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國測

『壹』 以法治國基本國策，有什麼 特點

1、全局性

全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應該由法法律調整的都要實現法制化，都要依法治理：這一方針應成為執政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廣大公民的共同行為准則。那種認為法治主要是「治民」而不是「治官」的觀點是

首都群眾慶祝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誕生[16]

不正確的。法治有古代法治與現代法治之分。

古代法治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總是代表著先進的階級、階層以及開明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利益和願望，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但當時的統治者往往把法律當做治民的工具。

現代法治與此則有很大不同。老百姓的行為雖然也要受法律的約束，但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治官，這是由民主政治代替了專制政治所決定的。憲法出現在近代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憲法的內容很多，但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權利，使其不受侵犯；二是設定和約束國家的權力，使其不被濫用。同時，那種認為法治只是一項具體工作而不是一項影響和決定全局的方針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方針和政策，其中有四項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深遠戰略意義，即：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整體性

依法治國是一項從中央到地方，從地區到行業，從立法到執法、司法、護法、守法、學法的系統工程。應上下呼應，左右協調，前後銜接。那種認為依法治國只是中央的事情，「依法治省」、「依法治村」、「依法治水」等等提法不科學、措施無意義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實行依法治國，首先是中央的事情，首先要從中央機關及其領導成員做起；制度改革首先要從中央一級的層次上實施，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實行這一治國方略成敗的關鍵也在中央一級。不強調這一點也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不應低估從1985年開始的、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和深入開展的「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意義。依法治理包括區域治理（省、自治區、直轄市、地級市、縣）、行業治理和基層治理，內容涉及立法（還有行業與基層的建章立制）、執法、司法、護法（法律監督）、普法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方面，是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已經超越「學法必須用法」的視角和把依法治理僅僅當做普法的一個環節的眼界，發展成為一個把依法治國方針和措施從中央推向各級地方、各行各業和所有基層單位的宏偉局面。[17]

3、目的性

戰略目標是相對於策略手段而言的。法治國家作為現代一種最進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目標模式，其基本標志和要求是豐富的、具體的、確定的、可預測的。它不應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法治國家」概念，在以往黨和政府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從未出現過，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當然，學者早已提出過）。我們強調狹義上「依法治國」是方針，「法治國家」是目標，主要意義是說明「法治國家」有其具體的豐富的內涵，是一種國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類型與模式，它應具有一系列現代法治原則，不應簡單地將它理解為只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它應有中國的一定特色，又必然具備現代法治國家的各種共同特徵；它應有自身的性質和客觀規律可循，又可以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創新。研究、發展、設計和明確其基本標志及具體內容，以作為前進的目標、努力的方向和行動的向導，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4、長期性

法治國家的建成同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同步的。法的內容與形式，法律制度的模式選擇及其實現，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與發展，而必然受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具體條件的影響與制約。同時，人們認識的提高和經驗的積累也須要有一個過程。特別是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復雜，歷史包袱沉重。因此，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使其達到理想的境界，在我國大約還需要三十年以至五十年左右的時間。這一長期性決定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歷史性進程具有漸進性、持續性和階段性的特點。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不顧主客觀條件而操之過急，也不能不去做那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停步不前。如何實現在觀念更新尤其是制度變革上的持續性，以始終保持這一歷史性進程的發展勢頭；如何在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選擇某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影響和推動全局的進展，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貳』 法治中國進行式論文1500字

2011年7月2日下午，由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復旦大學國家建設研究中心主辦，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高研院）承辦的「中國未來十年的政治、政府與法治建設」 學術沙龍在高研院通業大講堂舉行。

此次學術沙龍由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長鄧正來教授主持，復旦大學國家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任遠教授及來自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經濟學院、高研院等單位的20餘位學者參加了此次學術沙龍。

本次學術沙龍共分兩個單元進行。在第一單元，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郭定平教授、唐亞林教授，高研院專職研究人員劉清平教授、顧肅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范麗珠教授，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高研院專職研究人員陳潤華博士分別作了題為「預算民主與未來我國法治民主建設的邏輯起點」、「未來十年中國政治發展亟待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技術治理與制度優化：當代中國公共行政的變革之道」、「也談正義的重要性」、「中國未來十年民主政治建設展望與設想」、「 社會變遷、社會失序與宗教道德的認識」、「 關於提升我國政府未來10年對歐工作強度和效率的思考和建議」、「上與下：損益之道」的發言。

