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定責任治理權力以法治精神激活市場

⑴ 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再次是因為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於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與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相關聯。（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以德治國著力於強調人的義務意識、責任意識，依法治國著力於維護人的權利，強調人的權利意識，兩者相得益彰。

⑵ 什麼是指以法治價值和法治精神為導向，運用法律原

您好！法律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階級性"是法律的本質屬性，它象一根紅線貫穿在整個法學中，圍繞法 的階級性問題，中國法學界曾經展開過激烈的爭論，至今余煙未散。到底如何看待法的階級性問題，著名學者李步雲先生在《法學研究》97年第6 期中發文指出，把法看成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種理論會否定法律符合事物的本性和客觀規律，把法僅理解為"階級斗爭的工具"這種觀點會否定法律的倫理 性，忽視法應是社會文明的體現，他認為，這種理論與人治主義、法律虛無主 義，法律實用主義，法律主觀主義有關，應當"拋棄"。。
（ 一）階級性在我國產生的必然
中國法學深受階級性影響，有其歷史的，必然的因素。首先，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給法打上了階級性的烙印。在剝削階級社會，法是統治階級用來維護自己統治、鎮壓人民反抗的最直接、最犀利的武器?quot;法，帝之具也"從而是使法蒙上階級性色彩，法學也就自然而然地為階級性左右；其次，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革命，也從另一個側面使法學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政治性色彩，建國後，黨領導人民制訂法律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性，如對整個司法機關的整頓，1952年開展的司法改革運動，文革中砸爛"公、檢、法"就有著鮮明的階級性，對以後法學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再次，建國之初，面對資本主 義國家的包圍封鎖，我們要鞏固政權，需要進行階級專政，在錯綜復雜的國際 國內形勢下，全面學習蘇聯，接納唯辛斯基的階級法學理論，從而也使我國法學帶上了濃厚的階級性色彩。
法學帶有階級性，法學政治化，給中國法學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從積極方面看：
第一、有利於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認清剝削階級法的本質，推動人們反抗舊的制度，摧毀舊的法學體系，建立全新的法學體系。
第二、法學具有階級性，在一定時期內，有利於鎮壓反革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 增強了人民的法制意識、法律意識。
因而，階級性在一定時期內對我國法學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它曾使中國法學在1949年-1957年間出現了短暫的繁榮，為中國能成功消滅剝削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時也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健全奠定了基礎。然而，過分的強調階級性，也對我國法學發展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它嚴重阻礙了中國法學的發展。
這種理論缺陷主要有三方面。
1．統治階級志論的研究對象過窄，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
首先，法是否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還是應體現全體人民的意志
其次，只看到統治者的管理和秩序的作用，而看不到法律的公平性與合理性，以及對被統治者的限制和對權力的約束。只看到隨統治者易人而改變的法，而看不到不變的永恆的法；只看到苛以被治者義務的法，看不到賦予被治者權利的法。
2．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絕對化，
（1）對社會利益分析只看到對立的一面，否定統一的一面。這種將社會利為絕對對立的兩元是極其片面的。因為，第一，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社會利益不是簡單的兩元對立，而是多元分化又統一，陳了階級對立以外，人們分屬於不同的利益集團，由於多元分化，個人可能會兼及幾種利益集團的身份，這形成了利益交叉現象，在某些問題上可能處於對立的兩集團，在另一些問題上可能同處於一個利益集團。如果說這種兩元對立分析方法在傳統社會里尚有一些道理，對現代法律就完全不適用了。因為現代的法律不是身份，其調整的主要立足點不是人的身份，即不是調整不同個體間的關系，法律必須將每一個人設定為獨立、平等的個人，作為法律關注的基本單位；法律調整的基本依據是他幹了什麼、承諾了什麼，而不是他屬於什麼階級。第三，現代社會，人類產生全人類共同利益，這個利益超越階級利益，例如生態和平與發展、全球反恐怖與防止各種社會災難、共同打擊卻機、特別是金融危機。第四，利益不僅有物質的還有精神利益更無階級對立可言，例如宗教信仰、人格尊嚴、等等。
