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立法
1. 如何促進立法的公眾參與，使得立法能夠更好地反映公共利益
擴大公眾參與，是民主立法、科學立法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公眾參與地方立法已經成為地方立法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不僅能夠克服地方立法中可能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利益傾向，提高地方立法質量，還可以提升地方立法的公眾認同度，降低地方立法實施的風險和成本，增強地方立法實施效果。但必須看到，當前公眾參與地方立法在具體實踐中還存在諸如公眾參與意識不高、參與能力不強、參與渠道不暢、參與效果不好等問題，影響和阻礙了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功能發揮，亟待尋找對策將其完善。
提高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意識。只有公眾內心真正願意參與地方立法，參與的效果才可能會更好。當前，地方立法機構向公眾徵求意見時，往往由於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意識不強，導致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不高。對此，應加強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法制宣傳。可以通過報紙、電視台、電台、網路等媒體加強公眾參與立法的相關法制宣傳，給公眾提供一個了解地方立法的機會，使公眾明白地方立法同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進而有效調動公眾參與立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通過主動引導公眾參與地方立法，提高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意識。在公眾參與意識和積極性不高的情況下，地方立法機關可以深入公眾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主動引導公眾參與地方立法，通過長期引導將地方立法參與轉化為公眾的自發行為。要通過營造參與型民主政治文化氛圍，促使公眾樹立參與地方立法的意識。在公眾中培育參與型法律文化，增強公眾參與信心，從而促使公眾樹立起參與地方立法的意識，使公眾參與從被動式消極參與轉變為主動式積極參與。
提升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能力。公眾參與地方立法能力的強弱對於公眾參與地方立法效率高低的影響至關重要。當前，我國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實際能力還比較低，由此導致公眾參與的質量較低。地方立法機關應當確立立法信息公開制度，這是提升公眾參與地方立法能力的前提。只有在信息相對對稱的情況下，公眾才有參與地方立法的能力。因此，地方立法機關應當主動公開立法過程，確立多樣的信息發布體系，將立法信息最大范圍地傳遞給公眾，使公眾能夠了解立法目的、立法過程和其中的利益均衡，從而給公眾參與地方立法提供必要信息前提。開展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訓，提升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能力。就當前我國公眾參與地方立法提出的意見而言，原則性意見居多，缺乏可操作性，創新性建設性的意見少之又少。有鑒於此，可以到社區、學校、機關、企事業單位等地方開展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方法培訓，教授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方法，提升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能力。引導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有序化，提高其參與集合能力。當前公眾參與地方立法多以個體化、隨機化形式出現，尚處於無序狀態。未來需要地方立法機關加以適當引導，引導公眾適度集中參與，以集體智慧提升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影響力和主動性。
完善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渠道。只有參與渠道暢通，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效果才能得到有效體現。當前，我國公眾參與地方立法雖然已經建立了不少渠道，但其多樣性、便捷性仍不夠，尚需結合時代發展作出完善。要優化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傳統渠道。對於傳統的信函、電話、傳真、意見箱、電子郵件、網站留言板、面談、問卷調查、座談會、聽證會等行之有效的公眾參與地方立法渠道，要用好用足，進一步優化其參與便捷性，降低公眾參與的難度，提高其參與廣泛性。要積極探索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新渠道、新方式。除了優化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傳統渠道以外，還要積極探索公眾參與地方立法的新渠道，尋找更加行之有效的公眾參與途徑，例如微博、微信調查和聽證等，創造更多機會，使公眾與地方立法者和決策者能共同進行討論、商議、評估、選擇。此外，
2. 《決定》提出要加強哪些重點領域立法工作
《決定》提出要加強哪些重點領域的立法？
答：要回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答、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
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立法。
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加強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法治保障。
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
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
建立健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
制定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
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
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法律制度建設。
依法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
加強社會組織立法。制定社區矯正法。
加快國家安全法治建設，抓緊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
建立健全自然資源產權法律制度，完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
3. 如何把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落到實處
一是推動《意見》的全面貫徹落實。文化部將重點在建立機制、落實措施、新聞宣傳、督促指導上下功夫，加強對《意見》的宣傳，制定並下發關於貫徹落實文件的通知，推動各地制定配套政策，明確實施步驟和具體措施；下半年，將組成聯合督查組，深入各省(區、市)開展文件落實督查工作，重點督查各地黨委政府對貫徹落實文件的重視程度、工作措施和具體成效。
二是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准體系。這次與《意見》一同下發的《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准》，對各級政府應向人民群眾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和硬體設施條件、人員配備等作出了規定，明確了政府的保障責任。下一步文化部將指導各地結合《指導標准》，研究制定地方實施標准，建立科學、規范、適用、易行的標准體系。同時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標准化試點，形成符合本地特點的標准化工作模式。