在發言中，韋森教授主要就將「預算民主」作為我國未來十年民主法治建設之邏輯起點的思想進行了闡述；郭定平教授主要就未來十年國家建設與民主發展的關系進行了論述，並就激活人大、做實人大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唐亞林教授主要就當前政治條件下通過技術治理和制度優化促進公共行政改革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劉清平教授提出了「正義是硬底線」的觀點，並闡述了通過人權保障和民主監督促進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思想；顧肅教授主要就通過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促進民主政治建設的思想進行了討論；范麗珠教授主要就當前中國的社會變遷帶來的社會失序、精神危機等問題進行了論述；丁純教授主要就未來十年歐洲整個經濟社會局勢、中歐關系未來走勢等問題進行了闡述；陳潤華博士則主要結合中國古典思想對知識分子的審慎精神進行了呼籲，並基於社會結構對政治治理的損益之道進行了闡述。

在討論環節，郭定平教授就顧肅教授通過黨內民主實現政治民主的思想進行了商榷；唐亞林教授就基層民主問題進行了補充性闡釋；吳冠軍博士就範麗珠教授所討論的失序進行了進一步的釐清，並提醒大家注意區分「正確」（正義）與「正常」；孫國東博士提醒大家注意討論此類社會實踐問題時的身份和立場，並就劉清平教授「正義是硬底線」的觀點是否低估了「正義」的價值提出了質疑。

在第二單元，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鄧安慶教授，陳周旺副教授、陳玉剛教授、敬乂嘉教授，高研院專職研究人員吳冠軍博士、孫國東博士、林曦博士分別作了題為「社會建設與政治發展」、「治安體制變革與國家建設」、「全球化對中國未來十年政治發展的挑戰」、 「從行政國家到協作國家」、「 中國社會的『理想圖景』」、「 社會保障與法治中國道路論」、「 中國未來十年法治建設：中國法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發言。

在發言中，鄧安慶教授主要就學者的角色、社會建設與政治發展的關系等進行了闡述；陳周旺副教授主要就中國治安體制的變化及其與國家建設的關系進行了論述；陳玉剛教授主要闡述了在全球化帶來的思潮的挑戰、風險的挑戰、治理的挑戰、結構性挑戰等背景下如何進行制度創新的問題；敬乂嘉副教授主要就以「協作國家」理念促進中國政治建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吳冠軍博士主要就知識分子對理念的塑造作用進行了論述；孫國東博士主要就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確保公民人格平等、進而促進規則意識和法治中國之形成的思想進行了闡述；林曦博士主要就規則至上的限度及中國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進行了論述。

在討論環節，任遠教授主要就改革的目標和動力問題進行了闡述；劉清平教授主要就正義作為底線的思想進行了補充性說明；陳潤華博士就「自由」、「民主」等西方詞彙與生活世界的隔膜提出了質疑。

最後，鄧正來教授對大會進行了學術總結。針對與會學者的發言，他主要強調了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人文社會科學不應高估預測的職能，而首先要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和自覺。第二，知識分子可以和民眾一樣討論中國社會實踐的熱點問題和重大問題，但關鍵是討論的方式必須是學術的。第三，對法治、民主等所謂現代性價值的討論必須對其前提性問題進行批判和反思，而這就是中國自身的歷史性和文化性所建構的意義結構，進而結合中國語境展開深入的討論。此外，鄧教授還進一步揭示了關於國家建設的討論之所以開啟的背景，並就今後討論的方向進行了學術定位。就前者而言，他認為，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構成了我們討論的主要背景；就後者而言，他強調，在討論中國未來十年政治、政府和法治建設的問題上，如何打開懸置的意識形態爭論、如何真正開啟新一輪的關於「中國向何處去」或「成為什麼樣的中國人」的討論、如何開啟關乎中國未來整體發展方向的「中國理想圖景」的大討論，應當是中國未來十年國家建設的首要核心問題。

