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道德教化

❶ 為什麼西方國家近年來這么推崇「道」而我們自己則視為「糟粕」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其沒落是與時代的政治有關（GDP有關），相對於佛教，個人覺得，道教顯得更加寬容和開放。如今的寺廟和和尚大部分已經為了賺錢而賺錢，（寺廟已經成為了旅遊景區，拉動GDP增長）而有些和尚可以稱為酒肉和尚，從某些寺院來看，香火錢更是多的恐怖，至於這些錢到哪裡去，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說佛教已經被淪為賺錢工具了哈。

當然，道教不只是求長生的方術之教，而是有一套顛破不滅的哲學理論，是以「道德」教化天下為己任，和儒佛並列的偉大的宗教。它不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且對近代世界也有著不可小窺的影響性。我覺得老外跟我們的區別就在於，就像我們羨慕他們國家一樣，他們也比較羨慕我們吧。

❷ 關於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主要從宗教 文化 法律 制度等方面論述··~~

西方宗教主要信仰基督教，東方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專、印度教等等。
西方的屬文化受基督教影響巨大，特別重視平等、自由、博愛。東方的文化比較繁雜，文化中崇拜上層統治階級，輕視下層勞苦大眾。文化強調統一性，忽視多元化。遏制人性中美好事物的發展，發展到近現代，明顯落後於世界的發展潮流。
西方法律受基督教影響形成自然法理論，強調「法律明確人人平等」，「國王在法律之下」，「司法獨立」等等。東方法律受封建文化的影響，刑民不分，法律依附於政權，民眾普遍不信任法律的作用。
西方的政治制度受基督教影響，秉持性善論的觀點，重視個體意志，強調權力制衡，制度建設傾向於保護弱勢群體。建立了三權分立、人權保護、司法獨立、普選制、總統制等等。東方的政治制度一脈相承性惡論的觀點，對人性進行了種種制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扭曲人性，而且以人性被扭曲的人類群體作為其理論成立的基礎，不斷地造就一批批「壞人」，以惡治惡，長期的惡性循環。

❸ 歷代統治者重視道德教化的原因及例舉西漢道德教化的方式！10分的題！求大神

控制人民思想 (思想統一)以強化對人民的控制，思想大一統到政治大一統。例：察舉制重孝廉，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

❹ 古代道德教化重要性的體現是什麼

在先秦復時期，儒家的道德教化制思想中，孝道是實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條。儒家的孝道是基於傳統所重的血緣根基上的，這一根基早在西周時期就被重視並確立起來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調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為我國儒家教化理論奠定了兩個理論基礎：一是對血緣親情紐帶的重視；二是以情感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養、塑造。

周公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限於倡導對親情的重視，更在於制訂了溫文爾雅的表達血緣親情的儀式，獲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偉大功效。

❺ 傳統基督教道德價值觀及其對現代西方人之影響

大約在公元1世紀初葉，正值羅馬帝國如日初升之際，在羅馬的東方行省巴勒斯坦的大地上，一個名叫耶穌的猶太青年以一種救世主的口吻開始傳播天國的福音：「天國近了，你們應該悔改」。[1]

耶穌的教導構成後來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它實際上是一種新的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原本是東方的，然而它卻在羅馬帝國范圍內得到了廣泛傳播，最終幾乎征服了除少數殘存的「異教徒」之外的全體羅馬人的心。[2]到帝國末期，羅馬帝國已經是基督教的一統天下。其它各種世俗的理論體系和宗教學說都被基督教排擠出歷史的舞台。在日爾曼人摧毀了西羅馬帝國之後，基督教卻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並且，它還進一步在精神上征服了武力的征服者，使日爾曼各個蠻族王國相繼皈依了基督教，並充當了他們的精神導師，馴化和教化這些未開化的蠻族各部落。因此，基督教就成了古典文明的母體和將其傳輸給中世紀西歐的重要橋梁。

借用著名史學家湯因比的術語，可以恰當地把基督教比喻為羅馬文明死亡後所形成的精神之「蛹」。它在日爾曼人的文化土壤上，又孵化出新的文明——中世紀的「日爾曼—基督教」文明。它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前身或直接來源。如果考慮到在整個中世紀上千年中，西歐人除少數生活於基督徒夾縫中的猶太人之外幾乎都是基督教徒這個事實，基督教對西方政治傳統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所以，喬治·薩拜因將基督教的興起正確地稱為「西歐歷史上最革命的事件。」[3]

基督教主要是一種救世之說而不是一種政治哲學。在《聖經》中，政治問題只是作為神學問題的邊緣而附帶談到的。《舊約全書》主要敘及猶太人的政治史，神學家們從中引申出一些政治結論。而《新約全書》直接談及政治的，不過就那麼一些著名的段落。這些段落藉助信徒們對《聖經》的信仰的力量，在中世紀起到了一句頂一萬句的作用。然而，基督教教義對西方政治文化真正的意義，在於它引進了一整套全新的價值體系，受這種價值體系的影響，西歐人的政治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我的國不屬這世界」——對政治的疏遠

據《聖經》所載，面對死亡的耶穌平靜地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4]這句話是所有基督徒面對國家和政治事務都會說出來的話。這反映了他們共同的政治心態，即與政治的疏遠。

在城邦時代，盡管人們也相信靈魂不死，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城邦的政治生活。他們的全部忠誠指向城邦，整個的人和生活都屬於城邦。公民道德使他們將城邦作為精神的支柱或寄託，正是通過優良的城邦生活，一個公民才能達到完美的道德境界和實現自己的本性。城邦解體之後，斯多葛派開始跳出國家的界限，從整個人類的角度來審視人的地位和人的生活，從而降低了國家在人生中的價值。基督教則把人的目光引向天國。耶穌傳播的是天國即將來臨的福音，由於天國即將來臨，人們便應該對人生有新的態度，開始新的生活方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5]早期基督徒的觀念具有強烈的末世論的色彩，他們等待基督重返人間，等待末日審判和千年王國的到來。早期教會就是一個期待的團體。雖然這種期待一再落空，一再推遲，但這種期待的心理卻根深蒂固。基督徒們把這個世俗的世界視為他們精神朝聖旅程中的一個短暫的寓所或客棧，甚至現實世界乾脆就是一個滌罪所。他們懺悔、祈禱、行善，為了得到上帝的寬恕，使其靈魂得進天國。靈魂得救才是他們真正追求的目標。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自己只是這個世界的匆匆過客。

