的繁文縟節，使人們在冠、婚、喪、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動中的舉手投足都必須經受嚴格訓練，受其影響，「樂」的形式也由簡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勢。在內容上，由於「禮」的等級觀念始終規范著「樂」的自由想像，致使藝術的形式發展得不到觀念更新的配合與支持，以至於萬變不離其宗，總是在「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情感模式中轉圈子，由中庸而平庸。於是，最初是富有創造性的「建構」活動便導致了形式和內容的雙重異化。在這種情況下，道家的「解構」活動便具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二黑格爾在《小邏輯》一書中指出，絕對的邏輯起點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規定性的純有，然而當這個「有」純而又純，以至於沒有任何規定性的時候，它便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變成了另一個邏輯環節——「無」。如果我們用這對范疇來理解中國文化，那麼儒家的建構目標便是「有」，道家的解構目的則是「無」。同黑格爾觀點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無」在後，二者的邏輯關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則，道家的解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同黑格爾觀點不同的是，儒家的「有」並不是由於缺乏規定性而自覺地轉化為「無」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於過多的規定性而需要用「無」來加以消解，以實現一種歷史性的回歸。
作為這種歷史性的回歸，道家的創始人首先在倫理政治的層面上對儒家的那套仁義道德提出了質疑。老子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張「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十九章》）莊子更為激烈，他直接對「聖人」討伐道：「純朴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朴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之所以如此堅決地反對儒家倫理，是因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關系中發現了不平等，在那種俯仰曲伸的禮儀中發現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質彬彬的外表下發現了不真誠。在這一層面上，道家的學說，確實具有著反抗異化的特殊意義。但是，由於老、庄所反抗的異化現實有其歷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對這種反抗本身並不能簡單地在哲學的意義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倫理的同時，道家的創始人還進一步將批判的矛頭對准儒家所建構的那套文化符號體系，並企圖加以徹底地解構和顛覆。老子主張「絕學無憂」（《老子·二十章》），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莊子更為激烈，乾脆斷言：「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莊子· 胠篋》）在這一層面上，道家的學說，又確實具有某種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於道家這種反文化的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對這種反抗本身又不能簡單地在美學的意義上加以否定。換言之，道家的「無」是針對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構」是針對儒家的「建構」而言的，因此，無論是在哲學的意義還是在美學的意義上，對道家的理解都必須是以對儒家的評判為前提的。
在美學的意義上，道家對儒家所建構的禮樂文化的解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解構文飾，即消除文明所附麗在物質對象之上的一切修飾成分，使其還原為素樸的混沌形態。我們知道，孔子在強調了「文」、「質」之間的辯證關系，主張「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的前提下，對「文」還是相當重視的，所謂「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就是對堯之時代所創立的雕琢文飾的感官文化的贊譽，所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論語·泰伯》）就是對禹之時代所創立的絢麗多彩的禮儀服飾的褒揚，而所謂「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則正是「吾從周」（《論語·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談到人之修養的時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這里所謂的「文之以禮樂」，即是把禮樂作為一種文飾而附麗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貴的品質和文化的意味。在談到文章辭令的時候，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這里所謂的「修飾之」、「潤色之」，顯然是一種辭章的加工和語言的裝飾。在談到藝術欣賞的時候，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這里所謂的「洋洋乎盈耳哉」，則無疑凝聚了藝術家的手法和匠心。這種思想，在後儒那裡表述得更加明確，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然而這一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見《論語·學而》引《詩經》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來則恰恰是違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認為，「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華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說來，一切人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馳，創造出一大堆虛假、扭曲、蕪雜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這種「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老子·四十八章》）的情況下，他主張，不如放棄過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老子·六十三》），在簡單而質朴的生活中體驗純潔而原始的生命樂趣，進入一種「見素抱朴，少私寡慾」（《老子·十九章》）的境界。莊子及其後學也對那種雕琢和文飾的人為努力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真。」（《莊子·秋水》）因而主張「人籟」不如「地籟」，「地籟」不如「天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游》）由此可見，老、庄解構文飾的這一努力，並非只具有消極的破壞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號的過程中尋求著一種回歸自然、法天貴真的新的美學意義。