三是推動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建設跨越式發展。加快推進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建設是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重要突破口。我們將根據《意見》精神，制定推進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具體實施方案，編制貧困地區公共文化建設專項規劃，結合貧困地區實際策劃文化惠民項目，推動到2020年實現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邁上一個新台階。我們的目標是通過扎實的工作，努力使公共文化服務的陽光照耀到所有的貧困地區，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所有偏遠的角落，讓人民群眾切實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文化福利。
四是加快推進公共文化立法進程和規劃制定工作。《意見》明確提出將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作為重點立法任務。文化部將積極配合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加快推進該法立法進程，為公共文化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還結合《意見》精神，統籌編制涵蓋文化、新聞出版廣電等系統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十三五」發展規劃》，明確未來五年的工作重點，分階段、按步驟推動各項任務落實。
五是發揮典型示範作用。《意見》是在總結各地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近年來，文化部相繼在江蘇張家港市、浙江衢州市等地，召開了「網格化」服務模式、流動文化服務等方面的現場經驗交流會，發揮了示範引路作用。2015年，在推動落實《意見》過程中，我們還將積極會同相關部門，發現和總結地方創新典型，通過現場經驗交流會和工作推進會等形式，加強宣傳推廣，助推各地加強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六是加快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創新。按照《意見》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基層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建設和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等各項改革試點工作。同時，引入市場機制，探索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實現路徑。目前文化部已經研究起草了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意見和指導性目錄，將於近日提交中央審議。通過這些措施，逐步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格局。
七是充分發揮協調機製作用。目前，文化部已經會同相關部門建立了統籌協調、分工明確的協調機制。下一步，我們將以協調組為依託，制定任務分工方案，明確各部門責任，制定貫徹落實措施。近期，我們還將召集協調組第三次全體會議，對各部門貫徹落實《意見》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4. 十八以來,文化立法先後頒布
十八大以來，各地和有關部門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著眼供給側用勁發力，積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提高文化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努力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完善文化產品創作生產扶持引導機制。出台《電影產業促進法》《關於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關於支持戲曲傳承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法律及政策性文件，改進國家藝術基金、國家出版基金、電影精品專項資金、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等運行機制，加大對優秀產品的引導扶持力度。制定《關於全國性文藝評獎制度改革的意見》，將全國性節慶活動中文藝評獎壓縮87.5%、常設全國性文藝評獎壓縮75.4%，文藝評獎的權威性和引導力大大提高。
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優秀作品不斷涌現，《築夢路上》《海棠依舊》《焦裕祿》《長征》《湄公河行動》《三八線》等影視作品叫好叫座。2016年，全國電影票房492.83億元、比2012年增長137%，其中國產片票房287.47億元、占總票房的58.33%，票房過億元的影片86部、國產影片有45部。
——發展壯大文化市場主體。推動國有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並重組，加快培育實力、競爭力強的骨幹文化企業。從2017年第九屆「文化企業30強」整體情況看，規模實力、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不斷增強，主營收入3515億元、凈資產4318億元、凈利潤381億元，與2012年的相比，分別增長了120%、155%、69%。
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專、精、特、新的小微文化企業「鋪天蓋地」。根據工商總局數據，截至2017年6月底，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量超過322萬戶，同比增長22.4%，比全國企業數量平均增速高出3.1個百分點。
——深化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動文化資源與多層次資本市場有效對接，更好發揮資本平台促進文化企業發展的乘數效應。截至2017年4月底，滬深兩市文化上市公司達103家，約佔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21%，形成特色鮮明的「文化板塊」。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啟動以來，掛牌的文化企業有690家，約佔新三板掛牌企業總數的6.2%。
——培育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對接「互聯網+」戰略，實施「文化+」行動，推動文化與科技、教育、信息、旅遊、體育、建築設計及相關製造業等深度融合。2016年，以「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超過30%，全國備案上線的網路電影5556部，40家主要網路文學網站推出作品1454.8萬種。
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支持大中城市建設文化娛樂綜合體，支持藝術街區、特色書店和小劇場等建設，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適當補貼居民文化消費。截至今年6月份，全國銀幕總數達到4.5萬塊，已經超過美國和加拿大總和，躍居世界第一。
5.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徵
公共文化這一概念建構始於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民主化進程，伴隨資本主義近代民主化進程而形成的公共領域，在分化為政治公共領域和文化公共領域後，經由體制化而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的公共文化。
基於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參與共享和非營利的性質，實際上，人類社會的文化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非生產性文化生產形態。在歷史上，不同國家、民族、地區以及不同時期的公共文化有著形態和內容的差異。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儀式性、差異性和建構性等特徵。
一、文化構築公共空間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現代語境
在現代主義語境中，公共文化一詞與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具有內在關聯性。所謂公共領域，是指人人擁有的共同的空間。阿倫特在闡釋「公共的」這一術語的含義時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現於公共場合的東西都能夠為每個人所看見和聽見，具有最廣泛的公開性。
