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道德的關系

『壹』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什麼

在法律的范疇內，來講到底源是不合適的，在道德底線錢講法律也是扯淡的，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東西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在我看來法律基本上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我記得在法律中有一個規定就是在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公利益的同時要維護良好的道德風尚，這是法律的一條基本原則。

總結：

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就算是法律有時候也不是萬能的，更多意義上來講，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那個法律的規定，只是給法律的一個圓場說法而已。

『貳』 企業制度文化與企業道德的關系是什麼

1、企業制度文化是一種「規范」文化。企業制度是來自員工自身以外的帶有強制性的規范，制約著企業的每一個成員、生產操作規程、廠規廠紀、經濟責任、考核獎懲制度等等。企業制度文化對企業全體成員的約束，帶有一定的限制性和他律性。
2、企業道德是一種意識的調節，一種內化的調節，因而是一種非強制的軟調節。企業道德一旦形成，就在內部員工中建立起信念，成為行為的自律。
3、企業制度與企業道德建設是相互補充、相互推進的。企業成員的自律意識越強，就越能自覺地遵守企業道德，制度文化的作用就越發不易顯示出來。同樣，企業制度文化越完善，則越有利於企業道德的培育，人們的道德認同感也就越強。

『叄』 辯論賽 制度和道德那個更優先 (我是正方)

啊呀。。。。我們也做過這個呀，我的資料給你一點
我們可是贏了的呀。。。。。。哈哈哈哈
新加坡人的素質高吧,那並不能說是人的素質原本就高,而是來源於制度的約束,例如新家坡人都不亂扔垃圾,是因為有高額罰款的制度.所以說學校建設也一樣

不知道來得及不。
其實道德有一個最大的軟肋，或者說是最明顯的薄弱環節，就是可操作性。具體來說那就是，怎麼讓一個「不道德的人」變得「道德」呢？這個問題道德不能從上根本解決。從這個出發，我們實際上在社會生活和社會行動的角度和曾面上來說我們實際上要求的是「道德的行為」而不是「道德本身」。
從「道德的行為」這個轉化開始，我們的能力就很多闡述出發點了。對於道德的行為和不道德行為的權衡是依靠我們的認知能力，分析能力來得出結論的！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凡是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其實都是因為上述兩種能力不足導致的，這個時候道德（其實是道德的行為）的基礎就是我們的能力了，那麼基礎（能力）顯然就比上層建築（道德（其實是道德的行為））更重要了。
然後我們換個角度回到我開始說的道德的軟肋上。當道德是一個號召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響應，也可以選擇不響應，因為道德不具備（其實是具備的，但是力量太薄弱了，大部分人都會忽視）強制力。當道德成為一個要求的時候（比如市場上的對和約的遵守），道德本身不能/難以約束行為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才設立了相關的法律，制度來強制約束行為人的行為。這里可以成為一個攻擊點，如果道德是強大的有效力的，那麼我們怎麼讓不道德的人完美遵守道德的要求，做出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呢？如果這個做法是可行的，我們為什麼還要設立法律和相關制度呢？對方的說法就陷入一個大矛盾了。同時，我們設立這些強制手段避免對方出現「不道德的行為」這個方式確定了「道德（其實是道德的行為）」需要能力來保障，能力有多大，保障制度有多完善。道德依靠能力來保障，道德更重要。
另外，實際上我們的經濟和道德的關系不是上面的回答所謂的「經濟建立在道德基礎上」，而是道德是為了維護社會及社會中每個個體的利益而產生的。道德是為了維護利益而產生的。
理由如下：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論述，人與人形成社會的基礎在於我們放棄傷害別人的權利而獲得自己不受到傷害的權利。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道德當中很多東西可以從這個角度上找到出發點，典型的有：尊重他人，誠信，尊老愛幼。這些實際上就是對別人利益的保護，所以在辯論中要扒下「道德」的神聖光環去深入討論「道德」的本質，實質，意義對我們的觀點更加有利。從道德本身對利益的維護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社會的利益，這就是理性的力量。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依靠的更多的是理性（實際上這個是從物質和權利保護的實用主義角度來說的，前面的所有論述都是把「道德」拉到這個角度來說的，千萬要避免在精神層面的討論）
我覺得這樣入手的話這個准備就沒有多大的問題和難度了。還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我剛建的辯論QQ群一起討論

4:在法律都可以當作兒戲的情況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
5:制度是人們為了特定目的而創造的，因而具有時代性

6:法律首先是一種制度。它是一種理性設計，目的是通過國家對法律義務的強制實施或者人對這種強制手段的畏懼來調整人的行為
7:評，是指教學評估，這個你應該知道吧，教育部搞的對大學的評估制度;建，是指建設，是指學校的學風啊，學術啊，科研啊等等方面的建設; 迎評促建指的是迎接教學評估，並且借教學評估的東風，進一步搞好學校的本科教育的建設

烏托邦的原詞來自兩個希臘語的詞根，「ou」是「沒有」的意思（一說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沒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譯也可以理解為「烏」是沒有，「托」是寄託，「邦」是國家，「烏托邦」三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即為「空想的國家」。
制度維護道德