其次，道家在解構物質對象之外部文飾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解構儒家創造文化符號所遵循的內在法則。我們說過，在孔子那裡，「禮」和「樂」這類文化符號是「仁」和「禮」之價值觀念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直接表現，因此，作為特殊的「情感符號」，藝術所遵循的創作法則完全是以其「過猶不及」的行為標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維模式來決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張以理節情、「繪事後素」（《論語·八佾》）的，用顏淵的話來說，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以這樣的法則來對待藝術，才能夠創造出《關雎》之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的符合倫理道德標準的佳作，並起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之類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來，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倫理標准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那麼用這套標准來規定藝術的功利價值，則更是不得要領了。老子認為，不應該以藝術為手段來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應讓人的生活和藝術遵循自然的法則和規律，以進入一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這個境界里，藝術是樸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為前提，人們的藝術活動才能夠實現自由的想像和不斷的創造，即所謂「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然而善謀。」（《老子·七十三章》）這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點更加符合藝術創造的規律。莊子及其後學也認為：「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莊子·庚桑楚》）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藝術境界。所謂「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規律和法則；只有最大限度地順應自然，才能夠「游心」——以實現精神的自由和解放。這就象庖丁解牛一樣，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夠「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乃至於「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養生主》）由此可見，老、庄對藝術法則的解構，只是要摒棄人為的功利標准，並不是要踐踏客觀的自然規律；相反的，在處理自然與自由的辯證關繫上，道家的「解構」活動則是有其獨到的見解和創意的。
在解構文飾、解構法則的基礎上，道家思想的極端性發展便是對於文化現象之載體的語言符號體系的解構。我們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禮樂為核心的文化符號體系就已存在，只是由於缺少倫理價值觀念的支撐，使得這一體系十分鬆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謂「建構」，就是要以「仁學」的價值觀念來支撐「禮樂」的符號體系，以克服「禮崩樂壞」的局面。針對當時文化符號體系混亂的現狀，孔子曾發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的慨嘆。在他看來，「觚不觚」這類表層符號的混亂，意味著「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層價值觀念的動搖。因此，他竭力主張以「正名」的方式來重新整頓價值觀念和符號體系，並理順二者之間的表裡關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事實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觀點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對於語言符號的運用是十分講究並充滿信心的。例如，在談到仁人的品格時，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在談到詩歌的藝術功能時。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盡管儒家對邏輯學和修辭學並不太感興趣，但所有這一切，至少能說明孔子等人對語言符號的肯定態度……。然而在以「解構」為能事的道家那裡，對待語言符號的態度則剛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來，真正本體性的內容，是不可能用語言符號來加以表述的，一旦我們用有限的符號來形容「道」的時候，這個本體的無限意蘊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來，這就是所謂的「道隱無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響下，莊子也看到了語言符號的局限性：「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莊子·知北游》）並進而指出：「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天道》）如此說來，由形色名聲所組成的整個語言符號系統，都已在解構之列了。然而莊子解構語言符號系統的目的，並不是要廢除這一系統，而只是為了藉助語言來達到超越符號的意義。《莊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於這種表面符號的解構同深層意蘊的追求是互為表裡的，因此，同解構文飾、解構法則一樣，老、庄解構符號的努力也並非是全然消極的，事實上，它恰恰在另一個層面上接近了藝術語言的奧秘。
從以上的三重解構中可以看出，道家對中國美學的歷史貢獻，恰恰是作為儒家美學的對立面而得以呈現的。從審美理想上看，素樸本身並不美，只有反樸歸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沒有儒家所建構的遠離原始形態的禮樂文化，那麼道家所追求的那種「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莊子·馬蹄》）的生活狀態便毫無審美價值可言了。從藝術門類上講，如果說儒家美學與樂舞之間有著直接的親緣關系，那麼道家美學則對書畫藝術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盛唐大詩人兼大畫家王維主張：「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訣》）這其中顯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畫論家張彥遠認為：「草木敷榮，不待丹綠之彩；雲雪飄飄，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 。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歷代名畫記·論畫體工用拓寫》）這其間無疑滲透著莊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體如徐復觀所言：「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窮究到底，只有孔子和莊子所顯出的兩個典型。由孔子所顯示出的仁與音樂合一的典型，這是道德與藝術在窮極之地的統一，可以作為萬古的標程；……由莊子所顯示的典型，徹底是純藝術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結實在繪畫上面。」（《中國藝術精神》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只是我不太同意將儒、 道的這兩種藝術精神用「純」與「不純」來加以區分。如果說儒家美學是強調「善」的，其極端性發展必然導致「倫理主義」；那麼道家美學是追求「真」的，其極端性發展則難免導致「自然主義」。就其終極的價值取向而言，它們誰也不是純「美」和純「藝術」的。然而，「美」和「藝術」卻恰恰處在「善」與「真」、「倫理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構」需要道家的「解構」來加以不斷地清洗以避免「異化」一樣，道家的「解構」也需要儒家的「建構」來加以不斷地補救以防止「虛無化」。事實上，正是在儒、道之間所形成的必要的張力的推動下，中國美學才可能顯示出多彩的風格並得到健康的發展。三總之，與儒家以「建構」的方式來裝點邏輯化、秩序化、符號化的美學世界不同，道家則是以「解構」的方式尋求著一個非邏輯、非秩序、非符號的審美天地。

