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立法
❶ 法律與國家的關系是什麼
（一）法與國家的關系解析
一.法治國家的概念解析
(一)法與國家的關系解析
對法治國家進行理論研究，必須首先理清法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人們已經在國家法律現實的條件下生活了幾千年，他們成為特定國家的公民（或臣民），服從於國家權力，使自己的行為與法律規定和要求相協調。當然，很久以前他們就開始思考關於國家與法產生的原因和方式，並創立了許多完全不同的理論，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不同的回答。」 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眾多社會科學所探討的重要課題。法學界對於法與國家的關系的研究一向是積極而熱情的。蘇聯的法學家們在蘇維埃法學創建之初即把法與國家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其法學理論學科的名稱就是《國家與法的理論》或者《國家與法權理論》。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等國的法學界依然保留了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學術傳統，近年又推出了一些命名為「國家與法」的學術著作和教科書。俄羅斯自然科學研究院院士B.B.拉扎列夫就組織一批俄羅斯著名學者，編寫了《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被俄羅斯國家高等教育委員會推薦為大學教材。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學界，法與國家也被聯系起來研究。原籍奧地利後加入美國國籍的著名法學家凱爾森就於194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第一編為「法論」，第二編即為「國家論」。對於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理論，學術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學術成果。「法要依賴國家」與「國家要依賴法」等理論命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然而也存在各種不同的見解。在這里，我謹從本法治國家研究課題所涉及的有關問題——法與國家的一元論與二元論，法與國家的優先問題著眼，從法學角度進行一些思考，為本課題的研究確立一些最基本的法與國家關系的觀念。
1．法與國家的一元論與二元論
在我國社會科學學術界的各種理論學說中，法與國家，幾乎無可爭論地被當作兩個各自獨立而相互聯系的事物。法與國家自然而然地被視作二元存在物。很少有疑問者。其實，放眼世界學術領域，法與國家是一元的還是二元的，並無一致的看法。甚至有人十分明確地批評法與國家的二元論是一種神話，是錯誤的，進而主張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元論。也有學者認為將國家與法混為一談的一元論是沒有意義的。
一元論的觀點認為，「法律與國家是同一個事物，國家只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法律秩序，即規范境內居民行為的集中化的法律秩序，或者說是由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員和其他作為國家機器組成部分行動的人所執行的法律規則、法令的總和。」 在一元論的主張者中凱爾森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凱爾森在其《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寫到：
「有時人們以國傢具有或就是『權力』（power）為理由，將它說成是一個政治組織。國家被描繪為在法律背後的權力，實施法律的權力。」 「法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我們認識對象的一個多餘的重復或雙重化；是我們先加以人格化然後又加以實體化的那種傾向的一個結果。我們在對自然的萬物有靈論的解釋里找到了這種傾向的一個典型例證，即原始人的這種觀念，認為自然是有靈的，認為在每個東西的背後都有這個東西的一個靈魂、一個精神、一個神、一株樹的背後有一個森林女神；一條河的背後有一個寧芙女神；月亮的背後有一個月神；太陽的背後有一個日神。這樣一來，我們想像在法律的背後有它的被實體化了的人格化，即國家、法律之神。法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一種萬物有靈論的迷信。」 與之相應地認為，「國家的權力是由實在法組織起來的權力，是法律的權力；也就是實在法的實效。」 「一個『國家的機關』，就等於一個『法律的機關』。」
凱爾森的認識有著他自己的論據。在他看來，國家與法是同一個規范性秩序，「既然我們沒有理由假定有兩個不同的規范性秩序——國家的秩序與國家的法律秩序，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稱為『國家』那個共同體就是『它的』法律秩序。」 「從甚至連社會學家也將國家的特徵說成是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這一事實來看，國家和法律秩序的同一性也是顯然的。既然社會（作為一個單位）是由組織構成的，那麼將國家界說為『政治組織』就更加正確。組織就是秩序。但這一秩序的『政治的』性質是在哪一點上呢？就在於它是一個強制性秩序這一事實。國家之所以是一個政治組織，是因為它是一個調整如何使用強力的秩序，是因為它壟斷了對強力的使用。然而，正如我們所已了解的，這是法律的主要性質之一。國家是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強制性秩序構成的共同體，而這個強制性秩序便是法律。」
