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立法演進

『壹』 法律演進的過程

我認為就是習慣被確定-否定-再確定-否定的過程。。。

『貳』 法理學思考題：如何理解法律演進的基本規律

如果說法律演進表徵的是法律制度在從現在向過去回溯的整體上的變遷路徑與過程，那麼，「法律發展」更多的是關注法律制度在當下或者現在所發生的以及面向未來所可能發生的動態的進步過程。從長時間段來看，法律演進與發展大體上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在法律演進與發展的模式上，對應於社會發展問題上的進化論和建構論，基本上有兩種法律演進的理論模式：「進化論」強調法律的進步依賴社會自身的自發的自治力量實現法律制度演化，認為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人民群眾的呼喚和參與，是法律演進與發展的真正動力，也是避免法治文明出現逆轉的根本保證；「建構論」則更重視通過人為的理性建構實現法律制度的變遷與進步，特別贊賞在法律制度的變革中政府的主導作用。
第二，在法律演進與發展的道路上，對應於以進化論和建構論為核心的社會發展的本土化和國際化道路，法律演進也有本土化和國際化兩種道路選擇：「本土化」強調一國的法律演進或者發展應當立足於本國既有的法律文化遺產和本土資源，在自己社會的生活中發現和培育法律進步的基因，很顯然，這是一種歷時性思維；「國際化」則認為，當今的世界，經濟、科技、文化和政治領域的許多方面都明顯地呈現出國際一體化的趨勢，為了適應多元一體化的大趨勢，滿足經濟改革和科技進步的急需，任何國家都必須藉助於其他國家健全的法制和豐富的法治經驗，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本國法制落後的狀況，完成各種社會體制的法制化和社會生活法治化的進程。
第三，在法律演進與發展的動力來源上，對應於社會發展的內源型發展和外源型發展之分，法律演進與發展也有內源型和外源型之別：內源型的法律演進與發展的特點在於，法律演進與發展的基本動力是內在的，即來自國家和社會內部的需要，其對於本國和本社會而言處於主動狀態；外源型的法律演進與發展的特點在於，法律演進與發展的基本動力是外在的，即依靠外來力量（往往是外部壓力）的推動，其對於本國和本社會而言處於被動狀態。

『叄』 漢朝立法思想的演變

漢初由於戰抄亂，人口銳減，政府提倡黃老的「無為而治」不過多的去騷擾人民，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法制也教為寬松，對積蓄國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後到了漢武帝時期，大儒董仲書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採納，至此儒家在中國思想上的統治地位正式確立，但對內還是採用法家的思想的來治國，故有「外儒內法」的之說。

『肆』 法律演進和法律發展有什麼區別

法律的發展史，重點研究法律在歷史上的沿革與意識內容規范的變化，制度史則重點考究法律的程序。這么說吧，一個是實體法的歷史，一個是程序法的歷史。

『伍』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陸』 如何理解法律演進的基本規律

從世界各國法律演進的歷史過程來看，法律演進體現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規律:
（1）社會發展引導和促進法律演進，它們是決定和推動法律演進的最終力量。但法律演進與社會的整體發展又是相互適應的。一方面，法律演進由社會發展所驅動，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沒有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法律演進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另一方面，法律演進對社會發展也起著引導、保障和推動作用。
（2）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法律演進體現為法律規范、法律制度及法律適用程序與技術從簡單到復雜、從粗糙到精細、從感性到理性、從含混雜亂到明確和體系化、從單純注重法律實體內容到特別注重法律程序對於法律實體內容的優先性、從單純追求實質（實體）公正到特別追求形式（程序）公正，這樣一個長期的、緩慢的發展過程。
（3）從法律內容及其價值蘊涵來看，法律演進體現為從特別注重法律義務附加的優先性到在價值蘊涵上以法律權利優先的法律權利義務的平衡配置，即法律演進在內容上體現為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的價值觀念與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的轉型過程。
（4）法律在演進過程中，其根本的動力的確在於一個社會內部需求的增長、進化和發展，但也離不開外部環境因素的推動。法律演進既有社會自然進化的成分，又有社會理性建構的成分;既有本土化的內容，又有國際化的影響。
（5）在形式上，法律演進體現為獨立法律體系從自我確證的封閉式發展到互有差異的多元法律體系彼此交流與融合的開放式演進、發展過程。
（6）在具體途徑上，法律演進體現為對於歷時性的由本國歷史形成的法律傳統的自覺與不自覺的繼承、對於共時性的其他國家和社會現存法律的借鑒或者移植以及立足於本國或本社會的現實需求的法律制度的創新或改革。
（7）在法律演進的推動力方面，宗教是一個絕對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在任何一個社會，宗教一一不僅僅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世界性的大宗教，而且還有那些在某一個社會甚至該社會的小同區域具有影響的各種小的宗教或者宗教派別一一對於法律演進既具有宏觀的又具有微觀的、既具有明顯的又具有潛在的、既具有消極的又具有積極的重要影響。

『柒』 如何理解法律演進的基本規律

法律演進和發展是緊密關聯的，理由如下
一、法律演進的內涵

某一個國家或社內會之中的法律制度在整體容上從落後狀態向先進狀態的不間斷但卻是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或者進步過程。

二、法律演進與法律發展

一定意義上，是個可以通用的等值概念。前者強調法律的長時段的既存變化，後者強調法律的現實變化尤其是法律觀念的變化所引導的法律制度的進步。
三、法律演進與發展的基本規律

1.社會發展是最終決定和推動法律的演進與發展的力量

2.社會內部需求的增長、進化和發展是法律演進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同時也離不開外部環境因素。