『陸』 易經與道德經有什麼聯系

易經講的是命來理，和自自然科學的規矩，道德經講的是做人的起點和終點，大致上是相同，但又有不同，道德經是要靈活運用的，要看似形式，首先講的是要修德修身，一斤易經和道德經的聯系，應該是人先必須有德，人又得了很多事情，就會形成一種自然的規律，也就是厚德才能載物，何為厚德呢？一個人不能光顧著自己，不能太計較，幫人要不思回報，對人家的恩情要知恩圖報滴水之恩，湧泉相報，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正能量的圈子，有益循環，只有順遂了大眾所求，自然很多事情就容易了。

『柒』 《老子》的無和有指的是什麼

關於《老子》的幾道測試題（此為修改稿，第樓為草稿）

按：顯然，出題人是站在西方哲學的角度來看待《老子》，並且還設了不少的陷阱。我試著回答一下，這也是對自己老學素養的一個測試：

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了解道家思想的立論根據，即老子的「道論」

1）老子的「道」具有雙重屬性，即既具有物質的特性，又具有精神的特性，你如何理解？

答：拿西方哲學的觀點來看，《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總根源和總原因，使人整體感覺老子就是一個客觀唯心論者；但開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根據陳鼓應先生的說法，「道」只是人們概念中的一個創造物，這似乎又表明老子是一個主觀唯心論者；但是，《老子》在二十一章卻又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又成了有形有象的物質實體（雖然這個實體是模糊的），這里論述的顯然是「道」的物質性。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等等對「道」的解說，則明確地展示了「道」既具有精神又具有物質的雙重屬性。其實，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明白的是，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鼻祖，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非要拿西方哲學分類中的那些帽子硬要往老子的頭上戴的話，無論哪一頂都是不合適的。

2）《老子》中有一個命題，即「道法自然」，它是不是道生萬物的意思，那麼，道和萬物之間是什麼關系？

答：這里要根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樣的一個完整論述，才能弄明白老子的「道」和「萬物」之間的關系。在此我們看出，老子的「道」具有世界的本體屬性，它可以通過「道→一→二→三→萬物」的順序，產生出整個世界（萬物）來。但是，「道」又不是一個像西方哲學中「邏各斯」、「絕對精神」和西方文化的「上帝」那樣一個絕對的世界本體，她也不是一個具有能量無限大的永動機，她也還要從她自己創造的世界中汲取營養，這就是所謂的「道法自然」。這樣來看，在老子眼中的世界結構，就是一個「道→一→二→三→萬物→道」的循環形式，但這並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圈子，它類似於現實中「樹根→樹干→樹枝→樹葉→樹根」這樣的循環。最後一個環節（關鍵環）「萬物→道」、「樹葉→樹根」與前幾個環節（普通環）「道→一→二→三→萬物」、「樹根→樹干→樹枝→樹葉」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環屬於「以強克弱」型，關鍵環則是「以弱勝強」型（詳見田茂著《似與不似——「三」的哲學智慧》「第二章 繩子與鏈條」中國社會出版社2009年版）。

3）如何理解《老子》中「道」的本原性特點和終極性特點？它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什麼地位？