粗略看來，凱爾森的見解是有失偏頗的，我也不贊成這種一元論。他把法與國家的關系簡單歸結為一個「東西」與這個東西後面的「神」的關系，進而將「法與國家二元論」比之為「萬物有靈論」加以批評，而證明其一元論的科學性。我認為這個證明過程本身就有問題。法與國家之間遠不是月亮與月亮神，太陽與太陽神之間的關系。法與國家是同時產生，相互聯系，協同發展，共存互動的兩種社會上層建築。但這並不意味著凱爾森的一元論毫無意義。他所堅持的法與國家的一元論，強調了法與國家的同一性，對於倡導法治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法與國家或者國家與法既然是同一的，國家當然就必須服從法律，實行法治。在國家實行法治的問題上就沒有任何障礙。國家與法之間的統一就不會成為問題。也就是說，法與國家的一元論主張並非全無道理，至少在肯定法與國家之間的同步形成與內在聯繫上是有意義的，在尋求法與國家的同一性從而為法治尋找根據的目標期求上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法與國家的區別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將法與國家混為一談顯然是不科學的。
法與國家關系的二元論主張者，人多勢眾，盡管他們不一定以二元論自居，但其二元論的主張都十分清晰。蘇聯乃至現代俄羅斯的法學家們，以及中國的法學家們多持二元論的觀點。
俄羅斯的一些法學家聲稱，「沒有意義去研究那些從國家與法產生方式和實質的不可知性出發的觀點，以及那些將國家與社會混為一談的理論。」 他們一再論述的是法與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中包括法相對於國家的獨立性和國家相對於法的獨立性。在前述拉扎列夫主編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的教科書中，專門設置了《國家與法的相對獨立性》一章，論述了國家與法各自以及相互的獨立性問題。
我國的任何一部法學理論著作幾乎都肯定了法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系，論證了法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沒有一部著作將法與國家視為同一事物。它們都在強調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時強化了二者各自的獨立性。也就是說，我國所有法學理論著作實際上都不主張國家與法的一元論，都是國家與法的二元論的主張者。
法與國家的二元論主張顯然是比較科學的，它本身並無什麼錯誤可言，但是它可能導致將法與國家相分離的錯誤。往往會導致過分強調法的地位與作用或過分強調國家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將法置於國家之上，雖然有抑制國家權力的重要意義，但是也有可能出現忽視國家在法的創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將國家置於法之上，過分誇大法對國家的依賴，使法律的地位被低貶，形成法治倡導與發展上的障礙，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歷史上的類似教訓實在太多，我們需要牢牢記取。當然，法與國家的二元論也不必然導致強調國家否定法的後果。對於法與國家二元論中的優先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會使問題更加明晰。這是下一部分所要論及的主題。
2．法與國家的優先問題
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元論主張者既已把二者視為一元，一般地說，顯然不再有誰優先於誰的問題。其實並非如此。法與國家的一元論中有把國家歸結到法的法律優先的一元論，或將法歸結到國家上去的國家優先的一元論。凱爾森主張的是法律優先的一元論。凱爾森的一元論中包含著法律優先的觀點。他認為：「我們從純粹法學觀點出發來研究國家時，情況就顯得比較簡單了。那時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因而它的性質在原則上取決於我們以前對社團所下的定義。唯一剩下的問題是國家如何不同於其他社團。其區別一定在於構成國家社團的那個規范性秩序。國家是由國內的（不同於國際的）法律秩序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的國內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從法學觀點來看，國家問題因而就是國內法律秩序的問題。」 在凱爾森的眼中，國家是一種法律現象，國家理論也是法律理論的一個部門。「作為實在法經驗體現的規范體系具有什麼特殊性質，以及它們是怎樣分界和怎樣相互聯系的。這就是國家作為法律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是作為法律理論的一個部門的國家理論負有任務要解決的問題。」
法與國家誰優先的問題，更存在於二元論之中。在二元論主張者中法與國家之間一直有著誰優先的爭論，根據學術界的不同認識，我將其稱為國家優先論、法律優先論和法與國家互從論。
關於國家優先論。俄羅斯學者在其著作中總結到：「對於法與國家的相互關系問題，學術界在傳統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基於國家優先於法的論點，依據這一觀點，法被視為國家活動的產物和國家的結果。這一觀點在我國的法學著作中流傳甚廣。舉例來說，法被認為從屬於國家。傾向於把法看作國家附屬物的政治實踐成為這一觀點的事實條件，而將法視為由國家制定的規范總和的形式教條主義則成為其理論前提。」 英國學者也注意到了國家優先論，並且還傾向於國家優先論，「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是國家的構成要素之一。它規定各種法律機構的權利和職責，確認其存在，維持社會秩序，提供維護公民之間利益和要求沖突的准則。法律制度的這種作用正是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 「在一國境內發生效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通常主要是由國家制定的，同時立法機關不斷地對之進行修改和變更。而對於效力較低的一般法律的修改和變更，則通過行政機關受權立法以及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和判例等途徑。由此可見，國家是法律規則和原則的直接的實際的淵源。」
