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與法治的關系

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禮治和現在提倡的法治

傳統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以「禮治」維系的社會,而並非如西方社會主要依靠「法律」來治理.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矛盾,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法治模式轉換,這樣的考察和探討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既有其理論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本文從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徵的比較研究入手,對中國傳統「禮治」與西方法治兩種政治文化觀念在歷史淵源和現實意義上的差異進行認真對比分析,並通過對中國傳統「禮治」一脈相承的反思和對西方法治的普適性價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緊張與矛盾沖突,揭示了中國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礙：即傳統政治文化的「權力至上」傳統對現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則的排拒；傳統「禮治」的特殊性精神與現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則的沖突；以及傳統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與以保障人權和自由為目的的現代法治理念的沖突.這種沖突與互不相容進一步揭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大國從事法治建設,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也是空前的.在歷史的考察中國百年法治進展緩慢及傳統「禮治」對法治建設阻礙的現象後,對現代法治模式轉換進行了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成效,關鍵是取決於我們能否盡快地確立一種機制,以實現傳統「禮治」向現代法治模式的轉換.具體說來,應從思想觀念與法律制度兩方面入手,使執政者和全體公民真正接受現代法治的理念,養成尊重法律、自覺守法的習慣；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繼承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政治與法律文化的創新,即完備和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制度,健全法律體系、確立法律權威、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監督有效. 本文旨在說明：現代中國法治建設任重而道遠,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規律, 又要適應個性的國情差異；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經驗,又要承受傳統「禮治」 根深蒂固的影響；既要吸納外學,又不能割裂傳統.由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承認西方法治文化的價值,從中借鑒和汲取寶貴資源,作 為構築中國法治文化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應對傳統「禮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對原有的價值觀進行重塑,將其激活,更新傳統觀念,對於欠缺法治成長 的精神根基,必須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吸收西方法治精華,對中西文化進行整合, 以實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為實現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❷ 鄉土中國禮治和法治的區別

費孝通老先生的《鄉土中國》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冊，讀起來卻極有味，費老先生對鄉土中國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滿字里行間。讀罷此書，受益無窮。

不過在該書關於《禮治》這一個章節，讀了後，還有稍許不同感受。

該章節首段摘錄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其實這個對稱的說法並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來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並非沒有人的因素。

由此費老先生推論出說：

這樣說來，人治和法治有什麼區別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對面，意思應當是「不依法律的統治」了。統治如果是指社會秩序的維持，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社會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麼力量就可以維持，人和人的關系可以不根據什麼規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據法律，根據什麼呢？望文生義的說來，人治好象是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的意思。我很懷疑這種「人治」是可能發生的。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對於費老先生提出的禮治說法，我覺得頗有道理，以此來表述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也無不可。關鍵是，費老先生對於法治的理解，我認為有所偏頗了。

中國傳統社會有沒有法律？中國當代社會有沒有法律？都不能說沒有，但是中國的歷史上也好，現當代也好，能稱得上法治社會嗎？肯定不能。那麼假如承認費老先生所謂中國的傳統統治模式是禮治，那麼當代社會還是禮治可以概括么？顯然不再像費老先生所說：「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而能解釋了。

❸ 《鄉土中國》中禮治和法治的區別與聯系

禮治，被混同抄於舊禮教，在上世襲紀初倡導新文化而同舊禮教決裂時被一並拋棄，差不多已經一個世紀了。在謀求建立近代法治國家時，德治、禮治都曾被當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東西，而遭到全盤否定。

其實，這既是對德治與禮治的誤解，也是對法治的誤解。要了解禮治的當代意義，必須正確認識禮與禮治的根本性質，禮治與德治、禮治與法治的內在聯系，以及禮和禮治在維系當代各倫理性實體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倫理與道德、倫理與法理、法理與道德之間的歧義乃至沖突，現今超過以往任何時代，這就要求禮與禮治必須進行再創造。而革新及再創造，則應當從人們的生活實踐中，從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間習俗中，吸取豐富的營養。

要對現今既有的各種禮儀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和總結，在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提升，並使之更加系統化、完善化。讓禮和禮治成為現代國家德治與法治的得力輔弼，是當代中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❹ 古代的「禮治」和現代的「法治」有什麼不同

禮制是現代政治的制度，也就是制度要比法律更重要。因為法治也必須有人和制度的回保障才能實施，如答果領導者自私自利，貪贓枉法怎麼實現法治？如果制度不完善，讓邪惡的人擔任了領導有怎麼辦？這就需要規定不同的層級要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和物質要求，也就是以禮治國。

❺ 中國古代關於治國的理論有「禮治」、「德治」與「仁政」，這些與今天的「法治」是什麼關系

應該說是法治的前身吧,經過前人幾千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們才走到了法治的今天.......古人真是不容易

❻ 禮治和德治的關系

傳統禮治最大的特點是律法的道德化，或是道德化律法，是全民遵守規則，一旦違背禮法，無論王公貴戚還是平民百姓將被視無道無德。中國封建主義只存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從秦至清是王朝帝制，樓上純粹胡說