問題：
陳世美。。。。殺

請問對方辯友，有一句話叫「禽獸不如」怎麼解釋啊？就是說在社會上很多人連狼都不如，所以沒有辦法教化啊。請對方辯友告訴大家，社會，有哪一個國家的社會秩序主要是靠道德來維系的呢？

請問對方。。 當今學校各項管理都是由學校制度來約束並且實施的 那麼 請問 你聽說過有用輿論來約束同學的行為 來建設美麗校園的嗎？

一個學校風氣差的學校是一個有秩序學校嗎？

道德教化的是那些有良心的人，可是對那些沒良心的惡棍怎麼辦呢？

制度
什麼是制度 我們如何理解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義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准則。許多情況下，制度也是某一領域的制度體系，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行動規律,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它們能夠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如行雲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高度的混亂之中.
——亞當 斯密《國富論》,1776年
傳統上,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分析市場機制的運行及其影響.毋庸置疑,市場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所創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來大約十年的時間里,為了理解不同國家迥然不同的經濟績效,認識到"制度是重要的"這一點已變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銀行 2001).這里所引的制度一詞,不單單是指市場.的確,在20世紀最後十年所發生的一系列與制度相關的事件和現象已經並將繼續對相關國家的經濟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以及隨後的經濟轉軌,矽谷現象及電子商務的出現,歐元統一和市場一體化,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非洲持續的種族隔離和長期的經濟停滯,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與不斷出現的貨幣危機,對由成員國組成的國際組織作用的重新審視,以及全球非政府組織影響的加深,等等.這些例子當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純粹的市場現象.但如果我們試圖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事件和現象的深層原因及後果,我們不得不將它們的制度方面納入考察的范圍.
什麼是制度 我們能不能把制度等同於法律條文,非正式規范,組織,合同,人們的意識或所有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組合 給諸如"制度"之類的任何概念下一個合適的定義將取決於分析的目的.作為一個具體例子,我們不妨考慮下面的問題:既然制度對經濟績效如此重要,那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能學習和採用經濟績效較好的國家當中最佳的制度呢 這是諾斯在一本開創性的論制度的書中提出的主要問題(North1990).為了分析這一問題,諾斯把制度定義為"博弈規則".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即使能從國外借鑒良好的正式規則,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規則因為惰性而一時難以變化,新借鑒來的正式規則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勢必產生沖突.其結果,借鑒來的制度可能既無法實施又難以奏效.
制度並不是只限於經濟,制度就是在人類社會當中人們行為的准則。人們依靠制度來衡量自己的行為。制度包括：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法律，法規等。
因為這個原因,經濟學家對可實施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博弈規則何時是可實施的呢 是不是當實施者(enforcer)降臨之時 可是,實施者又怎樣才能被激勵去實施他理應實施的博弈規則呢 簡而言之,實施者怎樣才能被驅使去恪盡職守 為了避免這種無窮盡的循環推理,一種辦法是力圖說明,博弈規則是內在產生的,它們通過包括實施者在內的博弈參與人之間的策略互動最後成為自我實施的(self-enforcing).從這種觀點出發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將制度概括為一種博弈均衡.近年來我們陸續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觀為基礎的重要文獻問世,雖然其中大部分文獻是從歷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靈感(我們在下一節會討論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們能不能將同樣的思路運用到作為多樣制度復合體的當代經濟呢 這種復合體僅僅是各種相對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還是內在一致的整體,如某種均衡結果那樣顯然,把制度及其復合體視為均衡現象並不意味著制度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會發生變化.中歐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崩潰和隨後計劃經濟的轉型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問題是,我們如何在理論上解釋制度的起源或變遷.在理論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說模型解高度依賴於對模型本身的設定.給定博弈的結構,可不可以將制度的突現(emergence)或變遷解釋為:從許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選擇其中一種的過程,或者從一種均衡到另一種均衡的轉型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均衡選擇或轉型過程是否由技術或市場誘導並因為技術性規模經濟而最終被鎖定 (lock-in) 還是說,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編程的結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業家設計或被創新性經濟企業家引發產生不可預料的政治事件會不會對制度選擇發生隨機性影響 尤其是,新制度誕生通常具備的新奇性究竟從何而來
因此,在本節一開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設想可以更明確地概括為下述兩個方面:首先,將當代不同國家整體性制度安排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理解為某種多重均衡現象(共時性問題);其次,在與均衡制度觀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變遷的機制,同時又允許新奇性出現的可能性(歷時性問題).請讓我再進一步闡示其中的具體含義.
理解制度的多樣性和當代經濟的復雜性需要研究在經濟,政治,組織和社會諸域制度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聯結這些域的制度的性質.在這項研究中,不僅要在正統經濟學的框架下思考問題,而且還要借鑒鄰近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和認知科學對制度問題的重要貢獻,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於傳統制度經濟學的地方在於,我們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而不只是簡單停留在積累豐富的制度類型,然後對它們進行任意和隨機的分類.發展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同時結合其他學科的重要貢獻,這對深刻理解經濟制度的運行大有裨益.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博弈論分析作為系統研究制度的理論工具本身尚不完備.從該框架出發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會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優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說,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因此,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國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單單囿於博弈論框架本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依賴比較和歷史的知識(Greif 1999).
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比較性的,因而被稱為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簡稱CIA)1.
在本書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歷時性過程時,我們將偏離傳統的博弈論(包括古典博弈論和進化博弈論),對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們將放棄如下假定,即認為博弈參與人(及其分析者)對博弈過程的客觀結構具有完備的知識.相反,我們假定,博弈參與人對於博弈結構只擁有個人的不完備觀點——我們稱之為主觀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當參與人基於主觀博弈模型選擇的行動決策在各個時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那麼,他們的主觀博弈模型將可以被他們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並作為未來行動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所以,我們把制度定義為參與人主觀博弈模型中顯明和共同的因素——即關於博弈實際進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當這些主觀博弈模型所導致的行動決策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便會隨之出現,並引發人們尋找新的主觀模型,直到新均衡實現為止.理解制度變遷過程就等價於理解參與人協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能夠分析技術和環境變化,政治因素,法律條文,創新試驗和文化遺產等等方面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一切必須在我們分析了共時性問題之後才真正有可能進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節是對經濟學家制度觀的一個概覽.第1.2節將在均衡制度觀的基礎上提出我們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細致地討論將在後面(第7章)進行.
第1.3節介紹制度分析的博弈論框架將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類型等,它們在本書中是至關重要的.
1.1 博弈論視野下的三種制度觀如上所述,經濟學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們對於制度是何物以及它們如何形成有一種共識,否則,認識到制度重要並不能說明什麼.撇開舊制度學派不論2,直到最近,經濟學家基本上滿足於對制度只下一個模糊定義.現代社會學的先驅杜克海姆