這種追求靈魂得救的超越主義價值觀和對來世的信仰，無疑大大降低了國家和政治生活在人們價值體系中的地位。它也使基督徒產生了「上帝的選民」與「這個世界」之間鮮明的二元性的強烈感覺。

基督徒開始以一種冷漠、陌生與疏遠的心態看待國家，他們不再有城邦公民那種對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感。他們只給予國家有限度的承認，有條件的肯定。他們絕不把無限的溢美之詞給予國家，也不會把全部身心奉獻於國家。他們雖然可以參與政治生活，但絕不把政治生活視為實現自己價值和本性的主要途徑。早期基督徒不願擔任公職，甚至拒絕對國家盡最重要的一項義務，即服兵役。那些修女、修士們乾脆遠離人群社會，到深山或沙漠中過著孤獨的苦修生活。他們的那種生活方式正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不是神就是獸」的生活，可它卻是基督徒最標準的生活。

羅馬帝國末期，基督教已經成為國教，與帝國融為一體。面對帝國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教會的領袖和智力精英沒有憂患意識，不關心國家的命運，不能提出救國方案，反倒集中精力於基督神性與人性之類無盡無休的爭論，同所謂「異端」進行殘酷斗爭。帝國的政治解體、經濟衰退和軍事失敗，從沒在他們的心目中激起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西羅馬帝國就是在他們的不關心態度下被葬送的。

2．上帝的權威與人間的權威——基督徒的雙重忠誠

自國家形成以後，它的最高權力機構便享有支配人類一切生活的最高權威。這種權威或源於人民集體的委託，如城邦時代，或基於人間權威與神的權威合一，如古代東方和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開始將神的權威與政府的權威分離，並將神的權威置於人間權威之上。

基督教是一神論，它的上帝是世界唯一的主人。在《聖經》中，上帝創造一切，是世界的絕對主宰。《舊約全書》中描述的猶太人的上帝是一個標準的專制帝王和專橫的父家長的形象。他有絕對至上的權威和能力，支配著人間的事務。他賞善罰惡，甚至動輒將毀滅的命運帶給人類。人不過是他腳下的塵土或匍匐於他腳下的可憐蟲。在《新約全書》中，耶穌已變成慈愛、溫和、甚至受難的形象，但他的權能沒有變。他有真正至上的權柄來獎賞和懲罰人類，決定每一個人的命運。他被稱為「萬主之主，萬王之王」。[6] 基督徒尤其是西方的基督徒普遍深重的負罪感無疑又強化了神對人的支配權力和人對神的依賴、敬畏與順從。

與神的權威相比，人間的權威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在《舊約全書》中，當以色列人要求立一個王來統治他們時，耶和華只是勉強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並把這個做法視為背離上帝的行為，是不要上帝做他們的王。[7]早期基督教有過數百年遭受羅馬帝國政府迫害的慘痛經歷，所以在基督徒當中滋生了對世俗政府的消極、否定甚至痛恨的情緒。在最早的一批基督教文獻中，迫害基督教的政府被視為魔鬼的工具，羅馬被比喻為飲聖徒血的巴比倫淫婦。[8]而早期基督教遭受羅馬政府迫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不肯跪拜皇帝，不肯承認皇帝為神。當後來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甚至成為國教之後，他們對政府權力的態度有了轉變，但在骨子裡，他們對世俗政府仍保持著一定距離，並帶著懷疑、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它。亞里士多德把城邦理解為「至善」的社會組織。柏拉圖認為，他的理想國不僅是善的，還是美的，是一切事物中最美者，甚至就是美本身。[9]基督教與此不同，它雖然承認國家有維護社會秩序、執行社會正義、抑制罪惡的使命，但它的起源是惡的，它帶著抹不掉的污點。近代自由主義的「國家是不可避免的禍害」的觀念，在這里已經有了胚芽。

不過，基督教同時也明白無誤地肯定了服從世俗統治者權力的義務。根據基督教的教義，君主本人雖然不是神而是人，但他掌握的世俗政府的權力卻來自上帝，其性質是對人的罪惡本性的一種扼制和彌補。所以，服從世俗政權是每個基督徒的義務。對此，保羅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話：「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上帝的傭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10]彼得也教導徒眾們說：「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主，或是君主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11]

既要服從上帝至上的權威，又要服從現實的政府權力。當兩者發生沖突時怎麼辦？《聖經》中耶穌的一句名言成為解決這一沖突的准則：「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12]這句話經過神學家們的闡述發揮，便成了基督教區分神的權威與世俗權威的依據。它在承認世俗權威的同時，也剝去了它的神聖性質，使其功能僅限於純世俗的方面。由此，便形成了基督徒兩重服從的義務和兩種忠誠。一個指向上帝，這是無條件的，無保留的；一個指向世俗政權，這是有條件的、有限度的。當兩種義務發生矛盾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服從神而不是服從人。基督徒誠然是恭順的臣民，然而在他們內心深處，也築起了堅強的抵禦和拒斥世俗權威的堡壘。正如一位當代學者所形容的，基督徒對君王只跪一條腿，只有對上帝才跪兩條腿。