中國學術界對於法與國家關系的認識普遍地既有互從論的觀點，也有國家優先論的觀點。先來看看國家優先論的表現，我國幾乎所有的法學教科書在定義法或法律時，其他不相乾的成分我們不必引證，與國家相關的表述都是，「法或法律是國家制定認可的，表現為國家意志的，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的總和。」這種對於法的認識貫穿了所有法學著作的始終，似乎成為了我國法學界對於法與國家關系的一個基本的共同認知。
關於法律優先論。俄羅斯學者說，法律優先論的觀點「則是按自然法觀念確立的。這一被稱為自然法學派的擁護者從社會契約中得出國家概念，他們從國家受制於法的觀點出發，認為來自於自然法的不可違背性和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之上的個人主體公共權力的不可轉讓性。從這一觀點的立場來看，法與國家相比具有絕對的優先地位。法產生於國家形成之前，它早於國家，任何國家和政權都不是法的最初來源。」 《牛津法律大辭典》也注意到了這種觀點的客觀存在，它說，「一種觀點認為法律高於國家，國家從其產生之日起即受到法律約束。這種觀點接近於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自然法學派認為，國家雖然可以制定實在法，但它必須受自然法的約束。一些現代思想家否定國家創造法律的觀點，認為法律的淵源另有所在，例如公眾權利的主觀意識、社會休戚相關的事實等。」
關於法與國家互從論。法與國家相互從屬的理論，沒有人給它命名過，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不妨將一元論和二元論之外的第三種觀點稱之為「法與國家的互從論」。有著作認為這種界於一元論與二元論之間的互從論觀點，作為「第三種觀點，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綜合上述觀點擁護者的看法，並且同時避免對法與國家相互關系評價的偏激性。」 「依第三種觀點，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並不具有如此一致的因果關系（國家產生法或者從法產生國家）。這一關系顯然更加復雜，並且帶有雙向的相互從屬性：國家與法彼此不能單獨存在，即它們之間存在職能性關系。」 我國的法學著作在具有國家優先論的表象之外，還具有法與國家互從論的特徵。我國的每一部法學著作都在肯定法對於國家的依賴的同時，也會四平八穩地論述國家對於法的依賴。或者強調二元並存中的國家優先，或者強調法與國家的二元互從。是選擇國家優先或是二元互從，學者似乎並不特別在意。
就國家優先論來說，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理論。前蘇聯和目前一部分俄羅斯學者，中國的部分法學家都持有類似的觀點。這種觀點充分強調了國家的意義。在強調國家至上，忽視或否定法律作用的時代是很有響應者的。它對於法要從屬於國家的片面強調顯然是有失偏頗的。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甚至以主張國家比法先產生來證明國家要優先於法，這是沒有根據的。恰恰是這種片面強調國家意義的理論，為專制者無視法律、否定法律奠定了認識基礎和理論基礎。它本身的不科學性和它所產生的惡劣後果都要求我們必須將其拋棄。
就法律優先論來說，與前者是同樣傳統的理論，西方以自然法學為代表的法學家們多持有類似的觀點。持有類似觀點的學者常常以法比國家先產生作為論據。這一觀點對於強調法，推行法治，有著不可置疑的優勢，它「是在政治實踐中確立法的統治地位思想的哲學綱領」 。這一觀點的追求目標是好的，但是這一觀點的主張者常常以自然法先於國家，法比國家先產生作為論據，我以為同樣是不妥當的。
就法與國家互從論來說，是在前兩者基礎上提出的比較中庸，而為目前許多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實際採用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避免在法與國家關繫上的片面認識，使我們更清楚地把握法與國家相互之間的影響與互動。更清楚地把握法對國家的作用與國家對法的作用。這種表面上的公允，也有實際上的問題。法與國家並存而相互作用，看似客觀，其實其忽略了法與國家的不同性質所決定的應然關系配置，會導致主張者意想不到的後果發生。
在我看來，法與國家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漸變形成的，二者之間沒有誰先產生誰後產生的問題。法與國家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間各自萌芽的因素是相互促進、彼此互動、互為因果的。一定要去確定某一時刻國家產生了或者某一時刻法產生了，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如果您不任意地改變法與國家的概念，我就可以肯定地說，法與國家自始至終都會緊緊相伴，不離須臾。但由於二者的特性不同，法是一種普遍而公開的行為規則，國家是一種具有強力的又不能不為特定的少數人管理或運作的公共組織，因此，在法與國家共存的歷史期間，運用法律規制國家，將是永恆的課題。否則，組成國家的民眾的意志就無法受到尊重，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在這個意義上，我是贊成並主張法律優先論的，只是我的理由不是基於自然法，也不是基於法比國家先產生，而是基於法與國家的不同性質，基於保障人民權利的價值期求的目標。狄驥主張國家必須合法，而且國家的目的也在於實現法。他說，「國家建立在強力的基礎上，但這種強力當其行使得合法時才是合法的。」 「國家追求的目的有三項：（1）維持本身的存在；（2）執行法律；（3）促進文化，即發展公共福利、精神與道德的文明。 ……我們如果深入事物的實質，則國家指定的這三個目的可以歸結為實現法的惟一目的。」