制度
什麼是制度 我們如何理解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義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准則。許多情況下，制度也是某一領域的制度體系，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行動規律,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它們能夠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如行雲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高度的混亂之中.
——亞當 斯密《國富論》,1776年
傳統上,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分析市場機制的運行及其影響.毋庸置疑,市場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所創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來大約十年的時間里,為了理解不同國家迥然不同的經濟績效,認識到"制度是重要的"這一點已變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銀行 2001).這里所引的制度一詞,不單單是指市場.的確,在20世紀最後十年所發生的一系列與制度相關的事件和現象已經並將繼續對相關國家的經濟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以及隨後的經濟轉軌,矽谷現象及電子商務的出現,歐元統一和市場一體化,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非洲持續的種族隔離和長期的經濟停滯,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與不斷出現的貨幣危機,對由成員國組成的國際組織作用的重新審視,以及全球非政府組織影響的加深,等等.這些例子當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純粹的市場現象.但如果我們試圖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事件和現象的深層原因及後果,我們不得不將它們的制度方面納入考察的范圍.
什麼是制度 我們能不能把制度等同於法律條文,非正式規范,組織,合同,人們的意識或所有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組合 給諸如"制度"之類的任何概念下一個合適的定義將取決於分析的目的.作為一個具體例子,我們不妨考慮下面的問題:既然制度對經濟績效如此重要,那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能學習和採用經濟績效較好的國家當中最佳的制度呢 這是諾斯在一本開創性的論制度的書中提出的主要問題(North1990).為了分析這一問題,諾斯把制度定義為"博弈規則".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即使能從國外借鑒良好的正式規則,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規則因為惰性而一時難以變化,新借鑒來的正式規則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勢必產生沖突.其結果,借鑒來的制度可能既無法實施又難以奏效.
制度並不是只限於經濟,制度就是在人類社會當中人們行為的准則。人們依靠制度來衡量自己的行為。制度包括：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法律，法規等。
因為這個原因,經濟學家對可實施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博弈規則何時是可實施的呢 是不是當實施者(enforcer)降臨之時 可是,實施者又怎樣才能被激勵去實施他理應實施的博弈規則呢 簡而言之,實施者怎樣才能被驅使去恪盡職守 為了避免這種無窮盡的循環推理,一種辦法是力圖說明,博弈規則是內在產生的,它們通過包括實施者在內的博弈參與人之間的策略互動最後成為自我實施的(self-enforcing).從這種觀點出發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將制度概括為一種博弈均衡.近年來我們陸續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觀為基礎的重要文獻問世,雖然其中大部分文獻是從歷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靈感(我們在下一節會討論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們能不能將同樣的思路運用到作為多樣制度復合體的當代經濟呢 這種復合體僅僅是各種相對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還是內在一致的整體,如某種均衡結果那樣顯然,把制度及其復合體視為均衡現象並不意味著制度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會發生變化.中歐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崩潰和隨後計劃經濟的轉型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問題是,我們如何在理論上解釋制度的起源或變遷.在理論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說模型解高度依賴於對模型本身的設定.給定博弈的結構,可不可以將制度的突現(emergence)或變遷解釋為:從許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選擇其中一種的過程,或者從一種均衡到另一種均衡的轉型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均衡選擇或轉型過程是否由技術或市場誘導並因為技術性規模經濟而最終被鎖定 (lock-in) 還是說,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編程的結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業家設計或被創新性經濟企業家引發產生不可預料的政治事件會不會對制度選擇發生隨機性影響 尤其是,新制度誕生通常具備的新奇性究竟從何而來
因此,在本節一開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設想可以更明確地概括為下述兩個方面:首先,將當代不同國家整體性制度安排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理解為某種多重均衡現象(共時性問題);其次,在與均衡制度觀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變遷的機制,同時又允許新奇性出現的可能性(歷時性問題).請讓我再進一步闡示其中的具體含義.
理解制度的多樣性和當代經濟的復雜性需要研究在經濟,政治,組織和社會諸域制度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聯結這些域的制度的性質.在這項研究中,不僅要在正統經濟學的框架下思考問題,而且還要借鑒鄰近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和認知科學對制度問題的重要貢獻,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於傳統制度經濟學的地方在於,我們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而不只是簡單停留在積累豐富的制度類型,然後對它們進行任意和隨機的分類.發展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同時結合其他學科的重要貢獻,這對深刻理解經濟制度的運行大有裨益.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博弈論分析作為系統研究制度的理論工具本身尚不完備.從該框架出發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會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優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說,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因此,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國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單單囿於博弈論框架本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依賴比較和歷史的知識(Greif 1999).
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比較性的,因而被稱為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簡稱CIA)1.
在本書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歷時性過程時,我們將偏離傳統的博弈論(包括古典博弈論和進化博弈論),對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們將放棄如下假定,即認為博弈參與人(及其分析者)對博弈過程的客觀結構具有完備的知識.相反,我們假定,博弈參與人對於博弈結構只擁有個人的不完備觀點——我們稱之為主觀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當參與人基於主觀博弈模型選擇的行動決策在各個時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那麼,他們的主觀博弈模型將可以被他們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並作為未來行動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所以,我們把制度定義為參與人主觀博弈模型中顯明和共同的因素——即關於博弈實際進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當這些主觀博弈模型所導致的行動決策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便會隨之出現,並引發人們尋找新的主觀模型,直到新均衡實現為止.理解制度變遷過程就等價於理解參與人協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能夠分析技術和環境變化,政治因素,法律條文,創新試驗和文化遺產等等方面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一切必須在我們分析了共時性問題之後才真正有可能進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節是對經濟學家制度觀的一個概覽.第1.2節將在均衡制度觀的基礎上提出我們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細致地討論將在後面(第7章)進行.
第1.3節介紹制度分析的博弈論框架將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類型等,它們在本書中是至關重要的.
1.1 博弈論視野下的三種制度觀如上所述,經濟學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們對於制度是何物以及它們如何形成有一種共識,否則,認識到制度重要並不能說明什麼.撇開舊制度學派不論2,直到最近,經濟學家基本上滿足於對制度只下一個模糊定義.現代社會學的先驅杜克海姆