3．上帝的選民——關於人的新觀念

基督教給西方社會帶來的另一價值觀念的變革，是關於人的新觀念。著名基督教史學家V.沃爾克說：「基督徒認為自己是與眾不同的人，是新的種族，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雖說他們也為羅馬的國家及其統治者乞福，但他們認為自己不再是羅馬公民，而是天國耶路撒冷的公民。」[13]由於基督徒自認為上帝的選民和天國的公民，他們對人的看法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看法就有可能跳出世俗社會觀念的框子。在他們的觀念中，人的得救純粹與人的靈魂有關，與人的世俗地位及其它特徵沒有必然聯系。根據保羅的說法，所謂基督徒就是「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14]基督徒由於信仰基督而形成一個親如一家的整體，相互平等。保羅說：「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於是，大家同根同體，息息相關，「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15]

人類一體，人人平等的思想在斯多葛派那裡已經出現，並在羅馬帝國得到廣泛傳播。基督教以神學的形式繼承了這一思想並使其產生了更強有力的影響。在耶穌的教導中，首要的是愛上帝，服從上帝，其次便是愛鄰人，愛人如己。上帝是父親而鄰人是兄弟的思想在基督徒信仰中深深地紮下了根。靠著這個信念，基督教越出猶太民族的界限而在羅馬帝國內廣泛傳播，無差別地接納各個民族和各種社會地位的人，使他們結合成一個普世的大公教會。有證據表明，早期教會主要是由下層人民組成的。誠然，基督教並非一個社會改革運動，它反而安慰窮人和奴隸服從自己的命運，以順從、忍耐為美德，但它畢竟使地位卑下的人在上帝面前獲得了平等和尊嚴，作為他們在世俗生活中不幸與苦難的補償。

那些教士們自認為屬於「神品」，在精神價值上高於世俗的王公貴族。普通基督徒們相信，通過受洗入教，他們變成了蛻去舊的軀殼的新的人，成了不斷趨向「造他的主的形象」的「新人」。[16]

這種信念培育了基督徒的自信與自尊。每個信徒在與上帝的直接聯系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支點，這減弱了他們對世俗社會組織的依賴。得救完全是個人的事，每個人單獨直接面對上帝，孤立無依，別人無法代替他，他也無法推諉自己的責任。基督徒的這種境況也鍛造了他們堅強的個性和獨立性。這是近代個人主義的精神基礎。