表象——即不僅為我們自己，也為其他人所看見和聽見的東西——構成了現實……第二，世界對大眾來說是共同的，並與大眾的私人地盤相區別。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詞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領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城邦時期，那一時期分享民主權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會，也是公共領域的早期形式。現代公共領域的形成標志著近代歐洲社會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民主社會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公共文化的發展扮演了關鍵角色，它具體體現為一種具有文化生產意味的活動方式、組織形式和結構關系。現代政治公共領域起源於17、18世紀由宮廷聚會演變而來的藝術沙龍以及街頭咖啡館。
維柯在《新科學》中描述了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他特別指出了文化在建構公共領域中的特殊作用。實際上，公共領域的邊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領域一方面與私人領域相對立；另一方面，進入公共領域的所有人一致認同某種觀念原則和文化價值。
（二）中國語境中「公共文化」的內涵嬗變
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引進西方先進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類似歐美按學科劃分的知識體系。但是，在有關文化的知識體系中，並沒有引進「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來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頭的雕塑稱之為「公共藝術」，其實際的含義是「放置於公共場所的藝術品」；又如，把面向全體市民的各級圖書館稱之為「公共圖書館」，以區別於歸屬各個部門、單位如學校、科研院所的圖書館，盡管這些部門和單位的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在所有制性質上是一樣的，都屬全民所有。實際上，在20世紀的100年中，中國人對於「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從空間上來理解的，這里的「公共」限定詞是指面向社會公眾的場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語境，即指一些特定場所如沙龍、咖啡館等構成的公共領域。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3年以來，「公共文化」 一詞的內涵在中國語境中有了深刻轉變。2004年，上海明確提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目標，作為新世紀文化建設實踐的創新形式。隨著建設實踐的不斷展開，「公共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深化和擴大。上海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實踐賦予了「公共文化」這一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新內涵。2006年，中國《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作為政府文件，首次將「公共文化服務」納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務均等為原則，完善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等公益性文化設施網路建設；加強以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鄉鎮綜合文化站和流動綜合文化服務車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建設； 普及文化知識；建立公共文化發展的援助機制；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公益性文化事業等。2007年，《上海文化發展「十一五」規劃》進一步明確提出「構建覆蓋全面，功能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目標，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概念，在內涵上不僅涵蓋了傳統上由國家興辦的文化事業，如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廣播電視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並推進建設的東方文化系列和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等， 還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運行體制機制、公共文化的財政保障、其產品服務的生產供給、群眾性文化活動、對外文化交流和對外文化宣傳、文化遺產保護等內容，甚至將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內涵在中國語境中的急劇變化， 與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背景密切相關。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計劃經濟時代建立起來的以事業體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發展模式，進一步解放文化生產力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成為文化領域推進體制改革、促進文化發展的主要任務。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將中國文化發展領域區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兩大部分，明確提出了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而在文化管理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計劃經濟時代建立起來的文化事業體制中還混雜著文化行政管理單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和經營性文化單位，三者的功能、相互關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還沒有得到全面釐清的情況下，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這一概念來重新劃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益性文化事業的范圍和邊界， 重新確定其功能、結構和運行機制， 不僅在實踐上是一種創新，而且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歷史形態及其演變
（一）公共文化的歷史形態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很低，人們自覺自願結成生產和生活共同體，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徵是生產分工簡單、主要從自然界獲取生存資料，人們共享一切勞動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會時期的社會文化基本特徵是社會全體成員群體參與文化生產、共同分享文化；這同時表明社會成員之間只有性別和長幼之別，還沒有形成以財產多寡為標志的階級差別。社會文化的生產通過儀式化的群體參與，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社會成員接受並信奉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宗教文化、道德觀念、生活習俗、財產制度和價值意識，從而發揮促進生產發展、維護生活秩序、保障社會穩定的作用。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屬於公共文化范疇，孔子把《詩經》的基本特點概括為「興觀群怨」， 可以說是極為准確地反映了《詩經》作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會功能和基本特徵。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是歐洲文化之源。同時，它也真實地展示了當時的宗教生活。實際上，儀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臘羅馬城邦時期的公共文化。透過這些儀式，處處可見宗教文化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和約束。除了儀式化的宗教活動外，古羅馬城邦時期的主要城市裡，都建有神殿、劇場、溫泉浴室、競技場和圖書館等大型公共建築和文化設施。