雖然我也是在網上找的資料但不是轉貼不敢保證你完全滿意，但還是有好多不錯的慢慢看吧單元可以幫得上忙。
祝你好運！！！！！！

『肆』 政治與道德有何關系

政治是一個歷史范疇,在階級社會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政治與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蘊,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政治失德,會使社會失去安寧,國家產生動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緊張.政治與道德的關系是政治倫理架構的認識論基礎.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個體道德之別的話，與政治的關系也就分為兩個層面。制度道德是各種社會制度所據之建立和體現的價值原則和規范，也對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辯護。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麼政治合理性問題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說明。亞里士多德所言的「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羅爾斯所言的「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都是從制度道德的意義上來說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礎。制度道德優先於個體道德，政治制度正義優先於公民服從的義務，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因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權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從。正義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條件，也規定或影響著共同體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調。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種人們生活於其中的「元結構」，它留給人們充分的權利和空間，讓每個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當然就政治領域來說，我們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過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對政治系統的功能發揮無疑是一股強勁的推動力量。但系統結構比系統要素對系統功能具有更大決定作用，政治家的個體道德也只有在正義的制度條件下才有大有作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個體道德對政治的影響遠為持久、重要，故我們的政治希望還是應當最終寄託於更為根本的政治制度。

從另一方面來看，政治對道德也有巨大滲透和模塑作用。政治制度的正義和合理與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徑讓每個公民自由表達政治意願，是否提供充足的社會空間以使每個公民自由發展，對政治文化、社會文化都有決定性的基礎作用，從而影響公民的素質、個性、氣質，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和習慣。這便是啟蒙運動思想家所欲表達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為本身也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有重大影響，政治的巨大強制力和強大的功能輻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動舉足輕重。不談公正、廉潔、高效的政府行為與政府形象對公民道德的正面影響，翻開博洛爾的《政治的罪惡》就能對政治對個體道德的作用窺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過於政治上的犯罪者：為了爭權奪利，人性中許多最本質的東西會暴露無遺，政治會泯滅人的良知；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向我們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惡的一面；狼與狼之間都不會互相殘殺，而人類卻相互殘殺，連狼都不如；不懂得如何說謊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統治；惡劣政府造成的後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每一次丑惡的政治運動後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道德虛無主義是會讓我們刻骨銘心的。但總體而論，政治和個體道德沒有必然的直接關系，因為個體道德是一種美好而脆弱的品德，它源自人們的良知和自由選擇，是人性優美的體現，它只能依靠人們的自覺、自願，甚至是無意識的良好習慣。它雖然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更容易得到培養和激勵，但用政治強制力量戕殺個人的道德多元追求，強行灌輸一個道德理想並強求一律地要求人們服從，這樣的政治性道德精華運動只能帶來道德嗜血，帶來道德專制主義。所以強行的道德無論從目的，還是從手段來說只能是不道德。這也是反對柏拉圖和盧梭式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充足理由。