答：根據邏輯學中內涵和外延成反比的規則，老子的「道」在空間上具有內涵無限大，外延無限小，同時，內涵無限小，外延無限大的特徵，即所謂的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同理，在時間上，老子的「道」也具有萬物之始和萬物之終的特徵。這一點，和現代數學射影幾何中的「無窮遠點」的特性不謀而合。自從老子對「道」進行定義以後，整個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就成了一部解說「道」的歷史，《論語》中「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說法，表明「求道」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

3．《老子》中具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其代表性的名言就是「反者道之動」

1）如何理解《老子》中「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一名言，能不能把這句話絕對化，為什麼？

答：反，既有返還的意思，也有相反的意思。反者道之動，指的是矛盾雙方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的運動規律。弱，既有弱小的意思，還有柔弱(靈活)的含義。弱者道之用，則講的是生命的意義在於柔和與靈活。老子在這里解釋的正是辯證法「否定之否定」的道理。但任何道理都不是絕對的，都只能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一定的條件之下才能保證其通用性。世界上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

2）老子》中有很多關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的句子，它表達的基本意思是不是關於對立面相互依存的思想，為什麼？

答：「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這些都是老子中關於矛盾對立面相互依存的論述。一般認為，《老子》特別強調柔弱，提倡無為，這並不是說老子就否定剛強，否定有為，而是由於人們往往只看到事物的正面、陽面、上面，往往忽視事物的反面、陰面、下面的緣故。事實上，老子看問題很全面，他在許多地方都明確地提醒人們要注意事物的兩面性。尤其是他還特別強調「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才是老子要向人們表達的核心觀點。

3）《老子》中的辯證法有時候有詭辯論的味道，你是否看出這一點，能不能舉一個例子加以說明。

答：所謂詭辯，就是把事物的兩面性推向絕對化，認為真的就是假的，黑的就是白的，主張對事物的兩極要進行平均分配。類似的語言在《老子》中比比皆是，比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等等，關鍵是如何解讀這些語句。事實上，老子對兩端並非平均分配，而是有所倚重的。

4．《老子》對「道」的態度是不可言說，因此才有「道可道、非常道」之說

1）對於《道德經》的開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段話如何加以理解？個「道」的意義是不是一樣的？

答：在更原始的簡帛《老子》中，「常」為「恆」。因此，這句話可以解釋為：可以表達的道不是永恆的道，能夠稱呼的名也不是永恆的名。三個「道」字意思均不一樣，第一個指「小道」，第二個指「表達」，第三個才是老子主要論證的「大道」。在現實中，只要具有「無限信息」的認識，總是不能徹底言說的，更遑論老子的「大道」了。

2）在《老子》中往往是：不說「道」是什麼，而說「道」不是什麼，比如「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和「博之不得」等，這體現了什麼思維特點？

答：由於老子的「道」包含的范圍太大了，又有點神妙莫測、難以捉摸的特性，所以用「是什麼」來定義是行不通的，只好用「不是什麼」的排除法來解說。這雖然是個無奈之舉，但它也顯示了老子善於應用逆向思維的特點。

3）讀《老子》，你有沒有注意到其獨特的語言風格，這個風格就是否定性語言表達特別多，具體而言就是「不」和「無」兩個字出現的頻率特別高，為什麼？

答：《老子》中善用否定性語言的獨特風格，就是提醒人們特別要注意事物的反面、陰面和下面。也反映了老子善用逆向思維的特點。

5．《老子》中對未來社會進行了理論上的設計和規劃，即「小國寡民」的模式

1）《老子》一書為什麼把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定位在「小國寡民」這樣一個模式上，它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有什麼聯系？

答：老子看到了事物的發展最終一定會走向它的反面的規律，由此推論，原始社會部落型的「小國寡民」，經過夏商周春秋這樣的「大國眾民」，通過否定之否定，最後也一定會再次走向「小國寡民」。現代社會的種種跡象（如各國幸福指數、人均收入指數排名靠前的大都是「小國寡民」類型的國家）表明，老子的理想很可能會逐步變為現實。

2）《老子》「小國寡民」理想社會模式與其否定性的思維方式有聯系，這表明了《老子》中的社會歷史觀具有什麼特點？

答：《老子》七十章有雲：「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因此，《老子》中的社會歷史觀並不是以人為本，而是提倡順乎自然，盡量減少人為因素，減少人為干擾，這樣才能使社會盡量避免動盪而平穩發展。