❻ 歷朝統治者重視道德教化的原因以西漢王朝為例,例舉統治者教化的方式

曠世奇才
肖像漢武帝是第一位奠定中國皇帝的大片領土。秦始皇
永恆之一，建立了秦王朝。然而，在秦帝國的疆域遼闊，但漢代時期的一半領土。
皇帝匈奴軍隊44年，在中國皇帝，前所未有的這么厲害，後無來者。簡
元年（140年以前），執政的皇帝。當時匈奴傲慢，西方神秘。
皇帝乃祖決不容忍父親的，「和親外交」，以換取短期的和平下咽。他有足夠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征服，開起來。
登上皇帝的第二年登基（建元二年，前139），派張騫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形成一個戰略聯盟，以對抗匈奴，匈奴壓縮生存空間，實現了戰略包圍的匈奴。年僅18歲的君主這么多的願景，歷代皇歷，誰可以比擬的？漢代，千古打開絲綢之路，促進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漢族政治權力延伸到新疆今天的西部。
王座第八年（光年的元素，前133），匈奴競選戰略家的第一個皇帝，馬邑敗局。然而，短期的虧損，並沒有影響到24歲的皇帝遠征驕傲，而是促進激烈的皇帝，決定放棄近七年漢代和親國家政策的實施，攻擊匈奴！和平政權更迭的戰爭系統，拋棄了祖先系統啟現實系統。在勇氣和決心，令人嘆為觀止！
招聘皇帝有一個「帝國」中說：布滿了非常成功的，將是不平凡的人。這如意，尹招聘真摯的愛情，「潮」，包括在千百年來的「FU」，主人公背誦切斯特唄。皇帝那麼這個「擴大世界各地的人才」，另一方面優劣皇帝今天的生活，這種語言是恰當！之所以皇帝設置一個非常活潑的，因為他是非常的人！
「史記·驃騎將軍記錄魏傳」記載皇帝本人原本打算教兵法霍（皇帝張裕教「孫嫵冰法」），霍尚未得知，但通過戰爭很深的藝術見過皇帝，這是他成為優秀的戰略策略的基礎。
同時，皇帝也贏得了華東，華南，東南，東北，所以今天前漢部隊到達中亞，西南雲南，貴州，四川，黑龍江和吉林東北遼寧，中國南方，海南，福建勾勒出現代中國領土的基本框架。但44年
持久戰的憤怒，所有的資源的浪費之後。對於皇帝的軍事和外交戰略，司馬遷也很矛盾。 「史記·匈奴列傳」是一個少數民族中國歷史的歷史，傳記司馬遷匈奴，被視為匈奴的後裔之一，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性質定位：這是一個內部民族的悲劇，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兩側。雖然漢帝國
還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大背景下，兩國應成為和平的最佳途徑的時候。不幸的是，漢代的時代，和親政策，已經進入了一個胡同，他們不得不使用對匈牙利，司馬遷的軍事力量，這是可以理解的;前變長，偶爾皇帝看中的不當行為，司馬遷是苦的。三明治年齡
皇帝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儒家思想和文化。
輕松一統江山，聚集的人很難。秦，韓希婀深三昧。皇帝「的書燒了，」皇帝「儒學獨尊」。
前竇太後去世後，皇帝在夜幕的掩護，成立了由V.博士，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尊重的基礎上。即位之初，帝等待，全國選出的良性方正直言敢諫。一個孤獨的學者董仲舒，以「天人三項政策」，石破天驚，脫穎而出。從那時起，這是一個民間儒家思想已被指定為官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皇權緊密相連。
因此，皇帝創建國子監，農村學校，建立良性的制度，中國的公務員制度的形成獨一無二的。秦到漢初，人員與爵士戰系統的選擇;至漢代時期，逐漸轉變為提供警方舉收費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人才啥情況的不足。
隋文帝荊重黃老蠟，大方無為，垂拱而治;皇帝是一個反滴定的祖先，儒教對於約束官員，跟隨在家裡和懲治貪官污吏，仁慈霸權，交錯使用。尊重儒興教這首站在國子監，尤其是對後代影響很深。如果不動，儒家思想如何「教」？如果不動，怎麼中國文明的存在？如果不動，學而優則仕反思，為什麼？
然而，許多人對後代，對「儒學獨尊」深惡痛絕「天堂三項政策」，他們不是沒有道理的批評。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以人為本，作為最重要的人，君為輕，社稷次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獨尊儒術」讓人們知道FELL啟示，為了和其他的臣子應該做的。人才儒家質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世界經濟。儒家的「道德」作為一個人的品質衡量中，「政治」，以此來實現人生的價值。漢時代，相應的內部裁決儒家思想，是一個集中的系統。秦始皇開創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然而，短暫的秦朝統治未能設計出一套指導方針。西漢末年，皇帝，完全杜絕了王子分裂勢力，中央政府的鞏固。
此，司馬遷創下節贊嘆！ 「淮南山傳」，法師太師：
淮南衡山親的骨肉，境內千里，為諸侯。無視遵守樊澄輔臣張貼到皇帝，但戰略旨在依靠腐敗對銀行，還是挖掘和征服，而不是結束所有自己的身體，為世界笑。
秦縣界線，不是王不扇封建制度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學的意義。劉機庵漢豐姓第一國王，封姓後的國王。從政治制度的發展重點，無疑是一種社會的倒退。於是，慈禧諸呂大字，並最終殃及釀造。因此，直到朝皇帝，武楚七渦出現混亂。秦始皇對下一行縣實施國家法令，經過400年漢，雖然災難郡王，抑制黨，但沒有藩鎮割據的風險。
不僅如此，漢武帝在加強集中式多探索，用無情的有力的打擊，其大手筆之一。
非法專橫和腐敗官員，勢在必行。然而，政治壓迫極端走，他們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後果。司馬遷
這直言：這是不是一個好情人如此憤怒線偉哥，聽說過皇帝，覺得你可以，移動到中尉。
皇帝稱贊這個殺人犯，他被晉升為中將，給予更多的影響力。殘酷的閹割，遭受了司馬遷的酷吏，批評不能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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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酒會是漢朝的第一個皇帝在自我批評「罪法令」。
Levy和四年（公元前89），天皇宣布向全世界：他造成的痛苦的人，不再窮兵黷武，成本高昂，甚至懺悔心臟悔恨。這是「圓桌犯罪法令」。詔書，是中國第一個犯罪詔書的皇帝。
敢於罪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疏忽，在世界輿論的中心，漢無疑是第一人！到目前為止，皇帝的子孫犯了大錯，也受到了「犯罪法令」，並公開承認顯示明君的姿態。
歷代皇帝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建敢諫的皇帝：皇帝殺了太多，連平日信任的人，也不會原諒，這樣做，遲早世界將被殺才能點亮。皇帝不為所動，淡然一笑：何世無它，但不知道過人員負責眼球，如果能夠發掘人才，所以為什麼擔心世界上沒有呢？ 。 （訣竅擴展的學者，往往缺乏可能嚴重，但誰愛信，或者有一些違反法律，或欺罔，輒以聲，沒有假貨汲黯廣諫總理，說：陛下很勞動力作業。，未充分利用，輒曾與有限的殘疾殺了他們，一直是肆無忌憚的自由懲罰，羅賓遜有才華的人擔心世界會做，陛下誰的規則幾乎是黑暗和普通的詞語，甚至憤怒的通諭，叫笑？ ：？何世無其痛苦的人不知道耳朵苟能洞察力，掛無人丈夫叫之前誰也使用它更糟糕，有才華，不肯充分利用，沒有它一樣，有什麼不殺施。？。 ？）
是這樣的人才如草芥，視帝，一方面也是極端的愛，珍惜。在
封建專制政權，誰使用的人有兩個壞習慣：首先，任人唯親，只與他們的親信誰是熟悉的;二是論資排輩，你必須按「三十九級台階」的水平攀升，規則不是「亂」。皇帝也不會由一個廢人：只要有人才，主父偃持不同政見者，皇帝仍然不顧一切;二是敢於破格提拔：因為在那裡，衛青出身奴隸，皇帝還是破格提拔。
此外，即使放棄正統皇帝適應異構，發現眼睛有東方朔，庄嚴的朝堂走進一個房間充滿溫馨和歡樂，像君主之間的玩伴;在同一時間，他是不是在原則內衣和性損失，東方朔鄭雅嗯創下節贊嘆，腳趾。
他第一次讀到「子虛賦」，這極大地佩服;還得看司馬相如，財富，讓他享受同等待遇作為自己的寫作。能識人，為客人，可以在用人單位，皇帝去千古。秦始皇，漢高祖，因為副乳，皇帝，唐高宗或能知誰，畢竟，缺乏氣度的作家。
但他生活的失誤，被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 - 司馬遷。皇帝這么多的誤解和爭議。
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他的有利和不利的，班固的「漢書·武帝紀」為他的三明治稱贊：