從以上得出，道德與政治雖都依附於人類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圖把二者熔為一爐、直接統攝，只能於二者都有損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伍』 政治與道德的關系

德才兼備。政治領導必須具備最高的道德標准。 政治道德規范是一定時期從政者回在政治活動中所應當答遵守的行為准則，政治道德規范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內容，在新的歷史時期，領導幹部的政治道德規范就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八個堅持，八個反對」，它既繼承了領導幹部政治道德建設的優良成果，又是政治道德建設的新的發展，加強新時期領導幹部政治道德規范建設，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制度是根本。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領導幹部的「德」比「才」顯得更加重要，重德應該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德者，為官之魂」。官德不修何以為官，套用一句俗話就叫「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無才是次品，無德有才是毒品，無德無才是廢品」。

『陸』 如何正確處理制度管理和道德管理的關系

一、思想基礎方面的規范要求 首先要樹立熱愛本職，忠於職守的思想。熱愛本質，主要是指熱愛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維護本職 業的利益，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力求掌握最好的職業技能；忠於職守，主要是指要認識到自己從 事的職業對社會、對他人應履行的義務，具有高度的職業責任感，發揚職業獻身精神。 二、服務精神方面的規范要求 物業管理服務行業，其根本宗旨是為業主服務。因此，所有員工必須本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精神，主動、熱情、耐心、周到地為業主服務。 要努力提高服務質量。應逐步建立規范服務，即正常服務、多功能服務、專項服務、現代技術服 務的質量要求。正常服務就是在物業管理過程中熱情、公平、周到、負責；多功能就是提供與物 業管理相關的連帶服務以滿足多種需要；專項服務就是為服務對象提供特殊的需要，現代技術服 務就是隨著商業技術裝備的餓逐步改進，擴大科學技術服務。 要熱愛業主，把他們當親人，要以平等的態度接待他們，一視同仁，不厚此薄彼，不以衣帽取 人，做到生人熟人一個樣，大人小孩一個樣，職務高低一個樣。 三、經營作風方面的規范要求： 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服務。因此，每一個員工必須端正經營作風，做到「信譽第一，誠信無欺」。 四、工作態度方面的規范要求 廉潔奉公，公私分明，這是社會主義職業道德的本質要求。每一個員工必須嚴於 律己，清正廉 潔，不損公肥私。要敢於同貪污、盜竊等違法行為做斗爭。要始終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 利益放在第二位，個人利益 服從集體利益。 五、職業修養方面的規范要求 要樹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人生觀解決人為什麼活著，怎樣活著的問題， 是指導人們思想言行的「總開關」。人生的目的、理想和信念，對人生起著精神推動力的作用。 要努力學習業務技術。光有為業主服務的思想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為業主服務的本領。這就要求 員工必須抓住一切機會和時間努力學習業務技術不斷提高業務水平和服務技能。 要有高度的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敢於抵制一切違反社會主義職業道德的行為，做到不放任，不 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為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做出自己的貢獻。

『柒』 制度與道德：誰決定誰

朋友們還是具有學術良知的，所以，談完這些怪現狀後，無不搖頭嘆息。於是，我就說了一句：所以，我們才要「重建中國人的精神」———在制度建設之外，中國似乎也需要一個信仰、道德、精神的重建過程。然而，朋友們聽了我的話，卻都露出不屑的表情：重建 這樣的感嘆，人們經常可以聽到，而經濟學家則用學術語言反復地論證說，制度對於經濟增長、對於個人在社會中的選擇具有決定性意義。於是，人們普遍地將腐敗、墮落、欺詐、殘忍等等行徑歸咎於制度。 你當然不能說這樣的理論不對。不過，假如把這樣的理論推到極致，從而變成「制度決定論」，那就跟別的決定論一樣荒謬。而荒謬的認識必然會導致我們經常看到的玩世不恭心態，面對不道德、不正當、甚至顯著違法的行為，人們無所作為，被動地等待著制度發生變化。 制度與人其實是一種互動關系，制度固然能夠塑造人，但人也同樣能夠塑造制度。而人改變游戲規則、進而變革制度的動力，經常來自於人的良知，來自某種道德自覺，來自某種信仰、信念所提供的正義觀念、公平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固然可以塑造人們的觀念、影響人們的道德，但是反過來，道德可以為制度提供信念基礎，可以促使制度本身向著良性方向演進。 在經濟學主導我們這個社會的二十多年間，人們普遍地遺忘了這一點。仔細想來，「制度決定論」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人們放縱自己精神懶惰的借口，人們可以輕松地將把社會中的一切丑惡、甚至自己的不當行徑都歸咎於制度，這樣也就免除了自我反省的責任，當然也就免除了依靠個人的良知對抗不良社會風氣的責任。被嚴重誤用的經濟學理性教導人們逃避這樣的責任，其結果就是社會道德的普遍下滑。 在道德的荒漠上，是不可能堅實地建立起任何偉大的制度的。也許，我們有必要在強調制度建設之外，也注重中國人的精神建設。當然，制度建設主要依靠政府的明智、依靠對權力進行重新安排，精神建設則主要靠民間的自發努力，尤其是靠每個人訴諸自己的良知，通過個人信仰的追求、個人道德的養成，漸進地改變中國人的心靈圖譜。這樣的心靈圖譜，恐怕是中國成功實現制度轉型的根本保障。 制度當然是重要的，但離開信仰、道德的制度，卻是不可想像的。而我們這個社會所匱乏的，不僅是優良的制度，也缺乏健全的道德、心靈。