❷ 國家與法律哪個先產生
在法理來學上，一個新的國自家在誕生前，先要有一部憲法。有了一種法律，國家才有了建制。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們也有了代行憲法功能的《共同綱領》。就像打籃球，沒有規則，只是在玩一隻籃球，而不能稱之為打籃球。
❸ 國家立法與法律重述的區別
《法律重述》：美國法學會編纂出版《法律重述》將司法方面浩繁的判例加以綜合整理，對那些尚有適用價值和效力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規范加以重新闡明，然後分類編纂成冊。因此，它不是立法，並不創造新規范，只是對當時尚有效的普通法規定以條文形式加以「重述」，為法官和法學研究工作提供方便。
我國國家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❹ 加強國家立法和法律實施工作實現國家各項工作什麼化
加強國家立法和法律實施工作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
❺ 國務院和議會，立法會的區別
我國的全國人大是立法單位,是最高權利機構,相當於國外的議會（立法會）職能。
而我國的國務院是行政機構，屬於全國人大（立法會）的執行機構，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由於各國的國體、政體不同，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也不同。
在專制國家，君主或獨裁者集中掌握國家權力，並通過其軍政官僚機構對國家實行統治與管理。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權力一般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個部分，分別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行使。
資本主義國家奉行「三權分立」原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約與平衡。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權力機關是民主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機關。我國的國家權力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意志，集中統一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國家的行政、審判和檢察機關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
全國人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❻ 立法可分為中央立法和什麼立法
立法可分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回
第七十二條 省、自治區、答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6)國家與立法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中規定：
第七十三條 地方性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
（二）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
第七十七條 地方性法規案、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案的提出、審議和表決程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參照本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節、第五節的規定，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規定。
❼ 世界各國的立法制度
法的制定的許可權劃分問題，特別是關於中央和地方的立法許可權的劃分問題，也就是通常講的立法體制。立法體制是關於立法許可權、立法權運行和立法權載體諸方面的體系和制度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其核心是有關立法許可權的體系和制度。立法體制是多樣化的。一國採用何種立法體制，主要取決於國情因素。當今世界主要有單一的、復合的、制衡的立法體制。
1. 單一立法體制。其指立法權由一個政權機關行使的立法體制。包括單一的一級立法體制和單一的兩級立法體制。單一的一級立法體制，指立法權僅由中央一級的一個政權機關行使。實行這種體制的國家較多。其中有的國家由一個專門的立法議會行使；有的國家由一個立法為主同時兼有其他職能的機關行使；有的國家由一兼有立法和行政兩方面職能甚至握有一切大權的機關行使；有的國家由一個君主或總督、議員聯合組成的議會行使；有的國家元首單獨行使。單一的兩級立法體制，主要指中央和地方兩級立法權各由一個而不是由兩個或幾個機關行使。
2. 復合立法體制。指立法權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權機關共同行使的立法體制。實行這種體制的國家較少，一般存在於單一制國家。在這些國家，根據立法歸屬的具體機關的不同，又有兩種區分：有的國家的立法權是由議會和總統（不是議會成員）共同行使，如冰島、芬蘭；有的國家的立法權由君主和議會共同行使，如比利時、丹麥。這些國家君主同英國、牙買加的君主不同，不以議會成員身份行使立法權，而是作為行政機構中與議會並列的一個方面在行使立法權。
3. 制衡立法體制。其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原則基礎上的立法體制。實行這種體制的國家，立法職能原則上屬於議會，但行政機關首腦如作為元首的總統，有權對議會的立法活動施加重大影響，甚至直接參與行使立法權。如總統有權批准或頒布法律，有權要求將法律草案提交公民投票，有權要求議會對某項法律重新審議，甚至有權否決議會立法或解散議會。司法機關也對立法起制衡作用，這些國家的憲法法院或高級法院有權宣布議會立法違憲因而無效。單一制的國家如法國等，聯邦制國家如美國等，都實行制衡立法體制。