❼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法治與人治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1 根據學術界的通常觀點，最早使用"法治"一詞的是梁啟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義"和"法治主義"的概念，並用之來概括中國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自此，"法治"一詞才在中國傳播開來。
在一些中國法學家所編寫的工具書上，往往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內容：其一為中國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國家應該專用 法律 的主張，這些思想家往往認為，一個國家只要有明確而穩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動都依法而行，則國家可治；其二為西方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為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而提出的依據法律治理國家的政治主張，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頒布憲法、"三權分立"等，從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
2 這樣，我們所說的法治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含義的片語所組成，且這兩種法治的內涵、價值等諸多方面都有著較大的差異乃至是大異其趣。我們當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後一層涵義，因此，在這意義上而言，"法治"並非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土壤上產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而我國先秦所謂的法治一般被稱為"中國傳統法治"。
3 中國傳統法治思想的出現，是作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的對立物出現的。在當時諸侯紛爭、動盪不安的 時代 ，法家不承認德治、禮治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
"5 國內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中國傳統法治是相對於"禮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則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結論從這方面看也是不無道理的。
6 誠然，"人治"的定義及其與"禮治"、"德治"的關系還是學術界尚待廓清的問題。
7談到"人治"，大多數人會想起儒家的"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8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政治制度中，無論是人的因素還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為"徒法不足以治國、徒善不足以為政"。當然，我們如果把人治國家當成一種 歷史 上所存在的政體形式的話，那麼它就不是一般地強調人在治理國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具有改變或者決定國家命運的權利和作用，因此我們也不能夠以當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國家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劃分法治與人治的最根本的標志，應該是在法律與個人（或少數執政者）的意志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是法律的權威高於個人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權威高於任何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權威臣服於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歸到一個常識性的主題上來，就是要回答法大還是權大的問題。
中國 傳統法治思想，確是從實現國富民強，加強君主專制權力的基礎出發，來論證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賢"並不是對"人治"的否定，把中國傳統法治思想概括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說本質上的人治主義也是符合事實的。同時，中國的傳統法治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帶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時往往採取一種非道德的 政治 學說，把法治與價值判斷相分離。
從一定意義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發展 的過程便是民主與法治兩大觀念相輔相成不斷融合沉澱的過程。
11古希臘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含義："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奠定了西方綿延不絕的法治傳統。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法治的實施要拒絕人治，第二，法治的價值追求至善。亞里士多德通過對人性進行深入分析後，指出"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人們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 影響 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學辭典中，大多數學者對"法治"的解釋也大體圍繞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闡發。
14 英國著名法治思想家哈靈頓曾經論述到，"共和國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
15 就第二層含義而言，法治中所體現的價值追求在經歷了歷史的積淀之後現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學派所倡導的一個核心理念。

❽ 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禮治的關系是什麼

法家中的法治是主張，俢建法律，用法律統治管理百姓，儒家禮治主張用禮儀規范人的行為，看似沒有關系。實則，在封建王朝的通知中，往往禮法結合，進行通知。二者在實際應用中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❾ 傳統禮治與現代法治的本質區別33

傳統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以「禮治」維系的社會，而並非如西方社會主要依靠「法律」來治理。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矛盾，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法治模式轉換，這樣的考察和探討對於未來中國的法治建設既有其理論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本文從中國與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徵的比較研究入手，對中國傳統「禮治」與西方法治兩種政治文化觀念在歷史淵源和現實意義上的差異進行認真對比分析，並通過對中國傳統「禮治」一脈相承的反思和對西方法治的普適性價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與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現代法治理念的內在緊張與矛盾沖突，揭示了中國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礙：即傳統政治文化的「權力至上」傳統對現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則的排拒；傳統「禮治」的特殊性精神與現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則的沖突；以及傳統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與以保障人權和自由為目的的現代法治理念的沖突。這種沖突與互不相容進一步揭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大國從事法治建設，其復雜性和艱巨性也是空前的。在歷史的考察中國百年法治進展緩慢及傳統「禮治」對法治建設阻礙的現象後，對現代法治模式轉換進行了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成效，關鍵是取決於我們能否盡快地確立一種機制，以實現傳統「禮治」向現代法治模式的轉換。具體說來，應從思想觀念與法律制度兩方面入手，使執政者和全體公民真正接受現代法治的理念，養成尊重法律、自覺守法的習慣；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繼承傳統政治文化的優秀成果，實現政治與法律文化的創新，即完備和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制度，健全法律體系、確立法律權威、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監督有效。 本文旨在說明：現代中國法治建設任重而道遠，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規律， 又要適應個性的國情差異；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經驗，又要承受傳統「禮治」 根深蒂固的影響；既要吸納外學，又不能割裂傳統。由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承認西方法治文化的價值，從中借鑒和汲取寶貴資源，作 為構築中國法治文化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應對傳統「禮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對原有的價值觀進行重塑，將其激活，更新傳統觀念，對於欠缺法治成長 的精神根基，必須進行創造性的轉換，吸收西方法治精華，對中西文化進行整合， 以實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轉換，為實現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