『捌』 舉例說明政治與道德的關系

政治是一個歷史范疇,在階級社會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的總和.政治與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蘊,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政治失德,會使社會失去安寧,國家產生動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緊張.政治與道德的關系是政治倫理架構的認識論基礎.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個體道德之別的話，與政治的關系也就分為兩個層面。制度道德是各種社會制度所據之建立和體現的價值原則和規范，也對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辯護。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麼政治合理性問題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說明。亞里士多德所言的「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羅爾斯所言的「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都是從制度道德的意義上來說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礎。制度道德優先於個體道德，政治制度正義優先於公民服從的義務，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因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權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從。正義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條件，也規定或影響著共同體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調。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種人們生活於其中的「元結構」，它留給人們充分的權利和空間，讓每個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當然就政治領域來說，我們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過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對政治系統的功能發揮無疑是一股強勁的推動力量。但系統結構比系統要素對系統功能具有更大決定作用，政治家的個體道德也只有在正義的制度條件下才有大有作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個體道德對政治的影響遠為持久、重要，故我們的政治希望還是應當最終寄託於更為根本的政治制度。

從另一方面來看，政治對道德也有巨大滲透和模塑作用。政治制度的正義和合理與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徑讓每個公民自由表達政治意願，是否提供充足的社會空間以使每個公民自由發展，對政治文化、社會文化都有決定性的基礎作用，從而影響公民的素質、個性、氣質，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和習慣。這便是啟蒙運動思想家所欲表達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為本身也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有重大影響，政治的巨大強制力和強大的功能輻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動舉足輕重。不談公正、廉潔、高效的政府行為與政府形象對公民道德的正面影響，翻開博洛爾的《政治的罪惡》就能對政治對個體道德的作用窺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過於政治上的犯罪者：為了爭權奪利，人性中許多最本質的東西會暴露無遺，政治會泯滅人的良知；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向我們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惡的一面；狼與狼之間都不會互相殘殺，而人類卻相互殘殺，連狼都不如；不懂得如何說謊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統治；惡劣政府造成的後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每一次丑惡的政治運動後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道德虛無主義是會讓我們刻骨銘心的。但總體而論，政治和個體道德沒有必然的直接關系，因為個體道德是一種美好而脆弱的品德，它源自人們的良知和自由選擇，是人性優美的體現，它只能依靠人們的自覺、自願，甚至是無意識的良好習慣。它雖然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更容易得到培養和激勵，但用政治強制力量戕殺個人的道德多元追求，強行灌輸一個道德理想並強求一律地要求人們服從，這樣的政治性道德精華運動只能帶來道德嗜血，帶來道德專制主義。所以強行的道德無論從目的，還是從手段來說只能是不道德。這也是反對柏拉圖和盧梭式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充足理由。

從以上得出，道德與政治雖都依附於人類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圖把二者熔為一爐、直接統攝，只能於二者都有損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一、關於第一個問題的例子——「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出的重大意義