潘基文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咨詢國內域名，它的毛駿，與優點。興國子監，維修姣四，正確的月亮，設置枚舉，共同的氣質，詩歌的音樂，內置鳳山，禮百神，紹周後的訂單文章，煥然描述，繼承人必須符合香港產業，但有三個代之風。由於男性的木材皇帝粗糙，不改變龔其岸經濟四民之王的文字，雖然涉嫌詩書，哪裡有加焉。
潘基文並未提及武術的皇帝，武術展示在皇帝有所保留。
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還贊美，批評，無論是在：
山，曰：孝武奢侈，復雜的重罰內的奢華宮殿，外事四夷收斂。精靈信混亂，過多的遊行。讓人們從被斃盜賊，這是從秦始皇的小男人如此不同。然而，秦，漢興誰能夠尊重的道路孝武國王，知道防守體系，通過正確的話。惡人欺負住，好賢孜孜不倦，懲罰嚴厲獎勵。後期和康復，護理的人在意了。他的所以秦蹊嗯的損失和避免災難的發生幾乎是了嗎？
皇帝就是為什麼人們評價差異如此之大？
秦始皇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非常有政治頭腦;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情緒准備。他是一個明智的統治者，知道他的歷史責任;但他是一個暴君，故意殺害;他不僅設置了無匹的力量，老百姓給了世界一個巨大的災難;他愛他愛的女人，他也可以訂購全國，光顧的女性自殺。他很聰明，和異常困惑;傳說中的寶馬，在實際的生活中成千上萬的代價。當他走近接近，我們發現，在這些相反的作用，他不只是一個或另一個。困境中，非常的時間，他會搖擺不定，甚至是很痛苦的;同樣普通的喜與悲，小氣和計算，失眠和焦慮。在一般人的眼裡，他是果斷，自信和大膽的設想。然而，他的棺材當我們常常是極端的，年齡一到說好時間;當你說不好不勝枚舉。這種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不能用單一的標准評價任何人。對人性的復雜，更何況封建帝王！也許他是從良知的底部良好的，也可能是拉攏心中的一種手段;也許是他的壞皇帝的使然，不得已而為之，這可能是這種情況，善變寡恩的性質。所以，既然我們無法剝離帝國枷鎖他，我們的評估，我們只能皇帝和他的兩個凡人身份之間徘徊。
俗話說：
天風浩盪，沙漠闌干，金戈鐵馬，萬千傷，俱往矣;
巍峨長城，絲綢之路是長，大父皇黃凄涼的美，所有的男人;
肆虐，縱橫捭闔，君臣相傾銷，千秋家國，俱往矣;
圍甲通用，電源沖擊光榮，金色的過去，情緒飛揚，所有的男人。只有
冷月孤星，晨鍾暮鼓，黃色燈數量，玩游戲的村莊，在一份報告中間，但每嘆了口氣。後來評價 -
班（32-92）冠漢墓 - 100韓成茅喱嗯
缺點國王，皇帝撥亂反正，文，景工作，支持的人，作為一個不管稽古禮文，更闕鴉嗯的。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隋智咨詢的家，它的毛駿，與優點。興國子監，維修姣四，正確的月亮，設置枚舉，共同的氣質，詩歌音樂，建築圍護結構胡丹，百神儀式後，邵周訂單的文章，煥顏可謂。繼承人必須符合香港產業，但也有三代之風。西安大略皇帝男性木材，不更改文本，王龔機諳經濟四民，雖然「詩」，「書」稱，什麼加焉！
- 「漢書·武帝紀」
司馬貞
孝武纂極，通用太平。郗挲嗯奢麗，尤其是崇拜的明天。打開8神壇，變成五個城市。對親5李某，晚上拜文成。提供非祀典，巡BU好兆頭。樂戴滕松，王婧的聲音傳輸。歡迎祭祀的日子，給普通歷法改革。土耳其累也好，這是他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瞰英謫嗯，幾欲西湖的景色。
- 「史記索隱」
皇帝25歷史性的首次
1，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皇帝的統治在公元前113年在位創建，上半年統治（前140 - 前104 ），那麼四年元年（前87 104-前）。
2，漢武帝是第一個國家統一制定，頒布皇帝在日歷的開始，第一個月在今年年初到這一點，一直用到現在。
3，在中國的第一個傳記史書「史記」的後代歷史學家漢書面產生了巨大影響。
4，出現在秦始皇統一在歷史記載中發現的國家，「地理圖」，四月丙申元狩四年來，「陳枯嗯太僕行御史大夫事......他打得輿地圖，請該創始名「」漢書·武帝紀「載元鼎6秋」浮沮將軍送來的原公何出九「，注引陳望贊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九原去兩千里之行，見韓愈地圖。「據顏師古說，汪臣時代喜歡住」初進。「這表明，輿地圖靳趁汪咱漢初見過。這也表明，漢族擁有區域國家的出現一個清晰的概念。自然地理這以後的學習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5，直言推薦方正告誡人們在極端的措施，使自己皇帝問人才正式選擇。對於所謂的警察招募系統。
6，皇帝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在這個國家的主導思想開始。
7，五年後，元朔博士弟子設置五十人，他們的身體康復;根據一定的條件下局部槍，送了一些人，可能會受到行業為徒。考試結束後，可以通過一個或多個藝術可以作為官員。從國家的學生官員的選擇開始這一點。
8，在漢代獨尊儒術，並指出：「每個研究，結束延遲（鉛）」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形成，也伴隨著數以百計的模式使用。這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9，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受阻督察來到黃河決口葫蘆的網站。自秦統一，黃帝治理親臨現場，這是第一次。
10，推廣耬車（原種植）種植的漢，那麼這種做法在中國擁有超過兩千年。
11，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唐朝樣式，開辟絲綢之路，促進雙方，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這是第一次在中國歷史。
12，帝苑封6年（105年前）到精細的女君主世界的情況下嫁給烏孫公主和親。這是第一次在中國的歷史和西方和親。
13，在圓桌，渠犁屯田，並置使者，隊長。這是第一次在中國今天的中國新疆地區屯田的歷史。
14，漢以及龍首渠渠法律，今天通過中國新疆地區後，從而入波斯等地。
15，從西方引進葡萄，苜蓿種植，從引進純種馬大宛天馬---，西方音樂，魔術蔓延到中國，中國的鐵技術，絲綢，枚舉排水法，漆器傳播大宛和其他的地方。
16，帝施人咿之外，憑借的執行情況;同時注重法治，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17，元封五年（前106年），為了加強對王子和地方官員的監督，國務院成立13省長，省長令六石級檢查員觀察階段2000 stone-級槍。
18，加強皇權，丞相制度改革，建立中國 - 朝鮮（向內）中，對系統的演變顯著影響發生後的總理。
19，元鼎年（115年以前）禁槍令鑄錢，旨在使該國屬於林三官鑄錢，三非官方資金不能流動的槍花以前鑄錢出售。對後世有顯著影響。
20，漢代西北邊郡屯田，此戰贏回匈奴，由大量移民起到了西方企業的一個主要的角色。也對後世的影響顯著，曹說，「考慮到西域屯田孝武，第一代這種類型的也不錯，」說明「設置美達秩序」英寸
21，韓這一點王朝正式任命多樣化。官員可能使後代比二千石任何子系統的官員多;有錢人可以「財富選舉」的人員;先賢後人可以照顧，如易的兩個兒子感到關切市長時。然而，特別是皇帝用人唯才是舉不拘一格。如皇後衛子夫是從奴隸的選擇。韋青霍繪制的束縛和奴役了出生。丞相公孫弘，御史大夫兒寬，以及嚴重的幫助，朱買臣，從窮人的平民達繪制誰;張湯御史大夫杜丁玉舟，趙小李玉是出了選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將領皇帝任命更多的人，匈奴。與金日磾（音：jin'mi'di）在宮中騎馬匈奴奴隸這樣的囚犯，甚至與霍光，上官桀託孤一起被選為國務部長。這些案例說明皇帝選拔人才是不是階級出身和種族差異的限制。但是，這並不是說，沒有標準的就業皇帝，或者一些標准，這個標準是「開博路到藝術，指出學校的百年底擴展名」，「槍警察茅哩抿有不同材料，可以為相和國家誰做絕對。「也就是說，只要肯奮斗漢代的原因，也有藝術，有才華的人，或許能夠與人們在很遠的國家能大使任命。總之，僱主的標准，但此舉。出於這個原因，漢代的人才。潘基驚嘆，說：「人們必須漢，盛在這里！」這種現象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22，漢皇帝派了深刻的匈奴軍隊的戰斗中腹地的中國歷史。
23日，中國的皇帝的歷史---一個建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提交給皇帝，為此，他們受降城今天在內蒙古建成中原。雖然在此之前武帝生這個目的，但在軒轅王朝，對范徹嗯漢承匈奴。
24，切割大宛李廣利，西方的路，南亞多個國家臣服於漢宣帝神爵二年（60年）後，匈奴通過下調漢王，匈奴不敢打西，威公務員罷工。 Zheng籍須廣任命為西，南西方的管理，北路，中亞臣服於漢總督。在這一點上，直達裏海西部，已經成為韓的領土，這是第一次在中國歷史。
25，漢武帝平定南越，海南島家首次在本縣儋耳，珠崖郡，海南島和中國南海諸島今天主導的領域。