3）《老子》中的理想社會的構想也表達了其對現實社會的態度，這個態度是什麼，它體現了一種什麼精神？

答：老子對當時混亂的社會現實顯然是不滿意的，但更不滿的，則是儒家提倡仁義禮的主張。認為人為地提倡某些理念，反對另外一些理念，會更加促使人們趨利避害，趨吉避凶，追求眼前利益，這樣的結果，損失的一定是人類社會的長治久安。

6．關於社會控制和治理，《老子》中提出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治理理念

1）《老子》中「無為而無不為」理念的立論根據是什麼？其中的「無為」和「無不為」是什麼關系？如何理解？

答：「無為而無不為」理念的立論根據還是「道法自然」，老子主張人類要以自然為師，認為只有仿造大自然「非以其無私邪」的做法，就能達到「故能成其私」的效果。只有「無為」，才能達到「無不為」的效果。而「有為」得來的僅僅是一些小有為，有時甚至會把事情弄糟。

2）《老子》的「無為」政治主張中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說，它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消極意義，今天我們能不能推行這種主張？

答：「不尚賢，使民不爭」指的是過分地提倡樹立所謂的道德模範，就會使人們變得虛偽和勢利，追求虛名，不幹實事。但是一般人們對此都會有誤讀，認為老子在這里反對使用有才能的人，實際上，老子只是反對使用那些耍小聰明的人。即使在現代社會，我們也不能因為社會競爭激烈，而不顧長久，只顧眼前。這樣只能落得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下場。

3）《老子》的「無為」主張中還反對「以智治國」，認為這是「國之賊」，認為「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結合實際加以理解。

答：反對「以智治國」，指的也是過分地提倡機巧，得到的也只能是眼前利益，丟掉的是長遠利益。實際情況正是如此，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使人們過上了暫時優裕的生活，但卻是以人類的生存環境遭到極大破壞為沉重代價的。這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捌』 道德經是什麼時間流傳帶歐洲的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
《道德經》曾風靡歐洲 發行量僅次聖經。
海外初識《道德經》

早在16世紀，老子的《道德經》就被譯成西方文字，17世紀以後，藉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順著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道德經》逐步由中國傳入歐洲，西方人把《道德經》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漸傳遍歐洲大陸。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經」3個字分別翻譯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經典」(classic)3個詞。

老子的《道德經》傳入德國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其影響力甚為深遠。從1870年第一個德譯本後，《道德經》的德文譯本多達82種，研究老子思想的專著也高達700多種。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最初正是根據伏羲黃老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制思想。當他第一次看到中國《河圖洛書》拉丁文譯本以後，驚呼「這是一個宇宙最高的奧秘」，連連稱贊中國人太偉大了，當即給太極陰陽八卦起了一個西洋名字「辯證法」。由此可見以老子為代表的伏羲黃老學說，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之父。

萊布尼茲對辯證法的論述深刻地影響著伊曼努爾·康德，使康德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成為辯證法的奠基人和闡發者。而黑格爾師承康德，把老子學說看成是真正的哲學，將老子所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其哲學邏輯合理，充滿生氣，理論新奇，論述動人。黑格爾研究每一個命題，都完全按照太極圖的正(陽)反(陰)合(中)的三維形式，創立了三段式解讀法。哲學家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

老子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也給予西方學者以啟迪，唯意志主義哲學和悲觀主義的大師叔本華其精神源頭中就有著老子的影子。德國哲人尼採在讀完《道德經》之後，大加稱贊，說老子思想「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爾斯泰當年也曾說，自己良好精神狀態的保持應當歸功於閱讀《道德經》。

但是由於當時歐洲的文化並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術的現實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於歐洲的學者和文人圈子裡，廣大民眾對於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瞭然。真正讓整個歐洲民眾認識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歐洲文化危機。