（2）片面強調立法機關的作用和權力的作用。一個在社會中形成的規則，不管其內容如何，－經認可或宣布就成了統治階級意志。在同一國家裡，問題是，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規范但卻反映了同一個階級的意志，比如在一國兩制條件下，兩個反映不同階級意志的法律何以能共存？一個立法機構如果有兩個對立的階級所組成，這個立法機關到底表達誰的意志！在建社會末期，歐洲許多國家的君主制定了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立法，這體現誰的意志，林肯的廢奴法令難道對奴隸無利益可言？對國際法來說，那就更經不起推敲了。國際法在當代許多地方已取得了高於國家立法的地位，國際法的立法者不是哪亠個國家！而是國家群體。因此法體現的決不是哪一個國家或階級的意志，而是合意或理性。堅持圍際法為階級意志必導致邏輯矛盾。試舉幾例。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的簽訂者在我國參加之前大多為資產階級國，按新意志論可將這些公約定義為資產階級意志；那麼，我國加入後，是否意味著屈從資產階級意志？問題還在於，當我國內立法確認某項體現"資產階級意志"的國際條約時，該項新法是什麼意志？這勢必造成一種規范兩種意志的反邏輯結論。比如民法基本制度（物權、債權制度）發育於原原始社會，成形於古羅馬，完成於近現代，它是原始人、奴隸主、封建主，還是資產階級意志？民主制度發端於古希臘，復興於近代，這又是誰的意志？這些只能是人類共同理性的產物或反映人類的共同理性。
（3）片面強調立法者與"被治者"的對立。立法者通過立法統治被統治者，即使在古代國家也不盡然。中國古代立法的重要目的是治官和治豪民（統治階級）。至於現代，立法者是民主的議會，立法者自己當然要受制於法律。事實上現代立法是專門針對統治階級的，例如消費者權益法、濟貧法，商額累進稅法、人權立法等等。
3。否認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法律趨同以及世界性立法，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客觀存在，這一現象必然帶來法律的趨同。各國的憲法、行政法、刑法的差距正在縮小，貿易法是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世界貿易組織的存在就是證明。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世界性的法律，它的效力幾乎及於全世界，雖然它們的實效不太令人滿意，例如關於反對恐怖主義的公劫持人質的公約、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等。這些全人類、體現全人類總體利益的法律無論如何是不能歸結為統治階級意志的。它們被納人不同階級意志的法律體系。
階級性對我國法學產生的負面影響，表現在：
第一、階級性的過分突出，壓制了法學研究的范圍，束縛了法學工作者的思想，造成了我國法學的停滯不前。在反右傾的年代裡，由於黨對階級斗爭形作了錯誤的估計，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法學界受到巨大沖擊，許多專家、學者因學術觀點問題被打?quot;右派分子"，成為專政對象；法學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疇無人敢於問津，成為禁區，法學研究開始倒退，尤其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正式提出後，法學這一重要社會科學實際上已被取消。
第二、由於階級性的影響，還使我國法學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導致法學研究中抽象的邏輯推理和論證多，具體經驗考察少，且敘述起來籠統模糊，給人一種理論是理論，現實是現實兩不管的感覺。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斷章取義，曲解馬克思主義，從而長期存在著"教條主義"傾向，致使馬克思主義被教條僵化，甚至自相矛盾，最終使我國法學固步自封。
第三、由於階級性對法學的干擾，促成我國法學理論上的弊端。在思維模式上，它過份強調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而缺乏重視實證經驗的科學態度，使大批的法學家把興趣放在官方意識形態的論證、注釋和宣傳上，而喪失科學研究所必需的自我審視、自我批判的合理懷疑精神，也使法學中的許多重要命題免受實踐的檢驗。在立論出發點上，它用"階級對立"這種簡單的公式來代替生動的社會現實，把歷史和現實的復雜的社會關系，簡化為簡單的抽象的階級關系，價值取向上，它以超現實的理想主義道德尺度約束個體行為，具有蔑視個人的國家主義傾向，這種價值傾向已不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和國際潮流，最終，使法學以抽象推理代替經驗考察，沉浸在法律形式主義之中。
第四、階級性還影響到法學指導下的司法實踐。在立法方面，由於過份強調階級性，我們對舊法給予了完全的摧毀，這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法的歷史聯 系，否定舊法，使我國的法制建設中斷，造成了法的虛無主義，同時，由於過分誇大階級性，在很大程度上抹殺了法的科學性，出現以政代法、以 黨代法、以令代法和個人專斷主義，法律作用形象受損；在執法方面，階級性還為司法實踐中司法人員執法不嚴、破壞法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司法方面，它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為一部分人搞特權、凌架於法律之上提供了借口。
第五、在培養公民法制意識，普及法律方面，階級性也產生了消極影響，階級性過分強調法的專政作用，勢必造成廣大人民對法產生誤解，在人民心目 中勾畫出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場景，從而使人們對法產生畏懼，而不是對法產生信仰、崇尚。同時，由於階級性造成的司法實踐的嚴懲缺陷，法律為階級 性左右，不具有穩定性，也使人們懷疑法，這些都不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 和普法工作的進行。