❼ 為什麼西方的公平正義只是一種空想

這個要先從西方的倫理觀來說起，西方的倫理觀的基礎是人性的假設，即人性本善。由此，人所追求的都是善的，惡則是人在追求善的過程中因不適當的行為而產生的，而適當的行為則被稱之為德性（選自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這個邏輯看上去沒什麼問題，而且把人性描繪的很美好。但是問題在於這個邏輯強調的是個人的道德，而非統一的道德，因為這個邏輯明確指出強迫他人的意識是惡。中國的倫理學認為人性善惡不能推斷，所以需要建立統一的大家都接受的道德標准，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人犧牲，放棄自己的道德標准來接受新的標准，而當共通的道德標準的信徒有一定數量時，道德教化的系統就完成了，在新一代人出生的同時社會的影響就會促使孩子們結束統一的道德標准，由此這個系統就可以不斷的更新換代。而強迫人改變道德標准，這個就是為什麼歐美一直說中國侵犯人權的原因之一。明白了西方倫理學的基本，再回到西方的正義這個問題上，因為每個人的道德標准都是不一樣的，可能有共同的部分，但也可能存在沖突的部分，由此道德標準是會發生沖突的，而在各自的標准中自己都是正義的，因為得到了道德標準的支持。而無數個不同標準的正義只能產生沖突和混亂，由此就需要法律來限制它們。所以，這里就出現了公平的概念，西方司法的核心只有一句話，保護每個人獲得幸福的權利，也就是倫理學中所說的追求善的權利。它的隱含意思是為了自己的幸福而傷害他人獲得幸福的權利就是惡。

由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來，公平公正其實才是現在西方最核心的構架，只要這個構架被破壞了，西方社會的基礎就也瓦解了。沒有可信賴的司法裁決機制，因為道德觀念差異而產生的沖突只會不斷升級，由此混亂就會產生。
但是為什麼說現在的西方公平正義的系統只是空想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允許了因人而異的道德標准，所以一個人的正義，對別人來說可能就是惡，而只要內部意見無法統一那麼就不存在純粹的正義，不純粹的正義你也就無法稱之為正義，因為道德標准不接受。同時，統一道德觀念就存在強迫他人的意志，由此統一標準的行為又稱為的西方倫理所指責的惡。這樣就出現了邏輯死循環。而公平公正的法律必須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不然這個法律就是不合法的，因為法的權利是由人民給與的，如果一部分人不支持，那麼這個法律從法理上看就是對於這部分人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法律要去審判別人就是非道德的，是強迫他人的意志，由此依舊是死循環。所以，西方的系統只能維持現狀，而無法進一步完善。