一戰後西方文化大危機

1914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8年大戰結束，長達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各國投入戰場兵力達7500萬人，其中死傷者達3000多萬;因戰爭引起的飢餓和災害導致1000多萬人死亡;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高達2700億美元。對於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歐洲來說，昔日繁華的城市淪為廢墟，大批工廠、鐵路、橋梁和房屋被毀壞。歐洲民眾更是目睹親友死於戰場，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戰造成了一個滿目瘡痍、頹敗不堪、精神備受創傷、充滿動亂和絕望情緒的悲觀世界。「世界到底怎麼了?」「西方文化到底怎麼了?」西方人開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戰爆發前，一位名叫斯賓格勒的德國中學教師便已對西方文化進行總體反思，在戰後出版的名為《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沒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個生命有機體，有著生長、成熟、衰敗的過程，最終無論何種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沒落」恰是當時西方文化虛無的極佳寫照。人們不禁深思，難道近二、三百年來光輝燦爛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於滅亡的命運，終將毀於一旦?經歷一戰的慘痛，歐洲人在痛定思痛之餘，開始將目光投向東方，尋求救世的良方。

從東方尋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寫信給印度詩人泰戈爾，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歐洲文化的弊病已經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東方文化的精髓，不將東西文化融於一爐，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這一年，梁啟超到達西歐參觀，當梁啟超向西方友人說起孔子、老子等中國傳統思想時，那些友人聽後都跳了起來，埋怨他「家裡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給他們，真有些對不起人」。

一戰後，在歐洲人中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熱、中國文化熱。在這股熱潮中，西方人發現，對於西方文化來說，最好的拯救良方莫過於老子和他的《道德經》。他們發現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處事原則、「無為而治」的行為方式，對彌補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強權意志，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熱了起來。

當時很多西方學者到中國來尋找失落情感的歸宿和醫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葯方，像英國哲學家羅素就在1919年來到中國，他認為中國人提倡的禮讓、和氣、智能、樂觀的人生之道遠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學習中國的道德哲學。而西歐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紛紛組織團體來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國當時著名的組織「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鳥」就以老子為精神領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學為依歸，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團在章程中寫道，德國的青年深受組織的束縛，拘束自己的創造精神，因此現在要以老子為導師，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權利和無條件的自由。1919年，德國詩人科拉邦德寫了一篇《聽著，德國人》，在這篇文章中他號召德國人應當按照「神聖的道家精神」來生活，要爭做「歐洲的中國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歐影響廣泛，當時有位名叫魏時珍的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發現大學的教授十分熱衷於與他探討中國文化。一位姓陳的中國學生在歐洲旅行時，發現在一所鄉村中學里，老師向學生講授「無為而治」的道理，並盛贊老子學說比孔子學說深奧。當時老子成為歐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國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對於老子的崇拜，在戰敗國德國體現的尤為明顯，戰爭的失敗使德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弊病有著更深的切膚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劑清醒劑，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國青年的崇拜，當時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一本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的青年人卻帶一本老子的《道德經》。」

幾百年來，《道德經》的西文譯本總數近500種，涉及17種歐洲文字，在譯成外國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發行量上，《聖經》排第一，《道德經》高居第二，由此可見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