第六、法帶有強烈的階級性，突出法的專政作用，導致了在實踐中重刑輕民，輕視其它部門法的發展，從而延緩了我國邁入法治國家行列的進程，影響到法治的實現。強調階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削弱了法的社會性，不利於法的價值、功能的實現。法的階級性無法解釋"一國兩制"的偉大理論與實踐，無法突破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創新，無法使中國法學與國際慣例接軌，從而封閉、孤立了 中國法學與國外法學的交流，阻滯了中國法學順利邁進21世紀。
總之，階級性在一定時期對我國法學曾有促進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階級性的過分突出已不適應當前的時代需要，它阻礙了中國法學的發展，弊大於利,應加以清算。
蔡定劍先生發表在《學習與探索》98年第5期上的《論法的品質》， 他提出"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理論是自殺性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否認法治的。因為主張法律是某個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就意味著否認正義、平等的價值。既然法律是統治者的 工具，統治者本身及其政黨就可以不收法律約束，法就不可能是有權威和公正的。法是對敵人專政的工具，法律越多意味著敵人越多加強法制帶來的將不是和平、安寧和秩序，而是人與人之間敵視的加深、階級斗爭的加強，使社會更陷於斗爭與混亂。可見，越是主張法律的階級斗爭性質，就離法治越遠，並且法律本身也將在階級斗爭中毀滅"。先生的觀點，振聾發匱，有助於我們把握和反思法的本質，對我們加深認識法的階級性本質是很有啟發的。
▲法律的特徵：
我們把法律的一般特徵歸納為四個基本方面，即：調整行為關系的規范，由國家專門機關制定、認可和解釋，以權利義務雙向規定為調整機制，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
一、凋整行為關系的規范
（－）行為關系是法律的調控對象
法律不是通過對人們思想的調整來調整社會關系的。在法律上，行為是極為重要的。馬克思說過："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找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Ⅲ這就是說法律一般不以主體作為區分標准，而是以行為作為區分標准。法律是針對行為而設立的，因而它首先對行為起作用，首先調整人的行為。對於法律來說，不通過行為控制就無法調整和控制社會關系。這是法律區別於其它社會規范的重要特徵之一。比如道德規范是通過思想控制來調整和控制社會關系的，政治規范是通過組織控制或輿論控制來完成社會調整的。概而言之，法律是以行為關系為調整對象的規范。
（二）法律的規范性
法律是一種行為規范，之所以說它具有規范性，是因為：第一，法律具有概括性；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規范，不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可以反復被適用。進一點又使法律同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如判決書）區別開來。第二，法律的構成要素中以法律規則為主；這不僅表現在法律規則在量方面佔主導地位，而且法律的其它要素或者是為法律規則服務的，或者需要轉化為規則而發揮作用。第三，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中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這是法律的規范性最明顯的標志。這同其它社會規范有著顯著的區別，一般的規范都不具有這種嚴密的邏輯結構。法律的規范性決定了它的效率性。法律是抽象的、概括的，它無須象個別指引那樣對具體的人和事作出具體的指引，只要通過規范的安排和指引，即規范性調整，它就能對一切同類主體和同類行為起到作用，每個人只須根據法律而行為，不必事先經過任何人的批准，因而其作用是高效率的。
二、由國家專門機關制定、認可和解釋
（1）制定、認可、解釋是法律創制的三種主要方式
制定是指國家機關通過立法活動產生新規范；認可是國家對既存的行為規范予以承認，賦予法律效力。"認可"通常有三種情況：第亠，賦予社會上早已存在的某些一般社會規范，如習慣、經驗、道德、宗教、習俗、禮儀以法律效力。第二，通過加入國際組織，承認或簽訂國際條約等方式，認可國際法規范。第三，特定國家機關對具體案件的裁決作出概括，產生規則或原則，並給予這種規則或原則以法律效力。其中最常見的是第一種情況。法律的創制不是僅僅通過認可和制定，在某些情況下法律被認可或被制定以後還有一個再度創造的過程，這就是解釋。
（2）法律的國家性
法律出自國家，具有國家性，因為：第一，它是以國家的名義刨制的。盡管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但它不能只是以統治階級的名義。法律代表的是"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法律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就要求以國家名義來制定和頒布。第二，法律的適用范圍是以國家主權為界域的，這是法律區別於以血緣關系為范圍的原始習慣的重要特徵。第三，法律的實施是以國家強制力為保證的。所有這些是法區別於其它社會規范的重要特徵。法律的內容從本質上說是統治階級意志，從形式上說是國家意志。只有經過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統治階級意志才是國家意志。
（3）法律的普遍性
由於法律是國家指定或認可的，所以它派生出"普遍性"的特徵。一般來說，法律在一國全部地域范圍內對一切人和組織發生效力。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法律的"普遍性"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因為不同的法律在空間、時間和對人的效力上是不一樣的。法律在空間上的效力區別取決於這個規范是在全國范圍內普遍生效，還是只在某一確切規定的地區內生效，或是預先規定在國外生效。