歷史表明， 文化發展既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 又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而全體社會成員普遍共享同一種公共文化，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只是一種理想。無論是古代中國、古希臘羅馬，還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異並不影響各古代社會都有公共文化，同時也無一例外地在這些社會內部存在著多種形態的、差異化的公共文化。財產的私有制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階層的分化和沖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異性上得到鮮明的體現。
在古代中國，先秦時期形成的禮製作為公共文化，其內部本身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在《詩經》文本中以風、雅、頌的體裁差別傳遞出先秦社會階級分化、貧富懸殊和文化疏離的信息，在千百年的歷史傳承中，古代禮樂文化逐漸趨向精英化而成為社會上層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會底層，即在民間社會，始終存在著民間大眾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態。這種民間公共文化以民間習俗的方式，深深植根於基層社會民眾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之中，影響和支配著基層民眾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如廟會作為中國傳統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動，廟會文化作為民間公共文化幾千年來沿續至今，並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不斷改變其形式，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現為整體性「民俗」，所謂民俗，就是民間的風俗習尚。民間習俗作為社會下層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會功能是，通過對地域社會的空間組織和再生產宗教信仰、道德意識、價值觀念和行為准則來規范民間社會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對於個體或私有而言的。盡管「公共文化」是一個現代術語，但就其實質而言，公共文化是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要素。因此，無論古今中外，只要有社會，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會形態的公共文化，有著自身的特色，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現為不同的發展形態。盡管如此，公共文化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而不斷改變形式、擴大范圍和增添新的內容。
（二）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事業體制
以「十月革命」為標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開啟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新紀元， 特別是二戰以後，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誕生。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社會主義的公共文化建設採取了國家化的體制模式。新中國成立後，作為社會主義大國， 我國全面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國家建立了以財政資金為支撐的文化事業體制，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工人文化宮、群眾藝術館、公園、文化遺產（址）保護等公共文化機構全部被納入文化事業范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踐表明， 由國家財政支撐的文化事業發展體制為各類文化機構和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時也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建設積累了雄厚的基礎。公共文化的體制化不僅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形成了差異化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獲得了相應的法律地位。現代國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與發展。而全體公民共享的應有文化權利已經成為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今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194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締約國有義務運用政權力量，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資源，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的實現。
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事業建設不以贏利為目的，根本目標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實現，因而具有純粹公益性質。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公共文化發展的基金會制度和贊助體系相比較，一是社會主義國家文化事業體制所涵蓋的文化內容要大於西方文化基金會制所涵蓋的內容；二是從法律地位上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事業體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於西方的文化基金會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盡管以國家財政支撐的文化事業體制在社會主義公共文化的體制化進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業體制覆蓋不到的廣大鄉村地區， 仍然沿襲著千百年流傳至今的民俗傳統，而這種民俗形態的公共文化積淀了歷史傳統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大量的封建、迷信和歷史糟粕的內容， 在20世紀50至70年代難以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接納， 從而一度被禁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民俗以其頑強的生命力重新在廣大鄉村地區蓬勃興起，並在規范鄉村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當代中國公共文化存在著兩種形態，這種狀況從表面上看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但從根本上說， 是社會主義中國仍處在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產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文化事業以城市為中心的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質的文化事業體制在布局和服務供給方面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不均衡，從而給民俗形態的公共文化發展留下了巨大空間。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並不把傳統的民間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傳統被認為是一種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傳統所構築的文化空間不能為社會主義公共文化所容納，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難以完成。