4. 我國現行立法體制。當前我國的立法體制,既不同於單一立法體制，也不同於復合立法體制，亦不同於制衡立法體制，而是特色甚濃的立法體制。從立法許可權劃分的角度看，它是中央統一領導和一定程度分權的，多級並存、多類結合的立法許可權劃分體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統一領導，國務院行使相當大的權力，地方行使一定的權力，是其突出的特徵。
❽ 最高立法權和國家立法權有什麼區別我只知道全國人大
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這樣回規定,是由於全國人答民代表大會每年的會期較短,不可能及時、多次審議立法事項,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也行使國家立法權.
我國立法法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另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
❾ 中國的立法機構是什麼
中國的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立法機關是國家機關的內重要組成部分。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機關，即有權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機關。
在古代，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大多數實行君主專制制度，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權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沒有獨立的立法機關，即使有修訂、編纂法律的機關也是從屬於君主的。
現代立法機關是代議政治的產物，其性質的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它的代議性，即由人民選舉代表或議員，組成立法機關，以統一制定法律和監督行政。立法機關的性質的特徵是代議性，但它具體地、直接地代表誰，以及代表與被代表的關系應當如何理解，各國學者在理論上是頗有爭議的。
(9)國家與立法擴展閱讀：
在我國，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包括：
1、國家權力機關系統（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會，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
2、國家行政機關系統（政府及政府下設機構）的：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央行、審計署、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國務院直屬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機關都不享有立法權。
參考資料：網路-立法機關
❿ 立法權和國家立法權有什麼區別
立法權一般就指的是國家立法權（立法權構成國家的主權），沒有區別。
立法權構成國家的主權，這通過法律來組織和調整一切。立法權，國家制定、修改和廢止法律的權力。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制定和修改憲法的權力；第二類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權力。一方面，立法機關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條例、決議和命令等，它們都具有法律規范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立法機關的議會還享有提出法案的權力。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立法權。
統治階級通過行使立法權把自己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使之具有普遍遵行的效力。從立法權概念的實際運用情況來看，各國一般在三個意義上使用立法權概念。
第一個意義：
立法權是指立法機關（議會或其他代議機構）行使的制定、認可、解釋、補充、修改或廢止法律的權力。這個意義上的立法權是立法機關職權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不包括立法機關的行政監督權（包括議決預算案、議決條約案、宣戰寧和媾和案、議決戒嚴案、議決大赦案、以及質詢權、同意權、彈劾權、不信任投票權等權力）。
第二個意義：
立法權是指由立法機關行使的對應於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權力。這個意義上的立法權，是三權分立意義上的立法權，它包括了立法機關的全部職權。
第三個意義：
立法權就是為主權者所擁有的，由特定的國家政權機關所行使的，在國家權力中占據特殊地位的，旨在制定、認可和變動規范性法文件以調整一定社會關系的綜合性權力體系。立法權是一定的國家機關依法享有的創制、修改、廢止法律的權力，是國家權力體系中最重要的、核心的權力。享有立法權是進行立法活動的前提。立法活動是行使立法權的過程和表現。立法權是指統治階級通過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國家政權，按照一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制定法律規范的一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