（三）以權利義務雙向規定為調整機制
（1）法律以權利和義務為內容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第一，法律是規則為主，而法律規則中的行為模式是以授權、禁止和命令的形式規定了權利和義務；法律規則的法律後果則是對權利義務的再分配。第二，法律對人們行為的調整主要是通過權利義務的設定和運行來實現的，因而法律的內容主要表現為權利和義務。第三，權利義務是主體法律地位的體現，不管法律是怎樣的法律，不管這種法律以權利為本位還是以義務為本位，權利和義務總是被立法所充分重視，也受社會各成員關注。
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規定具有確定性和可預測性的特點，它明確地告訴人們可以、該怎樣行為，不可以、不該怎樣行為以及必須怎樣行為；人們根據法律來預先估計自己與他人之間該怎樣行為，並預見到行為的後果以及法律的態度。
（2）法律的利導性
法律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分配利益，影響人們的動機和行為，進而影響社會關系，法律的利導性取決於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是雙向的。"雙向"表現在：權利和義務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一個表徵利益，一個表徵負擔；一個是主動的，一個是被動的，它們是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如果把權利看成正數，那麼義務便是負數；義務是權利的范圍和界限，權利是義務的范圍和界限；法律上只要規定了權利就必須規定或意味著相應的義務。權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導向和激勵機製作用於人的行為，並且權利可以誘使利己動機轉化為合法行為並產生有利於社會的後果，比如王海基於獲得雙倍賠償金（利己動機）行使索賠權（合法行為）從而產生打假效果（合理結果）。
通過義務對行為和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規范很早以前就出現，如道德、宗教規范，但它們都不採用利導的機制，不承認利益，只提倡對社會、對他人的責任和義務。"對人們行為的任何規范性調整如果只與禁止和義務相聯系，就不可能是有效?quot;，它會侵犯個人的自我決定性，也就不可能存在把社會有機體聯結在一起的社會相互作用，在眾多的社會規范中，只有法律的利導性是最明顯、最有效的，只有法律是通過權利和義務的雙向規定來影響人們的意識並調節有意識的活動。
（四）法律具有國家強制力、通過一定程序予以實施
（1）法律以國琅強制力保證實施
法律的實施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如果沒有國家強制力作後盾，那麼法律在許多方面就變得毫無意義，違反法律的行為得不到懲罰，法律所體現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貫徹和保障。國家強制力是指國家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有組織的國家暴力。盡管許多社會規范也有強制力，但是其他社會規范的強制力不具有國家性。國家強制力是法律與其它社會規范的重要區別，比如道德規范就不具有國家強制的性能。但是，（1）法律的強制力不等於純粹的暴力。法律的強制力是以法定的強制措施和制裁措施為依據的。（2）法律的強制力具有潛在性和間接性。這種強制性只在人們違反法律時才會降臨行為人身上。法律的強制力並不意味著法律實施過程的任何時刻都需要直接運用強制手段，當人們自覺遵守法律時，法律的強制力並不顯露出來，而只是間接地起作用。（3）國家強制力不是法律實施的唯一保證力量；法律的實施還依靠諸如道德、紀律、經濟、文化、輿論等方面的因素。在現代社會，法律還出現強制力日益弱化的趨勢。
（2）法的程序性
法律的實施雖然是國家強制力為保證的，但它是由專門的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執行的。法律的強制如果等於簡單的暴力，那麼統治階級也就無須採用法律的形式來進行治理，只要有刑場和行刑隊這種暴力工具就行了。所謂法的程序性，即法律的強制實施都是通過法定時間與法定空間上的步驟和方式而得以進行的。縱觀法律史，法律的強制實施都或多或少是通過程序進行的。古代法也十分重視程序以保證法律的實施，只不過這種程序的出發點、程序的正當標准與現代法的程序有區別罷了。近現代法律只是對法的程序標准加以正當化，使法律實施的方式更科學、更富有理性和公正性。
關於法律的強制性與正當性
"法律有牙齒，必要時會咬人，雖則並不時時使用，林肯都認識到這一點，他在通過美國正案（廢奴條款）時說："無償沒收這筆曾為筅法承認餓一度價值30億美元的財產，如果沒有格蘭特和薛爾曼的痢刺刀做後盾，那麼，國會的這一令人生畏的最新法令也只不過是有一紙空文。"② ∵
在理解法律強制性是法律的特徵之一的同時，我們應當防止把法律與強權、赤裸暴力相等同的錯誤傾向。正確把握法律的強制應當注意：（1）應當把法律的強制性與正義導向聯系起來考察，不可脫離正義導向性去強調強制性。（2）強制性是指法律整體而言，並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強制性，授以權利的法就不具強制性。3以制力為後盾，並不是說法律的實現主要靠強制，更不是只能靠強制。