因此，從公共文化的體制化進程看，中國社會主義公共文化的發展在今後相當長的階段內，所面臨的一個巨大現實命題和任務是，如何把兩種形態的公共文化整合為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統一的文化空間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徵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質上具有公共性，這種公共性表現為一定的人群共同擁有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來源於文化的公共性。從公共文化的形成來看，原始社會的文化具有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基本特徵。但是，在原始社會生產、生活的公社制沒有瓦解之前，社會並沒有出現財產私有和階級分化分層現象， 因而從文化上看，也無所謂公共文化和屬於少數人的文化之區別。公共文化是在階級社會中文化發展形成分層、分化之後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階級分化、財產私有和社會地位懸殊的社會背景下，公共文化為社會成員共同分享，實際上體現為社會成員對於公共文化的平等參與。社會群體的平等參與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徵， 是實現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徑。但是，從文化發展的歷史實踐看，隨著階級社會的形成，文化發展同樣出現了分化。由於不同社會群體佔有社會生產資料的不均，社會階級之間的文化差異、對立甚至沖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圍、層次和方式上體現社會各個階層的平等相處，並不能改變整個社會階級、財產和權利不平等的現實，由於階級社會的存在以及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限制，歷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階級身價和社會地位的高低貴賤為全民共享畢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徵意義，是對等級制社會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種調適。
（二）儀式性
無論公共文化呈現為怎樣的形態，是上層社會的禮儀，還是民間百姓的風俗習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態特徵是具有儀式性。在民間的廟會活動中，總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廟戲。廟戲演出不同於作為獨立藝術形態的戲曲表演。作為公共文化的一種形式， 廟戲與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受到諸種規則的制約， 如神戲的演出有許多禁忌，祭祀關羽的神戲一般多唱《桃園聚義》，禁唱《走麥城》；慶祝佛誕，多唱《目連救母》等等，進而形成習俗。
公共文化在形態上具有儀式性，起源於遠古先民的巫術活動。古代社會，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術儀式是對自然神的崇拜。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巫術逐漸分化為宗教、民俗和其他藝術形式，早期巫術具有的娛神性質，在儀式作為表徵信仰和觀念的形式流傳中進一步發展演變，更具有了娛人的性質，並且成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在民俗形態的公共文化中，口頭儀式表現為咒語、禁忌、俗語、傳說、童話、民間故事等口傳的民間文學形式；非口頭儀式則體現為游戲、競技、體育、游藝、工藝等各種民俗；此外，還有兼具語言類和非語言類兩種性質的民俗儀式，如廟戲、民間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儀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發展和形態演變依據古老的傳統。事實上，古老的儀式以象徵的方式，通過重復的、程式化的動作，明確傳達某種信念、價值和觀念。儀式不僅在民俗中表現為日常生活的習俗和慣例，一旦它有利於統治階級治理國家，就會經由國家明文確認，成為法律和制度。
（三）差異性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時間和空間都在公共文化動態演進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跡，而這種印跡表現為公共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差異性。 公共文化的差異性具有多種內涵，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加以觀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態、空間和社會分層這三種差異。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種形態。公共文化自形成以來，始終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呈現為動態演進的過程。公共文化的形態差異既反映了人們的不同民族屬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體現在不同的表現方式上如某種藝術樣式所具有的不同審美趣味上，從而區分出人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差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歷史的總體特徵給公共文化發展留下了鮮明的歷史形態特徵。在當代中國，公共文化的形態差異不僅表現為地方性的文化差異，也同樣在組織形式上有著鮮明體現。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是由國家財政支撐的公共文化生產、供給和服務機構；而以民俗傳統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間自發組織生產並共同分享的形態；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區，以文化活動為主要內容民眾自願結成的各類非正規組織，同樣也是公共文化形態差異的一種表現。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間特徵。現實中的人總是生活在某個地域中，某個地域空間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文化，也會因這一地域空間的自然、歷史和社會的獨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體現。一方面，空間的自然屬性表現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與其他地方在氣候、資源稟賦和自然景觀上的不同特點，地域的自然空間差異直接影響和制約著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生產、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間的自然屬性雖然影響居於其中的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並在文化上呈現出來，但是文化本身也賦予這一地域空間以精神內涵，進而構成這一地域的文化空間。實際上，在民俗形態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豐富多樣性正是公共文化差異性在地域空間上所體現的鮮明特徵。
最後，社會分層和階級分化不僅在公共文化的形態上造成很大差異，而且構成公共文化內部本身的層次差別。在階級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在佔有掌握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方面有著明顯差別，致使不同層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構社會空間過程中具有影響力的強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層次差異正是通過社會空間的建構機制，來區分、規定和約束人的社會地位、階級、身份及其相互關系。
（四）建構性