來源於：論文發表 http://www.126lunwen.com

『叄』 法治的構成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是國家在建設法治國家過程中應該尊崇的基本制度。我們可以用制度構建的四個原則予以說明。

第一個原則，是一切公共權力都來源於法律，並且最終都受制於法律，沒有法律授權的公共權力不得行使。這是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這個制度原則，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國提供給世界的寶貴經驗。英國的法治是從剝奪王權開始的，王權最終被法律全部剝奪了，甚至它的王位繼承也需要按法律來進行的時候，王權就變成了一個社會象徵，就變成了一個國家的符號。

當年，約翰國王帶兵打仗失敗了，貴族們於是開會拒絕國王回國。國王不得不尋求妥協，滿足貴族的要求，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貴族們開出了一系列條件。比如有這樣的條件，「如果你今後要對我們增加賦稅，必須通過由我們組成的評議會的允許」，「你要我們服兵役，也必須經過我們評議會的同意」，「通過依法審判，才能剝奪我們的財產，限制我們的自由」，這個評議會就是英國議會的起源，也是世界議會的起源。今天，所有國家在向公民增加義務的時候應當經過議會，已經成為一條憲法原則。國王答應的這些條款概括起來被稱作「自由大憲章」。在這個大憲章產生之前，總是法律服從國王；這個大憲章簽訂以後，人類第一次看到國王開始服從法律。它給人們提供的經驗是，法治開始於對公共權力的限制，什麼時候法律把公共權力束縛住了，什麼時候法治就基本實現了，只要還有一個公共權力不受限制，可以超過法律，這個地方便沒有法治。

第二個原則，國家責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論，總以行政權為防範對象，其實，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樣可能侵害公民的權利。因此，任何公共權力的行使都要附帶責任，這個責任最終都要轉化為法律上的責任。只要啟動了權力，就應預設責任於其行使之後，以避免傷害人權。

第三個原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把它概括為「法治的真諦是人權」。這是實體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間的本質區別。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辦事、依法行政，實體法治則是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最終保障人權。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經驗，就是把人的權利宣告出來。宣告公民權利的意義在於，每宣告公民一項權利，就給國家權力劃了一個界限，所以宣告權利不是可有可無的。

2004年我國憲法修改的時候，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關於尊重和保障的含義，我認為，尊重對應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這個領域里，要求國家盡最大的努力來約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當中，讓公民最大限度地實現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簡稱為國家在這個領域里要不作為，一旦作為就是侵權。在這個領域，國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實現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國家權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為公民權利的實現去創造條件，所以這個領域對應的是公民的權利，每一個權利的實現都需要國家去提供條件，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說社會權、勞動權、就業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這些權利的實現依賴於公權力的保障和積極作為。我們可以從我國義務教育法的修訂看到這一原則的影子。從過去的全民辦義務教育，到今天由國家來辦義務教育，從過去的收費的義務教育，到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的義務教育，都可以看到國家義務的變化。受教育權就是需要國家提供保障，這就叫保障人權。

第四個原則，公民義務的法定化。這也被稱作「公民法外無義務」。就是說，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內的義務，任何對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義務，公民都有權拒絕。大家常講的社會「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其實質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規定之外的義務。中國還有一個有趣的「袖標」現象，除了戴黑袖標的，戴個其他顏色的袖標到街上都可以罰款，袖標的後邊其實隱藏著一個公共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讓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義務，屬於變相剝奪群眾的財產權，是法治國家所反對的。

上述四個基本制度原則，前兩個是約束公權，後兩個就是保障私權，這就是法治國家的實體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實體要件的表現方式，即實現實體要件的技術條件。僅有理想的法治實體內容，而缺乏適合於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實體要件與形式要件的統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國家法制的統一性。

這一項實際上是對立法提出來的要求，法律的內部不能有沖突，立法的科學化、立法的一體化、立法的價值化都要在這里得到體現。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須服從上位的法，法規以外的東西要服從法規。比如，部門的規章要服從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國務院的行政法規要服從法律，法律要服從全國人大制訂的基本法，行政法規法律和基本法最終都服從憲法，形成這樣一個效力體系，這是一個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並且對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務員隊伍。