❽ 中西方傳統美德的差異有哪些

區別:
體現了中西方文化對個人和社會整體的側重點不同,
亞里斯多德所倡導的四大傳統美德側重於個人追求成功所必須的主觀可以改變的素質,側重於意志對生命本身的控制.如堅忍,節制.公正則側重於分配.
西方更重視個人利益.
中華民族所倡導的四大傳統美德側重於個人對社會整體的貢獻.如勤勞,善良.而勇敢和智慧從一定程度上側重於對社會財富的索取.
中國更重視整體利益.
二者通過推廣這些不同分類標準的道德素養都從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個人和社會的平衡和穩定.但是歷史上也經常有平衡被打破的情況.中國的社會平衡被打破的原因,內因是由於分配政策不公正,財富創造者(勞動者)分配的過少與財富分配者(管理者)分配過多的分配不平衡導致老百姓活不下去,再加上其他的導火索,比如外因氣候影響農作物收成和外來侵犯刺激導致社會動亂,社會財富重新分配,但是分配方式從根本上從未改變,變的只是數量的多少.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數量的多少又在改變,促成一個個王朝的更迭.
共同點:
二者所提倡的總結性概括性模糊性的詞語目前都沒有定量的方法,都是不可以絕對化的概念,謹慎、公正、堅忍、節制,勤勞、善良、智慧、勇敢要到什麼程度呢?必須在兩個極端中尋找平衡,每個人找到的平衡點不同決定了各自的所謂的道德修養.
由於語言上的障礙,本人無法深入了解Prudence, justice, fortitude and temperance 的深刻涵義,中文上翻譯未必是能十分准切的表達亞里斯多德的真實意思.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公正和善良有共通之處,謹慎和智慧有共通之處.堅忍和勇敢有共通之處.勤勞的節制有共通之處.
同時謹慎和勇敢之間是一對平衡.公正與智慧是一對平衡.
總體上二者是通過這些道德標准來指導人們要如何做,為社會整體創造財富,並且平衡個人和社會整體的利益分配,穩定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生存的.
由於不同的社會發展歷程,用於平衡個人和社會利益分配的素質時所採用的不同的分類方法.
就象有人把人分為男人和女人,有人分為大人和小孩,有人分為高的和矮的,有人分為胖的和瘦的.
分類方法不同但是每個集合里都有相似的重疊的成分.