文化是社會空間建構的結構要素。人們擁有和共享相同的語言、信仰、道德、法律、習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為表徵的社會共同體。社會共同體的每一個成員，藉助於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認同， 執著於共有的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這種社會共同體可以是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鄉村社會的村莊，也可以是一個宗教群體、一個民族甚或是一個國家。真實具體的公共文化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並隨著生產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不斷發展，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和制約著人類的生產實踐和社會進步。
一個國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這一國家內部還存在著分屬不同地域、族群和層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這種差異特徵或者為某個社會階層所擁有， 或者屬於某個族群，或者是某個地方特色的體現，所有這些都不妨礙具有相異性、歸屬不同的公共文化構成一個整體。事實上，公共文化整體所包含的差異性正是文化內涵豐富多樣性的表現，文化內涵的豐富多樣性使其充滿張力且呈現為生動活潑的文化活力，並成為推動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發展的重要動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異性也可能成為導致社會沖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現代社會，公共文化是社會成員國家認同的最重要載體，主流意識形態以象徵符號的方式，通過公共文化的儀式性而處處顯示國家的「在場」。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內部結構的差異過於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屬不同地域、族群和層次的公共文化難以在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層面上實現整合，尤其是社會發展進入劇烈變化的時期，過於巨大的公共文化差異甚至有可能導致文化的分裂，從而加劇社會矛盾和沖突。因此，在面對公共文化的差異性上，一方面要從保持文化發展的內在活力出發，保護和發展公共文化內部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過大的差異性引發文化沖突，進而阻礙公共文化在國家層面上對社會的整合。總之，推進公共文化發展，不在於削除其差異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內在和諧和張力，從而保障公共文化社會功能的實現。
四、文化生產視角下加快公共文化發展的若干思考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類生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生產的兩大基本形態之一， 公共文化的發展演進和形態變化，需要從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生產，公共文化生產與物質生產一樣，也有其產品，即觀念形態的思想、意識、心理和情感等，而生產循環過程同樣也是一個投入產出過程。但是，公共文化生產有著與物質生產完全不同的經濟特性，不僅如此，還有著不同於非公共文化生產的性質。從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公共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看，與公共文化這一概念高度相關的文化發展實際狀況，其形態差異不僅僅體現在內容、生產形式、組織方式等體制多樣性上，而且從領域來看，也表現為不同形態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與經營性的文化生產也有著相互關聯和纏繞的復雜關系。
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明確地把中國的文化發展區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兩大部分，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國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業，並鼓勵其增強自身發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基本內涵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公益性，所謂公益性文化事業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沒有生產性收入，經費由國庫支出的社會文化活動；二是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提供的服務內容，主要是知識、信息、歷史文化和娛樂等，主要的功能是增進公民的知識、道德修養，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服務對象是全體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權享受國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務。劃入公益性文化事業的主要有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文化館、科技館等各種公共文化設施。
但是，由於公共文化形態的多樣性，以國家財政支撐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體制無論在內容、活動方式，還是在組織形式上，都沒有全部覆蓋整個社會的公共文化領域。由此引出的一個問題是， 在中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下，如何從文化生產的視角著眼，進一步優化配置公共文化生產的各種資源， 充分激發中國公共文化生產的巨大潛力， 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就必然要求， 國家的整體文化發展和管理體制要為更有效地推進公共文化發展提供保障。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國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業」。《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等政府文件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從概念、內容、性質、財政投入、稅收、人員、場館建設、設施、管理體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說法，這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進一步健康發展確定了方向，必將有力地促進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
6.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意義有哪些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建立健全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有利於激發文化創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法律制度，並對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互聯網領域立法等提出明確要求。這一部署明確了我國文化法制建設的性質方向和重點任務，為加強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在宣傳文化領域依法執政的具體體現。加強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僅是推進文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沒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形成完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目前，文化領域立法相對滯後，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國家不斷推進法治建設的整體進程不相適應。必須進一步加快文化領域立法步伐，推動文化領域的建設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