『玖』 道德經的真正含義

無為而無不為:出自《道德經》四十三章 科學與哲學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為學：向外追求學問，通過學習獲得科學技術知識。日益：一天比一天增加。為道：向內追求智慧，通過默修開啟潛意識。日損：一天比一天減少。不斷地學習研究外在的科學技術知識，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就會一天比一天增加。不停地修煉道德功，開發潛在的智慧，自我主觀意識就會一天比一天減少，減少再減少，直至自我意識完全符合客觀規律。自我意識完全符合了客觀規律，自我也就取得了無所不為的大智大慧。 「為學」能夠直接地給人類帶來顯而易見的實實在在的利益。現代教育的內容就屬於「為學」的范疇。而老子的「為道」即道學則是現代教育還沒有真正涉及到的內容。老子的「道」既是智慧的大廈，又是通向智慧大廈的道路。「為道」就是追求智慧的道路，從這一點來說，道學就是哲學，因為它們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但是，傳統哲學的課題是建立在單純地對概念的分析研究基礎上的，而不像道學是建立在默修實踐基礎上的，這是傳統哲學的最大弊端。也正是這一弊端，導致了哲學至今處於困境之中。我們知道，「道」首先是一種境界，而這一境界是跳出了自我的圈子，跳出了有形世界的圈子所進入的客觀存在的忘我的、無形的心靈的境界。要想進入這一境界，只對概念作深入細致的邏輯分析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但是要達到哲學的目的，獲得大智大慧，非得進入這一境界不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在現象世界中摸索，是不會認識自我、認識世界的真面目的。所以，哲學只有統一到老子的道學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哲學。關於智慧，蘇格拉底認為，智慧是神才具有的，他所說的神其實就是人的心靈。我們注意到，在《道德經》中，老子把一個人分成「吾」和「我」，「吾」指代自我，「我」代表真我。智屬於自我，是顯意識、個體意識。智，知於表面現象，形成於後天。用自我之智看問題，只能是以物觀物。以物觀物則流於主觀片面；慧屬於心靈，是潛意識、集體意識。慧，明於道，形成於先天，但需要後天之智去開啟、凝聚。用心靈之慧看問題，則以道觀物。以道觀物則客觀全面。未體道之人，靈受制於魂，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慧就不能形成。智知於現象，慧明於大道，只有魂與靈和，智慧才能形成。如果說，自我只是大自然的半成品，並非完人，那麼，道學就是指導自我由半成品向成品過渡的學問。超越自我，解放心靈，開發潛意識，使認識的主體由自我變為心靈，這就是道學的根本目的。也只有超越自我，人才能成為大自然的真正強者。關於哲學的方法，傳統哲學的方法是懷疑法、邏輯分析法、歸納推理法等等，而老子哲學的方法是「損」。損就是破除自我主觀意識，也就是佛家所說的「破我執」。損是揚棄，揚棄那些不符合客觀規律的意識，使主觀反映客觀。「損之又損」，就是否定之否定。損的過程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端正意識、肯定真理的過程，同時也是強身健體的過程，因為，德是否正確，是依靠身體的健康狀況來檢驗的，如果在練功實踐過程中，身體得不到健康反而走火入魔，以致於出現自殺、殺人等現象，這就證明已經走到邪路上去了。另外，「損」是認識和實踐的統一。不過這里的認識是對自我的認識，實踐也是自我的默修實踐。自我既是認識的主體，同時又是認識的客體，只有首先認識自我，才能把握真理，認識世界。認識的正確與否，又必須通過默修實踐所帶來的身心健康狀況去檢驗。正確的認識對練功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否則，就會給身體帶來災難。「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直至坐入道境，獲得真正的解脫。一切學問必須一定於我有益才是真正的學問。科學能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解決現實的諸多實際問題。哲學則必須首先給我們帶來身心健康。倘若一個哲學工作者，不能使身心健康，反而頭痛感冒、大病小災的不斷，那麼，智慧也就無從說起。

『拾』 濰坊明道文化道德經是騙子嗎

在濰坊明道文化學習《新譯道德經》感悟
各位同修好：和同修們分享一下我成為十一期學員的一個感受！
1.感恩所有的遇見：遇到明道文化.老子的《新譯道德經》真的是自己修來的福氣，從開始的懷疑到相信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是不是適合這個時代的自己來學，直到現在的堅信學有用。因在工作上，「道」給予我的一個理論結合實踐後證明，規矩就是規矩，不能越界，越界就要付出代價，搭檔就是手心手背的關系，不分彼此！現在一件事情在做出決策前我會舉一反三盡量符合「道」的全，以前的自己會很獨斷專行，現在通過學「道」做事會越來越讓自己感覺全了！
2.再一個是在社會上的大圈子裡，因為以往的一些慣性思維方式，講話做事容易沖動，導致不少不良反應！通過不斷學習讓自己悟到遇事該希言時必須希言，要做到寵辱不驚不做『三季人』避免受傷害！
3.還有最近這些天，自己學著在家庭的小圈子裡時，會和家人在一起交流了，以前的自己在家覺得自己就是天，啥都是我說了算，說一不二，通過學習《道德經》讓自已真的懂得和愛人家人遇事可以用心靜下來講講道理進行交流，覺得家庭愛的氛圍比以前好多了讓自己心裡很踏實！
最後要感謝十一班的同修們一起成長，對我的用心損課！最最感恩的是兩位恩師張老師和郭老師，這次老師們閉關後帶回來的新課件真的不一樣，理論知識實踐性陰陽相結合，以史為鏡真的太到位了，可以讓我們更能直觀的理解和接受吸收！
福到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