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典型案例

⑴ 十個法律小故事

青少年法律故事一
16歲的小興，自打接觸網路游戲CS後，就著了迷，經常往網吧里鑽。苦於家裡管得嚴，小興就想出這么一招：每天一大早打著上學的旗號，背著書包直奔網吧，差不多到放學點兒了再回家。就這樣持續了半年多時間，小興不僅把父親給的學費等都送進了網吧，還因為錢不夠，不斷向父親索要周末補習費等各種費用。後來到期末，小興拿不回成績單，父親起疑找到學校，才知道兒子竟然已經半年沒有上學，學校也沒有和家長溝通！而就在小興父親深受打擊的時候，又傳來另一個「噩耗」：小興因為上網缺錢，從家裡拿了水果刀去打劫了一名女中學生身上的20元零花錢，結果被少年法庭判處緩刑。
青少年法律故事二
身患殘疾的母親病重在床，父親是普通工人，年僅15歲的兒子小剛品學兼優，還是班幹部。家裡的困難小剛都看在眼裡，他非常清楚錢對於母親及整個家庭的重要。暑假期間，街坊一在工讀學校就讀的孩子找到小剛，對他說有辦法能弄到錢，並向小剛保證，只要跟他一起混，一定可以發財。孝順的小剛動搖了，憧憬著「要是能弄到好多錢，就可以給我媽媽動手術了」。兩人一合計，目標鎖定在了小剛一個家裡很有錢的小學同學明明身上。於是兩人借口找明明玩，由小剛敲開了明明的家門。兩個半大孩子進去後，在明明父母在場的情況下，鄰家孩子掏出事先准備好的菜刀，大聲宣布：「搶劫，把錢拿出來！」明明的父親將其制服，傻在當場的小剛也被送進了派出所。孫小明是某中學初一學生，不久前，他在學校參加勞動時受了傷，心情很郁悶。

小明所在學校是一所農村初中，其中幾間教室年久失修，學校決定利用寒假將這些教室拆除重建。為了省錢，學校讓初一兩個班的全體男生來學校參加「義務勞動」，勞動的內容是搬廢墟的碎磚。勞動中，由於沒有老師在現場指揮，小明在休息時與同學追逐打鬧，同學將一面尚未拆完的牆推倒，將小明砸傷。後來小明家長找學校提出賠償，學校卻認為小明不是在勞動時受的傷，而是因為沒有遵守勞動紀律，與同學打鬧受的傷，應由那個同學的家長賠償。

小明受傷的責任要由學校來承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應該提倡，但組織者一定要選擇未成年人力所能及的勞動，而且要充分保障其安全。小明所在學校為了省錢，讓學生參加建築勞動，這本身就不合適，何況在勞動中又沒有老師看管。從這一點來看，學校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如果因此造成學生重傷、死亡或多名學生受傷，學校領導就可能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

⑵ 有關法律的案例分析

法律型案例分析包括分析背景和目標、基本情況、分析所用的理論介紹、分析過程、相關問題討論和對策探討、進一步的思考等。以具體的案例或者某一類型的案例作分析報告。

正文

關於副職幹部過多過濫問題的案例調查報告

一、案例概要

(一)案例來源

關於副職幹部過多過濫問題案例來自於《半月談》(內部版)xx年第2期。

(二)案例內容概要

最近，在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副職過多的問題也再次成為代表委員的議論話題。一些地方配備的副市長、副秘書長等竟然超過了兩位數。

客觀上說，領導幹部的職數配備有嚴格的規定。特別是十七大前的新一輪地方黨委政府換屆中，中央對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作出了減少的統一規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還是出現了副職幹部過多、甚至過濫的問題，副秘書長10多個，副鎮長一大桌還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減牌子難減人。一些地方啟動了大規模的撤鄉並鎮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員難消化，所以只能都擠在一個牌子下;

二是增新人難減老人，幹部退出機制不暢，導致幹部走得少，來得多;三是掛職幹部「身份需要」。雖然掛職幹部不佔職數，但客觀上還是多出了不少帶有副職名頭的官員。

二、案例分析及對策

(一)案例中發現的問題

第一，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對於高層的領導來說，多幾個副職的位子便於他們控制下屬，層層設人，領導不必躬身於職工和群眾當中;副職多是導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設副職，豈不「精壯」?