1、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塑造社會主義公民的精神指導

近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到社會主義榮辱觀，但如此具體地談及社會主義榮辱觀，且把榮和辱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卻並不多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恥」，不僅點出了中國社會目前思想道德建設的要害，也為重構中華民族的榮辱觀、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養的社會主義公民，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許多有識之士認為，當代中國社會最嚴重的價值危機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義和世俗文化的泛濫，而是中國文化中公民底線倫理的普遍崩潰。底線倫理崩潰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一些人內心深處恥感和罪感意識淡化以至消失：沒有了羞恥感、知恥感、恥辱感，一些人對任何羞辱的事情也無所謂；沒有了負罪感、內疚感、懺悔意識，就什麼也不怕，什麼也敢幹。人一旦不知羞恥，做人便難以做好人、辦事難以辦好事。與此同時，損人利已、見利忘義、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等便會被一些人引以為榮；而對於廉潔奉公、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等，卻反而「不好意思」起來，不能理直氣壯。例如，對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態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損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尊嚴；將誠實守信、辛勤勞動、艱苦奮斗視之為不合時宜的「傻冒」行為，而好逸惡勞、損人利己、見利忘義則被認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數人以違法亂紀、揮霍浪費、驕奢淫逸來顯示其擁有的特權與顯赫地位；一些大學生生活中以用名牌為榮，以節儉為「寒酸」等等。敗壞了社會風氣，是塑造社會主義公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大力清除的障礙。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八榮八恥」，為我們劃出了一個評判是非的標准，這一標准精闢地闡明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深刻內涵，囊括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以及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和社會風尚的本質要求，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養的社會主義公民和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們正站在實現「十一五」規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起點上。值此之際，一定要從時代發展的高度出發，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不斷激發全體公民特別是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2、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一個社會是否和諧，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他還說：「社會風氣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是社會價值導向的集中體現。」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礎，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堅持什麼、反對什麼，倡導什麼、抵制什麼不能做到旗幟鮮明，整個社會的和諧就失去了前提。扎實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通過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來明是非、辨善惡、識美醜，進而統一思想，振奮精神，凝聚力量，營造氛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就是要求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全社會在關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要高度關注人的全面發展——主要是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科學發展觀要求實現的全面發展，既包括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的建設和發展，是要推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包括人的榮辱意識在內的道德素質的全面提高，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把握先進文化的方向，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總體良好，「十一五」規劃綱要描繪的美好生活藍圖，讓人民群眾懷喜悅和期待。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市場經濟在激活人們的市場主體意識、財富創造主體意識，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利己主義和「向錢看」的傾向；我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在賦予社會活力的同時增了人們思想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社會思想的「分散化」加劇了；加之外來文化思潮的沖擊，舊的腐朽沒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塵。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在一些人身上泛濫成災，少數人思想混亂，道德缺失，是非、善惡、美醜混淆。所謂「八恥」就是典型的寫照。反映在一些社會現象上，一盒天價月餅、一頓天價年夜飯，使勤儉節約教育變得軟弱無力；盜版、虛假廣告、考試作弊在不知不覺中吞噬著人們的誠信良知。這些問題的出現和蔓延，損害了社會風氣，也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造成了沖擊，人民群眾對此強烈不滿。

現在，「拉美化」教訓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不注重社會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必然嚴重損毀經濟建設成果和整個社會的和諧。阿根廷等拉美國家人均GDP曾達到6000美元以上，但由於社會進步能力、和諧能力弱小，物質進步沒有給人們帶來生活的幸福，反而帶來社會道德風尚的淪落。結果，社會矛盾叢生，經濟起飛後又墜毀了。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現代化並不是GDP的簡單增長，它是經濟與社會、物質水平與道德風尚的雙重起飛。「八榮八恥」的重要論述，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提出來的。它是科學發展觀的新內容，為我們在當前形勢下明辨是非、區別善惡、分清美醜提出了具體標准。它要求我們在搞好經濟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道德文化基礎的建設；要求我們避免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彎路，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又快又好地發展。

3、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培養社會主義一代新人的戰略舉措

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對當代青少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胡錦濤總書記在談話中特別強調，要引導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這既充分體現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青少年一代的親切關懷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性。當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虛化」、「弱化」、「大化」等現象較為突出，需要我們從青少年的實際出發，區別對象，分類指導，在增強榮辱意識教育的針對性與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錦濤總書記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提出了新的價值觀，非常切合實際。「八榮八辱」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進一步發展，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很強。對於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義重大。青少年是國家、民族的未來，他們的素質關系21世紀中國的命運，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成敗，關系中華民族的興衰。看一個國家、民族的未來如何，關鍵是看現在的青少年的面貌。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是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個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長，不僅僅是青少年本身的問題，其背後是千家萬戶、億萬民眾，祖國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抓好青少年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是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質的戰略舉措。

『玖』 企業制度文化與企業道德的關系是什麼

企業道德是文化精神層面的東西，而制度文化是企業文化制度層面的。企業文化四個層次依次為：精神層面；制度層面；行為層面；物質層面。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載體。