實現法律的要素是多元的，例如道德、利益關系、社會壓力等，強制力只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失去社會和人們的心理認同，僅僅姑制力，則意味著法律的死亡和公權力的合法性危機事實上，大多數人或事而言，強制力並不實際出現，而主要作為一種的威懾力而存在，只有對實際違反規范的人，強制力才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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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法治建設的基本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推進中國法治建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關於依法執政理念，提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關於法治的價值，強調樹立法治信仰，提出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要以法治凝聚共識，讓人民群眾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關於法律實施，要求執法者必須忠實於法律，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保證憲法和法律的遵守和執行。關於法治與德治的關系，要求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公民既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關於弘揚法治精神，提出堅持法治教育和法治實踐相結合，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促進形成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等等。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確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國家基本方略和全社會共識。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逐步確立。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普遍增強，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正在形成。
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能力顯著增強。中國共產黨不斷增強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同時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通過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斷鞏固。
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在現行憲法基礎上，制定並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法律體系日趨完備，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質量不斷提高，法律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確保國家權力正確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斷增強。
人權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過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同時，國家高度重視通過憲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隨著法律規定、司法體制、維護權益機制的不斷完善，人權在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全面保障。
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法治環境不斷改善。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中國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市場秩序、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斷提高。通過建立健全行政執法和司法的組織法制和工作機制，保證了行政和司法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各類公開辦事制度不斷完善，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推進。公安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和實現司法公正和權威。
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得到加強。不斷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已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監督合力和實效不斷增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法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監督。人民政協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監督行為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公眾和新聞輿論對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監督渠道不斷拓寬。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證了對國家公務人員的監督有力有效。