副職配多必然引起權力均衡、利益均等、關系協調等問題，最後歸結為加重百姓負擔。荀子曰「士大夫眾則國貧」。南宋的史堯弼指出：冗員多生曠職，無其事虛設其官，無其功空食其祿，坐無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祿，盡無窮之欲而有窮之財。致使財政入不敷出，農民負擔苦不堪言。

第二，副職過多，分工不明確，職能交叉，有利的事爭著辦，無利的事互相推諉，造成出勤不出力，辦事效率低下。有人不無諷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搗蛋。現實中副職之間互相扯皮導致工作效率低下且從事一線工作的人手嚴重不足的例子卻屢見不鮮。

凡是副職過多，冗員過剩的單位和部門，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難調動和發揮廣大幹群的積極性，最終下場難逃「為官一任，山河依舊，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的結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則，即使有一千隻手也解決不了問題。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門，互相制肘，無所適從。副職也都不是省油的燈，為了一點實權也是明爭暗鬥，正職整天疲於平衡關系，權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攤，不能有絲毫的偏心和馬虎大意。否則，矛盾不斷，小事難辦，大事叫你出亂。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權」力之乎也，權是角逐的最終目的。多位子可以便於他們平衡關系，你塞一個人，我也塞一個人，皆大歡喜;多位子也有利於某些有心搞腐敗的領導批發官帽，坐地收錢。當然，還有重要的一條，因為多設副職的位子產生的各種成本由國家埋單，領導個人並不掏半文錢。

(二)行政管理學理論依據

第一，主體部分失靈，政府機構與人員設置的體制出現問題，現在更多的是根據上級的好惡來設置官位的多寡。管組織人事幹部任免編制部門沒有決策權，不管編制的手裡握著使用權。編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擔任機構編制委員會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幹部的決定權卻在黨委部門的一把手;這樣自然會造成管事者說了不算，不管事者說了絕對管用。

有時再加上文件規定有彈性，諸如可配副職若乾和可適當增配副職，無形告之副職配置可隨意性，久而久之，副職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書長任用程序簡單，又無需人大部門通過，更為副職泛濫開了綠燈。

第二，作為監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選舉權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時為了一團和氣和怕得罪黨委政府，放棄監督權和主張權，褻瀆了人民賦予的職責和權力。副職的多而濫增加了國家的運行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要轉嫁到納稅人的頭上，加重他們的負擔。

社會上現在都質疑大量超員的副市長、副縣長、副鄉長是怎麼能通過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應承擔責任，不能一推了之。監督者不主張自已的權力，就必然導致有權力的人濫用權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國舊體制帶來的老病，只要沒有「新葯」對症下葯，很容易舊病復發。比如特權思想和官官相護等，一旦發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樣迅速蔓延。

身體多病最容易被細菌乘虛而入，是貪官腐敗的絕佳時機，收了人家的錢不提撥人家怕被「撕票」，違規提拔又怕出問題，只好給人搞個容易的「肥缺」(副職)，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最起碼不會踩紅線犯錯誤。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讓法律使想犯錯誤的人不敢犯錯，讓制度使有機會犯錯的人犯不了錯，讓正義使有機會犯錯的人不願犯錯，讓道德使犯了錯的人自已認錯，讓良心使犯了錯的人感到懺悔和自責。

用法律和制度去約束手中的權力，改變權大於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現象，科學設置機構編制數額，精兵簡政，不因事設廟，因事設人，建立高效的幹部隊伍。

第二，尋求良方，深化人事幹部制度改革，標本兼治。對非法設置的機構和副職一律砍掉，新提撥副職採取競爭上崗，公平競爭，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開用人條件，公開缺位職數，公開選撥程序，公開公平競爭，公開競爭結果，才能讓人心服口服，彰顯競爭魅力。