『拾』 請問從廣義和狹義上講制度和道德的關系是什麼呢

制度是一種行為規范，它是任何一個社會及組織團體正常運轉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它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維護某種秩序而為人制定的程序化、標准化的行為模式和運行方式。
制度最一般的含義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准則。許多情況下，制度也是某一領域的制度體系，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行動規律,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它們能夠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如行雲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高度的混亂之中.
——亞當 斯密《國富論》,1776年
傳統上,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分析市場機制的運行及其影響.毋庸置疑,市場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所創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來大約十年的時間里,為了理解不同國家迥然不同的經濟績效,認識到"制度是重要的"這一點已變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銀行 2001).這里所引的制度一詞,不單單是指市場.的確,在20世紀最後十年所發生的一系列與制度相關的事件和現象已經並將繼續對相關國家的經濟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以及隨後的經濟轉軌,矽谷現象及電子商務的出現,歐元統一和市場一體化,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非洲持續的種族隔離和長期的經濟停滯,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與不斷出現的貨幣危機,對由成員國組成的國際組織作用的重新審視,以及全球非政府組織影響的加深,等等.這些例子當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純粹的市場現象.但如果我們試圖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事件和現象的深層原因及後果,我們不得不將它們的制度方面納入考察的范圍.
什麼是制度 我們能不能把制度等同於法律條文,非正式規范,組織,合同,人們的意識或所有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組合 給諸如"制度"之類的任何概念下一個合適的定義將取決於分析的目的.作為一個具體例子,我們不妨考慮下面的問題:既然制度對經濟績效如此重要,那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能學習和採用經濟績效較好的國家當中最佳的制度呢 這是諾斯在一本開創性的論制度的書中提出的主要問題(North1990).為了分析這一問題,諾斯把制度定義為"博弈規則".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即使能從國外借鑒良好的正式規則,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規則因為惰性而一時難以變化,新借鑒來的正式規則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勢必產生沖突.其結果,借鑒來的制度可能既無法實施又難以奏效.
制度並不是只限於經濟,制度就是在人類社會當中人們行為的准則。人們依靠制度來衡量自己的行為。制度包括：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法律，法規等。
因為這個原因,經濟學家對可實施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博弈規則何時是可實施的呢 是不是當實施者(enforcer)降臨之時 可是,實施者又怎樣才能被激勵去實施他理應實施的博弈規則呢 簡而言之,實施者怎樣才能被驅使去恪盡職守 為了避免這種無窮盡的循環推理,一種辦法是力圖說明,博弈規則是內在產生的,它們通過包括實施者在內的博弈參與人之間的策略互動最後成為自我實施的(self-enforcing).從這種觀點出發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將制度概括為一種博弈均衡.近年來我們陸續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觀為基礎的重要文獻問世,雖然其中大部分文獻是從歷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靈感(我們在下一節會討論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們能不能將同樣的思路運用到作為多樣制度復合體的當代經濟呢 這種復合體僅僅是各種相對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還是內在一致的整體,如某種均衡結果那樣顯然,把制度及其復合體視為均衡現象並不意味著制度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會發生變化.中歐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崩潰和隨後計劃經濟的轉型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問題是,我們如何在理論上解釋制度的起源或變遷.在理論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說模型解高度依賴於對模型本身的設定.給定博弈的結構,可不可以將制度的突現(emergence)或變遷解釋為:從許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選擇其中一種的過程,或者從一種均衡到另一種均衡的轉型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均衡選擇或轉型過程是否由技術或市場誘導並因為技術性規模經濟而最終被鎖定 (lock-in) 還是說,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編程的結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業家設計或被創新性經濟企業家引發產生不可預料的政治事件會不會對制度選擇發生隨機性影響 尤其是,新制度誕生通常具備的新奇性究竟從何而來
因此,在本節一開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設想可以更明確地概括為下述兩個方面:首先,將當代不同國家整體性制度安排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理解為某種多重均衡現象(共時性問題);其次,在與均衡制度觀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變遷的機制,同時又允許新奇性出現的可能性(歷時性問題).請讓我再進一步闡示其中的具體含義.
理解制度的多樣性和當代經濟的復雜性需要研究在經濟,政治,組織和社會諸域制度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聯結這些域的制度的性質.在這項研究中,不僅要在正統經濟學的框架下思考問題,而且還要借鑒鄰近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和認知科學對制度問題的重要貢獻,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於傳統制度經濟學的地方在於,我們試圖在一個統一的博弈論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樣性的源泉和影響,而不只是簡單停留在積累豐富的制度類型,然後對它們進行任意和隨機的分類.發展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同時結合其他學科的重要貢獻,這對深刻理解經濟制度的運行大有裨益.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博弈論分析作為系統研究制度的理論工具本身尚不完備.從該框架出發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會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優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說,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因此,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國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單單囿於博弈論框架本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依賴比較和歷史的知識(Greif 1999).
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比較性的,因而被稱為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簡稱CIA)1.
在本書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歷時性過程時,我們將偏離傳統的博弈論(包括古典博弈論和進化博弈論),對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們將放棄如下假定,即認為博弈參與人(及其分析者)對博弈過程的客觀結構具有完備的知識.相反,我們假定,博弈參與人對於博弈結構只擁有個人的不完備觀點——我們稱之為主觀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當參與人基於主觀博弈模型選擇的行動決策在各個時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時,那麼,他們的主觀博弈模型將可以被他們行動共同決定的可觀察的事實證實,並作為未來行動決策的指南而不斷再生產出來.所以,我們把制度定義為參與人主觀博弈模型中顯明和共同的因素——即關於博弈實際進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當這些主觀博弈模型所導致的行動決策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一種普遍的認知危機便會隨之出現,並引發人們尋找新的主觀模型,直到新均衡實現為止.理解制度變遷過程就等價於理解參與人協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能夠分析技術和環境變化,政治因素,法律條文,創新試驗和文化遺產等等方面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一切必須在我們分析了共時性問題之後才真正有可能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