3.從技術角度看，由簡到繁、由感性到理性等

4.從法律內容及價值看，體現「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

5.從姿態看，從自我封閉到開放

6.從具體途徑上，有自我繼承、借鑒移植與改革創新

『捌』 請分析奴隸制時期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演變

我國奴隸制時期，立法指導經歷了由「恭行天命」的神權思想向「明德慎罰」思想轉變的過程。

夏朝、商朝統治者立法指導思想都是神權思想，這種神權思想包括上帝神和祖先神，把一切活動，包括他們運用法律的活動，都說成是上帝和鬼神的力量。這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密切的關系的。夏商時期，剛剛從生產力十分低下的原始氏族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人們對許多自然現象無法解釋，由於愚昧無知而產生的對原始圖騰和祖先神崇拜的習俗。統治者正是利用人們的無知，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從而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宗教迷信的色彩。我們從夏王、商王發布的有法律效力的命、誥、誓中，可以看到通篇都是神權的影子：

夏後啟准備討伐有扈氏時，曾在「甘」發布戰爭動員令《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命。」

《尚書•湯誓》曾記載商湯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導予一人，致天之罰。」

《盤庚上》：「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盤庚中》：「致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到了周朝，統治者感到光靠神權已不能維持其統治，看到所謂「恭行天罰」，一味鎮壓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周統治者提出了「德」的觀念，說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失德」；周朝之所以滅商，是因為「有德」，所以只有「敬德」，才能「祈求永命」。後人把這種思想歸納為「以德配天」和「以德保民」。西周統治者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在刑事立法方面提出「明德慎罰」的指導思想。

所謂「明德」，就是尚德，提倡德政，對犯罪者施以寬緩的政策；所謂「慎罰」，就是對刑罰的適用，採取審慎的政策。西周統治者這一立法指導思想，是對夏商朝教訓的總結，因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的立法活動與司法實踐，對鞏固當時的周政權和發展社會經濟，都曾起著積極的作用。

隨著立法指導思想的變化，在立法和司法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如周朝在立法上，制定了幾條對後世有影響的定罪量刑原則：

1、耄悼之年有罪不加刑。就是根據犯罪主體的行為能力，有區別的加以定罪量刑，對維護西周奴隸主階級專政，是起著積極作用，在我國法制史上也是應予肯定的。

2、區分眚、非眚，非終、惟終。就是要區分故意或過失、偶犯或慣犯，就是要在定罪量刑時要考慮犯罪者的主觀狀態，這在中國法制史上也有進步意義。

3、「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即凡斷獄，要考慮犯罪者罪行的嚴重程度，謹慎測度罪人的動機，以區別量刑的輕重。這是從主觀動機的善惡，對社會危害的大小，來考慮量刑的輕重。

4、罪疑從赦。就是「附從輕，赦從重」附，施也，指施刑之時，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施以輕刑，這就是所謂的「罪疑惟輕」。赦從重，是指所犯之罪由故意入重罪，故赦時，可從重罪之上而赦之。

其次，「刑名從商」開始向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方向發展。如周朝在流刑、徒刑、贖刑上，比夏朝和商朝定的更為具體。特別是在徒刑上，對犯人「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就是要犯人從事生產勞動，從而達到「收教」目的。對能改者期滿釋放。這是我國有期徒刑的開端。到了春秋中葉後，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各諸侯國更是公布了一系列的成文法鼎。這個變革是從鄭國子產「鑄刑於鼎，以為國之常法」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典開始的。

另外，周公制《周禮》，作為鞏固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禮的內容非常龐雜，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婚姻家庭、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其中不少具有法律規范性。這也是周朝「以德配天」思想下的一種立法形式。

在司法實踐上，隨著立法思想的變化，西周的審判機關比夏、商更加完備。在中央和各諸侯國以及地方的鄉、遂都設有司法審判機關。審理時，「聽獄之兩辭」，「以五聲聽獄訟」，後者是最早對犯罪心理分析的嘗試，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所採用。所謂「五聽」，一是辭聽，聽當事人的陳述，如果理屈則言語錯亂；二是色聽，觀察當事人的表情，如果沒有理，就會緊張得喘息；三是氣聽，即聽當事人陳述時的呼吸，如果他沒有理，就會緊張得喘息；四是耳聽，即審查當事人的聽覺反應，如果沒有理，就會聽不清法官的話；五是目聽，如果沒有理，眼睛就會失神，或渾濁不清。

周朝的法律一直被各諸侯國沿用到春秋前期，之後，由於私田等的出現，也就是上述提到的制定並公布成文法典的春秋中葉後的奴隸制末期，因為經濟基礎的變革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各國的立法指導思想轉到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上，開始限制奴隸主的特權，這標致著奴隸制開始瓦解，封建生產關系開始發展了，立法活動逐漸轉到指定封建製法律制度上去了。

『玖』 論述中國國際私法四十年立法理念是如何演進的。

中國國際私法四十年立法理念是如何演進的。(回答要點。對照《法律適用法》條文,參見延伸閱讀:法學丨劉曉紅 中國國際私法立法四十年:制度、理念...

『拾』 簡述漢朝立法思想的演進過程

漢初由於戰亂,人口復銳減,政府提倡黃老制的「無為而治」不過多的去騷擾人民,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法制也教為寬松,對積蓄國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後到了漢武帝時期,大儒董仲書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採納,至此儒家在中國思想上的統治地位正式確立,但對內還是採用法家的思想的來治國,故有「外儒內法」的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