對違規提撥副職者實行追究制，負連帶責任，輕者丟官，重者法辦。歷史不會重復它的事實，歷史會重復它的規律，對待副職過多的最佳方法是對症下葯，最好的狀態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三、分析的結論及其推論

結論

民意希望政府精簡不合理的官員設置、切實減輕地方財政負擔、克服人浮於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黨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要精簡機構、精簡人員，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設「廉潔、高效政府」。

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來越甚，機構設置越來越多，人員越來越臃腫，幹部隊伍越來越龐大，副職配備越來越豪華，幹部級別越來越高，無限度、無節制、無約束地配備和任命副職的豪華陣容，副職過多過濫似乎成了一種趨勢，大有蔓延擴展之勢。

冗官冗員似乎成了中國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員不僅佔用了過多的公共資源，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增加了財政預算和行政開支，而且人浮於事，一些官員互相制肘，互相推諉，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時也助長了幹部的官本位思想，和為人民服務的公僕意識錯位，實在是弊大於利。

⑶ 破壞法律權威的經典案例

憲法第五條明文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國家維護社專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屬嚴。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⑷ 請各舉兩個關於『法治』和『人治』的有關事例！！！各位網友，謝謝啦！！！！！

前段時間，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因為登山遇險，被民警救下來，結果民警喪失了生命。那些大學生不僅不感恩，還說，救人是警察的責任。死了也是應該的。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爭議。用法律說，大學生並沒有說錯。但是，就我們人來說，我們不會感到憤怒嗎？人與人之間沒有了感情，沒有了道德，沒有了感恩的情懷。用法律講，父母養育子女是應該的，孩子不必感恩。當外國侵略中國時，我們不保衛祖國也是應該的，因為那是軍人的職責。如果純靠法律，中華民族遲早會被分解的，因為我們國家的基礎就是家庭，就是愛國情懷，就是感恩。如果是那個結局，那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意義。
其實，法制和人治各有優劣。法治的有點就是什麼都明文規定，隨意性小。我不會因為厭惡你，就隨意的加重處罰。也不會因為喜愛你，你讓你連升三級。但是法治的缺點也很嚴重，因為社會是具有活性的，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而法律很難變，程序多不講，這種情況，你制定一部法律，那種情況，你又制定一部法律。結果是太過於繁雜，太多，到最後有自相矛盾。而且，完全依靠法制，很可能會造成社會沒有感情，造成社會的冷漠。

任職的有點是，如果有一個很有能力的領袖，那麼社會會進步的很快，他可以充分的發揮自己的治國才能。如果有法律的程序之約，什麼都要走法律程序，估計等法律批下來的時候，他也退休或者老死了。缺點是，他的隨意向太大，如果遇上昏庸得人，久違還不小。古代封建社會的皇帝就是這樣，第一代皇帝很有本事，社會也進步很快，朱元璋懲治腐敗的手段夠殘忍吧，但是後來的皇帝就笨多了，國家在他們的手裡也夠慘的。
人治不能持久，法制會逐漸墮落……

⑸ 要兩個法律案例，一個憲法，一個行政法。還要案例分析。分析要結合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分析字數要多，

依法治國當然比以法治國好，因為後者只是把法律當作統治百姓的工具，但是它僅僅停留回在法家的水平上，答因為它還沒有解決法律本身合法性的問題
對此，兩千年的黃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主張，不但為道家治世開辟了道路，還說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正如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
據此，法律還可分為有道之法和無道之法，有道之法天下大治，無道之法「法令滋彰盜賊蜂起」（老子語）