2.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提高文化工作科學化水平的重要途徑。提高文化工作科學化水平，需要從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強立法工作，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規范和引領作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法律法規是對文化建設規律的概括和總結，相對於文化政策而言更具有穩定性、規范性和強制性。通過法定程序把黨在文化領域的政策主張上升為國家法律，就使黨的政策主張獲得了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把文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經驗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就為文化改革發展提供了更為科學、更為具體的遵循。這不僅有利於保證文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發展，而且有利於推動文化工作不斷從經驗型向科學化轉變。
3.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保障。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既需要政策指引、改革推動，也需要法治保駕護航。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需要通過立法來確認和保障；國家鼓勵扶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通過立法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各級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責任，需要通過立法加以明確和強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和做法，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加強文化領域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僅有利於加快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而且有利於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體制改革成果的鞏固。
4.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對我實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敵對勢力的一貫戰略。近年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利用國際慣例和世貿組織規則，大量輸出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從近年來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爭端及世貿組織裁決來看，我們同發達國家在文化領域的競爭經常表現為法律層面的較量，掌握和運用法律武器的能力，已經成為成敗得失的關鍵。面對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和嚴峻的意識形態挑戰，特別是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後文化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果不盡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備，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就難以有效抵禦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難以在文化軟實力競爭中贏得主動。
（二）
近年來，文化戰線適應改革發展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先後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規，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相互銜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體系框架。與此同時，大力加強文化執法工作，建立綜合執法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積極推進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有力推動了文化的繁榮發展。
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文化領域立法工作總體上比較滯後。一是立法數量少。在我國240多部現行法律中，文化類法律只有5部。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所佔比重偏小，低於教育、科技、衛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重要領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新興媒體管理方面的立法也比較欠缺。二是立法層級低。稱得上法律的，只有《文物保護法》《著作權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這「三法兩決定」，其餘均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由於法律效力低，處罰許可權、處罰力度有限，執行難度非常大，對違法違規者往往起不到約束和震懾作用。三是立法質量有待提高。少數法規規章調研不夠，內容脫離現實，在實際工作中難以貫徹執行；部分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之間存在相互抵觸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經常出現「依法打架」的現象；一些部門規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只有原則性要求，沒有具體的行為規范，沒有違反規定應承擔的責任和處罰性條款，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無所適從。
造成文化領域立法相對滯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從客觀上講，宣傳文化領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於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立法，意識形態屬性強，許多問題十分敏感，不僅要處理好發展與管理的關系，還要考慮國內管理規定與國際通行規則的關系，需要反復調研、反復論證。從主觀上講，長期以來我們強調文化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輕法律，習慣於行政手段，對文化領域立法的緊迫感不強，對文化領域立法的總體需求、共同特點和應當把握的共性問題研究不夠，對重要法律法規合力攻關不夠。加之文化領域既懂文化又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立法力量嚴重不足。雖然各級宣傳文化部門相繼建立或恢復了政策法規部門，但人員很少且忙於日常事務，處於「小馬拉大車」的狀態，難以適應繁重的立法工作需要。
（三）
總結近年來文化領域立法工作，針對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要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提高思想認識，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必須看到，隨著改革的深入和事業的拓展，文化領域自身的管理與過去已經有很大不同。不但要管事業，還要管產業；工作對象不僅有體制內的，還有體制外的；系統內部不僅有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還有大量剛剛轉制的企業；而文化企業中既有國有的，也有民營的，還有股份制的。做好面向全社會的文化管理工作，僅靠紅頭文件、行政手段、傳統管理方式已遠遠不夠，必須學會運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內的多種手段進行綜合管理。
