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依法治國

『壹』 孟子與韓非子各提出哪些治國方略

孟子治國方略：

1、孟子提出施行仁政, 首須「制民恆產」。他說：人民有了恆產, 才有「恆心」, 有恆產人民才能安居樂業, 固守家園；否則必將胡作非為, 擾亂社會。

2、以農立國的中國封建社會, 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一家一戶是生產單位, 男耕女織, 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孟子規劃的藍圖, 正好滿足八口之家的農業小家庭的生產、生活需要。

3、儒家治國方略, 首重為政以德。注重家庭倫理, 做到父慈子孝維系骨肉之親；夫妻和睦相處, 保持內外之別；老少之間能尊老愛幼, 有尊卑次序；進而擴展到社會, 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 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 如此, 整個社會才能保持和諧安定。

4、治國方略強調革故鼎新, 因時變法。並非對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 只不過是對舊制度作某些局部改變, 無非是著眼於抑制豪強兼並勢力, 上以強化中央集權, 防止社會分裂；下以輕徭薄賦, 減輕人民負擔, 防止社會動亂。

韓非子治國方略：

1、提出了「任法」「用術」「集勢」相結合的政治理論，主張以法治國、中央集權，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2、韓非子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法家實踐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3、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貳』 韓非子以法治國的背景和目的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韓國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叄』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

1、依法治國。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2、法不阿貴。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3)韓非子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韓非主張社會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韓非子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

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韓非子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子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子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少的關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肆』 韓非的法家思想就是今天所謂的"以法治國"嗎

莊子：抄戰國時道家的代表人襲物,繼承並發展啦老子的道家學說和唯心哲學,認為世界就是「me」的主觀產物.莊子鄙視富貴利祿,痛恨「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的不公平社會現象.
戰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韓非子（商鞅的嚴刑峻法主張比韓非子更早）.韓非子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韓非子主張「以法治國」,法治的對象是廣大臣民,除國君意外,不論貴賤,一律要受法的約束,「法不阿貴」.這種思想在戰國的大變革時期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特權,是有積極意義的.韓非子主張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種主張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

『伍』 孔子和韓非子的治國思想有什麼不同

孔子和的治國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版以德，用道德權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或禮治。

韓非子的治國思想：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韓非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5)韓非子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適應戰國末期治理亂世的歷史環境，對秦王朝統一中國功不可沒。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中央提出的治國方略，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戰國末期禮制遭到嚴重破壞的形勢下形成的治國思想。

"以法為核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改造了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中國法治建設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指導意義。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對於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陸』 《韓非子》中關於以法為本治國的論述

韓非認為實行法治，必須「以法為本」(《飾邪》)。法是體現國家利益的，如果不重視法，國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損害，法者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重視了法，就能富國強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功業。

『柒』 韓非子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

韓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韓國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國思想，在總結各國治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國」(《韓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針(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等)，因而被世人稱之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歸結起來韓非的治國思想有三個境界。 在治國之道的選擇上，韓非認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制分》)在韓非看來，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國的提出是相對以禮治國而言的。因為從西周到春秋戰國初期，是依靠禮來調解社會關系、維系社會秩序的。但以禮治國並不排斥刑罰，而是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和刑分別施予不同對象，「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對宗法貴族施之以禮，對平民施以刑罰，這是禮治最明顯的等級性特徵;禮治社會沒有成文法只有習慣法，且「禮和刑罰秘而不宣」，刑罰的裁決只是官吏根據風俗習慣來判定，呈現出隨意性和不公開性。 韓非之所以主張依法治國，其一是因為宗法貴族內部已經「禮崩樂壞」，禮治已經喪失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強制力的法來調整;其二是在靠實力說話的時代，需要用法來明確規定賞罰的內容，以鼓勵民眾努力耕戰進而富國強兵。韓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國看成是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因為:法具有規范性。「一民之軌，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會按照法的規定來調整自己的行為，進而會形成「以功受賞，臣不德君……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儲說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權貴，無論是宗親貴族，還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開性。「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難三》)法具有強制性。法律是關於賞罰的號令，因而它具有強制性和嚴肅性。韓非認為「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將寧。」(《揚權》)「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飾邪》)在韓非那裡，法律的強制性是與道德相比較而存在的，而法製作為治國的最高境界，也是針對德治和人治即禮治而提出的。 在執法過程中，韓非認為最高的境界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有刑法而死無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為的標准，執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賞賜和懲罰但卻沒有君主個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沒有君主個人的狠毒。其一，韓非認為執法要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在《安危》篇中，韓非通過對危道和安術兩個方面的論述，把嚴格執行法律看成是關涉國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於繩之內，二曰:斫割於法之外。」「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安危》)他以射箭為例:「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來，放棄了靶子而胡亂射箭，雖能射中小的東西但不能算技巧;放棄了法制而胡亂發怒，雖然殺了人但姦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須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其二是不能隨便賞罰。法律是關於賞罰的標准，嚴格執行法律就是要恰當地實行賞罰:「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民不懲易為非。」(《難二》)「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飾邪》)「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難二》)韓非認為:打開倉庫賞賜貧窮者，這就是賞賜無功的人;審查監獄釋放輕囚，就是不懲罰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罰的最高境界是「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晉文公問狐偃刑罰的極限在哪兒?狐偃說不迴避親人和權貴，對所寵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晉文公說，好!第二天，下令在陸圃圍獵，以中午為時限，遲到的人處以軍法。這時，文公所寵愛的一位叫顛頡的大臣來遲了，執法官請求按法治罪，文公流著淚猶豫不決。執法官說:請讓我執法。於是斬了顛頡的頭公開示眾，藉以證明法律的真實。韓非認為:法律是規定臣民的行為標准，是實行賞罰的標准，如果執法過程依據情理就會喪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喪失，並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誤，而是有了法律之後又兼用智慧的惡果。(《制分》) 法律既是懲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預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後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凡治之極，下不能得。」(《揚權》)韓非以為，治理天下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讓臣子無機可乘。那麼怎樣才能不給臣子留下犯罪的機會呢?「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奸。」(《飭令》)在韓非看來，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證法律規定的內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從人性好利惡害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這樣一種現實，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圓之木」(《顯學》)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顯學》)，「不僥幸期望亂臣不欺詐」(《守道》)，在法律制定的問題上，韓非主張「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其法易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執行。設的獎賞應該是百姓能夠爭取得到的，懲罰的舉措百姓能夠迴避。如果不是這樣，百姓就不會被驅使和震懾。人們在有法律、有懲罰措施的情況下所以會犯罪，在韓非看來是因為法律和懲罰措施不一定實行，因而人們有僥幸心理。他指出，「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內儲說上》)韓非的主張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發現、懲罰犯罪上下功夫。

『捌』 依法治國與韓非子依法治國主義的區別

區別就在於根本目的不同，韓非子的法治理念是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今天的法治理念是為了建設小康社會，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最終的服務對象或者是受益對象不同

『玖』 《韓非子》一書中為什麼會提出「以法治國」

《韓非抄子》一書中，縱觀襲天下形勢，針對韓國變法不徹底的弊端，全面總結了戰國時期變法改革的經驗利教訓，提出了「以法治國」，「法」、「術」、「勢」三者結合的政治理論。韓非提倡法治，他寫作《孤憤》一文的目的，就在於揭露法家和舊貴族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