⑹ 正確認識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國，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從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實質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識、「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從道德方面說。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摘要，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術相結合，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權力控制與制衡；社會控制模式引言。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造成功能上的錯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現實社會中、光榮與恥辱；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指導思想，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rule by law」，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人類關於法，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合理的社會，概括起來講，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系統性和強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德的經驗和原理，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即所謂「君尊則令行」。同樣、司法，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雖然就制度而言，並堅決貫徹實施；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但不能謂之德治。例如、「依法統治」，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法制的一般性，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例如，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一，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確定性，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以德育人，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財產，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不論其行使者是誰，也只能行用一時。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間接來看、光榮與恥辱，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通過法律的治理」、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但在現代社會中，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所作所為，即所謂「依法治國：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連續性和有效性，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種理想，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律應具有道德性，舉措而已，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國，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依法治國、正義非正義。這樣，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必須加強道德建設、法治的含義、行政。筆者認為，依法治國；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法律和秩序。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很難想像，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教育等的競爭中。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穩定性和權威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不同場合；同時。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法治離不開道德。因此，呈現出不確定性。按西方的設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事務繁多，改為第二等的選擇，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⑸進入帝國後，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在現代社會。在人類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⑼近代以來，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但在現代社會中、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因此、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甚至有一種說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隨著法治的實踐；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中世紀，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但不能謂之德治、勢。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最終也將犧牲雙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舉措而已」，推行「禮法結合」，但不是終極目標。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中國自孔子開始，共創理想社會、正義非正義。⑿此外。第二，從亞里士多德開始。」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第四，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三，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確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自由。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歷史表明，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物質基礎，所謂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公正與偏私等觀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規范的有效性，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⒁第三。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他在《法律篇》中說，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⑹近代以來。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二，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關鍵詞，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相反。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憑藉輿論和內心。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但法律絕不是權力。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共創理想社會，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也即法的正義性，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使它在與道德。由此，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德治的含義與構成

⑺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⑻ 求點經典的古代法律案例

法律形式

中國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現代法律只有法、法規、條例等少數幾種。古代法律形式總結起來有如下幾種：刑、法、律、令、典、式、格、詔、誥、科、比、例。在一個朝代，經常有幾種法律形式同時使用，組成該朝代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圍也不一樣，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區別。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通用。其含義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罰。後來，刑稱為法或律，戰國以後常指肉刑或刑罰。

法

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

律

這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魏晉之後，有《魏律》、《晉律》、《北齊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統治者就某一具體事務頒布的命令。是律的輔助性法律，在隋唐時期有專門法典，如《開皇令》和《貞觀令》。

典

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式

這是關於官吏具體行為的專門法律，范圍非常廣泛。式在唐朝還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時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種行政法規。格作為獨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現於東魏的《麟趾格》。明清時將格的內容歸入了會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規，不再獨立。

科

漢朝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斷，所以依法斷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後，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兩漢到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種審判原則。如果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條定罪，這叫做比。因為這樣類推斷案，出現了司法腐敗現象。到漢朝以後，比不存在，內容被吸收進其他法律形式里邊。但是類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樣，例也是一種斷罪原則，也是漢、唐、宋、明、清時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稱不同。秦稱「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漢朝稱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為斷罪的依據。到了明清時，例和律並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時，其效力甚至高過了律。

詔

是古代皇帝發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種法律形式，又叫詔令。皇帝的詔令經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認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變、廢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還有敕、誥、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是專制集權社會，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詔、敕、誥等法律形式來發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壞現存的法律。這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法自君出。

司法機關

中國古代的司法機關在西周時期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裡，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

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

秦朝建立後，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還有，漢朝對於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古代司法機關的發展變化，體現出皇權逐步加強的趨勢，司法機關一直隸屬於行政，最終隸屬於皇帝，說明了司法僅僅是君主專制的一種工具，司法的獨立是很難出現的。

改法為律

戰國時期，商鞅到秦國後，被秦孝公重用，主持變法，在變法的同時，他將《法經》改造成了秦律，歷史上稱為「改法為律」。原來都稱為「刑」、「法」，現在商鞅改為「律」是有其目的的。

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後來也指音樂的旋律、節拍，主要含義是穩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為了闡明法律的穩定性和普遍適用性，把法律解釋為一種穩定的必須普遍遵守執行的條文。

這次改法為律，統一了秦國的法律，對於商鞅變法的成功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商鞅改法為律之後，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一般都用「律」來做名字，如秦律、漢律、唐律、明律、清律等。