2.健全工作機制，提高文化領域立法的科學化水平。立法是十分嚴肅的事情，必須建立完善科學的工作機制，不斷提高立法質量。一是調研機制。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是立法的第一道工序，任何一部法律法規的起草、修改、出台都應當建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二是徵求意見機制。這是立法工作必經的民主程序，有的法律法規要在全系統反復討論，有的則需要面向全社會徵求意見。三是溝通協調機制。應當充分發揮文化立法協調機制的作用，加強與全國人大、國務院相關部門的溝通聯系，加強中央宣傳文化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及時研究有關重大和敏感問題，及時解決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問題，確保各項法律法規從精神到原則、從形式到內容、從概念到規范相互銜接、彼此協調。四是專家論證機制。要組建文化立法專家庫，聯系一批法律專家學者，每一項法律法規的制定都要向專家咨詢、請專家論證。
3.加強總體謀劃，形成文化領域立法總體戰略和中長期規劃。立法是長線工作，一部法律法規出台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需要總體把握、超前謀劃。一方面，要組織主管部門、立法機關、執法單位的研究力量和社科研究機構、高校的專家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領域立法工作進行全面總結和評估，對國外相關情況和成功經驗進行系統考察和了解，對文化立法工作的原則、思路、總體取向進行研究論證，提出對策建議。另一方面，要結合編制「十三五」規劃，制定新的文化立法中長期規劃，明確今後五到十年文化領域立法的重點項目和時間進度。要加大對文化立法相關研究工作的支持，把文化領域立法總體戰略研究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把相關重點課題、重要立法調研納入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加大資助力度，組織力量合力攻關。
4.按照循序漸進原則，積極推進文化領域立法進程。對當前文化改革發展急需的法律法規，如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等，要抓緊提出立法建議，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抓緊研究起草。要加快互聯網領域立法步伐，完善網路信息服務、網路安全保護、網路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規范網路行為。對目前討論、制定中的法律法規，要抓緊工作，爭取盡快出台。對列入國務院近期立法規劃的法律法規，要抓緊組織修改完善，爭取按計劃完成任務。對那些難度較大又事關重大的法律法規，要適時啟動調研工作，進行必要的研討和論證。
5.充實機構隊伍，為加強文化領域立法工作提供組織保障。無論是立法滯後，還是立法質量不高，歸根到底是人才隊伍問題。現在文化領域立法任務越來越重，立法機構不健全、工作人員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必須進一步健全各部門法規機構，適當調配編制、充實力量，特別是要吸收一批法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同時，要抓好後備人才培養，把文化法律人才培養納入「四個一批」人才培養工程，參照新聞傳播能力建設的做法，選擇部分高校培養碩士研究生，不斷壯大文化法律專家隊伍，為推動立法工作提供智力、學理支持。
7. 政府立法的重點領域包括哪些
要加來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自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
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立法。
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加強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法治保障。
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
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
建立健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制定文化產業促進法。
制定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
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
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法律制度建設。
依法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
加強社會組織立法。制定社區矯正法。
加快國家安全法治建設，抓緊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
建立健全自然資源產權法律制度，完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
第二十八條文化、體育、城鄉規劃、建設、土地等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職責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依法查處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九條侵佔公共文化體育設施建設預留地或者改變其用途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城鄉規劃行政主管部門依據各自職責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作出決定的機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第三十條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管理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門、體育行政主管部門依據各自職責責令限期改正；造成嚴重後果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一)未按照規定的最低時限對公眾開放的；
(二)未公示其服務項目、開放時間等事項的；
(三)未在醒目位置標明設施的使用方法或者注意事項的；
(四)未建立、健全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的安全管理制度的；
(五)未將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的名稱、地址、服務項目等內容報文化行政主管部門、體育行政主管部門備案的。
第三十一條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管理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門、體育行政主管部門依據各自職責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5000元以下的，可以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一)開展與公共文化體育設施功能、用途不相適應的服務活動的；
(二)違反本條例規定出租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的。
第三十二條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管理單位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挪用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管理單位的各項收入或者有條件維護而不履行維護義務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門、體育行政主管部門依據各自職責責令限期改正；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9. 法律中有對於政府文化職能的規定嗎
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
第五十九條縣內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容府行使下列職權：
（五）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環境和資源保護、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
第六十一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職權：
（二）執行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