⑷ 如何理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一命題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的部署為契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和法治體系，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法治水平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市場經濟與法治具有內在契合性

市場和法治被稱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一般認為，市場經濟具有平等性、競爭性、法治性和開放性等特徵，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推動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機制。法律作為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的行為規則，雖然在自然經濟、封建經濟和計劃經濟等形態下也已存在，但大體上可以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才形成了具有了法治特徵的法律制度。

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經濟的市場化要求社會的法治化，也就是說，市場經濟越發達，法治也就越發展。馬克思認為「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制。……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這深刻說明了法律產生於市場交換的實踐，並隨著市場交易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和創新。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由此可以看出，生產、分配和交換的經濟行為及其發展形態的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對各種社會關系的調整主要依靠諸如血親關系、宗法關系、宗教戒律、傳統習慣和道德倫理來約束，法律是維護統治階級權力和社會治安秩序的工具。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雖然社會化大生產程度很高，但沒有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利用行政權力來管理經濟、配置資源，法律是行政權力的延伸。而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規模越來越大，交換過程中產生的糾紛已經超出血親、種族、道德倫理和行政權力等調整的范圍，就需要有專門的權威的行為規則來約束和規范經濟社會活動。可以說，計劃經濟的法律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命令式法律體系，而市場經濟的法律是以經濟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為核心的規律性法律體系。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利用法律來實施控制和干預，但政府權力的本身也受到了法律的嚴格限定，市場經濟對行政權力的經濟限制構成了推動法律約束的基本條件。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表現為以下諸方面。

首先，市場主體地位的確立需要法治。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經濟，承認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市場主體，可以在市場上按照市場規律自主表達經濟利益需求。法律可以保證市場主體對其合法擁有的物質財富享有支配、使用和處置的權利。離開了法治，市場主體地位的獨立性和平等性就得不到充分的確認和保障，也就談不上公平交換，市場機制也就不能發揮有效作用。

其次，市場經濟公平競爭規則的形成需要法治。市場經濟是公平競爭的契約經濟，競爭性是市場經濟的特徵之一，也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推動力。通過競爭形成優勝劣汰，達到合理配置資源的目的，是市場經濟的特點，也是其優越性之所在。但是，各市場主體在競爭中為了追求和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會採取一些不規范的市場行為，如欺詐、虛假廣告、違約、制假售假、不正當競爭等；市場經濟在實際運行中，還存在無序競爭、信用缺失、審批過多、權利尋租、市場混亂等亂象，存在市場運行的安全風險，不利於各類市場要素活力的迸發。用法治來規范市場秩序，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打造規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才可以減少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促進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市場交換中的合同和信用關系也只有得到法律上的確認，才能成為一種受法律保護的契約關系，才能防止權力對市場的不正當干預，保障市場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