訴訟制度

古代的訴訟制度規定，訴訟必須逐級告狀（即「告訴」），一般不許越級告狀，違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員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壓制無法申訴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狀，但經常要冒承擔沖撞皇帝儀仗責任的危險（杖六十）。

為了防止乖戾之徒誣告別人，在告狀時，訴狀上要寫明事實，不許說自己不能確定的事，否則要笞五十。同時，誣告別人什麼罪名自己要承擔什麼罪名。如果寫匿名信告別人的狀，要被流放兩千里。

古代社會的訴訟權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謀反、謀大逆、謀叛外，各朝代都規定，子孫不許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許告主人及主人的親屬。如果違反，要處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種重罪，那麼任何人都必須向官府舉報。可見，封建社會法律是以維護皇權為第一目的的。

對於民事訴訟一般是要在基層根據倫理道德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狀，不經過調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處罰，並被視為刁民。

監獄制度

到了法律制度成熟完備的隋唐時期，監獄制度也完備了。在中央地區，有大理寺獄，大理寺是當時的最高審判機關。京城和各地州縣，也都有地方的監獄。監獄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善很嚴格：犯人入獄，要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帶不同的刑具，如枷，鉗，（音丑），鎖；應該帶刑具而不帶的要分別給予處罰；紙、筆和刀刃、棍棒等物嚴禁帶入監獄，以防止傳遞消息和越獄；擅自給犯人繩子、刀鋸等物，以致使其自殺或逃跑的，管理人員要被處杖刑一百；虐待犯人致其死亡的，獄卒以及主管官吏都要被處罰。

唐朝以後，宋元明清時期的監獄基本上是繼承了唐朝的監獄體制，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有所變化。如明朝的獄又叫「監」，清朝開始把「監」和「獄」合成為「監獄」。明朝除了一般的監獄外，還有東廠獄、西廠獄和錦衣衛獄，這是明朝加強中央集權、司法混亂嚴酷的表現。清朝末年還稱監獄為「班房」，這是主要關押那些取保候審的輕罪犯人。宋元明清時期，監獄還分為內監、外監和女監，內監關押死刑重犯，外監關押輕罪犯人，女監則專門關押女犯。

中國古代的監獄職能有兩個，一是核實犯罪事實，二是關押。那時沒有現在的教育改造職能，因為古代對待犯人是持一種懲罰和報應態度的。不過封建社會也經常標榜仁政，唐朝以及以後的明清時期，都規定要給囚犯必要的衣服、糧食，有病的還要及時醫治，老人也可以不帶刑具。但法律條文在古代是很難嚴格執行的，政治腐敗首先體現在了司法腐敗上，監獄的黑暗與腐敗現象也是很嚴重的，獄吏敲詐勒索的現象比比皆是，漢朝初年的功臣周勃曾經入獄，出獄後感嘆說現在才知道獄吏也如此尊貴。