❾ 道德對社會主體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點，有哪些特點

古代中國以道德立國，此誠如學者王國維所論：「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殷周制度論》)。也正因此，古人極為關注社會道德問題，甚至視之為國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線。所以宋代蘇軾在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時，說出了這樣一番有名的話：「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主流話題，並形成了自身鮮明的歷史特點。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國家治理的宏觀層面上，中國古代先哲認為道德教化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與作用，孔子所謂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就表明了這種重教化的思想傾向。較之於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罰的威逼高壓，先哲以為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道德教化起著更為持久而強大的主導作用。如管子就這樣說道：「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管子·權修》)孟子則徑直主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從文意可見，「善教」能得到人民的愛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義無疑也就更大了。其次，這也緣於先哲認為在道德和法律之間，前者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更為基本和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古代法家是主張「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亂」。但儒家則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充分顯示了對「德、禮」的倚重，對「政、刑」的疑慮。孟子則接孔子余緒進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後儒循孔、孟遺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呂氏春秋·上德》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正。」漢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務明其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潛夫論》)儒家所謂的德治即禮治，實亦即「教化」，「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難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優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論，正明確表現了此種態度。由於後來儒家的顯學化與官學化，這種重道德教化的立場也成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當然，儒家並不一概否認法律的意義和作用，但相對而言，儒家認為法是相對的，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鹽鐵論·申韓》)。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為根本的依託，「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漢書》第90卷)。東漢崔寔還形象地形容法僅為治理亂世的「葯石」：「夫刑罰者，治亂之葯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葯石供養也」(《後漢書》第52卷)。文中「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之說，生動而意味深長地揭示了古代中國對道德教化的認知與期待。二、「四行舉人」古代社會權力集中於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職主要是由政府來承擔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將官職授給那些品行傑出的人。孔子早就說過，「學而優則仕」，對此通常的理解是學業有成，則加官晉爵。這當然不錯，只是孔子所言說的「優」，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條件有二：智慧與卓越的品格，就如《禮記》所說的「選賢與能」。史稱早在三代時就任官以德了。據清儒顧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日知錄》)。西人李約瑟在其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贊中國的文官制度，認為它是文化精英主義，盡收天下英才於政府之內。考之史實，這固然不錯，只是這里的精英有雙重含意，即為學和做人。在科舉成制以前，人才的選擇尤重社會的推薦和公選，一般是將那些操守卓越，有較好社會聲望和口碑的人選入政府。如《冊府元龜》所載，「漢以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崇讓，明經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的人，均賜以「榮官」。如西漢孝文帝時，於烈為光祿卿，他的兒子於登進入了後備官員的行列，於烈卻上表請求廢黜其子。孝文帝聞知後大為於烈的公心與謙讓所感動，說：「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於是特別招見登，說：我今天要破個例了，你的父親力行謙讓，而有直士之風，所以我要將你封為太子身邊的官。西漢元帝則發明「四行舉人」。所謂「四行」，即4種道德品格，具體言之即「質朴、敦厚、遜讓、有行義」。有此4種品格的人，就會受到舉薦，有機會到政府中做官。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舉人以德，蔚然成風。西漢名臣東方朔，早年為謀一職位，曾寫過一篇自薦性的文章，內稱：「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漢書·東方朔傳》)。文中所謂「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說道德品格多麼的好。東方朔以此作籌碼，看來當時謀取公職的條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漢代的「舉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謂「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為舉止清正廉潔。西漢名臣丙吉，病危之際皇帝來看他，並問什麼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舉陳萬年，因為「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漢書·丙吉傳》)。後來陳萬年果然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這里「官孝子」所顯示的，也無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會氛圍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則會被清除出官吏隊伍。《漢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親接來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駕崩，他擔心路上有賊，就將計劃暫緩執行。於是有人譏諷何武事親不篤，孝行不好，哀帝聞知後也甚為不滿，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並且頒布詔書說：「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四方」(《漢書·何武傳》)。賢者在位，不肖者去職，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教化，它以無言的行政措施向社會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許就有機會廁身廟堂之上。此誠如明儒歸有光所論：「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與焉。」(《震川先生集·別集》第1卷)總之，諸如「四行舉人」一類的「獎善」措施，其所表揚的主要是古代社會所需要的德性與品格。如古代社會需要家庭的穩固、需要養老、需要勤勞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為一大德目受到誇贊和嘉獎。漢高祖重「孝悌力田」，漢成帝也「賜孝悌力田爵二級」。「獎善」的目的在於彰善揚德，所以對於那些有品節、有聲望的社會賢達，政府也會隆重地予以表揚。因為「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冊府元龜》)。古代「獎善」的方法五花八門，一般有詔令嘉獎、封爵號、賜予物品、晉陞官爵、免賦役等。如西漢元鳳元年，昭帝下令賜郡國有品節者50匹，而對那些「修孝悌」之行、在鄉里有廣泛影響的人，則要求郡縣在正月酌給「羊酒」。西漢元始二年，平帝下詔贊揚公孫弘，賜其做官的子孫，「爵內侯，食邑三百戶」。魏晉時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與祖母相依為命。晉武帝征他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李上《陳情表》，痛陳要孝養祖母之情狀，難以成行赴任。史稱帝覽表大為感動，「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三國時的楊弘，3歲喪父，養母數十年，母活到93歲過世，時年弘75歲。史稱他悲痛異常，「哀毀過禮」。魏武帝為「樹其純孝」，為天下立榜樣，准許免去他一家勞役租賦，還給他一個「散員」的稱號。另外，「旌表」也是歷代王朝經常採用的一種表揚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導迪民彝之具，使人審所趨向而樂於為善……旌褒者，非我國家導迪之具乎。」(《冊府元龜·旌表》)所謂「導迪民彝」，即激揚風化，敦率人倫。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門閭」，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門上留下特殊的標記，如掛上匾額，或者是樹起牌坊等，以示嘉獎。古代「獎善」的內容固然有其特定的歷史內涵，但表揚有德的做法本身，還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為良好的社會風尚必須政府花大力去建設，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國「學而優則仕」，實行精英治理，官員大都是社會上的傑出者，故而他們不僅是權力的象徵，也是知識與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負了教育民眾的責任。漢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說，可謂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員的道德教化義務：「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漢書·董仲舒傳》)。漢儒賈誼則認為，移風易俗並非是「俗吏」所能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擔當的重任，「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漢書·賈誼傳》)。文意雖不無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為官員大任的態度還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為民父母」觀念的影響，後世的「英俊」，不僅在道義上自覺地教民禮義，而且在責任上也有這種義務，因為為官一方，即是「為民父母」，理應「使天下回心鄉道」。漢代酷吏嚴延年母親對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說明問題：「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漢書·嚴延年傳》)。嚴母這席話也表明，「為民父母」應有「仁愛教化」，這在古代已是婦孺皆知的了。漢代地方的郡守權力很大，史稱「重於諸侯」。漢代的郡守尤為重視「教化」。如東漢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後漢書·李膺傳》)。又如韓延壽為官，「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漢書》第76卷)。他任潁川太守時，就厲行「教化」。原來當時潁川一帶，民風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報，衍為沖突，化為仇敵。韓延壽欲改變這種凶暴的民風，就特別推行「敬讓」之道，想讓他們學會禮讓，但又擔心老百姓不聽。於是他想辦法將當地數十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請來，設宴款待，他親自作陪，執禮相敬，還向他們請教當地的風土人情，人民的疾苦，並乘機向諸老宣講和睦親愛的好處，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諸老都以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漢書》第76卷)。由於延壽的努力，潁川的風俗為之一變。後來黃霸為官潁川時，繼續推進。他一是選擇一些品性較好的人為吏，再加上府縣學生，讓他們廣泛宣傳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戶曉。二是下令郵亭之吏養雞養豬，「以贍鰥寡貧窮者」。把這兩件事辦好了，然後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稱他「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黃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細密，常涉及柴米油鹽之類的俗務，而且「教令」都傳入了「閨閣」(《漢書·黃霸傳》)。在韓延壽和黃霸兩任郡守的努力下，結果這里「教化大行」，成為文明禮儀之鄉。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見一斑。歷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遠不止上述幾位，東漢的秦彭也頗為典型。他為山陽太守時，很重視禮儀之教。史稱他「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饗、射之禮時，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讓之儀」。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屬吏有過錯，只是罷遣而已，並不多加指責。所以「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漢書·秦彭傳》)。東漢仇覽，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稱模範。他任蒲亭長時，在農事之餘，辦學授徒。村民有喪事，他盡力相助，又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他在任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鄉民陳元與寡母合居，母親呈堂告他不孝。仇讀罷狀紙很驚訝，說：前幾天剛到你家去過，見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時」，你兒子不像個壞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養孤，苦了一輩子，怎麼能一時氣憤而將兒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惡名呢？「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仇覽的教化，不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鄉，果然是移風易俗了。東漢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傑出。他曾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後，教民耕作，實即使當地人民進入農業文明。當初，當地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任氏於是移書屬縣，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齒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稱他推動了華夏文明的南傳，即「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另一人指漢中錫光)」(《後漢書·任延傳》)。中國古代一直有華夷之辨，而華夏文明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故到邊關任職的官員，在實施華夏禮儀治理的同時，也就傳播了中華文明。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種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蠻。後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陽明堪稱典型。王陽明為明代著名哲學家，也是一代心學大師，從其文集中可見，他在江西為官時，十分留意社會的道德教化。他專門寫有《興舉社學牌》(《王陽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長教育好子弟，「務在隆師重道，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對於民風民俗，王陽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飭，以期人們「朝夕聚合，考德問業」。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職，宗旨是「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王陽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王陽明全集》第18卷)。在《告諭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陽明更顯得苦口婆心：「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故吾言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王陽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語氣之懇切而近於祈求，可見王陽明對鄉里教化的傾心；而內中「德政」雲雲，則表明移風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為政的一種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視鄉村社區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鑒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官員的做法固有差異，但在其轄區內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構建道德文明則是一致的。常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糧完賦的任務，但移風易俗，宣揚道義，文明一方，也是其職責所在。中國古代文明之所以歷久彌堅，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廣被天南海北，與古代「循吏」的前赴後繼地著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