執法者一定要懂法，養成對法律的信仰，執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別人危險，自己也危險。我國制定的《公務員法》，有這樣一條，當公務員認為上級的決定和命令有違法律時，可以要求上級糾正，這就是現在媒體炒作的下級可以對上級說「不」。這是媒體上的一個說法，是不準確的。這個條款的准確含義，是下級公務員對上級公務員不符合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級收回，而不是說「不」。這是法律賦予下級公務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如果上級公務員不收回，那麼執行了以後，由上級公務員承擔法律後果，這便賦予了下級公務員一個免責權。所以，這里是兩項權利，一項是建議權，另一項是免責權。下面一個條款更重要，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執行之後不得免責。也就是說，下級公務員要求上級公務員收回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但是上級沒有收回還是要求下級執行，此時，如果下級公務員執行的話，他就要和上級一起負責。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有一種權利，我把這種權利叫做抗命權，其實質就是法律允許公務員對嚴重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進行抗命。所以，在解釋這個條款的時候，我的理解是，下級服從上級是公務員的基本義務，但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向法律負責是公務員首要的義務。

第三，要有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賦予法院以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的權威地位。

法學家們常常把國家權力析分為司法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這三個權力的區別在哪裡?我認為，立法權是一個議決式的權力，它一定是集體行使的並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權追求高度統一，是用命令和服從的方式而展示出來的以效率為特徵的權力。與這兩種權力相比，司法權有自己的特性。具體來說：第一個特性，是被動性。司法權是被動行使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行政權和司法權正好相反，行政權一定要主動行使，行政權一旦被動的話，行政領域就可能被別人侵害；但是司法權不允許主動行使。因此，所謂的「上門服務」、「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於司法權的性質，都是司法權濫用的表現。第二個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權是最嚴格的程序主義的權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這一點又可以把司法權和行政權區別開來，盡管我們在一些領域里要求行政權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權的自由裁量。司法權不允許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邏輯起點，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體現，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法官要「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這是一條程序公正的原則，如果法官不能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當事人就感覺失掉了公正。第三個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權要始終代表著公共利益，要始終代表群體利益，代表社會利益。司法權則是中立性的權力，它不能站在一個利益的立場上去代表誰，它必須是中立的。它要中立於兩個當事人之間，甚至它要中立於政府和公民之間。所以我說，研究政治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經濟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效率和統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學的意義則在於改善對正義的管理，正義就是體現在它的中立上。法官與訴訟雙方的關系就像一個等腰三角形，司法權是頂角，兩個當事人是兩個底角，法官與兩個當事人之間的距離必須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個特性，司法權是只接受監督而不接受指揮和命令的權力。這一點它和行政權正好區別，行政權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它一定有一個指揮和命令它的權力存在。但是司法權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在司法權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上級，就是法律。所以，基層法院的判決和最高法院的判決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為他們背後的法律是同一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法官無上級。所以，對司法權要加強監督，但是要避免對司法權的指揮和命令。最後一個，司法權是終極性的權力。行政權的判斷不是終極判斷，只有當這個判斷最後到達司法權面前並得到司法權的支持時，這個判斷才可以稱作終極判斷，所以，司法的判斷是國家的終極判斷。

『肆』 國家工作人員做那個法製法制網的那個考試評測成績有沒有限制

國家工作人員做那個法製法制網的那個考試測評成績應該是沒有限制的

『伍』 淺談什麼是法治國家論文

法治國家：就是以法律來管理國家，一個國家能真正做到法治就是有公平，公正，公開的獨立司法機構。

『陸』 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年遠景目標，明確指出，到下世紀初要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乾重要問題的決議》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社會理想。1999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對1982年憲法進行了修改，將法治與法治國家予以了憲法確認。法治的目標意義更加突出，而且成為了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不久後，這一目標又被寫進我國的憲法，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轉變為國家的政治目標。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任務和原則，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實行依法治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代表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的。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第二，實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並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的調動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落後的狀況。第三，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第四，實行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柒』 什麼是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的關鍵和重點

依法治國是法制國家、法制社會、法制建設的關鍵和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