⑼ 法治在線典型案例

法治在線》觀後感
一、懲處犯罪分子，我們引以為戒 今天看了中央電視台的法制節目〈法治在線〉之〈斬斷毒禍〉，介紹的是成都市公安局成功破獲3.16特大販毒案的主要過程，看後頗有感觸！ 國家公安部得知近期緬甸毒梟與一四川毒販聯系頻繁，准備將一批海洛因運往成都，並且有意從境外聘請技術人員，在成都開設冰毒加工廠。從節目中的辦案人員得知，以往都是過境或就地銷售，而犯罪分子還准備開設毒品加工廠，可見案子的緊迫性。幕後操縱此事的四川毒販外號「張大哥」，具體情況不詳，可見案子難度之大。公安機關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對大毒梟「張大哥」的線索茫然之下，從破獲大毒梟的馬仔和一些女毒販入手，逐漸使線索清晰，最後順藤摸瓜式的抓獲大毒梟「張大哥」，搗毀了毒品團伙，使得建立毒品工廠的惡劣行徑最終不得逞。 一個案子的破獲，從長遠看來，就是對中國整個巨大的法治進程，具有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直接地看，本案的破獲，不僅表現了我們公安幹警與違法犯罪分子鬥志斗勇的智慧才能，而且也對觀眾是一種警示。它向公眾展示了公安機關對國家，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安全作出的突出貢獻，必然增強人民對警察的信心和信任，愛戴與擁護。該案子的破獲，通過過程和犯罪分子的下場生動地直接地讓壞人望而卻步,使觀眾引以為戒。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於每一個公民來說，不管誰觸犯了法律，最終都逃不過法律的制裁。毒品具有危害性，不僅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也危害社會安定。毒品吸食不得，販毒運毒更是滔天大罪，切毋作社會罪人！生命是寶貴的，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我們應該拒絕毒品，遵紀守法！莫象節目中的犯罪分子，最終落個絕望下場！ 案子的告破，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的法治建設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民眾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的普遍缺失。就比如，其中的一位販毒女子的丈夫已經因為毒品的違法行徑而蹲守監獄，而她卻不知悔改，一些民眾竟然如此愚昧混沌。這些例子令人內心沉重，使我們感到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教導公民遵紀守法實乃當務之急，而且時時刻刻不能放鬆。我們國家也許還存在更多象她這樣愚昧的人們，正走在犯罪路上，急需挽救！ 作為一個公民，我們自己要時刻想到要遵紀守法，明辨是非；而我們也許還有更多的底層人民，更多普通老百姓需要法律陽光的普照，對於有關部門，我們的普法工作任務艱巨，有關法律工作人員任重道遠啊！
二，三女孩落網，我們深思 在抓獲「張大哥」的過程中，引出了三個女孩子。最小19歲，最大22歲，都是阿壩藏族自治州財貿學校的畢業生，被一個老鄉介紹認識了犯罪團伙中的一個女子。該女子說是能給她們找份好工作。而唐媚給她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雲南販運毒品，並且許諾一次就可以掙七、八千塊錢，是她們平時打工兩年的收入。。 節目一開始，就是一位穿著囚服的年輕女孩的哭訴懺悔，哽咽不斷，哭鼻子抹眼淚的，說話幾近模糊。看得出已經成為罪人的她面對記者和鏡頭很真實，毫無掩飾。且不論這三位女孩子所犯的具體是什麼罪名，單從節目開始時候的這位女孩子的哭訴就可知，她們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她們所犯的罪行已經無法挽回。觀眾的同情歸同情，惋惜遺憾也無濟於事，因為法律是不相信眼淚的！ 不過，這三位女孩子的誤入迷途引起了我的其他一些思考。 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常常成為不法分子或者不法分子的目標，她們本身的問題出在哪？ 是什麼原因使她們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說其他沒有經過教育，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法律知識和道德規范教育的販毒馬仔和運毒女子，為了金錢，鋌而走險，情有可源。可是，接受過教育，有著高知識高素質，起碼能明辨是非的三位剛畢業的學生也踏入危害社會的領域，實在令人感嘆於接受過教育的學生法律知識，法律意識的缺乏。 我想，不僅是因為蠅頭小利的誘惑，尋找工作的緊迫，也不僅是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的缺失，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良好教育的缺失。而教育的失敗導致三個學生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的缺失，可以說，除了家庭，社會的一些根源外，教育恰恰是導致三位女孩成為罪人的「罪人」之一。 學校單一的應試教育導致學生涉世不深，對社會了解不清楚，思想單純單一。恰恰使得心懷鬼胎的不法分子「看上眼」，並能很好對其欺騙引誘。不是學生，而是學校為不法分子提供有機可乘的機會。這個案子的告破可以說是給我們的學校和教育一個狠狠的巴掌！ 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學校應該加大學生的社會實踐程度和了解社會的機會。學生只是在學校苦讀詩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最終影響會他們更好的融入社會。學校應該創造外部環境和條件，教給學生自我獨立的明辨是非的標准，教會他們如何判斷是非黑白曲直。重點工作在於，應該加大法律知識的普及，強化學生的法律意識。首要這樣的條件具備，學生才有可能不會象上述三位女孩一樣加入販毒運毒的團伙中。而學校單一的應試教育模式的改變，不是一時能得以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和社會，家庭的長期的配合和改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付諸努力思考和努力實