再次，法治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市場調節存在一定缺陷，存在市場失靈，市場機制有效作用的發揮離不開政府宏觀調控的正確引導。但多年來的經濟實踐證明，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行為如果不加以規范，就會誘發對市場主體的不當行為，出現政府為了自身利益，對市場經濟活動進行不當干預，侵犯企業和個人的權利和利益等現象。法律作為具有普遍、明確、穩定和強制特徵的行為規范，把宏觀調控納入法治軌道，有利於提高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原則上每個市場主體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主張機會公平。但市場經濟的公平，是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的公平，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公平。這實質上是資本所要求的公平，而不是勞動的公平，更不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共同富裕的公平。市場經濟是在價值規律自發作用下的發展過程，不同市場主體由於佔有的要素資源不同，必然產生資本高收入和勞動低收入的懸殊差別和分化。市場經濟不僅承認這種差別，而且是維護和擴大這種差別的。因此，這種分配差別是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調整的。如果沒有國家依靠法治手段建立公平的社會收入分配機制和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必然會繼續擴大，影響經濟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用法治引領和推動市場經濟改革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已進入歷史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依法推進改革，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顯得更加突出。而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法律基礎仍比較薄弱，法律規范仍不完善，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法治建設與體制改革不同步等問題依然存在。法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讓改革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可以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規范市場秩序。而只有法治的市場經濟，才能有效適應和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必須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用法治引領和推動市場經濟改革。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用法治創新和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決定》指出：要「依法保障公民權利，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良法才能善治。保障公民財產權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阻止權力與資本結合、權資交易對人民利益的損害，需要法制來保障。要實現市場主體同權，需要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產權保護制度是關於產權界定、運營、保護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在市場經濟中，各個市場主體的資源稟賦不同，在市場競爭機制下，市場主體資源稟賦的差異可能導致弱勢的市場主體包括弱勢群體的利益或財富受到侵犯，因此，社會就需要制定一套公平的法律制度來給以保護和幫助。雖然《民法通則》、《合同法》、《勞動法》、《擔保法》、《物權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實施使市場主體的產權和利益的保護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伴隨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對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企業法人財產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各類財產權的法律保護就顯得明顯滯後。市場主體的財產權要依靠法治來得到充分的確認和維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投資主體多元化、多種所有制經濟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已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各類財產權都要求有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作為保障。為此，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創新適應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國有、集體資產所有權、經營權和各類企業法人財產權的保護。國家保護企業以法人財產權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企業有權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法律依據的要求。」這充分說明了平等保護不同所有制市場主體的產權的重要性。創新和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有利於維護我國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同時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各類市場主體創新的動力，推動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用法治釐清政府與市場關系邊界，保障市場經濟持續健康運行。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有效有序運行的基本條件。盡管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權大於法、司法不公的現象依然存在，審批過多和監管不力並存，仍有部分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市場經濟進行不合理干預，這往往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經濟效率低下，制約了市場配置資源決定作用的發揮。執法不嚴讓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有害食品事件頻發，腐敗問題更是令公眾對公權力機關和公職人員的信任度削減，我國經濟改革中的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產生大都與法治缺失有關。近年來，我國政府在持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消除政府不當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地方各級政府也在大刀闊斧地進行簡政放權，減少審批。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尤其需要以法治精神推進法治經濟發展和法治政府建設，釐清政府與市場和企業的關系，更清晰地界定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邊界，用法定責任整治權力缺位，《決定》指出，「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明確政府在履行政府職能過程中的「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行政機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勇於負責、敢於擔當，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堅決懲處失職、瀆職。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為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我們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使政府真正做到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

⑸ 論述依法治國中《憲法》的作用。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望採納！！！

⑹ 如何理解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禁止皆可為

李克強在夏季達沃斯論壇發言提出的「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禁止皆可為」明確中國要加快體制創新步伐。創新不單是技術創新，更包括體制機制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

按照提出的「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禁止皆可為」為原則，拿出「權力清單」，講清政府應該干什麼；給出「負面清單」，指明企業不能做什麼；理出「責任清單」，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懲假冒偽劣行為。通過激發市場和社會活力，讓每個有創業意願的人都擁有創業空間，在中國大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熱潮。

拓展資料：

李克強在夏季達沃斯論壇指出，中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總體平穩，重要的是在區間調控下實施了定向調控，這也是一種結構性調控。我們將繼續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更多運用改革創新的辦法，聚焦「激活力、補短板、強實體」，推動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點領域改革，把「改革的紅利」轉化為「發展新動能」、「民生新福祉」。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

李克強強調，著眼未來，我們要進一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用好創新這把「金鑰匙」，使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李克強出席第八屆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並發表致辭

⑺ 推進公平司法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十八屆四中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我黨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全會繪就了建設「法治中國」的路線圖，提出了依法治國「升級版」方案。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意味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首先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視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謂國家治理體系主要是指黨領導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以法治為基礎建構的，更加強調對公共權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約，把治理納入法治軌道，按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進行治理。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始終堅持「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的邏輯和理念，更加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簡政放權，關鍵是要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克服將改革與法治對立起來的錯誤觀念，樹立「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的依法改革觀念，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依法推進改革。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切實加強立法工作，確保改革事業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用立法及時鞏固改革的成果。提高立法質量是關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法治的基本含義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實現法治的基本前提。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而完善這一法律體系依然任重道遠。以市場經濟法治建設為例，完善與市場交易有關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謂勢在必行。新時期的立法工作將致力於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升級版，提高立法質量、實現科學立法將是打造升級版的關鍵所在。「科學立法」成為立法工作的首要標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質量、維護立法公正，是科學立法的題中應有之義。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民意，擴大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重要條件。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擴大公眾對立法的有序參與，除了擴大一般群眾對立法的參與，也要適當擴大專家學者、學術團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團對立法的參與，尤其是一些專業性較強的立法工作，確保實現科學立法。不僅讓相對利益超脫的中立的第三方作為立法後評估主體，也要讓第三方提前介入作為立法起草主體、立法論證主體。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要勘定司法權力的邊界，規范權力的運行。期待司法改革試點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沿著法治的軌道遵循司法規律順利推進、依法推進。法律權威靠人民維護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建設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的一個基本要求。建設法治社會必須營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會氛圍。無論是各級領導幹部，還是普通百姓，都應當養成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良好習慣，如此循環往復，整個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就會蔚然成風。

⑻ 新時代深入推進依法治市的重大意義是什麼

一、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

依法治國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徵，從而也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二、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在治國理政方略上作出的重大抉擇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領導人民在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下，對治國理政方略進行了長期艱辛的探索。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清醒地認識到，實行法治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治國之道和理政之策。與此同時，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對實行法治形成了強烈的呼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都需要以良好的法治環境作為前提。不僅如此，改革開放以後所出現的我國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社會成員生活方式、行為習慣以及思想意識和文化取向的重大改變，也對舊有的社會治理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嚴峻的挑戰，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在我國實行法治的現實需求。正是基於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以及對社會發展現實及發展趨勢的正確判斷，我們黨順應時代潮流，把握歷史機遇，在我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實現了我黨治國理政方略的重大轉變和歷史性飛躍。

三、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是一項浩瀚龐大、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

深入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1．堅持科學立法，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了有法可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新領域、新情況、新特點，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及時制定、修改、完善各項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廣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適合我國的具體國情。

2．堅持嚴格執法，切實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法治國家對政府行政活動的基本要求。深入貫徹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要求必須堅持嚴格執法，切實做到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

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恰當行使自由裁量權，正確使用相關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損害當事人的正當權益。

三是要求程序正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盡可能公開，注意聽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意見；應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

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守法定時限，積極履行法定職責，提高辦事效率，提供優質服務，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五是要求誠實守信。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應當全面、准確、真實；非因法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

六是要求權責統一。通過科學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規定和配置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和責任，保持責任與權力的對應；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切實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

3．堅持公正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發揮著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保障社會成員合法權益，建立和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等重要作用。實現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對於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要堅持司法公正。嚴格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同時理性地權衡案件所關涉的各種社會利益，妥善把握和處理好案件所關涉的各種關系，對各類案件作出正確處理，對各種糾紛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要實現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資源，不斷完善司法程序，切實改進司法作風，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全面提升司法活動的效率，有效應對社會生活中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

要樹立司法權威。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要切實做到公正、高效、廉潔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會要依照憲法的規定，尊重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尊重司法機關作出的生效裁決。

4．堅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社會成員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社會基礎。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每一個黨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模範帶頭遵守法律；每一個社會成員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以及其他社會主體的合法權利與自由，必須依照法定的程序、運用法律規定或法律允許的方式與手段表達利益訴求，維護自身權益。要廣泛深入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使全體社會成員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規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5．強化監督制約，構建權力制約監督體系與機制。社會主義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權之治」。要從法律上構建起「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以道德制約權力」的權力制約監督體系與機制，以保證執政黨的權力和立法、執法、司法等各種權力的設置和行使始終不偏離我國民主政治的正確軌道。要圍繞權力運行的總體目標，進一步完善各種權力的配置，統籌發揮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人民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監督、專門監督機關的監督以及行政機關自我約束與監督的作用，擴大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有序參與，強化人民群眾對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廣泛監督，同時重視和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要從法律上規范各種監督行為，不斷提升監督的科學性、合理性、建設性和實效性。

⑼ 運用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說明為什麼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國面對專經屬濟社會發展新形勢，更好發揮法治引領和示範作用的要求。
②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依法治國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的保障。
③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